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锡俊｜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
2022-04-19 10:06:30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作者鹿锡俊，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关键词
抗日战争 防共协定 共产国际 中日苏关系
1936年11月日德缔结防共协定(以下简称“日德协定”)至次年8月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及附件“绝对密件”，是日本对华提出“共同防共”问题由激化走向落定的时期。其间，中日苏三方围绕是“抗日”还是“防共”(反苏)，展开激烈较量。国民政府作为日苏两国的争夺对象，也因直面“联日”还是“联苏”的抉择而处于纠结之中。这些较量及纠结与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紧密相关。近年，日本有一些人重拾当年日本官方的“共产国际阴谋论”，把中日开战归咎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操纵”。与此相关，中国的网络上有一段时间也出现过“国民政府上了苏联空言的当”一类的言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学界对中日苏三方及国民政府内部各派当时围绕“共同防共”问题的多边博弈尚缺乏深入而完整的研究。对于歪曲史实的论调，不能以“不值一驳”而听之任之。笔者长年注重以国民政府对“防共”与“抗日”相互关系的处置为切入点，对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中日苏关系进行系列性的个案研究。本文的目的是基于多边互动的视角，综合性地考察“共同防共”问题从激化到落定的过程，并通过厘清这一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及相关各方的角色，就中日全面战争的起源等重大问题进一步辨析是非，澄清曲直。
一、 “共同防共”问题在日德协定签署
与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激化
1936年11月13日，日德两国秘密草签防共协定。蒋介石接获情报后大感震惊，在11月19日的日记中，他认为“倭德共同宣言消息或使俄对我迁就”，确定要向德国人克兰(Hans Klein)了解此事详情，并提醒自己今后“对意大利态度应十分注意”。20日，蒋介石在对日德同盟的“无任疑虑”中思考能否利用德国居间调停中日关系，并指出：“如日德同盟必成，则我不加反对为较有利，以其同盟对俄而决非对华也。”21日，蒋介石仍在为如何处理日德关系而烦恼。在“本周反省录”中，他写道：“德倭同盟事在意中，而平时不加注意，又失一着。是经验不足，粗心大意之过，一生能有几回可错也。” 25日，日德两国正式签订防共协定。同日，翁文灏接到克兰报告称“日德义协商思想及文化合作，抵抗共产，不涉及政治及军事”。翁文灏随即电告蒋介石，并建议“宜在欧美各国努力”。翁还打电话“催朱骝先往德，张彭春往英，胡适之联络英美”。26日，驻法大使顾维钧回复外交部部长张群就日德协定的询问电报称：以前我国与德意接近，当为权宜之计，现德意日结合，同以侵略为政策，于我前途有害。英法俄美与中国利害相同，故中国应该速与这四国接近，并逐步解聘德意军事顾问。但蒋介石在27日的日记中就对德方针写的是“甲、渐疏;乙、操纵”，在28日的日记中，则既记下了“德倭之协定实与〔于〕东亚不发生影响”的感想，又留下了“德倭协定与意倭妥洽于我外交之前途成败关系殊大，惟此事利害参半，如运用得法未始非转败为胜之良机”的分析。这些文字反映了蒋介石对日德协定的复杂心理，以及与顾维钧不同的想法。30日，蒋介石“阅报载意日协定将成事实，几不成寐”，记道：“一、意日如果有协定，则形势较之德倭协定为严重，但其结果，意必不能助德倭而德倭同归失败而已;二、意或不致承认伪国，如其果承认，亦无甚关系，而意之本身待受损失，使中英邦交日臻亲密而已。”蒋最后还感慨：“倭德与倭意之协定皆出人意料之外。”
蒋介石对日德协定既有担忧又含企盼，其日记中“倭德共同宣言消息或使俄对我迁就”“能否利用德国居间调停”“此事利害参半”等文字反映出蒋介石对日德协定并非全盘否定。另外，蒋谓日德“同盟对俄而决非对华”，则暴露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片面性。因为，至少从日本的立场来看，要对俄必先对华。蒋介石自己曾一再强调这个观点，但此时则显得太乐观了。
与蒋介石相比，正为避免遭受日德夹击而努力调整对日关系的苏联当局，对日德协定的看法就完全是负面的了。他们认为，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后，不仅有义务持反苏立场，而且任何内阁在对外政策上都会因这一协定的存在而顾虑德国的意向，这将使最敌视苏联的日本军部更加活跃。基于此，苏联当局的结论是“日德协定使苏联的对日调整变得极端困难”。为了警告日本，苏联立即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如拒绝签订日苏渔业协定，切断途经“满洲国”与苏联国境的铁路网，在海参崴检查日本船只，等等。日苏关系随之更趋紧张。
为防止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加入日德协定，使苏联腹背受敌，苏联高层从1936年11月到12月，连续会见刚上任不久的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质询中方如何处置日本“共同防共”的要求。其中，11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蒋廷黻透露了尚未正式签订的日德协定的公开内容与秘密内容，并就正在进行的中日交涉表达了苏方的关切。蒋廷黻对此解释说：中日交涉集中于华北问题与“共同防共”问题，而后者是中心。日本所谓“防共”，一方面是防共产主义之宣传，另一方面是要求中日两国自山海关至新疆西北角共同进行军事防守，但中国政府认为二者均无必要。蒋廷黻还抓住这个机会表示，“我国政府甚愿与苏联政府研究两国关系接近及合作之途径，此乃余今日来访之主要目的”。12月3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多蒙涅可夫会见蒋廷黻。蒋廷黻就11月19日李维诺夫的提问明确回答：中国绝未允许和日本在中国某几省“共同防共”，南京将贯彻“自力剿共”政策，目前在绥远的军事行动就是证据。蒋廷黻还补充谓：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曾说“日本外交官所不能得到者，日本军人将以武力取之”，反映了日本对中日“共同防共”的交涉已经不抱希望。但是，蒋廷黻的表态仍不能使苏联放心。12月9日，斯多蒙涅可夫再次会见蒋廷黻，在重申日德协定意味着侵略国已经初步结成联盟的同时，特别强调：今后“日本能随时对德声明日本或‘满洲国’已受侵犯威胁，因之派兵进攻中国”。
在日德协定带来的震动尚未平息之际，1936年12月12日，中国突然爆发西安事变。对擅长收集中国情报的日本来说，这一事态也是出乎意外的。因此，直到16日，日本外务省还自认“西安事件真相迄今不明”，并判断：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方针应该是先专注于保护在华日人及其权益，同时努力把握情势，待探明真相后再慎重制订对策。
其时，日本正因日德协定带来的日苏紧张而深感危机。与苏联担心国民政府同意“共同防共”、联日反苏相反，日本害怕的是蒋介石接受张学良在事变中提出的联苏抗日主张而使日本遭受两面夹攻。所以，日本外务省在提议静观形势的同时，强调：防止“赤化”势力侵犯东亚是日本的国策，不管是中国的中央政权还是地方政权，只要其标榜容共联苏，日本都不能容忍，在中国各地的外交官必须对此予以严密监视。日本军部也决定：如果国民政府及各地方政权进一步激化容共反日风潮，危害日本居留民安全和在华权益，日本必发动“自卫”。自此，日本政军双方对西安事变一边标榜静观局势，不加干涉，一边则均强化了对国民政府联苏抗日的阻遏。这与正努力防止中日共同反苏的苏联形成正面冲突。在日德协定与西安事变的交相冲击下，国民政府成为日苏两国的争夺对象，必须在“中苏合作抗日”还是“中日共同防共(反苏)”中做出抉择。
另一方面，对西安事变中的国民政府来说，由于苏联迅速表态批判张学良，所以此时更须防范的是日本。为此，12月17日，驻日大使许世英主动向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通报了西安的现状，并称中国媒体都赞扬日方静观事态、保持公正的态度。有田强调：西安事变对日本影响极大，故日本严重关注事态的发展;报道称张学良要求蒋介石容共联苏、对日开战，如果此为事实，本次事件可谓对国民政府的巨大教训;日本曾反复指出国民政府内部主张容共联苏者极多，而此事再次证明了日本的观点;日本绝不能听任中国“赤化”，凡是主张容共联苏者，不管隶属中央政权还是地方政权，日本都希望迅速加以摧毁。
针对日方对国民政府联苏容共的担心，12月18日，张群接见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托其转告有田：国民政府一贯反对共产主义，今后只要共产党组织仍然存在，国民政府就将继续贯彻“反共”宗旨。所以，如果张学良在本次事件中仅主张容共，日本不必担心，但问题是张学良为争取民众的支持，还打出了抗日的旗号，因此中方在处理时必须十分小心。原因是，在目前的中国，反对容共马上就会被宣传成反对抗日。出于这一顾虑，目前中方想先说明抗日的困难，以集中力量消灭容共思潮。在做了上述铺垫后，张群说：为了不让“容共论”得势，国民政府必须要让民众对中日关系抱有希望。但据西安事变以后的情报，关东军正想借机夺回百灵庙，恢复对绥东六县的控制，甚至还想在平津地区重提“华北五省自治”，对此中国政府十分忧虑。因为关东军的这种做法将破坏我们为改善中日关系所做出的努力，促使我们不得不把政权移交给反政府势力。张群的这段发言婉转地重申了国民政府的一贯观点：日本侵华是中国出现联苏容共潮流的根本原因。
但中方的解释显然无法让日方安心。12月19日，有田训令川越茂：日本政府严重关切西安事变后的形势特别是蒋张是否妥协，应迅速接触张群等要人，摸清其真实态度，并告诫中方，日本不会容忍国民政府接受张学良容共抗日的要求。川越遵令于21日下午与张群会谈两小时，传达了有田的警告。张群则再次重申18日对须磨表达的忧虑，强调：如果关于关东军的那些消息成为事实，将损害中方因日本对西安事变抱静观态度而好不容易产生的对日好感。
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脱离险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日本驻华外交官四处探查蒋到底是否对张妥协，得到的消息大致是否定性的。譬如，1937年1月7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从汪精卫的亲友那里获悉，蒋介石在西安经宋子文劝说已经接受张学良的联苏要求，但从西安脱身后因为遭到部下反对，立场又生变化。19日，须磨从翁文灏那里还了解到，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对中共的态度均无变化。翌日，须磨再访张群，要求其说明国民政府对抗日容共问题的态度。张群答道：西安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气氛确实浓厚，但政府要人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杨虎城等人的人民战线派势力;二是以反对内战为旗帜，主张停止“剿共”且为一致对日而不惜容共的势力;三是既主张避免中日冲突，又力争对日恢复平等关系的势力。在强调自己和蒋介石同属第三种势力后，张群说：现在日本最该做的是支持蒋介石，为此，日本应先承诺取消过去非法制造的既成事实，并在今后也严禁此类活动。张群还警告：如果日本不能保证做到此点，中国就无法与日本进行任何对话，因为最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党部一致认为，日本至少须保证对华平等。张最后还开列了日本应该“重做检讨”的主要问题清单，其中包括：日本如何规范自己在华北的行动?华北的中日经济合作能否依靠高压姿态实现?中国如何完成行政统一?日本如何实现外交一元化，使自己的外交官不被关东军牵着鼻子走?日本军部如何处理和关东军的关系?
