陈惠珍：抗日战争中的“广东妇女生产工作团”
2018-10-27 11:12:30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  点击：  复制链接

　　从无到有的一段艰苦过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我十多二十岁，面临着国家民族的危难，出于一种纯洁的爱国家爱民族的炽烈心情，投身到当时的战地工作中去。一到广州为日寇攻陷，自己也就不顾颠沛流离含泪跟随撤退队伍辗转去到韶关。

　　约在一九三八年底，李汉魂接任了当时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他从连县把广东省政府迁至北江正面的韶关，并以此为临时省会，他也相应地做了不少招抚流离、安定局面的努力。广东妇女生产工作团是从艰苦中建立起来的团体，它把从广东各战地抢救过来带到韶关的妇女儿童，通过收容救济、培养训练，安排在各个相应的生产部门中。

　　我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一直在广东妇女生产工作团工作，过着七年长的战时生活。该团最初名为广东妇孺生产工作团，成立时团址在广东曲江县马坝(当时的马坝不作为曲江的县城)，一九四○年迁到韶关十里亭转水村，扩大了规模，发展了组织，并部署了生产上的新项目。它原是由广东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吴菊芳(当时国民党的各省政府主席夫人例兼此职)领导下的一位妇女工作者陈明淑创立的。陈明淑以广东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妇委会)委员兼该会的生产组长的身份出任广东妇孺生产工作团(以下简称工作团)团长，因此工作团是省妇委会辖下的机构，但团的经常费和生产资金及学生给养费都是省赈济会拨给的赈济费(省赈济会的主任委员是由省政府主席兼任)，所以当时工作团也可说是受双线领导的。李汉魂主持的省赈济会号召要“寓救济于生产”，创办这个战时的妇女生产团体。省赈济会既直接拨款给工作团，自然也就是工作团的上级机关之一。

　　省赈济会分批派出若干个抢救队到全省各沦陷区去抢救无家可归或志于脱离日伪统治而愿意献身抗战的妇孺，带到韶关，妇女则拨入妇孺生产工作团接收，儿童则拨入广东儿童教养院(吴菊芳亲自创办了广东儿童教养院由她担任总院长，总院下分设七个儿童教养分院)接收。工作团在马坝期间接收由战地陆续抢救回来的妇女(称为学生)约有三百多人。团设团长一人、秘书一人，下设总务、教导、业务、军事四组，各组设主任一人，干事若干人。军事组因为负责对学生的直接管理，分设两个中队，各设中队长一人、副中队长一人，每中队设三个区队，每区队设区队长一人。全团按军事编制来处理生产、生活与教育，是陈明淑对生产团建制的一个先进设想。

　　我当时是团的总务主任。工作团的生产项目简单得可怜，只设编织草鞋和车缝两种，生产工具仅有编织草鞋凳一百多张，缝衣机十几台，而此两项产品则主要是支援前线抗日战士。学生在每天上午受军事训练，两讲一操;下午是生产时间，分别在工场织草鞋或缝制军服，另外则在自垦地种植什粮、蔬菜，炊事工作也由学生担任;晚间分设业余学习班学习文化，业余学习班由教导组主持办理，选择团内若干职员分别兼任教师;全团员生都穿着草鞋军服，统由团部集中缝制发给，陈明淑一直就坚持着以一个大兵的姿态贯穿在她全部生活之中。团内从团长至所有职员的薪给全是自定，坚决按照当时的最低生活标准，奉行全省号召，努力做到“刻苦耐劳”、“自力更生”、“生产救国”的要求。学生的衣、食、住既已全部由省赈济会核拨支付，每人生产则发给工资，作为个人的零用。此项工资，与赈济会供给的每月学生生活费不相混淆。全团员生的食衣住行都极简单朴素，大家都吃大灶饭，每顿开饭员生都是围坐在地上分团部、中队、区队集体用膳;大家按照军号的号音去作息，起床、开饭、上课、出操、熄灯就寝等等，都依军队号音统一规定，由号手专司其事，严格掌握时间;学生日夜更番轮流执行守卫值班，也树立了严格的交接班制度。团有步枪大约六十多支，是由陈明淑率领的“广州妇女连”当广州沦陷时刻带到韶关，经上级指定由工作团接管，作为军事训练和作为准备随时防范日敌突然袭击的自卫之用;工作团员生抗战救国的情绪十分高涨，每当前线紧张，本团马上组织战地工作队，派赴前线地区工作，大家争先恐后，踊跃志愿参加，被选上参加的引以为无上光荣，而中间有些限于体质条件或年老选不上的，则苦苦要求、甚至号泣坚持不肯留在后方，这种情形，都令人十分感动。约在一九三九年冬，日寇虚张声势要来攻打曲江，工作团被指定疏散去坪石。陈明淑当时选了少数人员组成战地工作队，指定留守任务、配合战地需要、随军进退;而她自己直接率领全团疏散队伍行军，除了按行程计划派出先遣人员前站设营外，在整个行军队伍中，既有先行、也有放哨和断后，因为恐怕战局的变化，不能不防范敌人的意外袭击，也不能不考虑到我们工作团全部都是妇女，要尽量排除沿途所可能出现意外的干扰。所有精壮的员生都日夜轮流值班，并执行各种勤务，途中还做了不少宣传教育的工作，全团员生奋勇耐劳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极为沿途各地的群众称赞。路经乐昌南北各处有不少妇女要求参加工作团，同时沿途也收容了无家可归、生活贫困、或虽有家而志愿参加抗战生产工作的妇女约有五、六十人，后来带回韶关安插在工作团的各个部门。至于战地或后方来到的妇女都必须在群众识字班或各级学习班学习，教育她们提高文化，坚定她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心，籍以引导她们走上生产自救的道路。

