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制法西斯论到总体战体制论——战后日本农村战争动员研究范式的变迁
2020-06-27 15:44:03  来源： 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战后日本关于农村战争动员的研究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出发，重视法西斯主义与传统村落社会秩序的内在关系，不但从农村运动和村落传统的角度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也从村落共同体及其机能组织方面揭示农村战争动员的广度和深度。但是，经历了战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对战争批判的减少和战争责任意识的淡化，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出现了肯定战时动员政策的“总体战体制论”。虽然这种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但其影响不容忽视。从学术史角度讲，“总体战体制论”虽然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与“战后历史学”存在着巨大隔阂，但是在方法论上，将“战前”特别是“战时”与“战后”联系起来考虑，重视战时动员体制及其所引起的社会深层变动与战后历史发展的关联，这给其后的农村战争动员研究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总体战成为战争主要形态。各国为支持战争实行全面动员，由此后方与前方战场一样，战争将所有国民都卷入进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即迅速转入战时体制，农村战争动员成为总体战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时日本，农村不仅仅是提供兵员和粮食以及其他军用物资的基地，更重要的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亦与农村有着直接关系，农村为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和组织资源，这里是日本战争动员的重心所在，所以本文拟从农村角度揭示和总结日本战时动员的特征及相关研究成果。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日本农村运动的性质发生转变，村落社会的变动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反过来法西斯战争体制又利用传统村落共同体秩序强化了对农村的统制，使得日本的农村战争动员更加严格、彻底。战后日本关于农村战争动员的研究涉及经济危机与农民运动的分裂与转向、农村运动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农业组合的变质与战时统制机构、农村阶层变化与村落权力关系的重组、在乡军人会与农村翼赞体制的形成以及农民支持战争的心态等许多方面。在研究范式上则经历了从“天皇制法西斯论”为指导的战后历史学向由“总体战体制论”席卷学界的现代历史学的重大转变。本文关于日本农村战争动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并不局限于具体政策的出台与对动员体制的研究，而是重点关注战后日本对于战争动员性质认识上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研究范式转变。

　　一、天皇制法西斯论与村落社会认识

　　战前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天皇制相结合，形成天皇制法西斯论，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征。自明治维新以来，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尚未发达，故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封建统治秩序最大限度地保留下来，到20世纪30年代发展成了天皇制法西斯论。从战败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关于农村战争动员研究的基本范式是围绕天皇制法西斯论展开的。这种研究又分为马克思主义讲座派和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观点。总体上看丸山真男的观点影响更大。

　　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讲座派学者从经济结构与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其主要观点认为，明治维新的基本性质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以天皇制国家权力为本质的绝对主义与日本资本主义及其半农奴制寄生地主制这种特殊经济制度在构造上的结合。日本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确立的同时就转化为帝国主义，军事特征明显，是一种军事的、半农奴制的资本主义。从这种立场出发，他们提出了天皇制法西斯论，认为这种体制在维护绝对主义天皇制本质的同时，又发挥着法西斯主义的机能。强调天皇制是其主要特征，所以天皇制法西斯论成为马克思主义讲座派学者对于日本近代史认识的基本立场。

　　到了战后，向坂逸郎提出，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认识要从以下方面考虑，即日本经济、政治基本上为金融资产阶级所统治，由此出现了在经济上受到压迫、反对垄断金融资本的中间层。但是，这些中间层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因为他们同时也感受到无产阶级的威胁。这个中间层将其意识形态强调为超出阶级对立的“公正立场”。而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挽救金融资本危机的势力就是法西斯主义。大内兵卫则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并不发达，但法西斯势力却能够依靠社会的主要势力掌握政权，并且与实力强大的军部结合，这就是日本式法西斯主义的特征。田中惣五郎则坚持强调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性，军阀、官僚与资本家、地主合作。支持天皇制绝对主义的资本家与西方情形不同，西方是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后才出现垄断，而日本则是在商业资本阶段即进入垄断。井上清认为，法西斯主义虽然标榜反资本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是要实现垄断资本的暴力独裁，正如北一辉所说的那样，让垄断资本与国家融合，由绝对主义天皇制的核心即军部掌握国家政权以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

　　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农村有着密切关系。大内力在分析日本法西斯的特征时指出，日本法西斯主义除了具有反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一般特征之外，在意识形态上还有着强烈的农本主义色彩，无论是右翼还是法西斯势力以及青年将校们都与农民有着密切关联。在日本，如果说是农民自己创造出法西斯主义运动，还不如说是以农民为社会基础的青年将校成为农民要求的代言人。推动法西斯运动的直接意识并不是来自经济危机本身，而是从危机中产生了对“健民强兵”这种体制遭到破坏而感到的危机。旧中产阶级和小生产者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威胁，同时也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体来说他们认为传统的国体被破坏，家父长制的家族传统受到冲击，“淳风美俗”正在衰退，民族出现堕落。总之，他们感到既存的价值观受到破坏。这才是日本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

　　日本战败后，丸山真男对天皇制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这种国家体制与近代欧洲国家不同，不符合近代国家的原则。天皇制是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的核心，关于这种体制的实质，日本法制史学者水林彪提出，律令天皇制是身份制社会统合秩序上的最高权力及其秩序体系的总和。明治时代虽然开始了从身份制统合向制度化的转换，但是共同体或疑似共同体的小集团依然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身份制统合秩序成为近代法秩序，天皇依然是这种秩序的最高统治者。安丸良夫认为近代日本地域秩序形成过程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新秩序的权威核心就是天皇制，以此实现了国家的统合。铃木正幸将天皇制与欧洲君主制比较，指出欧洲的王权要与身份制集团进行妥协，是二元性权力构造，而日本天皇制是总体领有制，是一元性结构。近代以后，在天皇与政府的关系上，虽然在实质上是政府处于优势，但在天皇就等于国家的观念下，在形式上则体现为天皇对政府处于优势。戒能通孝就曾指出，法西斯主义与天皇制结合起来是日本的重要特征，以天皇的名义什么都能做，这样就使得战争期间的暴力有了合理的根据。

　　丸山真男认为要全面了解日本法西斯主义就必须要从军部和官僚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及其社会基础以及这种势力与垄断资本的关系上分析。但是由于涉及面太大，他主要是从法西斯主义运动及其相关思想方面进行考察。他首先将日本法西斯主义形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大正八、九年(1919、1920)一战结束到九一八事变之间的“民间右翼运动时代”;从九一八事变到“二·二六事件”期间，民间运动与军部势力结合，制造出一系列事件的军部“法西斯运动全盛时代”;从“二·二六事件”到战败，军部推行从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与官僚、封建势力和垄断资本政党之间形成合作但却又不稳定的“日本法西斯完成时代”。

　　关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丸山特别注意到其与日本农村社会的关系。他首先强调的就是家族主义的倾向，即近代日本是将家族主义作为国家的基本构成原理来提倡的。日本国家构造的根本特质经常被说成是家族的延伸，即作为家长和“总本家”的皇室与其“赤子”构成了家族国家。由这种家族国家观念而来的“忠孝一致”思想是明治以来绝对性国家公权的意识形态。这虽然不是法西斯主义所独有，但是作为政治运动的口号，在强调“国体”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则是一贯的。第二个特征则是农本主义思想占优势。本来法西斯主义的内在倾向是强化国家权力，由中央集权来对产业、文化和思想加以统制，但在日本却把农村自治放在重要位置，抑制城市工商业生产力的生长。乡土农本主义者强调说，那些为了明治以来的中央集权国家做出牺牲的农村现在出现严重危机，而农村是国家的基础，是“成俗”的根源，所以必须开展农村自救。由此便具有了反官僚、反都市、反大工业的倾向。日本法西斯主义出现的重要社会原因是农业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的危害最为严重，其后发生的一系列法西斯运动和恐怖事件都与农村极度贫困相关。第三个特征是所谓基于大亚细亚主义的“亚洲民族解放论”。在日本法西斯主义中包含有将东亚从欧洲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观念，但这是要代替欧洲成为亚洲的霸主。秦郁彦基本同意丸山的意见，他补充认为，作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一般背景有战争疲惫、经济危机、社会主义革命威胁和紧迫的对外危机意识这四项。究竟哪些因素最重要，在德国来说是第一、二、三项，而日本则是第二、四项。日德法西斯产生的背景不同。

