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根据地生存
2021-01-21 16:49:06 来源：黄道炫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相持阶段到来后，中共敌后根据地面对日军武力“清剿”生存困难。中共开展政治、社会、经济的全方位抵抗，与日军周旋，在军事上居于劣势的条件下，达成看起来摇摇欲坠却又坚持不倒的平衡，是为弱平衡。这种弱平衡的状态，除了中共的努力外，还取决于多种因素的支持，包括战争的国际性质及广泛的大后方的存在，中共灵活的斗争策略则是达成弱平衡的关键。要在敌后生存，必须坚持战斗，不可游而不击;同时由于自身居于弱势，这种战斗又必须以有利为原则，不能以损害自身生存为代价。中共在敌后顽强坚持的结果，就是他们顺利通过大考，渡过难关，积累了全方位战争的宝贵经验和人才资源。
关键词
相持阶段;弱平衡;根据地;中央;国民党
1938年底，中日间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在华中、华南战场的进攻作战告一段落，开始返身巩固后方，中共在日军后方建立的根据地遭到日军“扫荡”的巨大威胁，根据地生存空前困难。恶劣的形势下，能否继续在敌后坚持，是关乎中共生存能力的大考。从事后的结果看，中共通过了这场考试，取得了在敌后生存发展的佳绩。事非经过不知难，当年中共在日军眼皮底下的生存，远非 想象的那样简单，日后宣传不断重塑的抗战形象，随着凯歌行进一面的不断突出，历史现场中的艰难困苦却有意无意中被慢慢淡化，以致中共敌后战场的抵抗决心、艰难程度及生存价值都受到怀疑。这提醒我们，无论是学术化的历史研究还是普及性的政治宣传，一旦无视历史具体情境中的曲折复杂，都会成为准确认知的大敌。
一、弱平衡
1937年战争大规模爆发后，八路军出动到抗战战场，迅速在敌后打开局面，在华北平原创建广大的根据地。1938年下半年，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日军正面攻势基本达到目标，开始返身巩固后方，中共此前在敌后获得的生存发展空间遭遇严峻挑战。中共和日军之间斗智斗力的较量，严格说，从这一时期开始，才真正在敌后展开。
必须承认，中日对垒，单纯就军事实力言，不在一个级别上。按照黄克诚抗战中期的说法，中共军队“要消灭一百个敌人(日军)，必须准备二百名左右的伤亡”，这一判断出自向来强调能动性的中共将领之口，道出了两军实际上存在的最低限度的差距。不过，日军也有一个明显的软肋，1939年7月，林彪在共产国际发言中谈道：“1937年7月7日制造挑衅事件时，日本并没有预见到， 他们会遇到中国人民如此顽强和如此广泛的军事抵抗。因为中国拥有如此广阔的地域、如此丰富的(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致使日本感到自己军队力量的不足。日本拼命地増加兵力，但仍然感到不足。”日军兵力不足，就造成了日本人自己所言的：“我警备部队在其军、政、民一体的敌性地区中，仅能保持着点与线的状态。”以此，中共可以通过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在面上活动、生存，也 就是毛泽东所谓的画“豆腐块”，日本占据豆腐块的边缘，中共在豆腐块里面活动。对垒的结果，“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也就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
中共在日军眼皮底下的活动和生存，势必对日军的控制形成巨大威胁，中共在敌后活下来，不可避免会影响到日军活得好，因此，随着后方的逐渐稳固，作为军事实力占据优势的一方，日军开始不满足于占据点线，而是依靠军事实力以及由这种实力衍生的资源控制和调配能力，追求面的完全控制，中共和日军的地域控制之争，由此展开。
根据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报告，日军追求完全控制依靠的是密集的碉堡修筑和比较完善的交通网络，其行动路线图大致是：“点的修筑变成面的控制。现在全鲁[北]已有据点三百余个，平均每 八里路有一个，另外在公路线上平均每三里路一个岗楼，已有部分地区(基本汽路附近)形成面的控制”;“以线的修筑变[成]了车轮式的网形，贯通各据点间，……沿各县界、各区界、各分〔乡〕界 构筑所谓‘惠民沟’、‘阻绝壕'实行对我重重包围封锁。”日军以碉堡和公路网限制中共擅长的 小规模游击运动，封杀中共军队的行动空间，最密集的地区，几乎形成碉堡相连、火力交叉的局面:“自高平至博爱公路沿途每二三里有碉堡一座，各碉堡间均埋有地雷。”同时，不断出动部队实施“清剿”，摧毁中共军队在广大乡村扎下的基础。
不能不承认，日军具有很强的组织力、执行力及学习能力，这一点，直接和他们对垒的中共将领深有感触。罗瑞卿评判他们：“在各种斗争技术的掌握上，常占着某些优势。例如能及时地反映问题，感觉敏锐;经验的总结与普遍也异常迅速;对于所谓‘治安肃正’有一整套的办法;其某个机关的联系也是异常机动与密切。每一部门或机构的活动，都与其他部门或机构的工作相联系、相辅助，都从着眼于所谓‘总力战’的胜利出发的。”比如，初期作战时，由于身处异国，地形不熟，且习惯于大兵团作战，日军行动方式常常显得机械、刻板，彭雪枫发现：“其前往甲地进击而扑空时，彼通常焚烧房子而去，很少寻踪追击;机械地执行命令，战斗机动性较差。”而且，日军策划大的作战行动时，常常规定严格的作战线，各部不越雷池一步，导致不同部队中间往往露出空隙：“四〇年冬敌扫荡晋西北时混三旅以保德为中心前进，混十六旅以兴县为中心进行扫荡，虽时间上为同时出动，但在兴县北，保德五寨以南地区则留下很大的空隙，使我司令部能安全转移该地区，进行指挥。”晋绥的情况是：“敌军作战一般均按晋阎过去之五万分之一地图，故我军只要找到在该图上没有的村庄住，虽离敌极近亦能安全。”随着作战时间的拉长，日军迅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找出对付中共游击战的办法，行动不断细密化，机动性大为増加：“到达一地区，是持久的反复‘扫荡' ，并组成许多纵队作宽正面的横的‘扫荡'，偏僻村落小路尤为注意，单独行军部队机动性大，不如过去部队那样机械。”日军的不断进步，让中共早期利用地形熟悉获得的一些优势逐渐丧失。
《豫皖苏边两年来平原游击战总结———游击战术指导法则》，出自《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八期(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客观看，由于日军战斗力的遥遥领先，其配备足以构成战场上的压倒性优势，八路军要与日军 在敌后进行阵地战的直接对垒，既不现实，也为中共所不取。因此，中共和日军展开的是军事、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交锋，在军事上居于劣势时，不正面撄日军之锋，而是以根据地为后盾，通过游击战的方式与日军周旋。中共冀鲁豫党委组织部部长信锡华提到：“南宫县政府县游击队天未亮进一个村的东口，敌人进西口，两方在村道口相遇打起来了。威县县政府被敌人连续追了半个月，白天我们进这个村，敌人第二天不明也就到了这个村。军队的作战是善于盘旋、迷惑敌人，抓住时机打击敌人。这样作战，当然是非常艰苦的。”
