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鼎：太行兵工
2018-11-15 15:46:32  来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爱国热情高涨。我们部队的兵源不成问题，函待解决的是武器问题。毛泽东同志于1938 年10 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在这次中央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中，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列为中华民族当时的紧急任务之一。

　　八路军总部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自力更生，因陋就简，逐步建立了太行山区的人民军事工业。开始，只有几个分散的随军修械所(或班)。总部于1939 年3 月决定成立军事工业科，统一领导和管理太行山区的军工生产。6 月，军工科扩大为军工部，隶属后勤部领导。军工部成立后，组织力量加强了，军工队伍，特别是技术人员队伍壮大了，逐步将各修械所改建为4 个步枪制造所，l 个复装枪弹厂，l 个炸弹厂(造地雷、手榴弹), l个试验所，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已发展成有矿山、铁厂、机械厂、化学厂、枪厂、枪弹厂、炮弹厂以及工业学校等10 多个单位，职工3000多人的一支比较完整的人民军工队伍。军工生产从最初锻造大刀片、长矛、红缨枪、刺刀、破坏铁路的工具到修理机械、大炮，改装机枪、迫击炮，造地雷、手榴弹，发展到成批制造步枪、掷弹筒、迫击炮、枪弹、掷弹筒弹、迫击炮弹、山炮弹、发射药、炸药及军工生产装备等20 多种产品。

　　广大军工战士用赤诚的爱国心，用智慧和辛勤劳动，用鲜血和汗水，谱写了我国军事工业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艰 苦 创 业

　　我是1940 年5 月调到军工部任部长的。原军工部长刘鹏改任副部长，孙开楚任政治委员。

　　在我调来之前，太行山区军工生产已初具规模，有4 个步枪制造所〔 即军工部第1、2 、3 、4 所)。

　　1所：位于黎城县城西北约45 公里的水窑山里，厂区北有黄崖洞，故又称黄崖洞兵工厂。厂区周围群峰环抱，地形险要，是经左权副参谋长和后勤部杨立三部长亲白勘察，报经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批准定点兴建的。这个所是1938 年9 月，由总部安邑修械所、115 师344 旅修械所和129 师修械所组合而成的。在所长陈明升主持下，1939 年7 月开工建设厂区。没有砖瓦，就检起石头垒墙，开山掀石板盖房顶，伐木作梁柱门窗，不到半年时间就盖起了一座座简易厂房其中有动力机工房，钳工房，木工房，锻工房，组装房等5 个独立的工部。约有二三十台不配套的车、铣、刨、钻等杂旧机床，3 节锅炉及蒸气机、发电机等设备。除工房外，还建有职工宿舍、食堂，俱乐部及其他生活设施。工人大部分来自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他们都是不甘为敌人卖命的抗日进步分子，其中有技工李作锦、齐宣威、韩忠武、李鑫德等。还有民间匠人教逢春一家和石成玉，以及河北峰峰煤矿的赵芳(1939 年9 月、他在中共磁县县委的支待下，将一批机器运到了太行山)在建设过程中，又从各地调来一些工人(包括从延安调来的刘贵福、刘先惠等熟练技工)。到新厂房建成时，已有职工680余人，

　　2所：位于平顺县偏僻的西安里村，地势险要。1939 年7 月由曾任红军师政委的徐长勋领导筹建。后又调曾任红31 军政委的张广才任政委，长征干部、做过镟盘工的郝希英任所长，从l所抽调职工四五十人，又从延安调来100 余人，正式命名为军工部2 所，有机床7 台。从10 月下旬全面开工到12月底两个月左右时问里，共修理枪械四五百支(件)，并依靠手工试制出两支新79 步枪，送到朱总司令处报喜。1939 年底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国民党军庞炳勋部又不断在驻地附近制造磨擦、为了保障安全生产，2 所于1940 年1月奉命将人员、机械分别并入l 所和3 所。

　　3所：位于辽县高峪村，是在1939 年10 月由总部供给部高峪修械所、129 师先遣支队梁沟修械所、杨家庄炸弹厂、武安县政府修械所等单位合并而成的，所长吴卓然、教导员王永庆。该所借用民房作为钳工房、仓库，办公室及宿舍，还修建了锅炉房、机工房、锻工房，有蒸汽机及车床10 余台，以造枪为主，也造手榴弹、地雷，后又造了掷弹筒等。1940 年由郝希英任所长，张广才任政委(后肖光明)。从1940 年到1944 年，3 所规模逐渐扩大，生产蓬勃发展，成为太行根据地一个较大的兵工厂和军火供给地。