　　丸山认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中坚力量是中间社会阶层。这又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小工场主、小作坊师傅、土建承包者、小商店主、工匠头目、小地主、自耕农上层、学校教员(特别是小学校和青年学校教员)、村公所干部，还有一般的下级官吏、僧侣、神官等;另一类是城市工薪阶层、文化人、记者以及知识分子和一些学生等。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第一类人。由于日本是家父长制社会，这些人在其所在的集团中对于普通店员、小工头、工人、一般工匠、小工、佣人、佃农等下属来说就像家长一样，对下属的思想和人格进行统制。这些人在日本社会结构整体中虽然处于被统治阶层，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却具有“小天皇”式的权威。

　　日本法西斯势力并没有稳固的具有组织性的国民基础，与翼赞运动同时诞生的中央协力会议，也仅仅是个咨询机关，不过是个“下情上通”的机关。由此，丸山便主张，日本法西斯主义没有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独自的国民组织，只是维持着明治以来的官僚支配的立宪体制。至于日本为何没有出现自下发起的法西斯运动，丸山认为，在法西斯运动的形成过程中，其来自下层势力的能量与这个国家民主主义的强度有关。

　　丸山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其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相关。在日本式的“集合体”世界中，“集合体”的存续和繁荣就是自身的目的，其成员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就被要求不断努力，并且要为之牺牲和献身，这就是“灭私奉公”。由此在各种“集合体”当中，站在统治地位或集团的立场上就要求被统治者对“集合体”做出非常多的付出和牺牲。在日本整合了个人的“集合体”并不只有一种，而是呈现为家、村、国、工作单位等多重结构。

　　中内敏夫认为，天皇制法西斯论与村落家族社会结构有关。天皇制的原理就是将日本的社会集团用家父长制的原理进行规范，将日本称为“一君万民”的家族国家。不仅在家族内，在工厂、学校也都如此。军队更是按照这个家族原理编成。兵营内，在“大元帅”面前百姓与富豪子弟的区分以及学历上的差别都已消失，成为一种共同体社会。不过，近来也有研究表明，在战时士兵及其家族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平等，战前日本对于接受公的救济包括军事扶助者都有很强的偏见，在军事邮政、战死者墓碑以及军人食品上都存在严重的不公平。

　　专门从农村角度分析日本法西斯主义特征的，还有神岛二郎的《近代日本的精神构造》一书。神岛认为日本天皇制的正统性来源于日本的传统自然村秩序。在自然村实体的瓦解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反作用，这就是法西斯主义产生的背景。他认为自然村秩序包括以下五种原理：第一，神道主义。神道具有对共同体成员的情感、行为进行统合的机能，这与水稻生产相关，是古代氏族社会的产物，对此可以用“和”来概括。是以“魂与神”(个别心态与共同心态)观念为基础的。近代以来，与共同生产相关联的祭祀活动在农村依然保留，但祭祀形式被转用，法西斯时期的集体催眠就利用了这一点。第二，长老主义。古代社会的秩序原理就是长老统治，社会要依赖于知识和经验积累起的这种记忆和体验，由此，年长者就是有能力者。被长老支配的人将来也能成为支配者，由此便形成了支配的循环，所以在年轻一代中也可以看到这种保守意识。第三，家族主义。以家长为中心的统治权(家督的总领)构成了凝聚同族的结合原理。近代以来，虽然出现小家族，但是这个原理却被扩大到国家和社会层面。第四，身份主义。中世纪以来“一系型家族”形成。作为构成自然村基本单位的“家”，在村落祭祀活动中有各种资格要求，由此形成“家格”(类似于中文的“门第”)的观念，出身“家格”不同其身份地位也不同。这种身份地位观念推而广之，在村落之间表现为村落的地位差别，即“村格”，对于国家来说就成了国体问题(因为战时日本认为其皇国国体是最好的)。第五，自给自足主义，即自己生产和自己消费的经济原则。在日本即使是遇到灾荒、饥馑或政治上的苛敛时，这种经济体制也不会解体，只不过是村落团体与外部的交涉会进一步增强。自古日本列岛与外界接触不多，很少关注外界，只是单纯地对外界抱有好奇心。近代日本人在“崇外”和“排外”之间动摇，其对外意识并不固定。在法西斯主义时期，援用“广域圈论”，主张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圈”，这虽然具有“开放”的意思，但在内心却依然是“锁国”的。

　　关于自然村对于人们观念意识的影响及其与天皇制法西斯论的关系，神岛提出五种意识，他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农村战争动员体制许多来源于自然村观念。第一，信仰生活中的“神=人”观念和“圣俗生活”的循环。日本宗教中存在“氏神”和“人神”这两个系统，两个系统相互融合，导出“神人合一”的意识，加上佛教轮回观念的影响，形成“现世”与“转生”的观念。法西斯主义时期就有了“天皇现人神”(即在世间以人的形象出现的神)的说法。按照日本的传统信仰在家祭祀先祖、在村祭祀氏神，在国家则祭祀英灵。法西斯运动初期为了“节约”，曾一度停止祭祀活动，但到1942年又要求各村复活祭祀活动以提振士气就是这个目的。第二，“努力=报酬”观念，自给自足经济要求人们必须勤劳生产。同时“一系型家族”也就是生产单位，这就形成了以“先祖”为核心的家族劳动经营形态。村落内还有“总有地”(共有土地)，以避免村内各“家”之间的贫富过于悬殊。到战争时期，政策的重点从农家转变为村落，建立部落组合，开展“皇国农村确立”运动，强调以村为单位为国家贡献。第三，是社会生活中的“服从=保护”观念。在氏族制社会中，每个人只要为家族做出贡献就会得到保障，个人的生存之道就是服从，恭顺于祖灵就会得到庇护。近代以后强调地主与佃农之间的“温情主义”，到了战时则强调拥护国家，为国贡献，国家来保护国民。第四，是政治生活当中的“全员一致”原理。这个原理来源于祭祀时与氏神一起吃饭要融合气氛的传统。参加祭祀的全体成员要有共同心，在神灯面前心灵一致。由此成为自然村的一种传统。本来，全员一致是保证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为了避免各个人的意见不一致，无法形成决议，而又有了“村八分”(过去日本村落中对违反秩序者的处分。即在成人式、婚嫁、丧葬、建筑、火灾与水灾救援、生病、旅行、出生、忌日十种交往中，除丧葬与火灾外，全部与之绝交)规范，以从制度上加以弥补。但是，这就会形成完全无视少数人意志的多数暴力。战争期间引用纳粹主义的理论，将“全员一致”复活，个人意志完全被抹杀。第五，对等外阶级歧视即“特殊部落”意识。将反体制势力作为等外阶级，视同邪恶、污秽和恐怖，进行隔离。例如法西斯时期对于国内其他宗教的镇压，将俄国共产主义也视为“特殊部落”。由此，神岛总结认为，天皇制权力的根据就是日本自然村秩序，以中间层为媒介，中间层的安定便是天皇制稳固的基础。

　　关于村落“全员一致”的原则，守田志郎认为，由于村落内关于生产和生活的决议都涉及每家的切实利益，如果多数可决，那么少数人就会受到无法承担的损失，所以需要反复调整直到基本上都感到满意，但是要做到完全满意也不可能，这时就得靠“不得不忍耐”来达成“全员一致”。笹川裕史就认为，日本传统村落社会不允许“个人”的存在，村民都被严格地组织起来，这种村落结构十分适合总体战动员统制，村民们即使生活再艰难也只能依靠村落整体的协调，作为村落的一员来行动。因此在这里几乎听不到对于战时体制怀疑和批评的声音。