　　当时日敌一面向我前线频繁骚扰，一面以飞机轰炸后方，本省沦陷地区越来越广阔，抢救回来韶关的妇女儿童也大幅度增加，妇孺生产工作团在马坝的地方太狭小了，生产工具、生产项目与产品品种已跟不上形势需要了，于是在一九四○年把团搬迁到韶关郊区十里亭附近，在转水村里一块相当开阔的大平畴上，建立了新的团址，修建了许多座茅棚作为团部及各部门办公室和员生宿舍，而作为工厂厂房的共有四大座，则用当时较为高级的织竹批荡作墙瓦面上盖建成。工作团迁到转水后，才正式改名为“广东妇女生产工作团”，从此开始扩大了工作团的组织。为了面对生产，成立了两个工厂和一个垦区，厂、区之下共分成九个生产部门。三年内学生人数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从各沦陷区抢救回来的妇女中，有曾遭敌人掳掠被逼作军妓而逃生出来的，有庵堂里作过尼姑的，有老、弱、青、少饥寒无依的，她们都嗷嗷待哺、但同时也是从自身的痛苦遭遇中坚定了要为抗战贡献一点力量的纯朴人民。她们初被收容拨入工作团时，大多都面黄骨瘦、衣不蔽体、头发满生虱子、身带疾病。入团后为她们安顿生活、灭虱治病、分发被服、安排在团内各个部门，培养她们的生产技术，灌输文化知识，进行军事训练。举凡一切生活、生产、学习等等，新老学生完全不分轩轾，彼此过着一种甘苦与共、朝气蓬勃的集体生活。每当大批妇女被吸收入团、人数大增的时候，学生的被服就要由总务组先期有足够的准备，团本部的保管室内经常积储了一些被服。学生们的床铺是集体的木板大架床，蚊帐则用上下床分别共用的大蚊帐，棉被则是每人一张。这类被服都是我们工作团车缝部不断缝制出来陆续积存备用。

　　陈明淑对职员的要求很严，每当中夜陡然刮风下雨，她必定起床来轻步走到我宿舍的床位，低声把我唤醒，叫我起床穿好衣服随她一起去巡视学生们是否盖好被子、衣服是否足够。我和陈明淑各提着一盏玻璃小油灯(抗日战争期中的韶关，物质困难，这种小油灯就是当时黑夜中唯一的照明工具，是大家公认的好宝贝)，从团部走十多分钟路到学生宿舍，由她亲自详细检查每个学生的被褥，每次都发现有少数学生的被褥破烂或保暖性能不好，她就嘱咐我逐一登记，回到团部要我马上通知保管室的职员调出被褥按名单送去给学生补充;又因为全团每夜都有值夜的哨岗，每随她在风雨中巡到哨岗时，她必定细致地抚摸值夜的人身上所穿衣服是否为风雨打湿，是否足以保暖。学生们对陈明淑团长这种诚挚的关心，十分感动，我心中也流露着对她的敬意。

　　广东妇女生产工作团扩大组织后，设团长一人，秘书一人，团本部设总务、教导、业务、会计四组，各组主任改称组长，各组设干事若干人;团部以下，直接掌握生产的有车缝部、织布部、抽纱部、农业部，各部设主任一人，生活管理员一人;负责培训技术的有技术人员训练班，班设主任一人，队长一人，技师若干人;负责文化教育的有业余学校，由团本部教导组兼理;其他配合后勤工作的还有仓库、医务所、托儿所等机构，都各设主任一人及若干助理人员。

　　各部门都各自管理生活：炊事方面，各班、部自设伙房、自办伙食;文娱方面，各部门各有自己的俱乐部;清洁卫生方面，各自有浴室、理发、妇女保健设施。

　　团址扩大，各部门建筑物，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布局，虽然分散，但又能互相呼应、互相串联，形成一个整体分布于转水村莲山的山坡上。它是全省独有而又颇具规模的、以工代赈的妇女生产团体，同时又是军事与生产、工业与农业、手工与半机械化相结合的一个生产机构。

　　一九四一年三月间，陈明淑团长偕同农业部主任陈香侠因公前往马坝公干。在南华寺附近，她所乘的小汽车中途失事覆车，两人同时身亡。吴菊芳为失去一位能干苦干的助手十分悲伤，将明淑、香侠的遗体运回韶关转水村团部，隆重治丧。明淑团长的坟墓就在工作团团部附近的小山岗上，那就是莲山，当她的灵柩下葬的那个时刻，苏联专家(驻处就在我们团部隔不远的地方，)都参加了葬礼。(中、美、英、苏在二次大战期间联合抗日，故有苏联专家被派来中国工作。)

　　吴菊芳接任团长

　　陈明淑死后，全团员生一致要求吴菊芳兼任广东妇女生产工作团(以下简称生产团)团长，吴菊芳以工作太忙，既已领导全省的妇运工作，又兼任了广东儿童教养总院院长，对生产团团长一职不答应兼任。但在生产团要求下答允勉为其难，决定把兼任团长的担子挑起来。

　　吴菊芳亲自领导生产团之后，团大幅度扩大生产，添置大量生产工具，从此，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都相应增加。生产部门扩充成织染工厂、缝制工厂。织染工厂设厂长一人，下辖的生产单位有：漂染部、准备工程部、铁机织布部、木机织布部、毛巾线衫线袜部，各部设立主任一人;技师若干人，技术员若干人，生活指导员一人;而织染厂的厂本部在厂长之下设总务和生产两个股，各设股长一人，干事若干人，直接领导该厂的各部门生产工作。缝制工厂也设厂长一人，下辖裁割部和车缝部，人员的配备与织染厂相仿。

　　织染工厂的生产工具拥有织布的铁机五十台，木机一百台，织毛巾的木机一百台，衫、袜的织造机各约五十台;准备工程部则有打纱机一百台，拉纱机二十台;漂染部则因为漂染纱线和漂染布、巾、衫、袜等制成品或半制成品，分别设置配备了许多炉灶、锅缸以及烘干、晒晾和其他大小工具。缝制工厂也同样根据发展需要，增添配置了缝纫机约一百五十台，裁割工具各若干。