　　4所：1939 年冬我军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所制造的磨擦中，缴获了张荫梧、侯如墉等部的修械所当时，将缴获的修械所和我赞皇县修械所合并成立了“晋冀工作队”他们艰苦创业，两三个月时间就生产出儿十支新矿车运输，自然条件十分方便。1941 年建厂，厂长韩国祯，指导员陈海清。因无需机器加工设备，厂房主要利用庙宇及弃旧民房，半成品送黄崖洞1 所进行机加工。

　　下赤峪子弹厂：位于黎城县下赤峪村。1940 年3月建厂，开始主要是复装枪弹。厂房设置在关帝庙吧，参加生产的50 余人，由3 名从太原枪弹厂出来的工人孙永福、王秀廷、谭振玉等同志组织生产。厂长王化南〔后沈鼎祥)，指导员吕明珍〔 后易辉)，我到职后，除了解上述情况外，还着重了解了两个方面的基本情况：一是技术人员情况。组建军工部前后，八路军总部已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等单位调来一批技术人员：如留学德国学冶炼的陆达，留学日本学电机的程明升、学机械的郭栋材，还有大学毕业学过机械、上木、动力工程的郑汉涛、陈志坚、高原、唐成仪等数l0名同志还有一批专业技术熟练的工人，如李作锦、刘贵福、齐宣威、沈鼎祥、白英、韩忠武、孙永福、李相池、韩国珍、赵芳等同志，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出来的“土”专家，如石成玉、教逢春、魏振祥等二三十位同志。他们在机、钳、锻、铸、木以及其他特殊工艺中，均其有精湛的技艺。这些“土”、“洋”专家结合，成为太行兵工专业技术上的生力军。二是白然资源的情况。太行山上的煤、铁、陶上、耐火材料、硝、磺、铜、锡、木材等蕴藏丰富，且极易开采;还有平汉，正太、同蒲、道〔河南滑县道口镇)清(河南沁阳县清化镇)铁路可源源供应道轨。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使我对发展太行兵工事业非常乐观，充满了信心。当然也存在着不利因素，那就是战争的破坏、敌人的封锁、山区道路险阻、交通不便以及物质生活条件艰苦等等。但我相信，有党的领导，在具有高度觉悟的军工战士面前，这些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产 品 研 制

　　一、改进冶炼技术

　　处于太行山西侧的山西省阳泉、武乡、和顺、潞城、长治、晋城等县的煤铁资源极为丰富，但冶炼方法却十分落后。方炉、塔锅炼铁，是当时山西各地采用的最普遍的炼铁方法，也是最古老的传统冶炼工艺。设备虽简陋，但在战争年代却不怕被捣毁，捣毁了也容易重建，适用于游击战、运动战中的军工生产。我军接收柳沟铁厂后，对这种传统冶炼工艺，进行过初步改造，加大了方炉、柑锅容量，改善了通风条件，出铁量成10 倍地增长，铁质也大大提高，还第1 次炼出了可加工铸铁。

　　1940 年根据彭总的要求，军工部研制生产掷弹筒及其炮弹。方炉、坩埚炼出的铁是白口铁，这种铁性脆又硬，不能切削加工，无法用来制造炮弹，因为炮弹铸造成型后，要车弹口、弹带和尾部，要求表面车光，尺寸精确，两端还要挑出螺纹、丝扣，以便安装引信和尾翅。如何把白口铁变成可切削加工的半成品、铸造成炮弹壳呢?这是解决炮弹生产间题必须首先突破的技术难关。我们在柳沟铁厂成立了试验小组，派陆达同志去指导。试验小组根据工人孙兆熙的建议，和陆达在国外学习的有关原理，反复组织闷火试验，终于炼出了可以进行切削加工有一定韧性的生铁铸件，从而为大批量生产掷弹筒的炮弹毛坯和眨迫击炮的炮弹毛坯提供了物质基础。从此，柳沟铁厂铸造的炮弹毛坯源源不断地运往1所、3 所再加工成炮弹，从1941 年4 月起，在太行山上开创了大量生产自制炮弹的历史。这是根据地军工生产上的一件大事.是冶炼工艺的一次飞跃。

　　我们还在显旺建立了锻工厂。全厂有一见百名锻工，用道轨改制成火炮、枪和弹所必需的锻制品毛坯当时没有动力设备，炉大、锻体大，怎么办?就人工拉起自己改装的多头风箱和超重大型吊锤，把细长的道轨分解成多种坯形，锻成步枪枪身、节套、机柄、撞针和炮弹尾管等大小零件的毛坯;把细长的道轨脊〔道轨面)锻成粗短的掷弹筒、炮身。在那些年，成千上万合乎规格的各种钢料毛坯，不断地运送到黄崖洞兵工厂加工成品。

