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 岳谦厚 黄正林：纵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及意义
2021-01-13 09:46:45 来源：近现代史论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 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挺进, 开辟根据地,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主导的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一起, 为抗战最终胜利立下不朽功勋。面对作战能力、军事组织和军事力量占优势的日本侵略者, 中共在日军眼皮底下的敌后生存和抵抗, 异常英勇, 异常艰难, 呈现的形态也异常复杂, 其进入方式、党政军一体化的运作、根据地资源的获得和创造、兵民团结游击战的组织和展开、根据地的政治和经济实践, 都是极具张力也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本期军史三人谈栏目邀请了黄道炫、岳谦厚、黄正林三位抗战史研究专家, 围绕中共主导的敌后战场展开讨论, 以期深化敌后战场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研究。
一、抗日根据地开辟中的党政军一体化建设
【黄道炫】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在敌后广泛开辟根据地, 成为中共抵抗日本侵略并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利器。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坚持和发展, 历经艰难曲折, 体现着中共强烈的进取态度、坚固的组织基础、切实的群众路线。
(一) 八路军创建根据地情况。
1937年全国抗战伊始, 中共方面就认识到应坚持游击战方针, 周恩来和朱德等拟订了一份关于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报送毛泽东等, 其中谈到:对参战不迟疑, 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 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特长。毛泽东则讲得更明确, 他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 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 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 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不是运动战) 。要实行这样的方针, 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 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 就要分散兵力, 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 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 二者不能并举。这段话说得斩钉截铁。就毛泽东的思考方向言, 游击战不是零散的局部的战斗行动, 而是中共整个的党、整个的军的中心任务;游击战不仅仅是群众性的战斗行动, 更需要正规军的投入;游击战不仅仅限于战场上的战斗意义, 还具有战略和政略意义。
要打一场具有战略和政略意义的游击战, 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至关重要, 根据地是游击战成为对敌利器的保障。杨尚昆曾经从五个方面细数了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巨大作用:1.坚持长期战争, 驱逐敌人消灭敌人的依托;2.生息与壮大革命武装的源泉;3.发扬与培植民力, 进行各种有利战争的建设保证最后胜利的基地;4.与敌伪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斗争的堡垒;5.维系敌后民心, 提高全国人民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的灯塔。杨说到的这五点, 恰切道出了根据地的后方和支撑作用。有了根据地, 游击队才能在物资、人力上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 才具备持久的条件;开辟、坚持和发展根据地, 中共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政策才能得到施展, 党、军队和民众的结合才有基础, 根据地可以说是游击战的发动机。
坚持游击战的方针, 大力开辟根据地, 都需要踏踏实实地进入地方, 需要和地方民众的结合。和苏维埃时期一样, 抗战时期, 中共进入地方之初, 武装起着决定性的基础作用, 这是无法跳过的步骤, 而且中共一开始也赋予军队开辟地方的责任。八路军总部指示:在没有党的地方, 建立与发展党是军队的重要政治任务。毛泽东一贯强调群众路线, 同时对军队在发动群众中的作用也有深切体会, 在他看来, 军队中的党是最先进的, 它应创造地方的党和政府, 爱护地方的党和政府, 爱护人民。应该说, 在还没有群众基础时, 军队进入地方, 帮助地方建立党和政权的确是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军队建党、建政的思路在八路军出动后迅速得到贯彻。八路军出动的各部队都严格执行了这一指令。平型关战役结束后, 第115师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留下一部兵力开展群众工作, 着手建立根据地。10月, 聂荣臻率领师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 以及总部特务团等各一部3000多人, 以五台为中心, 四面出动, 进入晋察冀边的浑源、灵丘、蔚县、涞源等地区, 并向冀西地区出击, 收复曲阳、完县、满城等县城和广大农村, 工作团分别向南开辟平山、盂县地区和向西开辟五台以西和定襄地区。第129师出动后, 按照周恩来的建议, 开往正太线南北地区, 夺取先机, 武装民众, 组织游击战争, 并扩大自身力量。10月中旬, 第129师进入晋东南地区开展群众工作。11月13日, 第129师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 会后, 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率部进入沁县、长治、晋城、武乡、平顺、沁源等地, 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和抗日自卫队。第120师出动后,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派遣必要之地方工作人员, 有计划地散开工作, 在晋西北大力发展地方工作, 在部队中抽出中下级干部约300人组织13个工作团分派晋西北各县, 协助地方党进行政权改造、组织地方武装扩兵等工作。八路军三个师的部队迅速在山西南北东西各地展开, 建立根据地, 随后又挺进华北平原, 建立起广大的根据地。