　　吴菊芳原在中山大学农学院学农业，接任团长不久，便决定把团的农业部扩大叫作垦区，垦区设一个主任下辖农业和畜牧两部，仿照以上所述的工厂体制配备了各种专业技术人员，添配了若干大小农具和耕牛、并引进了不少良种的农作物，又繁殖了不少牲畜如猪、羊、鸡、鸭、兔，更因为莲山之下早就由陈明淑发动团内员生开挖了一个大水库命名为“韶光湖”，所以吴菊芳就号召大力发展塘鱼养殖，大力发展荷、茨、茭笋等生产;在很短的期间内，团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可喜的崭新局面。

　　为了使生产和销售配合起来，生产团在韶关市设立了广东妇女生产工作团产品供销处，积极闯开销售道路，满足民生日用的需要。产品的销售价格也只按照成本核算加合理利润。这对弥补战时后方物资供应的缺陷，起了一定作用。为了培养技术力量，生产团分别设立了技训班和技工班，技工班是培养技术干部的，技工班则培养技术工人，前者主要在于培训技术设计与技术业务，后者则旨在传授一般操作技术。这两个班前后办了两期，每期为时一年，结业后的人员都量材分配到本团各生产部门作为技术师、技术员、辅导技术员或工人，另外则介绍到本省各县作为妇女生产事业的技术员或技工。至于抢救回来拨入本团的妇女，凡是年龄较老、体力较弱的，最初编入农业部牧羊、养鸡、养猪，后来农业部扩大成立“垦区”进一步充实了人员和技术力量，开垦了附近的荒地约一百亩，农作物以西瓜和木薯为主，别的什粮、蔬菜为副，畜牧则猪、羊为主、鸡、兔为副。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学生人数约有一千五百多人，职员干部约二百多人，全团除主食外，副食一般自给。

　　在社会活动方面，一九四二年生产团曾在韶关中山公园举办过一次产品展览会，产品有各种花款的棉布，各式毛巾、线衫、线袜，各种服装，抽纱、刺绣的床上用品等展出，敞开了销售窗口，使生产和消费对上头，摸索到了在生产组织、工艺革新、供销手段上的道路。吴菊芳于是专门邀请过一些姊妹省、姊妹城市的集体和个人来团参观，广泛听取改进意见，生产团的产品渐渐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战火纷飞的粤北一隅绽开了一株山花。一九四二年冬，生产团曾将各种产品样本一批运送去重庆向“妇女指导处”(指导处的隶属及体制不详，只知道领导人称指导长，是宋美龄担任的，当时俨然是全国妇运的最高领导机构)汇报成绩，并分别向各省赠送样品征求意见，获得重庆方面及各地的鉴定和赞扬，从此，各省妇运工作者来团参观借镜者，源源不绝。

　　这几年中，生产团在韶关都不定期的办过几次展销会，由于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产品也是为了填补一些战时的民生日用短缺，所以很受远近欢迎。一九四三年春，生产团在韶关举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产品展销会，我因公去了重庆未在现场，其时适韶关遭遇日敌飞机猛烈轰炸，我们展销会的装置及产品陈列在忙乱中拆卸迁移不及，工作人员奋力抢运一部份可移动的公物向韶关市郊黄田坝一带疏散，疏散途中生产团团本部的教导组长陈仲冰不幸被当场炸死。她因公壮烈殉职，是我们生产团继陈明淑和陈香侠因公身殒的又一人。我愿意借此表达一点哀思。

　　生产团凭借点滴的积累和政府的额内资助，在转水莲山的山岗上下自建的房屋有：织竹批荡(战争期中韶关一带后方地区修建简易房屋大多是以梁柱支起骨架以后，以竹片织成外墙和内墙，用灰浆黄坭拌合涂抹在竹片两面，然后抹光粉刷，当日的建筑行业口语叫“织竹批荡”)的瓦面大厂房许多座，包括铁机、木机织布部，毛巾部，准备工程部，漂染部，衫袜部，车缝部，产品原料和仓库;席棚茅顶建造的学生宿舍四大座，另外就是团本部，职员宿舍，医务所，托儿所，工读学校，技训班，技工班，都各自掩映于绿阴丛里;垦区房屋如牛舍、猪舍、羊圈、鸡兔棚栅等，则因应实际，或为茅篷、或为土屋;各部门的伙房，则一律泥墙瓦顶，分布于各自适宜的位置。房屋建造的时候，除一些建筑技术难度较大要雇工外，都凭大家来动手，记得修建房舍的工地上当时有这样一条大字横额：“我们不让须眉!”几个字可以代替几千字或几万字的文章，正是生产团每一个妇女的自白。同时，经过全体员生的义务劳动，在团本部前面，各个生产部门环绕的中间，挖了一个湖，面积估计不小于一百亩，是利用原有的一些山塘，接连若干洼地，沟通、浚深、导引、加固而成，陈明淑团长在世的时候就命名为“韶光湖”，以后再加扩大整理，湖心上修建了一座“湖心亭”。湖滨植了不少树木，也有我们垦区的菜圃果园，远望去，我们团本部在中央，左边是生产团的各个生产部门，另一边则是生产团的上级领导机关省妇委会。我们在韶光湖上还自己动手装造了若干条游艇，工余或假日，让员生同享湖光山色，若逢节日，还举办了划船竞赛和其他文娱活动。

