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大连抗日同盟会
2019-01-11 16:57:56  来源：作者： 宋天鹏　宋进文  点击：  复制链接

　　人物简介：宋天鹏(1920年8月-2009年4月)，大连抗日同盟会创始人之一;解放后历任：大连市公安局政保处长、文保处长、大连海事法院筹备组负责人、大连远洋运输公司纪委副书记。

　　一九四一年，我在大连寺儿沟兴顺盛茶庄当会计，后因不堪资本家的压榨剥削，遂决定辞职，准备独自经商。

　　此时的大连，正处于日本军国主义更加凶恶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之下，他们大力强化军、警、宪特务机关，并大量增加特务人员，而每介特务人员又豢养大批汉奸充当“狗腿子”、“联络员”，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和阶层，恐怖至极。市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

　　正当我在筹措经商事宜的一九四二年秋，我的好友张寿山从山东荣城县老家来到大连，得知我准备经商之意后，与我商议合伙经商。我们便东借西挪地凑集了一万七千元的资金(当时的日本币)在大连马栏屯(原大连沙河口区十七委七组498号，现已拆迁)开设了“隆兴茶庄”。在茶庄经营期间，张寿山经常向我透露一些有关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讲述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我的爱国主义觉悟，使我逐渐懂得了革命的深刻含义。经过实践的考验，张寿山便在一九四三年春，向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胶东(山东)抗日同盟会的情况，并发展我为大连抗盟会会员，同时向我表明了他是经胶东区党委抗日同盟总会姚蕴章同志派来大连开展大连抗盟会工作的身份和任务。大连挤盟会的任务是：长期隐蔽，发展组织，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我成为掼盟会会员后，就和张寿山以“隆兴茶庄”为抗盟会据点，卖茶叶为掩护进行抗日活动。我们辞掉了原来的两名店员，把抗盟会会员孟春、于宏海两人派到店中工作。后来，我们根据胶东抗盟总会的指示，正式成立了大连抗日同盟分会。张寿山为主任，我与姚华芝为委员。从此，“隆兴茶庄”便成了大连抗日同盟分会的指挥部，经常有从事抗日地下活动的同志到茶庄接头、开会、部署地下活动，分会的活动经费来源于“隆兴茶庄”，连当时通化抗盟会的活动经费，亦由“隆兴茶庄”负责提供。

　　在“隆兴茶庄”合法商号的掩护下，我们以销售茶叶的名义，走街串巷，到工厂、商店广泛接触工人、店员，伺机有针对性地进行抗日宣传，激发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并注意物色革命力量，一旦考核条件具备，便将其发展为抗盟会会员。由于我们的隐蔽工作十分得体，丝毫没有暴露出任何蛛丝马迹，以至敌人竟提出让张寿山充当伪政权的干事。经反复权衡利弊，还是认为接受这项“差事”为宜，因为我们可以利用这公开合法外衣进行白皮红心的工作，例如可以借向民众分配给养品，收苛捐杂税等之机对居民们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加深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憎恨，宣传解放区的人民民主生活状况，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从中物色和发展抗盟会会员，壮大革命力量。

　　一九四四年春，我奉命到胶东区党委抗盟总会汇报工作，并接受了短期训练。其间，胶东区党委抗盟总会的领导同志丛振东问我，派一名同志到大连帮助你们开展工作，有无办法掩护?我回答：“能够掩护。”这样他便向我介绍了张世兰同志。这样在当年的四月和六月，我和张世兰先后到了大连。张世兰来大连若干天后，到“隆兴茶庄”同我和张寿山接上了关系，此后张世兰就以茶庄为掩护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发展工作，并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不久。胶东区党委抗盟总会派张坚赴通化开展地下工作，路过大连期间。他介绍张寿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大连挤盟会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地下工作活动，一九四五年组建大连地下武装队伍前，大连抗日同盟分会地下党总支委员会应运而生。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大连解放，当时地下党决定，一方面尽快设法与苏军接上关系，一方面扩大党的宣传影响。八月二十三日晚，张世兰、宋天鹏、姚华芝、冷清、刘铁山、孟春、于宏海、李继先等集合在“隆兴茶庄”连夜赶写了“庆祝中国抗战胜利”、“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流血流汗是为了劳苦大众的民主民生”、“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大量标语，通过中共党员和抗盟会员在次日晚一夜贴满了全市。这些标语，是大连解放后首次出现在大连街头，大连各界人民对抗战的胜利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形象有了更强烈的认识。到“八?一五”抗战胜利时，抗盟会组织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发展到一百余名会员，并在其中发展共产党员十六名。自苏军接管大连后，“隆兴茶庄”随即关门停业，我们就全力以赴搞宣传和进行组织武装队伍活动。中共大连县委成立后，我们将由个人筹资开设的“隆兴茶庄”全部资产交给了中共大连县委。

　　一九四五年八月末的一天，我们几位党员在李继先同志家中召开了会议，成立了大连抗盟会党总支。张世兰任总支书记，张寿山、宋天鹏、于宏海、冷清、刘铁山、孟春、李继先为委员。当时的形式是虽然苏军接管了大连。但大连的社会治安仍由日伪警察和以大汉奸张本政为首所成立的“中国人会”(改为地方维持会)领导下的“治安队”反动武装所把持。为了摸清苏军刘抗盟会的态度如何及宣传我党的影响，党总支决定，一面写标语在全市广泛张贴;一面派人到大连的苏联领事馆，通过领事馆与苏军大连总司令部取得联系，以便争取苏军对挤盟会组织的认可和支持，然而由于我化没有他们要的相关证件和党证，苏军对挤盟会组织一直不予承认。

