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如平 | 抗战时期中英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22-05-09 15:12:04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肖如平，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晋阳学刊》2022年 第2期，注释从略
摘要：抗战时期中英两国一直维持着广泛而深刻的双边关系，是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抗战时期中英关系史的研究，无论是在资料的整理与出版，还是通论性和专题史的研究方面都已取得丰硕成果。梳理抗战时期中英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史，对探讨其未来发展的空间和努力的方向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英关系;学术史
抗战时期中英关系的演变是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时期，中英双方的力量和影响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一直努力寻求与英国建立新型的中英关系，联英制日一直是国民政府的外交重点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同时，中国的大国意识日益强烈，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是亚洲事务的信心增强。而在亚洲拥有众多殖民利益的英国，在战争中日益失去其影响力，被其压迫的殖民地国家和民族走向觉醒，开始寻求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这种此消彼长的演化，国际新旧势力的交替，给中英关系带来挑战。与此同时，中英两国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缔造者。因此，抗战时期中英之间一直维持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双边关系。深化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史的研究，对丰富抗战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新时期处理复杂的中英关系，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也有一定参考价值。长期以来，学界在抗战时期中英关系史的研究上已取得非常丰硕的成果，从类别上可分为三类：一是相关档案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二是有关抗战时期中英关系的通论性研究著作;三是有关抗战时期中英关系的专题性论著。从研究时段上可分为：七七事变之前的中英关系、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英关系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中英关系 。本文主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加以梳理，并对抗战时期中英关系史的研究予以展望。
一、中英关系史研究的文献资料
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而外交史的研究对档案资料的依赖尤为突出，因而学界一直非常注重档案文献的整理与出版。1957—1958 年外交学院选编的《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和 1977 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是大陆比较早选编的近代外交史资料集。两套选辑都收录了一定数量的民国外交资料，包括中共的外交宣言与政策、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各国外交文件、报刊等，其中有不少中英关系的资料散见于各册，尤其是中共关于中英关系的宣言与政策、中共与英国的往来等资料，是研究中共与英国关系的重要史料 。
罗家伦、黄季陆、秦孝仪等人主编的《革命文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53—1989 年)总计 117 辑，其中罗家伦主编的第 14 辑、18 辑收录了北伐时期的中英交涉资料，包括收回汉口英租界、南京事件、五卅惨案、汉口惨案、香港罢工事件、沙基事件、万县惨案等;秦孝仪主编的第 72 辑收录了国民政府对英外交政策与外交活动。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收录抗战时期中英关系资料，分一般交涉、对英交涉立场、对英封锁滇缅公路之交涉、中英访问团互访、军事合作、财经关系等 6 个部分，共 200 条史料，包括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薛穆等人与蒋介石的谈话记录 。
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共五辑 90 册，收录的中英关系档案相当丰富，其中第三辑外交分册涉及北京政府与英国的关系，涵盖英国对北京政府的承认、禁烟交涉、租界问题交涉、万县惨案交涉、中英西藏交涉等;第四辑涉及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与英国的关系，内容涵盖汉浔惨案、南京事件等;第五辑涉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英关系，共分为三编，每编均设外交分册，每分册均单列“中英关系”，内容涵盖英国在华活动情况、租界问题交涉、英国对华援助与贷款、中英军事合作、改订中英新约、开辟滇缅印运输线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出版了不少民国时期外交文献资料汇编。陈志奇辑编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共 15 册，时间范围从 1912 年至 1945 年，该书采用编年史的方式对资料进行整理收录，中英关系史料虽然相对分散，但资料数量多，涵盖了中英两国交涉的各类事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外交档案选辑》收录了该馆典藏的部分中英关系档案，主要涉及驻英大使郭泰祺对英外交各项事宜的电报、滇缅路开放问题、筹建中印公路、英国对华经济军事援助事宜、中英订约谈判、中国访英团、英商在华内河航行权、西藏问题等方面，共计 30 余条 。