　　在农村法西斯动员体制中还活跃着各种依据年龄划分的集团，青壮年成为推行战争动员的主力，这种跨越家族关系的年龄组织构成了战争动员体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江守五夫在《日本村落社会构造》一书中对于日本村落的“年龄阶梯制度”与法西斯运动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明治国家将以天皇家为宗家的“家族国家”观念作为其统治正当性的根据。家父长制的“家”制度和“同族制”自然村秩序是天皇制统治的保证。但是，如果以家的制度来作为统治臣民的媒介，家族一般所固有的对于自家利益的关心就会成为国家掌握臣民的一种障碍，特别是近代以来伴随着市民家族的形成，这种障碍会愈益明显，就会出现厌战的、个人主义的情绪。为了消除人们这种对于“私”和家族利益的关心，国家又推行“年龄阶梯制度”，以此强化天皇制国家。这就产生了地方改良运动和“矫风组织”活动，推行官方青年团运动，将在乡军人会和青年团结合起来，在青年团之外再建立壮年团。国家通过这种“年龄阶梯制度”与同族自然村制度并列起来，以此最大限度地推行“灭私奉公”，把国民彻底卷入战争动员。矶田进等的研究则表明，村落青年组织既有独立于家族，增加地域凝聚力的作用，同时也承担作为村落的次一级组织即行动队的角色。

　　日本这种根源于其传统自然村落秩序并与当时农村社会有着内在关系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与德国的那种通过反对传统权威和身份制道德规范而获得国民广泛支持的纳粹主义有着明显区别。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动员十分彻底，较之德国几乎没有什么抵抗。日德之间这种不同的动员体制也影响到战后两国关于战争责任的态度、记忆和在赔偿问题上的差异，值得深入思考。

　　二、天皇制法西斯论与农村战争动员研究

　　在从理论上分析天皇制法西斯体制与农村社会内在关系的同时，研究者们对于法西斯体制下利用村落共同体内所开展的战争动员进行了具体研究。

　　远山茂树等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农村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开展农村更生运动并与农村救济政策结合起来，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运动首先是在“指定村”中展开，在县知事的领导下将村内有势力的人组织起来，建立更生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以农业生产的中坚性人物为核心，取代了以前的寄生地主和中间商人，因此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掌握了村落实权。在农村在地地主制得到强化，同时通过产业组合也为垄断资本提供了有利的市场条件。由于在债务整理时是以部落为单位负有连带责任，这样以部落为单位的农事组合便获得法律承认。由此邻保共同体就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藤井忠俊也认为农村更生运动是形成法西斯主义动员体制的重要契机。通过以产业组合为核心的组织化消除了农民组合运动，协同组合主义和农本主义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这便形成了法西斯主义动员的广泛基础。

　　森武麿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有三个基本要素：反革命、经济危机和战争。反革命指1928年到1929年间的“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1932年依据治安维持法对共产党进行检举的同时对工农运动也开始镇压。经济危机即昭和时代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日本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战争便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直到太平洋战争的十五年战争，特别是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日本极力构筑总体战体制。这三大要因连为一体在这个时代同时形成，这就是日本法西斯支配体制出现的必然性。

　　森指出，日本农村法西斯体制的形成来自于社会和国家两方面的作用，即20世纪30年代自下而上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国家从上而下的对农村重组的这两种合力造成了农村法西斯主义体制的最终形成。作为农民运动左派的“全农会派”在1934年到1936年之间逐渐与“全农总部派”合流。日中全面战争爆发后，全农派改组为大日本农民组合，提出“维持和增进农业生产力”，主张实行“日满中综合的农业政策”以及向“满洲”移民。而在右翼农民运动方面，由于1933年以后，左翼农民运动出现停滞，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的大日本农民组合与皇国农民同盟共同成为了推行“自下而上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社会团体。到了1939年11月，新的农民运动发展出农地制度改革同盟，主张佃农土地国有化、建立土地管理制度和家产制自耕农，依靠正在发展的法西斯主义实现土地制度的改革。大日本农民组合、日本农民总同盟和日本农民组合都参加的社会民主主义农民运动和“日本主义”义”的另一个社会基础。自治农民协议会发动的“拥护农民生活”请愿活动，以及长野、茨城、新潟的农民自治运动汇聚形成了地方大众的法西斯运动，1936年以后整合为皇国农民战线统一运动，由此成为“日本革新党”的支持基础。

　　森认为由国家推行的“自上而下的重组”是法西斯体制形成的另一个因素。经济更生运动在吸取农民能量的同时推进了产业组合和农事实行组合的建立，这些组织承担了日中全面战争后国家总体战体制下对农业实行统制的任务。特别是1938年以维持、发展农业生产力为目的，限制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农地调整法》出台，这是对1932年以来的更生运动中相对于土地所有而更主张经营优先的“生产农民”实行法律保障。这就意味着那些对生产力发展不利的不在地地主和不耕作地主的历史性失败。由此也回避了变革所有制而只是将生产力主义作为基本政策，用法律保障了农村“中坚人物”即耕作地主和中农阶层的生产活动。《农地调整法》的出台、地主团体机能的停止、农地制度改革同盟的成立和战时农业统制的组织化，这些法律和措施就成为推进总体战和法西斯体制的重要契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相互结合促成了翼赞体制的确立。

　　农村法西斯体制在地方上也有不同特点。森举出了三种类型。首先是东北型，以地主制为基础的农村组织具有顽强性，他们一贯企图增加地租或收回土地。地主势力要将雇农、贫农赶去“满洲移民”，另外还有把贫农层组织起来的翼壮团体(即大政翼赞会的外围团体)。这就把旧的地主统治秩序移入到法西斯体制之中。其次是近畿型，地主制被弱化，农民小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得到发展，自耕倾向显著，由此成为法西斯体制下最安定的农业生产力基础。第三就是养蚕型，由于养蚕业衰退，地主制动摇和农民势力成长的这两种趋势相互抵制，成为最不安定的经济构造。在这里地主制解体，但自耕农也不稳定，最终都被法西斯主义的天皇制所掌控，在这方面作为更生运动核心的长野县最为明显。

　　森认为，农村动员体制的形成与村落阶层变动相关。在战时农村体制下，通过其“人格和行动力”统帅全体农民响应国家政策的是那些新型“革新”领导者们，他们以耕作地主为核心包括自耕农上层和中小地主，同时自耕农的中坚势力和自耕兼佃户的上层中农等“农村中坚人物”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首先是在昭和农业危机的状况下，当“米和蚕茧的经济结构”被破坏时，培养维持安定的中农就成为国家的重要课题。由此开展了系统农会的自力更生运动、农家经营改善事业和创设自耕农事业。其次，日中全面战争爆发后，面对粮食危机，国家竭力推动增产，这样作为农业生产担当者的中农层就成为国家最要掌握的力量。开展以系统农会技术员为媒介的粮食增产奖励活动，国家及其系统农会直接深入农村末端，通过统一品种、统制种植、配给肥料和统制劳动力等实现对农业生产力各种因素的控制。由此耕作农民成为了国家的协力者，这就导致了中农层的产生。第三就是在大正后期到昭和初期，由于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地租率的提高导致寄生地主制内在矛盾的激化，作为租佃争议中居于领导地位的自耕农兼佃户的上层和佃农上层等这些人的能量被国家吸收并重编。也就是说，由地主和佃户这种农村基本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矛盾已经转变为依据农本主义和生产力主义而由国家对地主进行制约，作为战时农政中统一战线担当者的中农层便从阶级对立中脱离出来。

