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昆 ｜淞沪会战初期英美对中日冲突的介入
2022-04-28 14:36:05 来源：民国档案杂志 点击： 复制链接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陆昆
摘要
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局势日益紧张，8月9日“虹桥事件”的发生更使得形势急转直下。英美两国为阻止上海爆发战争，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强调中日均对上海和平负有责任并敦促双方撤军，但未能成功。上海战事于13日爆发后，英美对中国空军轰炸租界提出抗议，但中国方面强调其为抵御外侮，有权进入包括租界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作战。面对中国方面捍卫主权的决心，英国意识到日本对上海战事负有主要责任，开始将交涉的重心转向日本方面，并提出了由在沪外国军队保护日本侨民的方案，以换取日本同意从上海撤军。但日本已决心借上海战事扩大对华战争，对此反应冷淡，国内孤立主义情绪强烈的美国亦始终未改变中立态度，并未与英国合作，这一方案最终胎死腹中，上海战事也发展为大规模战争。
[关键词] 八一三 淞沪会战 淞沪停战协定 租界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继华北之后，上海成为中日间的另一战场。淞沪会战被视为中日战争初期的代表性战役，但上海在成为全国抗战象征的同时，其地方性也往往被忽视。上海作为国际都市的独特地位如何影响淞沪会战在当地的发展与演进，在既有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关注。
1937年8月下旬日本陆军主力登陆上海后，上海战事才发展为大规模战争，在此之前，战事很大程度上仍是中日在上海的局部冲突，其前途与走向尚不完全明确。作为在沪列强主导者的英美两国在此期间积极向中日双方展开外交活动，希望遏制战事爆发和扩大。英美的介入影响着上海局势的演变，战事的发展同样塑造着英美对中日战争的认知。本文即希望以“在地化”的视角，剖析淞沪会战初期军事与外交的交互作用。
一、英美遏制上海战事的共同行动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上海并未立即受到战火波及，但鉴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中日双方均在上海做了军事部署。日本方面最初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日本陆海军于7月11日达成协定，规定日军作战区域应局限于平津地区，在华中和华南原则上不动用武力，仅由海军负责警戒，但“若形势恶化且须保护日本侨民，陆海军应在青岛和上海附近协同作战”。可见，在“不扩大”的表象之下，日本军部已对入侵上海有所准备。
对于临近首都南京的上海，国民政府也进行了积极的军事部署。由于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无法在上海驻扎正规军，因此设立保安队作为警备部队。卢沟桥事变前后，中国保安队开始积极进行备战设防活动。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向国民政府建议，鉴于保安队战斗力有限，正规军应随时准备向上海出动，若日本有意在上海动武，中国军队“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
中国方面的军事部署引起了日本的高度警惕。7月29日，驻上海的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方面正加紧进行不必要的备战活动，这将为中日和平相处制造障碍，并可能造成不幸局面”。上海局势的日益紧张使得人心浮动，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斯(Gauss)于8月初观察到大批中国居民开始逃难，“中国人十分担忧日本可能对上海和南京发动进攻”。8月8日，中国外交部分别召见英、美、法三国驻华大使并向其发表口头声明，指出中国军队不会主动进攻日军，但如果日本首先发动进攻或向上海增兵，中国军队将不受约束。尽管中日尚未在上海发生冲突，但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起到了先发制人的作用，既表达了中国方面保持上海和平的意愿，亦展示出捍卫主权的坚定决心。声明的言下之意是，上海和战的关键完全在于日本一方，各国若希望维持上海和平，应主动劝告日本。
