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土驱倭耀春秋
2019-09-29 08:43:42  来源：胡玉明  点击：  复制链接

　　胆魄，源自于英雄气概，它是攻坚克难的魂。

　　在敌我双方激烈而残酷的斗争中，两者相遇，自然是勇者无敌。

　　勇者无敌的英雄气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

　　面对强势的日本侵略者，蔡春江从中国军队驻防华容的暂五师在“七女峰”的一场血腥交战中，进一步体会到，用生命守卫河山，用血肉铸就长城，需要的是英雄气概。

　　蔡春江自从担任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压力，他想到了《荀子·修身》:“勇毅猛戾，则辅之以道顺。”作为“领头羊”，不仅需要勇毅，还要有谋略。谋略，智慧也。

　　倏然，他想到了杜甫、陆游、秋瑾诗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一)

　　蔡春江对英雄气概的理解是理性的。

　　他具有坚定不移、无畏无惧、饮河吞海的豪迈气魄。

　　他相信抗战必胜，自然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临危不惧，彰显出勇猛豁达，攻坚克难，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勇者气概。

　　蔡春江为了带好队伍，以实际行动践行“铁血”精神，使游击队员看到了榜样，受到感染。大家传说“春江公随时随地都作好了牺牲准备，坟地都买好了。”

　　由此可见，当时30岁年纪轻轻的春江公，早已抱定为抗战流血牺牲的决心，难怪作战总是格外勇猛，视死如归!

(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洞庭如海，残阳如血。

　　站在华容河眺望，蔡春江为自己领导的这支游击队，思绪万千。面对武装到了家门口的日寇，随时随地都要作好战斗准备。

　　是时，他感到敌人之强大，武器之先进，都是游击队望尘莫及的。战士打仗，手上离不开武器。加强装备，成为游击队成立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卖田买枪

　　国军驻防华容，经过“七女峰”激战之后，因常德会战需要，主力逐步移防桃源、石门方向，参加保卫常德、保卫湘西的战斗，以拱卫陪都重庆。

　　华容抗日态势，主要力量为华容县政府领导的几支抗日游击大队和在桃花山一带活动的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

　　为了应对作战需要，检查手中武器，游击队成立之初，仅有乡公所的十几支长枪，其中还有2支打不响。

　　武器是抗日之本。为充实枪支弹药，蔡春江召开家庭会议，讲明倭寇入侵，国将不国，家将不家，到处碉堡林立，日寇横行，老百姓已经没法过上安稳日子。全面抗战，守土有责。需要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

　　蔡春江的家境之所以比较宽裕，主要得益于其祖父蔡全斌(字双贵、号官山，大学生)和祖母赵氏，善于经营。通过父亲庆先勤劳耕种，开荒拓展，已有水稻棉花田土80亩地左右。祖父爱打抱不平，是个武举人，在当地有一定影响。查阅其家世，如果从其祖父上溯五代之高祖——永重公，即为清康乾年间的从九品。了解春江公的血缘，可以管窥其秉性，堪称书香熏陶，世代绵延。

　　通过家庭会议，大家统一了认识。蔡春江提出，打仗要武器，要用钱买一部分。上级拨付尚需走流程，还要从其他渠道想办法搞武器。

　　蔡春江的意见入情入理，鲜明具体。众人一致表态，同意卖掉家中的一处田庄(约60多亩)用于筹款购枪。这件事，在家庭中是大事，涉及当地有关人员，自然众所周知。春江公拿到卖田的钱，部分交给妻子姚文英保管，部分随身携带，以备急用，部分从溃散的国民党“游勇”手上，收购了若干枪支弹药。

　　蔡春江拉队伍，筹措枪杆子，加强武装的义举，得到族人的热烈反响。副官文树生，堂外侄(姐姐的儿子)，警卫班长王振球(春江公的侄女婿);军事教官兼参谋蔡文阶，负责后勤保障方面的蔡文选、张树全、后担任副中队长的胡金焕等，都是在此期间，相继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当时国民政府要求，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有的族人入伙时，还支持了一部分资金。消息在骨干成员中传开后，激发了大家的抗日斗志，情绪更加高昂。