2014 年，王建朗编的《民国时期外交史料汇编》共计 140 册，收录了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和《外交公报》《国民外交杂志》《外交评论》《外交研究》《外交部参考资料》《国民外交月报》《外交部通讯》《国民外交》等 20 种期刊，是研究民国时期外交的基本史料 。王建朗主编的《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共 10 卷 24 册，内容涵盖了北京政府外交、民国政府前期外交、抗战时期外交、战后善后外交等不同时期中外关系的资料。其中，中英关系相关的档案文献和资料分专题进行了选编，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相关中英资料和档案进行了选编和翻译，是目前有关中英关系史资料选编最全的一套史料，对民国时期中英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王志昆、曾妍、袁佳红主编的《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外交》主要汇集了 1937 年至 1946 年作为战时首都——重庆的外交档案文献。其中，中英关系相关的档案文献集中于中英外交政策、英美的远东慕尼黑阴谋、英对华援助、英国对滇缅路封锁与开放、中英与滇缅印等方面，对抗战时期的重庆以及英国驻华使领馆的研究具有一定价值。此外，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共 72 册，其中由张连红、陈谦平编的第三十一册“英国使领馆文书”收集了英国使领馆有关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袭击英国军舰、英国的损失与索赔等档案。
除中文档案外，英国方面出版的英文档案《英国外交文件》(英文全称“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简称“BDFA”)，其中关于二战期间东亚地区的内容对研究英国对华政策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是早期研究中英关系利用较多的英文外交资料。
除大型文献资料汇编外，学界也对部分中英关系档案资料进行了介绍、选编和翻译，主要涉及英国对华政策、西藏交涉、中英互访交流等专题资料。
有关英国国家档案馆藏中英关系档案文献的介绍，陈谦平的《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史料概述》对首相府档案、外交部档案中的民国史料作了详细的介绍 。赵雄的《英国外交部档案及其与清代中国有关档案概述》对英国外交部档案的类别、检索工具，以及与清代中国有关的外交档案进行了介绍。奚庆庆的《英国国家档案馆藏中国台湾问题档案评介》对内阁档案、首相府档案、外交部档案中有关战后台湾问题的档案资料进行介绍 。1989 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总 74 号选登的《英国对华政策》是 1930 年 1 月 8 日英国外交部致国会的备忘录，较系统地阐述了英对华原则、政策和执行情况，被视为了解英国近代对华政策的最关键的文件之一。《一九三八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中华书局 1965 年版)收录了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同英国大使馆往来机密文件、英国外交部同驻华和驻日大使馆往来电报、梅乐和同孔祥熙往来电报等内容。张俊义选译的《英国政府与广州商团叛乱关系档案选译》(《近代史资料》总 101 号 2001 年)，选自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英国外交部、殖民地部档案中有关 1924 年广州商团叛乱的档案。甄小东、侯中军编译的《英国与国民政府战后处置——英国外交档案选译》(《近代史资料》 总 134 号 2016 年)，选译了英国外交档案 FO 371 系列中从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至 1943 年开罗会议相关内容。
关于中英西藏交涉的资料，有吴景平选译的《美国外交档案中有关中美英三国交涉西藏问题的史料选译》，选自美国外交档案中有关 1943 年中国、美国和英国(包括英印殖民当局)之间围绕西藏问题进行多次交涉的档案内容。蒋耘译的《西藏对外关系总结》(《近代史资料》总 108 号 2004 年)，来自 1961 年英国外交部研究室撰写的保密性备忘录《西藏对外关系总结》(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ibet)，该报告全面论述了自 1720 年至 1959 年的西藏对外关系，反映了英国官方对西藏历史问题的认识与政策。
关于中英互访与交流的档案，有吴景平选译的《李滋罗斯远东之行和 1935—1936 年的中英日关系——英国外交档案选译》(《民国档案》1989 年第 3 期、1989 年第 4 期、1990 年第 1 期)，资料选自《英国外交文件》第 2 辑第 20 卷中公布的有关李滋罗斯远东之行的档案材料，包括英国外交部、财政部、驻华大使馆、驻日大使馆和李滋罗斯之间的往来电函。郑培燕选译的《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关于邀请宋庆龄访英的外交部档案》(《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五辑 2014 年)，选自英国国家档案馆 FO 371/53727 档案。档案内容涉及英国大学女性联盟 1946 年两次意图邀请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访问英国，就该邀请征询英国驻华大使馆和英国外交部的意见以及英国驻华大使馆、英国外交部处理此事的公文、备忘录等。
此外，中英关系密切相关人物的回忆录、档案也被陆续翻译。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年)共 6 卷，二战时任英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陆军大臣、外交大臣艾登的回忆录《艾登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2017 年)共 2 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译的《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 1983—1994 年)共 13 册。吴景平、林孝庭主编的《战时岁月——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新编(1940—1943)》(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选自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宋子文档案英文部分，涉及 1940 年到 1943 年宋子文寻求国际援助、与各大国交涉的各项内容，如中英平准基金借款协定谈判、签订中英新约谈判、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等。
