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问题与东亚地区的 “历史和解”
2020-06-11 15:36:02 来源： 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韩国学者朴裕河的《帝国的慰安妇》一书，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推出韩文、日文版，后又在台湾出版了中文繁体字版。该书全面聚焦20多年来“慰安妇”问题研究中的各种视角，挑战朝鲜“慰安妇”历史叙事之中被视为不容置疑的公共记忆。特别是，朴裕河来自日军“慰安妇”最大受害国之一的韩国阵营，在韩日《“慰安妇”问题协议》从约定到撕毁再到纷争的过程中，此书因这一独特背景而更引人关注，引发了极为强烈的社会反响。
2014年6月，韩国9名原日军“慰安妇”以涉嫌侵犯名誉(民事侵权)及诽谤罪(刑事犯罪)起诉朴裕河，控告《帝国的慰安妇》一书有50多处表述侵犯了“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名誉，要求禁止出版、销售及宣传此书，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失。2015年11月19日，韩国首尔东部检察厅认定《帝国的慰安妇》一书损害了不幸沦为“慰安妇”的韩国女性的名誉，正式起诉朴裕河。11月26日，以日本女性主义研究者上野千鹤子为代表的54名日美学者发表《针对起诉朴裕河的抗议声明》，高度赞誉朴裕河全面捕捉“慰安妇”问题的复杂性及深层背景，依托多样性的视角，解构了原先在这一领域的一边倒看法，努力摸索真正解决问题的可能性。2016年1月，首尔东部地方法院宣布原告民事诉讼胜诉，法庭认定朴裕河在书中以“虚假”“歪曲”的内容损害了这些女性的名誉，裁定被告赔偿原告每人1000万韩元。之后法院就其刑事诉讼展开调查，2017年1月，判定朴裕河的“学术自由”应受保护，并判其无罪。法庭强调，朴裕河的《帝国的慰安妇》一书，最终应该交由学术界和韩国民众进行评判。
朴裕河1957年出生于韩国首尔，高中毕业后前往日本，就读于庆应大学文学部国文学科，之后在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主攻日本文学，并取得博士学位，有着长期、丰富的留日经验，回国后出任韩国世宗大学日本语言文学系教授。代表作品还有《超越反日的民族主义——解读韩国人的反日感情》《追求历史的和解：教科书、慰安妇、靖国与独岛问题》等。
朴裕河对“慰安妇”问题关注已久。早在《追求历史的和解》一书中，她就专列研究单元，聚焦“慰安妇”问题，她这样指出：第一，“慰安妇”问题，本质上不仅仅是“民族”问题，也是一个关涉“性”和“阶级”的问题，在为国家和男性奉献的“大义名分”之下，许多贫困家庭出身的女性，最终不得不沦为“慰安妇”;第二，绝大多数韩国媒体立足于反日民族主义的视角，这必然导致忽略或刻意掩盖朝鲜半岛家父长制构造之下女性的“性”问题。而事实上，在朝鲜战争时期，韩国军队内部也曾出现过设置经营“慰安所”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韩国实施《卖淫禁止法》之后，美军基地周边的卖淫行为依然盛行，这些与“慰安妇”相关的事实，在韩国国内均未有过透彻的讨论;第三，战后“慰安妇”问题被淹没在水面之下，“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被迫长期保持沉默，这背后隐藏着整个社会对这些女性的偏见和歧视。这些观点，在《帝国的慰安妇》一书中得以延续，并进一步深化、系统化
一、作为“帝国慰安妇”的朝鲜女性