　　夺枪捞枪

　　参加游击队的成员，大多数是本族宗亲和本乡的村民。面对日寇肆虐到家门口，为了加强守土自卫，蔡春江加大游说力度。一方面，动员宗亲中的青壮年，拖枪参战抗日;另一方面，多方设法，组织队员从敌人手上夺取枪支。

　　关于搞枪，在村民蔡长生身上发生了一个故事。他是位兽医，一次，在三封寺新铺的牯牛湾，他看到2个日本兵闯到李姓家中，欲想强奸妇女。

　　蔡长生目睹日本兵的兽行，不由怒火填膺。他瞅着机会，举起锄头，狠狠地一锄头，挖死了一个倭寇，抢夺到了一支枪。另一个鬼子发现后，迅速举枪射击，蔡的腿根中弹负伤。日本鬼子以为是游击队打死了他们的人，后来开始针对当地进行报复，开炮袭击。有的村民还因此埋怨春江公的队伍不“友善”。

　　伤癒后，蔡长生投奔蔡部，参加了抗日战斗活动。当地人都知晓他英勇杀死一个日本兵，抢得一杆枪，又中弹负伤，幸存下来的动人故事。后来，他一直住在湘沟湾，解放后60年代，因年老逝世。顿感：

　　血色洞庭不寻常，抗日举旌生死场。难忘兽医全不怕，驱倭长生有胆量。新铺夺枪除劲敌，华容河畔史流芳。腿经受伤立场稳，多少楚材品沧桑。

　　又如，动员散兵游勇拖枪过来参战。有一天，有人报告，有的掉队散兵在潘家渡口逃散时，将枪支丢在了水中。蔡春江立即带领雷育凡、蔡开元、蔡向林等人，潜入冰冷的水中，一次捞出了十几支长枪。

　　还有一次，春江公获得情报，日本鬼子有条船拉了军火，需要走华容河。他们巧妙的埋伏在罐头尖，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拦截了这一批军火，搞回来不少武器弹药。从此，蔡春江声名鹊起，军威大震。遂感：

　　华容河畔觅仙踪，野猫窖地聚群雄。觉醒春江乾坤大，抗日硝烟日月功。伏击军火显身手，蔡部赤帜展雄风。下高桥上来仰慕，守土驱倭耀苍穹。

　　蔡春江有点子，有办法，他的爱国行动，形成了很大的向心力，激励全乡的有志青年，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仅3个月时间，游击队就发展到700余人，长短枪近600支。县政府任命蔡春江为华容县国民抗日自卫团第三游击大队大队长。大队部，便设于洞庭湖畔的层山。

　　这是一块隐蔽于芦林中的台地，涨水时四面临水。队员们的生活费，全靠层山、轭头湾等几个渡口收费解决。大家的生活虽然清贫，但抗日士气极其高昂。他们转战于轭头湾、层山、刘家铺、杨林所、书垸洲和南县华阁等地，有力地打击了日寇和汉奸的嚣张气焰。

(三)

　　蔡春江对日寇无所畏惧，勇于攻坚克难;对于穷苦的乡民，他则满怀仁爱之心。

　　1943年冬，洞庭湖地区相继发生大风和大雪灾害，加之日寇入侵，许多穷苦乡民的生活发生严重困难。

　　蔡春江得知新河乡乡民的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缺少食盐和大米时，他亲自带队，将载满一马车的食盐和稻谷，送至难民家中，堪称“雪中送炭”，温暖人间。

　　当乡民们收到食盐和粮食时，有的叩首称谢，有的感激地称他为“活菩萨”。遂感：

　　硝烟烽火不畏难，新河乡民历悲观。春江知情抽青壮，送米送盐度难关。贫困饥寒潦未倒，穷途风雨温馨然。救民水火春秋记，自此黎庶换笑颜。

　　“蔡部”游击大队的这一举措，深得民众的人心，拥护者甚众，不少家庭纷纷支持青壮年加入他的队伍。至1943年冬，蔡春江抗日游击大队发展到800余人，人手一枪。

　　蔡春江游击大队，高举抗日大旗，胸怀救国救民大志，不畏强暴，面对凶残灭绝人性的日寇，决心团结引领抗日民众，以炎黄子孙的血肉之躯高歌前行、奋勇杀敌。

(四)