　　二、火药炸药的研制

　　抗战初期，我们填装手榴弹、地雷的炸药，都是黑火药。随着形势的发展，毛主席号召我们尽一切可能发展工兵炸药。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也要求我们：广泛收集人才，研究生产火药、炸药，要做到弹药自给。1940 年冬，我们开始闯黄色炸药的第1 关一制酸，没有酸就没有烈性炸药。我派在天津河北工学院化学系毕业的王锡暇、张浩和太原火药厂的工人王化南，组成试验小组，研制硫酸。他们来用老百姓盛水、储粮的陶瓷缸和专门制作的陶瓷管，运用铅室法制酸原理，把同样大小的缸，每两个一组，口对口垒成塔形，塔与塔之间用陶瓷管接通，几个塔连接一起组成缸室代替铅室制作硫酸。

　　对陶缸加工，凿孔还比较容易，困难在于缸与缸之间的密切接合。漏气是个大问题，既危害工人的健康，酸的成效又很低。他们经过若干次试验，创制了耐酸粉粒，又选用适合的液体来调成腻子，堵塞漏孔。这种腻子使用方便，经久耐用。硫酸产量日见上升，不久即达日产几百至上千斤。制酸成功，这是太行军工化学工业的重大突破。

　　硫酸浓缩也采用新办法：把若干个瓷盘组成的梯形锅由低到高排成一套浓缩设备，在下面加热，将稀硫酸从最高一排加入，流行整套设备，在最后一排凝结成浓酸。如此制酸，整个月巴田粉与火硝反应双分解，制成硝酸钱。再把硝酸铁、硝化甘油、谷糠粉(或锯末粉、麻杆灰、硅藻l 等多孔性物质)按比例混合均匀，试制成功了硝按炸药。

　　从此，在总部军事工业生产中结束了只能生产黑火药的历史，形成了生产单基、双机发射药和雷汞、硝铰炸药等烈隆火药、炸药的能力。用它们装填的枪弹、炮弹和手榴弹、炸药包，在战场上威力很大，被称作“土飞机”、“土坦克”。我军就是用这“土”字牌的军火炸塌了敌人的碉堡，摧毁了敌人的工事。

　　三、步枪生产制式化和枪弹的研制

　　我到军工部时，已有包括水窑1 所和生产规模仅次于卫所的梁沟4 所在内的3 个厂能小批量制造步枪，但都是手工作业，型号、规格不统一，性能各异。即使是同1 个厂造出的同型号的枪，也因用手工作业，制作有先有后，没有质量标准而零件不能互换。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造出这样的枪来也是相当不容易的，曾多次受到总部领导的称赞。但是，成本高，质量、数量也上不去，满足不了前线部队的要求，还曾发生过枪出故障而贻误战机的事战争逼迫我们急待改造落后的生产方式、工艺程序，实行工业化生产。

　　1929 年，我曾在苏联远东游击队中担任过武器教员，听过当时在那里工作的刘伯承同志关于步枪的论述他认为，我军以游击战为主，给养不足，战士体力较弱，又经常长途行军，快速奔袭，步枪应轻而短。步枪是近战武器，200 米内命中准确就行了，有些国家单纯追求射程，竟有达到3000 米的，枪筒搞得很长，很笨重，没有必要。3000 米你找得着谁，打谁去?枪筒短，刺刀却要长，免得肉搏时吃亏。这些论点和技术要求，在我被任命为军工部长后第l 次与彭总谈话时就讲了。我还根据军工部各厂造枪的间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彭总说：“可否按伯承同志见解，在尽短时间内试制新枪.”我答应了。

　　根据彭总的指示，我向设计人员提出了新枪设计要求：( l )必须轻巧、先进、经济、统一标准众(2 )枪身要缩短，枪的重最要减轻，刺刀要加长;( 3 )零件要能更换，瞄准精度要高。大家完全赞同。于是我指定水窑1 所副所长刘贵福具体组织设计制造。刘贵福原是太原兵工厂步枪厂的技工，曾在陕北茶房兵工厂参加过“无名式”步枪的设计与制造，他们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在1940 年7 月底，制造出l 支新枪。它吸取了“捷克式”、“38 式”、“无名式”及“汉阳造”等枪的优点：重量轻，体积小，射击精度高，刺刀特长，断面近似三角形，上刺刀半自动，下刺刀手工复原，装退子弹机构也大有改进，退子沟是大型的。8 月1 日，我们背着样枪到总部汇报，总部正开党委会，很多领导在场。见到这支新式步枪，都齐声称赞。

