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初期王明与毛泽东的合作和分歧
2021-01-13 09:56:45 来源：近现代史论 点击： 复制链接
长期以来, 王明是作为毛泽东正确路线对立面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 (投降) 主义”的典型代表出现在党史教科书上。这既与复杂的历史事实不相吻合, 也不利于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抗战历史的评价。虽然近年来对他的评价有所改善, 没有沿用传统的提法, 改为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 但叙事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其实, 王明作为中国共产党特定时期的重要领导人, 他对中国共产党从苏维埃运动顺利过渡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实事求是地分析他的历史功过特别是抗战初期与毛泽东的合作与分歧, 对于客观评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抗战历史具有重大意义。
一
这里所说的抗战初期, 特指王明1937年11月底回国到1938年回延安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为止。这段时间, 王明除了在延安召开三次中央会议外 (1937年的12月政治局会议, 1938年的3月政治局会议, 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及其之前的政治局会议) , 大部分时间在武汉指导长江局的工作。这段时间, 毛泽东与王明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和抗战事业的胜利, 彼此在不同的战场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但如何抓住这种机遇也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主观努力, 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毛泽东在延安总揽全局, 根据国际国内瞬息万变的局势, 及时地制定各种大政方针, 为中国共产党的壮大特别是为八路军的生存、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王明在武汉独当一面, 负责长江局的工作, 为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协调国共两党关系, 广泛动员全国人民一致抗日, 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现在总有人轻视甚至抹杀王明在长江局的工作, 甚至还认为王明争取与国民党搞好关系的统战工作是典型的“右倾机会 (投降) 主义”的表现。这要么是对历史的无知, 要么是一种强烈的主观偏见。须知在抗战初期,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日本要灭亡中国, 以它的强大, 中国的弱小, 不组织全国大众一致参与, 抗日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灭亡, 覆巢之下无完卵, 也就谈不上中共的发展。而蒋的抗日是消极的, 他一直没有放弃妥协的打算, 总是猜忌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 担心共产党借抗战之机扩充势力后和他争夺政权。如何克服国民党的妥协倾向并积极推动他的抗战决心呢?王明在武汉所做的大量工作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抗战决心, 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拥护并支持政府抗战的真诚觉悟, 同时也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动员全国军民抗战的巨大号召力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巨大能量, 迫使国民党为保持自己的形象和执政党地位不得不坚定抗战决心, 维持并发展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王明在武汉除了推动国民党坚定抗日决心、巩固统一战线而积极奔走外, 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第一, 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 争取共产党的独立和平等地位。1938年1月对汉奸、暴徒等捣毁《新华日报》报馆事件, 王明为首的长江局作出了《关于汉奸托匪捣乱新华报馆的决议》, “决定利用这一事件的发生, 揭露汉奸托匪在日寇特务机关指使下破坏团结的阴谋”, 给了破坏分子以应有的打击。1938年2月对《武汉日报》和《扫荡报》接连发表关于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的反共文章, 王明起草并发表了《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的文章, 对此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38年5月, 针对长沙、武汉、重庆等地方出现反共的《从共产党机关报 (解放周刊) 看共产党的真面目》的反动传单, 王明、周恩来、博古写出《答复××先生的公开信》, 指出这是汉奸托匪破坏抗战, 破坏统一战线, 挑拨国共合作的行为, 客观上只能是有利于日寇[1]321-322。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 尽可能地争取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权益和独立平等地位。如现在多被人当作王明右倾错误的典型言行的“八个统一”、“两个一切”, 王明的主观动机和重心还是在争取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统一供给 (山西军队、八路军四块半, 陕西军六元半, 中央是九元二角, 供给是不统一的) 、统一武器等方面, 争取国共两党协同作战, 共同指挥, 进而提升共产党的声望和战斗力, 而“两个一切” ( 王明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是:“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 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抗日。”[2]) 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 这个“经过”和“服从”统一战线是有条件的, 即是双方要有共同纲领, 要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双方还要是独立平等的合作, 没有这些条件, 所谓的经过和服从统一战线便无从谈起。王明当初宣传共产国际提出的这个口号, 其着眼点就是要争取国共两党的良好合作, 避免第一次合作悲剧的重演, 因此在与国民党谈判中尽力争取实现“两个一切”的条件。实际上“两个一切”的口号在提出之初, 也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政治局成员的一致赞成。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会议记录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同意王明的这个意见, 仅是刘少奇提出,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须要具体解释”[3]。当然在谈判中, 迫于国民党压力, 也为了向国内外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光明磊落和共赴国难的诚意, 在某些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