从1938年底到1945年，和日军周旋的结果，虽然历经千辛万苦，但中共的确坚持下来并最终发展壮大，其间，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和日军形成了所谓弱平衡状态：由于中共军事实力的不足，要想“拿大兵力把敌人打垮打开局面，是不可能的”，维持相持的平衡局面，是中共这一阶段的目标;而作为相对强势的一方，日军要想彻底消灭自身控制区域的中共武装，改变这种平衡关系，也无法实现。日军的“扫荡”如时人所言为“割肉补疮”，每当日军展开“扫荡”0寸，“据点无人守备，封锁 沟、墙也无人巡查”，不得不“以少数日军甚至以其移民担任外围主要据点的防务，而以特务机关的 督导官、间谍控制伪军、自卫团，敷衍门面”。‘‘扫荡”期间，像长治这样的后方重镇，守军‘‘只有500人，并且大部都是辎重部队”，空虚的后方和薄弱的运输线，让日军投鼠忌器“不能在‘扫荡’ 区停留两月之久”。这给坚持抵抗的敌后武装以珍贵的维持平衡的空间。这样的平衡，看起来是强弱分明的不对等均衡，现实中却又意外地坚韧，是一个摇摇欲坠却又维持不倒的弱平衡。之所以如此，有多种多样的因素，就国际言，中日战争是当时国际局势激烈动荡的一部分，日军在外部受到多种牵制，无法集中全部力量于中国战场，如中共文件所分析的：“美国军备及生产空前强大，使日寇寝食难安。美国战力愈是加强，日美决战时机愈是迫近，日寇便愈感中国抗战力量成为他的后顾之忧。”就国内言，构成平衡的力量来源的多重性和多方向也是重要因素，广泛的大后方的存在为敌后的坚持提供了坚强的助力;至于中共本身，自然是形成敌后弱平衡状态的最重要支撑。
中共和日军对比，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大致状况是：“质量上虽然我军政治素质强于敌伪军，但军事素养则大弱于敌军。敌军官是经过长期学校训练及实战锻炼的，而我们的干部或者是刚刚 放下笔杆的学生，或者是刚刚放下镰斧的农民。装备上敌强我弱更是显著的事实。”日军则判断：“共军本身的战斗力,依然异常低劣，而今后也不易很快提高。”这样的差距在战场上有直接的体现，比较极端的案例是鲁西的一个材料，可以见出两军能力和经验上的距离：“在这次战斗中，最后解决敌人炮兵时，我一个班向敌冲锋，竟被一个日本持剑炮兵砍倒6个;而退回后以一个排再冲，将敌仅余之一个炮兵击毙后方将炮抢到。”不过,正如黄敬曾经说到的：“革命的武装和反革命武装进行斗争中必须记住：我们是长期的处在劣势的状况下，假如革命与反革命的武装平衡，革命就胜利了，任何国家无从例外，无论在装备上、数量上、素养上、经济上等等。故武装斗争始终是以弱制强的。单靠军事不行，革命未胜利前我不能取得优势。”黄敬的意思是，革命的武装由于是弱势中成长的一方，大部分时候都会处于劣势状态，如果哪一天革命的武装力量已经可以和反革命的一方等量齐观，那革命的胜利也就指日可待。就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及中共革命此后的走向看，这种说法的确不无见地。既然革命的力量大多数时候都会处于劣势“单靠军事不行”，那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政治，也就是罗荣桓曾经在文章中说到的，要把战争打得“战争愈不象战争，愈象政治”。能做到这一点，中共也就找到了通向成功的道路。
和日军展开政治上的较量，中共有充足的自信，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为人们所熟知，中共根据地政治上的成就，如一个外国人所言：“中国其他地区，比不上这地区军民合作和地方政权工作和部队保持那样密切关系的，虽然在别的地区曾经努力施行过民主政治。这里可以见到：一个新社会的型态从这次战争中浮现出来了，那最好叫做一个军事农业的国家。”这一点现有研究多有揭示，本文不拟赘述。除此之外，中国进行的民族生存战争的先天正义也为中共提供了政治争夺战的充足资源，日本作为入侵的异民族在政治战的战场上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许多劣势。不过，虽然在政治战中中共可以捷足先登，但日军也不是无所作为，中共方面谈道：“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锐敏性。我们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针政策。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实地和日军较量过的中共将领多意识到：“敌人扫荡的指导与组织，都是进步的”;“敌人虽然是‘三分军事'但军事上仍是优势。……依靠政治上一些成功的三分军事’的威胁，比过去十分的军事对我们的威胁还大”。
政治的争夺，落到实处常常体现于争取民心，早在相持阶段到来前，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强调战争的伟力来自民众。中共的持久战和根据地都把民众置于十分 重要的位置，而民众的争夺又体现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通过全民的全面的战争，“一面以自强之点补充自己的弱点，一面从长期斗争中补足克服自己弱点，即总力战”。作为异族征服者， 日军在争取民心上有更大的难度,尤其面对擅长政治战的中共，这种劣势更为明显，他们发现，估计中共军队的军事实力，“必须将共军及其潜在民众之中广泛的武装力量考虑在内”，“不论是由于共 军的压力或是思想上的影响，群众有机的组织活动与党的地下工作相配合，就能起到加强共军实力、协助其战斗的作用”。
当然，面对中共在政治战中的优势，极具韧性的日军也不愿无所作为，仍然力图与中共争锋，他们总结道：“对共作战的最终目标，可以归纳为:第一是摧毁革命核心势力;第二是争取构成社会成员的民众。……必须使广大民众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组织起来使社会与革命核心相脱离才行。”在日本人看来，争取民心，关键又在看“哪一方面能保护其生命和保障其生活”。这样的认知，使日军在相持阶段到来后尽力改变初期的掠夺者形象，以伪善面目示人：“对接敌区，不进村，不打人，不抓夫;欺骗群众皇军来时只要不跑即不杀烧，麻痹群众”;“彼等已不再烧杀奸淫，对农民深为慈祥，对游击队则取严酷手段”。日军控制下的民众有可能被怀柔的程度，在作家高鲁记载的一个敌后战斗故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八路军两个参谋去敌人飞机场侦察，就险些遭到日军统治区民众的伤害“刚进村遇到一老乡，侯参谋问：‘老乡!村公所在哪里?’那老乡听话就跑。周参谋知道情况不好，便不敢进村。一会，不少老百姓举着锄头、铁锹跑了出来，喊着‘打土匪!’原来老乡看我们不像当地人，老乡们互称兄弟，只有八路军才称他们为老乡。看来，这里的老百姓受敌人的毒害很深了。”
即便在中共擅长的宣传战上，日军也不让中共独擅胜场，粟裕注意到：“敌人在政治上欺骗确实绞尽了脑汁，不但成立了‘清乡队’随军宣传，更印发了大批传单、画报。在艺术上也相当新颖， 颇引人注意，如将新四军的战绩列了一表，但在每次胜利底下部划个‘?’号，以暗示在新四军胜利后这些地方(东台、盐城、海安、丰利等)究竟属于谁的呢?”日军还善于抓住中共的一些弱点展开反宣传，胶东敌“蚕食”大泽山时，“苗店一带由于我过去劳役过重，人民不满，部队在反顽战役时，所借器材亦未归还，军队有打地方党员的。有打狗队，越墙入士绅家中，强迫实行合理负担，结果敌人即大肆宣传‘不能老刮北风，该刮南风了'民众也说：‘换换口味也好”。共产国际会议上甚至有人提到，日军散发传单，宣传“如果游击队中有谁自愿放下武器，那就不再追究他的抗日活动，还会发给他从事和平劳动的补助或给他安排工作”，“一些场合还真出现过游击队投降的情况”。