作为在沪列强主导者的英美两国大使亦读出了声明的弦外之音。在收到声明后，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H. Knatchbull-Hugessen)和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Johnson)于当日会晤。二人计划于次日召开英、美、法、德、意五国驻华大使会议并共同向日本提出交涉：“除在原则上强调应尊重上海的中立地位外，还应特别指出日本不应将上海作为军事基地，也不应向其增派军队。”在两人的主导下，9日的五国大使会议拟定了致日本的照会：“由于中国已表示希望避免上海发生战事，我们希望日方也做出类似表态，防止在上海发生使得形势进一步紧张化或可能与中国军队发生武装冲突的事件。”
然而两位大使的意见并未得到本国政府的完全认同。美国国务院于9日向詹森指出，照会不应单方面向日本提出，应强调中日双方均对上海和平负有责任。英国外交部亦对许阁森作出了相似指示。英美大使随后根据本国政府的要求重新拟订了致中日双方的照会，并于11日分别递交中国外长王宠惠与日本驻华参赞日高信六郎。英美政府对于照会的修改建议，反映出其希望保持中立立场，避免偏袒中日任何一方。
此时上海形势突然发生变化。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与一名士兵乘坐军用汽车试图闯入虹桥机场，被负责守卫的中国保安队员击毙。“虹桥事件”的发生使得本已严峻的上海局势更加剑拔弩张，日本海军开始向上海大举增兵。中国外交部驻沪办事处于11日报告：“日军搬运军械甚忙，情形紧张……今日海军登岸者约二千人，合原有二千余人，计四千余人。”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10日的内阁会议中表示，在海军增兵的同时，陆军也应做好动员准备，陆军大臣杉山元亦表示赞同。
面对日本的军事恫吓，中国方面并未退让。8月12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会晤上海市长俞鸿钧，表示为避免类似“虹桥事件”的冲突再次发生，中国方面应撤退保安队，并撤除其所修筑的防御工事。俞鸿钧指出，事发当夜中国方面即已下令保安队撤离日侨居住地附近，有关工事也已撤除。冈本对此仍不满意，要求保安队撤退距离应由双方共同派员决定。俞鸿钧当即拒绝，指出保安队撤退系中方自主行为，上海系中国领土，日方无权要求保安队撤退，更无权干涉撤退距离。为应对日军增兵，中国军队第87、88师于12日进入上海增防，日本驻华参赞日高信六郎随即会晤中国外长王宠惠提出抗议。王宠惠严正指出：“我方接获报告，据称贵国已有大队海陆空军开抵上海，在此种重军压境情势下，为自卫计，我方自不得不增派军队。为自卫而调派军队，固为任何人所不能反对之铁则。”
中日双方互不相让，均认为对方应为上海局势的恶化负责。在收到五国大使联合照会后，双方亦先后做出答复。中国外交部指出，尽管中国方面恪守8日声明避免主动进攻日军，但上海局势已由于日本大量增兵日益恶化，“在此情况下，如果日本方面的挑衅行为导致冲突爆发，中国方面不能承担任何责任”。日本方面则表示中国军队和保安队对日本海军陆战队造成威胁，因此只有中国首先撤军，日本才能够撤出陆战队。
面对僵局，日本意图借助国际压力迫使中国让步，并将目光投向了1932年在各国监督下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认为中国保安队与正规军在协定规定的“非军事区”内进行作战准备系非法行为，并要求召开由中、日、英、美、法、意六国代表组成的《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会议。这一建议得到了英美两国的重视。8月12日，英国外交部向许阁森指出，《淞沪停战协定》迄今依然有效，各国可以援用该协定要求中国方面撤军，并授权许阁森相机行事。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培克(Stanley K.Hornbeck)也认为：“我们应敦促中国当局撤出其开入非军事区的军队，这一非军事区是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所规定的，此事可能成为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根据亨培克的建议，美国国务院要求驻华大使詹森向中国外长王宠惠提出交涉，指出中国方面增派的兵力已超出维持上海秩序所需数量，希望中国撤兵。
尽管英美亦十分重视《淞沪停战协定》，但其考量与日本并不相同。英美的态度与五国大使照会精神一致，认为中日双方应同时从上海撤军。8月13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会晤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时即强调：“如果战事发生，中日两国须承担同等责任。”英国外交部亦向中日双方表达了相似态度。而日本则希望借助《淞沪停战协定》单方面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军队首先撤出。英美十分清楚日本的这一企图。8月13日，英国外交部向许阁森指出，日本亦在向上海大举增兵，英国切不可成为日本借助《淞沪停战协定》向中国提出单方面要求的帮凶：“日本同样违反了《淞沪停战协定》的精神，我们如果一味支持日本的要求，将使得自身处于错误立场，不仅会给中国带来负面印象，更可能使得日本乘机一步步控制整个上海。”许阁森亦表示赞同：“《淞沪停战协定》仅规定了中国一方的义务，却未相应规定日本的义务，在目前情况下，这既不公平，也是无法为中国接受的，因为中国向上海增兵完全是日本首先增兵所致。”