随着科技的发展，档案数字化得到迅速发展。中英关系档案文献资料数量庞大，资料的出版与利用受到很大的制约，但数据库建设很好地弥补了这缺憾。近年来中英关系档案文献数据库有了较大进展。国外相关数据库有：(1)“英国外交档案系列数据库” (Foreign Office Files)。该平台由英国 Adam Matthew Digital 出版社提供，其关于中国的档案有“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国：1919—1948”(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19—1948)和“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国：1949—1980”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2)“《英国海外政策文件》 数据库”(The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Database)。该平台由 ProQuest 公司与英国外交部合作开发，收录《关于一战起源的英国档案》《英国外交文件(1919—1939)》《战后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三套文件。(3)“《英国国会议事录》互联网数据库”(HANSARD 1803—2005)，内含英国国会议事录档案。(4)“英国内阁档案”(Cabinet Papers, CAB)。该平台由英国国家档案馆提供，可下载部分 1915—1978 年的内阁文件。(5)“Taylor & Francis 世界大战至冷战时期的秘密档案数据库”，收藏了 1873—1953 年间英国政府的秘密情报和外交政策文件。国内相关数据库有：(1)“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该平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局牵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百度云承办。目前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收录 1949 年前的各类文献达 1000 万页以上，包括档案、图书、期刊、报纸、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有不少战时中英关系的文献资料。(2)“国史馆档案史料文物查询系统”。该平台含有庞大的民国时期档案，包括民国人物档案，如蒋介石档案、汪精卫档案、阎锡山档案等;民国时期各党政机关档案，如“行政院” “外交部”“财政部”等，都为抗战时期中英关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库史料。
二、中英关系史的通论性研究
伴随大量外交档案文献的整理与出版，相关的外交史著作也不断涌现，成果极为丰富。其中，代表性的民国外交史通论性著作有：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 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王建朗的《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6 年)，杨公素的《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 1997 年)，苏光文主编的 《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重庆出版社 1997 年)，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王建朗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石源华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陈谦平的《民国对外关系史论(1927—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步平、王建朗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五卷战时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等，分别对民国时期或抗战时期的外交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对民国外交史的发展和演变、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及重要外交活动都有详细的讨论。其中，民国时期或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都有很好的体现。
有关中英关系的通论性著作，代表性的有：黄鸿钊的《中英关系史》(香港开明书店 1994 年)，萨本仁、潘兴明的《20 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孙庆的《中英关系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王为民主编的《百年中英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等，这些著作比较全面地对中英关系的发展历程进行了阐述。关于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代表性作品有徐蓝的《英国与中日战争： 1931—1941》(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该书主要论述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李世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主要论述了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研究内容包括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英国议会和公众对中国的认识等。李世安的《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战时英国对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对 1931—1945 年抗战期间的英国对华政策进行了论述。上述著作普遍使用了英国外交档案文献，资料扎实，从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角度对战时中英关系进行分析与阐述。
三、战时中英关系的专题史研究
学界在梳理中英关系发展脉络的同时，在抗战时期中英关系的专题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丰硕成果，为抗战时期中英关系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按时段可大致概述如下。
(一) 七七事变之前的中英关系
自国民政府成立至七七事变之前，中英关系主要集中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前后，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寻求与英国建立新型中英关系，力图联合英国牵制日本的对华侵略。围绕上述问题，外国学者比较早就用英国外交文件对这一时期的中英关系进行论述。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1921—1931 年对远东新秩序的探索》 一书指出，北伐时期，英美等国意识到旨在协调帝国主义远东外交的华盛顿体系已经失灵，因而列强对华交涉重心南移，竞相探寻远东新秩序，并为自己的利益各行其是 。戴维斯(E. Davis)的博士论文《英国在远东(1922—1931)：外交和防务政策的研究》、卫奕信(David Clive Wilson)的博士论文《英国与国民党(1924—1928)》 、凯恩(Harold E. Kane)的博士论文《迈尔斯蓝普森爵士在北京公使馆(1926— 1933)》 、冯兆基(Edmund S. K. Fung)的《中英的和解(1927—1931)》 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英国对华政策的探索、演变和修正，并最终与国民政府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为保护英国贸易特权、工商企业和英人在华的生命财产，一直采取动用或炫耀武力的高压政策，但随着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这一政策逐渐失效，不得不采取分化妥协策略，将国民革命区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最终与国民党从兵戎相见到互相合作。