　　春江公的仁德大义，引起了新四军的关注。

　　时任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的负责人杨震东，就加强了与春江公的接触和联系。据文树生的儿子介绍，“作为时任副官的父亲，曾陪同春江公见到过杨震东。春江公明确表示，愿意与新四军加强联系，共同御敌。可惜事后不久，春江公就牺牲了。”

　　据资料，新四军收编成功的案例，就有当时另外一支“胡部”，也是抗日游击队。因蔡部人员多，力量大，目标影响不一样。因此，杨震东比较审慎，他到蔡部接触时，还是装成病人化装而来相见的。

　　另据了解，还有张泽生政委，也与其有联系。春江公给予承诺，保证张泽生政委和杨震东支队长的人身安全，绝对不会亏待对方。二人前来相见，都是副官文树生亲自负责警卫。

　　2018年9月，笔者一行在华容县野猫窖，采访了已年逾古稀的其子文清元。文老言，“父亲文树生，是春江公的副官。他们俩从小就一直在一起。我父亲的年龄，只比春江公小一岁，而且春江公是长辈，我父亲是他的舅外侄。少年时代，他们习武、读私塾也是在一起，知根知底，可以说是从小一起长大，共同成长起来的。

　　“春江公起事时，买了一支转子左轮手枪。他本身负责保护地方治安。

　　“杨震东与春江公接头，只有我的父亲(文树生)在一起，负责贴身警卫。杨是装病到蔡部的，化装后坐着滑杆竹椅而来。

　　“杨震东与春江公交谈，首先阐明观点，如共产党新四军联合抗日，保护有生力量，等等。春江公当即回答：好!好!”

　　婉澜说，文树生是春江公身边最放心的人，是位可以为抗日游击队当家理事的人。

　　……

　　是时，当笔者站在文清元家中厅堂的文树生遗像前谒拜，犹如看到襟怀坦荡、英姿焕发的副官，禁不住肃然起敬，叩首感怀：

　　一行华容共乘舟，驻足层山仰岳州。野猫窖前当年貌，河畔柳岸战云浮。金兰相交文高士，同窗习武展壮猷。携手并肩襄义举，一片丹心扫倭酋。

　　健笔纸上意气翻，毫端诗书战犹酣。义勇忠魂留真气，化作长虹耀宇间。

　　风雨如磐岁月长，鲐背抗倭总难忘。骨肉舅侄恩义重，千古冰心永向阳。

　　涂光明唱和：

　　桠杈残荷夕阳斜，无边秋色访文家。昔日副官音容在，不见当年江幺嗲。

　　红旗猎猎血色尽，涛声阵阵马蹄竭。一代枭雄无边苦，东山傲笑佑苍生。

　　蔡乐鸿唱和：

　　长辈老师好文章，满腹经纶颂春江。不辞劳顿艰辛苦，更有功德热心肠!

　　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的两位首长，虽然与蔡春江的接触不多，但是，对蔡春江形成了一定影响。

　　采撷《湖南画史》《华容风雷》等有关资料，综合整理，以飨读者。

　　杨震东

　　杨震东，曾用名杨荣淮(1919.3—2007.10),1919年3月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县一个农民家庭。抗日战争爆发后，接受共产党的思想，1938年8月在校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中。初期，按照组织安排从事地下工作，在危险的环境中发动群众、巩固组织。1940年入伍后，他历任襄西独立团排长、副连长，45团连指导员，43团营教导员，荆门大队大队长;襄东京钟大队大队长;襄西独立团协理员;江陵独立团副政委;石公华县江南支队支队长等职。

　　1942年，在主力部队撤走，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他按照组织决定，带领少数武装，坚持打游击整整一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稳定了根据地。

　　解放后，杨震东历任基建工程兵后勤部副部长等职，1983年11月按副军职离休，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江南挺进支队在潜江成立