第二, 冲破国民党的限制, 迅速恢复和建立了南方各省党的组织, 加强了对地方党的领导。长江局成立以前, 南方各省党的组织力量是薄弱的。这是因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白区的中共党组织遭到了灾难性的打击。以中共湖北省党组织为例, 1931年4月以后, 武汉地区的党员便“荡然无存”, 到1937年10月, 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组建时, 只有党员30多人, 大多数还是外地来鄂的党员[4]。中共长江局成立后, 立即恢复、发展南部中国各省党的工作, 发出了“猛烈地十倍百倍地发展党员”的指示。从1937年9月到1938年9月, 一年的时间, 在南方先后建立中共省委 (省工委) 的有河南、湖北、江苏、四川、湖南、广西、贵州、安徽、广东、云南、浙江、江西、福建等13省。党员发展到67780人 (部队中的党员除外) [5]。在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组织的同时, 长江局还采取分别讨论, 作出决议, 巡视检查, 帮助工作, 听取汇报, 具体指导等多种方式, 加强对地方党的具体指导。在指导各地工作时, 王明负责的长江局比较注意对各地军事、政治、经济等客观环境的分析, 从我党力量的强弱, 从友党友军的态度, 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战争形势的发展等不同情况出发, 明确各省的不同任务和工作重心, 以及相适应的工作方法与应注意的问题[6]15。这些活动使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能够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运动, 并为以后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乃至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三, 胜利地完成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 并领导了华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王明到达武汉后, 继续与国民党谈判, 就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各项具体问题达成协议, 并多次开会讨论, 派遣干部实施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在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双重领导下, 新四军军部和东南分局接连派出陈毅、项英、曾山、张云逸、叶飞等到江南各省去动员集中各地分散的红军和游击队, 组建了第一、第二、第三支队。长江局还直接做江北鄂豫皖边、鄂豫边及江南的湘鄂赣边三个红军游击区的整编工作, 将其组建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当时高敬亭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不接受国民党单方面任何委任的指示不坚决, 长江局对其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教育和说服工作, 终于使这支部队抵制了国民党的渗透, 使它牢牢地控制在共产党手中。新四军成立后, 中共中央、长江局即及时指导新四军东进抗日, 创建根据地。到1938年10月, 新四军各部队英勇杀敌, 取得了大小134次战斗的胜利, 歼灭及俘虏日伪军2 697人, 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动员17万民众破坏日军交通线, 新四军主力部队也发展到2万5千多人[6]41。
显然王明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前提下也在努力争取共产党的独立发展, 积极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方略, 而这, 恰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方针政策的主旋律。夸大毛泽东和王明两者之间的分歧, 既不符合历史事实, 也不利于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抗战历史作出客观的评价。它容易给不明历史真相的人造成一个印象, 似乎王明是共产党里面的温和派, 是坚决维护民族利益, 坚持与国民党真诚合作的代表;而毛泽东则成了共产党里面一味与国民党斗争的强硬派。
二
为了迎合某种政治需要, 现在有些学者总是喜欢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 把多重面相的人物脸谱化, 对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这些方面的成就视而不见, 要么则把这归功于长江局其他同志的正确领导, 认为王明是教条主义者, 在长江局推行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 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损失[7], 并以华北八路军和根据地的大发展和华中新四军发展的缓慢作为对比来说明。实际上这种对比很难说明问题。首先华北是沦陷区, 国民党打了败仗, 主力部队纷纷南撤, 国民党政策的重心还是放在防御和节节抵抗, 对敌后来不及注意, 而日军也正处在进攻阶段, 他所占领的也只是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 也来不及对广大的占领区进行所谓的“治安强化”, 这给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且八路军也是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一支劲旅, 战斗力非常强。而当时的华中则是国民党重点防守地区, 它的势力还很强大。再说国民党一直防范共产党的发展壮大, 共产党在北方突破国民党的限制, 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和政权, 国民党虽然不情愿, 但这毕竟是在沦陷区, 既没有理由强硬反对, 也鞭长莫及管不了。但华中地区则不同, 这是国民党的命脉所在, 它不可能容忍共产党的大发展, 更不可能让共产党来和它抢地盘。后来皖南事变的发生就是双方这种冲突发展的结果。
很多学者即使承认王明在提出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上有功劳, 也总是把它归功于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 认为王明是教条主义者, 只是因为共产国际提出了正确的意见, 所以他才跟着转[7]。这实际上也不符合史实。早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的前两年, 也就是1933年, 王明就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设想。1933年1月17日和26日, 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连续发出了《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 提出了武装抗日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特别是26日的信, 更是首次在东北地区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 即“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 (计算到特殊的环境) 反帝统一战线, 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 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 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并提出在目前的形势下, 除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外, 有可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实现上层统一战线[1]235-237。