美国亦深知中日双方的地位并不对等。在8月11日五国大使向王宠惠递交联合照会时，詹森即敏锐地发现：“王宠惠目前的态度非常纠结。他很清楚战争将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希望对日本妥协，但他也深知中国政府目前的处境，即继续对日本做出任何让步都将危及中国的生存。”詹森认为，中国早晚需要面对要么抗日，要么亡国的抉择。因此若劝说中国以牺牲主权为代价换取和平，将是鼓励日本的侵略。在他看来，日本掌握着主动权，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要求其勿单方面迫使中国撤军。
应日本方面要求，《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于8月12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要求各国制止中国保安队与正规军在“非军事区”内的备战活动。上海市长俞鸿钧则据理驳斥，指出日本军队时常侵入八字桥一带，停战协定早为日本破坏，因此日本无权据此提出任何要求。俞鸿钧认为，《淞沪停战协定》已成为日本实现其侵略政策的工具，对己方有利则提及之，不利则漠视之。日本一方面同意以外交方式解决“虹桥事件”，一方面却不断向上海增兵，言行相反，毫无诚意。各中立国代表并未支持中日任何一方，仅要求双方军队各自后撤并脱离接触。共同委员会的立场正反映出英美两国的态度，即强调中日对上海和平的同等责任，不偏袒任何一方。
然而中日双方立场针锋相对，均以对方撤军作为己方撤军的前提条件，和平劝告已难以奏效。13日，英美驻沪总领事分别拜访俞鸿钧和冈本，建议中日同时撤军。尽管俞鸿钧与冈本均表示愿意转告本国政府，但各方均对形势极不乐观。美国总领事高斯感到：“我认为这一努力不会收到什么效果，但我们已经找不到其他办法。”俞鸿钧也电告蒋介石：“窃查此项方案两方均不易办到，为敷衍各领计，姑允转陈。”在中日互不退让的情况下，上海战争已一触即发。
二、“八一三”事变后英美维护租借安全的努力
8月12日夜，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召集“四相会议”，决定“果断动用自卫权”。次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入横滨路一带对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市政府立即向日本领事馆提出抗议并抄送各国驻沪领事。由于日本已挑起上海战事，中国方面希望凭借优势兵力先发制人，消灭日本海军陆战队。14日，中国军队进抵杨树浦，占领淞沪铁路沿线，并包围江湾路日本海军司令部。与此同时，中国空军也开始对日本军舰展开空袭。随着上海局势升级，日本政府的态度也更趋强硬。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指出：“为惩罚中国军队的暴戾行为，促使南京政府反省，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日本陆军也于当日决定派遣第三师团和第十一师团前往上海增援。
此时，英美阻止上海战事的努力已宣告失败，两国的主要目标也转向保护本国利益免受战事波及。在“虹桥事件”后，两国即已考虑如中日开战，应确保上海租界核心地区不受战事影响。英国驻华武官认为，应暂时放弃日军驻防的虹口、杨树浦等地区，集中守备苏州河以南的租界中心地带，防止中日双方进入该地区作战。美国总领事高斯亦持相似看法。
然而空军的加入却使得形势骤然复杂化。上海战事爆发后，苏州河上的日本军舰频频开火射击，中国方面则利用空军对日舰进行打击。在空袭中，中国空军炸弹多次落入租界，并对苏州河上的英美军舰造成威胁，英美大使均对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日本同样借轰炸事件大肆宣传，称其反映出中国的“狂热排外情绪”，声称“日本才是秩序的维护者”。
8月14日，中国外长王宠惠代表蒋介石向许阁森作出解释，表示误炸事件是由于飞行员受伤，以及日本防空炮火的猛烈攻击导致飞机失控所致。蒋介石也对此事十分重视，要求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严令我空军各队自后在沪作战勿经英法租界苏州河南岸为要”。中国外交部于8月17日对英美大使做出书面答复，表示中方将竭力避免此后发生类似事件，但中国军队完全拥有在本国领土上的自卫权，日军的侵略行为才是中国空军进行轰炸的根本原因。8月16日，中国参谋本部也向上海租界当局发出通牒：“中国政府决定用强力彻底扫除利用上海公共租界为侵略中国根据地之日本海陆军队……上海日军未扫荡以前，所有一切损害中国方面概不负责。”