同月下旬，日本驻华陆军武官喜多诚一和军部顾问山本也就中国有无联苏问题与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会谈。孔祥熙称，蒋介石在事变时身处暴力包围之中，即使有虚与委蛇之处,亦系脱身之计,决非本意,蒋长年坚持“剿共”之历史可作佐证。山本等表示，孔祥熙之说使日本消除了对蒋介石“一方对日敷衍一方联俄抗日”的怀疑，并称即将取代广田弘毅出任首相的林铣十郎在执政后必能为中日关系打开新局面。
如山本所言，2月2日日本政权更迭。为缓和中国的抗日情绪，林铣十郎内阁一上台就宣布要以改善中日关系为重点目标，但是，在摆出对华“温和”姿态的同时，仍把重点放在阻遏中国联苏抗日之上。譬如，日本大使馆在内阁成立的第三天即派人访问孔祥熙，催促说：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要尽早解决，如拖延到五届三中全会再讨论，中国容共抗日的气势难免日益高涨。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川越茂向汪精卫重提消除容共抗日思潮的紧迫性。汪回答说：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口号虽然在中国有识人士中没有市场，但一般民众与前者不同，在国难深重之际，他们往往饮鸩止渴，而不惜使国家陷入险境。国民政府现正努力启发民众认识中共之危害，但收效与否要看日本是否继续恶化两国外交关系。汪精卫的观点与前述张群的逻辑相似：“容共”在中国没有市场，但“抗日”则另当别论，因为它归根结底是由日本所造成，故解铃还须系铃人。
2月21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日本从中国各方要人那里获得的情报都是否认容共抗日的。但是，23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获得内线报告，称武汉行营接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训令，谓最近民众抗日意识高涨，将来中日不可能握手，只要中国以牺牲的决心准备抗日，日本就不敢轻视中国。这使原本对五届三中全会“根绝赤祸”决议基本感到满意的日本外务省怀疑国民政府在容共抗日问题上可能另有秘密决定。所以，在加强对国民党探查的同时，日本亦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动向。2月25日，川越茂向东京报告说，最近中共频频释放与国民党妥协的信号，中国要人对此看法不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陈立夫等抱乐观态度者认为，中共已经醒悟，认识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特别是在西安事变时，中共遭到普遍的谴责，军队亦已陷入困境，所以中共已开始转向;持悲观态度者认为，中共目前的做法完全是出自其一贯的“欺骗策略”，国民政府如受其影响而放松“反共”，将来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会遭遇严重后果;《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则认为，上述乐观论和悲观论都属极端看法，中共眼看大势已去，急于另找活路，确是事实，但另一方面，它也许只是共产党的隐身术，而国民政府也不会轻易上当。
3月2日，准备回国述职的许世英大使到日本外务省辞行。日方向许世英强调，日本虽然大致能够理解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防共问题及对日问题上所表明的方针，但宣言仅是表面上的东西，内部的情形不甚明白，故仍然有疑虑。其中，“防共”是日本最关心的问题，切望中方坚持五届三中全会宣言的宗旨。另外，日本希望中国从技术、经济、学术等非政治性的领域开始，加快招聘日本顾问。3日，林铣十郎内阁任命原驻法大使佐藤尚武出任外相。8日，佐藤在演说中提出：日本应抛弃对华优越感以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今后处理对华关系时要充分听取中方要求，在确保日本利益的同时，对华保持合作精神。以此为标志，林内阁开始了所谓“佐藤外交”，进一步突出了对华“温和”的新姿态。与之呼应，日本军部也对华改为“暂时静观”。对日本军部的变化，国民政府驻日大使馆代办丁绍伋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分析说：日本军人之暂时静观是由于其对华认识之改变。他们从绥远战事看到中国有相当充实之武备，加以中国联苏声浪弥漫全国，西安事变后各方团结，始知中国人爱国观念之深切，仇日思想之普及，故深悔从前之对华认识完全错误。如不停止侵华，中国仇日愈甚，必与苏联携手，倘再与中共妥协，则局势完全改变，在山海关内外之日军有腹背受敌之虞，故不得不慎重。丁绍伋还强调：“以目下情形推之，军部对华政策之强化或弱化，必视中国能否竭力备战、是否预备联俄以为断。如中国内部团结坚固，联络欧美成功，且备战工作愈急、联俄声浪愈高，则日本军人之对华政策必趋软化。然若中国实行联俄，则彼为制机先计，即与中国开战亦未知也。”丁绍伋的分析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日本缓和对华态度和它担心中国联苏有密切关系，因此中国提高联苏“声浪”可使日本更趋软化;其二，假如中国真的实行联苏，日本有可能对华开战。这两点对理解中日关系中苏联因素的微妙性富有启发意义。
正是由于这种微妙性的存在，日本不会因为改取温和姿态而放松在防共问题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3月6日，川越在南京和复职不久的蒋介石会谈，就五届三中全会后王宠惠取代张群出任外交部部长一事，询问中方外交政策是否有变。蒋介石在感谢日本在西安事变时的静观态度后，以“不对外公布”为条件告知川越：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是一贯的，不会因为外交部部长的更迭而变化。而且，张群辞去外交部部长职务后仍居中政会秘书长要职。川越接着重申日本严重关注国共是否妥协，蒋介石答道：三中全会已经表明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态度毫无变化，绝不容忍共产党之存在。
二、 国民政府的真实态度
与中苏冷淡局面的形成
与日方在联苏容共问题上对国民政府的重重疑虑相比，上述国民政府高层对日本的表态是否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态度呢?从作为私密记录的个人日记等中方资料来看，答案是肯定的。
先看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的观点。西安事变后专程回国的汪精卫认为，主张联苏为日本压迫下“一时必然”，但“不能容共”。之所以说“联俄为一时必然”，除了“强日压迫”这一根本原因外，和汪精卫此际的苏联观有密切关系。自苏联推出新经济政策后，汪认为“苏联的五年计划即三民主义的国家资本政策”。所以，时任国民政府铨叙部政务次长的王子壮曾听汪于常委办公时谈“国人现均为成见所蔽，对于苏俄不是出以恐惧的态度即出以赞美的态度，绝未平心静气以思其政策之转变，已由军事的共产转为新经济政策，再转而为国家资本主义”。至于“不能容共”，是因为汪精卫认为1924年国民党的失败“即在容共中去联俄”。所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汪一再强调：对中国共产党“必剿迫至就范受编为止，盖国家不许有两个政府或两个力量存在。对苏俄则主由国际联盟联之，与联法联英同，日人无词生端也”。与此相关，汪精卫还主张“今日联俄之方式并非由我国直接出面，如吾人近日之方针系与英法等合作，因彼而透过苏俄。因对于法西斯蒂，英俄等国利害相同故也”。必须注意的是，汪精卫赞同联苏，主要是出于抵抗日本侵略的策略性考虑，在骨子里他是不信任苏联并高度警惕苏联对华政策的。所以他同时批判苏联说：“苏俄今日之不直中国共党者，以其无力量可言，果使共党能自固一隅，苏俄必仍愿扶置〔植〕之，盖苏俄之所以联英法为对德也，通国民党而不直共党者，以国民党有力可以相与对日也。”基于这一观点，汪精卫在与徐永昌谈话时还“反复理论，对共党只能说收编愿服从国民党主义的匪军，非所谓容共，并历举过去容共尤其是武汉时代共党之猖獗无信义，直想消灭国民党，举中国畀为苏俄作牺牲等等。又云，‘剿共’不是内战，共党是内乱”。
作为山西地方势力要员之一的徐永昌在进入国民政府中枢后，也一再表达同汪精卫相似的观点。在1937年2月6日的日记中，他对“张季鸾谓蒋先生之能出西安，是第三国际命令共党者，其理由系恐乱了抗日战线”的说法感叹道：“谋中国福利的党，行动须听命第三国际，中国福利可想。”同月23日，汪精卫对徐永昌指出“俄已自不暇给，所以为国际学说，使国际自乱无暇及彼(共产制在俄已不适用，乃诱他人行之，是欲牺牲他人为俄国屏蔽而已)”。和汪的观点相呼应，徐永昌也针对“第三国际命令中央共党”，“倡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共同抗日”的方针分析说，“昔日共党方法徒招国民党向之拼命，今日共党方法使国民党自攻，此知俄之共产所以适俄保俄也”。
需要强调的是，汪精卫与徐永昌的看法在国民政府内部并非少数。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看，西安事变以后，国民党中央的主流意见是认可抗日，但坚决反对容共。对此，无论是代表两广势力的李宗仁、白崇禧，还是代表华北地方势力的宋哲元，都表示赞同。与会者还指出必须从速解决陕甘问题，“否则主张共同防共之国家，恐将提出意见”。
