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当年都是十七八岁的昆华女中学生,当抗战爆发时,她们毅然选择投笔从戎,被编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烽火连天的战场照顾伤员、演出话剧……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60名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团员渐渐消逝,如今在世的都已是年过九旬的老人。
17岁加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 至今她还记得当年的“神气劲儿”
好多人从老远赶 来就为了看云南女兵
“南滇儿女,投笔从戎,须眉不让,别父母故乡……”91岁高龄的赵凤稚曾经是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一名女兵,那段日子在赵老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么多年过去了,唯有这段记忆至今仍令她念念不忘,“我记得出征那天是1937年12月13日,我们就是唱着这首军歌走的,那年我17岁……”本报关于滇军的系列报道登出以后,我们找到了这位“云南花木兰”。
如今的赵老已是满头银丝。对于记者的到来,赵老显得很兴奋,“我很高兴还有人愿意听我说那些老故事。”
赵老出生于一个大家庭,家族专营丝线、毛线生意,“我们家当时在昆明可是小有名气的,人称‘赵丝线’。”赵老说,由于父亲也是个文化人,因此就把她送到昆华女中上学,令她在学校受到了很多爱国主义教育。卢沟桥事变之后,她加入了学生抗敌后援会,和很多同学一起走上街头、深入农村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后来在同学徐汉君的组织下,她加入了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
“说到这个徐汉君,她才是真正的花木兰。”赵老说,徐汉君虽然是个女儿身,可是却在当年女扮男装考进了讲武堂,后来还到云南航校进行了学习。因此,所有成员一致推选她为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团长。
随后,团员们便背上行李,集体到西山华亭寺开始了近一个月的训练生活,而这一切,赵凤稚都是瞒着家人在偷偷进行。“当时我的压力非常大。在那样一个封建大家庭中,一个女孩子出来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去参军,简直是胡闹。”赵老说,她一直到出征前才跟父亲坦白,父亲拿她没办法,只好准许了。“我们当时脑子里只有‘抗日’两个字,可谓是天不怕地不怕。”就这样,女兵们分别乘着4辆大卡车,唱着六十军的军歌出发了。
剪掉了长发,穿上了军装,女兵们一个个英姿飒爽。由于从未见过女兵,一路上,服务团引来了不少群众的夹道欢迎。“很多人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就是为了来看云南女兵。”说到这儿,赵老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仿佛又看见当年的场景,“我们那时可真神气啊!”
到了汉口以后,赵凤稚被分到汉口铁路医院实习,那时主要的工作就是陪伤员聊天、给他们唱歌、帮他们写家书。第一次帮伤员包扎是在江西,赵老清楚地记得那天。
“那是一场血战,我军伤亡惨重。”赵老说,那天转下来了很多伤员,她接到的是一位腿被炸伤的士兵。“解开他腿上的绷带,我差点就吓晕了。”赵老说,这位士兵的小腿上有很大一个洞,已经血肉模糊,伤口里还有一条条小蛆。“我基本上是颤抖着用棉签和镊子帮他把蛆挑出来。” 这个士兵也一直咬紧牙关对她说:“同志,我不疼,我不疼。”而此刻,赵凤稚已经哭湿了双眼。接下来的日子,这些云南姑娘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做医生的助手,为伤员换药护理、洗衣缝补等,还要为伤员们做文艺演出。可姑娘们从没有一句怨言,“战士们是在用生命保卫国家,我们付出这点不算什么。”
1939年的夏季,赵凤稚和几个女兵被蚊虫叮咬后出现了抽搐的现象,于是被送到长沙进行治疗。在那里她们遇到了卢汉军长。卢汉亲切地慰问了几个女兵,并特批她们跟随一辆运油的卡车返回昆明休养,还派给了她们一个光荣的任务,就是训练新兵。几个女孩子回到昆明休养好之后,就被分到新兵营里给新兵们上课,“我那时也不知该讲点什么,就告诉新兵们不要害怕上战场,要团结起来保卫国家。”赵老说,到1940年初,她们又跟随新兵们一起从沾益再一次出征了,当时她被分到新三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
待部队行进到湖南的时候,她们几个云南女兵被调到了第一集团军副总部政治部搞宣传,“我们那时排练了话剧《绯色网》,还组织了运动会呢。”后来日本人要开始攻打长沙,在部队转移以后,赵凤稚和另外几个女学生回到了昆明。此后,她便开始了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再与部队联系。