　　为了进一步打击日军，策应正面战场作战，待机挺进洞庭湖滨，新四军第5师第3军分区于1943年9月1日，在湖北潜江熊口成立了江南挺进支队。杨震东任支队长，张泽生任政委，尚志任副政委，支队由一个武装连组成。军分区拨给支队38支步枪，1挺机枪，40多名战士。

　　9月18日，在新四军第5师45团参谋长青雄虎率领的1营配合下，江南挺进支队从潜江熊口出发，顺利到达石首江北地区的三户街、冯家潭—带，收编游击队方以成部，支队由原来一个连扩为两个连，由29支枪发展为100多支枪。

　　收编方部后，江南挺进支队按照石公华县委在熊口拟定的行动方案，第一次跃马长江，进军公安。部队进抵公安后，由于河流湖泊过多，又有较多的敌伪据点，部队不宜开展游击战争。不久，便撤回石首江北地区。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很快在斋公桥、冯家潭、横沟市等地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根。江北地区社会秩序井然，人心安定，生产和商业迅速恢复，敌占区的人民纷纷迁居江北商业中心，古长堤由原来的千余人发展到一万多人。江北地区新局面的开辟，为江南挺进支队挺进桃花山奠定了基础。

　　江南挺进支队挺进桃花山

　　江南挺进支队进入江北后，根据襄河地委的指示，准备向长江以南发展。这时，桃花山地下党支部书记李镇藩派缝纫工人王德珍从西堤拐过江，到横沟市附近找到了杨震东、李人林、张泽生，要求支队进军桃花山，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3年11月28日，江南挺进支队、鄂豫边区文化工作团在李人林率领的第45团加强连的护送下挺进桃花山。

　　当晚，部队由王德珍带路，从斋公桥秘密渡江后，准备在焦山河附近过调弦河。当时，日伪军已将这一带的大部分船只控制起来。调关、桃花山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得知支队准备过河的消息后，立即组织“抗日十人团”和部分群众，将隐蔽在内港中的船只拖出搭成浮桥，让部队过河。

　　支队过河时，“抗日十人团”还在四周密布岗哨，监视日伪军的动向，并将敌情及时报告挺进支队。是夜，部队在才子庙宿营。29日到达古井口，30日到达小石桥。

　　支队进入小石桥后，张泽生、杨振东等深入群众，走访士绅、名流、社会贤达，并在小石桥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李人林、张泽生、杨震东等先后发言，揭露日军侵华的罪行，介绍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的事迹，宣讲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开辟桃花山抗日根据地的意义。曾在武汉担任律师的国民党员刘文斌代表当地民主人士发了言，他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拥护新四军开辟桃花山抗日根据地。

　　12月1日，江南挺进支队胜利到达桃花山。

　　统一战线政策鼓舞人心

　　桃花山，东濒洞庭，北临长江，位于华容与石首的交界处。群峰耸立，古木参天，山回路转，便于迂回作战，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天，江南挺进支队在桃花山下的大旺厂，召开群众大会。吴家挡、青竹沟、砖桥、塔市驿等地群众纷纷赶来参加，蔡春江派员秘密前往了解情况，聆听会议精神。

　　文工团长唐亥，受县委和江南挺进支队的委托作了报告。他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毛泽东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指示，这次会议极大地鼓舞了群众。

　　江南挺进支队屯兵桃花山，标志着桃花山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建设民主政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1943年9月至1944年7月，石公华县(即石首、公安、华容县)行政委员会将根据地分为6个联乡。分别建立了联乡民主政权，即联乡办事处。

　　县行委建立后，为抗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动员民众参加抗日、领导根据地建设，为新四军提供兵源和财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分设的6个联乡办事处，其中属于华容地区的有第6联乡和第4、5联乡一部分。其中第5联乡于1944年2月在范家湾成立，主任傅志国，联乡下辖华容砖桥、板桥、塔市、三郎等乡。这个联乡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桃花山就在它的境内，它是江南挺进支队的驻地。从它成立起的短短5个月内，便向挺进支队输送新兵100多人。每月征得税收一千多块银元，按月上缴县行政委员会。挺进支队的粮食大部分靠这个联乡供应。

