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其元：战斗在敌人心脏
2018-11-15 16:26:41  来源：中国黄埔军校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我怀着对家乡的一片深情，从苏州回到故乡，将我珍藏多年的部分书画献给了养育我的阳信人民。当我亲眼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时，心潮起伏，倍受鼓舞。此时，早年在阳信战斗的情景又不时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一九二一年我出生在原阳信县何坊区大商村一个贫穷家庭里。一九三八年张国英同志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组织上让我以卖烧饼作掩护为党做地下交通工作。一九三九年我和张国英同志在何坊街与韩建三、杨秀礼四人开了个西药房，以此组成了四人交通站。三九年冬，因动员了前谢村一姓张的妇女去延安学习，被其丈夫诬告为拐骗妇女，惠民城的汉奸队将药房给封了。该站被破坏后，当时负责县委组织工作的安琴堂同志介绍我到孙育斋的地方游击队当了兵。

　　一九四0年，阳信城的汉奸大队长李孚青派丁文成到处抓我，多次抓不到我，就将我父亲抓去当作人质，要我放弃游击队给他们当兵。张国英同志告诉我，我们也正想派一名同志到敌军内部，为解放阳信做摸底工作，于是，组织上趁机让我打入敌人内部，到丁文成的特务班当了兵。在汉奸队当兵需会喝酒、吸烟、打麻将等，但这些我都不会。为了便于开展活动，我就学习打麻将，见局必凑，有时故意输钱，这样好接近敌官兵，搞到情报。一次我和一个敌小队长打牌，当打到深夜时，他说：“不打了。”我说：再打一会。他说：“明天还要去和八路军打仗。”接着，我就把情况告诉了张国英同志，结果，第二天敌人扑了个空。开始我只能接触一些士兵，后来从班长到小队长都混得很熟了，而那些中队长级的军官是不大好接触的。我的主要任务是搞情报、送情报，只要一见到城里汽车增多，就知道日寇要外出“扫荡”了，就赶快将情报送出去。有一次组织上让我设法搞一部分子弹，我就利用打麻将时结交的一些下级官兵，叫他们帮忙搞到手、运出城，再由我送到邱家交给张国英同志。为了有利于在敌军内部开展活动，有时还通过拜盟兄弟的办法接近一些人。一次组织上让我购买六十双圆口礼服呢布鞋，在阳信没有买足，又通过盟兄弟何某在惠民买齐，交给了组织，解决了部队之急需。有一次，日本人从一个叛徒口中得知了我军某部的粮食所在地，当晚下令去抢粮。这时再向外送情报已来不及了，我只好和汉奸队跟着日本人出了发。路上脑子里不停地想着如何告知我军、打击敌军的办法。当走到一片树林前时，我快速躲进树林忙打了两枪，扔了一颗手榴弹，敌人急忙卧倒、打了一阵枪。枪声给我军报了信，避免了一次损失。敌人对此有所怀疑，但因找不到什么把柄，也无法深究。

　　一九四四年从伪省府来了一个日本特务名叫韩健，大地主出身，曾在关东受过日寇的专门训练，会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语。组织上要我对其严加防范，有机会设法除掉他。韩来阳信后整天和日本人住在一起，专搞特务活动，深受日本人的信任。这小子身上有两支手枪，整天趾高气扬，目中无人，对那些汉奸头子也不放在眼里，并经常敲他们的竹杠，后来竟敲到汉奸队长李孚青的头上。因此，汉奸们都对他怀恨在心，想把他干掉。我充分利用他们的矛盾，找到李孚青的心腹卫兵刘国权，对他说：见到韩健在酒馆与一个农民打扮的人窃窃私语，此人一定是个“八路”。刘国权如获至宝，当即报告了李孚青，李正愁没处下手，立即把此事密告了日本人。由于韩健整天行动诡秘，出没无常，日本人对其也有所怀疑，就把韩交给宪兵队审问。我趁机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每天邀好几个人轮番折腾他，打得他皮开肉绽。这小子死不认帐，我即明告他，如果不招认就零碎拾掇他，最后他实在无法忍受了，就在我们事先写好的供状上按了手印。经日本人同意，李孚青把他定了死罪。当时我主动承担了杀韩的任务，有意把他带到离人很远的地方小声对他说：今天我叫你死个明白，我这个真八路要亲手杀了你这个真汉奸。说完我就用刺刀结果了他的狗命，根除了这个心腹大患。