另外，作为国民政府核心人物的蒋介石，对苏联与中共问题的看法也很复杂。一方面，蒋介石确实对苏联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所发挥的作用心存感激，在反思事变的教训时，蒋还对汪精卫表示后悔说，在中共要求改编时，“本人虽未拒绝，但允编极少”，“彼时如稍予宽容，不至生此西安事变，至国家蒙极大之损失也”。因此，1937年1月初，蒋介石在考虑今后对日对苏外交方针时提出“以国联为基础，与俄合作”。2月8日，他还在“民国26年大事表”的“本年政策”中列入“和俄制共”。但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引导国民政府停止了武力“剿共”，在对中共的政策上他却和汪精卫等人相似，主张“抗日防共务须并顾兼筹”，而根本方针是通过“招抚”或“收编”以取消中共军队，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容共”是有重大区别的。
至于对“招抚”或“收编”的具体考虑，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有很多记载，反映了蒋介石的心声，也证实了这些心声和蒋对中共的公开表态之间的差距，故须特别重视。此处摘录如下：1937年1月2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记道，对中共“要求规定经常经费与亲笔函证严斥其妄，终止谈判”;2月16日的日记中，蒋重申对中共的原则是“编共而不容共”;2月18日的日记中，蒋强调，“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必须根绝尽净”;3月上旬的日记中，蒋强调，对中共“只可编其军队而决不许其成立军部或总指挥部”。蒋还提出对中共“收抚不可迁就之条件”是：“甲、不能设立总部。乙、不能成立特区。丙、不能留编地方警甲为武力暴动之张本。丁、对其高级干部保护其自由权，如其愿出洋，则可由政府资送。戊、政党组织必须在国民大会之后。”3月15日，蒋还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中国始终在俄倭夹攻中自求出路”，“今年之中国必须在日本伪亲善”及中共“假投降情势之下稳定本国阵线，加强国力之充实”。
以上是国民政府高层对“联苏”与“容共”问题的基本考虑。那么，在实际的对苏政策上他们是如何处理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对苏联在西安事变后的动向作一概观。
当日本在西安事变后加强阻遏国民政府联苏容共之际，苏联也正在进一步努力防止国民政府联日反苏。为此目的，苏联的对华工作在对中共和对国民政府两个方面同时推进。对中共方面，1937年1月，苏联为推动中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通过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旨在停止内战的一切措施采取支持的方针，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为反对日本侵略而斗争。为此，苏联还明确要求中共放弃苏维埃制度、放弃普遍没收土地等做法。在对国民政府方面，鉴于西安事变带来的非常事态还在持续，苏联决定等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中国内政状况明朗化以后再确定具体方针。为此，1月2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指示：暂回莫斯科述职的鲍格莫洛夫大使应和在华留守的苏联大使馆代办就所有问题进行研究，南京的苏联驻华大使馆与上海的总领事馆要积极收集情报，但同时应避免被人认为苏联在积极干预中国内政。
在一边等待中国尘埃落定一边积极收集情报、筹划对策之际，2月11日，鲍格莫洛夫向李维诺夫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主张：中国的反日派把成功抵抗日本的希望寄托于苏联的援助及缔结中苏互助条约之上，停止互助条约的谈判将会被亲日派利用，所以苏联应该和国民政府进行关于互助条约的谈判。这一谈判的意义在于使中国不能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做出让步。反之，如果中国同意日本的这项要求，则等于中国加入日德协定。总之，中苏互助条约不会加快日苏战争的到来，而只会使之推迟。
2月16日，即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的翌日，鲍格莫洛夫还和蒋廷黻会谈，主张中国应该对日强硬，理由是，从以往的事例看，中国越是退让，日本越是加强侵略，最近中国没有满足日本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反而什么都没发生。鲍格莫洛夫还说，苏联虽然对日保持消极姿态，但实际上苏联的军事、政治力量已经对中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欲望。蒋廷黻对此表示同意，但同时反诘说：苏联的政策颇有令中方不放心的成分，因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苏联与日本的冲突都和平解决了，并且每一次都是苏联让步。鲍格莫洛夫则对国民政府的对德友好政策表示不满，称德国在华军事顾问使苏联担心，并强调：日本主张的“共同防共”意味着授予日本军队在中国停留的权利，使中国在实质上接受日本的保护。
2月21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国民政府的政策已经明朗化。26日，苏联驻华外交官通过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的谈话确悉张受蒋介石的委任正与周恩来谈判，周已接受蒋介石对中共的提案。张冲还向苏联透露了五届三中全会的秘密内容：“张群的外交报告是：(1)活跃中国和美英苏的外交关系;(2)积极支持并参加国联的活动;(3)支持集体安全保障思想”;“何应钦的军事报告是：(1)废除冀察政务委员会;(2)废除殷汝耕的自治”。
中国的这些动向都符合苏联的预期。3月8日，苏共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六点决议：1.委任鲍格莫洛夫重开苏中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涉;2.中国如愿意在缔结太平洋地区条约上发挥主导作用，苏联向其承诺支持;3.在两年内对国民政府分6次提供信用贷款合5000万墨西哥元，供其购买飞机、坦克等军需品;4.在苏联为中国培养飞行员和坦克兵;5.不反对蒋介石儿子回到中国;6.接受鲍格莫洛夫关于中苏文化交流的提案。
相较前述鲍格莫洛夫的意见，不难发现苏共政治局否定了他关于开始中苏互助条约谈判的重要建议，而仍然坚持优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但与过去不同的是，苏共政治局正式决定向中国提供大笔资金与物资，并同意蒋经国回国，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蒋介石“倭德共同宣言消息或使俄对我迁就”的预测。这两点说明，莫斯科的目标是在避免自身被卷入的前提下，通过资金及物质方面的援助，推动中国抗日。
作为上述关于中国问题的六点决议之一，在经过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的亲自谈话后，3月26日，蒋经国踏上回国之路。28日，他在途中致电季米特洛夫称“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
苏联针对西安事变后新形势的对华政策从此进入实施阶段。但是，由于两大原因的存在，使其难以获得国民政府的响应。第一个原因是双方在拟订条约性质上存在重大分歧。中苏两国自1935年华北事变后开始合作抗日的谈判以来，国民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一直是缔结中苏互助条约而非互不侵犯条约。因为他们认定，只有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互助条约才真正具有制止日本侵略的价值，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不但缺乏实际意义，且有刺激日本加快侵华步伐的负面作用。因此，国民政府在对苏谈判中一贯坚持的原则是，要么缔结互助条约，要么连互不侵犯条约也不签订。但前述对华决议说明，苏方的对华政策和中方的对苏原则是严重冲突的。
第二个原因是国民政府的对苏判断。如前引国民政府高层的对苏观所示，经过1935年以来十几个月的反复交涉，他们对苏联推动中国抗日的真实目的是有深刻认识的。关于这一点，作为对私人日记的补充，还可举出两份政府档案。其一，张群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秘密外交报告中指出：苏联“整个的国策还是在避免战争，完成建设。所以近年以来日苏对立形势虽日趋尖锐，尤其苏日、苏伪之间的边境纠纷层见叠出，随时有引起战争的可能，然细察苏俄对日交涉，事事表示退让，如出卖中东路，以及库页岛油田、北海渔权等问题次第解决。日德协定发表后，苏俄曾表示拒绝签订渔约，然而结果还是承认旧约延长一年。这种事实都可以证明苏俄竭力避战。然则苏俄在远东方面绝对不能为中国多负责任，致妨其避免战争完成建设的国策，不难推想而知”。张群还强调，“我们对于苏俄的期待，在苏俄国策转变以前，恐不易达到进展的目的”。
