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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口述历史:我的两次远征
2019-01-12 14:38:24  来源:未来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20年2月出生于江西奉新县。1937年报名参军,加入国军新28师83团迫击炮连,上士班长,驻防滇缅公路;1942年随中国远征军第66军所属新编28师进入缅甸对日作战,第一次远征军失败后回国;1943年再次入选中国远征军,在汽车兵团10团3营7连1排1班任班长;1945年8月回到昆明休整后调往驻扎在贵阳市清镇县的重炮12团汽车连;1948年8月整编进炮兵15团。1949年在广西小董被解放军俘虏后遣散,到桂林安家,婚后育有一女,现独自一人生活。

  认识余国清老兵,是在2012年12月9日。余老听说我们要去永福县探望抗战老兵、黄埔老人以建明的消息,执意要与我们一同前往。

  那天,我印象最深的是,92岁的余国清见到91岁的以建明以后,给以老敬的那个标准军礼。在随后与老人简短的谈话中,我得知这个中国远征军的幸存者有着不凡的经历。他在怒江边与日本兵近身肉搏,他奉命开车拉着白崇禧的一卡车黄金、光洋回广西的故事,无不深深吸引着我。这些如同电影情节一般的经历,就活生生地烙在眼前这位老兵的记忆深处。我想,这位瘦弱精干、一举一动都显示出军人风范的老人身上,一定还有更多值得探寻的点滴。

  12月22日,我终于再次如约见到了余国清老人。

  老人的家,位于桂林市建安路5号。这是一套2居室的单位房改房,老人说:“这是2001年单位的集资房,总房款4万多点,今年上半年终于把欠款付清了。”

  老伴2000年过世之后,余国清就一人独居于此。简陋的房内,虽然摆设的都是清一色的老旧甚至有些破损的家具,却无不被收拾得整整齐齐。看见我手上拿着相机,老人一转身就进了卧室,我好奇地跟进房里去,发现老人正从墙角的老式木衣柜里取出一件西装要换上。因为担心老人被冻着,我劝他别换了,现在穿在身上的棉大衣就很好,老人却不干,非得将身上的旧棉衣脱了,穿上他拿出的西装。这时我才发现,这件衣服原来是有“文章”的——— 衣服的左胸前,别着3块亮闪闪的抗战纪念牌!

  “这块是香港发给我的,这块是南宁发给我的,这块是志愿者发给我的。”老人用手指点着胸前的牌子,一一解释着它们的由来。眼里放着光彩的老人视这些纪念牌如珍宝般珍贵,他觉得,这是社会对他们这些抗战老兵的肯定。

  照完相,我们面对面坐着。屋内突然安静下来。沉思良久之后,老人打开了话匣子,从他贫穷的江西老家聊起,到他如何参军,如何受命进入缅甸,再到后来负伤疗伤,娓娓道来,诉说起那些尘封多年的过往,老人一直神情淡定。毕竟年事已高,老人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特别是一些时间节点和人名,有时会搞混淆。不过,可喜的是老人虽然已经92岁高龄,却依旧耳聪目明、精神抖擞。

  结束采访,已接近晚餐时间。老人邀请我和他一起步行去他女儿家吃晚餐,我婉言谢绝了。老人热情地送我下楼,在我钻进汽车的时候,“啪!”的一声,老人立正,口里大声地喊道:“向你敬礼!感谢你的关心!”

  一

  我原是江西省奉新县人,因为家中贫寒,我们家从祖父那一代开始就借住在奉新县南门外桥头的龙王庙里,我祖父、父亲都靠帮人做零工维持生计。

  1937年8月,我在江西南昌报名参军,当时在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8师(师长刘佰龙)83团迫击炮连。按照计划,部队招够1000多人就开赴重庆附近。到训练基地以后,我们领了枪,开始正式训练,光是行军这一项就训了几个月。训练结束,我们被调到贵州省贵阳市,主要负责保卫能直接通往缅甸的西南通道,防止日军由此进入内地,力图确保滇缅路、屏障云南,巩固西南大后方。

