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民生：我是这样走上抗日道路的
2019-02-16 11:31:55  来源：烽火HOME  点击：  复制链接

　　我参加革命有三条原因：一条，我们党发动的抗日救亡运动对我有影响。1937年，我老家那边各地都有动员委员会，我当时刚10岁，但是救亡运动我都参加了。我参加的活动比大人参加的还多，受到的教育也很深。因为小孩不是整劳动力，跑出去对家里没影响。十里八里我都跑，游行示威，开动员大会，搞训练，我都参加，我在队伍里扛个小红缨枪。通过这些活动，我得到一条认识，就是凡是有热血的中国人都应该是抗日的。救亡运动对我来说，就是抗日前期教育。

　　第二条原因是受大人的影响，家庭的影响。我的父亲是留法学生。他回来以后，在乡间私塾教书，思想比较进步。他是抗日的积极分子，日本人专门抓他，没抓到他。他给我讲少年英雄抗战，少年被日本人抓住，(日本人问：你要不要抗日?少年说：)要抗日。这个故事就是讲中国人要有血气。

　　第三个影响是党的队伍新四军、八路军给我的影响。1937年日本人来，1938年我们就建立了武装。那以后游击队经常住在我家，因为我父亲的思想比较进步，牢靠一点，不容易走漏风声。我和一些领导干部熟起.来了，我觉得共产党的干部没架子，地委书记、县长、支队长，我能和他们平等对话。他说：“鬼子来了，马怎么隐蔽?”我说：“放我们家北面，那里周围是高粱，里面有一片树林，把马栓在这边，然后把马进出的脚印隐蔽一下，可以藏起来。”我给他们提这个建议，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

　　有一次我们闲谈，我那时13岁，突然冒出一句“无产阶级闹革命”，他们眼睛一亮，说这个小孩居然说“无产阶级闹革命”。他们很奇怪，对我刮目相看，说“这个小孩比较聪明。”有一个医生相中我了，他说：“你跟我去吧，我只要你背药包。教你学医。”我说：“好啊。”我很开心。我父亲不响，因为打仗，他不放心，不表态，我没办法。那时听爹娘的话，心里想去，不能去，就错过这个机会了。

　　后来，我老是把这件事挂在心里，“这事错过了，什么时候再碰到一个医生，我偷偷就跟他去了，不要家里同意了。”我这么想。想了大概有几个月，我们西村来了游击队，那天我吃过晚饭就去了，我想去找那个医生，我要当兵。结果医生没找到，找到一个我们前村的当了兵的，我们小时候就认识的，比我大几岁。我跟他讲：“我想当兵。”他说：“那好啊。”晚上他们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走。他把他的米袋子挂在我身上，我走在队伍里，像其中一员了。走过了几个村庄，队伍又回到了我们村，，还牵着两个犯人，就在我们村东头集合队伍。队伍经过我家门口，门里点个油灯，有点亮，我怕父母看出来，就赶快走过去，这样他们没发现我。

　　因为我的熟人同意我当兵是不算数的，要领导同意才算数。后来来了一个干部，他一看我13岁，身体还没发育，蛮矮的，还没有枪高。他说：“小弟弟，你想打鬼子很好，你太小了。你先回去呆两年，长高了再来吧。”我想，现在我就觉得晚了，还要等几年，这怎么行呢，真是不高兴。我想，如果是白天，他看见我这个人干净的，比较像样，可能就要下我了。

　　他摸摸我头叫我回去，我没办法，我只得回去。前后一转悠，两三个小时。我回到我屋里，我娘问我：“你到哪里去了?”我说：“我去玩去了。”我一直没跟他们讲。

　　还有一次，1941年春天，彭雪枫带着新四军四师东进过铁路，部队住在我们家里。他们说：“皖东北有个中学，你可以到那边去读书。”我父亲很高兴。那边是根据地里边，比我们家那边游击区每天打仗，要安稳得多。他们答应走的时候，带上我。但是后来没带上我，因为他们要通过封锁线，他们自己还保不了自己，带着我感到不方便。后来他们走了，我等不到他们，我很失望。当时我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不大安心。

　　又过了一年，1942年，先到皖’东北去的几个人，传来消息，说他们有办法带我到皖东北去。我高兴极了。我们一共不到20个人，集中起来以后，带上介绍信，组织上派武装护送我们，出发之前还给我们开会讲话。

　　平时在家里，我们不大出去走路的，走上18里20里已经很累了，要休息一天才能恢复过来。但是这天我们走了100多里，我累得实在不行了。中间行军的时候，护送我们的队长跑过来，摸摸我的头，他说：“小同志你累不累?”我说：“不累。”实际上很累了，但是我说不累。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我第一次去当兵的时候，他们摸我的头叫我“小弟弟，”这次叫我“小同志”了。叫法改变了，身份变了，我开心，累也不累了。