　　彭总首先拿起新枪，翻来覆去地看，掂了又掂，高兴地说：“不过2 公斤，好枪、好枪!”刘伯承师长接着说：“我想要的枪老要不到，今天见到了!只有枪机是旧式的，刺刀好，比39 式的长，在刺杀中大大有利刀形不是日本式的，也不是俄式的三棱形，而是变三棱形，关闭时平复，刺杀时弹出有棱，坚固耐用才”徐向前副师长还背起枪感叹道：“红军时代如果人人有这样一支枪就好了。我当兵让我背这种枪，不吃饭也是高兴的。”左权副参谋长拿起枪，高兴得边看边做刺杀动作。最后彭总问：“可以年产多少?”我答：" 3 个厂大约生产3000 支。”彭总对刘师长说：“够装备1 个师。”又问：“如果扩大生产，年产9000 支，一年装备3 个师，3 年就是9 个师，怎么样?”刘师长说：“好啊!”彭总当即为枪命名为“八一式步马枪”，并令军工部迅速组织批量生产。

　　回来后，我们立即颁发统一图纸、样枪到各厂，停止制造杂牌枪，改产新枪。生产制式化的步枪，必须有规格化的零件、部件，还要经过严格检查、验收，设备能力、卡具工具、量具都需要改进，生产组织、管理也要进行一系列的改组。

　　当时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工人技术水平悬殊，适应不了正规生产的要求。这些来自四面八方，又大部分来自河南巩县附近农村的手工造枪的铁匠、铜匠、木匠、银匠等，对新的生产方式接受不了。我们从教育人手、让他们了解制式化的必要性，要求大家严格遵守工艺程序，严格执行检验制度。同时，普遍提高工人的文化，从识字开始，逐渐到认尺子，公1 英制换算，使用量具，操作机床，以及了解机、钳、铆、锻、木各工种的分工与合作。经过大家的共同刻苦努力，一大批手工匠人及青年战十，逐渐成为适应工业化生产的产业丁人.这样，产量便迅速提高，仅1940 年第4 季度，我们就生产“八一式步马枪”3300 多支，受到前线干部战士普遍欢迎。直到1949 年解放太原时，彭总拿缴获阎锡山兵工厂制作的步枪与我们的“八一式”相比，还说：“这不如我们水窑的枪好如果那时我们有好钢，质量会更好的。”

　　在进行步枪制式化的同时，我们还加紧枪弹的改进和制作。黎城下赤峪复装子弹厂，开始只有四五十人，3 台子弹专用机(是国民党军队扔在宝鸡车站、被周恩来同志发现，令我西安兵站运来的)和1 台冲床。由王化南、白英、郭永福等同志进行枪弹试制，他们因陋就简，克服重重困难，只用两个多月，在1940 年五一节就复装出质量完全合格的79 枪弹500 发。到8 月中旬，便生产出10 万发，有力地支援了百团大战。

　　往后，这个厂虽几经迁厂，还是不断得到发展和扩大，l 个小厂变了两个厂，并组织了复装枪弹小分队，每个小分队10 余个人，携带成品弹头和修复子弹的简单工具、底火、无烟药，深人平原地区，跟随作战部队行动。哪里打过仗，有了弹壳，就在哪里复装子弹到了1943 年，全区复装子弹数量达100 余万发。抗战末期，总数已达220 余万发。1944 年底，由晋察冀调来的孙艳清和沈鼎祥合作，以铜制钱和铜元为原料，先蒸出锌，用电解技术，提炼出纯铜、纯锌配合成铜锌合金一屯七黄铜。有了三七黄铜，我们用白己设计制造的冲压机，经多次辗压、冲盂、引伸、收回等程序，制出了全新的枪弹。四、研制掷弹筒，改造迫击炮

　　百团大战中，彭总与我谈到战场上常常遭到日军掷弹筒的轰击时，他说：“日军27 式掷弹筒轻便灵巧，如果我们自己也能制造，装备部队，会大大加强我军威力。他要求我们抓紧试制。我们马上组织1所、3 所和柳沟铁厂3 个单位的厂长和技术人员.在当年的10 月份就开始了掷弹筒和弹的研制。经与技术人员、工人们共同研究，定出方案，并着手试制掷弹筒炮身。我们用平汉线道轨的轨面作原料，圆径尺寸不够，就用锻打的办法，将细长的材料墩粗，然后从中漩空，解决了炮身的间题，日本的弹是用熟钢挤压成形的，平底，紫铜弹带。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用白口铁浇铸弹体，炯火后机加工，并改成迫击炮弹的短小型尾翅，滑膛顺飞，炮管也不用来复线。后来因筒内丝竿变弯，改为筒底开口放气，调动射程，又同时增加定时引信，听人选用。