(二) 八路军进入地方的具体路径。
正规军分散做地方工作, 建党建政, 大大促进了中共在地方的生根发展。由于人员有限, 又面对庞大的发展地域, 中共武装进入地方不可能采取大股部队长期集中的办法, 而是将武装像种子一样, 撒播四方。而且, 游击战必然是多点开花, 因此, 尽可能多地建立根据地、巩固自己、袭扰对手是中共一直努力的方向。从当时八路军干部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军队进入地方开展工作的部署和实态。第120师第359旅政治干部王恩茂, 抗战时期一直坚持写日记, 他的日记记录了八路军介入地方的具体形态。1937年9月底, 部队刚刚出动不久, 王恩茂的日记记有他参加政治部部务会议, 讨论政治机关工作的情形, 其中提到的任务就有开展地方动员, 组织武装群众, 政治部除一部分同志到前线外, 其余的都到山西苛岚进行地方工作。政治部人员到达岢岚后, 即迅速布置地方工作, 组织讨论地方工作的会议, 布置岢岚县一、二、三区的地方工作。岢岚发动告一段落, 军队政治部工作人员又转入其他地区继续进行地方工作。就这样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地区一个地区不断滚雪球式地把地方串连起来, 实现根据地的成片发展。至于八路军的具体进入方式, 当年文献也有记载, 如果要进村, 通常的办法是由武工队带一个村长, 一个中队长, 到这村工作, 解决群众问题, 建立威信。经过一两个月, 群众了解了, 同时发现了新的本地积极分子, 带来的干部就培养出代替自己的本地干部, 掌握住政权。然后自己再与武工队配合, 向前推进一步, 开辟其他村的工作。八路军工作方式的细致、深入、具体及其良好的节奏感, 令人叹为观止。
历史上常常有些很有趣的现象, 一场对垒中, 往往是对峙的双方最能发现对手的绝招。作为中共在华北最主要的对手, 对中共权力体系进入乡村的运作, 日本人观察非常仔细, 下面一段话出自日本防卫厅编的《华北治安战》, 虽然比较长, 但对了解中共武装在地方的运作方式很有帮助。这段话首先讲中共如何进入乡村:“中共如何在乡村构成组织网, 又如何扩充发展党的组织。虽因情况而异, 但对处女地, 一般则是由宣传开始进行地下工作。随后或者同时, 派遣工作人员建立基层组织, 逐渐扩大‘点’的工作, 然后向‘面’发展。然而, 在不易建立基层组织的地区, 则采取等待军队进入时, 在一定地区内组织多数支部, 逐次集结起来再行扩张的方法。”接着讲中共进入具体的操作方式。日本人以山西和顺为例, 观察到如下特点:“首先分散安置牺盟会的中坚干部, 同时利用麦、谷收割的大好时机, 动员八路军驻扎部队、政治工作人员和牺盟会干部义务帮助农民割麦。这种作法, 是学习中共早先进行秋收暴动时的成功经验。这种平凡手段在收揽民心上取得了极大效果。以此为第一步, 以后按照工作指导大纲, 进行了减租减息的宣传 (收割、收获后暂时停止农民纳税、交租) 此外进一步引用国共合作公认的口号‘为民族救亡抗战, 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在青年阶层中结合抗战政策的观念宣传减租减息, 使贫农大众领会经济利益的观念及救国抗战的义务, 以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些铺垫过后, 中共再开展政治工作及武装民众工作, “以各新编村长、秘书、副村长为中心, 进行政治训练。对于民众, 则由所属村常设文化联络员 (直属县长领导) 进行训练。为了加强各村自卫队的训练, 由共军派出正规士兵担任指导”。由此可知, 中共建设根据地初期的地方工作, 军队始终起着核心作用, 但是武装的进入又不纯然出自实力, 而是贯彻了权力分享的理念, 以军队作为实力保障, 通过扎实的宣传、组织工作以及对民众实实在在的帮助, 让民众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权力和义务, 达到党、军、民的有机融合, 实现控制的自然落地。应该说, 日方的观察非常准确, 尤其是来自对手方的记载, 不太可能刻意夸大中共的能力, 因此更加可信。其实日军讲到的这些情况, 当时国民党将领也有所意识, 国民党第35军团军团长曾万钟曾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八路军之所以能延续维持, 有两个因素, 一为政治, 一为经济, 政治上上下能相见以诚, 上下同乐, 闲暇一起打球、开晚会、演戏, 不分等级, 精神生活颇活跃。而且凡军队将到之处, 即派政治人员前往组织民众, 调查敌情, 所以八路军所到之处, 筹集粮秣, 均不感困难。
军队直接介入地方, 说起来似乎是个很容易想到的高招, 但却在历史上很少见到, 因为这不是一般政治力量敢于轻易尝试的。一般而言, 由于军队的强势地位, 权力核心会有意让军队和地方保持距离, 以防军队与地方结合, 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也就是说, 很多政治力量都会有意识地防着军队和地方结合。中共则大异其趣。由于中共在军队中建立党的领导, 军队政治工作空前加强, 军事长官的权限受到限制, 官兵都受到理念和党性的熏陶, 所以中共敢于让军队直接和地方在一定条件下接轨, 军队中成功的政治工作让中共可以放心地把军队投入到地方政治建设当中, 开展军政结合, 抗战初期各地出现的军政委员会就代表着中共的这一取向, 这是中共和以往政权大相径庭之处, 而这也正是中共的特殊之处。
军队的介入, 保证了党和政权可以快速在地方就位, 所谓把架子尽量地支开, 自上而下大刀阔斧地开辟工作, 这是讲求效率的中共充分发挥自己通过政治工作建立起优势的关键一着。这一点, 恰恰是其长期的国内竞争对手国民党难以做到的。纵观整个中共革命的历史, 可以发现, 抗战初期中共建立根据地, 依赖军政结合取得的优势, 只是中共革命中军队发挥作用的个案之一, 政治化的军队所发挥的超常效能应该是中共革命运动中屡打屡灵的一张王牌。
(三) 根据地的扎根。
当然, 武装进入地方只是拓展空间的基础性一步, 在以武装介入地方后, 进一步动员民众, 改造乡村权力结构, 重塑社会生态, 实现党和政权在地方的扎根是中共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中共革命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有很强烈的系统思维特征, 所以, 中共革命从来都充满着整体推进的特征, 在党政军民和根据地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中共说得很清楚:固然没有军队则根据地不能存在, 但如没有地方党政民的配合, 则根据地也无法存在。所以, 军队的进入, 必须和建党、建政联系进行。在存在着地方党基础的地区, 军队要帮助恢复、壮大地方党;在原来没有基础的地区, 军队要帮助建党, 而且军队的活动要尽量以党的面貌出现, 以帮助建立和提高党的威信。当时的文件要求: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要切实建立各地方的党部, 各地方党的工作人员与八路军在游击区活动时, 要以共产党的面目在群众中出现, 不要使群众只见八路军不见党。1938年, 王恩茂率部到山西的广灵、浑源开辟根据地时, 任务中有一条就是发展党的组织, 建立牺盟、农会等群众团体, 恢复政权, 成立区公所。到达后布置的具体任务包括半个月内每个主村建立一个支部。建党之后, 接下来就是建立政权。中共强调, 要依靠八路军及一切抗日部队的力量, 在新恢复的区域建立临时的地方抗日政府;在地区上, 要抓住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中心村庄、学校、工厂、作坊和商店开展工作, 因为这是乡村中的“城市”, 常有中枢号召作用。由此又可以看出, 中共真是十分灵活, 根据地必须依靠广大乡村, 但在乡村中展开工作则要借力于乡村的中心区, 即所谓乡村中的“城市”, 在什么地方发力, 关键要看怎么有利于实现自身的生存、发展。通过军队的帮助, 党和政权建立起来后, 再将自己的政治动员和控制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在乡村发酵、成长。