中国方面的坚决态度亦使得英国感到难以反对。8月16日，英国外交部参事费兹穆莱斯(Fitzmaurice)专门就此问题向外交部远东司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指出，中国政府认为租界系中国领土并对租界及其上空拥有主权的观点是成立的。尽管各国均认为租界在战时应保持中立，但“中国也可反驳，尽管他们愿意尊重租界的中立地位，但如果日本将租界作为军事基地(他们显然已经这样做了)，中国也就自然不再承担这一义务”。费兹穆莱斯认为，不可单方面要求中国尊重租界中立地位，因为“日本对租界中立地位的破坏程度毫不亚于中国”。
其实英国也意识到只有遏制日本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才能防止上海陷入战火。英国外交部认为，日本虽屡屡声称希望避免上海发生战争，但实际上正是日本在蓄意扩大事端：“我们必须对日本方面指出，其行为与表态完全相反，仅仅因‘虹桥事件’这一发生在上海郊外的小规模冲突，日本就开始大举向上海增兵。”在外交部的指示下，英国驻日代办道滋(James Dodds)于8月14日向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通报了这一观点。道滋表示，日本必须以实际行动向中国证明其无意在上海挑起战争。
与此同时，英国将矛头指向了苏州河上的日本旗舰“出云号”。上海战事爆发后，“出云号”为压制中国军队的进攻，不断开火射击，成为中国空军轰炸的焦点目标。苏州河河面狭窄，“出云号”与各国军舰和港口设施距离甚近。在中国空军对该舰的空袭中，有炸弹落入附近的英国怡和洋行仓库，英国对此深感愤慨，并向日本方面指出仓库被炸完全是“出云号”所致，认为日本缺乏尊重租界安全的诚意。8月16日，道滋奉外交部之命再次向广田提出交涉：“上海形势日益恶化的根本原因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于租界平民安全最大的威胁是日本军舰‘出云号’。目前日本政府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即撤出海军陆战队，并将‘出云号’转移到远处。”迫于压力，日本将‘出云号’撤至苏州河下游。
显然，随着上海战事的发展，英国的态度已悄然发生变化，开始将日本视为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并认为日本撤军是扭转上海危局的关键。而美国则依然坚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相较于英国多次向日本提出措辞坚决的交涉，美国仅于8月16日由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 Grew)向日本外相广田递交了一份非正式照会：“目前的当务之急并非明确上海战事的责任归属，如果上海继续深陷战火之中，那么中日双方无疑都必须承担责任。”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高涨，随着上海战事的扩大，美国政府甚至开始考虑援用《中立法》。英美的态度已悄然出现差异。
三、外国保护日侨方案的提出与流产
随着上海战事的升级与扩大，英美两国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租界守备。英美此前已计划集中守备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南地区以防其被战火波及，而面对日益激烈的战事，两国均感到既有兵力不敷使用，开始考虑增兵。早在“八一三”事变前，英国即决定从香港增派一个营兵力前往上海。上海战事爆发后，英国驻华海军司令李顿(Charles Little)要求继续增派两个营。8月1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也宣布将从本土派遣12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增援上海。
但增兵并非根本办法。8月13日，英国政府召开各部门联席会议，陆军部的汉宁(R. H. Haining)将军担忧，如果中日两军进入租界作战，“向上海增派的军队将可能被困并成为人质。这些军队只会使得租界内更加拥挤，且在日后撤离时还将造成更多问题”。在中日两国大军麇集的情况下，增兵对于租界守备仅是杯水车薪。汉宁认为：“目前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两支庞大而有组织的军队彼此作战的情况下保卫租界，守备租界外围的各国军队根本无法阻挡中日两军。”