面对这样一支具备现代组织和技能、高度精密化的战争机器，中共要在其眼皮底下与之周旋， 只能是努力把自己做得更好。1943年底，身处根据地的八路军干部在日记中写下了其亲身观感：“鬼子费尽心机研究出奔袭合击战术，在我游击战术下也无效，鬼子无奈何!一、因为今年地方民兵和军队配合得特别好，军队到哪里，民兵帮助警戒，绕开了敌人，领我们道，掩护群众转移，消灭汉奸活动。二、公粮制度特别好，不论到大小村庄都给军队准备好粮食、柴和菜，军队能够自由轻装转移打游击，可以不带粮食，哪里都可以吃到饭，哪里都有群众，哪里有困难都能解决。……三、地方干部深入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动员工作。战斗开始，从边府一直深入到行政村进行工作。”这样的成绩，是一直在努力和中共缩小差距的日军，费尽心机也难以做到的。另外，日军占领军的本性很难完全掩饰，中共注意到，日军在山西昔阳一带采取残酷的烧杀手段，因为这一带‘‘为比较贫苦之地，敌人似无甚留恋，完全取摧毁的办法，使全县庐舍为墟”。这种侵略本能的暴露往往使其精心营造的形象毁于一旦。因此，尽管日军做了很多努力，但如他们自己意识到的，在政治战中还是处于被动地位。日军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副昌德说得很形象‘‘日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其后，巡视了所担任警备的地区，看到的情况是，几乎没有税收，逃避劳役，农商不振，筹办军需品困难，搜集敌情亦极为困难。敌人阴谋恐怖活动活跃，而我警备队则孤立无援。”应该说，政治上中日两军的顽强竞争及中共努力取得的优势，保证了在军事上居于劣势的条件下，中共可以和日军在敌后形成弱平衡的局面，这种竞争事实上不仅在当时，甚至在日后，也对中共的力量发挥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日、共两军政治上的竞争还远远不止于此，中共高明的策略运用，在当年敌后的激烈对垒中，更显精彩。
二、不可不打、不可太打
相持阶段，中共如何对付日军，十分复杂，远非简单的几句道义判断即可了事。军事实力不足时，打不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何时要打、何时不打，都需要慎重掂量。弱平衡下，中共的生存常常危如累卵，尽力维持这种平衡，保住自己在敌后的力量，堪比蜀道之难。
如果以为既然是弱平衡，中共就要以生存为第一原则，小心翼翼，避免与日军直接接触，不去触动弱平衡以保持安定，那就大错特错了。弱平衡的格局并不是日军的目标，作为强势而又需要完成控制的一方，打破日军和中共之间的平衡，驱赶中共离开根据地，实现对后方的完全控制应该是日军的第一选择。中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军不得不在打破和接受平衡中来回摆动，关键在于它也无力真正打破这种平衡。之所以如此，中共韧性的武装抵抗自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
关于中共在敌后存在应该如何使用武力，黄敬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我们在敌后存在，这就是对敌的一个刺激，绝对不刺激敌人是不可能的。这种了解必然取消对敌斗争，在敌区变为埋头不干，迁就伪军伪组织，在敌‘蚕食’时，不敢伸向敌后，也就造成了敌进我退的一个原因。敌进我退的结果就是最大地刺激敌人，形成最大的目标。同时这样对敌示弱，也要引起敌之注意，也是对敌的刺[激]，太刚太柔都不行，必须刚柔相济，取消斗争也成为对敌的刺激，太柔了到处不刺激敌人，敌人也可以从容选择搞我们的目标，拣选我们的要害，故刺激与否并非是无条件的、机械的。”力量平衡是双方相互制约的结果，一方无抵抗的退却即意味着另一方无阻力的伸展，其结果必然造成力量平衡的被打破，所以，即便是弱平衡，平衡达成的关键仍然是力量间的相对均衡，无原则的示弱绝对不被允许。这就是黄敬分析的：“武装斗争退出了，一切斗争就很难开展了，即是有也极小了，敌人则可以顺利地展开了。党无武装斗争掩护，与群众的联系就很困难了，伪军投降派就抬头，敌之社会基础扩大。无武装斗争则其他一切斗争就无有机会了，党也难于存在了。……敌人即可以少数敌人守备，抽出最大的力量来向我进攻，军事上的机动即由此取得。”政治上的努力和军事上的抵抗绝不是分开的两张皮，而是相辅相成，没有了有效的军事上的抵抗，政治斗争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事实上，敌后相互制约的局面本身就已很好地回答了所谓八路军在敌后游而不击的说法，纯粹游而不击在敌后根本没有可能长久生存。
对日不仅不能单纯退缩，必要时还要主动出击，要时时处处形成对敌人的袭扰，只有这样，游击战的威力才能充分发挥，才能对日军形成牵绊、制约，使其束手束脚，无法全力进攻根据地。躲避并不是隐藏自己的最佳办法，恰恰相反，躲避反而会愈加暴露自己，因为如黄敬所说：“我们的圈子越小，越不到敌后去，目标就越大了。敌人则完全补救了兵力不足的弱点，民族矛盾因我武装斗争不展开而未暴露，从而敌人便可以争取许多直接和间接的后备军。”黄敬这里分析的是大的对敌框架，具体到实战中，单纯躲避的恶果也会很快暴露，彭德怀发现：“敌一个大队为单位在我根据地内敢于夜间毫无顾虑的行动，我都还不断的遭受此种流窜之敌袭击(南委泉新一旅之一个营，西井北岭头村十四团之一个连)，中心区域之公路(辽和及潞黎)[敌]汽车来往安全如常，各地区兵团与指挥者视若无睹，或只作消极的回避。若不及早警惕，将来可能遭到不应有的损失与増加自己的困难。”因此，他强调“认真的进行积极的游击战，寻找和创造敌之弱点，求得打击与消灭敌之小部队，只有如此才能停止敌之顽皮〔固〕性与经常袭击，达到保持自己与轮番休息。”抑制了敌之力量，我之力量才能充分展现，只有展示出我之力量，敌方才会有所忌讳。更有意思的是，我之力量在适当展现后甚至有可能让敌方有意无意地选择性失明。彭德怀察觉，由于中共主力部队展现出的战斗力，日军在“扫荡”时也会有意避开中共主力，他们“不一定寻找我主力作战，发现我正规军时采取慎重行动或绕路避开，对地方部队没有机枪与炮者则欺压”。彭德怀说到的这种日军欺软怕 硬行为，坚持在山东的八路军干部冯毅之也有记载，他记下日本兵对老百姓的抱怨：“我们的太君怕死大大的，哪里马虎子没有，就去溜达喝酒的好，哪里马虎子大大的，不敢出门的有。”因此，对于敌人的“扫荡”，虽然按照游击战的方针不能采取硬顶的办法，但也不能单纯后撤和躲避，当敌汹汹而来时，可以选择撤出、转移，但是当敌结束‘‘扫荡”，收束兵力时，则要进行适当的报复作战：“我要有报复性的刺激，当敌要向我大‘扫荡’时，我要报复，使敌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你长期来找，我就根据地搬家，到你处再开辟。”同时，日军进攻一个根据地，相邻的根据地要骚扰、打击、牵制日军，使日军不能全力以赴，这就是黄克诚所言：“敌人对苏中‘清乡’，盐阜区当要积极作战，攻下某些据点，以资策应。”