和中共这一套严密、有效的运作方式比, 国民党敌后游击基本限于单纯的军事行动, 缺乏党政军民的配合, 缺乏稳固的根据地建设, 持久生存的效能要差很多。当时中共就曾判断, 国民党方面最大与很难克服之困难, 就是政治之继续落后, 与群众脱离, 坚持敌后抗战一般办法不多, 尤其不善建设根据地。中共非常精当地点出了国共两党敌后生存处境各异的要害。
回顾全国抗战之初的历史, 可以看到, 战争初期, 八路军出动到前方时, 乡村社会在日军入侵下, 正遭遇空前混乱。华北地区国民政府战前控制本就十分有限, 地方不稳定因素巨大, 日军的入侵和国民党军的迅速溃退使地方社会完全失控, 冀中抗日政府后来曾经在报告中提到, 战争初期, 河北群众悲观失望, 溃兵土匪到处公开行劫, 卖烧饼的小贩都不敢出村, 30里地的行程, 有时要遇到20多起拦路抢劫。这时, 人民看不到政府, 也看不到军队, 成了极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民众真是徨徨无助, 特别期盼安定和秩序。民众望治的心理, 从定县、无极一带普遍流行的“只要有了官, 人民才能过太平日子”这句话中, 可见一斑。八路军到达后, 带来了秩序和安定, 带来了社会进步的希望, 带来了不同的政治理念, 受到民众由衷的欢迎。聂荣臻报告中谈到八路军在平汉线主动出击后民众的反应:此间群众抗战情绪极好。经过之地都欢迎, 沿途老幼男女对我喜形于色。自卫队已全组成步哨, 前出到铁路沿线, 协同游击队破坏道路。这真是军民同心的场面。随着八路军的落地、生根、发芽, 随着根据地的广泛建立, 中共党政军体制逐渐成形, 一个让日本感到震撼, 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社会逐渐在敌后蓬勃生长, 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所说的“已经冒出地平线”的“新中国航船的桅顶”。
二、太行山是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的“兵站基地”
【岳谦厚】“左手一指是太行山, 右手一指是吕梁”, 这既是山西地理坐标的形象指称, 又是山西战略地位的精辟表述, 更暗含了太行山和吕梁山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及中共华北革命根据地史上的独特意义。尤其太行山作为华北的重要战略支点, 在八年全国抗战中既是“两个战场” (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相互配合、相互呼应的支撑平台, 又是“三种政权” (即中共根据地抗日政权、国民党政权、日伪政权) 交互渗透、激烈争夺的主要场域, 亦是“四方力量” (即国民党中央系、阎锡山地方系、中共、日伪) 犬牙交错、彼此博弈的展演舞台, 这种复杂的政治军事生态能够很好地诠释当时的各种权力关系并能整体地呈现中国的全国抗战史和全国抗战时期的中国史, 更能彰显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一)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八路军是坚持华北抗战的中流砥柱。卢沟桥事变发生后, 面对强大的外敌入侵, 国共两党再度携手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恪守承诺, 随即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改编并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937年9月, 八路军3个师主力相继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 积极配合国民党军抵抗日军强大的正面攻势。11月8日, 太原失守, 在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面抵抗基本结束, 逐步进入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时期。到1938年3月, 山西主要地区沦于敌手, 日军占领山西境内大中城市及铁路和公路干线, 广大农村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吕梁山、太行山等山系为依托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展开全面的游击战争, 并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抵抗遥相呼应, 共同支撑了华北乃至全中国持久抗战的大局。而以太行山系为战略支点的各抗日根据地则是八路军的中枢根据地, 八路军虽经发展壮大并向整个华北乃至华中地区迅速扩展, 但以之为依托的各抗日根据地担当的基本角色及其领导地位未曾改变。华北抗战的指挥中心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抗战期间始终转战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 特别是太行山地区。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邓小平、杨尚昆等领导人均曾在此运筹帷幄, 指挥作战。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因之被侵华日军视为建立华北“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最大障碍, 日本华北方面军长期将之作为主要作战地区, 企图从根本上捣毁八路军中枢指挥系统和消灭八路军主力。然而, 太行山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八路军不仅未被消灭, 相反越来越强, 最终将日军赶出了太行山, 赶出了全中国。