　　这种日本人发明的单兵小型火炮，射程100 至500 米。我们制成的掷弹筒和弹，经实验证明不仅弹轻一碰就炸，且射程可达700 米，还能通用自制和缴获口军的两种炮弹

　　从1941 年5 月起，军工部开始成批生产，源源运往前线供给部队，使我军在战场上多了一种与日军相杭衡的火器，并从此开始大量生产82 迫击炮弹。掷弹筒和弹的生产技术，很快传到其他抗日根据地，他们也制造出了这种产品。

　　抗日战争后期，为加强我军的攻坚能力，摧毁敌人据点，总部又要求我们生产步兵炮。当时我们的技术能力不够，从设计、工装准备到试制投产，至少要经过半年以上时间。特别是原材料及设备等方面都有很大困难。但为了战争的胜利，我们与炮兵合作，请总部炮兵团副团长赵章成到兵工厂来做技术指导。他在火炮性能方面的造诣较深，使用火炮的经验也很丰富。经他建议，我们组织技术人员首先在苏公、明水两个兵工厂对82 迫击炮进行改制。在炮尾部增加了1 节400 毫米长的尾管，采用拉火击发装置、并将底盘倾斜着地，使炮筒与地平线的倾角保持在5 度以下。这样，使82 迫击炮达到了既能曲射又能平射，具有步兵炮的功能，在对日反击作战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五、适应生产发展，加强机器制造

　　早在1940 年，军工部各厂初具规模时，就出现了许多巫待解决的问题，最突出的是工厂技术装备严重不足和缺少机床，特别是缺少生产炮弹的各式专用机床、机具。为此，我们抽调技术干部和几个车、钳、锻、铸的熟练技工为主，配上学徒，建立了1 个机器制造修配厂。该厂首先保证在战争中经常发生的武器的损失，能及时得到修补，同时为进一步扩大步枪生产，自行设计、制造一些最基本的急需的简易设备，以及各种专用的刃具、量具还专为炮弹的成批生产，及时提供了一大批简易车床、冲床、磨床、吊锤和专用机具。总之，需要什么就自己动手设计什么，生产什么。特别要提到的是郭栋才、唐成仪两同志。他们为了研制原装子弹的专用机具及无烟药成型的成套设备，贡献出他们的知识和力量。这两项专用机器设备，他们过去见都没见过，硬是在老技术工人们的协助下，开动脑筋，从设备雏形、结构原理、作用功能直到技术设计所需的各种实际参数，都琢磨得十分透彻、准确。他们从我们当时自身的各项条件和加工能力等实际情况出发，设计并制造出上述两项性能各异的数十台专用机具，为原装子弹及无烟药的大批量生产打开了大门。

　　最后再讲一讲地雷和手榴弹的生产问题。地雷和手榴弹，是抗日根据地军民打击敌人的重要武器，晋冀豫根据地开始时由柳沟铁厂制造。随着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l 个工厂的产量远不能满足军民的需要了。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炸弹生产要力求充足”和“要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的指示，我参照土地革命时期在闽浙赣地区由地方政府设立地雷部和组织地雷生产的经验，向彭总提出了建议：军分区组织手榴弹制造，每个军分区成立1 个手榴弹厂和1 个修械所，干部和技术骨干由军工部选派;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组织地雷生产，军工部负责技术指导，培训骨干并供应雷管，在太行全区普及地雷制造技术，发动民众开展爆破运动。彭总采纳了这个建议，并要我负责协助地方开展这个运动。

　　1941 年3 月下旬，军工部在武乡县温庄和黎城县东崖底村等地都开办了地雷制造训练班，分批分期墙训县、区武委会主任和部分民兵队长，全部训练由我负责。军工部派了杨殿奎任政治指导员，我和军工部秘书常韬等讲授地雷制造和爆破知识，并编写了《地雷制造使用法》、《 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 等小册子印发给大家。依靠这些骨干，又在各地层层办训练班。很快在抗日根据地掀起了一个村村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群众性爆破运动。当时，根据地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学会了造雷技术，涌现出数以千计的造雷英雄。平顺县西沟村李顺达所在互助组，在反“扫荡”斗争中，“白天搞生产，月下造地雷”。晋东南民兵李海元、王彦才发明了造雷机，每天可造石雷30 多颗。