其二，尽管苏联和共产国际在给中共的指示中一直强调保密，但国民政府的情报部门对苏联的意图还是掌握了许多信息。譬如，与张群的外交报告相呼应，2月24日调查统计局的谍报说，西安事变以来苏联对华北的“赤化”工作渐次活跃，其密使会见毛泽东，所商讨的“今后指导方针”包括：符合南京政府之抗日口号;宣传人民阵线之旨趣;绝对避免使人联想“赤化”工作与共产主义有直接联系;促使陕甘与新疆同样实现第二外蒙古化。另外，共产国际最近还指令中共：中国之出路唯有以抗日为基础，今后应以人民阵线方式与国民党妥协，在黄河以西建设人民阵线国家。同张群的报告一样，此类情报足以加深国民政府对苏联的戒心。
上述两大原因所产生的影响，在其后鲍格莫洛夫和国民政府的谈判过程中有充分体现。
身负苏共政治局重任的鲍格莫洛夫于3月底回到中国。4月1日和2日，他先后在与孔祥熙、陈立夫的会谈中介绍了苏联关于中苏谈判的新方案。在孔、陈报告蒋介石后，4月3日，鲍格莫洛夫与蒋介石会谈。结束后，鲍格莫洛夫向莫斯科报告说：我国拒绝互助条约并未让中方感到意外，故我国支持太平洋条约并对未来签订双边条约寄以希望的承诺为下一步谈判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气氛。另外，我国关于技术合作的建议也引起了蒋介石的兴趣。这一报告反映了鲍格莫洛夫对与中方初步接触的结果是满意的。其实，鲍格莫洛夫不知道的是，会谈前一日蒋介石刚刚在日记中写下对“俄态不肯彻底”的不满，并强调要注意中苏关系中的蒙古、新疆问题。接着，蒋介石还在4月11日的日记中提醒自己“对倭不宜过于冷淡，免俄居奇”。因此，4月12日，鲍格莫洛夫和王宠惠举行会谈时，并不了解中方的实情。会谈中，鲍格莫洛夫正式向中方建议：由中国政府率先向太平洋国家提议参加太平洋地区互助条约的谈判，同时中苏两国立即开始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为打动中方，鲍格莫洛夫除表明苏联愿意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外，还特意在中苏互助条约问题上有所松动，称太平洋条约如无成果，苏联愿意重新考虑缔结中苏互助条约的问题。但是，王宠惠虽然答应把苏方的建议提交政府讨论，却在后来一再推迟会面。
鲍格莫洛夫等待期间，至少有两件事预示着事情不会按他的愿望发展。首先，蒋介石在4月23日就影响中苏关系的重大悬案即外蒙古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的三个原则：“一、对俄先解决外蒙与中国直接洽商独立问题，然后承认其十年后之独立。二、中国在外蒙之宗主权须确立。三、中俄两国协商宣言为永久独立国。”这三条和国民政府在公开场合的立场相比虽有退让，但距苏联对外蒙古的要求仍有很大距离。
其次，负有推动中苏抗日合作重任的蒋经国回国后未见其在这一方面有何实际活动，在莫斯科的蒋廷黻却根据自身近半年来的现场观察，于同一时期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交了一份令人灰心的报告。报告首先提醒当局注意：“苏联之外交政策完全避战政策也。国人切不可有丝毫之误会。即对日、德两国，苏俄亦毫无挑战之意。不仅此也，苏联且愿为维持和平作相当之牺牲。”“苏俄对日、德宣传之积极与乎事实上之消极，引起欧人一种推测，以为此邦之实在外交政策在期待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相互战争而苏联则坐收渔利。”接着，在具体分析中苏关系时，该报告还指出：“苏联当局一面极望吾人抗日，其代表与国人私自谈话亦竭力鼓动吾人抗日，然彼辈政府曾未与我国政府说一句负责的实着边际之话，且苏联本身对日尚力求避战。此乃职对苏联最不满意之点。”
正因如此，当鲍格莫洛夫在几经催促后终于得以在5月17日实现和中方的再次谈判时，中方的回应使之大感意外。中方这一次的参加者有王宠惠、冯玉祥、孙科三人。冯玉祥是中苏合作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在会谈开始即说：最重要的是中苏如何作为盟国来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此必须加快中苏互助条约的谈判。在鲍格莫洛夫提议先谈太平洋条约后，冯玉祥反驳说：那个对我们没用。中国好像是一个重病人，如果按部就班慢慢来，就会死亡，而且，如果我们邀请了许多客人却没人出席，作为东道主将大丢面子。鲍格莫洛夫解释说：一般的熟人可能不来，但真正的朋友一定会来。冯玉祥答：日本一定会反对这个条约，即使他们同意谈判，也一定会要求“满洲国”参加。届时中国怎么办?鲍格莫洛夫说：即使日本拒绝，缔结太平洋条约的建议也会在日本国内获得一部分舆论的支持。总之，太平洋条约对中国没有任何坏处，日本军部的对华要求只会因此降低而不会再加以提高。中国比以前强大了，而日本正在衰落中，目前日本已经不可能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冒险。孙科虽然同意鲍格莫洛夫所说的“日本正在衰落”的观点，但在讨论各国对太平洋条约可能采取的态度时认为：日本一定会反对太平洋条约，一贯强调不干涉政策的美国也一定会拒绝参加。对此，鲍格莫洛夫否定说：美国对太平洋问题的关心超过欧洲问题，太平洋条约对美国的舆论也有巨大意义。王宠惠以美国的中立法为根据，反驳鲍格莫洛夫说，“美国对太平洋条约毫无疑问会持消极态度”。王还强调：条约本身不会产生什么作用，因此苏联的提案没有实际利益。在谈判出现长时间沉默后，冯玉祥打破僵局，把话题再次转移到开头的主张：中国需要的是具有攻守同盟性质的秘密条约，有必要的话，也可把它摆上桌面。鲍格莫洛夫则再次拒绝说：苏联对外政策的原则是反对秘密条约并坚持任何条约都需要有舆论的支持，但他很难使苏联舆论相信中国有意接近苏联，因为中国的报刊对此完全沉默。接着，鲍格莫洛夫再次建议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强调苏联准备对中国提供技术性援助。对此，王宠惠提出了中方的对案：“立即开始太平洋条约的谈判，同时进行中苏互助条约的双边交涉。如太平洋条约的谈判失败，为了不浪费时间，中苏立即签订互助条约。”鲍格莫洛夫马上拒绝王宠惠的建议，并提出两点理由：其一，王建议的做法会使关于太平洋条约的谈判成为一种被人一眼看穿的把戏;其二，苏联在互助条约问题上经验丰富，故互助条约的谈判比较简单。鲍格莫洛夫还列举苏联法国条约与苏联捷克条约作为他第二条理由的佐证。王宠惠立即反驳说：远东情况特殊，中苏间的条约与上述两个条约不可能相同。因此，为了避免冗长的手续，应该立即开始中苏互助条约的谈判。鲍格莫洛夫以世界舆论不欢迎重返战前的军事同盟条约为理由，提议：同时进行太平洋条约和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并对华提供技术性支援;如太平洋条约无法成功，马上开始以两国舆论都可接受的方式进行中苏互助条约的谈判。对此，王宠惠说：“中国在充分检讨今天的全部谈话后，数日内正式回答。”但是，其后直至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因认为苏方的提议“关系我国存亡至深且巨，我国似不宜轻于拒绝，亦不宜仓促赞成”，故始终只允慎重考虑，而未作切实的答复。另外，蒋介石本人此期虽然一直在思考对苏问题，但直至6月底，他个人在对苏外交方面也始终未有进展。
顺便指出，5月17日的中苏会谈后，苏联的肃反运动进入高潮，导致苏联红军进一步遭受重大损失。这种现状显然也影响到国民政府的对苏态度。譬如，6月24日驻苏大使馆武官处报告蒋介石，“苏联此次杀戮最能干最孚众望之将领9名，不仅减弱红军战斗力，且减弱英法诸国之好感”。“苏联人数之实际生活，离我国杂志报章代为宣传者远甚，此亦苏联政治不安及回避战争之原因，盖若一旦对外战争挫折，国内叛乱即难幸免也”。
三、 日本在扭曲的心态中变本加厉
上述经纬说明，在日本最担心的中苏关系方面，国民政府虽在以“联苏”作为对日战略选项的必要性上有共识，但在苏联提出新的合作方案后，国民政府仍然坚持一贯的原则。因此，在苏联坚持拒绝缔结互助条约的背景下，国民政府既不同意按苏联要求出面筹划关于太平洋条约的会议，也不同意谈判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结果，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中苏关系事实上一直处于冷淡状态。
另一方面，与这种对苏态度相关，国民政府在对中共问题的处理上也仍然维持着此前对日本表明过的态度。关于这一点，蒋介石在他1937年五六月的日记中留下了很多记录：5月13日，蒋写道，对中共“应使其取消名称与改编组织，如此则拟积极指导，否则不准其公开与着落”;5月25日，蒋写道，对中共的方针为“甲、宽给其经济;乙、严限其军额;丙、政治从宽;丁、区域宜严，不能使之独立;戊、问其各省军阀借口‘中央容共’叛变时，则共党武力是否共同讨逆;己、勿准有各党各派字样;庚、领袖权责”;5月31日，蒋写道，“对共方针：甲、经济从宽。乙、政治次之。丙、军事严定限制。丁、主张坚决，绝对不能迁就。戊、行动须令一致。己、区域与军官仅施监察亦可。庚、勿准联合各党各派主张。辛、勿准宣传。壬、改党名，誓行三民主义。癸、领袖权责”;6月1日，蒋写道：“对共党与第三国际关系应令断绝或设法间接连络，最重要者，使共党明了中国抗倭须以中国为本，而非为其他国家抗倭也”;6月5日，蒋写道，“对共警告：甲、不能提不必做之言、不能做到之事;乙、绝对服从与一致，不得擅自宣传;丙、不得任意活动与组织;丁、对第三国际之限制”;6月8日，蒋写道，“一、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立总机关，此决不能允许也。二、劝共党减低目标，注重实际，恢复社会信用，改变观念，并免领袖为难”;6月17日，蒋写道，“对共党之要点：甲、优容与严厉监督。乙、夺取群众之禁止。丙、陕北政治之中央统一。丁、毛泽东出洋。戊、民主口号与各党各派联合口号之取消。己、不得为外国而抗日”。