八路军与太行山人民“鱼水情”。进入全面抗战时期, 太行山各根据地抗日政权高度关切群众利益、密切关心民众生存和发展。1941年至1943年日军数次大规模入侵太行山腹地, 许多村庄被摧毁, 无数农田被破坏, 大量牲畜、粮食被抢被烧, 数以万计的百姓惨遭杀戮, 但太行山每一个山头均使日军望而生畏。日军被逐出太行山之后, 边区政府即领导人民重建家园, 将敌人破坏活动转化为各项建设的动力。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先, 所有服务于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均实行低额津贴制, 其中行政人员生活费和津贴比雇农工资还要低, 彻底打破了“官贵民贱”的封建官僚制度。1943年7月, 中共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发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 专门强调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提出“贫的变富, 富的更富”的富民思想。9月, 在晋冀鲁豫边区生产动员大会上, 邓小平又阐述了开展大生产的意义, 即“部队只有枪而没有饭吃是不能打仗的。如果我们不帮助群众搞生产, 人民倾家荡产, 不能进行再生产, 人民就会反对我们, 我们就会弄到既无饭吃又无群众的地步”。太行区政府根据会议精神提出每人开荒两亩的任务, 并在劳动力组织和生产制度上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调动部队和机关人员生产积极性的措施。部队、机关人员积极参加生产, 深入基层, 既改善了民生又改进了作风。据统计, 1944年仅太行军区就开荒120042亩, 所产杂粮、土豆、蔬菜及手工业和商业收入折合小米9709276斤, 部队办公和杂支费全部实现自给。
中国共产党在激烈的战争状态下积极推进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社会改革, 边区政府将改善民生、珍惜民力与爱护民力作为政策制定的立足点, 各项政策均以战争需求和根据地自身特点为依据, 因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要求。针对根据地农民负担过重、民众生活贫苦及商品经济落后的情势, 边区政府领导人民进行合理减轻负担、实行减租减息、厉行节约、整理村财政、整肃贪污浪费、发展集市贸易等运动和工作, 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和建设积极性。在抗战最困难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利益为先的信念坚如磐石。1942年到1943年, 冀西、豫北、晋东南先后发生持续旱灾, 疾病蔓延, 蝗虫肆虐, 人口亡失, 耕畜减少, 日伪军的疯狂抢掠更是雪上加霜, 根据地群众遭受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此形势下, 边区政府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出发, 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 领导群众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通过减免灾区负担、对敌粮食斗争、安置灾民移垦、实行以工代赈、开展社会救济等工作, 根据地人民度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同时, 各根据地抗日政权又号召群众大力开展生产度荒, 千方百计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在战胜自然灾害过程中, 边区政府想人民所想, 为群众办了许多实事。如1942年太行区减免受灾严重的六专区公粮675万斤, 1943年又减232万斤。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 拨款235万元、小米20万斤, 组织灾民开渠修坝, 在漳河两岸修筑了固新、清泉等大堤十几条, 开辟滩地万余亩, 开通22里长的黎城漳北大渠、26里长的涉县漳南大渠, 增加水地6783亩。八路军总部在左权麻田修筑水库, 将480亩旱田变成水田。这些水利设施既对太行山区战胜自然灾害发挥了非凡作用, 又为之后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此外, 太行区党政军民各部门普遍开展节约运动, 部队每人每天节约小米2两, 地方干部节约4两, 将省下的粮食全部救济灾民。
(二) “兵民是胜利之本”。
“兵民是胜利之本”, 根据地人民的人力支持是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先后进行“三路围攻”“八路围攻”“九路围攻”, 实施“囚笼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 发动“百万大战”“铁壁合围”等数以百次的“扫荡”或报复性进攻, 面对日军疯狂进攻和残酷杀戮, “工农兵学商, 一起来救亡”, 成千上万群众投身抗日队伍。太行山上的人民群众将多年不用的矛枪、大刀、土枪、土炮搜罗出来武装自己, 组织自卫队, 打击日军, 并踊跃从事诸如站岗、放哨、送信、带路、运输等战勤服务。各地群众在山头之间、村庄之间设置诸如消息树和鸡毛信等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 以使我方指挥机关及时了解敌人动向。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人民群众积极开展以破路拆墙为内容的改造地形运动, 甚至将狗打死, 造成“行军百里无狗叫”, 以便八路军夜间活动。各地普遍建立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 至1939年春全区参加这些团体的群众则在140万人以上。
民兵组织是根据地人民群众在人力方面最重要的支持之一。太行根据地民兵是一支力量雄厚的群众武装, 他们平时生产, 战时打仗, 以夺取敌人武器武装自己, 是群众武装斗争的骨干。各村群众在民兵保卫下, 能够有计划地转移, 能够在战争中坚持生产, 而正规军则在民兵配合下进一步扩大了战斗的群众基础。太行区民兵为太行抗日根据地创建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9月在八路军创建太行根据地时, 太行民兵率先参加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和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等战役。在与日军进行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斗争中, 太行民兵全力以赴, 他们在敌腹地攻据点、断公路、割电线、炸桥梁、袭运输, 断给养, 捕捉敌特汉奸, 摧毁“维持会”, 开展“双减”运动, 囤积抗日公粮, 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 以无私奉献保卫根据地。在八年全国抗战中, 太行民兵一面利用手中原始武器抵御来犯之敌, 一面利用当地地形地貌创造出诸如伏击战、围困战、窑洞战、麻雀战、地雷战等种种奇异战法, 使日军屡屡受挫。据统计, 北岳区民兵仅1943年就单独作战8165次, 毙、伤、俘日伪军9832人;太行区民兵和自卫队八年间作战33716次, 参战746716人, 毙、伤、俘日伪军11409人。