在《帝国的慰安妇》一书中，朴裕河强调，要梳理“慰安妇”问题研究的思想脉络，首先需要明确概念区分，追问并界定“慰安妇”究竟是指哪些人。在她看来，只有重新定位朝鲜“慰安妇”，才有可能进一步梳理“帝国”的身体管理、民间人士理应承担责任等的历史脉络。朴裕河将被视为“慰安妇”的女性分为三大类：一是正式的“慰安妇”，也就是作为“国民动员”的一环，投身于“帝国”事业的那些来自日本本土、朝鲜半岛及台湾地区的“帝国内的女性”;二是在由日军“指定”并“管理”卫生的民间卖淫设施(包括在占领地及战场附近早就存在的设施)中提供性“慰安”的女性;三是在战场上被抓获并成为被强奸对象的“敌国之女”。这里非常醒目的一点是，朴裕河将来自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的“慰安”女性，与来自日本本土的“慰安”女性相提并论，列为同一层次的存在。在朴裕河看来，殖民地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的“慰安妇”有其“特殊性”，正如《帝国的慰安妇》一书的标题所示，她们均属于“帝国内的女性”，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接受了日本的战争动员而成为“慰安妇”，她们在不同的场合，穿着日本的和服，挂着日本人的名牌，向日军将士提供性“慰安”，承担着激励、支撑“帝国”将士的使命。从这一点来看，她们是替代日本人“慰安妇”的一种重要存在，鉴于此，她们和中国、菲律宾、印尼等战场和占领地遭日军强暴的“敌国”之女有着本质的区别。
有意识地区分日本本土、殖民地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以及被占领地区“敌国”的“慰安”女性，强调其身份、地位等之差别，这一观察视角，在日本国内早已有之。早在九一八事变期间，日军侵入哈尔滨，当时就出现了针对“慰安妇”的差别化动向：日军中特权阶层的将校，独占来自日本本土的艺娼妓;较底层的兵士，以朝鲜“慰安”女性为对象;满铁的派遣员工等，则以中国“慰安”女性为目标;而最低等级的杂务人员，因没有女性相伴作乐，只能在旅馆内借酒消愁。这表明，在“慰安”服务方面，日本本土的艺娼妓处于这一金字塔的顶端，朝鲜半岛因已被日本“吞并”，成为“帝国”附属之一部分，故其女性位列其次，中国等被占领地的“敌国”女性，则只能处于最底层。
曾在中国和菲律宾等地服役的日军将校下津勇这样写道：“她们这些大和抚子，迈向中国大陆第一线，舍身奉献于皇军官兵。……不应该将她们鄙视为‘慰安妇’，这些女性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和皇军官兵一样，是为国家而卓绝奉献的‘娘子军’。”但就是这位下津勇，在菲律宾按照上司指令设置“慰安所”时，又这样露骨地表示：“那些为生活所困、具有卖淫经验的(菲律宾)女性，迅速踊跃前来应募”，这些“慰安所”只是“日本士兵的性欲处理机构”而已。很显然，在下津勇那里，日本本土“娘子军”和被占领地的“慰安”女性，虽然她们都提供“性”服务，但前者是作为欲望发泄之对象，肩负着为皇军将士“奉献”的使命，是一种为“帝国”牺牲的大义所在;而被占领地女性则只是为了追求金钱利益而卖淫，是被临时征募的商业性存在，自然也难以获得人道上的尊重。
在这种区分框架之下，“帝国”殖民统治范围内的朝鲜“慰安妇”，也赢得了明显的“特殊”地位。二战期间，曾在拉孟(现中国云南省龙陵县腊勐乡)担任联队长的松井秀治，有过这样的叙述：在拉孟被围、守备队几乎被全歼之时，这些来自朝鲜半岛的“慰安妇”，完全如同日本女性一般，她们穿着日军士兵的衣服，积极拿起炊具做饭，精心护理伤员，可谓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松井秀治的言外之意，拉孟的朝鲜女性，当初只是被视为来自异民族的“慰安妇”，是一种“他者”的存在，但是，她们毕竟又是“帝国”所属之一员，在“大东亚圣战”中洗涤自身“罪恶”，超越金钱束缚，实现了从“卖淫女”向“奉献者”的转变，升格为与“日本女性”并列的“爱国者”。
朴裕河显然沿袭了这一思路，但有所不同的是，松井秀治专门设置了一道门槛，也就是说，异民族的“慰安妇”升华为“帝国”的“爱国者”，需要经历残酷的战争洗礼，而朴裕河则干脆省略了这一环节，直接将朝鲜“慰安妇”与日军士兵并列。但是，处于殖民统治底层、孱弱无助的朝鲜“慰安妇”，如何与残暴嗜血的日军士兵一起，纳入到“帝国”这架冰冷、邪恶的战争机器之中?这是朴裕河需要自圆其说的首要问题。朴裕河表明，她不排除朝鲜“慰安妇”在战争年代受“帝国”言论误导、欺骗的可能性，也并未否认朝鲜“慰安妇”在战争期间遭受的巨大苦难，但她认为，战时的“国民动员”，是以日本人为主要对象的，这些朝鲜女性不幸被卷入其中，是日本殖民统治造成的悲剧。尽管如此，朴裕河按照自己对史料的解读，至少在其认识范围内，更强调的是，并无有力证据表明这些朝鲜“慰安妇”受到“帝国”的强迫，也没有有力证据显示“慰安妇”系统由日军经营管理。日军及其政府并未下令强征过朝鲜“慰安妇”，即便有，也都只是个案特例而已。朴裕河公开表示，她采访过的许多朝鲜“慰安妇”，都是由朝鲜妓院经营者招募的，“慰安妇”征募过程中出现的欺诈和诱拐等行为，责任主要应归咎于朝鲜中介业者。一言以蔽之，日军及其政府最多也只是制造了大量“性”的需求，很难上升到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层面。