尽管当时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 但这些宣言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对王明正式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但王明也能灵活地根据国内情况的变化提出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主张, 这对于长征路上消息闭塞的中央机构实行政策上的转变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对于这一点, 有些人根据毛泽东在两人关系弄僵后对王明的指责和批判去寻章摘句, 以证明王明回国后就与毛泽东有尖锐的路线斗争和分歧[8], 对此, 著名的历史学家杨奎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当人们主观上认定某某人是‘坏人’以后, 经常是连读他的讲话的感觉也变味了, 眼睛里只剩下那些可以被视为有问题的词句了。很显然, 有些研究者是读过王明这时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的, 但却只是注意到他讲:红军的改编, 不仅名义改变了, 而且内容也改变了, 没有注意到他紧接着所讲的:因此, 现在尤其要注意保存红军的独立性, 第一要保障党的领导;第二要保障自己干部的领导;第三要建立自己的教育与政治工作;第四要使之成为打胜仗的模范。要将我们的军队扩大到30万。他们只注意到王明说:我们不应当说谁领导谁, 而应当提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却视而不见他紧接着强调的在政治局以外不能说的话, 即‘对于革命前途问题, 我们对外说中国抗战胜利是民主共和国, 而我们自己要明白, 中国将来是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抗日’, 但‘我们应认识到, 我们是中国的主人, 中国是我们的, 国民党是过渡的’”[9]。这段话材料清楚地表明在坚持共产党独立性方面, 在和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方面, 毛泽东和王明的见解是非常一致的。
总有些人认为六届六中全会, 由于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要以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指示, 毛泽东就战胜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 这种看法也是不全面的[8]。共产国际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不假, 这是因为斯大林比较看重势力。斯大林出于中共党内力量的实际、中共党内的团结以及自身长远利益考虑, 才指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10]141。但要说战胜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则未必是事实。首先, 共产国际肯定的政治路线正是王明所传达和忠实执行的国际路线, 即“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党的新政策, 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10]138”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是以毛泽东承认并贯彻共产国际路线为前提的。其次, 共产国际指示虽然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但更强调的是中共的团结, 强调中共的集体领导。报告特别提到:“今天日寇特别要很巧妙地挑拨破坏党内的团结, 如制造什么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冲突等;今天的环境中, 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 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 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 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10]141再次, 从六届六中全会的重要文件和双方的言行中看不出毛泽东对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相反双方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完全一致。六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和王明都多次发言, 彼此都声明完全同意对方的意见。由于当时武汉失守, 中国抗日形势危如累卵, 两人都担心蒋介石中途妥协, 两人都写了改善国共关系的信给蒋介石。在会议的重头戏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在发表时改名为《论新阶段》) 和会议委托王明所作的《政治局决议案》上, 两人对改善国共关系都提出了一些切实的措施, 有些方面毛泽东的让步甚至比王明还大。如承认国民党的领导, “去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 全中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 发出了神圣的正义的炮声, 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 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179。“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 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 抗战的发动和坚持, 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 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11]192。在对国民党的前途的分析中, 毛泽东批驳了对国民党前途怀疑的论调, 指出:“然而至今仍有不少人对于国民党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观察, 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的……我们的意见怎样呢?我们认为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 根据各种主客观条件, 它是能够继续抗战, 继续进步, 与成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的。”[11]193并表示了中共坚决拥护政府抗战的内在真诚, “今天更当民族危机万分严重之际, 我们将尽一切可能赞助之。理由是抗日的友军越大越好, 单单一个共产党的发展进步, 是不够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11]193。全民族的当前的紧急任务之一就是“拥护蒋委员长, 拥护国民政府, 拥护国共合作, 反对分歧与分裂, 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11]196。这些宣言固然有某种政治上的需要, 但也说明在抗战初期共产党领导人对自身势力有清醒的估计, 还是希望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全民族真诚团结共同抗战。