　　宫泽正男编辑的《农民组合运动史》一书认为，在农业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骤降，不仅是佃农，就是自耕农、中小地主也受到严重打击，以呼吁救济农村中这些阶层的势力为基础的右翼农民运动开始抬头。北日本农民组合在人民战线事件时，当其领导人被检举之后，其政策便发生“转向”，在新的行动纲领中提出了彻底进行农民自治的共存共荣，实行战时农业政策，扑灭共产主义，积极配合国家非常时局的政策。农民运动由此进入低潮，租佃争议在1935年达到高峰，到了1937年则大幅下降。林博史研究了法西斯主义形成过程中警保局的作用，认为“农村警察”积极介入到租佃纷争之中，在镇压农民运动的同时极力调节地主与佃户的关系，由此清除了实现法西斯化的障碍，为社会动员提供了条件。

　　庄司俊作关注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右翼农民法西斯运动与军部政变的关系。1932年日本发生了向国会请愿运动，要求国家资金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右翼农民不但批判现存政党与财阀勾结，还在九一八事变的排外风潮中支持对中国的侵略，主张“反资本主义”“反城市”的革新口号，要求制定农家负债对策和肥料资金对策，提倡向满蒙等海外移民，实行减少收入差距的工资改革等。正是在这种请愿运动的顶峰期出现了军部急进派的政变事件。

　　美国学者杨格(Louise Young)在《总动员帝国》一书中从近代日本发展过程分析了右翼农民运动出现的历史背景。自明治时期开始，日本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城市和工业，农民负担沉重，由于农产品在与工业品的交换中处于不利地位，城乡工资差别扩大，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但由于失业、经济危机和疾病等原因，这些农民又不得不返回农村，这就使农民产生了强烈的不公平感。正是基于这种不公平感，农村改革主义者对于大资本、资本主义和政府以及与其相连的城市产生敌意。农村改革活动家们便提出要从城市腐败的阴影下保护农村。

　　荒川章二以静冈县为中心分析指出，在特定地域里开展的军事动员活动促进了地方战时体制的形成。这些活动包括征兵、战争动员、守备队派遣、战争协力体制以及军队新设、军事演习、战争舆论等。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后的地方动员体制有如下特征：第一，由军队——帝国在乡军人会——青年团为骨干开展彻底的组织动员和舆论工作。第二，以乡土部队即本地出身军人的出征和在前方战场活动为契机形成后方支援组织，发动彻底的战争动员。第三，由在乡军人会和青年团组织为出征士兵祈愿健康、祈愿武运长久并利用神祇组织，联合行政机构形成包括町村全体成员的战争狂热气氛。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便在地域社会里由地方行政机关推动征兵活动，给予现役军人以“荣誉”，不仅是对士兵本人，还授予其家庭和亲族集团以“荣誉”，由此形成了出征士兵与地方社会的联系，推动了地方上的“国民化”过程。

　　同样是对地域社会战争动员的研究，大门正克和森武麿认为农村的产业组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对庄内地区的村落史研究发现，在1920年到1930年期间，村落出现产业组织化，其起因是在经济危机之下小商品生产者出于扩大生产内需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恒义会、产青连等产业组织虽然对于原有的村政秩序来说属于异类，但正是这些组织在战争时期的农村社会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济更生运动中，村内成立振兴委员会，其成员既包括上层人士也有通过投票而参加进来的其他阶层人士，具有流动性。在翼赞选举时，以产业组合为后盾的人纷纷当选，他们与过去的名望家不同，代表了产业职能组织的利益。

　　战时村内动员体制的形成渠道在各个村落也不尽一致，小林启治对三个典型村落进行了描述和分析。首先是舟桥村的防空活动，该村以组织防空训练为契机强化了地域内的动员能力。弥荣村则是由村落统合组织更生委员会、振兴委员会完成了战时体制。青木村本来有农民运动，但是当农民抗议活动受到镇压后，在战时体制下这个村的独自性丧失，完全被行政机关所统治，被动卷入到战争体制之中。

　　油井正臣认为军部主导的动员体制是通过军国主义教育和对地方青年的组织而形成的。日本陆军很早就开始关注总体战，深入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交战国所形成的长期战争体制。小矶国昭写出《帝国国防资源》，永田铁山写出《关于国家总动员的意见》，提出国家总动员，要对一切资源进行最有效的统制和分配，这就包括国民动员、产业动员、交通动员和财政动员等各方面。1915年，日本陆军组成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研究参战国的总动员体制。1916年提交的报告书《参战诸国的陆军》中提出，为了确保资源必须建立自给自足圈，实行战时产业动员，确保劳动力，对运输和通信进行统制。其中特别强调了国民精神的团结，要在观念上宣传国体论，排斥反体制思想。军部中积极推动总体战的还有田中义一，他组织建立帝国在乡军人会。通过对德国的考察，他特别关注德国青年组织及其教育状况，归国后便计划组织统一的青年团。他提出青年团员的年龄应在义务教育结束后到参加征兵体检前，最大20岁左右。青年团不是自治团体而是教养团体，要与帝国军人会直接联系，以统一青年思想为目的。其后又建立青年训练所，按照军国主义思想教育青年，以建立适应总体战的国民统合与大众军队的基础。关于农村青年训练所的情况，近年发现的一名农村青年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载，作为征兵前的教育、训练十分严格。

　　在乡军人会是推动农村动员体制形成的骨干势力。藤井忠俊认为在乡军人会带有日本特征，是贯彻军国主义思想和推动地方军事化动员的重要组织。藤井分析了农村在乡军人会的产生过程。自近代征兵制实行以后被征召参军的年轻人往往会有不平等感，因为在征兵时，如果有钱的话就可以找人代替当兵，其后这项规定虽然受到批评而中止，但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在学者依然可以延缓，出国者也可以是特例，这样就造成了如果有钱就可以逃避兵役的状况，上层家庭很容易逃避兵役。面对这种不平等感，日本不是采取由国家予以补偿的方法，而是在共同体内部予以应对。在村落内成立尚武会或征兵义会，对于出征者召开欢送会，回村时举行欢迎宴会。这不是救济而是一种荣誉上的安慰，其费用则由村里的有钱人负担。另外，将复员军人组成士友团，其目的是让回乡军人不要做出有损军功和荣誉的事。由于回乡军人发生犯罪会被褫夺勋章，为此就需要加强对回乡军人的教育管理，许多地方便成立了军人共励会。1910年成立了统一的在乡军人会，其成员的标志是都有一个奉公袋，内装勋章、军队手册、存款存折(注意每天节约以多存款)等。在乡军人会不但受町村的领导还要服从军部的管理。1914年的军队教育令提出“良兵就是良民”的口号，强调要塑造“优良的国民”。在乡军人会就承担这项军国主义教育的任务。日本的在乡军人会几乎不进行救济活动，这一点与西欧的在乡军人会有很大不同。在乡军人会的主要任务是与村落原有的青年会合作，推动所谓的道德改善。这些道德包括身体健壮、意志刚强、忠君爱国;富有义务精神;注重“协同、规律、服从”的三大“德义”等。例如，过去在农村开会时往往不准时，在乡军人会就强调遵守时间，服从纪律，认为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在农村振兴活动中也按照在乡军人会的意见，提倡“早晨早起，精神饱满，严格遵守时间，甘于粗食粗衣，保持勤俭，率先参与公共事业”。在乡军人会还组织设立忠魂碑、举行招魂仪式、捐献飞机等活动，成为在地方上维护征兵制的最主要组织。油井认为，正是由于学校军国主义教育的展开和在乡军人会、青年团的建立，使得军事化动员进入到地域社会。