如今的赵老已是四世同堂,与近百岁的老伴每天都过着悠闲的生活。赵老说,参加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是她一辈子都不曾后悔过的选择,也是她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现在,赵老仍然每天都要看新闻。她说,看到国家越来越强大,她觉得曾经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段毅贤
南京沦陷当天她随军出征,先后到达湖南、湖北、江西等战场
代伤兵写家书 写到筷子都捏不住
也许你曾在公交站台上看到过这位老奶奶专注地在看报纸,也许你曾在公园里听到过这位老奶奶认真地在背诵毛泽东诗词,但是你绝对想不到,这位个子瘦小的老人曾经也是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一员,她曾跟随部队到过贵州、湖南、湖北、江西……
如今段老的脸上早已没有了当年的英气,跟其他普通的老人一样,她平静地生活着。但是当记者向她提起战地服务团的时候,段老立刻活跃了起来,言语中又流露出了当年的慷慨激昂。
“ 我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当时我们家的大宅有20多间房呢。”段老说,她的老家在蒙自,父亲在当地做生意,一家人可谓是衣食无忧,从小她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35年,段毅贤考入昆华女中念中学。1937年夏天升入高中后,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她迅速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中。“那时候铺天盖地的都是抗日宣传,我们的救国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恨不得冲到最前线去。”段老说,后来她便和几个女同学一起找到徐汉君,报名参加了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
报名后,所有的女团员都到西山参加培训,学习战地救护、军事训练和抗日宣传等。每天,女团员们很早就起床,爬山、射击、刺杀,还要风雨无阻地在滇池里游泳。同时还要学习演讲技巧和进行歌咏文艺表演。
“一个月后,我们终于得到了出征的通知。”段老说,当时从所有的女团员中挑选出了60名团员,正式成立了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很多没被选上的女学生还伤心得哭了起来。”段老说,当时得知自己被选上了,高兴得不得了。
可是问题也接踵而来,当段毅贤告知家人自己要去参军时,立刻遭到了反对。当时,段毅贤的父亲还在蒙自做生意,听到女儿的决定,立刻就赶回昆明进行劝阻。可是不论家人如何反对,段毅贤仍然坚持要走。那时,服务团的另一位成员张芝的舅舅正好租住在段家,经过他的劝说,段毅贤的父亲终于勉强同意其去参军。于是,与家人告别之后,段毅贤踏上了出征的道路。
“我当时只有高兴,没有一丝畏惧。那时我18岁。”段老说,出征的那天正好是南京沦陷的日子,她们一直到贵州才知道此事,全团上下气愤不已,所有的女孩子都恨不得冲上前线去杀鬼子。随后,段毅贤跟着服务团在汉口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培训,然后就到武汉抢救伤员。1939年,段毅贤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来到了重庆,后来被调到了联络委员会做文职。
至今让段老仍记忆犹新的也就是在重庆的那段日子。那些天里,只要一听到汽笛声,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她们就要立刻赶到码头,因为这表明又有一批新的伤员到了。救治伤员,送水喂饭,料理大小便,这些姑娘们细致入微地照料着每一位伤员。“那时候我的家书写得很好,很多伤员都要指定我为他们写家书,”段老说,她会根据每个伤员的不同情况量身为他们书写家书,常常写到手都麻木了,连筷子都拿不住,可是仍然觉得很高兴,“因为他们就是自家的兄弟。”除此之外,段毅贤还常常为伤员们念报纸、唱歌。后来,段毅贤被调到联络委员会工作,之后就返回了昆明。
出征前,段毅贤曾暗暗发过誓,直到抗日胜利才出嫁。因此,一直到1946年,28岁的段毅贤才在重庆举行了婚礼。“当时在部队上,由于我热情和开朗的性格,很多小伙子都追求我呢,可是我都没有同意,我就是要等抗日结束才考虑个人问题。”段老说。
多年来,段老一直十分关心国际国内形势,《参考消息》是她每天必看的刊物,在她的房间内,随处可以看到各种报纸。“我觉得参加服务团和现在关心国家大事一样,都是我的责任。”忆往昔,段老感慨万千,“也许从出征那天开始,就注定我这一生都与国家分不开了。”
责任编辑:文小铃 最后更新:2019-03-06 16: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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