显然, 毛泽东和王明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见解有着惊人的一致, 这正是他们两人合作的政治基础。
1939年,陈云(左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王明,毛泽东、博古
三
承认毛泽东和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密切合作, 并不意味着否认双方之间的分歧。由于两人的性格、气质、生活经历、知识水平以及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认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不同意见。抗战初期, 战局瞬息万变, 情况错综复杂, 每个人对事情的分析不可能一致, 有分歧、判断失误也是很正常的。现在的教科书总是事事处处强调毛泽东的正确和先见之明, 其实毛泽东不是神仙, 他是人, 而人难免有失误的时候。在七大预备会议上他就说过:“至于犯过错误, 那也不是一两个人, 大家都犯过错误, 我也有过错误……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 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 那还可以,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 那就不成其为党了。”[12] 王明作为一个缺乏更多锻炼的年轻人, 就更不用说了, 但也不能否定他就不能提出一些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东西, 毕竟他在共产国际历练多年, 抗战初期又处在国共合作的前沿和中心, 对国际形势、国内各个阶层动向的把握应该更具优势。这种认识的分歧, 通过发扬民主, 恰当处理, 不仅不会损害党的事业, 反而对中国共产党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更为有利。
他们在认识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如下三方面。
一是如何保存实力和发展势力, 具体体现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上。毛泽东更多地强调要保存实力, 尽可能地避免牺牲, 即“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走”, 一度强调游击战是今后运动的唯一方向, 坚决反对前线军队打无把握的硬仗。毛泽东的这种考虑是从当时中共力量的客观实际出发, 同时也考虑了当时复杂的阶级矛盾以及抗战的持久性, 毕竟抗战初期共产党力量非常弱小, 而且武器装备也非常之差, 以如此力量打正规战除了消耗自己, 对整个战局不会发生太大的作用, 而共产党如果深入敌后, 发动群众, 则抗战效果就大不一样了。而王明认为要发展共产党的军队, 更多地要在国人面前表现出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 表现出共产党的英勇, 哪怕是在运动战中多牺牲, 只要能够打胜仗, 就能够吸引群众的注意, 就能够更好地扩大自己的影响, 从而发展自己的力量。显然, 王明的这种观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 但在抗战之初, 这种理想主义在党内高层更具普遍性。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林彪等曾经在洛川会议上就和毛有过争论, 不过在后来的实践检验中大家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当然毛泽东在后来的实践中也吸取了周恩来、王明等人的智慧, 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补充, 先后提出过“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 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13]41, “基本的是游击战, 但不放松有利情况下的运动战”[13]73。1938年2月, 他在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中更是明确指出了各种战斗方式的辩证关系:“我们从来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游击战对于战斗方式来说, 始终是辅助的。但在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中, 特别是在地域广大的国家, 游击战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13]52
二是主要依靠发展自己的力量来抗日还是主要依靠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来抗日, 具体体现在对武汉保卫战的方针上。王明主张死守武汉, 并强调华中共产党工作的重心也应围绕保卫大武汉而展开。“我国军民现在应当尽一切可能用一切力量来达到武汉不被敌占领的目的, 同时, 并且应当对保卫武汉事业具有最高度的热忱和抱着最坚强的信心。”[1]330多方动员工人群众在城市搞声势浩大的宣传鼓动、募捐活动, 甚至还设想发动工人搞巷战, “保卫东方马德里”。毛泽东则认为保卫武汉, 重在发动民众, 实在不可守时, 要断然放弃之, 党的重心应该在扩大党在华中地区的影响和势力, 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抗击日本[6]45。因此他主张:“应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应鼓励集中在武汉的人才大批地到长江以北的乡村中去工作。长江局应有计划地分配党员到这些地方, 建立各地党的领导机关, 大大发展党的工作与党的组织。为此目的, 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是不应顾惜的。”[6]239-240应该说, 毛泽东的这些主张更符合实际, 这既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又能更持久地抗击日军的进攻, 而王明在武汉的抗战宣传活动不但没有得到国民党的支持, 反而引起国民党的猜忌, 认为是共产党在和它争夺群众而进行多方限制, 这样王明的做法就很难取得成效, 在事实面前王明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开始按照中央的指示开展工作。
三是如何处理统一战线中统一和斗争的关系。既要巩固统一战线, 又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双方没有原则的分歧。但如何做效果更好, 既能发展自己, 又不至于引起国民党的反弹, 这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应该说, 这方面王明也有一些很好的主张, 毛泽东也采纳了, 并在实际斗争中纠正了曾经的一些过火的做法[14]。但总体上来说, 毛泽东在这方面更老辣, 斗争经验更丰富。而王明“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 显得志大才疏, 爱放言高论, 不考察实际情况, 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15]424, 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 很容易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蒋介石总是希望王明利用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怂恿苏联出兵支持中国的抗战, 而王明对此却无能为力。王明所宣扬的共产国际提出的“两个一切”、“八个统一”, 很难争取到共产党在武器、各种供给以及政治上的平等待遇, 倒往往成为国民党束缚限制共产党, 要求共产党服从的借口。这说明王明缺乏贯彻其政治谋略的能力。而毛泽东则是这方面的高手, 在应付国民党方面, 他灵活运用“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政治谋略, 并能够巧妙把握时机, 利用各种矛盾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