　　关于战时日本普通民众对于战争动员的态度，研究者间有不同认识。南相虎对此有过总结，比如安田常雄认为民众对于战争动员只是一种被动的姿态，但是板垣邦子则认为从农村振兴的角度看农民对于战时动员政策是积极、能动地予以支持的，因为他们对于战时革新抱有很大期待。南相虎通过对一位叫大川竹雄的农民进行分析后认为，大川在战争期间将农业的意义上升到“神圣”和“国防”的高度，并为此感到自豪。可见，战时作为“国家的一员”的这种战争动员观念已经渗透到最基层。对此，仅仅用国家对社会的强制是无法解释的。当然这位农民对于农业的这种认识是同其追求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升的企图有关，他的这种想法与国家的农业政策有一致性。不过，这位农民对于国家动员中的一些不公也有埋怨。鹿野政直通过对一份农村青年杂志的分析，认为农村青年希望打破村落内的阶层性，要人们自觉地将自己与国家直接联系起来。在乡军人会则对于促进农村青年主动参与改革、自觉为国家担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农民对战争的态度，吉见义明通过对日本社会底层即草根阶层的法西斯运动所进行的深入研究，发现法西斯运动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吉见根据1937年末企划院产业部的调查《事变下农山渔村的思想动向调查》等资料分析发现，在农村地区，中流以上的民众生活有保障，他们对于所谓“圣战”基本上都积极支持。但是，中流以下的民众由于战争的持续影响到其生活，因而对于“圣战”的宣传不容易接受，他们要求战争尽早结束。但是，仔细分析中流以下民众的心态就会发现他们希望战争尽早结束是与其个人的具体利益以及权利挂钩的，比如战争若再持续下去，自己的第二、第三个儿子就要被征兵，他们希望在皇军牺牲的地方确立起日本的统治以确保本国的权益等，可见在最底层民众中也明显存在“草根帝国主义意识”。所以，不能说中流以下的民众不支持战争。另外，在农村中对于国民精神总动员中提倡节约以降低消费和增加储蓄等降低生活水准的要求也是有所反对的。与在战争中受益机会较多的城市不同，农村民众自甲午战争以来就付出了很多牺牲，他们对于节约宣传抱怨说现在还能再做什么?他们支持战争的动机就是如何改善现在的低水准生活，因而对战争领导体制不满，期待战争结束后生活得到改善。

　　关于农村青年参军后的感受，吉见发现农村青年入伍后比较满足，适应军队生活。对于出征士兵来说，他们虽然一方面担心走后家中的状况，另一方面到部队后就从艰苦的农活中解放出来，可以每天洗澡、吃好饭、穿上漂亮的皮靴，还有工资往家里寄。与在农村相比，军队里有一种不分贫富和身份的“平等”。在军队接受教育可以使自己的才能、身份得到提高。如果能当上下级军官如伍长、军曹等则在复员后就可以成为村里的领袖。大岛孝一也认为，农村青年把参军作为一种“奉公”，与艰苦的农活相比，在军队里能一日三餐并得到教育，他们比城市青年更加适应军队生活。不过，近年关于战时日本士兵精神创伤的研究表明，在上下等级森严的军营生活中由于经常受到上司斥责以及私下制裁，士兵患上精神衰弱和精神分裂等精神疾患的也不在少数。

　　关于农村青年的战时心理状态，吉见义明根据一位农民的战时日记揭示出了一般农民的心态变化。山形县有一位农民叫阿部太一，他的战时日记记述得十分详细。太一是佃户家的长子，家中有父母、妻子、妹妹和两个弟弟。他们家在村中的社会地位很低，直到1936年才买到了村落会议的成员权，他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上升而顽强努力。在经济危机时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听到共产党被检举时他认为是现在的社会制度有问题，对于九一八事变他也持有疑问。日中战争全面爆发时他开始也不太关注，专心于农业生产。但是，村里最初的征集令将他用来耕作的马作为军马征收，由此受到冲击，产生不安。其后，他弟弟参军，这给他家经济上带来好处。不但得到了“兵役义救金”(捐款救助金)，特别是在村里举办“中国事变一周年纪念武运长久祈愿祭”时，他们家受到招待，父亲收到了盒装点心、杏和护身符等，他们感到这是很高的荣誉。其后，政府实行大米强制征购，对化肥、农具等也实行统制。太一对于大米强制征购虽然也有不满，但还是积极地参加了村里的战争支援活动，成为部落会常会的经济班成员(后来升为班长)，他还成为村里大日本翼赞壮年团成员，由此他完全投身到支持法西斯战争的动员活动之中。可见，战时普通农民对于战争基本是支持的，这与他们改善境遇的要求相关。安田常雄的研究表明，农民对于军部和政府的政策存在着“爱国心”和“生活利益”的两种心理状态。他们对于现实政策有时在可能范围内表示不满，但他们又被“东亚新秩序”这种空泛宣传所吸引。他们即使发泄不满也只是针对农会和产业组合干部，认为其违反了“经济的正义”，但这是以接受军部政策为前提的。

　　三、关于总体战体制论的争论

　　与农村战争动员研究战后日本经济曾出现高速增长期，日本为什么成功引起了研究者关注。一些人十分自信，强调这种模式的先进性，并从战后发展与战时体制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由此出现了关于战时与战后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战争和冲突的形态发生变化，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导致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了总体战体制论。对于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出现的社会历史基础，吉田裕已有详细分析。当然这种理论的出现也有其学术史的背景。

　　现在总体战体制论已经成为日本关于战争动员研究的主要范式，大多数学者均受其影响，农村战争动员研究也不例外。许多研究者受总体战体制论的影响，从“战前”与“战后”连续性角度考察农村战争动员，对于战时农村动员政策及其影响持肯定或非价值判断立场的研究越来越多。本节将结合总体战体制论产生的背景及围绕这种范式所展开的争论来梳理近年日本农村战争动员研究的最新动向，以深入解析出现这种研究观点的思想背景。

　　关于总体战体制论产生的学术史背景和过程，森武麿曾有很好的总结。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对于日本史学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从1945年战败到此之前都属于“战后历史学”阶段。受到战败冲击，研究的关注点是对于这场侵略战争发生的原因和性质的分析，一般是从与欧洲国家的对比中揭示近代日本所带有的后进性、封建性和前近代性等特征。代表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的近代主义理论。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年鉴学派、数量经济史、历史人口学和世界体系论的出现，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传入，“国民国家”论成为主流，“战后历史学”开始凋零。

　　总体战体制论出现的另一个学术背景是关于“战前”与“战后”连续性的研究。以往日本学界对于“近代日本”和“现代日本”的划分是以1945年8月15日为界的。“战后历史学”将战前和战后严格区分开来，战前是天皇制、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战后则是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强调战前与战后的“断绝”。但是针对这种非连续性的“断绝”论，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强调其关联性的“连续”论。首先是在经济学界，大内力批判战前的马克思主义讲座派理论，认为日本也符合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阶段论。同样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日本的特殊性并不是由于其具备固有的特质，只不过是在发展阶段上的“落后性”而已，战前与战后有连续性。以世界经济危机为契机，1931年制定的通货管理制度十分重要，依据通货膨胀对策加强了对劳动力的管理，开始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而战前与战后是连续的。

　　有些研究者将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此强调战后资本主义与战前的连续性。加藤荣一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分析，认为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即在“举国一致”目标下的劳资同权化、福利国家化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体战以及魏玛体制开始的。日本史研究者也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开始的起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时期。20世纪70年代，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战后改革”系列丛书。这样，对于战后历史的评价就从“革命”改为“变革”再变成“改革”。从这种用词轻重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关于战前与战后“断绝性”的革命论历史观的弱化，而强调其“连续性”的认识在逐渐增强。

　　不仅从经济学角度，在政治学方面也有强调这种连续性的研究。松尾尊兑、田中彰等认为大正民主主义和战后民主主义有连续性，从自由民权运动到大正民主主义直到战后民主主义都是连续的，战后和平宪法并不是美国强加的，而是由自由民权运动以来日本民众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这种连续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森武麿所指出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战前与战后“断绝”与“连续”问题的讨论出现了全新的视角，即不仅主张“战前”和“战后”是连续的，还在这中间加上了与“战时”的连续性问题，其典型就是总体战体制论的出现。由此带动了“战时”研究的变化，在学术界出现了关于“战时”与“战后”关系的热烈讨论。