毫无疑问，中日双方撤军才是解决上海危机的根本办法，但中日均以对方撤军作为己方撤军的前提条件，撤军的实施极为困难。如前所述，英国已意识到日本应对上海战事承担主要责任，其目标也开始转向要求日本首先撤军。8月16日，许阁森致电外交部指出，尽管日本在上海的军事行动以护侨为理由，但“显然正是日本军队在上海的存在使得日本侨民受到威胁”，如果日本真正关注本国侨民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撤军。许阁森认为，英国应通过主动承诺保护在沪日侨换取日本同意撤军。
英国政府对这一建议十分重视，并于8月17日召开各部门联席会议，对许阁森的建议进行讨论。国防大臣贝利沙(L. Hore-Belisha)对此心存疑虑，指出目前上海的中国军队数量远超日军并握有主动权，恐怕不会愿意轻易撤出上海，因此如采纳许阁森的建议，英军将在日军撤退后“不得不面对数量众多的中国军队负责保护日侨”。枢密院议长哈利法克斯(Viscount Halifax)则认为，如能满足如下三项条件，英军将不会陷入与中国军队对峙的危险：“第一，中日双方都同意撤军;第二，中日均愿接受这一方案;第三，其他国家也应与英国共同保护日侨。”
根据此次会议精神，英国外交部于当日要求许阁森和道滋分别告知中日两国政府，如果双方均愿撤军，那么英国愿意与各国一道承担保护日侨的责任。为减轻日本的顾虑，道滋特别向日本政务次官堀内谦介指出：“英国政府提出的这一建议系临时性质，旨在保护租界免遭战火，并仅适用于目前的危机期间。”堀内于次日答复称，日本政府无法将保护本国侨民的责任委诸他国。堀内同时向道滋递交了一份声明，指出上海战事的责任在于中国方面破坏《淞沪停战协定》，由于中国军队威胁日侨安全，日本海军陆战队无法撤出上海，各国应敦促中国首先撤军。
尽管日本态度冷淡，但英国并未放弃努力。英国外交部要求道滋向日方指出，日本方面对上海战事负有主要责任，应首先撤军：“日本一直指责中国增兵，但中国增兵的原因是日本在‘虹桥事件’后派遣大量海军陆战队前往上海，日本陆战队的数量已经达到此前的两倍以上。”8月21日道滋再次会晤堀内，但堀内明确表示，基于目前的上海局势，日本政府不可能接受英国的建议。
8月23日，王宠惠告知许阁森，如果日本接受这一建议，中国也将在原则上予以接受。英国外交部于25日再次致电道滋，指出日本已没有理由拒绝这一方案。英美均已向上海增兵，足以打消日本对于外国军队不足以保护日侨的疑虑，中国也对这一方案表现出积极态度，因此唯一的障碍仅是日本不愿将保护本国侨民的责任委诸他国。外交部认为，在目前的特殊形势下，这一理由不能成立。
英国认为日本并无正当理由拒绝其建议，日本却对此毫无热情。日本屡屡以保护侨民为由拒绝撤军，但护侨仅是其借口。日本政府在8月15日声明中指出：“日本的目的是根除中国的排外抗日运动，消灭导致此次事变的根源，实现日满中三国的融合与合作。”可见，日本已放弃所谓“不扩大”方针，其目的早已不在于解决局部冲突，而是希望摧毁中国的抗日意志，将中国变为自身的附庸。日本陆相杉山元于8月24日对各政党首脑表示，应“尽快对中国进行彻底打击”，政党首脑亦表示赞同，要求“为日中关系的全面重建开辟道路”。日本已决心借上海战事扩大对华战争并迫使中国屈服，英国希望通过解决护侨问题换取日本撤军，显然是扬汤止沸，对日本的真正意图缺乏了解。
此时，英国尽管仍未放弃努力，但已心怀犹豫。外交部参事罗纳德(Ronald)认为：“鉴于日本政府对于我方建议的答复口气已经明显不快，我感到日本不会接受这一建议。”经过考虑，外交部在25日给道滋的指示中补充指出：“至于是否再次对日本政府进行劝说，交由你自行判断，如你认为弊大于利，亦可不采取行动。”此时上海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日本陆军于8月23日在上海多地登陆，并与中国军队展开激战，淞沪会战全面爆发。26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道滋递交照会，重申上海战事扩大的责任完全在于中国违反《淞沪停战协定》派兵进入上海并威胁日侨安全。日本依然以护侨为烟幕掩盖其扩大侵略的居心，自然不会接受英国的建议。
当日，道滋致电外交部指出，如果再次对日本进行劝说，只会进一步将其激怒，随着日本陆军主力登陆，上海战事已无法遏止：“目前的局势已完全不是日本撤出海军陆战队那么简单了。”外交部也表示认可，认为执意要求日本答复已毫无意义，反而将失去与其进一步接触的空间。至此，英国提出的外国保护日侨方案已胎死腹中。
在英国积极劝说日本的同时，美国的态度却颇为消极。在英国的设想中，保护上海日侨的责任并非由英国一方承担，美国的配合至关重要。8月18日，英国外交部要求驻美大使林赛(R.Lindsay)询问美国是否愿意加入：“尽管这一计划本身仍很微薄，但这是目前挽救上海局势和避免更大危险的唯一机会。”8月19日，美国国务院对林赛指出，鉴于堀内对道滋的答复，美国认为日本并未对英国的建议展示出任何积极态度，因此决定不予考虑。英国外交部要求林赛对美方指出：“日本尽管对这一方案抱有疑虑，但并未最终表明态度……由于这一方案似乎是唯一可能避免租界遭受更大威胁的机会，英国相信美国一定会愿意合作。”