　　同时，联乡办事处有步枪10多支，经常组织民兵进行射击和刺杀训练，还负责处理民事纠纷、婚姻等问题。

　　成立石公华县临时参议会

　　在桃花山抗日根据地，建立参议会更有特殊意义。

　　长期以来，这里的地主、士绅对共产党、新四军存在着恐惧心理。因为一方面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们曾看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至今心有余悸。另一方面，土地革命失败后，许多地主、士绅充当“清乡”委员和“铲共”义勇队员。这些人中有害怕共产党的一面，也有愿意抗日的一面。因此，县委要求各联乡办事处对统战对象认真摸底，就他们对抗战的态度进行调查分析，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石公华县临时参议会代表名单。遵照《鄂豫边区县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审定候选人，以县委和县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向应邀代表发出请帖。

　　1944年8月，县行政委员会在大旺厂包家仓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石公华县临时参议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开明士绅、国民党员共100多人。会议听取了县行政委员会和江南挺进支队的工作报告，讨论了石公华地区的田赋、税收、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及推行建国公债、普及文化教育等重大议案。

　　石公华县临时参议会成立，使绅士、地主、资本家看到了抗日民主政府对他们的重视，共产党、新四军不但不计旧恨，而且还请他们参与政事，因此，他们原来存有的恐惧心理消除了，不少人积极投入了根据地的建设。

　　利用合法身份，进行抗日宣传

　　华容沦陷后，城关镇、北景港、三封寺等地成了日军的重要据点。参议员可以利用绅士、社会名流的公开身份与各方面人士交往，宣传抗日政策。参议员应东文与焦山河日伪区长叶炳章有总角之交，应东文向叶炳章宣传“抗日救国、匹夫有责”的道理，增强了叶的民族自尊心，积极为根据地工作人员提供方便。

　　同时，参议会还动员家住县城附近的参议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日伪动态，掌握敌方情报，及时上报。

　　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桃花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象一把利剑，插进了敌人的心脏，使日伪军深感不安。于是，日军对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根据地的军民团结一心，利用一切有利时机，主动出击，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保卫和扩大了根据地。

　　打击日伪军，保卫根据地。1944年1月，驻华容县城的日军300多人，经杀猪港进犯桃花山，向新四军驻地疯狂“扫荡”。适逢襄南中心县委副书记吴云鹏与新四军5师45团副团长杨洪先带一个营的兵力来桃花山检查工作。

　　面对敌人的“扫荡”，新四军迎头痛击。战斗开始时，因敌装备精良，又占领了有利地形，新四军一时处于被动地位。

　　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新四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由杨洪先率主力向砖桥方向边打边撤，杨震东率挺进支队向县城发动佯攻，迫使“扫荡”桃花山之敌回援县城。待敌赶至县城时，杨震东已率支队撤回根据地，从而粉碎了日军的“扫荡”阴谋。

　　鲜为人知的是，蔡春江的侦察员了解这次反扫荡情况后，及时作了报告。春江公迅速反应，立即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队，从侧面策应杨震东在县城发动的佯攻，由于火力加强，使敌人误以为新四军的主攻方向真的在华容县城，遂放弃“扫荡”，有效支援杨震东率领的支队安全撤回根据地。

　　袭击墨山铺

　　日军对根据地不但在军事上疯狂扫荡，而且在经济上实行封锁。盘踞在墨山铺据点的日军，将根据地周围的食盐、粮食抢去，妄图将根据地的军民困死、饿死。

　　眼看春节来临，群众家里米没有一斤，盐没有一粒。为夺回粮食和食盐，让根据地居民过个好年，江南挺进支队决定袭击墨山铺。

　　日军为了防止新四军的袭击，在墨山铺周围修筑坚固的碉堡，架设铁丝网。1944年1月24日，即腊月二十八日深夜，支队长杨震东率领两个连的兵力，悄悄接近据点。他们先用铁钳剪开第 一道铁丝网，接着又用抬来的树杆压下第二道铁丝网，此时，营房内的日军正在饮酒作乐，杨震东趁机带领几个战士，向据点摸去，干掉了哨兵。