　　关于总体战体制论的出现背景，高冈裕之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之后冷战终结，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战后体制被动摇以致终结。另外，后现代主义带来了人们对于“近代”的批判和怀疑。总体战体制论恰恰与此前的那种从战时日本的“半封建”“前近代”“非合理”的方面所得出的天皇制法西斯论相反，强调战时体制“近代的”“现代的”“合理的”方面。当然在日本出现这种右的观念的原因还有对“战后民主主义”评价的相对化以及对战后日本经济高度发展这一时代认识上的变化。正是由于这种“脱战后”意识使得总体战体制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广泛影响到社会科学领域以及新闻报道方面。所以在战后体制结束的同时，“战后思想”的主导权也随之丧失。岩崎稔也认为，山之内靖提出的总体战体制论与20世纪80年代末柏林墙倒塌，失去对抗者的资本主义由新自由主义进行改组的历史背景有关。

　　总体战体制论提出的标志是1988年山之内靖发表的《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史考察——为了理解今天的日本》一文以及其后他与别人合编的《总体战与现代化》一书。在前一篇文章中，山之内首先提出战时动员体制对社会的重大影响，强调了“战场”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他认为，在战争社会史上较之于“断绝”，其“连续”的方面则更加重要。总体战体制就是为了应对在平时不会发生的那种政治或意识形态状况，因此这种体制会引起社会构造的变化。他根据当时欧洲学界关于战争期间与战后关系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归纳出关于“战时”与“战后”关系上的四种论点。第一种认为，战争动员体制虽然带来变化，但由于战争是非日常的状态，所以当战争结束后又恢复到原有平衡状态，也就是战后经济社会的发展背景，是将战争期间除外的，只与战前有连续性。第二种认为，战时动员体制是战前就开始孕育了的内在的结构性能量，由于战时国家权力的杠杆作用而被从上向下推进。因而考察战后的社会构造不能离开对战时动员体制的研究，战前的社会结构变化已经规定了战后的发展。第三种认为，战时动员体制虽然不是在社会经济构造中可以任意决定的，但因为战时特殊状况引起了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的变化，继而又由国家对下层社会的统合政策进入到制度领域并具体化，这在战后发挥了不可逆转的影响。第四种认为，战时动员体制即使是非合理的，但是为推动战争，通过严格命令将资源和制度都服务于战争，从而实现了合理配置。

　　山之内靖引用了大河内一男的如下观点，即日本的战时体制是以外出打工型的这种前近代的劳动关系为前提的，但由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精神动员实现了对劳动者的统合。战时动员体制使得日本型劳动关系所带有的前近代特殊性遭到解体。由此山之内认为战争时期国家这种强大权力下的合理化推动了日本近代化的发展。

　　山之内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已经从大量生产体制向柔性生产体制转变，也就是民族国家的联合企业垄断统制和劳动组合团体的统制力在减退，取而代之的是企业与企业中的劳动者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得到加强，企业与劳动组合携手在设备投资、劳动力配置和雇佣政策上相互柔软地应对。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大量生产体制造成了经济停滞，而西德、意大利和日本却迅速转变到柔性生产体制。这样看来，罗斯福新政体制到了战后已经过时。

　　山之内强调，不应忘记现在正向最先端迈进的、受到世界瞩目的日本产业组织与战前的联系。即在战时动员体制下对跨行业劳动组合实行镇压的历史，正是由于这个镇压的历史造成了早熟的公司劳动组合形态的形成。现在罗斯福新政体制与法西斯体制的比较研究已经不是历史研究的重心。世界史上先进的后现代社会的典型是日本，虽然有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历史，但是现在却拥有以公司劳动组合为核心的坚强的劳资关系，这个反差不能被忽视。山之内认为，无论是罗斯福新政体制还是法西斯主义体制都是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由资本对社会各种能量进行调控的过程，体系化的世界资本主义都是以强有力的国民统合作为前提而登场的，这样在历史上就带有了压制的色彩。但是，现在考察战时体制，就要注意到日本这个柔性生产体制的典型。

　　山之内靖与考秀曼(J. Victor Koschmann)、成田龙一合编的《总体战与现代化》一书影响更大，标志着总体战体制论的形成。考秀曼在该书序言中提出，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日本的主流观点是“进步史学”，本书则是从各种角度对其进行批判和再思考，因为这种史学只是对战前作为学术权威的历史学和国粹主义进行批判。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对战争期间处于统治地位的秩序进行修复的同时，对于战后体制中日本的成功已经逐渐被肯定化。该书的执笔者们对于战后的意识形态和各种制度是从战时就已经实行的那些连续性上进行分析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历史观包含着对总体战体系的这种认识，这就是抛弃了将“战后”与“战时”分割开来的观点，认为这两个时期在很广泛的方面都存在着共同性的联系。

　　山之内靖在该书关于研究方法论的序论里提出要将总体战和社会系统论综合起来。他认为，要注意到近代社会形成以来，第一等市民和其他等级市民存在着的阶级区分，而近代社会作为强有力的国民国家就必须实现政治上的统合，由宗教的价值观所塑造的具有权威意识的市民就是其重要前提。日本1890年发布的“教育敕语”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原则，具有这种意识的市民才是真正的市民，其他的则成为第二等、第三等市民。但这样就会造成一战期间俄罗斯那样的社会危机。总体战不只是将一国的资源动员起来，还包括将人力资源也全部动员起来以达到战争的目的。而低等级的市民便成了实行总体战体制的重大障碍，因为他们对于推动战争缺乏内在的动力。由此纳粹德国就实行了“强制均质化”(Gleichschaltung)，这也被称为“希特勒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把带有统治世界使命的日耳曼民族的这种意识形态与非日耳曼民族进行区别，进而排斥犹太民族。在肩负着统治世界任务的集团内部，以总体战时代的“民族命运共同性”为口号，要取消所有成员间社会身份上的差别。总体战体制就是要解决近代社会成立以来所包含的纷争和对抗，使全体人民在国民共同体的“命运一体性”口号下统合起来。这样，“强制均质化”就不仅仅是促进了支持战争的这一非合理状况，而是在对人的资源全面动员的同时也承担了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使命，由此则促进了合理化的发展。山之内主张，总体战体制就是形成机能主义的组织，这是实现系统社会的重要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都复归到和平的日常体制，但是，这种复归并不意味着是复归到战前的状态。各国社会都走上了由总体战体制所促成的，经过社会机能主义改造的新轨道上。从这个角度来说，由总体战体制所改造的结果就是“从阶级社会向体系社会”的变动。

　　山之内在另一篇文章中说，经历了总体战时代，我们的社会已经消除了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区别。总体战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公共性失去了其独自的领域，已经与市民社会和家族层面融合起来，家族生活已经带有公共的性质，消费生活也通过劳动主体的再生产把人的资源作为战争动员的基础。大河内一男的社会政策理论认为“社会综合资本的合理性”，不只是将家族及其附带的消费生活，甚至把国家也作为社会循环的一部分而重新组织，这是一种彻底的现代化思想。

　　山之内靖对于总体战体制予以高度评价，他主张总体战体制强化了国民共同体的命运共同性，提出了许多相应的社会政策。这种战时政策将阶级对立转化为制度性的劳资交涉，或者使得民族差别被市民权的平等所“稀释”，对于服兵役市民的死亡和战争伤残的补偿措施，让权力的社会化更加普及。总体战时期的社会政策就像株式会社那样从企业层次开始，权力的社会制度化上升到以全体社会为基准的公的原则。山之内认为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学就是为适应这种社会转变而出现的。在帕森斯那里，国家没有占据特殊的位置，仅仅是以政府的面貌出现。这个政府对于企业、家族以及其他组织仅仅是提供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服务而已。国家没有区别于市民社会的特殊性质。国家已经降为与市民社会同一层次，家族也与市民社会处于同一水平。按照山之内靖的解释，帕森斯认为市民社会完全是由个人的工具主义即合理主义所支配，在这种社会，其秩序靠外部的强制权力来调整。而在系统社会中，所有成员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机能作用，权力在社会的所有领域“扩散”，社会全员相互支持共同行使权力，实现了集合体利益系统机能的一元化。权威和权力同质化，发挥着维持社会安定的系统机能。山之内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社会系统论是近代社会科学的集大成，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社会科学都是把精英与大众区分开来，这是包括韦伯学说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基本观点，而伴随着新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已经超越了精英和大众的界限，与这种变动相适应的就是社会系统论学说。