至于国民政府此期的对日关系，鲍格莫洛夫在被中方一再拖延答复时，曾于1937年5月7日致电莫斯科分析其原因说：中国的领导人依然不相信自身的力量和民众，所以他们想利用日本暂时的虚弱，争取在与日本的交涉中取得好条件。中国推迟和我们的谈判，是因为他们想和日本谈判。鲍格莫洛夫的这个看法确实反映了其时中方对日关系的一个真实面相。因为，自日本推出佐藤外交后，国民政府确曾对其寄予一定的希望。为了打消日本对中国联苏容共的疑虑，3月15日，蒋介石还主动会见喜多诚一等人，向他们重申：除非共产党完全服从根绝“赤化”决议，特别是断绝和第三国际的联系，国民政府绝不与彼等妥协。蒋还提出：中日两国应该以“道德”和“道理”相处，首先致力于融洽感情，特别是双方军人的感情。与蒋相呼应，王宠惠等政府要人也对日本的新姿态予以较高的评价。
在这一背景下，国民政府从三个方面对日本的新姿态做出了积极的回应。首先，在3月接待日华贸易协会会长儿玉谦次率领的日本经济考察团来访时，针对日方提出的“优先经济合作”的要求，国民政府以政经相连为理由，主张以消除日本制造的政治障碍为经济合作的前提。日本经济考察团返日后，王宠惠等人在同日方要人的谈话中，也多次希望日本以实际行动贯彻改善中日关系的理念。其次，在政治方面，国民政府并不准备把一揽子解决包括“满洲国”问题在内的所有重大问题作为改善中日关系的首要目标;同时，基于“华北是中国的生死存亡问题”的认识，国民政府重申了1936年9月的对日要求，期望日方首先切实解决华北问题，包括废除殷汝耕体制;废除上海协定、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解决华北走私问题和冀东察北问题等。再次，在外交领域，国民政府要求实现一元化，包括：在日本，应避免军部干涉外交，凡是外交问题应由日本外务省统一负责;在中国，则外交问题应该由南京中央政府负责处理，日本不可再与现地政权搞所谓的地方交涉。
从国民政府在对苏、对中共和对日本三个方面的处置可知，此期国民政府对改善中日关系是认真努力的，而且这种努力和他们对“联苏”的谨慎、对“容共”的排斥互为因果。因此，如果当时宣称要贯彻对华“新认识”的日本，真的能够正确认识中国，真的能够抛弃侵略政策，以“合作精神”对待中国，那么，中日关系、中苏关系与国共关系的发展，本来还有多种可能性。但是，日本的实际做法，却促使多种可能性最终向中日全面战争这一种可能性汇集。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呢?对此问题，笔者已有专论详作考察。为避免重复，本文拟着重对日本决策层在推出“温和”姿态时的心态及其影响作一个补充性的分析。因为，决策者的判断与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特有的心态制约的，而迄今对心态问题的轻视，给战争起因研究留下了空间。
从下述三个方面看，日本在推出对华“温和”姿态时，心态十分扭曲。
第一，日本推出“温和”姿态，是因为看到九一八事变以后曾经步步奏效的强硬手段在华北事变后明显失效，甚至在效果上和愿望适得其反。所以，这种“温和”本来是其在侵华手段上的一种纠错，而且其考虑的最多只能说是暂时不在政治性、军事性的侵略上“再进”，而完全不是“后退”。但是，日本一边强调这一性质，怕被中国“误会为退让”，一边却又自相矛盾地以为暂停“再进”就是对中国的“让”甚至是“恩”，故中国应该就此知足甚至是感恩。但就中国而言，日本在方法上的纠错本来就是应该的，而且，比前者更重要的是观念、目的的改变，其在政策、行动上必须体现在日本从同意消除其在华北制造的特殊化开始，逐步向中国归还其攫取的侵略果实。所以，日方很快看到，与自己的预期相反，国民政府拒绝优先经济合作，坚持同时解决政治问题;拒绝承认日本在华北制造的特殊化，坚持实现华北的正常化。由于没有改变旧的观念，也由于长期养成的对华优越感，日本在精神上已经习惯居高临下地对待中国。这种潜意识和原来指望中国“知足”的心理重叠，使日本把国民政府这些旨在维护本国主权的正当举措都看成是对日方“温和”姿态的“逆用”。这样，尽管国民政府对华北问题的要求早在1936年9月即已提出，日本却还是把中方的这些坚持视为利用日本示弱而“得陇望蜀”。
第二，日方的对华“温和”姿态之所以未能获得预期的效果，根本原因在于它不愿抛弃侵略目的，竭力死守既得侵略果实。日方将失败之因归结于其“温和”姿态所产生的副作用，即中方因为日本示弱而变得“逞强”及“低估日本、高估自身”。据此，他们在得出“温和反遭轻侮”之结论的同时，很快重新肯定了对中国的强硬路线。
第三，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开始流行所谓“中国非正常国家”的中国观。它的基调，是指责中国因不知反省而陷于混乱、分裂并殃及日本。因此，中国不是可适用国际条约的正常国家，日本看似违反条约的对华行动只是出于无奈。但是，日本当政者是否真的希望中国统一与进步呢?答案是否定的。譬如，在佐藤外交刚刚推出的1937年3月，在有军部和外务省官员参加的外交政策研讨会中，就有人介绍了日本社会上针对“南京政府十年来令人震惊的进步”所流行的这样一种主张：“若让中国那样的大国和日本一样进步下去，日本必然被其碾得粉碎。日本既知此理，就不能对中国的进步袖手旁观。日本的选择只有两种：或者赶在中国进步之前先使之溃灭，或者阻止其进步而使之停留于从属日本的劣等国地位。”总之，日本既讨厌中国的分裂、落后，又害怕中国的统一、进步，内心十分矛盾。同时，日本出于对自身迄今侵华行径的理亏及心虚，一直担心中国强大后必定会由解决华北问题进而要求收复包括“满洲国”在内的全部失地。因此，在认定“温和”已经造成副作用后，他们在死守既得侵略果实的同时，为提前阻止中国将来对日本的清算而遏制不住先发制人的冲动。
正是在上述三大原因所造成的这种扭曲心态的制约下，在日本经济考察团提出的“优先经济合作”受挫后，林内阁在3月底就实质上停止了调整中日邦交，转而开始考虑如何消除“温和”姿态的“副作用”。而其特点，则是要寻找机会“惩罚”国民政府，纠正其对日本的“轻侮”，恢复日本对中国的所谓“威压力”。另一方面，在把国民政府坚持恢复华北主权的做法断定为“见弱逞强”与“得陇望蜀”的同时，日本把国民政府拒绝“共同防共”、坚持自力“防共”的态度，等同于容共“赤化”，从而进一步把逼迫国民政府接受“共同防共”作为优先目标。从根本上说，它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在日本以维护既得侵华果实为绝对前提的状况下，只要国民政府不接受既成事实，坚持要求恢复主权与国土，中日战争就无可避免;只要中日战争无可避免，国民政府就必然联苏容共，以对外借助外力，对内实现国共合作。而要防止这个局面的出现，日本只有逼迫国民政府接受“共同防共”，才能收到外防中苏联合、内防国共合作的效果。
因此，林内阁在停止调整中日邦交后，于4月16日推出了由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决定的《对华实行策》与《华北指导方策》。文件一边提出“今后不进行谋求华北分治或可能扰乱中国内政的政治工作”，一边却再次确定：日本对国民政府的方针，是促使其逐渐抛弃容共和依从欧美的政策，转而接近日本。特别在华北方面，日本要促使国民政府自觉协助实现日“满”华互助的各种措施。日本对华北的目标，是使该地区实质上成为防共、亲日“满”的地带，同时有利于日本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借此遏制“赤化”势力的威胁。为此目的，日本要促使国民政府实质上承认华北的特殊性，并寻机尽快解决下列悬案：取缔排日言行;招聘日本顾问;开辟上海—福冈间的航空线路;逮捕并引渡反日朝鲜人;解决上海等地的涉日事件等。这一决定的出台，意味着日本不但全面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实现华北正常化的所有要求，还明确规定要以政治以外的其他手段继续加速推进“共同防共”及华北的特殊化，以在阻遏中国联苏抗日的同时，确保华北成为日本对苏战争的战略基地。
在这一方针的引导下，1937年4月中旬以后，当对日本的新姿态仍抱有一定幻想的国民政府继续期待改善中日关系，并因此而在对苏关系上避免刺激日本的时候，日本已经不加掩饰地进一步加强对中苏关系的干涉。譬如，4月19日，王宠惠在和川越会谈时，把原来“政治优先”的提法调整为“政经并行”，即“华北问题与经济提携问题宜同时加以全盘之研究，不必分前别后”，以图缓和中日关系。川越却把话题转向中苏关系，质问中苏通商条约谈判现状，并强调此事对于日本关系重大。翌日，王宠惠和喜多会谈时，再次主张中日双方要从民众感情的角度改善关系，喜多却要求中方取缔反日言论，并强调日本对中苏关系的关注。
另外，在对中苏关系的认识方面，4月下旬的两个机密文件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危机感。其一，是4月27日驻苏大使重光葵寄达日本外务省的密函。密函称，苏联在通过各地的共产主义大学培养出大量中共党员的同时，还促使中共驻莫斯科代表王明向中国内部发出指令。现今莫斯科对中共的指导已非依靠红军推翻国民政府，而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促进抗日。这是日德协定成立后苏联对抗日本的重要手段。
其二，是同一时间出台的题为《苏联对华活跃的真相》的研究报告。报告首先指出：苏联为完成对日军备，以便在将来的战争中获胜，目前正把外交的重点放在使日本孤立于国际社会和促使中国成为苏联的筹码。在军备方面，苏联已经压倒日、“满”，而且在中国拥有强大的情报机关与宣传机关。接着，该报告说：在苏联的引导下，中共在西安事变后改变政策，停止正面反蒋，重视通过人民阵线工作争取大众，目前红军干部已经公开出入南京。苏联的对华口号是“收复满洲失地”与“抗日救国”，不但令任何中国人都无法反对，且对中国民众充满诱惑力。蒋介石如果因害怕中日冲突而犹疑不决，就会被定罪为“卖国贼”。最后，该报告在“苏联对华北问题的关注与日本的觉悟”一节提醒说：对华北，日本有人主张维持冀东现状，理由是由于中国得陇望蜀，日本若放弃冀东，中国最后必然要求归还满洲。但我们不可忘记苏联的企图是诱发中日正面冲突，日本应该觉悟的是：在处理华北问题时，要顾及“满洲国”;在处理对华问题时，要虑及苏联。这一提醒实质上是警告当局：日本如为防止“中国得陇望蜀”而坚持推行华北特殊化等政策，将大大有助于苏联实现其对华目标。