　　在群众性的爆破运动中，根据地人民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当地的实际条件出发，创造了品种繁多的地雷。用钢铁、石头、陶土、瓦罐、瓮、缸、壶、桶等制造成多种材料的地雷，以石雷的产量为最大，用途也最普遍，而且伪装性好，杀伤力大。

　　在反“扫荡”斗争中，几乎村村户户都造看家雷，埋设在门前、屋后、炕头、灶口、柴堆、井台、锅底等地方，使敌人不敢进屋，不敢乱翻，有效地保卫了村庄和家院。

　　以地雷战为主体的爆破运动，由护村看家逐步发展到主动出击，形成了对敌进攻战。把地雷阵摆在敌人碉堡、据点周围，迫使敌人困守在碉堡内，不敢轻易外出。

　　生产保障

　　为了保障军工生产持续进行，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管理科学化工作

　　太行军工各厂建立初期，依据不同工种，分别组成班、排、连.班有班长，排有排长，连有连长、政治指导员.早出操，晚点名，除生产劳动的时间外，其余起居行动都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

　　1940 年4 月，彭总到1 所视察，看到这种情况后指出：“工厂不是部队，工人不是军人，要按照管理工业的办法管理兵工厂。”!同时还指出工厂要成立工会，由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着手改变工厂的管理。在体制上将连、排、班改为工部、班、组，将连长、排长、班长改为工长、领工和组长。在日常生活管理上，取消了点名、出操、吃饭站队唱歌等活动，而采取适合工人特点的群众化方式，主要由工会负责。厂部也根据工作需要建立科室等业务组织。

　　不久，彭总派左权副参谋长到工厂检查工作。左副参谋长发现工厂非生产人员多，组织机构不够合理，材料运输有浪费等间题，便责成军工部负责对各厂进行整顿.当时我和军工部工程处长郑汉涛分别带队下厂。深人考察后，军工部逐步地建立起了计划、生产、记工、工具材料收发和财务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并精简了机构和人员。

　　总部在生产管理科学化上要求军工部：产品统一规格，零件能互换，以适合战场需要。还要求产量要多，价格要低。设计生产的枪和炮，既可用日军弹药，也可用国民党军的弹药。生产这样的制式产品，就要求工厂严格设计加工，并要严格验收，建立统一的工艺标准，以及定额管理.定额管理包括：劳动的工时定额和原材料、燃料的消耗定额两项基本内容。为了寻求合理的定额，必须依据各工种及对工种作业时的具体对象，进行详细的测定，找出合理可行的先进定额。在此基础上试行了计件工资，其规定是：工资～固定工资+技术津贴。开始时固定工资和技术津贴均和定额完成的数量、质量相联系，后来因边区遭到灾荒，根据地财政困难，经与工人协商，改成半计件，即仅是技术津贴部分按定额计件。即使是这样，仍然对生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实行精兵简政、军工部的职工精简了近1 / 3 ，但完成的武器、弹药数量和批量还是逐年上升技术管理对不符合工艺标准，达不到技术规格要求的工件，在工序运行中，即被拒绝验收，其劳动归于无效。

　　再就是成本核算，包括：加强工务考勤统计及原材料、燃料的定额消耗统计，严格对各种费用凭证的管理，按产品核算成本等。这方面的工作，由于当时财会人员于分缺乏，进行得不够理想。

　　这在当时实行供给制的情况下，能推行初步的科学化管理，确实难能可贵.在这项工作中，工程处的郑汉涛以及唐成效、王大勋等同志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二，思想政治工作

　　1940 年9 月，在取消了用军事方法管理工厂后，曾一度把军工部政治处取消，把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交给工会去做。1941 年1 月.八路军政治部决定恢复军工部政治机关并扩大为政治部，宋甫南任政治部主任。当时，扫荡”与反“扫荡”越来越频繁，敌人妄想用“三光”政策征服根据地.我军事工业面临的环境是险恶的。太行山区地瘠民贫，农业生产不发达，遇到自然灾害，生活就更加艰苦。越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越要提高干部的革命责任感，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以保证完成总部下达的各项军工生产任务。

　　1942 年9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后，军工部将原来只管党组织和日常党务工作的党务委员会改为党委会，各厂设立了党的.急支委员会，各工部设立了党支部。军工部第一、二两次党代表大会，连续发出创建模范党支部、模范党员的号召，党组织的战斗作用，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党员占全体职工总人数的43 %。