四是如何对待同盟者和曾经的同路人。对“左”派头面人物章乃器的“少号召, 多建议”要不要有适当的批评, 毛泽东认为适当的批评表明中共争取民主的意愿是必要的, 王明则认为这不够策略, 有可能吓走同盟者, 应该说双方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对中共过去的领袖陈独秀, 毛泽东认为, “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 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 何尝不可一起抗日”[15]421-422, 只要陈独秀认错, 就可以重新入党工作, 表现出一种灵活的态度;而王明则是不问情由, 声色俱厉地反对, 并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 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攻击陈独秀之类的“托派”[15]422。为什么王明能够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 在托派问题上却是这样一种态度呢?这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苏联, 受斯大林清党、整肃运动的影响根深蒂固, 再加上崇尚暴力革命的第三国际一直对主张改良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有着深深的戒备和敌意, 为表示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和所谓的组织的纯洁性, 他是万万不敢和托派分子联系的, 由于这事牵涉到共产国际, 毛泽东也不好反对, 这无疑给共产党的统战工作造成了损失。
至于没有及时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以及冒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是对毛泽东的不尊重, 这实际上是一种误会。1938年7月, 正是武汉会战的关键时刻, 我广大爱国官兵正与敌人浴血奋战, 此时应该宣传的是“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牺牲精神, 来激发斗志, 鼓舞士气, 而抗战前期失败不可避免的理性分析显然不符合当时的气氛。所以当时《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主要刊登的是鼓动军民保卫大武汉的社论、文章和报道。当然到8月下旬, 知道武汉失守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 就需要镇定人民的情绪, 不致因为一时的失败而对前途悲观绝望, 此时对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理性分析显然就是鼓舞人民长期奋斗的最好的精神食粮了。所以王明马上就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专门出了单行本, 并在8月的《新华日报》上刊登了37次广告, 并将它誉为“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指南”[6]879。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的文章不是刻意去冒犯毛泽东, 不尊重毛泽东的权威, 实事求是地说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讲话并及时向延安书记处解释缘由这是对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的肯定, 而且这文章发表后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它使蒋介石都很被动, 连忙出来声明:国民党右翼的言论, 并不代表国民党和他本人;国民党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无意取消各党派。王明的这个谈话在党内也是得到一致肯定的, 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汇报中, 以及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 均给予了高度评价[3]。显然这两件事, 王明以及其他长江局领导是从党的最高利益来考虑的, 并没有搀杂过多个人恩怨。
四
除了双方认识上的分歧外, 也不否认双方在争取最高领袖的道路上存在着某种冲突。现在很多文章总是说王明回国是夺毛泽东的权, 或者说是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的。
首先, 当时中央的总书记是张闻天, 而不是毛泽东。尽管毛泽东在党内高层由于他倔强的个性和足够的权谋, 在实际决策中或许起着突出的作用, 但是他的领袖地位并没有为高层所认可, 更不用说在全党了。刘少奇1937年3月, 曾写信给中央说:“最近几年来的经验证明……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 任何人想作斯大林, 结果都‘画虎不成’。我们的政治经验还幼稚, 还要虚心学习!事情还要彼此好好商量, 集思广益, 建立真正的集体领导。更多的请示国际,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少犯许多错误, 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16]1941年7月, 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首次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 在分析党内斗争错误倾向的根源时, 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全党的领袖与中心很久没有实际地形成, 党在各地方的领袖与中心则至今还很少实际地形成。”[17]207对此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说明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 尽管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已表示对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认同, 但在党的高层并没有完全明确这一点”[18]11。党内高层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明确应该在整风运动发动之后。关于这一点, 党内元老邓力群曾有一段回忆。1942年元旦, 陈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新年团拜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二十多年, 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 有成功, 有失败。现在看来, 最大的成绩, 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 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 就是毛泽东同志。”邓力群对此评论道:“陈云同志这么说, 给我的印象特别新鲜, 因为在以前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这个情况说明, 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中央内部已得到共识, 后来知道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19]