上述两个文件说明，日本对苏联在对华政策上的转变及其目的是清楚的，对日本唯有从放弃华北特殊化做起，才有可能真正阻止国民政府联苏抗日，也是明白的。另外，5月的其他情报还说明，日本对苏联在中苏谈判中受到冷遇也有所把握。但是，知道“该怎样”和实际“做什么”是两回事。在其后的行动中，日本一边明知何为釜底抽薪，一边却仍然坚持抱薪救火。而且，由于心态的扭曲日趋严重，他们一边在对华态度上变本加厉，一边却还自感委屈。譬如，5月9日，日本军部公然威胁：军部立场始终以对苏外交为中心，但对苏与对华密切相关，中国有“赤化”危险为日本最大忧虑，如中国抗日更甚，则日本军部或将直接夺取政权。5月13日，日本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日高信六郎还对汪精卫抱怨：“关于日中关系，过去是中国担心日本将进攻到哪里为止，现在则是日本担心中国将反攻至哪里为止。” 5月20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在讨论中国为何出现国共合作抗日的呼声时，还倒果为因，称问题缘于国民政府“难以反对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宣传”，并强调：国共妥协即使只是暂时的，也强化了中国的统一，使其今后的对日政策强硬化。5月29日，日高信六郎报告外务省说：最近中国的对日态度是，凡被视为非法者，不管是否属于既成事实，均予取缔，对日本人的监视日趋严密，对一切非法行为似乎以毫不留情为方针。5月31日，林铣十郎内阁因为国内政治纷争而辞职，6月1日，近卫文麿在日本陆海军的一致支持下奉命组阁。因为近卫文麿曾经提倡“对华新认识”，蒋介石一时认为“倭政尚未到极端关头，犹有转回余地”，故考虑“对俄购械问题应慎重不急”。可是，紧随日本政权更迭而来的动向与蒋的愿望恰恰相反。6月2日，近卫文麿宣布全面接受军部的主张。6月4日，近卫内阁正式成立，外相是首倡“中日共同防共”的广田弘毅。翌日，关东军即向有关方面“内示”其《关于对华政策的意见》，主张：从目前的中国形势和我对苏备战的需求出发，只要我方武力允许，即应首先对中国予以一击，使之不能再起，以消除我对苏作战时的后顾之忧;即使我武力尚不允许，至少也应迫使中方接受既成事实。鉴于中国的民族性，对国民政府主动追求亲善只会助长其排日侮日态度，而对日本吹毛求疵。6月29日，日本外务次官召见丁绍伋，在重申拒绝接受中方对解决华北问题的要求后，再次质问国民政府为何容共。
这一背景下，卢沟桥事变爆发。从事变本身而言，它似乎有某种偶然性，但就日方此时此刻的心态而言，他们乘机变本加厉地用武力压服中国的做法就是必然的了。据最初的现场负责者一木清直(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的自述，他是为了避免“中国人产生只要实弹射击，日本兵就会逃跑的观念”和“维护日军的威信”，而在明知所谓“失踪兵”已经安全归来、发动攻击的理由业已消失的状况下，仍然坚持进攻中国军队。另外，在日本决策层，围绕对卢沟桥事变的处理方针，其内部最初虽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争，但决策层很快就形成了以强大的武力对中国“加以一击”而逼迫国民政府屈服的一致意见。其原因之一，就是对九一八事变时期“我硬则敌软”的再肯定。接着，在对华北问题的处置上，日本拒绝与国民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坚持与华北地方政权作“现地解决”，并将国民政府希望日本外交一元化的主张视为“对日本的挑衅”。与此相关，在对待国民政府的态度方面，7月19日，关东军提出日本第一阶段的目标应是将华北政权从国民政府分离出来，使之成为自主独立的地方政权，与日、“满”建立军事、政治联盟。如果国民政府妨碍日本实现此目标，日军就应迅速占领南京和上海，以武力为威胁，迫使其承认“满洲国”及华北特殊化，与日本“共同防共”。7月23日，日本外务、陆军、海军三省的局长会议确定“时局处理方针”，以“中国承认‘满洲国’或承诺不再提‘满洲国’问题，同意缔结中日军事同盟”，作为日方“调整邦交”的第一步要求。这样，日本就在抛弃温和姿态、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的同时，再次确定要以武力实现“日中共同防共”。另外，在对苏方面，7月24日，关东军司令部提示了三个要点：1.苏联因为西班牙的局势，特别是国内肃反造成的混乱，目前不可能对日本在华行动进行干涉。但如果日本错失目前良机，将来苏联的发展不会比日本缓慢，而且其专制力量恢复后，定能强化其国内统制与开战准备，并日益增强中苏两国的相互策应。2.如放任中国，其必利用此次中日纷争，加强统一，昂扬抗日气势，快速增强军备。3.英美等国不可能单独或联合干涉日本扩大事变，而且日本还可期待日德提携形成的对欧洲的牵制力。关东军的结论是：从内外事态特别是西欧形势及苏联动向、国内舆论来看，目前是推进对华积极战略的天赐良机，故此时处理中国问题，应断然争取彻底的解决，以求巩固“满洲国”的基础并奠定解决对苏问题的根基。
日本就这样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最终走上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不归之路。
四、 中苏缔约与“共同防共”问题的落定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主持谈话会。在留守南京的国民政府要人中，据徐永昌观察，一般都希望和平，“尤盼能和平至6个月后(此为最小限度，因彼时各要塞新炮大部可以装成)”。徐永昌本人也在7月14日举行的军事机关长官汇报会上，以中方“准备未成”为由，主张对日忍耐。17日，徐还谈及苏联和中共，称：“余以为只要有苏俄、有中国共产党、有中国青年学者，除了殷汝耕等毫无心肝者外，还怕哪个不抗日?我们自然是要抗日，特是苏俄怕日对他、怕中国消灭了共党，设计刺激引中日先敌对，使无备而弱病，对中国不得不战。余谓全国人更可怜者，此也。” 19日，喜多诚一会晤何应钦，要求中国先撤回进入河北的军队，停止空军动员，否则不可能避免战争。何应钦告诫喜多说：中日战争的结果，中国与日本必两败俱伤，“终将使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坐收渔人之利”。其后，何还托徐永昌电请蒋介石“应谋和平”。
以上事例说明，卢沟桥事变刚发生时，在南京的军政要员中，主张和平解决的声音不小，而且某些人的主要理由是对苏联及中共的戒心。但是，如同西安事变爆发时很多人想当然地把原因归结到“苏联阴谋”一样，徐永昌的说法也完全是倒果为因，即因为中日战争在客观效果上有利于苏联，就把战争的发生归因于苏联“设计刺激”，而无视日本侵华在先这个根本原因。顺便指出，此际徐永昌及主和派的很多言论都有这一特点，必须引起注意。
和留守南京者的态度不同，庐山的蒋介石闻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决心马上应战，并考虑“动员六师北运增援”。7月17日，蒋在庐山发表警告日本的演说，并于19日不顾众人反对公布了演说的内容。20日，蒋介石由庐山回到南京。同日，外访途中的孔祥熙从欧洲致电蒋介石称：“中日事件如非确有相当把握，似宜从长考虑。以国际形势论难望任何国家切实助我。在美与儒堂兄(王正廷——引者注)费尽唇舌，仅得美国口惠，英国态度则仍欲于不可能中求为调解人，俄则似不愿单独冒险出发。可知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也。”但蒋立即对孔电批复“情势日急，战不能免”，否定了孔的意见。不过，蒋介石的这种反应和苏联并无关系。如前所述，苏联确实鼓动中国抗日，但同时它始终没有同意缔结中苏互助条约，也始终没有承诺对日参战，而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也因此对苏联的态度有清醒的认识，并在与中共的谈判中一再强调“断绝和第三国际的联系”“不得为外国而抗日”。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国民政府一边以拖延的方法拒绝苏联的提议，一边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那么，蒋介石此际所显示的强硬态度到底与何相关呢?从蒋在日记中的自述看，除了日本的武力侵略这个根本原因以外，其他理由似可归纳为两点：其一是出自蒋的“精神战胜”策略，即以不惜一战的姿态迫使日本知难而退(徐永昌等人因此私下批评蒋介石“对日举动有些投机性”);其二则是因为蒋从中日关系的教训中认定:对日本的妥协，只会招致对方得寸进尺，而等待日苏先战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中国首先对日抗战，才能换来“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以最终借助国际力量解决日本问题。