八年全国抗战中, 太行区先后有117573人参加八路军。仅14万人口的武乡即有9万人参加工、农、青、妇和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 有1.4万名青壮年参加八路军等抗日部队, 又有5300名干部随军南下北上。在人民群众支援下, 八路军第129师由进入太行山时的9000余人壮大到1945年9月的近30万人。
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在财力物力上的支持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障。太行根据地群众在自身财力物力十分困难情况下仍源源不断地供应抗战所需的大量粮食、被服和军需物资, 承担了庞大的战争费用和繁重的战勤服务。他们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警戒队, 运送物资、救护伤员、打扫战场、维持治安, 使军需供应和战勤服务得到充分保障。百团大战期间, 晋中地区广大群众积极储备干粮熟食、破路工具, 肩挑人扛、牲口驮, 支援过往部队或送往前方。据统计, 仅战役第一、第二阶段晋中地区就出动民兵2万人, 参加破击、运输、抬担架、当向导、送情报等任务;动员群众7万余人, 征调牲口4500头, 参加破路斗争;供应军粮1.4万石、电线杆1800根、柴草100余万斤、军鞋3万双、蔬菜2万斤、羊1000多只。在晋东南地区, 民兵和群众参战支前工作同样十分活跃。如武乡民兵和群众万余人分赴白晋、正太、榆社等地参加支前活动, 三专区提供战争用工767801个、米90040斤、白面197.8万斤、食盐48945斤、柴炭400万斤、饲料35万斤。
由此可见, 太行山人民为坚持华北抗战所做出的奉献十分感人, 为中国抗日战争所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走在了全国前列。太行山抗日军民在这里所形成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性难以估量。
(三) “太行浩气传千古”。
巍巍太行山, 滔滔漳河水。”太行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奠基石, 漳河之水则抚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期间, 无论太行山上抑或漳河岸边, 广大人民积极参军参战, 大力发展生产, 使整个太行山区变成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的“兵站基地”。同时, 太行山人民亦因日军大规模进攻和报复性“扫荡”付出了惨重代价。
根据地人口资源损失。由于日军疯狂扫荡, 太行山人民丧失基本生存条件, 或被迫背井离乡, 颠沛流离, 加入难民大潮;或因生活拮据病饿而死;或因之患上难以愈治的疾病, 凡此种种, 导致大量人口消耗。据统计, 太行太岳区有8.49万人冻馁死、128.7万人沦为难民;黎城等25县有103949人死亡, 67215人下落不明, 294472人沦为难民, 40502人成为鳏寡孤独, 417805人因战争破坏患各种疾病。
战争中, 日军对无辜平民进行杀戮与摧残, 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据统计, 太行太岳区惨遭日军杀害25.6万人, 被拷打163.6万人, 致残9.26万人。日军除直接杀戮与摧残外还为供其所需大肆掠夺根据地人口, 其中太行区被掳壮丁48.8万人, 太岳区被掳9.3万人。
日军大规模构筑各种军事工程和强征民夫从事各种服务及因战事误工消耗劳力更惊人。据统计, 上党区日军修建军事设施耗去民工533129511个, 战后平毁消耗63805037个。日军每次“扫荡”都强征大批民夫服务, 特别1941年后每次出发所带兵力与民力几乎相等, 甚至民力超过兵力数倍。据太行区统计, 日军历次大“扫荡”消耗劳力2636400个, 而善后整复消耗15454万个;1938年至1945年, 民兵自卫队反“扫荡”消耗劳力13563469个, 战勤服务消耗2.4亿个。
根据地物质财产损失。日军为巩固在占领区内的殖民统治, 修筑了无数军事设施, 这些设施占用大量良田沃土, 又因大面积土地被分割破坏或荒芜或肥力下降, 农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人民失去衣食之源。据统计, 上党区日军修筑军事设施占地113889.6亩, 估计产粮1979032.41石, 其余土地因战争影响亩均减产0.31石, 每年减收粮食222050509.6石。个别县份因战争荒芜土地惊人, 如榆社3400亩、昔阳18900亩、和顺151700亩、榆次52600亩、武乡3200亩。八年间太行区日军修据点侵占土地6350亩, 修碉堡侵占7260亩, 修炮楼侵占6477亩, 仅此即达20087亩。
日军一方面大量占用或毁坏土地使粮食生产受损, 另一方面则对粮食进行直接抢掠。战争初始日军气焰嚣张, 见粮即焚毁, 民间数十年积蓄化为灰土。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随着战局扩大, 日军军需供给紧张, 粮食日感紧缺, 极力贯彻“以战养战”政策。据统计, 八年间日军在太行区烧抢粮食12056100石, 征派49387962石;在上党区烧抢280801808.7斤, 征派381048478.6斤。
日军每次扫荡必大肆掠杀牲畜。据统计, 八年间太行区损失牲畜279774头, 上党区损失147750头。焚烧和毁坏民房亦是日军报复根据地人民的主要手段。1939年, 日军发动“九路围攻”, 辽武公路沿线民房被烧毁者十之八九。据美国人白修德等描述:“日本人刚过去, 他们在乡下留下了到处焦黑的破坏的痕迹, 有时骑马走过许多烧光了的乡村, 走了一整天, 只见一堆堆的废墟。”“荒山野地之间, 有时忽然站着一所孤立的茅屋, 屋顶已经倒下了, 木头烧焦了, 在无人地带站立着, 成为荒凉的象征。”八年间, 太行区损失房屋2262688间, 上党区损失531747间。其他财产损失亦莫不如此, 八年间太行区人民损失被服30275145件、家具等财物17990079603元、工矿业109624538000元、商业8544662864元。
太行儿女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牺牲, 但这些牺牲并未摧毁其民族自信心, 相反却演绎成一部同仇敌忾、愈战愈勇、愈战愈强的英雄史诗。根据地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前仆后继, 顽强拼搏, 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赢得战争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三、陕甘宁边区 (以下简称“边区”) 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试验区