　　“一切为了抗日前线的胜利!”这是当时军工战士的战斗口号.它指导着军工战士的行动，鼓舞着军工战士的意志。它集中表现在广大军工战线职工以多造武器，造好武器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反侵略战争。开展革命竞赛是当时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内容。在军工部创建的第1 年，就开始组织革命竞赛的活动，到1940 年以增产节约为内容的竟赛已普遍展开。1941 年为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罪行，又开展了支援新四军，突击生产的竞赛，并且普遍自动的加做1 小时的义务工。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又掀起了援苏生产运动，普遍推行10 小时工作制。在晋冀豫边区开展新劳动竞赛中，军工部1 所车工甄荣典田被选为全区“新劳动者运动旗手”.随后，军工部各厂广泛开展“学习甄荣典运动”。运动的中心内容是努力增产节约，提高产品质量，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及时供应前线需要;战时积极保护机器资材，勇敢保卫工厂;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技术文化水平。1945 年，为加速生产，对日反攻，又开展了新英雄主义运动。

　　八年全面抗战，军事工业战线上时生产竞赛高潮一个接着一个，从未间断，形式多种多样，但目标只有一个：“一切为着前线胜利”。时间对于战争来说是最宝贵的，对于军工生产也是一样、“赢得时间就是胜利”，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生产更多的武器。当时的竞赛并不能排除突击，相反，提倡突击。利用一切机会突击完成与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敌人‘扫荡”将要到来，赶紧突击，我们把这叫做“利用战争空隙大抓一把”。“扫荡”一过，立即突击，迅速复工，捞回在敌“扫荡”中失去的时间，弥补军火生产的损失。所以竞赛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时间和效率的竞赛，这是战争环境所决定的。

　　我们还作了大量团结知识分子和提高职工阶级觉悟的工作提倡知识分子要热爱党、热爱工人阶级、热爱根据地、热爱军工事业、热爱武器.对他们的生活，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也想方设法给予照顾;在残酷的反“扫荡”作战中，对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还加以特殊保护。如对张华清一家6 口，在敌人“扫荡”时，我们就派给他3 头牲口，并专派炊事、保卫人员，宿营时，加派l 个武装班警戒.这些措施，加探了技术人员同党的感清，加深了他们忠于抗战事业的责任感他们同党呼吸相通，忧乐与共，紧紧地把心贴在一起。陆达、郑汉涛、程明升、高原等一批技术专家，都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

　　通过思想教育，消除了工人中存在的帮派行会等有碍团结的旧思想，提高了他们为革命而团结生产的觉悟。广大职工为了多生产炮弹，废寝忘食，日日夜夜，一干就是几个通宵。为使工人适当休息，厂里将厂房大门锁上，工人们就从窗户进去，加班加点，从不计算工时，事迹非常感人。

　　三、创办工校、培养人才

　　对于职工队伍的建设，我们采取尊重人才，发掘人才，培养人才的方针。军工部初建时，朱总和彭总就提出：我们的工厂不仅要为今天的抗战生产枪支弹药，而且要为将来新中国的国防工业造就人才。

　　既出产品，又出人才，这是军工建设中贯彻始终的方针。在总部的直接关怀卞，军工部集中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工程技术千部。但军工事业的迅速发展，干部数、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我们就一方面提倡“边做边学”，在做中学，通过实践获得知识，增长才干;另一方面积极进行专门培训，创办了工校。

　　早在1939 年9 月，军工部就成立了工训队，培养生产技术和管理干部;接着举办支部书记和政治干部训练班，培养政工干部。1941 年5 月，又在工训队基础上办了培养军工专业人才的太行工业学校。

　　当时，根据地还在“精兵简政”，总部要求各工厂要减人不减产。我们的想法就是多留些技术熟练的工人，多减些年轻的学徒。罄这机会，挑选些有培养前途的好苗苗，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我们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彭总、左副参谋长都同意，杨立三部长积极支持。

　　太行工业学校成立了.我兼任校长，副校长是刘致中，行政工作人员还有李非平、历瑞康、张弥等同志.同时，从各所、厂抽调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搞教学，如郭栋材、陈志坚、唐英之、赵黛娥、牛宝应、柴毅、高广平、耿震、王锡报、张培疆等都是教学的骨干力量。学生除来自工厂外，还有一批来自部队的青年战士。按照工作需要和文化水平，将学员编成机械专科两个班、文化补习两个班和会计1 个班，学制为两年或3 年。以后又成立了化工专科、采矿冶金专科以及工会干部班、政工千部班等。班设班主任，由教员兼任.班建立党支部，支部书记由学员担任。班主任和党支部配合，管学习、管思想、管生活，保证了学习任务的顺利完成。