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英文档案更加开放，相关讨论也更加深入和理性。牛大勇的《英国对华政策与国民革命的危机》(《历史研究》1991 年第 4 期)，陈谦平的《从南京事件到济南惨案——蒋介石亲英美外交政策的确定》(吴景平主编《民国人物的再研究与再评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分别论述了 1927 年前后中英关系的转变，国民党由反帝立场转向亲英美政策，英国也采取调和性的对话政策，双方倾向以和平谈判替代往日武力解决争端。王敏的《中英关系变动背景下“费唐报告”的出笼及搁浅》(《历史研究》2012 年第 6 期)和《上海何去何从?——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5 期)两篇文章，重点考察了在国民革命军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英、美对华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并认为英国的政策在其中起了决定作用。肖如平、丁书颖的《英国与南京事件交涉(1927— 1928)》(《近代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通过对英国处理南京事件的政策演变与详细交涉过程的梳理，认为南京事件交涉过程既是英国对国民党政权由观望到承认的过程，也是国民政府谋求与英国修订新约、建立新型中英关系的过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英关系进入新阶段。面对日本的对华侵略，中国政府除了诉诸国联和九国公约外，还力图拉拢英国，以英国来牵制日本的侵略;英国为维护其在华利益，也积极参与中日冲突的调停，其主导的国联也派出李顿调查团到中国。国际社会的压力最终迫使日本退出国联。徐蓝的《英国与 “九一八”事变》(《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9 年第 6 期)、汪文军的《“九一八”事变期间英国的远东政策》(《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3 期)、王宇博的《英国、国联与“九一八”事变——兼评〈李顿调查报告〉》(《历史档案》2002 年第 2 期) 等论文将英国在九一八事变的政策归结于对日绥靖政策。近年来中英外交档案的开放和利用，出现了新的成果和观点。周勇、耿密的《利益依归： “九一八”事变后英国远东政策演变(1931—1933) ——以英国内阁文件为中心的分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陈海懿、徐天娜的《“九一八”事变后的英国与国联调查团组建——基于英国档案文献的考察》(《史林》2019 年第 4 期)等，对英国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远东政策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认为英国内阁、英国驻中日使领馆、驻国联代表团在国联调查团的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远东政策的演变与英国的远东利益、国联政治、中日冲突等方面都有密切关系。
英国与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是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1935 年 9 月，英国政府派遣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rick Leith-Ross)参与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改革。吴景平的《英国与 1935 年的中国币制改革》(《历史研究》1988 年第 6 期)和《李滋罗斯中国之行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6 期) 非常详细地考察和分析了英国在中国币制改革中的政策演变以及李滋罗斯在其中扮演的作用。宋志勇的《战前中国币制改革与英日关系》(《南开史学》1991 年第 2 期)围绕币制改革和英日各国战略利益的冲突作了分析。此外，周琸环的《抗战前后中英庚款会的交通建设》(《国史馆学术集刊》2005 年第 5 期) 考察了英国退还庚款的用途和分配情形及各项建设在抗战时期发挥的功效如何，论述中英庚款会对于抗战前后中国交通事业的贡献。
(二) 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英关系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英国为维护其在华利益，一方面力图联合美国调停中日冲突，对华采取有限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为了在远东拉拢日本，对日采取绥靖政策，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欧文·弗里德曼的《英国对华关系：1931—1939》 ，克里福德的《撤离中国：英国远东的政策(1937— 1941)》，李的《英国与中日战争：1937—1939》，伍德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对外政策》 ，彼得洛的《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英国东亚政策的研究(1937—1941)》 ，CA 麦克唐纳著、何抗生等译的《美国、英国与绥靖 1936—193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6 年)等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对日采取的绥靖政策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和分析。
七七事变爆发后，英国曾力图调停中日冲突。傅敏的《七七事变与英国的远东对日政策转变》(《民国档案》2002 年第 3 期)、李世安的《卢沟桥事变后英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4 期)、张皓的《无力遏制日本独霸步伐：英国政府对七七事变的应对》(《社会科学》2016 年第 2 期)、侯中军的《论七七事变与英国的最初因应》(《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2 期)等对英国在七七事变后调停中日冲突的努力和效果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英国不愿意得罪日本，加之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已不可避免，英国的调停最终失败。