【黄正林】1940年1月, 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后在《解放》周刊发表时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 , 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 第一次向全国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 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 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 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了……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 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 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 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 只能是第三种形式, 这就是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其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政体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如何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之后, 就把陕甘宁边区 (以下简称“边区”) 作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试验区。
(一) 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理论构架完成后, 1940年3月, 毛泽东曾讲:“边区的方向, 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 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同年9月, 毛泽东又讲:“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否新民主主义?我们的答复是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试验区, 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政策首先在这里进行试验, 再推广到各根据地。
为了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陕甘宁边区, 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专门委员会, 起草《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初稿完成后, “毛主席亲自改写了其中的大部分, 并由他最后修改定稿”, 由中央政治局批准于1941年5月1日颁布 (又称“五一施政纲领”) 。
在政权建设方面, 规定陕甘宁边区建设“三三制”政权, 要求在根据地政权中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 把持包办”。保障一切抗日人民, 包括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的人权、政权、财权以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的自由。改进司法制度, 坚决废止肉刑, 重证据, 不重口供。厉行廉洁政治, 严惩公务人员的贪污行为。
在经济方面, 发展农业生产, 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 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在土地已分配区域, 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 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在土地未分配区域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权, 但要减少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要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 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 政府对租佃关系及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 奖励私人企业, 保护私有财产, 欢迎外地投资, 实行自由贸易, 反对垄断统制, 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 扶助手工业的发展。调节劳资关系, 实行10小时工作制, 提高劳动纪律, 增加劳动生产率, 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 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 均须按照财产等级或所得多寡, 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 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 调整金融关系, 维护法币, 巩固边币, 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
在文化教育方面, 推行消灭文盲的政策, 推广新文字教育, 健全正规学制, 普及国民教育;奖励自由研究, 尊重知识分子, 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 欢迎科学艺术人材。从上述内容来看,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内容完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施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针。
(二)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最早实现民主普选的地区。