然而面对国内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美国政府无法积极配合英国。林赛感慨道：“英美两国政府面对的公众舆论压力是很不相同的。英国舆论强烈要求政府对中日冲突‘做点什么’，但美国舆论却要求政府避免卷入这一漩涡。”中国亦对美国的态度感到不满，蒋介石于8月23日致函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对美国未能与英国充分合作深表遗憾，认为美国“不应就这样丧失其维护世界正义的声誉”。
美国既不愿配合英国的建议，亦担忧外界将责任归诸美国。8月24日，美国国务院政治事务顾问亨培克向英国大使林赛指出：“日本拒绝英国政府建议的消息已在英国国内公开报道，但英国仍在敦促美国接受这一方案，我们对此感到不满。”亨培克强调，这将使得外界认为这一方案因美国政府拒绝配合而失败，美国对此无法接受。为营造乐观气氛，英国政府新闻部门曾考虑公开宣布中国政府已在原则上接受该方案，但经过考虑，英国外交部深感此举不妥：“如果中国政府愿意，他们可以自行公开其态度，如果由我方公开，我们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都将陷入麻烦。”显然，公开宣布中国的态度将使得不配合该方案的国家均遭受舆论压力，美国也不例外。出于对英美关系的顾虑，英国最终决定作罢。
余论
上海战事的爆发表面上事出偶然，然而在经历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在上海均是有备而来，中国拥有捍卫主权的坚定决心，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与华北的节节退让不同，国民政府力图通过优势兵力和充分的军事准备震慑日军，夺取上海局势的主动权。日本军部在卢沟桥事变后亦做好了在上海用兵的准备，“虹桥事件”发生后，日本的态度进一步趋于强硬，在事实上放弃了“不扩大”方针，在增派海军陆战队的同时决定动员陆军开赴上海，准备扩大对华战争。
因此，英美遏制上海战事的努力自然难以收到效果。尽管英美强调中日均对上海局势的恶化负有责任，应共同撤军，但中日均认为责任在于对方，并以对方撤军作为己方撤军的前提条件。英美虽在和平劝告中并未偏袒中日任何一方，却均十分清楚中日双方地位并不对等，中国为守土卫国，已经退无可退，而日本却步步进逼，以“自卫”之名行侵略之实。因此，英美虽认为根据《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应当撤军，却同样对日本的意图心怀警惕，希望避免协助日本单方面向中国施压。
“八一三”事变后，尽管中国空军的轰炸引起了英美的一致抗议，但两国的态度已悄然出现差异。美国始终未改变中立态度，英国则逐渐意识到中国军队的行动旨在捍卫本国主权，日本应对上海战事承担主要责任。英国认为日本对“虹桥事件”借题发挥，蓄意激化上海局势，日本的大举增兵亦是导致中国增兵的根本原因。因此，英国的交涉重心开始转向日本一方，要求日本首先撤出在沪军队。
在这样的考量下，英国提出了外国军队保护日侨的方案。日本屡屡以护侨为由在上海展开军事行动，英国正是希望通过打消这一理由敦促日本撤军。尽管英国认为日本没有正当理由加以拒绝，但日本依然态度冷淡。英国对日本的真正意图缺乏认识，护侨仅是借口，日本已决心扩大战争并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即使英国的方案可行，日本也必然不会接受。
英美两国在观念与利益方面有不少共同点，但在行事方式上却有着诸多区别。由于遏制上海战争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英美在“八一三”事变前行动基本保持一致。但随着上海战事扩大，国内孤立主义情绪强烈的美国始终保持中立，希望避免卷入战争漩涡，英国则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但美国尽管态度谨慎，却同样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心怀忌惮。美国国务卿赫尔于8月23日发表演说，重申对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原则的支持，并在此后积极响应国联决议对日本进行谴责。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淞沪会战也将成为中国争取外部同情、推动抗战走向国际化解决的契机。(责编：廖利明)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4-28 14: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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