当然，军事斗争又要掌握度，不是打得越大、越激烈越好。在敌强我弱、客观上形成相持的状态下，短时期通过军事斗争改变全局的可能基本不存在，这也就是当时人说到的：“据点越打越会多，越打越强。拔除了伪据点，増加了敌据点，所谓打死三只狼换来一只虎。”黄敬曾明确指出：“在游击区拔掉据点，只有在十分必要与可能时才进行。这里要注意‘十分必要’每个字的意义，如因这个据点使我相持局面不能保持时，才是十分必要。”敌后持久生存是此时最高的目标“积蓄保持力量，进行熬时间的坚持，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为我今天坚持敌后的方针。不过分刺激敌人，为达上述方针手段之一”。要着眼长久斗争，尽全力发展自己，适当的隐蔽，不过分刺激敌人，以争取一个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什么是过分的刺激“有些虽然打了，但不能有把握制胜;不应该在这里刺激敌人，偏要搞，这就是过分的刺激”。过分的刺激甚至包括“铺张地宣传战果”，不给“虚报成绩的伪军人员敌人留点面子”。不过分刺激的目的，“就是不使敌再増加力量到这里来，而我们又可以自由地开展斗争和各种工作，使敌我完全都满意(敌是阿Q式的满意)”;“敌觉得可以维持下去，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敌斗争至此就很好搞了 ”。
《冀鲁豫边区的形势与任务——黄敬同志在区党委高干会上的报告》，出自《中共中央北方局 抗日战争时期》(上)(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需要注意的是，当强调不过分刺激敌人时，必须防止另一种倾向，就是回避、放弃对日斗争，因此陈赓在讲“不过分刺激敌人，避免得不偿失的攻坚”时，又提醒要警惕这样一种现象：“强调保存实力与积蓄力量，借口伤亡，不作积极活动，任敌猖狂;或是游而不击，或是作假报告，敷衍塞责。”打过了有可能得不偿失，不打又会形成游而不击，粟裕在苏中的对日斗争可以说是寻找战和不战中间点的一个案例，同时也显示了战和不战间选择的难度。在苏中反“扫荡”战斗中，粟裕一方面要求尽可能抵御日军的进攻，战略要点绝不轻弃：“在全国实行反攻前，我对一个地区的保卫，虽无决死必争之地，但亦不轻易放弃一个要点。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阻止敌人深入伪化农村，延长我控制时间的目的。”同时又强调不可以把战线拉长，盲目夺取据点：“苏中地区的斗争，将愈来愈尖锐， 我们若能保持现在地区直到反攻时期，已是最大的成功了。况且我们即使从敌人手里夺回几个据点，并不起决定作用，可能因而太刺激了敌人，引起敌人调集更大兵力来‘扫荡'这样反而可能多给敌人夺去一些地方，缩小我们的地区。”无论是与日军争夺要点还是避免刺激日军，都以最大限度保持己方有利地位为原则，这是生存原则在战时的实际诠释。当年八路军干部日记中记载了八路军大队长做的战斗动员，比较清楚地显示出打与不打间的度：“鬼子从去年八月来蚕食我们边区，日盛一日，自从南店被蚕食后，现在又要蚕食我们的郭苏啦，昨天三四百人随随便便跑到郭苏，烧几间房子，抓几个老百姓，太轻视我们了，我们不能忍受，要给以迎头痛击”。“随随便便”“轻视”及有可能引致的后果，是八路军不能忍受、必须要打的关键。几句简单的战斗动员口号，细究起来，竟大有历史的深意在。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水东地区如何生存发展的讨论，比较完美地诠释了维持弱平衡的各种技术。水东地区是指黄河改道后的河道以东、陇海路以南的三角地带，大致包括河南的开封、商丘及安徽宿县等地，这里是日、伪、国、共多方势力交错争夺的地区。这样的地区，最能体现策略的重要，而这恰是中共最为拿手的。中共的分析是，在国共日之间，“三个不强，谁也当不了大哥，但敌之不强，如我予以刺激，则可变为强。但须[知]，在今天虽不以为必争之地，如我大吹大擂予以刺激，也可能増加军力。我如偷偷地强起来，在基本形势未变前，是可以坚持而且可以发展的——隐蔽发展的方针”。因为这块地区不属于重要的战略区域，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都没有投入大的精力着眼于此，这是中共寻求发展的机会，但又不可冒进，一旦过于迅速地发展起来，就有可能引起各方的重视，使这里成为下一个争夺区域。力量大有可能因被对方重视而赶走，力量小则会被对方轻易赶走，大也不行，小也不行，必须发展，又不能让人感觉到发展，所谓“不过分刺激敌、顽，保持平衡。(这里好比眼睛下不去拳头)我力量大存在不住，无力量也存在不住”。这样的情景，当然不仅仅是冀鲁豫水东地区的独特现象，而是整个抗战根据地的习见状态，中共中央军委讲到敌后最常见的对敌斗争形式——破路问题时就说道：“(1)道路不可不破亦不可太破，凡与〔于〕我太有害而于敌 非必争者(如插入我根据地内之公路)必须彻底破袭之;凡在敌为必争，在我无力控制者(如正太 路、平汉路北)不可因破袭而引起敌之守备加严。”不可不破、不可太破和不可不打、不可太打异曲 同工，如此吊诡的斗争形式，不是当事者真是难以想象，当年中共对此给出的隐蔽发展定性，可谓这种状态的最好概括。
对于中共隐蔽发展的路径和实质，其对手方的观察意外地一针见血，当年日军报告写道：“共军由于受到我多次讨伐以及国共相争等原因，其军事行动曾一度似趋消极。但实际上，一方面是要 竭力避免因全面武装斗争而造成实力消耗，以期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兵力;另一方面则是企图以军、政、党一体的有机活动，在军事以外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各部门积极开展工作，以扩大发展党的势 力”;“我如不主动进行讨伐、扫荡和剔抉，则中共方面也不对我进犯。乍看起来，相安无事，宛如缔结了互不侵犯的条约。但在此敌、我共存期间，中共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以充实其力量，一 旦时机成熟，即可一举转向进攻”。隐蔽发展之所以隐蔽，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低调与和缓，以扎根而不是铺陈力量为主诉求;关键其发展的内容也不是追求显性的军事力量发展，而是着眼于全方位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渗透，着眼于力量向民众的深植。
当然，中共的这一套策略方法原则上说也并不就是空前绝后的创发。战前国军拟定的国防计划提到：“除争夺或保守要点无法避免真面目战斗外，一般应采不规则之游击战术，使敌疲于奔命，相机击破之。”相持阶段刚刚到来时，蒋介石在给前方的电报中屡屡提醒：“对于敌人真面目之围攻，应避免决战，避实击虚、保存战力，牵制敌人。”而且，蒋也没有忽视组织民众的重要性，指示前方：“对于民众之干部，应到处组织与宣传，务使冀鲁全体民众皆为我军之耳目。”可见，就大面上看，这一套策略方法蒋介石也不是不能想到，国共两党区别的关键在于中共在具体的推行中不断摸索，形成经验，执行中大大细化了具体的策略方法，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同时，中共具有国民党方面所不具备的强大的贯彻、执行力以及共产主义天然具备的理论思考力，养成了一批可以和地方打成一片并善于运用策略的老练执行者，正如苏振华说到的：“条件是存在的，但又是变化的，是 可大可小的，必须以主观努力使有利条件扩大巩固起来。”机会能否抓住、策略是否到位，需要有一批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又能落地生根的干部，即便中共干部本身也不是人人可以胜任的：“如换上马 列学院的一批干部，则不能坚持”;“如果换教三旅、南进支队去是吃不开的”。事实上，像冀鲁豫、山东这些地区，中共能够存活下来，离不开黄敬、苏振华、罗荣桓这一批策略高手的掌舵，更离不开一大批立足地方、扎根基层默默努力的贯彻者。