其次, 王明当时的地位要高过毛泽东, 他的权威和影响也要高过毛泽东。毕竟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就成为了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 是留苏派的核心人物。而六届四中全会, 在整风运动前, 党内一般都认为是中共从左倾错误向正确路线转变的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就是在整风运动高潮的1943年, 党内对这次会议也是基本肯定的[17]247。他的小册子《两条路线》 (后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也被认为是从六届四中全会到以后十多年内起过“正确的”“纲领性作用的”文件, 是“新党员新干部培训的必读教材”[1]367。他去苏联后就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后来又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 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私交甚深。王明在共产国际期间一直遥控指挥整个中共的活动, 他曾多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指示、起草文件和通告, 其中著名的“八一宣言”, 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作出过重大贡献。他直接领导了东北共产党的抗日斗争。他还派出重要干部前往新疆的迪化 (现在的乌鲁木齐) 救援西路军, 使中国共产党很多高级干部免遭厄运。1937年回国, 作为被斯大林接见过并负有要纠正中国共产党政策特殊使命的共产国际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前领导人, 他肯定成为中共党内的焦点人物。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对此有交代:“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 说话的态度, 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在我们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 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 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的名单。”[15]424
王明回国夺毛泽东权的说法站不住脚。但王明回国确实对在中共党内已有相当权威的毛泽东的自尊和影响力构成挑战。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前领导人, “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 有朝气”的共产国际重要干部;一个是历经磨练掌握着中共军队并在中共中枢处于实际决策地位的领导者。这样必然在中共党内形成“一山二虎”的权力格局 (张闻天虽然还是名义上的总书记, 但12月会议后在党内的排名和影响力已经下降) 。这样的权力格局加上当时的集体领导体制, 决定了毛泽东和王明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充满朝气的政党, 是一个崇尚民主、追求真理的政党, 党员虽囿于党的组织原则对共产国际有某种天然的虔诚和信任, 但对领袖的选择和认可却还是很挑剔的。正如刘少奇在六届六中全会在讨论领袖问题时所强调的:“领袖不是自称的、委任的, 而要拥护。要使委任的领袖成为真正群众所拥护的领袖。”[18]86彭德怀也认为领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从这方面说, 王明和毛泽东要成功地成为中共党内的真正领袖不可避免地要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卓异的才能, 双方也不可避免地会在竞争最高领导权上产生冲突和分歧。
首先, 谁是中央文件的起草者, 谁是中央的代言人, 谁是中央决策的最高裁夺者?对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并没有严格的制度规范, 而总书记张闻天当时又处在一种弱势地位, 这样毛泽东和王明就只好以惯例和当时的实际需要来展开角逐。在延安, 毛泽东稳固和张闻天的同盟关系, 并积极联络从莫斯科回来的康生和陈云, 经常以“中央书记处”和 “洛、毛、陈、康”、 “毛、洛”的名义发号施令;在武汉, 王明则极力争取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成员以及东南分局的项英的支持, 有时以长江局或“陈、周、博、凯”的名义向中央请示、提建议和汇报情况, 有时则直接以中共中央的代表自居, 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 发出指示并同时告知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 在很多场合也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自行处理一些敏感而急待解决的时事, 力图确立自己在决策方面的主动权。双方为了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同时也为了确立自己在党内的强势地位, 各自在负责的工作中积极进取, 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党外党内各种事变作出自己的分析并发出指示, 也彼此指出并纠正对方工作的欠缺和不足, 即使有矛盾, 也基本能够遵循合法的组织原则, 进行协商和沟通, 这极大地促进了党内民主的发扬和增强党的活力。当然, 在某些方面王明的做法也明显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如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 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 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6人的名单。
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 党内高层对一些问题还未取得一致意见, 王明就擅自以个人名义为会议作总结。在给国民党临全大会做提案时, 未等中央书记处同意, 就把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临全大会, 并拒绝递交中央书记处的更完善的建议书。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 表面上是王明在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 实际上是王明有意无意以共产国际领导和中共领袖自居, 这说明党内集体领导的体制还是很脆弱的 (王明大体上能够尊重毛泽东还是缘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和个性, 而没有真正的民主作风和素养) , 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还任重道远。
作者：郭国祥，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丁俊萍，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本文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1期;
转自历史学参考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1-01-13 10: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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