　　各部门的员生都是按部门各自办理伙食的，各部又都另外自行养羊种菜，除团部以垦区所产的付食统一分配各部领用外，各自养植所得均由各部自行作为改善伙食之用。每遇佳节、假日，若由团部举办集体活动，则全团在团部大操场举行聚餐，吴菊芳团长都和大家在一起，千多人“济济一堂”，分地段围坐地面，以八人为一桌欢乐会餐。吴菊芳轮流到各部门的地段去尝试各部门所做的菜式，大家推定代表随着团长品尝后，评比哪一个部门的菜做得好、做得有特色、做得实惠，然后查对各部的伙食开支，询问学生们对伙食的意见。这一着很具深长的意义，吴菊芳以职务的关系毕竟和学生的接触机会少，聚餐中哪怕是一个短暂时间的“群众中来去”，这样的场面仍是能够给人深刻的印象。我们在会餐过程，还伴随着有一定的文娱节目。团内员生的文娱活动一贯活跃，自陈明淑以来就很注意培养和发展这类人才，大家都乐意于自编自导自演一些多采多姿的歌剧舞蹈等，到吴菊芳兼任团长后，大家在这方面精益求精，所以当生产团全盛时期，文娱活动的质量也相应升级了，生产团的文艺队伍往往在吴菊芳的调动下拉队到别的单位、团体去演出，甚至为社会群众公演。吴菊芳支持文艺活动不遗余力，每有什么文艺演出，她一个条子批下来，文艺活动班子的员生便向我总务组要钱、要人、要东西，我最初并不那样服贴照给，往往顶回去，一再向她请示。吴菊芳曾几次向我说明文艺工作在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以及陶冶性灵、团结员生、使一切服从于抗日战争需要的意义，嘱我在可能范围内充份支援这一种工作，于是此后生产团的文艺工作队伍愈加壮大了，一应服装、道具以及配合演出的物质条件都逐步充实起来。我记得那时由总务组拨给演出队伍的专用汽灯就有十多盏，彩旗布幕六十多件，锣鼓乐器二十多件，那面绣着“广东妇女生产工作团”的枣红旗和十多米宽的枣红色大前幕更是十分耀眼。

　　生产团在建立之初，便有一套对干部量材录用、培养提拔、考核提升、严明赏罚的制度，陈明淑执行得很严格，成为生产团一个比较好的传统;到了生产团的全盛时期，吴菊芳对选拔人材多做了一件积极的事，那就是当省妇委会两期(每期一年)举行的妇干班(妇女工作干部训练班)时，都叫生产团就学生中选择一些志愿而又确具相当能力的人输送去培训，训练后分发各县妇委会或各有关单位当干部。

　　当生产团的影响扩大以后，来团参观或被邀请访问的集体和个人，凡是学有专长、或具有生产技术水平而跟我们生产团生产项目对得上口的，我们都通过吴菊芳或由她本人直接邀请作公开讲学，也有边访问边由我们组织技术干部、技术工人就现场开讲座，请求传授经验或示范操作，所以当时工读学校、技训班、技工班等都有了比较丰富的学习内容，活泼了团内的学习空气。而在军事训练方面，由于当时转水有过驻军，在技训班里，我们也曾请求驻军协助教练实弹射击的科目。

　　生产团本身有垦区，垦区的农牧业工作我们往往须要借助农民的指导协助，而我们团内学生中也有不少是出身于农民，所以我们团也在每个农忙季节，组织了一定的人力，去帮助那个时代的个体农户干些农活。我们从马坝迁到转水以后，同当时马坝原来团址附近的农民仍保持着友谊来往。

　　值得一提的是：生产团前后经历了约七个年头，团内每一个员生，都曾经有过一段“共同战斗”的情谊，学生来自五湖四湖，年龄、籍贯、出身、经历等等，相差很大，性格作风不尽相同，可是大家各自在工作、生活、学习中，绝少出现过争吵、闹事、彼此侵害、盗窃等不良现象;团所在的转水村，那时的驻军和生产团毗邻，自始至终，未曾发现过任何一件伤风败俗的事件。

　　我们的医务所和托儿所设备当然很不理想。医务所对一般治疗和急救，能力还是具备的;托儿所的成立，以战时的韶关来说，就是一个创举。学生带来的幼儿与职员的幼儿受到照顾，性质上是类似今日的“半托”，所中最多人数曾达六十多个幼儿，他(她)们所受的待遇完全一样。

　　在抗战烽火中转徙播迁

　　从陈明淑团长建立、撑持并巩固了生产团以来，许多事我都是亲眼见到，她亲近每一个成员，每一个成员也亲近她。那时我有一种很伤感而又很乐观的幼稚心理，我想到生产团的大多数人都来自战区，经历了异族凭陵、国破家亡的悲惨现实，有的还曾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和敌寇魔掌下，人身受过摧残、灵魂受过侮辱，一旦有一个集体为她们揭示了“共同甘苦、共同创建、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道理，就可以汇集成为一股为抗日战争作贡献的力量。把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古人曾说“哀师必胜”，我常常就把生产团这支“生产大军”视同“哀师”。有一次在生产团的团部会议中我脱口而出说了这一“哀师必胜”的话，陈明淑笑了，她表示对我的比喻首肯，但是会后陈问我“什么是你心目中的哀师呢”?我说“学生们不都是从苦海过来的么”?后来到生产团派我作总代表去请求吴菊芳接任陈逝世后的生产团团长时，我也曾以“哀师”来形容我们当日陈明淑死去后千多人的处境。她最终答应了勉力为之以后，有意问我“哀师”的涵义，我依然照搬我向陈明淑说的那句话。她意味深长地说：“国仇家难加上她们个人的悲抑，化而为一股无坚不克的能力，不就是现成的解释么”?就正是这种“哀师”的心情，生产团迎战了不少困难，也越过了许多自然或人为的故障。抗日战争末期的一九四四年，战局险象环生，我们生产团也受到冲击。这年的夏天，日敌在粤汉铁路从北至南向广东进攻，侵略军已越过湖南衡阳，引起了韶关的震动;而粤汉线南端清远佛岗以南本已沦陷，以广州地区为中心的日寇亦蠢蠢欲动，广东临时省会的韶关处在被南北夹攻的态势。为此，广东省政府属下各机关都纷纷准备疏散。战事不能不影响我们生产团的正常生产，一九三九年底敌寇进攻北江正面时候的阴霾又笼罩我们的心头，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气馁。吴菊芳嘱咐我们生产团作好应有准备，生产团除了尽可能撤走一些生产资料和把若干不宜于机动进退的人员安置到较安全地带以外，迅速组成了“战时工作队”共三个队，一个向马坝(那是生产团初建时候的“摇篮”)，一个向惠阳(东江前线，曾是省赈济会和生产团多次抢救、招纳流离妇孺的旧地)，一个向乐昌(韶关的正后方，预计可以再向连阳地区转进的一个枢纽)。三个队都分别出发了，每队精选团内学生及职教员工五十人，由正副队长各一人负责带领。团长指派了我兼任乐昌队的队长，一面在乐昌作好撤退安置和另外选择适当团址，一面来回曲、乐之间协助留守人员照料原来的厂房、物资、工具和处理一些必需的事。一九四四年七月，生产团大部份人都分批撤至乐昌，生产团的乐昌战工队也铺开了工作。