　　其实，帕森斯的机能构造主义社会学之所以具有广泛影响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繁荣和当时的东西方对立的状况具有密切关系，带有冷战色彩。许多人用帕森斯的社会学来说明某种社会为什么繁荣，某种社会为什么未能发展。山之内的观点也属于这类研究。

　　山之内认为在总体战体制下消极的个人主义被大幅削弱。他引用经济学家大河内一男的观点说，以往的经济学以生产活动为中心，但是消费活动也十分重要。消费生活应该成为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战争动员体制就是将战时的生产和消费统一起来，具有合理性。所以战时动员体制所推进的合理化不但涉及公共生活还包括私人生活，创造了包括所有生活领域的系统循环体制。战后日本民主主义达到高峰，这种民主主义受到战时动员体制所形成的系统社会的强大影响，战后实现的福祉社会与战争国家可以画等号。现在的劳动阶级已经与马克思当初所预言的不一样，他们已经在国民国家系统内部被统合起来。这与后期马克思的观点不同，符合早期马克思主义即费尔巴哈所主张的人们能够相互理解相互连带的观点。山之内的论文不但观点激进，而且理论框架宏大，读起来比较难以理解，许多理论和概念缺乏具体说明和严密论证。

　　在《总体战与现代化》一书中，雨宫昭一对日本总体战体制与中间层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之间，旧中间层发生了重大变化。从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虽然旧中间层在地域社会中依然参与政治、行政活动，但这是以其他集团也存在的多元化为前提的，在地方社会的管理上其他集团和下层人士的参与在不断扩大。从30年代中期开始，急速推行总体战的国家不允许地域社会中存在差别，通过消除社会对立而走向一元化。地域社会的管理体制从水平结构向垂直结构变化。这不仅是从上向下的强制要求，还存在下层自身的诉求，一些阶层的困难改由国家来解决。这种自己革新的旧中间层就成为推动总体战体制形成的社会国民主义派和国防国家派的社会基础。由此，从上向下和从下向上的两种力量在社会基层相互配合。20世纪20年代，原来的非主流势力和下层人士在地域社会中的影响扩大，而通过自己革新和国家推行的垂直一元化政策，使得他们与旧中间层结合起来。在这期间日本实现了重化学工业化和“下降型的均质化”，从而消除了“上流”与“小民”的区别。由抑制医生集团的独立性实现了“国民皆保险”，达到了社会的平等化和有效率的合理化。这种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平等化和合理化是总体战体制所带来的一个重要“成果”。

　　在《总体战与现代化》作者之外，井上寿一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战时体制下，农民运动出现了自我抑制，走上调和路线，加上政府的调整政策，农户间经济差距缩小。地租减额运动也有节制，减租只限定在出征士兵的家庭。在租佃关系中发生诉讼时如果当事者是出征士兵，在对佃户不利时则可向政府请求停止涨租。当时的农民也不只是忍耐，有的农民组合在开会时除通过感谢“皇军”的决议外，也要求政府制定对作为军粮仓库和提供兵员主体的农村实行新政策，例如制定防止生产力减退和免除农家生活不安的应急对策。人民战线事件后，农民运动已从阶级斗争路线转换为阶级协调路线，在自行抑制佃农运动的同时对政府的《农地调整法》和《农业保险法案》也积极支持。对有利于地主的调和政策，农民们也提出如果不适当解决租佃关系就不能排除摩擦，就实现不了真正的农村战时体制。在战时，一些农民由于生活困难对战时统制不满，特别是佃农的抗议活动又有所增加，为此，战时在农村就不得不进行“均衡化”，这就导致了下层农民经济地位上升和地主阶层经济地位下降。另外，战时城市和农村间的差距也在缩小。许多农民成为城市劳动者或到城市打工，农民在意识上也开始城市化。

　　《总体战与现代化》的出版引起学界热烈讨论，1996年5月27日，在关于这本书的共同评论会上，作者和讨论者们进行了白热化的争论，会议大幅延长。在此后的研究中，关于战争动员的著作几乎都要引用或介绍山之内靖的观点。由此关于战时与战后关系的研究在学界开始流行。例如小林英夫指出官僚主导的日本型经济体制与战前动员体制有重要关系。福井绅一也认为作为总体战体制经济参谋部的企划院在战时制定了《经济新体制确立要纲》，将资本与经营分离，把企业目标从利润转向本来的生产目的，虽然战时这被财界批判为“赤化思想”，没能实行，但是这个文件的起草者们在战后吉田茂内阁及其后的经济政策制定上发挥了作用。辛岛理人则将战时总体战研究扩大到殖民地领域并与战后国际秩序演变联系起来思考。不过，《年报日本现代史》出版专辑发表了对《总体战与现代化》的系列书评，对其基本观点展开批判，出现了关于总体战体制论的争论。

　　赤泽史朗认为《总体战与现代化》与以往关于总体战政策及战争动员的研究不同，是从后现代主义角度认识总体战的。他指出，山之内靖对后现代主义和帕森斯的理解均带有自己的主观立场。山之内对“阶级社会”“系统社会”和“总体战体制”等基本概念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他只是强调总体战体制下的社会“平准化”与“系统社会”中公私领域的相互渗透，但对总体战体制与大众社会有何具体联系却几乎没有说明。山之内把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阵营的战争动员体制都看成是一种社会政策的充实和改革，但是现在的一般观点则认为反法西斯阵营与战后福祉国家的形成有关，而德国和日本这些法西斯阵营国家的社会政策和价值观均不承认劳动者的权利，这是与其独自的、排外主义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其政策的实施也不彻底。但是，山之内却将这种通行观点简单否定，把纳粹的“强制均质化”夸大为“取消社会身份差别”，并将其看成是在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营间共通的概念，完全忽视了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根本区别。

　　赤泽认为，在以社会为对象的学问领域，即使是在对事实的认定上也不能脱离最基本的价值观。把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等同的山之内的观点并不是基于实证分析，而是出于一种先验性的价值判断。山之内认为经过总体战的“系统社会”在私人领域和政治系统中与公共性已经没有区别，现代西方就是全体主义的一种。现代民主主义虽然出现了私人领域的变化和管理的社会化，但是承认私人的个性自由则是民主主义体制的基本原则，这与对此完全否定的法西斯体制有着根本的区别。山之内对于法西斯体制与罗斯福新政体制没有从本质上加以区别，因为其对总体战体制缺乏本质上的说明。

　　高冈裕之认为，山之内把总体战这种新的战争形态看成是将社会的全体都纳入到支持战争并在机能上走向合理化，人们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被包括在了一个系统循环的体制之中。在现代史上较之于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对立，山之内更强调总体战对于社会的重新编成。但是，这并不是从历史分析中得出新观点，而是来源于山之内对于战后日本社会基本发展状况的认识而提出的“系统社会论”。山之内虽然接受了帕森斯的理论，但是他更强调的是由“公民国家”的统合来否定权力与个人、国家与资本、国家与社会的区别，这与帕森斯的理论存在重大差异。高冈怀疑山之内的“系统社会论”能否有益于现代史的研究。虽然山之内强调总体战促进了“系统社会”的形成，但是他对“系统社会”的具体指标却没有说明。帕森斯认为系统社会起源于18世纪以来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山之内仅仅将之归于总体战，因而缺乏有价值的探讨。