朴裕河有选择地提取朝鲜“慰安妇”的碎片式证言：朝鲜“慰安妇”与日本军人一同骑马、散步，共聊故乡的话题，缓解他们的乡思乡愁，安抚他们的恐惧情绪，并给予他们最好的治疗，甚至有士兵在临死前将钱财全部留给了“慰安妇”……与日军士兵的这种互爱互助的温馨场面，数十年后(这些“慰安妇”)亦难以忘怀。基于以上证言，朴裕河断言：“朝鲜‘慰安妇’与日军士兵的关系构成，是作为同为日本人的‘同志的关系’。”换言之，日军的“加害性”特征被刻意掩盖，反而因这种“同志”“伙伴”关系而充满人情味，依托同属“日本帝国之内”的这一属性，这些朝鲜女性已不再是“性”的发泄口，而是“心甘情愿”投身战场的“协力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人士出于否认“慰安妇”制度的内在动机，刻意丑化“慰安妇”的存在表象，将朝鲜“慰安妇”定格为一群不堪入目、放荡的卖淫女性：她们不择手段，以纯情的日军士兵为赚钱目标，对“帝国”毫无忠诚之心。与这种露骨的蔑视视角相比，朴裕河心目中的朝鲜“慰安妇”形象，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女性摆脱贫困和封建家父长制的束缚，从悲惨的境遇中奋起，为寻求安身立命而投身于性“慰安”的工作之中，多多少少亦获得了相应的自由。她们摆脱了传统卖淫女性的表象，树立起“更为自发地投身战争、积极为军队和国家效力的爱国女性新形象”。由此，“慰安妇”这一传统视角下的“灰暗性”存在，首次沐浴于阳光之中，平添了一层乐观向上的积极色彩。朴裕河明确指出：这些朝鲜“慰安妇”所承担的使命，虽然不能完全否认“帝国”强制性的成分，但她们确实完美地承担起精神“慰安”者的角色……比起娼妓，她们的笑容更为灿烂，是承担着“慰安”使命的爱国女子的忠实笑颜。
二、“纯洁少女”形象的解构
朴裕河拒绝将朝鲜“慰安妇”视为仅仅以卖淫为生的、肮脏的利己主义者，一扫笼罩在她们身上灰暗、悲情、受害者的角色定位，肯定其“爱国志向”和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朴裕河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等韩国“慰安妇”运动团体，认为其刻意美化朝鲜“慰安妇”，将之塑造成“纯洁少女”的形象，并以煽动性情绪操弄这些幸存者，由此披染上强烈的反日民族主义色彩，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朴裕河认为，这也是“慰安妇”问题迟迟难以得到解决的一大症结。
在韩国的儒学文化传统之中，“少女”具有特殊的文化含义，在她们的血液中，流淌着爱情、纯洁、优异等近乎完美的因子，是孕育优秀国民和维系父权制稳定不可或缺的载体。朴裕河指出，韩国“慰安妇”支援团体依托对“纯洁少女”形象的塑造，以“少女”的天真无邪反衬日本帝国主义的肮脏与罪恶，以“少女”的不幸遭遇映射韩国悲惨而不屈的民族命运，这自然有其合乎逻辑的一面;但她同时强调，“少女”型“慰安妇”的存在，只是少数的例外，绝非普遍的现象，与其说这是日本军方的想法，还不如说反映了卖淫业经营者的真实意向。“‘慰安妇’的年龄不能一概而论，但从现有证言和资料推断，平均年龄应该在20岁以上。”换言之，这种“纯洁少女”形象的打造，无论其动机如何，并不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慰安妇”受害者中包括了相当多的成年女性，甚至包括一部分原本就从事性交易的卖淫女性。