　　埋伏在据点周围的战士，纷纷跃起，包围日军的营房，缴获步枪20多支，子弹3000多发，和大批食盐、布匹、腊肉、香烟、火柴等物资。

　　这次战斗，沉重打击了日军，迫使日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得龟缩在据点内，不敢轻举妄动，根据地的军民过了一个太平年。

　　当地有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挥笔写了一副春联：“新四军拼命抗日，老百姓安心过年”，充分表达了根据地人民的欢乐心情。

　　桃花山伏击战

　　江南挺进支队为了掌握敌情，派王家祺在九佛岗以办供销合作社为掩护，建立了秘密情报站。由王家祺任站长，七名情报员都是从抗日积极分子中挑选出来的。

　　九佛岗的情报站建立后，蔡春江也在当地建立了供销合作社，相互加强了秘密通道的单线联系。

　　1944年5月，有一天深夜，挺进支队选派一支战斗力最强的小分队，偷袭日伪焦山河据点。

　　小分队的两名侦察员化装成农民，混入街头，两名行武出身的战士摸近敌哨，待日军持枪搜査侦察员时，这两名战士乘机拥上，夺过枪支，侦察员则用麻袋蒙住日军的头。埋伏在街口堤坡下的小分队战士，趁机偷袭了日军碉堡，打死哨兵一名，缴枪3支，子弹60余发。

　　1944年9月，日军30余人乘一艘铁驳船，到寡妇峡抢劫财物。驻西堤拐的支队7连1排趁敌人杀猪宰鸡、得意忘形之时，兵分三路包抄敌人，打死敌军10余人，余敌逃上铁驳，躲入船舱，亦被我军歼灭。是役缴枪30余支，子弹2000多发。

　　同年10月，驻墨山铺的日军 50余人企图到桃花山“扫荡”，情报站获悉后，立即向挺进支队报告了情况。支队根据情报分析，认为日军人数不多，地理不熟，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一次伏击战。第二天拂晓，日军向桃花山进犯时，埋伏在大道两侧的战士突然发起攻击，日军被打死10多人，余敌狼狈逃回县城。

　　对新四军的这几次战斗，春江公非常关注。他在大队骨干成员中，还通报了这几个战斗案例，籍此鼓舞游击队员的士气。

　　不断打击伪军

　　江南挺进支队，在狠狠打击日军的同时，还用了很大力量打击为虎作伥的伪军。汉奸张世杰(监利人)在日军侵占江南后，卖身投靠，当上了伪保安大队长。经常带领保安大队下乡骚扰，是日军豢养的一条忠实走狗。

　　1943年12月，驻监利伪军一个排从藕池领取军饷后，途经调天宿营。杨震东连夜率一个连，在伪军必经之道的鹅公仓树林中设伏。次日中午，当伪军进入伏击地段，杨部发起突然攻击，一举歼灭伪军，缴枪60 余支，子弹两袋，战马40匹，银元四袋。

　　1944年3月，杨震东率1、3、7连夜袭驻横堤市的日伪军，战斗一小时，打死打伤日伪军30余人，俘敌10余人，缴枪10余支。

　　5月，华容县伪保安大队长张世杰，带领200多人枪，从广兴洲岀发，到岳阳华容边境进行“扫荡”。

　　驻烟墩的江南挺进支队1连闻讯后，决定狠狠打击，连长彭守春率领全连战士，埋伏在柿树岭附近的大道两侧。当张带着20多名骑兵和两个中队的步兵，进入伏击地段时，1连发起冲锋，很快将伪军击溃。这一仗，共打死伪军10余人，俘敌中队长以下40多人，缴枪50多支。从此以后，张世杰再也不敢下乡骚扰了。