  1941年12月23日,中英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长官司令部正式成立。

  1942年4月初,第66军所属新编28师、29师进入缅甸腊戌抗击日军。我们进入缅甸时,战局对盟军已十分不利。当时因盟军指挥失策,协作不力,加之日军于1942年4月28日偷袭腊戌成功,切断了我方后路,16万盟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由主动陷入被动。兵败“野人山”(克钦山)之后,我们在溃败的情况下,不得不一路向云南万向撤退。在离中缅边界不到1天路程的时候,因为天黑又不熟悉路线,我们83团遭到日军伏击,被敌方的机枪、炮火猛烈扫射攻击,部队彻底被打散。

  退回云南后,我带着二十几个战士一路经过腾冲赶往保山。退到怒江边的时候,连接东西两岸的惠通桥已经被防守保山的国军炸毁。逃难的人群发现惠通桥被炸,想到后面随时会出现的日本兵,立即乱了起来,一些尚未过桥的战士和华侨,相继点燃、引爆了自己的汽车和车上的军火、物资,以免这些车辆和物资落到日军手中。但更多的人,则不顾一切地试图逃生。一路上除了走散的国军,到处是惊慌逃难的人群,包括妇女和孩子。

  日本兵很狡猾,他们在路上截住华侨的小车,然后坐车跑到撤退的国军前方搞袭击。所以,沿途到处都有我们死伤的兄弟和华侨。

  二

  1942年5月5日上午10时许,我带着一个20多人的“超级班”,在惠通桥附近设法渡江,想要撤回保山。

  一队日军士兵从山上冲下来,于是,我带着战士们躲入路旁的密林中,决定偷袭一下。等气势汹汹的日本鬼子靠近,我们就用身上所携带的武器,对准走到近处的日军开了火。看到我们打了起来,附近的溃兵也纷纷向日军开枪射击。双方就在桥头的公路两侧展开了对战。

  我们枪弹不足,炮也在当初从缅甸撤退时埋了,只带着一点轻武器。最后寡不敌众,我身边的战友们都牺牲了,我这个20多人的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几个鬼子见我已经没有子弹,就围了过来,我两腿的膝盖附近被刺穿了6个洞,当刺刀再次逼近,我拉响胸前的手榴弹,准备和鬼子同归于尽。鬼子吓得惊慌逃窜,我就把手榴弹顺势扔出,前面的鬼子被炸退了几步。过了一会儿,又有几个鬼子向我这边冲过来,我看准时机,丢出最后一颗手榴弹,那几个鬼子是不是全部被炸死了,也不清楚,我趁乱滚下高坡,爬到河边的小树林躲了起来。

  公路上的日本兵,不时就会向树林里放枪。日军布置在惠通桥一侧的迫击炮,也不断地向对岸的中国部队轰击。

  在这个小树林里,这时已经躲了好几个人,有华侨、伤兵和当地的老百姓,也有死难者的遗体。

  第二天,我腿上的伤口开始恶化,疼得我呲牙咧嘴的,还好人群里有个老乡懂点医术,帮我弄了点树叶、草根嚼烂敷上,才不那么疼了。

  这么多人一起挤在那个死角里,没有食物,也没有药品,虽然日本鬼子看不见,但是大家连话都不敢大声说。大家实在饿得慌了,就胡乱抓一把树叶、草根之类的东西充饥。白天渴了也不敢去河边喝水,怕被公路上的日本兵发现,只有等天黑以后才敢悄悄去河边饱喝一顿。就这样艰难地熬过了10多天,公路上终于安静下来,躲难的人才逐渐散去。

  三

  第十五天傍晚时分,我确认应该没有什么危险了,才大着胆子找了条木棍撑着,慢慢走到几十米远的一个河湾边。一个老船工见我是当兵的,主动把我送到了河对岸。

  老船工听说我是江西人,就对我说:“你有救了,不远的江边住着一个村的江西人呢。我送你去他们那里。”

  在老乡那里,他们先帮我的伤口上敷了药,然后让我美美地饱餐了一顿。第二天一大早,我决定离开“江西村”去找部队。临走前,我劝老乡们出去躲一躲,他们说,知道日本人要来了,已经想好了到时候去附近熟悉的山上藏身,见我腿上有伤还执意要离开,村里的一个年轻人提出要送我一程。年轻人把我送到10多公里外的保山县城外,因为担心家里的人,他就返回去了。我拄着木棍,拖着伤腿,走走停停,一路乞讨着走了估摸有两个月,好不容易熬到了昆明。