朴裕河对“纯洁少女”形象的批判，显然深受上野千鹤子的影响。上野千鹤子立足于她倡导的“反思的妇女史(Reflexive Women's History)”视角，提出要从超越民族国家的女性人权角度来解读“慰安妇”问题，必须确立女性主义超越民族主义的原则。她批判日本右翼中颇具代表性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认为其打着“恢复国民自尊心”的旗号，刻意编撰日本“值得自豪的历史”，诱导和强迫“作为国民一员的女性”与国家认同的合一，进而排斥“慰安妇”这类“灰暗”素材进入历史教材。这种做法，有违历史研究的客观主义立场;与此同时，上野千鹤子亦指出，韩国女性运动中的“慰安妇”言说，也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指向，她将这种言说归纳为“军队性奴隶”的范式——凸显出“纯洁少女被欺骗或被暴力绑架，虽然拼死逃亡或选择自杀，均未获成功”的标准化图像，进而重点打造出“纯洁少女”的受害者形象。上野千鹤子认为，这一范式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女性人权”“性的自我决定权”等女性主义运动理念之成果，但是，它的漏洞也显而易见：沦为“慰安妇”的女性，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她们中有的人在被征募时就有卖淫经验，也有的是陷于贫穷等经济上的困境，还有的是为了追求储蓄军票等经济利益，这些女性全力谋求生存的做法，是很难纳入到这一范式之中的。这一范式带来的“政治后果”，是在“纯洁的被害者”和“不纯的被害者”之间，明确划出一道红线，这种两分法固然清晰明了，但同时也提升了对韩国女性“贞操”“纯洁”的关注度，并将对朝鲜“慰安妇”的这种人权侵害，纳入到“民族耻辱”的范畴之中。上野千鹤子总结指出：通过与日本“慰安妇”进行人为的国籍区分，而打造朝鲜“慰安妇”的“军队性奴隶”范式，显然为韩国国内反日民族主义的掀起作了铺垫。
上野千鹤子批判韩国女性运动故意遮蔽“不纯的被害者”形像，注意到这种“慰安妇”言说存在的某些不完备性。尽管如此，上野千鹤子无视朝鲜半岛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这一特殊背景，也忽略了女性研究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语境这一基本前提，反而将之简单地归咎为反日民族主义的总动员，其武断性也显而易见。诚如韩国女性主义研究者任佑卿所指出的那样：“即便同意女性主义必须超越国族主义的正当性，但它也无法超越民族/国家这个生存的现实基础。”
上野千鹤子的这些观点，在朴裕河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朴裕河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突出“少女”的纯真、纯洁和无辜，这里必然内含着这样一种假设：我们的社会永远在期待着一个完美的被害者;第二，“纯洁少女”形像的打造，是以肯定男性中心法则为前提的，本质上是服从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男权文化机制的评判标准，而这必然矮化了对“慰安妇”问题的认知高度;第三，朝鲜“慰安妇”在“纯洁少女”的社会评价转换之中，一方面被视为民族受难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被按上了“民族之耻”的浓厚烙印，承受着命运的颠簸与折磨;第四，在“贞操”“纯洁”观念的挤压之下，朝鲜“慰安妇”个人的具体苦难，尘封在民族主义的记忆黑洞里，被迫保持着痛苦的沉默;第五，朝鲜“慰安妇”陷于被剥夺“自主性”的尴尬境地之中，只能通过忘却机制，形成与共同体内部合拍的民族集体记忆：“消除了性压榨之外的所有体验和记忆……这些‘慰安妇’被剥夺了作为‘记忆’主人的权利，只剩下他人希望的记忆，这种隶属性显而易见。”与上野千鹤子一样，朴裕河最终将矛头指向韩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在韩国‘慰安妇’的形象定位为‘少女’，是高效培植、维护韩国‘被害意识’的无意识的产物而已。”朴裕河强调，20世纪90年代后，在韩国“民族主义”的叙事框架之下，“慰安妇”研究着力于寻找“慰安妇”制度化、强迫性、残暴性的证据，以证明加害国的国家之罪;同时，集国家与民间之力，全力寻找“慰安妇”制度受害的幸存者，以符号化的“慰安妇”数字来控诉日军及其政府的殖民罪恶，但当“民族主义”成为“慰安妇”历史叙事的唯一参照系时，留下的可能只是抽象的民族压迫符号。