　　在这种情形下，为了不失时机的同大汉奸张本政把持的“治安队”这个反动武装的斗争，党总支决定要立即在大连组织武装队伍，并号召共产党员带领抗盟会员，进行起枪活动，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抗盟会的第一支手枪就是由姚华芝与李勤德在甘井子马路上逼使一个日伪警察交出来的。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我们共夺得短枪二十余支，长枪六十余支，子弹四千余发。

　　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大连抗盟会在大连沙河口马栏屯西山沟召开了会员大会，有二百多会员与会。大会由张世兰、张寿山主持，他们在讲话中阐明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强调在上级党未到之前，要继续加强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号召组织武装队伍，为夺取政权打基础，创造条件。并通过了组建武装队伍的方案，确定了队伍的番号是“第十八集团军胶东第五支队大连分支队”及队伍集中的时间和地点。九月十四日，共产党员、抗盟会员以及具备抗盟会员基本条件尚未发展为抗盟会员的人员，大约600余名，陆续来到沙河口王家沟净水池集合。编队后，由支队领导向队员们分发所夺取的武器。600余人共编为一个营部，四个连队。党总支决定，张世兰(已改名为李韶华)任支队长;张寿山(已改名为木荣)任教导员。宋天鹏任支队秘书;刘铁山、孟春、冷清、姚华芝、于宏海分管供应、民运、宣传，情报等工作;李继先、鞠国疆、杨树森、邴汝田分别任四个连队指导员。队伍组建后，面临着与苏军联系不上。大连市内又以大汉奸张本政为首的反动 武装控制局面，我部进不了市内，600余人吃饭问题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党总支研究认为，由共产党员刘惠先在甘井子海茂屯、三道沟村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发展队伍的一定的有利条件，为此，于九月十八日将三、四连派驻海茂屯，三道沟村使吃饭问题得到转机。由于队伍在驻地群众工作开展的比较好，加之刘惠先积极主动的工作。队伍的威望剧增，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拥护。

　　为了争取苏军的支持，支队领导同志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疏通与苏军的联络。但因我方无党证和证件，苏军拒不承认我方组织的合法性。正当我们举棋不定，心急如焚之时，灾难不期而至，队伍近于崩溃。九月二十四日中午，沙河口苏军司令部董司令带领多名苏军士兵和中国便衣，开车持枪到王家沟，包围了我部，并向我部住屋射击，边骂边喊让我方人员出来站成队列。有四名中国便衣向我方质问，你们队长是谁?张世兰挺身而出。他们又质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谁叫你们拉队伍的?拉队伍干什么?张世兰说，我们是胶东区党委派来的，并一再申明我们这支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但苏方一直不肯相信，接着他们便将张寿山、冷清、于宏海等四人从队伍中拉出来站在净水池旁，张世兰等同志大义凛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而董司令带领的便衣竟然当场开枪打死了张世兰，并喊道：“队伍要立即解散，不准再拉队伍，如果再拉队伍，就照这样办!”

　　这次不幸事件的意外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敌人利用了苏军和董司令不了解我武装队伍性质的实际情况而酿成的。张世兰牺牲后，我们掩埋好他的尸体继续坚持革命活动。王家沟被解散的两个连队的人员，也相继去海茂屯、三道沟加入了那里的两个连队。

　　张世兰的牺牲，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当时我们600余人的武装队伍处于苏军不承认。与上级党又联系不上的十分困难的境地。我们决定派吕华岫去胶东，派于宏海去沈阳找上级党，派张寿山、刘铁山、孟春等去金县再找苏军司令官联系以取得他们的承认支持，但均未成功。后来，李继先便与甘井子苏军司令官刘雨泉取得了联系，经过面谈和自我介绍后，刘雨泉又亲临我部看到了我部严明的纪律和生活作风后，对我部确系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深信不疑，便决定要我方先抽调部分骨干力量，到甘井子治安队(其时，系张本政新组织的反动武装)进行改造夺取领导权。据此，党总支决定，从我方抽调的约三十名骨干(其中十八名中共党员)去甘井子苏军司令部，在刘司令的领导下改造反动治安队。改造的原则是：好的留用，争取中间，坏的清除。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了改造任务，接着就成立了甘井子公安局及其所属的武装训练大队。李继先任局长和大队长，宫润海任武装训练大队副大队长。我们在海茂村和三道沟两个武装连队的六百余人，除分配到甘井子公安局及派出所外，其余全部分配到武装训练大队。武装训练大队后发展为四个武装连队。其间，我们先后解决了四股反动武装。

　　甘井子公安局成立后，于宏海从沈阳陪赵东斌来大连。于宏海在沈期间曾与上级党组织领导人林一山接上了关系，并见到了肖华。赵东斌来大连的任务是组建关东公安局，他抵大连之前，韩光已先期从沈阳抵连。张寿山、李继先分别向韩光、赵东斌汇报了大连抗日同盟会地下活动、组织武装部队及张世兰牺牲，成立甘井子公安局等情况。韩光、赵东斌来大连工作后，因受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中不准共产党武装人员进入大连的限制，我方便从甘井子公安局抽调一个短枪排，为韩、赵二位领导当警卫。关东公安局成立后，又从甘井子公安局抽调一大批干部充实到总局和各区公安局任职。甘井子公安局成立后，张寿山委派邹树堂在侯家沟成立了自卫团培训干部，后向市各区政权以及公安、法院输送了大批干部。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9-01-11 16:5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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