有意思的是，面对多重力量博弈的局面，日本人其实也在相机行事，对没有威胁的中国武装力量，允许其存在，规定在其“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共军侵入”。汤恩伯与胡宗南密谈时也提到：“日寇在鲁西打击共党，共党未増加，日寇希望我们游击队存在，所以在无形中掩护我们，所以目前我在鲁西可以存在。”不过日军特别强调：“有关这类决定，必须由高级司令部作出，不能由下级司令部擅自决定。高级司令部根据当时当地情况作出正确判断后，指示部队采取相应行动。作为下级部队，只应进行积极果敢的讨伐，发扬旺盛的士气，必须实行严格的监督，断然不许下级部队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进行讨伐。”—旦直接接敌的下级司令部掌握了打与不打的决策权，很可能就会偏向不惹事的消极选择，这是居于强势的日军特别要予以防范的。同理，中共方面也不能不注意前方指挥员便宜行事时的自利动机，指示：“地方武装要经常动，开始力量弱可以是游而不击，但必须撑开手足，在行动与战斗中锻炼武装，反对保守主义。”战争状态下，形势之复杂常常出乎当事者的意料，历史的呈现也必定千姿百态，游击战实施过程中必定包含了多种可能，论史者对此既不应大惊小怪，也不必讳莫如深，厘清历史的源流，分出事实的本末，许多问题或可迎刃而解。
三、两面政权
即便中共采取了极其灵活的策略，敌强我弱，要在敌后持续生存，维持弱平衡局面，仍远远不是那样轻松。罗荣桓曾描绘冀鲁边日军严密控制的场景，可以见出敌后生存的艰难：“提起冀鲁边，恐怕在全世界的战史上也找不出这样一块地方和这样一页战史。全区真是公路如网，据点碉堡林立，吹号、点灯互相均可听见、看见，一有动作各据点均可联合出动;不仅县有封锁沟、封锁哨，即区亦有，重要村庄均被遮断，冀鲁边至今没一块没有被改变的地形，所有土地均被分割为网格子形了。”八路军要在这种形势下坚持下来，真可谓如履薄冰，“一年来，曾经和敌人进行过四百次以上的战斗，几乎每次都要与敌人进行肉搏，而且在战斗完结之后，又必须立即转移，否则即可能遭遇到 第二次，所以部队经常在转移中，没有一个村能驻过两天的，晚上去，第二天晚上必须走，有时，被迫白天也得一面战斗，一面走”。客观看，罗的描述不是过甚之词。
罗荣桓说到的这种场面，大体出现在敌后最艰苦的1941年到1943年。这时，许多根据地已遭日军蚕食，中共不得不以游击根据地、隐蔽根据地等方式继续坚持。中共的坚持，有赖于抗战初期在敌后相对真空的形势下根据地建设打下的基础，中共在乡村形成强大的控制力，民众对中共有相当的信任;同时，也和中共灵活的生存策略相关。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共文件谈到的所谓“怪现象”，就是“工作较好的现在大都不能进出了，而工作较差甚至于没有工作地区，则成了本区的中心地区”。其实，这种怪现象正是弱平衡下中共的不得已，也是中共韧性坚持的反映，作为弱势的一方，无法自主选择生存区域，只能在不断的游走中获取空隙，尽可能抓住生存的机会。正因此，一般谈论抗战根据地多会提到的中共政治上的三三制原则，经济上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累进税等措施，此时多已难以有效实施，争取民众的办法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发现、创造、修正，具体的策略运用远远比简单的原则规定来得复杂，也更为生动。
作为一个高度强调能动性的政党，坚持斗争永远是中共的第一选择。在与日军争夺的初期阶段，中共非常强调发挥能动性，要求尽力以政治、军事、社会思想的全面战争与日军周旋。山东黄县报告反资敌斗争的状况，可见中共抵抗之激烈：“斗争方式：甲、首先号召中国人不应供给敌人，敌人夺了粮去我们就得饿死。……再由区公所下令坚决不给敌人拿捐。乙、区中队到游击区一带活动，游击区成立自卫团站岗，来了小股敌人中队打之，来的多了，自卫团岗哨便招呼村中人逃跑，同时村里有坏分子鼓动给敌人拿捐或已暗中当上伪村长，则坚决的镇压之。丙、我占劣势游击区主要是拖延、缓交、应付等。”晋西北1942年的反蚕食报告中，提到该区1942年一共逮捕了伪村长等投靠日军人员289人，枪决31人，可见只要条件许可，而地方领导者又相对倾向于直接抵抗，即便选择与日军展开有限度的合作还是有可能遭到强力镇压。晋西北的文件还谈到了反蚕食斗争的基本步骤和方式方法，和其他地区应有相当的共通性：
首先组织武工队到民众中展开反蚕食宣传，召开包括士绅知识分子、村干部、伪军伪组织人员家属等各种人员参加的会议，宣讲敌人为什么要蚕食;说明国际形势，指出苏联胜利，日本必败;号召民众与敌做种种斗争。从宣讲的内容可以看到，国际形势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既说明了中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员天然具有的国际视野，也凸显了中日战争作为国际战争一部分的特质，这一点，无论国共，都有清醒的认知。
接下来开展调查工作。文件要求调查“每个村庄的上层人物，知识分子、地痞流氓、村级干部等等。出生、历史、思想、动态、矛盾派别以及在群众中的信仰”。这些调查对象正是乡村最具能量的一群。调查清楚后，再有针对性地根据其表现或谈话、教育，或逮捕、杀头，安抚和震慑并举。中共的调查其实就是施政的一部分。
宣传、调查并作出相应处置后，第三步就是牢牢掌握政权与武装，发动群众，对敌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具体而言，可“依照当地地理、敌情绪条件，确定对敌斗争的方式”。距敌较远的地带，以公开的非法的方式进行;距敌较近的地带，则以合法的方式进行。即便合法的方式，其中也是危险重重，文件提到：“有些村庄，经常捉我工作干部，或报告敌人来捉，或拒绝我工作人员食宿及工作。现在我脱离武装的工作人员发明一‘开收条’办法，如去四个人，留下三个人工作，即令伪村公所开收条，三个人如有损害，即有该村负责。因而该村汉奸也不敢去报告敌人，且自动的站岗放哨，监视敌人，惟恐发生差错。”这里面传达出历史的多重信息，轻描淡写的文字后面，隐含的是深入敌后、以身相押的勇毅，同时还有对不合作者雷霆万钧的决绝;这种视生命危险为常态的表述，背后有着多少难以为外人道的惊心动魄。
比较典型反映中共这一时期灵活争夺民众策略的是两面政策。两面政策是一种隐蔽的斗争，通俗地说就是：由于日军已经实现对某一地区的控制，公开的抵抗不再可能，只能选择和日军做表 面上的妥协，抵抗转入地下，不再是直接的武装抵抗，而是非暴力的不合作。按照黄敬的说法：“我之武装不能控制与经常控制，而敌可经常控制。敌人秩序之建立与存在在不可避免时，我之公开斗争已不能完全进行时，两面政策开始产生了。”其与妥协投降的最重要区别就是保持继续抵抗的意愿和能力。中共文件写道：“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农村之封建关系，在一村里人民关系之密切，同宗同族，多彼此有民族关系，再加上我以力量压服之，与敌人有深刻仇恨，大家联合欺骗敌人，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两面政策不是投降，但不能不承认其中存在形式上的妥协，这种妥协出于迫不得已，也有各方面保存力量的生存需要，对干部、对民众都是如此。在自身武装无力保卫民众时，陈义过高，单方面指责民众一定程度的妥协行为为附敌，甚至以暴力手段予以制止，并不利于争取民众，也无法遏止事态的恶化。