　　面对日军的频繁“扫荡”，工校师生在反“扫荡”中，边学习边作战，日军进攻黄崖洞兵工厂时，工校全体教职学员作为警卫队伍，随军工部本部转移。1942 年5 月，日军对我晋冀豫边区施行“铁壁合围”“扫荡”，副校长刘致中在突围中牺牲，军工部工程处副处长陆达来校任副校长。

　　1942 年7 月到1943 年整风开始，这一段时间是工校最兴盛时期。校址迁到武乡县温庄，靠近柳沟铁厂，条件较好。全校教职员工达270 余人。1943 年9 月，总部后勒部杨立三部长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精神，向军工部宣布，太行工业学校原则上开赴延安.这时，我也调到了延安。学校办了大约两年多，共培养了各种专业技术干部400 余名，解决了当时军工战线上技术骨干不足的问题。

　　太行军工从无到有，在困难中诞生，又在困难中发展，为击败日本侵略者，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主要是：

　　一、在整个抗战期间修理和制造了大批枪、炮、弹.计修枪数万支，造枪9758 支，产掷弹筒2500 具，迫击炮改平射炮数十门，复装和新制子弹223 万余发、手榴弹58 万余枚、掷弹筒弹19 . 8 万余发、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弹38 万发;此外，还指导和协助地方生产地雷、手榴弹1000 万枚以上。在当时的山地作战中，敌人有轻武器，我们也有轻武器，敌人有高级炸药，我们也有高级炸药。我们自己装备的八路军已经取得与日军作战的基本火力。

　　二、有了一批配套齐全的军工厂。太行山区不仅有造枪、修炮和生产枪弹、炮弹的工厂。还建立起机器制造厂。不仅生产军工设备，还为供给部、卫生部、冀南银行、新华日报馆提供了急需的机器修理及零配件。军工生产向纵深发展壮大，又带动了一批基础工业的大发展。尤其是煤、铁及硝、磺的大量开采与冶炼，为民用机器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改变着太行山原来封闭的农业社会的落后面貌。

　　三、在实际工作中，培养，锻炼了一支有高度政治觉悟、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业队伍;精通军工技术的专家和熟练工人;懂技术、善于组织生产的行政管理干部;密切联系工人的工会干部。这一批成千上万的干部、工人，到全国解放时，绝大多数成为接收大城市后组织大工业生产的领导骨干和中坚力量。

　　军工部的这些成绩，首先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归功于朱总、彭总，特别是彭总长期的、精细的领导.从军工布局、发展方向等大政方针，到勘察地形、确定厂址、规定任务，以及工厂管理、产品定型等等，彭总无不及时地作出指示。可以说，没有彭总的关怀和领导，就难以取得太行军工事业的成就.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部长协助彭总领导，并给军工建设以无限关心、支持，付出了很大辛劳。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们。第二，归功于边区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有他们的无私支援，我们才在当地有了建设军工的物质基础他们热爱军工、保护军工，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与军工同生死、共命运，写下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诗篇。许多人民群众为保卫兵工厂被敌人抄了家、烧了房子，甚至贡献了生命，没有人民群众，也就没有军工。第三，毫无疑问地也应归功于全体军工战士的集体智慧和力量.抗日战争的旗帜，在军工战线上，集合了一批老红军，他们在各级主要领导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同时把老红军的艰苦奋斗精神，传给了太行军工的新一代;集合了有科学知识的专家、学者，工厂的工艺师、技师，农村的木匠、锡匠、爆竹匠、泥瓦匠，以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他们基于抗日救国的共同志愿.在太行山上精心试验、努力生产，创造了军工生产的奇迹。他们长期过着艰苦的物质生活，有时只能吃到黑豆、油渣饼、高梁和红薯干、野菜。环境越艰苦，他们斗志越高昂，情绪越乐观.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扬革命献身精神，不断攻克技术难关，发展武器生产。为了战争的胜利，他们和前线指战员一样冲锋陷阵，前仆后继，不少同志献出了鲜血和生命。火药技师教逢春，原为民间爆竹匠。他全家7 口人都从事火药研制工作。他的两位叔叔和妻子都先后死于爆炸事故中。他唯一的儿子因拆废炮弹被炸死他多次负伤，积劳成疾，在战争年月里不幸逝世。至于在反“扫荡”作战中，那些为保卫工厂而英勇牺牲的职工就更多了!太行军事工业短短几年的发展史，影响深远。它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我国国防工业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可以说是当年烈士们用鲜血莫定的基础。继承和发扬当年太行军工艰苦创业的革命传统，对于今天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1987年1月于北京)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1-15 15: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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