　　那时粤汉铁路自曲江至乐昌段开始拆轨，这条交通大动脉的自我废弃，一般老百姓人心惶惶，为了安定人民群众心理，我们配合了大搞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从城到乡，从交通线到比较偏僻的角落，只要我们能够去，只要地方机关稍为协助，我们的妇女救护班、识字班、文化流动站、小型戏剧演出队便分别经常地或短暂地与群众见面，而且为群众所接受，部分群众还自动组织起类似的活动来。我们生产团的战工队当时是驻在乐昌城的，就在这样的山城我们曾跟地方一些单位、团体联合举办几次较大规模的“军民联欢会”，也有一些民众组织，加上地方的中小学校和若干省办学校，搞宣传活动，人力雄厚。我们生产团原来就有文艺队伍，文艺活动在群众配合下，得以开展起来。我们生产团经过一个月的选择，就在乐昌城的河南水(地名)中山医学院(当时中山大学各学院分布于乐昌与坪石之间)附近一带，租用或借用，约有十多间宽敞的祠堂和一些居民用不上的房屋，作为团址辟作员生宿舍及学习场所。有一些比较简单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都逐步由韶关向乐昌移动，吴菊芳也指示团本部暂先迁设乐昌，又再派人到连县物色可以筹建团址的场地，以备万一再向后方疏散。

　　生产团全团的撤至乐昌，显然是属于权宜之计的，韶关老地方凝聚了我们千多人多年的血汗，谁也舍不得。但我们的妇女群又谁能拗得过当时的所谓“战略需要”?开赴马坝和惠阳的两个战工队，她们虽然也能够开展一些工作，到底远离了团部，指挥上和给养上都不免有困难，所以也陆续撤返乐昌分别归制。经过了前后四、五个月，乐昌的“流亡生活”既因为没有工场设备，生产完全陷于停顿，除在乐昌的战工队的成员五十多人比较正规地处在战备警戒中外，其他生产性质的活动无从谈起。迫于这种形势，技工班学生完全欠缺了生产实习，只好进行一些口头的技术理论课，各生产部门的学生则在业余学校按实际增加课时并将原夜间上课改作日间上课，全团上下并加强了军事训练。在韶关，生产的全盛时期，学生的工资收入本来是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的，此际只能由生产团供给伙食，零用金也濒于无法发放;于是其中有些非沦陷区的学生、或者有办法投亲靠友的人，都有请求长假回家，经团部查实同意暂时离团。请准长假的人，团也曾发给相应的路费，有一部分并得到团与地方单位联系作出合理安置。自此，剩下随团的学生约还有一千多人，团的职工也由一百二十多人精简为七十多人，编余人员由团介绍到各县工作，亦有临时组织战时工作的。一九四四年八月，我被提升为团的秘书，代表团长处理团内日常工作。

　　不久，粤汉线北段的战事又趋于缓和，生产团疏散到乐昌的学生员工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陆续迁回韶关。转水村是依然无恙的，屋舍厂房和一些重要设备，依仗留守人员的谨慎和努力，保全得很好，但莲阳山和韶光湖总不免荒烟蔓草、一片凄凉了。我们回到转水村“重整旗鼓”靠学生们的力量最多，吴菊芳也多次来团给大家抚慰，她并且嘱咐团本部的成员尽量腾出手来参与生产实践，少呆办公厅，同时也必须作万一的准备。

　　一九四五年一月中旬，迁回的工作初定，生产渐渐重新纳上轨道，日寇进攻粤北的警耗震动山城，风声鹤唳，日甚一日，省府开始命令各单位立即准备疏散。生产团同样采取紧急措施，先期将托儿所儿童及老弱的妇女雇船(作者按：由于是先期，所以能找到较大的船只)开赴始兴(在韶关东北)安置，其余精壮的学生员工一律行军装备，每人身上棉衣、背上背包被服、饭盒、草鞋，另加大米十斤，技工班学生则每人还要背上一支步枪，全部混编成为两个大队候命。另外，在学生中征得志愿并经挑选成立了一个四十人的临时战地工作队，留守在韶关作最后撤退。职务上需要我留到最后，所以这个队也就由我兼领着。至于团的产品、原料和生产工具，这次我们不能不忍痛紧急拆卸装箱了，我们的希望是能够保存一点算一点，倾力把可移动的物资尽量先移到一个离开战线的地方，移到铁路线以东、北江的尽头处，然后再转运，因此日夜派职工沿江雇船，大型的木船已无法可雇，仅能雇到渔船九艘，这小小一点运输力量正如杯水车薪，我们只冀望能争取时间多来回几趟，或者可以把我们团的损失减到最小限度。

　　事情并不容许我们有过好的理想，韶关在一月下旬沦陷，迫使我们不能顺利执行原定的撤退计划，除先期准备向始兴安置的儿童老弱已开动外，装载物资的九条渔船赶不到时间的前头，中旬末，情势更危急，行军的人员也不能不开拔。每一部分人员出发的时候，我看见她们都不断摩挲着一些拆卸下来的工具器材、徘徊于厂房宿舍之旁，甚至有不少人红着眼圈儿、挥洒着热泪向陈明淑的墓告别。根据布置，我们生产团是随着省府撤向东江龙川县，但为了不致在路上与其他单位的撤退人员挤逼，我们选定第一步先到韶关东北的小镇枫湾，然后斜出翁源。九条渔船同时改变路线由韶关向南开至大坑口，打算在大坑口起旱取道翁源、连平东趋龙川。大坑口这时正是一个重要转运枢纽，从韶关东撤先走这一段水程再起旱则可以使靠人力搬运的物资省却几十里的脚力;不过事与愿违，我们的物资船是在开航后来到大坑口之前便与敌遭遇，物资散失一空，押运人员有一人未归队。这样一来，我们生产团的撤退便分成了几路。