中共冀南地区的文件从民众利益的角度谈到承认两面政权的必要性，比较清楚地体现出中共照顾民众利益的思路：“一般说，我党我军在此种三角地带，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以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也就是保存自己)，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的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我党我军应帮助民众想出这些办法应付敌人，只有如此，才不至使群众脱离我们，打破敌人分离我军民团结的毒计。”进而言之，为减少损失“卸却群众的责任，避免敌人的烧杀，我们还应该同群众商量一些应付敌人的办法。某些不必要的战区，如群众要求我们不打，免致敌人迁怒于当地人民与实际〔行〕摧残，则我们亦应商量采纳群众的要求”。所以，打不打不仅是一个军事问题，有时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之军事行动的积极程度，也应该照顾到群众的利益，打碉堡、割电线、破路等均必须慎重考虑，不能轻易乱举。”冀中根据地作家王林在日记中写道“队伍前边扒了电线，敌人到村里，一根电线杆子一条人命，队伍打了仗走了，剩下老百姓可等着遭殃吧。”这应该不是危言耸听。第一一五师甚至考虑到八路军活动时，如果民众不向日军报告，会遭到日军的报复，为“顾及群众的苦楚”，规定“距据点五里路的村庄可以报告，内容要经过我民主政权检查，违犯时实行处罚”。尽管附加了要经过检查的条件，但允许向日军报 告自身行踪势必加大部队活动的困难，为顾及民众，部队主动承担更大的危险，即便很难说这样的规定一定会被不折不扣执行，但战争状态下，一举一动都可能攸关生死存亡时，强势的一方能够如此主动出让利益和机会，不能不说是中共群众路线熏陶的产物，游击战争对民众的依赖，尤其能让群众路线落到实处。革命史的叙述常常会给出中共群众路线的结论，而这种生死抉择下的主动出让利益，实际上最有助于说明什么才是中共当时倡导的群众路线。当然，这样的思考路径在各地、各个时段并不完全一样，在根据地遭遇困难初期，不承认甚至以强力手段制止两面行为也是很容易想到的办法，其间也有遭遇挫折，从而逐渐面对现实的过程。比如罗瑞卿就提到鲁西一个村子的教训：“鲁西有一村仇视敌人的民团，曾经与敌伪开过火，打死了很多敌人，我们不顾情况为之扩大宣 传、登报、送旗，结果引起敌人进一步的对之压迫，以前这村与我关系很好，这之后就投到敌人方面去了。”
两面政策的关键是资敌问题，处身日军直接控制之下，承担日军摊派的负担也即所谓支应日军难以避免，在中共无法掌控的地区，许多中共建立的关系如罗瑞卿所说：“只是一般的两面派，而不是革命两面派，这种一般的两面派当然比死心汉奸好些，客观上也有其一定程度的革命作用，但本质上是为了自己生存，不是革命的。”即便如此，事在人为，中共也不放弃努力，仍然设法在支应问题上做文章，尽力把一般的两面派变为革命的两面派，而又不影响到其生存，由于中共比之日军可以更加深入地接近民众，这些两面派在风险相对较小时，的确也乐意配合中共。对如何利用和支持两面派抵制日军摊派，中共有许多创造，黄敬总结了冀鲁豫边区的很多经验：“(1)合法的，如装穷、垒门装逃荒，整欠零交，吃糠菜，住村公所交被子，给得快去得勤，吃十天嘴跑快腿，吃饭取消花生摊，牛铺满地，交桌椅，掌握有势的人。(2)非法的配合主要是武装的配合，捣烂敌人的征收机构;以八路的扰乱作借口，禁止联络员进城。(3)再如贿赂办法。(4)利用其本身的矛盾，如敌、伪的矛 盾，伪、敌上下级的矛盾，据点之间的矛盾。”另外，在被日军控制的不利条件下，要继续展开非暴 力的抵抗，防止两面派随波逐流，蜕化为日方的附庸，一定的镇压和威胁手段必不可少，所谓“军事上政治上都应同时予以痛惩，一个坏，打一个，一部分坏，打一部分”，这也是中共始终要坚持游击战争，保持武力威慑的原因之一。同时，民族主义的教育和宣传也不可或缺，要“向广大人民指明 我们某些处置是暂[时]的应付敌人，是表面向敌人而内心向祖国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永远不能忘掉自己的祖国。并说明准备为祖国而奋斗，以提高敌占区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抗日胜利信念”。利益的诱导、强力的警示、思想的教育多管齐下，这正是中共开展工作的一贯做法。
无论是坚持对敌直接抵抗，还是以两面政策展开合法抵抗，都是对敌斗争的一部分，目的都在千方百计削弱日军的控制力。坚持斗争的结果，会有事先可能都预料不到的成效。黄敬发现：“敌区在刚成时兵力正强，敌区越久兵力就越小，这即是此起彼落，否则他就不能向我‘蚕食’。这样的此起彼落就很有意思。由于日军在华兵力有限，广泛的根据地的存在又不断强化着日军这一弱点，因此日军总是处于一种割肉补疮的状态。刚刚占领一个地区时，兵力比较强，随着占领的加固，就需逐渐撤出兵力，对其他地区实行蚕食，这时候日军控制区开始出现缝隙，中共的坚持就有可能发挥威力。而日军在实现占领后，出于攫取资源的需要，占领前或占领初期的各种小恩小惠都无法继续，统治的真面目日渐暴露，民众离心趋向趋于明显，这又给中共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这时候“对敌的幻想打破了;群众知道究竟是谁好了，生活上不比以前了，这又予建立统一战线以更广泛的基础。伪军也发生变化了，敌人要整他们了，在对付我们时他们放肆伪军,现在伪军的发洋财、闹独立都吃不开了。会门与敌人的矛盾也上升了”。特别是1943年后，随着日军不得不抽调兵力増援东南亚战场，华北地区活动空间愈加増大,此前坚持直接对敌的地区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原来采用两面政策的地区也随着形势变化变合法斗争为直接对敌，由此看，所谓合法、非法，其实都 是根据条件变化开展的全方位坚持的一部分。
对于中共全方位的坚持，仍然是日本人有最切身的感受。日军发现：“剿共如果单用武力加以讨伐，不能获得如期的效果，最重要的是要作出坚韧的努力，有机地综合发挥军、政、民的全部力量，破坏敌人的组织力量和阻止其获得民众的支持。”在和中共的对抗中，日军也的确不断在学习提高自己。然而，日军尽管做出很多努力，毕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软肋，也不具有中共这样的信仰、组织及本民族优势，更多时候在和中共的对垒中捉襟见肘。从日军的报告中，可以经常看到他们的叹息：“中共方面的地下组织扎根于行政机关、学校及居民之中，形成了所谓‘剥开表皮露出红瓤’的情况。’作为军事力量居于优势的一方，日军甚至也不得不接受两面政权这样的事实：“要过阳历 年了，敌占区(离根据地四十里)的一个村长(保长)与鬼子小头领商量：‘现在阳历年了，慰劳你们皇军一部分慰劳品，慰劳八路军一部分慰劳品，你看如何?太君。这鬼子皱着眉考虑了一下回答：‘慰劳皇军大大的，慰劳八路军小小的!’随即便请鬼子开了条子。赶上沟到根据地来。”日伪军不仅无法阻止民众慰劳八路军，甚至在寻找机会和中共武装停战，冯毅之的日记提到，伪军受日军逼迫，要到一个八路军活动的村庄筑炮楼，又担心被八路军袭击，遂事先跟八路军联系，答应炮楼伪 军“无事不进村，进村不带枪”。新四军将领杨思一率领的金萧支队也曾与日军梅机关谈判，答应“出售部分木材给敌人”，日军则答应“立即撤兵与交换弹药药品布匹”，这一谈判虽马上被上级制止，但可以见出日军作为强势一方，已不再能够居高临下。
四、相生相杀——与国军的关系
中共在敌后的生存，除了和日军斗智斗勇外，与国内其他政治力量间的复杂互动，也充满变数，波澜丛生。