1937年3月, 中国共产党宣布改苏维埃制度为民主共和制度, 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为实现这种转变, 4月, 成立了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和组织法起草委员会, 5月, 颁布《陕甘宁边区选举法条例》。规定“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的人民, 在选举之日, 年满十六岁的, 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 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除汉奸外, “都是边区的公民”。接着, 根据选举法, 边区率先实施普选。陕甘宁边区通过普选, 完成了由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过渡。在边区第一届各级参议会选举中, “平均70%以上是参加了选举的”。通过普选建立了民主政权。在乡村, 村民有监督乡村政府的权利, 乡村问题不再是某个乡绅或地主说了算, 而取决于乡参议会与村民大会, 在每次乡议会选举中, 政府都要向选民做工作报告, 选民如果对政府工作不满意, 则提出质问或批评。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 乡村民众从来没有像这样积极参与到乡村政权中来, 这是边区民主政治一个成功的范例。这次普选,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根据地政权建设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主选举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三) 在政治制度上, 创造性建立“三三制”政权体制。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践行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伟大尝试, 是毛泽东在1940年3月6日起草一份党内指示中提出来的。他指出, 在抗日民主政权的“人员分配上, 应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 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 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 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 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 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 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这就是“三三制”政权改革方案。“三三制”政权改革的目标是将边区政权建设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政权。“三三制”成为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项大政方针。
为彻底贯彻“三三制”政权建设,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三三制’是现阶段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政权形式”, 如果不懂得这点, “就会有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把是否能够成功实现“三三制”政权改革提升到“亡党、亡国、亡头”的高度。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 从1941年到1942年, 陕甘宁边区围绕着贯彻“三三制”进行政权建设, 通过普选、聘请以及共产党员辞职等办法, 使边区政府、参议会和大部分县、乡政权在人员结构上实行了“三三制”。就连1944年到延安参观的国民党报的记者也不得不承认:“许多人怀疑共产党对于三三制的诚意, 以为他们干这一套只是掩人耳目的把戏。这是错的, 我可以说, 共产党施行三三制, 并非假的, 因为依它的力量, 它本来可以包办, 而今确然有不少党外人士参加行政工作, 例如边区政府中, 副主席李鼎铭, 是米脂富绅, 建设厅长霍子乐, 教育厅长柳湜, 副厅长贺连城, 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 都是有名的党外人物。这不能不算是共产党对自己的约束”。足见, 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通过建立“三三制”政权和党外人士实行友好合作, 也赢得了党外开明人士的赞同和支持, 为中共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奠定了基础。
(四) 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 保护各种经济成分健康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名义上受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 但实际上仍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区域, 边区的社会性质、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与国民党统治区截然不同, 国民政府的经济制度既不适宜于边区也不能施行于边区。另外, 1939年1月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用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 在军事上不断发动摩擦事件, 在经济上严密封锁边区, 禁止必需品流向边区。皖南事变后, 国民党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 使边区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曾说:“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 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 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 没有油吃, 没有纸, 没有菜, 战士没有袜, 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 企图把我们困死, 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因此, 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 是边区当时“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要独立自主的发展边区经济, 必须有完整可以运行的经济制度。