　　到了休息，吃早饭的时候，我的腿已经僵直了，不能弯了。我们那里小床蛮低的，本来叫我在床上休息，我腿弯不下来，没办法，就像一个棍子一样，倒下去了。他们比我大的同志去烧饭，端来给我吃。如果是我自己的话，饭就吃不成了。

　　这么着就参加革命了。我的关系转到学校，学校还要考，及格才能收。他实际上是一个干部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就是基层干部。我15岁去的，学了两年半，18岁，他们动员我好出来了，我说我不行，我还要学习。

　　两年半的学习生活最苦。吃的是杂面、黑面、粗粮，吃不饱。睡在湖边，很潮湿。没得洗澡，生皮肤病、疥疮，痒得不得了。湖边蚊子多，咬得牛驴乱跳，安静不下来。那时没蚊帐的，任它咬。那时我不觉得苦，年轻人在一起很热闹。物质是苦的，思想上很高兴，环境很愉快。

　　生虱子不难为情，叫革命虫，我特别容易生虱子。多到什么程度?我没办法消灭它。我只有星期天到外面去，把衣服脱下来打，打到地上，我再穿上衣服走人。有一次，我回家，大一点的同学一看我衣缝里都是虱子，密密麻麻排着队。他们说，你不能这样回去，叫你妈妈看见要心疼，就不让你来上学了，叫我把衣服丢掉，我只好把一件黑褂子丢了。那时候缺衣少穿，丢衣服，我下了很大决心。回家以后，我妈就看到我满身都是红点点。不过，她没有阻止我上学。

　　学校里，我们养了一头猪，这样一年才吃到一次红烧肉，平时没有肉。自己种的菜，烧上一锅水，放上一把盐，放上两把菜，这就是我们的菜了。我们吃饭的时候，拿上一个盆，舀一碗。实际上就是盐水汤，上面飘几个菜叶。大概8到10个人一个小组，又没有桌子，往地上一蹲，一阵风吹过来，灰尘都进来了，也一块儿吃下去。

　　有一次，我出差买东西，因为出差不能开饭，就带一点吃的，每人给三个黑窝窝，三根萝卜干。一路走一路吃，这天吃饱了，味道好极了。三条萝卜干比现在一桌菜都好，我记忆深极了。苦本身是坏事，但也是好事，他锻炼人的意志。

　　在战争环境里，学校不收学费，吃住穿都安排，还发零用钱，这个很难得的。我读书一直读到1944年5月份，调出来，当灵北县土山乡党支部书记。一个乡支部十个人，每人都有武器，相当于一个武装班。

　　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学习保卫工作，在除奸干部训练班呆了半年。回来到县里公安局，搞审讯工作，一直工作到日本投降以后1946年春天。

　　说到打仗，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三个战斗。

　　1938年6月，我11岁了，在我们村子南边三里路有个蔡桥，有一天中午“啪啪啪”打起来了，鬼子下乡来抢东西，遭到我们当地刚组建的游击队的迎头痛击。枪声一响，群情激愤。凡是有枪的人家，都拿起武器上前线。我们西村有一户人家有枪，两兄弟争着上战场。弟弟说：“哥哥，你有嫂子，还有侄子，你不能去，我去。”弟弟去，就牺牲了。名字我还记得，叫孔路。有枪的人家都参战，打鬼子的人越来越多，鬼子一看势头不对，拔腿就跑。把鬼子打跑了，大快人心。打好以后，老百姓以我父亲为首，都去慰问。提着茶水，提着饭菜，慰问抗日勇士。

　　从这一仗以后，鬼子不敢那么嚣张了，不带武器，他不敢来了。但是他知道这里有武装，他心里很恨，就想办法消灭这个武装。到了1942年冬天，鬼子在我们游击活动的中心区安了据点。安据点，他就要抓人修工事。找人修的时候，我们游击队就混进去，把情况摸透了。利用一个晚上，我们游击队摸进去，不用枪的，就用手榴弹，从窗户扔手榴弹，手榴弹一炸，敌人全部消灭。我们一个没伤亡，一枪不发，手榴弹用了不少。这一仗打得痛快。那天晚上的口令是“水壶”“饭包”，我还记得的。

　　第三仗，是过了两三个月。我们游击队大概不到五十人。这天晚上，送来情报，周围各个据点都增加敌人，敌人可能要有大的行动，特别要提高警惕。这天晚上搬了三次家，到第三次，搬到一个叫郑桥的村庄。早上吃完早饭，在郑桥西面小李家，有一个人跑过来，像百米赛跑一样，说：“敌人到了。”领导马上召开紧急作战会议，不超过五分钟就定好了怎么办。兵分四路，一个班-路，向四个方向隐蔽突围。队长韩兴隆对我非常好，把他的新棉帽套在我头上，说：“你今天在旁边看，你不要参加了。”鬼子加伪军一共来了千把人。这天有个巧事情，那里正好有一个庙会，一听鬼子来了，就散掉了。几千人四面八方往外散，我们游击队也混在他们里面，敌人没发现。

　　日本宣布投降后，苏浙军区部队为迎接抗战最后胜利作动员报告。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2-16 11: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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