　　森武麿对雨宫昭一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森武麿认为，即使是“强制均质化”，也不是中间层内部的均质化。在总体战生产主义的影响下相对作为传统权威的既成势力和有产阶级(资本家、大地主和有声望的人)，旧中间层(小工厂主、市镇工厂的师傅、小商店主、耕作地主、自耕农中坚势力、雇农上层)在总体战的生产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其势力得以抬头，他们与既成势力相接近，共同成为法西斯权力的社会基础。雨宫认为总体战下的均质化与战后高度成长期的均质化相同。森武麿则认为，正是经过战后劳动改革和20世纪50年代的劳动运动才最终形成了60年代的日本型企业治理模式，这与没有《劳动法》时代的战时劳动者地位完全不同。把由法西斯体制所派生的“强制均质化”套用在战后高度成长时期是不合适的。

　　在另一本书中，森武麿提出，山之内靖从根本上对以往的通行观点进行批判，把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都放在总体战体制之内，将两者视为是平行的。这种观念所提出的“战时”和“战后”连续性的理论基础，给现代历史学以强大影响，其结果是对法西斯主义的认识从强化阶级统治即金融资本独裁转变为通过战争推动了平等化和近代化，这是一种巨大转变。受这种观点影响，研究女性史的上野千鹤子认为，战时女性对于战争的协力和国家“保护母性”政策推进了“国民化”的进步，战后女性参与社会就是国民化的一环。不过森武麿却认为，战时日本的“强制同质化”虽然在劳资关系、地主与雇农的关系上有所改进，但是战时体制内的矛盾却处于逐渐激化的过程，特别是1943年以后，官员、军人和资本家的不正当获利和经济犯罪日益扩大，以天皇为顶点的统治层精英与百姓阶层的利益冲突也在发展，通过强制引入殖民地劳动力、临时工和学生劳动动员等“强制的动员体制”，导致了新的阶层矛盾，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这种“平准化”在社会全体上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差别反而在扩大。战时体制下的“强制均质化”与经济高度成长期的性质不同，《劳动组合法》与劳资妥协在形态上也不一致。所以，这种战时与战后体制“连续论”的观点缺乏对战后改革和大众运动的应有评价。

　　森武麿指出，战时的村落社会并不平等，存在阶层差别。地主阶层中的寄生地主逐渐衰落，耕作地主势力抬头。贫农层与中农层的差距扩大，由于实行部落责任制，被半强制性要求交售农产品，生产效率低的贫农与中农的税率一样，导致贫农负担加重，其结果就是寄生地主和贫农被淘汰，耕作地主和中农等生产农民地位上升，所以绝不能对战时的平等化、平准化评价过高。

　　虽然围绕总体战体制论展开了激烈争论，对战时国家政策的评价也存在重大分歧，但此后日本学界关于战时农村动员的研究确实更多地关注到了战时国家政策对农村社会阶层利益的调整以及社会平准化和公共性等方面，深化了战时农村统制的研究。庄司俊作从近代日本农政史的角度考察了战时农村动员体制及其政策。庄司指出，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爆发后，为了维持农业生产保证后方农村的稳定，政府制定《农地调整法》，以消解农村的阶级对立，将地主和佃户的权利义务关系用法律固定下来。这个具有将农地所有权社会化企图的战时立法限制了土地所有权的绝对性，动摇了契约自由的原则，将土地租借权物权化，可以通过裁判进行调停。该法强化了对租佃关系的调节。根据《土地调整法》，佃农加强了对地主所有土地的租借权，没有正当的理由地主不能随意收回土地。以此将租佃双方的权利明确化，避免了围绕土地的争议。该法律实行后，关于土地的争议确实大幅减少。市町村设立农地委员会，根据《土地调整法》，通过裁判调停租佃纠纷。这种农地委员会属于国家机关，由会长和委员组成合议制机构。会长(市町村长)和委员由知事任免，是没有薪水的名誉职。为了使委员能代表各阶层的利益，规定委员要保证一定人数。其目的主要是调整租佃关系，扩大自耕农，实行农地交换以及农地管理等。庄司指出，关于农地统制的法律其后又不断完善，政府发布《佃农地租统制令》(1939年)、《临时农地价格统制令》(1941年)和《临时农地等管理令》(1941年)，由此从收益、价格和权利转移三个方面由国家对农地的所有权进行统制。这些法律规定农地价格以1938年9月当时的价格为基准，市町村农地委员会在知事的许可下可以对地租以及减免条件进行变更。关于农地的使用则要求农地的农业外转用必须得到知事的许可。

　　大门正克认为战时政策导致了国家力量介入农村社会。为达成动员计划而要求农民发挥自发性，这是自上而下的号召，以此来消除佃户争议之类的对抗。更生运动带有半强制的“同质化”倾向。自耕农、中等佃户等大多充任了农事实行组合长，这是从上向下的平准化。这种平准化在社会上就是普选，以平等主义进行社会重组。大门认为右翼农民运动带来村落社会的变化，首先是根据“一君万民”“兵农一致”理念进行的“拟制革命”，促进了农民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其次就是在“一君万民”的口号下强调“在天皇下的平等”。由此便由“普选的平等主义”变为“天皇制的平等主义”，这与战时政党制倒退，普选成为形式化的状况相呼应。

　　梶井功等认为战时“公共性”得到扩大。战时统制政策是依靠部落机能保证实现国家农业生产目的，同时也强化了部落机能。共同生产、流通等使得部落共同关系机能得到强化，这种强化使得国家的“公共性”和部落的“公共性”进一步联系起来。将国家的“公共性”转化为村落行为主要是通过村落行政的中心人物实行，再加上补助金这种利益的推动。由此，部落的“公共性”便向农家的“个人领域”渗透，使得战争期间“公共性”被极限扩大。以上这些研究扩展了农村动员的领域，关注到战时社会结构的变动问题。这种研究与总体战体制论既有关系也有区别。

　　关于战时妇女社会地位上升的问题，井上寿一认为战时妇女地位的确有所上升。战争期间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农村广泛建立邻组，农村每5户或10户组成“五人组”“十人组”，定期召开会议，挂会旗、敲大鼓、举行遥拜仪式、齐唱国歌、举行出征军人“武运长久”祈愿，还有意见发表、交流心得资料和谈体验等。以往参加这种活动的都是家长，但在战时为了动员妇女，出现了男女地位的“平准化”现象，特别是在后方支援如生产和卫生、育儿方面都要求妇女出席参加。不过，吉田裕却指出，战时由于劳动力不足便动员女性从事劳动，但参加的基本上都是未婚女性，让已婚女性留在家中，维护“家”制度是日本政府的基本观念。当时由陆军省指导的帝国军人会的小册子中就要求女性一旦结婚就要严守贞节，丈夫去世后要一生守寡，强调这就是“日本的妇道”。这与战后的男女同权、妇女地位上升显然性质不同。

　　结语

　　战后日本关于农村战争动员的研究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出发，关注到法西斯主义与日本传统农村社会的内在关系，力图从农村运动和村落共同体角度解释日本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同时也从这个视角分析农村战争动员的村落社会基础及其组织形态。此后，对于农民运动的分裂和转化、统制体制的形成、村落共同体的重组、农村社会阶层和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农民支持战争的心态等进行了实证性分析，标志着研究的深化。

　　但是，在经历了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对战争批判的减少和战争责任意识的淡化，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出现了肯定战时动员体制，甚至认为其具有“合理性”的倾向。将民主主义国家的战时新政与法西斯主义的强制动员政策混为一谈，其代表观点就是总体战体制论。虽然这种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但是其影响不容忽视。此后将“战时”与“战后”联系起来，对于战时动员政策不加批判地肯定，或者更多的是那些不带有价值观判断的所谓“客观”研究则大行其道。

　　不过，从学术史角度讲，“总体战体制论”虽然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与“战后历史学”存在巨大隔阂，但是在方法论上，将“战时”与“战后”联系起来考虑，重视战时政策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动与战后发展的关联，这对其后的战争动员研究确实带来重大影响，这不仅在日本史领域还波及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近年关于中国抗战时期后方动员体制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动员政策以及战时日中总体战体制(包括社会组织程度和国民意识形成以及社会平准化压力等)的比较研究等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成果。对于这种学术动向亦值得关注。

　　作者祁建民，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社会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0-06-27 15: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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