需要指出的是，上野千鹤子只是反对“纯洁的被害者”和“不纯的被害者”之间的人为切割，未曾推断朝鲜“慰安妇”中“少女”的比例，也不曾有过朝鲜“慰安妇”几乎都不是“少女”这类的论断。朴裕河显然走得更远，她干脆直接将“纯洁少女”视为韩国女性运动的主观创作，是伪造的“证据”，进而全面否定“少女”群像的存在。朴裕河在韩国国内受到猛烈抨击，这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历史和解”的可能性
无论是将朝鲜“慰安妇”定位为“爱国者”，还是致力于解构“纯洁少女”之像，按照朴裕河自己的说法，她针对“慰安妇”问题的相关研究，其目标一以贯之，便是要超越“帝国”和冷战的负面遗产，摸索东亚“历史和解”的可能性。
在《帝国的慰安妇》一书中，朴裕河全面审视吉见义明和秦郁彦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激烈交锋，认为以他们为代表的“左”“右”两派观点极其鲜明，虽各具影响力，但都过于片面和武断：第一，双方都只注重“慰安妇”问题的某一侧面，只顾及一点而忽略其他，在这一背景之下，即便是作为“历史学者”的议论，双方亦无法调和观点的激烈冲突，难以构筑起真正的交流平台;第二，双方均没有深刻认识到殖民地本身就带有复杂多变的内在矛盾特性，以及“慰安妇”本身所包含的“纯洁少女”和“卖淫女性”并存的复合型特征;第三，双方均未能准确界定“帝国”动员的对象，“慰安妇”、日军士兵等是否均可纳入其中?既然受害者的边界不清，那么，如何补偿也就成为悬而难决的问题;第四，双方均对“卖淫女性”持有偏见，忽视了这些女性在那个特殊时代并不能掌握自身命运这一基本事实。
在朴裕河看来，正是“左”“右”双方的激烈拉锯战，才带来了当今这样的混乱局面。为了实现东亚地区真正的“历史和解”，那就有必要返回原点，重新审视、追问历史现象背后的真实，唯有如此，思考“慰安妇”问题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在研究方法论上，上野千鹤子为朴裕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支点。上野千鹤子曾指出：历史的存在，既非“事实(Fact)”亦非“真实(Truth)”，而仅仅是从特定视觉出发，依托对问题的追问，实现“现实(Reality)”的再构筑而已。鉴于此，她提出了“历史再审(Historical Revisionism)”的独特概念：所谓历史，就是针对过去的连绵不绝的再构筑……依托对现存问题的关注，对过去进行“再审”……伴随着时代与观察视角的变化，不断予以修订。历史就是反复的改写。换言之，历史绝非固定划一的“正史”，而是“多元的现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多元的历史”。基于这种相对主义立场，上野千鹤子甚至提出，即便是利用公文史料等正统历史学方法研究“慰安妇”问题，也依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盲点，“公文史料是统治者一方的记录，那些被压迫‘弱者’一方的现实，是难以从这些史料中发现的”。
虽然朴裕河并未具体点评这种“历史再审”的研究范式，但不可否认的是，上野千鹤子强调的历史“再构筑”、历史“反复改写”，归根到底就是鼓励对现有历史证据的大胆质疑和重新界定，这为朴裕河重新解读有关“慰安妇”的史料和证言等大开了方便之门。于是，朴裕河再一次将目光聚焦现存的朝鲜“慰安妇”资料和证言等，并按照自己的研究取向有意识地进行筛选，依托对这些“精选”文本的新一轮解读，突破所谓“被害者——加害者”二元对立的传统框架，提示出新的“慰安妇”像：在改变令人不堪的“丑业妇”形象的同时，赋予朝鲜“慰安妇”“爱国”、积极向上的正面亮点，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赢得左翼人士的谅解，进而催生出日韩紧密连带之契机;与此同时，这种将“慰安妇”与日军士兵并列的“同志”“伙伴”关系的解读，又为日军及日本政府贴上“免罪符”，这必然又呼应了日本右翼人士的“历史修正主义”主张。朴裕河自认为超越了民族主义的限界，极为“讨巧”地照顾了“左”“右”双方各自的立场，当然也放大了在妥协互动之中寻求东亚地区“历史和解”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朴裕河首先是一名比较文学的专业学者，而非接受过严谨史学研究训练的历史学家，从史料和证言等的细微之处，探寻隐藏在字里行间背后的历史真实，这种“历史再审”的解读法，如果缺乏严谨科学求真的支撑，很容易陷入解读者自身的主观价值判断之中。