为落实中共在根据地的经济政策, 陕甘宁边区颁布一系列规范经济运行的法令。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各种经济立法主要在1941年至1942年最困难时期, 颁布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有100余项, 内容涉及地权与租佃关系调整、农业生产与农业投资、救国公粮与工商税收、财政预决算与公债、植树造林与环境保护、食盐统销与专卖、银行制度与金融管理、进出口货物管理、烟酒专卖与控制酒类生产、合作制经济、交通建设、实业投资等, 包括边区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边区的经济法规立足点在于保护、扶植、奖助边区经济, 调整和规范社会经济关系与经济秩序, 旨在保护边区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各种经济成分的合法权益。通过这些政策和法规, 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建立起来, 并取得良好的绩效。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保护各种经济成分健康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由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组成, 而且私营经济在边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共七大闭幕前夕, 1945年6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社论, 全面论述了中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人, 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主张, 综合起来就是:我们是主张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 这种发展, 应在‘不操纵国计民生’的条件之下, 并且在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时, 也要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在这样的基础上, 扩大发展资本主义, 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是对于各阶层人民都有利的。”这一社论的发表, 表明了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定不移的经济政策。因而, 边区经济法规的制定, 不仅保护了公营经济, 更保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在边区私有土地、租佃权利、债务、私有财产、私营厂矿企业及私营商业等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边区政府鼓励发展私营经济, 对私营经济在贷款、原料、税收、销售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从法律法规上得到了确认, 不同的经济成分都得到了有效保护。
(五)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改造与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乡村社会改造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如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会在河北定县,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在山东邹平, 中华职业教育会在江苏昆山, 卢作孚在四川北碚进行乡村改造活动等, 这些在抗战前曾风靡一时。但与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改造比较, 显得微不足道。
抗战时期, 陕甘宁边区十分注重乡村社会改造, 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主要表在:1.通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 解决了土地问题, 使地主经济在乡村不再占有统治地位。2.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乡村基层政权, 真正实现了老百姓当家做主。3.通过举办农民识字班、农民夜校等社会教育, 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逐渐有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社会意识, 愿意为民族、国家和社会服务。4.实施普及教育, 改变了过去只有夫人孩子可以读书的现象, 大多数农家子弟得到了接收基础教育的机会。5.通过合作制经济, 把分散的劳动力、经济生产组织起来, 改变了中国农民过去一盘散沙现象, 农民逐渐有了协作精神。6.边区政府采取措施, 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和整顿, 长期以来困扰边区乡村的土匪问题、鸦片问题、二流子问题都解决了, 使边区乡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7.边区政府提倡科学, 反对迷信, 废除缠足陋习, 实行新婚姻法等, 在边区形成了新的社会风气。8.建立初步的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了乡村社会抗灾、减灾和防灾的能力。与抗战前的乡村建设派相比, 边区的乡村社会改造是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 是彻底的而不是表面的。边区的乡村社会改造, 可以说是在抓住了中国农村贫穷症结的基础上进行的, 提出并解决了许多值得注意的中国乡村的社会问题, 如乡村土地问题、政权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治安问题、妇女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构成了中共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理论、政策和方法。
总之, 抗战时期, 中共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 这些改革总体来说是成功的, 不但使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获得成功, 而且为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进行国家建设积累了经验。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1-01-13 10: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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