抗战是民族生存战争，国共两党为抵抗日本侵略结成统一战线，这是抗战得以成功展开的重要基础。事实上，无论是中共在敌后的存在，还是国民党军在敌后的游击队，都离不开广大的大后方区域的坚持，这一点，毛泽东曾有明确阐述：“如果大部分中国土地被日本占领了(可能有此情况)，我们还是有办法，因为我们有两个致敌人于死命的区域——内线与外线，这是两个作战的区域。内线便是云、贵、川、湘，大体上就是中央政府管辖的地方，外线便是日本所占领的大块土地的前方。”彭德怀则就华北地域立论：“华北战争不是孤立的，有全国抗战的配合，特别是有全国二百几十万友军的配合，使敌人不能集中兵力专对华北。”处身国共激烈争夺的山东地区的罗荣桓更具体谈道：“敌‘扫荡’友军与友军的继续坚持抗战，也减轻了敌对我之压力，我之对敌斗争形势，取得有利条件”;正因此“敌打击友军时，虽减轻对我之压力，但我必须抓紧此时机与友军展开统战，诚恳帮助友军。”中共在敌后采取的许多措施，都和这样的抗战格局息息相关。
《财政经济政策———摘自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出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 河南部分) 》 (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尽管国共合作对日，但由于国共两党有不同的目标和使命，两党在抗战中的合作又是有限的， 两党在着眼战时的同时，都不可避免地会想到战后，正如抗战爆发后斯大林同季米特洛夫谈话时说到的：“中国人应当用什么方法与外部敌人进行战斗，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场战斗结束时，就会出现他们应该用什么方法进行内战的问题。”所以，两党在总体上保持合作对日的态势下，其在敌后的抵抗力量，虽然有时会相互合作，但又常常表现出一种防范、竞争甚至冲突关系。众多研究者都会提到蒋介石在西北地区部署的大量部队，这些部队固有防范日军侵略西北以及西北三马联络日军的作用，但防范中共力量无疑也是其重要任务，蒋介石在给胡宗南等的电报中指示：“应密令各部队就地时时严防共党对我军之袭击与进攻……但勿作声张。”这种暗地里的竞争乃至冲突随着中共的壮大更趋于激烈，林彪在共产国际说得很坦率：“我们能彻底根除摩擦和冲突吗?不能，因为加入民族统一战线的是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政党。说实在的，这种摩擦来自哪里呢?这种摩擦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的影响在扩大，我们的力量在加强，我们的边区也在扩大。”1940年，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去年，我们和国民党之间的武装斗争，大大小小有几百次，我们取得了彻底胜利。结果从反攻的中国军队缴获了三万支步枪。现在国民党已下令其部队停止相互之间的武装斗争。”在中共看来，有效应对国共间摩擦的做法应该是：“要争取使国民党不敢对我们采取行动，并争取出现这种状况，使他们无法对我们采取行动。”
中共之所以会这样想，缘于国内各种力量间的复杂纠葛。以河北为例，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迅速撤离河北，中共逐渐进入，并成为河北地区敌后抗战的主力。此时，八路军即不乐见其他政治势力进入。王林曾在日记中写下朱德对摩擦的态度，朱德‘‘问冀中摩擦如何?我说好一些。他慢慢说：‘摩擦，算了吧!弄得没有工夫工作哇!’对于摩擦感到无穷的厌烦般的。”像朱德这样的八路军领袖并不愿意搞摩擦，但是面对鹿钟麟等地方势力重返河北的举动，朱德仍态度鲜明，和刘伯承明确表示：“以河北为生命，谓在敌手所取得。”这种用鲜血换取根据地后必欲保守的心态，亦属人之常情。黄敬谈到冀鲁豫区的地位时也说：“边区好出顽军，为顽军出入之门户，我要当华北的门神爷，因抗日民主秩序经常受其威胁，其要窥时收失地。’所谓华北的门神爷，就是要当仁不让 负起华北抗战的责任，不欲其他政治力量渗入。在这一问题上中共的思路，罗荣桓说得很明白：“打击敌人，破坏敌人‘扫荡'是我们胜利发展的先声，是开辟新地区的先决条件;反对摩擦，予最主要顽固反共、反八路势力以致命打击，也是我们深入普遍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打击敌人，破坏敌人‘扫荡’时，我们不放过采取适当军事政治部署，抓住顽固派反共、反八路势力的弱点，而扼住津要，往往造成我们局面最大的开展。”
客观看，国共两党间虽然存在冲突，但直接的较量在华北地区并不十分经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军和中共军队之间冲突更不经常。1939年，林彪曾在共产国际谈到他的观察“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有不少是黄埔军校学员，在我们的部队里也有不少黄埔军校学员，这样一来，他们彼此间就相互交往。他们这样做是公开的。……他们并不像他们的政工人员那样反共。那些所谓的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指导员特别反共，但他们不掌握实际的兵力。”毛泽东在1940年也注意到：“这次苏北事件中，税警团未参加反共战争，而该团干部大半都是黄埔生。过去华北与朱怀冰冲突时，其中一个师也未参加反共战争，而该师干部同样也有些黄埔生。’正因此，抗战时期，毋宁说，国民党内“进步的军事将领差不多起了上层的领导作用，因此在中央抗战的将领也就常常形成与政府中官僚买办及党部的对立，以影响蒋介石，而推动着抗战前进”。军方的这种态度，造成了这样一种态势“中央军中级(团营级)干部对摩擦感到苦闷和消极，他们是：‘打跑了日本再摩吧，那时候我们把枪一抛回家啦!’所以，他们不敢公然以打八路军作政治宣传。”终整个抗战时期，尽管华中地区在蒋介石严令下，国共两军正规部队有过大规模正面冲突，但在华北、西北双方正规部队间的直接大规模冲突确实没有发生。中共军队和中央军间即便发生冲突，也很快得到解决，肖劲光部和新一军在陕西定边小规模冲突后，双方都积极寻求缓和，很快“和好如初”。之所以如此，有多重因素， 中共对中央军表现得非常克制自是重要原因，而中央军官兵的态度也不能不是影响因素之一。
事实上，在华北地区，中共武装和只是得到国民政府授权的地方势力的冲突更为经常。通常所说的国民党这顶大帽子下，可以细分为诸多来源和利益取向不尽相同的政治力量。华北平原地区，多数地区战前并不归属南京中央直接控制，日军入侵后，继续在这里生存的多为各种地方势力，这 些人无论与国民党中央还是中共，都若即若离，有自己的利益要求。因此，从大的框架看，相持阶段无疑以中日整体对立为主线;这之下，又存在着国共日的连环斗;进一步细分，国共的斗争中实际上又包括国民党中央、中共和地方势力之间的三角斗。活动于华北平原的鹿钟麟、丁树本、石友三、孙殿英、庞炳勋、沈鸿烈、张里元、吴化文、高树勋、孙良诚、于学忠乃至有着国民党中央背景的朱怀冰等，都是地方实力派出身，维持自身的地盘，在国共日的缝隙中生存，防范中共发展同样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孙殿英对其部下就说得很明白：“没有八路军、日本，哪有我们新五军?早把我们消灭了。”孙的策略即在几方的“矛盾中求发展”。同理，对这些地方实力派，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态度也相当暧昧，中共山东分局的调查发现：“曾有一时期，复兴社的文件上，把韩复榘当作一个主要的反对对象，把我党放在次要地位。”抗战初期，蒋介石不会想到中共后来在华北会获得如许发展，对中共和华北地方实力派间的冲突，更愿意以超然的态度作壁上观，这也就是鹿钟麟抱怨的，他防范中共的呼声，总是‘‘力竭声嘶，呼吁少效”。为维持自己的生存，这些“人多钱少”“有人无 饷”的地方实力派不能不与中共倾力争夺，这是中共和地方武装冲突激烈的重要诱因之一，相对而言，依靠中央财政支持的中央军与中共争夺地盘的冲动就小得多。