朴裕河从田村泰次郎《春妇传》中记载有“慰安妇”乘坐卡车转移这一细节，就断言这些女性有“迁移的自由”;从原朝鲜“慰安妇”证言中留存的在“慰安所”接受过军事训练的记录，就断言其与日军士兵身处同一个战壕，是一种“同志”“伙伴”关系。这种随意性的发挥，在朴裕河的著述中比比皆是。朴裕河抨击韩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认为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框架之下，“慰安妇”先前的真实记忆被封杀，她要站出来重新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但是，她的这种“还原”，果真就是“慰安妇”当年的真实吗?她的这种自信，究竟又源自于何处?朴裕河无视历史文脉的资料引用和解读，显然有损学问的严谨性和严肃性，她构筑的朝鲜“慰安妇”的新形象，与其说挖掘、还原了当时历史的真实场景，还不如说这只是她心目中的“真实”，是她自己思想创造的产物。
正因为如此，吉见义明曾尖锐地点评《帝国的慰安妇》一书：第一，朴裕河对战时构造性的性暴力缺乏深刻的认识，将法律责任直接推给了朝鲜人卖淫业中介，而非日军及日本政府;第二，朴裕河过分片面地强调“慰安妇”的主体性，根本无视这些女性在殖民统治之下无助挣扎的另一面;第三，朴裕河描绘的“慰安妇”与日军士兵之间的“同志”“伙伴”关系，也是跳跃式、缺乏逻辑根据的。不可否认，当时的朝鲜人中确有人认为这场战争是自己的战争，也有人作为特攻队队员为“帝国”战死，但这些人相对而言隶属于学历较高的知识阶层，而朝鲜“慰安妇”大多是那些贫困的低学历者，她们首要的任务是求生存，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大义名分，对她们而言，只是一种遥远的存在;第四，朴裕河虽然利用了相关史料和证言等，但却得出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结论，该书作为研究性著作，显然是不合格的。从吉见义明的点评中可以看出，朴裕河的这一波“历史和解”之努力，并未能赢得左翼人士的认可;而右翼人士虽然赞同朴裕河将朝鲜“慰安妇”纳入“帝国”“协力者”范畴的主张，但依然担心这种“爱国”形象的打造，亦有可能导致针对日本政府的谢罪和经济赔偿等诉求。《帝国的慰安妇》一书引发的激烈论争，折射出其理论整合性的缺失，这反而削弱、损害了东亚地区“历史和解”的基础。
结语
在《帝国的慰安妇》一书中，朴裕河默认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打造出新的朝鲜“慰安妇”群像，在她的笔下，朝鲜“慰安妇”既是被害者，又属于当时“帝国”日本之成员，与日军士兵保持着“同志”“伙伴”关系，是“帝国”统治体系中具有“爱国志向”的对日“协力者”，在“慰安所”内亦有产生“爱情”及“和平”的可能性。自20世纪90年代“慰安妇”问题引起更多关注以来，韩国主流舆论将从事人身买卖和经营“慰安所”的朝鲜人中介视为对日“协力者”，而朴裕河进一步将朝鲜“慰安妇”纳入其中，这可谓是一种“突破性”的异质论调。
在此基础之上，朴裕河进一步批判韩国国内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全力解构朝鲜“慰安妇”=“纯洁少女”的叙事框架，强调这固然救赎了朝鲜“慰安妇”在男权文化强势背景之下的失贞之耻，但也必然排除了“少女”以外其他女性的生存故事，从而有损“慰安妇”形象的真实完整性，也难以真正客观地理解民族主义政治与性别政治之间复杂的相嵌关系。在朴裕河看来，有关“慰安妇”的历史，很难设定统一的标准来评判，单一化、格式化的研究取向，反而遮蔽了生动真实的历史图像，只会拨动民族之间仇恨的情感记忆。因此，朴裕河试图超越“帝国”和冷战之既有框架，重塑“慰安妇”叙事、研究的新体系，以便容纳更多被排除在主流“慰安妇”叙事以外的声音，并重新审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慰安妇”支援团体活动的实质。