　　我们先期雇船护送向始兴撤退的儿童、老弱、病、残，由于冬令水涸，船行缓慢，才到始兴便被北上的敌人赶在前头，一下子被冲散了;一部分妇女儿童被敌人蹂躏折磨致死;一部分逃生的后来被抢救回团;其中还有不少带病或体弱的年轻妇女(作者按：当时非带病的年轻人不被分配在船)流散在始兴当地自择婚配。

　　行军队伍是我们生产团的轻装“精锐”，约共七百多人，出发枫湾后，韶关已是一座风雨危城，省主席李汉魂和吴菊芳兼团长已移驻城内(在韶关暂作省会的几年中，省府一向设在韶关城北十余里的黄岗)，指挥所属各机关单位疏散，李并同时指挥沿线地方团队(当时省主席例兼省保安司令，地方团队统归指挥)堵击敌人和保护东撤道路。吴菊芳以自兼省妇委会主委、广东儿童教养院总院院长和广东妇女生产工作团团长，这几个单位的留守人员也随时和她保持联系，注意着各自撤退的有关一切。我带领着生产团的战工队成员直留到韶关的警察撤退时，吴菊芳嘱咐我们“该离开韶关了”，我们才走。她向我叮咛，不要让一个人掉队，不要让一个人受到冻馁，李汉魂也站起来，和我拉拉手，也和其他几个学生拉手，叫我们勇敢闯开血路。这是凄惶的一幕，后来一些文化较高的学生把这一幕写在笔记本中：“夜(回忆中那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晚，据核实资料韶关是廿一日沦陷的)，我们几十人跨过浈江(韶关是北江的浈水和武水合流处，浈江在城东)，通宵跑路，南北两面已隐隐听到炮声，从城区开始，我们沿路还抢救和收容了五十多个妇女儿童，翌日天明，我们到达枫湾与行军队伍会合。”当我在始兴正研究取小道过三南(江西边境的虔南、定南、龙南)转广东和平县下龙川时，吴菊芳派人赶到通知我(我当时是生产团的秘书被指定代表团长率领撤退队伍)改道趋大坑口，希望我们能与省府所属的大队伍靠拢，方便行军。于是我迅速把队伍重新部署了一下，除原有各大、中、区队的领队人外，加派了能协助领队的干练职工学生协同负责，又临时抽调原医务所和一些受过救护训练的学生专组一个医疗救护小组和收容小组，原属各区队的伙房人员仍配属原区队，转向大坑口进发。我与团的总务组长先半天出发负责打前站，临行并传达了吴菊芳叫“不让一人掉队、不让一人冻馁”的话，要求大家镇定、途上团结互助。我的话音才落，哭声已在一些年纪稍大的人群中响起来，我理解，这不是凄惶而是悲愤，是雄心而不是灰心，是国仇家难的爆发而不是个人安危的忧戚。

　　我两个人赶路走得快，到了大坑口，一个小小的地方简直是人流不断。当夜我们在一个盐仓里歇脚。因为随身携带的是全团的经费及有关重要文件，其实也是枕戈待旦了，但连日赶路不免也打个小瞌睡，中夜，寒气侵人，只听得户外人声鼎沸，也有高呼“生产团负责领队何在”的嘈杂音，接着便是省府的人员在叩门，知道了所找的是我，就通知说“李夫人”来电话通知，令我们迅即率领全团人员跟随省府大队撤离大坑口，因为根据敌情预测，一小时内敌人即将逼近大坑口。眼前的难题便是我们的队伍还在枫湾途中，我们除了请省府大坑口负责人代我们打电话向吴菊芳团长报告，说我们已无可选择，因为行军大队伍仍未抵此，我们只能马上转回枫湾率队按最初计划，斜出翁源之外，并请省府在翁源以东给我们以若干照料，但电话才接通，听说总机已拆除，我们也没有犹豫，拔脚就走。到底大坑口是何时失陷，李吴夫妇是何时过大坑口东行，也无法再打听，互相间联系就此中断。

　　胜利复原与结束

　　我和总务组长相约，只要我们一人存在，务必完成团长交托的任务;在回抵枫湾之前，经费和文件我们都分别各怀着一半，还有各自的背包，两个年轻的女人我和她，这时确实已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只愿一步能回到枫湾，即或大队已经启程，也希望能在途中相遇。