  找到当地军队收容所说明了情况以后,我被送到宜良县后方医院疗伤,半年以后,见脚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我就又想回到部队去继续抗日。

  一天早上,我见有辆军车停在小溪边加水洗车,便上去搭讪,司机听说我是从缅甸打仗回来的,就热情地在旁边的铺子里买了个糍粑给我充饥。得知他正要赶往贵阳,我心里大喜,就求他带上我一起去。到了贵阳,热心的司机还请我在路边吃了顿饭,我对他千谢万谢。司机却说:“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一家人。”

  四

  在贵阳市区,见一堵墙上贴着贵阳辎重汽车兵团二团招考学生的广告,我就赶忙找过去报考。

  可是,因为要求报考者必须有初中以上文化,我被拒绝了。我有些不甘心,打听到他们领导的住所,就直接跑过去求情。第三营营长原是第五军的,也从缅甸回来,他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就把我破格录取了,并安排在招考处负责招考学生。我们招了300多人,返回毕节县团部驻地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当时整个团只有一辆德国柴油车,没有柴油,因此训练时都是推着走,所以虽叫汽车兵团,其实主要是步兵训练。

  大约一年以后,国防部及美国军方代表团到部队招人参加第二次远征军,我又入选了。

  我们先被送到昆明马家坝机场,然后在那里体检,有好些项目,因此手臂上都盖满了红章。没有盖章的,就证明身体不合适,被退回原部队。

  之后我们被送上陈纳德将军组建的“飞虎队”的飞机。飞机很小,只能坐60人。起飞的时候,昆明下着鹅毛大雪。这飞机性能不是很好,爬升也只能慢慢打转爬上去。经过喜马拉雅山后,到了印度的汀江机场,在那里,我们换上了美国军衣,原先穿来的衣服全部被烧了。在此停留一天之后,我们被送到兰姆加。兰姆加是中国远征军总部训练基地,由美军管派遣的远征军将军史迪威出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他是个中国通。

  在基地整训后,我被正式编入远征军汽车兵团十团三营七连一排一班,任班长。我们独立团团长是余廉一,营长袁尚中。我们团是按照美军的编制组建的,一个连有200人,由美军教练员负责授课。

  在这里,我接受了一个月的汽车驾驶训练,毕业后领到了驾驶证。我留在美军汽车学校做督教班长。当时每天训练8个小时,一个班有20人,每人一辆美军4轮“尖比西”大卡车,我们营的人都不准留头发,全剃了光头。后来,我们也会开着汽车运送修建史迪威公路用的材料。

  没过多久,缅甸战事胜利结束。

  1945年8月,中秋节前夕,我们随一个回国的新车车队经史迪威公路走了14天,回到昆明集中。此时已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不久,我被调往驻扎在贵阳市清镇县的重炮12团汽车连。12团是榴弹炮团,炮筒有三四米长,轮胎有现在的挖土机轮胎那么大。我们之所以驻扎在清镇县,主要是因为这里城东南约7公里有个清镇飞机场。按照之前的说法,我们部队是在那里等上级的命令,为“打到东京去”作准备。不过,就在我们在贵阳待命期间,日本投降了。

  五

  随后,国内战争爆发。

  1947年,我们在沈阳战败。公路、铁路都不通车了,我被安排乘飞机护送军官们的家属到上海、汉口等地。

  1948年8月中旬,我所在的部队被打散。混乱中我被整编进炮兵15团,因为开车技术好,被安排开车运送满满一卡车用50厘米长的铁盒子装着的黄金、光洋,随部队转移。两吨半的卡车上堆了整整五吨重的货,我估计一个盒子里面可能装着1000块大洋。这一卡车的金条和光洋,据说是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要求运送到广西的。我们从汉口出发,一路辗转长沙、衡阳、桂林、南宁,然后到了钦州县下面一个叫小董的地方。

  1949年,我们在小董被解放军俘虏,军官都被抓去劳教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就各自被遣散回家。我领了路条以后,坐车到了桂林。因为我老婆在桂林呢,我们是1948年我在桂林停留的时候结婚的。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1-12 14: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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