　　以后伪省部对此事进行了追查，说是杀错了人，要抓出真共产党。对此，我向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让我离开伪军，到南关司风祥家以卖烧饼、油条作掩护，继续与城里一些较熟的伪军保持联系，获取情报。一天司风祥告诉我说，有一个带枪的人接连三天来南关大街上转，并说找我有急事要谈。我让风祥把他领进院，趁其不防下了他的枪。他告诉我说：“李孚青出一千元的大洋要你的头，他正在到处抓你，不能在此久留，快离开此地。”并说，他认为当汉奸没出路，想弃暗投明。为防万一我将子弹退出枪膛，把枪和子弹还给了他。结果，此人走后不久，李孚青带着两个特务到南关找我来了。当时我正在一家屋内打麻将，见状，院门口站岗的忙到屋里告诉了我。此屋是前后门，我就从后门跑了出去。这时李和两个特务就进了屋门，见我不在装作和气地问屋内的人：“其元到那里去了?”屋里人说：“刚出去，可能去解手了。”李就坐在我坐过的位子上打起牌来，实际是在等着抓我。另一次我正走到阳信城十字街，见对面有两个特务正站在一家馆子门前用眼盯人，其中一特务发现了我，用手指着说：那是不是商其元?另一特务说不大象。我一看势头不对，就快速走开了。当时王希梦的特务队、李孚青的汉奸队都想抓我。在党组织和众乡亲们的保护下，我才一次次脱离危险。

　　一九四四年冬，刘贤权司令员率我部攻打王集据点，打了一个晚上没有攻进去，认为情况有变，需派一名同志摸准敌人的真实兵力。刘司令员决定叫我去一趟，但这时我的身份敌人已基本了解了，此行危险很大。为了完成任务，我毅然骑上自行车向王集据点蹬去，路上脑子里不停地思考着怎样才能搞到情报。第一个想到了我弟弟，这时他也打入了敌人内部，在王集据点当兵。到了据点门口，几个岗哨恰好是早已认识的下级士兵，就请他们把我弟弟找出来，说我母亲有病。为防敌人察觉，我站在吊桥以外等着。弟弟来后我推起自行车就往回走，趁他送我之机询问了内部情况。原来据点内不是一个中队的兵力，昨晚敌九中队到此，敌人成了两个中队。正谈着，敌中队长孟子文向我们走了过来，我忙骑上自行车，迎着风顶着雪花向城外猛蹬。如果当时敌人骑马追我的话，可能就回不来了。我走后，弟弟可吃了苦，敌人把他关了好长时间，后因找不到什么证据才把他放了。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组织上通过关系安排我到庆云县的汉奸队当了班长。一天随日寇出城扫荡时，我县大队的第一中队长高汇川同志被敌人逮住了。一见到他，我吓了一跳，忙跑上去假打了一拳，叫其他敌人另去找人，趁机小声对他讲：“你怎么在这里?”他对我说：“张长良叛变了，是他向敌人告的密。”我说：“你放心，我叫他活不了三天。”后来我把高汇川偷放走了，日本鬼子虽然发了很大火，但因找不到什么根据，也只好就此了事。经组织同意，由我去执行处决张长良的任务。我把枪压满子弹，一人闯进张的院子。敌哨兵见了说：“来了黄班长。”(我的化名黄文刚)我问张在家吧?敌兵说：“在屋里。”当我闯进屋子见到张时，气得手打哆嗦，打了好几发子弹没打着。张慌忙拿枪还击，我急忙跑到院子又打了两枪，结果只打伤了他的腿。他干爹是庆云城伪军队长，第二天，就派人到我处门前乱转，想抓我。当时我的处境很危险，组织上决定让我离开了庆云。

　　于重远同志认为我搞敌军工作有经验，又通过内线与阳信三区商店据点的王荣坤联系，想让我到王的汉奸队去。王荣坤认为再进人不合适，于是，我又回到根据地，当了手枪组组长。阳信解放后，我被调往华东军区学习了两年，后随军南下参加了更大的战役。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11-15 16: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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