　　从枫湾开始，生产团撤退队伍的总领队，自然是我负起这个担子，我们上千的妇女队伍，在烽火漫天、寒雨连绵中循小路行军，天天从朝到晚走了十三天才到达龙川县城，沿路经过的都是荆棘丛生的山隈水涯，羊肠小径，时当大寒天气，十多天里不是大雨就是冰花，山上的树枝挂满了冰条，村庄屋顶一片皑皑银光，瓦檐间冰柱低垂。我们由于组织比较严密，整个大队伍以区队为单位都各自配有打前站和管收容的专人，任务明确，行动配套，团部庶务人员负责设营的先到目的地找好房舍，作好分配，并预购了柴火供给大家烘衣取暖，各区队的伙房工作人员则做好饭菜等候队伍到来开饭，互相间尤做到注意前后呼应、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最初三几天，队伍拉得很长，每天仅能走四、五十华里，大多数人平常未惯走长途，疲累不堪，脚掌长起水泡，腿膝酸软，以后逐渐有了进步，腿脚越走越强，不再打泡酸软了，一天能走上六、七十华里。各区队中有个别患病的，每天都有收容组妥善照料，临时择地小休，留下专人负责，续后赶上大队;结果在行军途中，没有一个死亡的。沿路上粮食的供应都得到当地县、区、乡级的行政单位支援拨借，我们也保持着每天都有预备口粮由员生量力携带着，这一做法也确保了大家没有一餐缺喝短吃;每到一个地方，设营人员都得到当地的协助，解决了临时房舍，类多是祠堂或学校腾挪了地方让给我们，那时不论是僻远的山乡或是通衢上的墟镇，素昧生平的人，一知道我们是从战火中撤退过来的，起码都不会白眼相待，而且治安基本良好，我们千多妇女，一直没有遭遇过什么意外事故。我们的队伍大概是经过五、六天才在连平县忠信附近追上省府各单位的一部分疏散行列，其中队伍规模比较庞大的就是省干训团干部和家属的一支和儿童教养院的一支，由于彼此都乐意沿途做些机动性的战地工作，大家就联防搞好治安、搞好给养、搞好救护医疗，互相帮助，互相策应，大家顺利到达龙川。我记得当我们大队伍经过忠信时，吴菊芳由龙川所派的信使便往来到处在找我们(自然也包括她所领导的会、院)，所以我在忠信有机会和她通电话，向她报告了“没有一个掉队，没有一个受冻受饿”，她说这是她最大的安慰。我们当时的思想工作和文艺活动都做得比较好，行军道上，大家的情绪并没有低潮，还在撤退的倥偬中做了不少向群众宣传抗战到底、打败鬼子好过太平年的道理，也鼓舞农村妇女打破封建传统、破除迷信，由于我们生产团里惯搞文艺宣传的几十个员生还有本领自编一些歌舞说唱的节目，还带着好几支汽灯和一些乐器导具之类的东西，这就成为我们途中能做点工作的凭籍，也成为遍地烽烟中的瑰宝了。

　　行军队伍虽然一个不漏地到达龙川，但先期送走的老弱幼少等人员、押运生产资料物资行李的人员，都分别在水道航程中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我在龙川曾报告吴菊芳请派人循行军原路去调查寻找，经过一段时间，生产团的人才陆续向龙川归队;我们清查了总的人数，计中途遇敌而受到强奸侮辱的共有四人;托儿所的幼儿有些随其生母去别处投亲靠友;也有带着幼儿改嫁当地农民;亦有散失后情况不明，当时就无法追查得到。另有一个团本部的男职员是被派负责押运生产工具及物资转移，当情况变化，押运队伍和团部失了联系，他冒险担负了向团部送信，途中被敌寇杀害，死耗过了一个月才传到龙川，我怀着悲悼的心情向吴菊芳报告了，吴也当即批示按省府各单位在此次转进中因公牺牲的人员成例抚恤。这位同志姓廖，合浦人，妻儿当时亦在生产团，名字我已记不起。自我团在韶关有一位教导组长陈仲冰因公被敌机滥炸殉职以来，这是又一位因公成仁的同志，我曾按吴菊芳的意思，把他的事迹报告了省府，省府在龙川举行的一次追悼殉难人员的大会上(时间约为一九四五年三月中旬，当时查实有在近期敌寇进扰因守土殉国的县长二人、省立中学校长一人，其他各级因公殉国的干部职工若干人，由李汉魂亲自主祭)，他被列入了牺牲人员名单公祭。

　　我们无法计算生产团所蒙受的损失，只记得那批转移的工具物资后来只抢运得缝衣机四台、另外就是押运人员舍死保存得的全部赈册和会计资料，其他什么东西除了学生员工能随身带着的以外，都因受敌寇截击损失净尽。

　　吴菊芳每次来看望团内人员，总鼓舞大家不要以一时一地的挫折，消磨了壮志。她极力从各方面调拨了一些物资来给团内学生员工作日常生活上的必要补充。

　　我们团随省政府属下机关在龙川暂时安顿又经过三个多月，战局出现了新的紧张，惠阳方面的日敌有集中力量试图北进的态势，生产团又跟随省政府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再度向平远县大柘墟疏散。大柘墟已是广东、江西、福建的边缘，是一个“牛角尖”地带，敌人如果再来扰袭，我们便再也退无可退，一种“绝境”的威胁，本能地警醒了人们必需丢掉幻想，纵使是懦夫也不能不引起自我献身的激动了，大家曾向吴菊芳作了集体的誓言，愿意执起干戈，随军抗战到底，只要组织的一声令下，几百“娘子军”马上可以应召!吴对这些热血沸腾的壮志豪怀表示嘉许，李汉魂也亲到我们团巡视，给予许多慰勉。在大柘安顿下来的我们，一直处在“秣马励兵”的状态中，不过既没有生产设备和资金，不能恢复原来的生产工作，实际上也没有条件和不可能编组成完全军事化的单位纳入正规部队或地方团队的系统，唯一可能就是分出一部分人力在当地农民协助下，干点农活，同时也尽量开垦一些荒地、种植一些易长的蔬菜瓜豆弥补副食，生活费仍继续由省赈济会发给;又在大柘墟上开设一间广东妇女生产工作团供销处，利用抢救回来的四台缝衣机，承接服装加工，一面并缝制成衣供销;至于技工班的学生，我们照原来的编制恢复上课学习及军事训练，工读学校也按常规边做各种可以做的工作边学习文化;我们并抽技工班和工读学校中一些文化水平较高、身体精壮的人，参与当地的联防工作，协助搞好治安。在我记忆中还有，当一九四五年四、五月以后，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战事，因为纳粹德国在西方的崩溃，东方的日寇势力已呈现动摇，我国沿海地区嚣传盟军将会随时登陆配合中国部队作战(作者：按二次大战中，中、美、英、苏的联合部署是协同作战的，我国东南沿海暴露在盟军舰队监视之下，日属硫磺列岛已为盟军攻占)，在广东境内沿海各地都着手组织一些力量准备配合“盟军登陆”这个未来形势;吴菊芳当时并不代表官方，她曾嘱咐生产团要把原参加过救护班的人员再加强训练，并商请省卫生行政机构提供条件施训，又省训练团当时曾办过“通译班”短期培训过一些(英语)通译人员，吴菊芳也同意我们生产团借助一些力量来突击训练救护班的英语日常会话，这一系列的活动在团内外反应很好。吴曾在向学生员工的集体谈话里顺带说明了一点：“我们苦战了八年，不必把希望寄托在盟军登陆上，但作为兄弟部队或者兄弟之邦，应该尽我们一些基本责任，争取最后胜利还当靠我们自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各处的长途电话忽然报道了“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梅县、兴宁等地的报纸也发出号外。全国顿时沸腾，八年全面抗战至此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盛况空前，我们生产团的驻地此时也欢声震天。广东省政府所属各机关、社会各团体以及当地军民纷纷各自举行庆祝会，游行队伍自宵达旦，把一个不大的大柘墟内外塞得水泄不通，山村周围的十几里灯火通明，爆竹声此起彼落，多年奋斗在生死存亡线上的人们，都充满了胜利凯旋的狂喜，也有不少做着“前程如锦”的美梦。我们生产团的人员都是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招致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一旦迎接胜利来临，难免百感交集，尤其有家归不得或者根本无家可归的妇女，她们有着共同忧郁的的内蕴，到底失散的亲人在死里逃生者能有几人?抗战胜利以后，失散而或者还在人世的亲人又向何方寻觅?每念及此，彼此就相对凄然;“团”，早已是她们共同的家，这个“家”，还会支离破碎吗?!

