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在抗日时期吃过不少苦,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在黄石天虹小区一住宅内,张远汉兄妹四人轮流守在一位八旬老妇人的身边,悉心服侍着。这位身体虚弱的老人就是他们的母亲陈秀英,曾是一名英勇的新四军战士,因住院期间突发中风,现已偏瘫。
1928年,陈秀英出生于鄂城县长岭镇山连海村一个贫苦家庭,她从小就被送到大冶市保安镇莲花村张木匠湾一户人家做童养媳。不料未成亲之前,这家人的儿子被国民党残军抓去当了壮丁。
“这个人也就是我的父亲,后来他投诚到新四军。”张远汉说,父亲被编进新四军五师独立旅机炮连。当时,所在的部队驻守在鄂城县月山杨村。有一次,张远汉的父亲立了战功,部队奖给他三担大米,他特意写上了“长岭镇山连海村——陈”这一地址,差人送到陈秀英生母家。
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这一举动无疑是雪中送炭。很快,陈秀英得知了这一消息,后打探到新四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便找到机炮连加入其中。那一年,她才16岁。
“在团部刘参谋的安排下,我的母亲开始在连部机关做勤务员。”张远汉说,父亲与刘参谋关系要好,且时任交通联络员的刘参谋的夫人(吴姓)对母亲照顾有加。“那时候部队里的女兵很少,母亲所在的连部一共只有两个。在部队成长的过程中,只要母亲一来连队,刘参谋的夫人就教她怎么打枪,怎么隐蔽等等。”
1944年冬,春节即将来临之际,驻守在鄂州、江夏、大冶一带的日伪军发起清乡运动。“在月山阻击战中,部队打得很惨,我的母亲从死人堆上走过。她说‘子弹不长眼,当时也不知道害怕’。”张远汉告诉记者,当时只有一个团孤军作战,战斗进行数十天,部队接到上级指示:向大别山转移,途中他的母亲又参与了很多次战斗。
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且粮草缺乏的情况下,部队选择在晚上渡江。“我的母亲之前从没坐过船,于是她感觉到头部开始胀痛不舒服。”当乘坐在一条小木船上时,刘参谋的夫人看到陈秀英如此难受,便一路掩护着她直到上岸。最终,部队顺利渡过长江到达黄冈,后在新洲汪集驻守两个多月,于秋天到达位于大悟县宣化店镇的新四军五师司令部所在地。
韩顺通 危急时刻卫生员也拿枪作战
在人民医院住院部,记者见到了正在打点滴的韩顺通。他的儿子告诉记者,老人家已经86岁了,身体大不如前。得知记者的来意,韩顺通有点激动,开始向记者讲述他的抗战故事。
韩顺通是河北省巨鹿县人,1941年,年仅12岁的韩顺通就开始了自己的军队卫生员生涯。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正式被编入队伍,只是在县里帮助部队战士治疗伤员。“条件艰苦啊,整个部队只有一百多杆枪,每人3个手榴弹。”韩顺通回忆道,当时部队里的枪,也大多是汉阳造,子弹也有限,平常的战役时,我军都是与日军拼刺刀。
韩顺通说,“子弹少啊,一个人只有12颗子弹,只能节省着用。”有一次,县里的游击队与日军交战,大败日军,从战死的日军处缴获了一些枪械和子弹。当时,作为卫生员的他也分到了4颗子弹和2个手榴弹。
1942年,日本鬼子开始清乡大扫荡,每到一处,便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见粮食就抢。我军无法与之正面对抗,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韩顺通所在的部队转入敌后抗日。他们把枪柄锯短,背在肩上,外面穿上便衣,乔装成老百姓。
白天敌人查得严,韩顺通和战友们一起到田间地头帮当地老百姓干活。鬼子看不出这些锄草种地、犁田插秧的人居然是游击队员。到了晚上,战士们就出来活动,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讯联络设施,摸敌人的哨卡、炸鬼子的碉堡。鬼子白天查不到战士们,晚上喝酒取乐或者睡大觉,常被我军打得措手不及,狼狈逃窜。
虽然如此,我军有时也有士兵挂彩。韩顺通说,当时一个连里只有2个卫生员,所有的挂彩伤兵都由他与另外一名卫生员负责,不仅为他们消毒、治疗,还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当时,部队里条件艰苦,粮食不够,战士们都常常饿着肚子与日军周旋、交战,韩顺通亦如此。有点大米,也都为伤兵们煮了稀饭。
抗战胜利后,韩顺通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十纵队28旅82团任卫生员班长。随后过了几年,他转业到大冶县卫生员工作,至此便定居在大冶。
在交谈中,韩顺通说到当时与他一起抗日的战友,忍不住红了眼眶。“我的战友们如今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了。”可是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韩顺通模仿毛主席的语气,说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老人笑得像个孩子。
曹桂 我是新四军司号员
8月25日上午,在大箕铺镇政府工作人员和三角桥村村干部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位于大箕铺镇三角桥村曹坊湾的一栋老房子,见到了曹桂。