在完成上述工作后，朴裕河深信，这必然能将拘泥于坚固的民族主义硬壳之中的日韩关系解放出来，最终跨越民族主义的藩篱，超越“左”“右”之争，实现东亚地区真正的“历史和解”。朴裕河的这些颇具挑战性的主张，确实也有催人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尽管如此，朴裕河的“慰安妇”叙事，无视朝鲜“慰安妇”因贫困而沦落风尘等一系列特殊背景，不去追问阶层、阶级、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构造，过分强调所谓的“国民”主体性。虽然朴裕河也承认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朝鲜“慰安妇”的牺牲和苦难，并敦促日本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对策，向朝鲜“慰安妇”谢罪和经济赔偿，但这种谢罪和经济赔偿的立脚点，绝非是对战争时期践踏女性人权暴行的深刻反思，而是针对作为“帝国”一员的朝鲜“慰安妇”“爱国”行为的一种补偿。这种“爱国”显然是面向日本的“爱国”，它淡化和模糊了日军及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在朴裕河那里，“帝国”臣民只有“被害者”而无“加害者”，无形中将“慰安妇”的人生悲剧，归咎为一种个人的悲剧。并且，朴裕河对韩国国内要求追究加害者责任的行动，一概定性为反日民族主义的陷阱，否定了“慰安妇”是日军“性奴隶”这样一种社会共识，这带来的必然是对日本殖民主义的肯定和美化。
值得一提的是，上野千鹤子作为当代日本研究女性解放理论的领军人物，也是朴裕河“慰安妇”问题研究的引路人。作为战后处理的重要一环，上野千鹤子认识到，解决“慰安妇”问题是实现东亚地区“历史和解”的一大关节点。上野千鹤子立足于“反思的女性史”，呼唤一种超越民族、国境的女性主义，她批评韩国媒体及大众主流叙述只有一种固定的“慰安妇”形象，并将韩国围绕“慰安妇”问题掀起的国民运动，一概贬之为反日民族主义，这种批判带来的必然结果，便是对日本战后责任的巧妙回避。与此同时，依托“历史再审”概念，上野千鹤子进一步批判日本左翼人士所谓的史料中心主义倾向，试图完成与历史实证主义的脱钩，这种价值取向，又在相当程度上呼应了右翼“历史修正主义”的立场。朴裕河的“慰安妇”问题研究，在思想基础、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显然并未突破上野千鹤子思考的既有框架，如果说两者有所不同的话，也只是上野千鹤子更偏重于理论的提出和阐释，而朴裕河则是拿起接力棒，负责进一步的具体解题。基于此，上野千鹤子在《追求历史的和解》一书的日文版“解说”中明确表明：“在很多方面赞同朴裕河的论述。”两者之间紧密的精神连带，清晰可辨。可以说，朴裕河《帝国的慰安妇》一书，实际上反映出日本国内在“慰安妇”问题上的一些新动向，加上朴裕河特殊的身份——“慰安妇”制度最大受害国之一韩国的专业学者，她与韩国主流舆论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更易引发激烈的社会反响。
《帝国的慰安妇》一书引发的争论，仍在发酵，在貌似客观公正的追求“历史和解”的背后，时时浮现出朴裕河与日本右翼思想的精神连带，其在韩国国内激发批判狂潮，也是在所难免。朴裕河倡导的“历史和解”，非但没有实现，反而呈现出更为严重的内在撕裂，这更清晰地表明，“慰安妇”这一议题交织着殖民统治、民族压迫、军队、性暴力、女性人权等概念的激烈碰撞，凸显出东亚地区地缘政治和文化交融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可以说，东亚地区的“历史和解”之路依旧漫长。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
作者朱忆天，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寅申，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0-06-11 15: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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