　　“复员广州”，这是一句最时髦的话语，也集中了最美好的憧憬。恰恰在这个日子，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由重庆的中央下了一道改组的命令，李汉魂辞去本兼各职，李汉魂的班子也全体解组了。

　　吴菊芳自然也跟随辞去广东省妇委会主委、广东儿教总院院长和广东妇女生产工作团团长的职务。我们生产团的学生员工在转徙播迁中相依为命，在复员广州也应该是结伴同行，这次的突然改组，具体到人事去留，大家的心情非常波动，战火纷飞的转移大家是咬紧牙关欣然上路的，到了骤闻胜利、薄海腾欢的时刻，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暗影聚拢而来，是流落异乡呢?是就地自寻出路呢?还是等候命运给她们新的安排呢?无疑地，她们总的希望是有个集体率领她们光荣凯旋，然后作为“解甲归田”，或最低限度回到广州好寻找亲人团聚。她们达成设想的唯一指望就是团长，吴菊芳辞职的消息一到生产团，各部门的学生都大哭起来。我们职工当即郑重表示，无论怎样艰苦、一定保证带领全体学生一人不漏地复员广州。吴菊芳经过反复征询学生员工的意见，向解组交代前的省赈济委员会和省妇委会推荐我来承担团长职务。她当然明白，以我来当生产团团长只能是一个过渡。她委托我和全体职员负起责任，率领全团回广州复员，等待新任的广东省政府有关单位接收。

　　我和团的其他职员挑起这副担子，筹划一切有关返回广州的准备工作。当时经费支绌，千挪百借才找到一点借款，为每个学生缝制了一套新的衣服，穿上衬衣、工人裤，整整齐齐地登程。全团学生员工由平远大柘步行到龙川县属的老隆，再从老隆雇几条大船顺流直趋广州，省属各方面的凯旋人员各有其单位的大船前后相随，一时江面上真是“舳舻千里”，自河源以下沿途见日敌投降的部队都向所有悬着旗帜的复员船队致敬，这种景象使人既感慨又自豪，我们中国人是胜利了。回到广州那天是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

　　负责前站的先遣人员，已接头获得分配了维新路的千顷中学(即今日起义路市十五中学)暂住;其实我们当时除了称得上有一个地方可以驻足外，大家对生活和工作的前途却十分渺茫，我们的上级领导机关省赈济会、省妇委会由于交接尚未完成，该发赈款不免有延搁。新任是到十一月中才接收生产团的。我办理交代的事一直搞了将近半年。我这半年里自己当然是没有薪给，而团内几位旧时的同事也一直以无酬劳动来协助我清理团内各项新旧账目，直到手续全部弄清楚为止。我到现在，仍然深深怀念着当年的每一位学生员工，感念他们当年的情谊。

　　生产团以后曾改名“广东妇女习艺院”，改归广东省政府社会处领导，上级并曾将接收日伪纺织工厂的一部分生产设备及物资等拨给习艺院来开展生产。但不知何故，旧日的员工，不久有些陆续离职，许多学生也先后改行改业或者有家可寻的各自返家回乡去;再经过胜利以后几年广东省政府的多次改组，生产团这一株“山花”，经历过荣枯的变化，以后终于萎谢了。

　　生产团的荣枯，我是其中的一个见证，凭自己一己之见去反映历史，只求真实，未必一定全面。目前，曾在生产团工作过的人还有不少分处于各个不同的战线上，凭她们自己的手艺、学识、本领和爱本业、爱人民、爱国家的热情，在解放后成为国家的正式工人或国家干部，尽了她们一己的贡献。如果她(他)们因我这一点滴的回忆而勾引起回忆的话，陆续为这一株当年粤北烽火里的“山花”补充点资料，印证我所写的这段“楔子”，就是我最为幸运的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广州解放了。解放前后我一直没离开广州，我在报上看到原日广东省妇委会的组长黄蕊秋、原日广东省妇女生产工作团的教导组长关景霞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代表，黄蕊秋负责接收广东省妇委会，关景霞负责接收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以后又陆续知道原日省妇委会总干事区梦觉、原日省妇委会生产组长杨蘅芬、原日生产团初创时的教导主任伍坤顺和军事组主任张馥茵、原日生产团的技工班主任史润如等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解放以来一直担任着重要的革命职务。还有许许多多的原生产团的学生员工也都是老共产党员或早就参加革命和倾向革命。于是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老党员老革命是如此艰苦地播下精神种子，给予周遭以如此良好的影响，难怪当日省妇委会、妇女生产工作团具有先进的作风、战斗的面貌和活跃的空气。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10-27 11: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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