88岁的曹桂得知记者要采访他关于抗战的事情,显得非常激动。“我是一名新四军司号员,属李先念部队的。”曹桂自豪地说。接着,他向记者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抗战岁月。
1943年左右,曹桂投奔在鄂城县情报科当科长的父亲曹志云,后被送到共产党设办的干部子弟学校学习了四到五个月。
日军得知共产党方面开课育人的消息后,马上架起机枪在学校周围扫射,吓得学生们四处逃散。在日军的围剿下,干部子弟学校很快解散。
“万般无奈之下,学校动员我们回家。”临走时,曹桂举手表示,家里的人都出来参加抗日了,希望跟着部队走。于是,他被调到黄冈指挥部欧营长手下安排学习吹军号。
说起军号,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冲锋号。
“军号有好多种,不光有冲锋号,还有起床号、吃饭号、欢迎号、出操号、收操号、调兵号等,军队的行动都需要靠它来发布。有的军号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还没有丢掉。”曹桂向记者介绍,如早上的起床号就是八个字,两个字一句:哒哒——嘀哒——哒嘀——哒哒。“我学习五个月就出师了,等到打仗时,指挥员下令让吹什么号就吹什么号。”
跟着新四军部队,曹桂曾在鄂城燕儿湾和周家墩驻扎过。一次战斗中,双方打得非常激烈,团长命令曹桂说:“小鬼,吹冲锋号!”于是,曹桂连忙鼓起腮帮子,用力吹响号角。
“冲啊!杀啊!”伴随着“嘀嘀哒——嘀嘀嘀哒”的号声,在曹桂身边的战友们一个个跃出战壕冲向敌人,在枪林弹雨中穿梭。
“倒下一个又冲上去一个,到处都是尸体,来不及掩埋。”曹桂回忆说,部队被打散后,他躲到了一个老百姓家。待一路追赶过来的敌人经过这家大门前,此时的曹桂早已换下了军装,端坐在堂屋。敌人上前盘问时,这个老百姓连忙说:“这是我儿子。”
说到这里,曹桂长叹了一声:“感谢那家主人救了我一命,我也是一个幸运活过来的人。”
郭永堂 参加过几十次战斗,至今腿部还留有弹片
“从1941年3月参军到1954年转业,这期间我先后参加了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并且亲手杀死过许多敌人。”8月25日上午,记者来到抗战老兵郭永堂家,他正在看一个战斗题材的电视剧。
95岁的郭永堂是河北省晋县北捏盘村人。4岁时,父母因患病相继去世。从此,他跟爷爷奶奶相依为命。16岁时,他与当地一个贫困家庭的女孩结婚了,婚后生育了两个女儿。20岁那年,他瞒着妻子和亲朋好友跑去参军。当年3月,他加入到八路军翼中军区六分区警备旅一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任战士,当时他们的旅长是吕正操。
1942年在日军发动的“大扫荡。因兵力与武器装备对比悬殊,郭永堂所在的部队溃败。“我的连长中弹负伤,无法动弹。当时,万分痛苦的他苦苦哀求我,命令我给他一枪,让他死个痛快。当时一个战士一天只有3发子弹,子弹是用来打日本鬼子的。我不能用它去打自己的战友,更何况是我的连长。最后,我眼睁睁地看着连长被敌人活活刺死。”
“在那次战争中,我的左腿被日本鬼子的子弹打穿,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日本鬼子见我年轻体壮,留作当苦力。我亲眼看到我的许多战友因受伤严重无法爬上汽车而被敌人当场活埋。”郭永堂说,虽然事隔60多年了,但每次想起当时情形,心里还是充满了仇恨与痛苦。
郭永堂回忆道:“当年我被俘后,先被关押在石家庄,后押往东北抚顺本溪湖煤矿。当时,我白天被拉去挖煤,晚上坐水牢,整整坐了三年,身上长满了虱子,用嘴去咬,咯吱咯吱响。当时我的左腿的枪眼感染、化脓,只能用棉球、纱布从孔的这一头穿进去,从那一头拉出来,将感染的脓水弄出来……”
在一次打仗中,后面是敌人的地雷炸,天上是敌人的飞机轰,郭永堂和其他战士被逼到一条小河边,本来不会游泳的郭永堂跟着其他战友一起,纵身往那河里一跳。郭永堂本以为必死无疑,但最起码比死在敌人的枪下痛快。后来,郭永堂被其他战友拖着上了岸。在行军打仗中,遇到断粮没饭吃是常有的事,郭永堂和战友们一起,就地捡起烂大白菜叶子,拿到臭水沟里随便洗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往嘴里塞。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后,郭永堂获释,回到东北民主联军(后改为第四野战军),属四十八军一四四师四三○团机炮连。“随后,我参加过解放东北、华北战争后南下。1950年赴朝鲜作战,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斗,任高炮44营机炮连指导员。1954年停战后,回国随军转业被安排在大冶邮电局工作。1955年回河北老家,将妻子和大女儿带回大冶。”
采访快结束时,郭永堂告诉记者,“我这一生最愧疚的一件事是,从未与小女儿见过面,她现在也有75岁了。当年,我瞒着妻子去参军,一别就是15年。她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没办法,将小女儿送给了一个有钱人家。而最自豪的一件事是,这一生中,我先后参加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亲手杀死过许多敌人,使我终身无憾了。”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1-05 09: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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