正因如此，在卢沟桥事变打破了蒋介石对日本的幻想，促使他在7月8日指示重启中苏谈判之后，苏方的反应十分冷淡，蒋介石自己也缺乏信心。12日，孔祥熙来电问蒋“俄国能否与我合作?”蒋只能答以“对俄尚未确定”。13日，联苏派大佬孙科和鲍格莫洛夫会谈，问中日战争会对苏“满”边境的局势产生什么影响。鲍格莫洛夫认为孙科的目的是探听苏联是否会帮助中国，故不置可否，还抱怨说，尽管王宠惠说尽快回答苏方的问题，却至今未与他本人谈过话，中方应对中苏目前的冷淡关系负责。15日，蒋廷黻问李维诺夫能否调停中日冲突，李维诺夫明确否定说：苏联不可能单独调停，可考虑与其他国家共同调停，但目前还不能确切答复。接着，李维诺夫指责说：目前的局势是中国对苏联4月建议的冷淡造成的，如果当时中苏两国更加团结，日本将会谨慎行事。鉴于苏联的这种态度，蒋廷黻于15日当天致电孔祥熙指出，现在向苏求援是无用的，“我们决不可期望从苏联得到什么物质援助”。15日，孙科电呈蒋介石称“环顾各国能制日野心凶焰者，只有苏俄，故非中俄切实携手，决不足制日以保持远东和平，急起直追，或犹未晚”。但是，翌日他向鲍格莫洛夫请求缔结中苏互助条约时，也立即遭到拒绝。16日，蒋廷黻再访李维诺夫，要求苏联和英、美、法一起对日表示抗议。李维诺夫仍然否定说：英、美、法都没有告知我们抗议的事，我们连共同声明的内容都一无所知，所以苏联即使有所表示，也无法成为集体行动，而且还可能被人视为对他国的模仿。蒋廷黻只得再度致电南京称“吾人绝不可期望苏俄之实力助战，目前外交活动应注重英美之合作”。19日，陈立夫衔蒋介石命再访鲍格莫洛夫称：在抵抗日本侵略上中苏利害一致，日本的第一目标是中国，第二目标是苏联，故中苏两国应该立即开始关于互助条约的谈判。但鲍格莫洛夫反驳说“日本不可能对苏单独开战”。在陈立夫转而请求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后，鲍格莫洛夫表示，其前提是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基于苏联的上述态度，在7月20日举行的国民政府军政机关长官谈话会上有发言者指出，苏联仅在以下三个条件下才可能出兵：“(1)中败日;(2)中国持久甚久，日则精疲力竭;(3)中苏政治发生关系，如同盟或走入第三国际组织。”中国的一些媒体也对苏联的态度有报道。譬如，7月21日的《大公报》刊载中央社伦敦电讯说：苏联对于中国抵抗日本极端同情，苏联消息灵通人士则谓，中国在苏联方面除可在精神上或有声援以外，不必别有奢望。苏联现仍忙于肃反工作，共产党员全数四分之一约70万人或已开除党籍，或已被逮捕，或竟执行枪决。
尽管如此，在日本挑起战火的逼迫下，7月23日王宠惠还是再次向鲍格莫洛夫要求缔结互助条约。他提出和陈立夫类似的理由说：日本的目的是占领华北，使它成为反苏战争的基地，因此中苏两国都受到日本的威胁。王还表示：中国以往过多地期待英美，今后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但鲍格莫洛夫还是没有改变态度。在苏联坚拒中苏互助条约，而中国又不愿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只得先把重点转到确保苏联对华提供军事物资之上。26日，张冲向鲍格莫洛夫转告蒋介石的意见说：“任何政治问题的解决都要耗费很多时间，所以要求把军事供货问题与一切政治问题分开，单独解决。”张还强调：“蒋介石说，因为现在中日之战势不可免，所以中国不可能再指望从德国得到订货，因德国是日本的盟国。中国本国的储备只够六七个月用。唯一可能为中国供货的来源就是苏联了。蒋介石要求把这个问题看作纯商务性的。苏联方面不承担任何政治义务。”但是，鲍格莫洛夫对此仅答应向本国政府报告。蒋介石此际也特别重视以强调日本要求中国“共同防共”即“反苏”作为促苏援华的理由，但苏联的回应证明这一理由对苏不起作用。所以，27日蒋介石在与法国驻华大使谈话时批判说：苏联的态度非常冷淡，中国甚为失望，“即华人中向主联俄者，亦莫不认为愤慨”。同日，蒋介石还向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指出：日德协定的目的是对付苏联，日本现在却把矛头转向中国。因此，德国应该忠告日本不可越出协定范围。这一对德要求反映出蒋介石试图从防共的维度劝告日本不要弄错方向。
总之，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虽然国民政府立即加强了对苏工作，并为此而特别注重强调中日战争与苏联的利害关系，但苏联不仅继续拒绝缔结互助条约，在对华提供军事物资的前提等问题上，意见也和中方相左。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苏联也深怀不满。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避免本国因缔结中苏互助条约而卷入中日战争是苏联的既定方针，通过提供军事援助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把日本牵制在中国，也是苏联的既定目标。所以，7月29日苏共政治局就“对华援助”做出四点决议：1.将以信用贷款形式供应中国的武器扩大至1亿中国元。同时，以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为条件，按照以前通知的条件在一年内向国民政府供给200架武装好的飞机、200辆坦克。2.向国民政府提议：为调查中国军队所需要的物资，同意苏联派遣少数军官前往南京。3.同意中国飞行员和坦克兵来苏联学习。4.同意中国军人经海参崴到“满洲”。遵照该四点决议，7月31日，李维诺夫致电鲍格莫洛夫指示说：目前不可能缔结中苏互助条约，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将立即对日宣战;在向中国提供军需物质方面，必须以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前提。
鉴于苏联对中方要求的消极反应，7月30日，蒋介石担心“俄必与倭先谈妥协”。翌日，在“倭寇随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的危机中，蒋介石在比较对日、对苏两种方针各自的利害得失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倭要求我共同防俄、承认满伪与华北特殊化，若与俄先订互不侵犯约，则可先打破其第一迷梦，不再要求。盖允其共同防俄以后，不仅华北为其统制，即全国亦成伪满第二矣。故联俄虽或促成倭怒，最多华北被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况亦未必能为其全占也。两害相权取其轻，吾于此决之矣。”蒋的这一观点说明，虽然他内心仍然想对苏坚持拒绝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在日本已经发动战争的背景下，在综合考虑对苏、对日关系后，他只得承认与苏联先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害”小于与日本共同反苏。这反映了他此时在处理对苏、对日关系上的基本思路。
然而，由于对蒋介石来说“小害”毕竟也是对其长期以来对苏方针的偏离，8月1日，在鲍格莫洛夫拒绝蒋7月26日的建议，坚持以先订互不侵犯条约为对华接济武器的前提后，蒋介石又责难“俄之外交狡诈无比”。因为他担心，苏联在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会“借此威胁倭寇，要求与倭亦订不侵犯约以为固守中立之计”。所以，翌日蒋介石在同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一开始就反对苏方把对华军事供货和互不侵犯条约挂钩。在陈述理由时，蒋强调：日本的对华基本要求是缔结反苏军事同盟，为此不惜对华让步，而中国断然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易言之，蒋介石再次试图以强调日本侵华与中国拒绝“共同防共”的相关性来说服苏联。但是，会谈的最后，蒋在确认中方的说服无法奏效，而不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就得不到苏联的物资援助后，只得同意开始进行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
至于蒋介石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鲍格莫洛夫认为其原因是蒋还没有放弃对日妥协的念头。从事实来看，苏方的这一观点亦非毫无根据。因为直至此时，蒋介石一面在总体上倾向于对日抗战，一面在和还是战的抉择上确实仍在动摇之中。譬如，在7月31日和胡适等人的谈话中，蒋表示已经决心抗战，并称可以维持半年左右。胡适回答说不能停止外交路线，并建议蒋应该同高宗武商量外交方面的对策。蒋当天就接见了高宗武。8月5日，蒋介石一边表示为了防止军队的动摇不能改变应战决心，一边又再次命令王宠惠“以外长资格仍与日方外交官周旋”。7日，蒋介石连续主持讨论对日和战问题的会议，在会上特地提到“苏联不遑对日开战”。当晚，蒋介石主持的党政联席会议最终“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但“一面仍令外交部长相机交涉”。9日，蒋介石为“使倭不再梦想其与我订共同防俄条约”而决定与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由于汪精卫对中苏缔约表示怀疑，蒋在8月12日的日记中又就此考虑“对倭再作一次之讨论”。