对国民党武装的差异，中共非常清楚，也有不同的对付办法。皖南事变后彭雪枫就命令：“对骑兵何柱国、马彪部原则上不与之武装冲突”;“对反共军(对汤恩伯、李品仙部)主力则按当时情况，战术原则采取游击战或运动战的方式对付之”;“对各军分区之反共武装，则不论其为县队、区队或接受其委任之地方恶霸武装，必须迅速的彻底的完全的加以奸灭，不惜以乡乡搜索村村清剿之手段铲除之。”虽然这是特殊状况下的应急处置，但对不同国民党武装分别应对的思路却是一贯的。一般而言，对地方保安队等武装严厉处置，对拥有武装的地方实力派则采取打击但不打死的态度，林彪曾谈到山东根据地的情况：“一支由省政府主席领导的游击队(实际上是地主的武装民团) 不与日本人作战，而专门找我们打仗。一开始我们避免发生冲突，但他们却更加猛烈地进攻我们。后来我们决定消灭他们，结果由三个团组成的这支队伍变成了三个连。此后他们老实了。”这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地方武装逐渐式微，更多还是由于日军打击所致。中共山东方面报告写道：“四二年是友军形势最大变化的一年，如根据地缩小，军事力量削弱极为严重。”应该说，1942年前后是敌后根据地生存最为艰难的时期，中共武装和根据地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但较之国民党军敌后力量减少幅度要远远小得多，这也正是两党在敌后力量出现强弱分野的关键期。对此，中共有一个 判断“友党友军最大与很难克服之困难，即政治之继续落后，与群众脱离，坚持敌后抗战一般办法不多，尤其不善建设根据地(主要亦为政治的原因)，且与大后方隔绝，经济接济很难，部队士气日 益下降，生活日益恶化，纪律败坏，战斗力更见低落。”这一点，国民党本身也有反省：“现在国军战斗力之日趋低落，事实上已无可讳言，举凡部队之教育，纪律与精神，殆均呈江河日下之颓势。”国共两军在日军压力下实力此消彼长的状况在山东可见一斑，1942年前后，山东国民党军由于日军的频繁“扫荡”，“一年之间锐减一半”，从17万减到9万，国共两军强弱分野由此发生转变“一 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顽与我同处于敌人紧张压迫之下，我与顽的斗争有些缓和，这就更考验谁能在严重压迫下能站得住脚。……这时我之力量已増加百分之二十五。而顽军在一九四三年初，其数目已不到八万人，与我之对比，已不能保持平衡状态，造成了我争取优势的条件。”
无论冲突还是合作，必须承认，国共双方对于这个卧榻之侧似敌似友又非敌非友的力量，都列为自己生存策略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中共谈到他们对国民党的观感：“因敌人战场很多，敌后不必吸引过多的敌人来，国民党即以自己观战，来使敌转向敌后，借刀杀人。”中共的观察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蒋介石在致前方电中曾多次要求：“冀鲁各军惟一方略为避实击虚保持现有兵力而相机发展，切不可与之决战，被敌消耗，而要在消耗敌力也”“对于敌人真面目之围攻，应避免决战，避实击虚、保存战力，牵制敌人”。胡宗南的日记记载其与刘斐、戴笠的谈话，表现出以中共为假想敌、对日保存实力的强烈倾向：“表面上敌人第一，共党第二，然在实际为国家着想，共党实为国家最大危害”;“我如打共，国际失其同情，大错特错，应将主力集结，而亦不打日本”。作为反制，同时也是生存策略，中共在敌后的一些策略比如隐蔽发展，应该说也或多或少缘于国共日三方的连环关系，三方或多方力量形成博弈时，某一方的隐蔽发展相对就有了更多的空间。下面一段话 很准确地传递出国共日三方三角斗争时中共采取的态度：“敌顽矛盾较大，对好的顽在其受敌打击万分困难以致动摇时，要援之打敌，同时有时还可代顽虚张声势，以吸引敌注意力到顽身上。”这段话信息含量十分丰富，表面看前后两段似乎有所脱节，其实却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国方如果支撑不下去，中共应予援助;援助的目的是帮助其继续坚持，帮助他们坚持的目标当然在于有利于自己坚持，因此引敌注意到顽而不是自己，是援助行动应予考虑的。这一点，同样一份文件中的后一段讲得更明白：“敌顽打起来，如顽与我关系好，应援助他，但不代为受敌”;“我们应使敌顽矛盾扩大，这是为了民族利益”。从这样的角度看中共对国民党军的一打一拉政策，也就变得更好理解:“中央在屡次之指示中，曾特别指出，在与反共军进行武装斗争中，应采取一打一拉，又打又拉之策 略，虽在战争对峙之中，尤应进行艰苦的统战工作以瓦解之、争取之。”这里面提到的“一打一拉，又打又拉”，乃至“瓦解之、争取之”，表面看来都相互冲突，似乎难以执行，但放在上面所述的分析 框架中理解，就变得顺理成章，这可谓中共活学活用辩证法的一个体现。
抗战时期，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历经艰难。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的坚持获得回报。1943年下半年，由于日军从敌后战场逐渐抽调兵力，敌后局面开始好转，中共迅速抓住机会，根据地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样的形势，中共本身不是没有估计到，1943年1月，黄敬在冀鲁豫区党委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说道‘‘坚持到后来，好的形势一来，就会有飞跃的百倍的发展。”指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局面。敌后武装在千锤百炼中顽强存活，一旦形势许可，这种生存能力就会迅速转化成发展能力。1945年1月，到延安受训的干部完成学业返回各根据地时，薄一波对他们强调：“要扩大部队，百分之百的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样的扩大和发展，既是中共此前坚持的结果，也是日军在中国占领的丧钟。由于中国持久的抵抗尤其是中共在敌后的努力，让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始终如履薄冰，占据优势局面的日军却无法打破看起来摇摇欲坠的平衡，这是他们不得不痛苦面对的事实。在中国陷入泥沼的日军，随着时局的演变，越来越龟缩到碉堡之中，到抗战末期，这样的场景于他们而言已成常态：“八角敌官，每日站在城上用望远镜看，并说‘八路军大大的有，没法子!”
“没法子”，八角敌官面对中共的这句感慨，相信在许多人心中，都会激起五味杂陈的回响。
本文原刊于《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3期，4~22页，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作者：黄道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黄道炫(来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1-01-21 17: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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