　　8 月，杨震东率两个连的兵力，深夜袭击驻新沙洲的伪军，强打硬攻，毙敌100多人，俘敌50余人，缴枪80余支、弹药10余箱。

　　9月，挺进支队3连，探明伪军饶子奇部100多人在章华港一带已抢得群众大批粮食，急欲运走。当夜，3连即从瑶竹沟跑步至章华港，饶子奇率部仓皇上船逃跑，3000余斤粮食全部被追回，还缴获战马10余匹。

　　在江南挺进支队与敌伪军频繁作战的同时，根据地内各联乡地方武装组织也积极配合主力作战，为保卫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1943年底建立的池西游击大队，坚持在石首藕池以西和公安崇湖、陆逊湖一带打击日伪军。先后在胡家厂打散了刚成立的日伪保安司令部，在周家铺歼灭日伪军屈子静部80人。

　　建立地方武装

　　为了保卫抗日根据地，江南挺进支队积极参与建立地方武装，保卫地方政权的工作。

　　协助各联乡先后建立了区中队，各有队员20—30人;各乡也建立了民兵基干队，各有队员30—40人。此外，县行政委员会还建立了新兵大队。从区中队、民兵基干队和青年学生中挑选人员，为新四军输送新兵。据统计，1943年10月至1945年5月，输送新兵达800多人。

　　为补充武器弹药不足，江南挺进支队在桃花山跑马岭，还办起了兵工厂，主要制造拉筒手枪和子弹。这种手枪一次可装十发子弹，有较强的杀伤力。兵工厂还负责修理枪械。

　　地方武装建立后，又积极配合新四军，打击日伪军，收剿土匪。1944年6月，土匪头子严忠烈率匪徒80多人，到茅草街以抓经案为借口，将喻仁山、杨大孝等人抓到烟墩岭，强行索款。

　　第四联乡办事处主任崔东明得知后，率领民兵基干队，从茅草街河驴子嘴赶来，将严忠烈的部队打散，救出了被抓的群众。

　　1943年12月，土匪头子张金芝率领匪徒到板桥乡一带抢劫民财，杨震东率领挺进支队100余人赶到板桥乡，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出其不意地予以打击，活捉了张金芝，缴枪10余支。

　　此外，江南挺进支队和地方武装还在西来庵、庄家铺多次剿匪，维护了社会治安，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争取友军抗日

　　争取友军抗日，打击顽固势力。

　　原国民党保安司令张震华部陈玉龙大队有80多人枪，驻扎在桃花山的来龙庙。1943年11月，江南挺进支队进驻桃花山后，陈玉龙主动派人与支队联系，要求共同抗日。

　　杨震东表示欢迎，便派秘书王家祺前往来龙庙，商谈改编事宜。王家祺向陈玉龙部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陈玉龙部表示愿意接受改编，支队即将陈部编入各连。不久，陈玉龙离职，支队送给他白马一匹，现洋100元和一些生活物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山胡道高，在狮子山拉起了一支拥有20多人的抗日队伍，自称“华容县自卫大队”，自任大队长。

　　1944年初，胡道高出于强烈的爱国心主动要求参加支队，但部分队员害怕严格的军纪和艰苦生活，使胡道高的愿望很久不能实现。

　　经过支队半年的争取教育，帮助他克服了内部的重重阻力，使其愿望终于实现。胡道高被第三军分区任命为江南挺进支队副支队长兼第三大队大队长。

　　1944年8月，张震华部分队长姚树生，在抗日民主政策的感召下，带领18人主动投奔支队，杨震东热情欢迎，并奖给边币100元。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江南挺进支队则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国民党游击大队侯宗瀛部有百多人，多次进犯桃花山根据地，并扬言要支队让岀三郎堰、九佛岗、古井口一带的地盘，气焰十分嚣张。江南挺进支队抓住有利时机，对侯部进行了一次狠狠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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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春江对于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开展的工作，高度关注，非常敬佩。

　　同时，他们保持着秘密沟通联系工作，并实现了见面对接，畅谈了整编收编工作的构想和未来方向……

　　(作者：胡玉明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手机：13908461842，通联：长沙市五一大道848号，湖南银保监局金融工会转 邮编410005)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9-29 08: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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