由上可见，此期间，蒋介石一边主张抗战且引领国民政府做出了抗战决定，一边仍出于对苏联的悬念等原因而不放弃中日外交解决之路。同样，苏联也担心中国一旦失利就会屈服于日本“共同防共”的要求，因此坚持要以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为提供对华援助的前提。中苏两国在对日问题上既欲利用对方又难以信任对方的矛盾之中，最后达成一个妥协，即在8月21日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时,交换如下内容的“永久不得正式或非正式公布”的“绝对密件”作为该条约的附件：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全权代表于本日签订不侵犯条约时，代表本国政府声明在中华民国与日本寻常关系未正式恢复前，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不与日本缔结不侵犯条约。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代表本国政府声明，在本日签订之不侵犯条约有效之时，中华民国不与任何第三国签订任何所谓“共同防共”条约，该项“共同防共”条约事实上系专对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附带的此“绝对密件”对中方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因为，苏联的义务只是不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中国的义务却是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有效之时，不与“任何第三国”缔结“共同防共”条约。换言之，由于这一束缚的存在，自1936年日德协定以来在日苏两国的夹缝中游弋的国民政府，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通过对“抗日”和“防共”问题的暧昧处置(包括忽而突出抗日忽而重视防共)来灵活因应了。随之，中日苏三国围绕“共同防共”问题的博弈，也就此在条约层面最终落定。
余论
中苏“绝对密件”当时没有公布，直至20世纪90年代为止，50余年来始终没有解密。但是，当双方于1937年8月29日同时发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公开文本后，国际社会马上对中苏缔约的意义做出了合理的判断。譬如，美国当时的驻苏大使馆代办亨德森(Loy W. Henderson)称，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文字来说，它所载明的只不过是此类条约的通常内容。但是，该条约是中国与日本进行实际战争的时候签署的，而日本与苏联的关系远非令人满意。因此，这一实际的国际形势比条约的文字更加重要。基此观点，他还结合从与中、日、苏官员及观察家的谈话中获得的意见，对中苏缔约的意义做出了下述总结：对日本来说，中苏缔约意味着：1.日本政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指望让国民政府作为日本的附庸加入反对共产国际的阵线;2.日本政府只能通过推翻现在的国民政府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要求;3.日本必须估计到中共与同情苏联的左翼人士会支持国民政府。
对苏联来说，中苏缔约意味着：1.苏联政府在不破坏自身机动能力的情况下，成功地保证了国民政府明确地站在远东的抗日阵营之中;2.条约使共产党和中国的其他亲苏分子在中国恢复了比较有利的地位;3.由于中国国民党不再能够促使日本和苏联相互对抗，现在他们更加依赖莫斯科;4.国民政府将更有可能坚持抗日，因此，无论冲突的结果如何，日本今后将不得不在中国耗费原可用于反苏的力量。
上述总结清楚地说明了日苏双方在对华争夺中的胜负。日本作为“中日共同防共”论的倡导者，当然比谁都更早地意识到自身的失败。1937年9月1日，日本外务省在发给驻外使节的密电中承认：我国在对华政策上重视至今的日中“防共”合作，已经丧失了可能性。日本军部则声称中苏缔约意味着日本在后方遭到了苏联的袭击。外务省和军部的看法反映出，日本当局虽然没有看到中苏“绝对密件”的文字，但立即从中苏缔约的事实中认清了自己面临的现实。在说明导致如此结局的原因时，日本外务省在公开的解释中把它归咎为：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大会宣布以日本为当前之敌，由此开始，中国即受共产国际的操纵，以容共抗日为国策，直至在西安事变后完全落入“赤魔”之手。但是，与这一公开场合的指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身为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在8月29日的日记中叹息：“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终于问世了。正是日本自己把中国逼到了这一步，日中防共协定的理想就此烟消云散!”而与日本订有防共协定的德国，也在9月7日直截了当批评日本：《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成立说明双方建立了紧密关系，中日纷争的尖锐化正使中国越发依赖苏联，“日本自己招来了原本想避免的事态”。
当事者与盟友德国都已把因果关系讲得如此明白，笔者本来已不必再多费笔墨。但是，令人警惕的是，如本文序言所指出的，在今天的日本，又有人重弹“共产国际阴谋论”的老调，在战争起因问题上颠倒黑白;在中国国内，也有人片面解读包括中苏在内的个别史料，认为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发动抗战是因为受到苏联的“误导”。因此，作为本文的余论，强调以下三点还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为牵制日本，在避免自身参战的前提下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确是事实;但与此同时，苏联对国民政府拒绝签订互助条约、拒绝承诺对日参战，也是事实。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对苏联这两个方面的事实都有深入的认识，也同样是原始档案记载的事实。易言之，在当时的中苏关系中，不存在“受骗”或“上当”(包括蒋经国的回国也没起到苏联期待的作用)。所以，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试图实现以苏制日，又努力避免“为第三国抗日”，为此还不惜使中苏关系处于冷淡状态。
第二，日本在中国发生西安事变后，为缓和中国的抗日潮流，拉拢国民政府接受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确实在一段时间做出了对华“温和”姿态。然而，其后日本因坚持死守侵华果实，不仅无法纠错，还反而在扭曲的心态中变本加厉，加快走向全面侵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这两个方面也都有认识，但比起对苏来，其对日本一时呈现的“温和”姿态的期待感反而显得持续得更长一点。所以，虽然日本的“温和”姿态只是昙花一现，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却仍然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中日关系。
第三，国民政府高层在处理对日、对苏关系上的上述做法，和他们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是密不可分的。具体言之，他们拒绝接受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既非因为苏联或共产国际的劝告，更非出于他们自身的亲苏或亲共，而只是由于他们认定：日本的所谓“共同防共”只是扩大侵华的口实，中国如接受日本的这一要求，必将造成“不仅华北为其统制，即全国亦成伪满第二”的后果。但是，在此同时，由于对苏联及中共的警戒，也由于未能消除以“真正的反共”来说服日本的幻想，所以，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拒绝共同防共的同时，对日、对苏都再三强调将致力于“独自反共”;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对日也一边致力于军事抵抗，一边不停止外交上的努力。与此相应，在对苏方面，国民政府则仍然试图维持既定方针，一边争取缔结中苏互助条约，一边避免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直至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他们才在无奈中同意通过“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总之，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前，“共同防共”问题落定在后，这一时间顺序对厘清战争前后的因果关系是极具意义的。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正由于国民政府是在日本炮火的逼迫下，不得不暂时搁置他们在对苏、对中共关系上的既定方针，而被迫走上联苏抗日之路。因此，其后，虽然“共同防共”问题在国际条约的层面已经落定，蒋介石等决策者心中在对苏、对中共问题上的纠结却还继续存在，并不时造成他们在处理“抗日”与“防共”相互关系之际的动摇。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文详论。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4-19 10: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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