日本占领华北后，不仅大肆掠夺中国经济，而且也严重损害英国在华北的经济利益。傅敏的《英国在远东的双重外交与天津租界危机》(《民国档案》2009 年第 3 期)、吴景平的《抗战时期天津租界中国存银问题——以中英交涉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周祖文的《抗战时期平津存银问题：中日英三方的角力》(《抗日战争研究》2016 年第 2 期)分别论述了英国在天津租界危机中的外交折冲和中英日在平津存银问题上的外交角力。由于英国一味维护自身利益，不顾中方反对，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中国存银最终被日本监控攫夺。杨换宇的《抗战初期日本侵夺津、秦海关税款保管权问题再考察》(《民国档案》2014 年第 2 期)、朱海梦的《1937—1938 年日本接替英国掌控中国海关主权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8 年) 分别梳理了 1937—1938 年间日本从英国手中夺取中国海关的过程，对英国政府不顾中国反对而对日妥协的政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940 年 7 月，英国政府迫于日本压力同意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造成滇缅公路危机。徐蓝的《英国与滇缅公路危机》(《北京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0 年第 5 期)、刘金源的《滇缅公路危机与中英关系》(《江海学刊》1999 年第 3 期)、余子道的《日本的南进政策与英国封闭滇缅公路事件》(《军事历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分别论述了 1940 年滇缅公路危机的发生及其对中英关系的影响。
在太平洋战争前，英国不断对日妥协，损害中国利益，国民政府对英国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重大利益的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并开始在外交上寻求新的出路，英国在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全局中的地位日渐下降。刘景泉的《抗日战争时期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历史教学》1987 年第 7 期)、廖宣力的《论英国对日绥靖政策》(《国际政治研究》1990 年第 1 期)、萨本仁的《太平洋战争前十年间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和政策》(《抗日战争研究》1994 年第 2 期)、王建朗的《试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二》(《抗日战争研究》1998 年第 1 期) 论述了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的远东政策和对日妥协问题。邱霖的《抗日战争初期的中英关系 (1937、7—1939、9)》(《史学月刊》1994 年第 5 期) 通过考察 1937—1939 年间的中英关系，指出英国远东政策的消极影响明显，国民政府由于对英国的失望，也将外交重点放在美国身上。左双文的《转向联德，还是继续亲英美?——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内曾谋划调整外交路线》(《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认为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高层内部甚至出现了与英断交转向联德的呼声。肖自力、蔡梓的《多边关系框架下国民政府外交重心的转移(1937— 1940)》(《历史研究》2019 年第 6 期) 对国民政府对英外交政策的调整有所考察，并将其置于多边关系的框架之下讨论，认为英国在欧洲持续受压下，不断对日本妥协。国民政府开始调整外交中的英美主从关系，国民政府开始“首重美国”的外交政策，使英苏两国相应退居中国外交“第二线”。王建朗的《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和《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后的中国外交》(《历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鹿锡俊的《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历史研究》2008 年第 5 期) 考察了欧战前后国民政府在外交和结盟问题上的评估和应对。
学者在论述英国对日妥协的同时，也对英国对华的援助进行了讨论。菲利普·理查森的《1941 年英国奥托·尼米耶使团的中国之行》(《近代中国》1991 年第 1 期)、谢爱伦的《英国和中国，1941-1947：大英帝国的动力》分别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也逐步认识到了中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为了防止日本独霸中国，认为提供以财政援助和专门顾问为主的经济援助是最好的方法，1940 年英国政府派遣金融和经济学家奥托·尼米耶来华推行这一外交方针。在经济援助中国的同时，英国也曾考虑军事上支持中国。徐蓝的《评 1941 年英美参谋会谈》(《历史研究》1992 年第 6 期)和《从“ADB”协定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在远东的军事合作》(《世界历史》1994 年第 3 期)对英美等国联合对付日本进攻的军事行动计划“ADB”协定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探讨了这项协定的产生背景、内容和影响。侯中军的《二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的中法英军事结盟计划》(《近代史研究》2019 年第 3 期)论述了国民政府为应对日本侵略两次向法英提出组建类似军事同盟性质的远东军事合作计划。
(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英关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美等 26 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中英两国签订共同保卫滇缅公路的协定，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张力、陈廷湘的《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与盟国战略的复杂关系》(《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王新民的 《中英保卫缅甸失败原因述略》(《文史杂志》 1990 年第 4 期)、陶文钊的《中国战场、缅甸战役与盟军战略的转变——写于太平洋战争爆发 50 周年前夕》(《抗日战争研究》1991 年第 2 期)、方世凤的《盟国商讨反攻缅甸方案中的矛盾与冲突》(《抗日战争研究》1994 年第 1 期) 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中英保卫缅甸失败的原因，中、英、美对日作战战略的冲突以及作为盟国在政治、军事各方面出现的复杂关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日益增强。王建朗的《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历史研究》 2008 年第 6 期)和《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 年第 4 期)认为对于亚洲地区事务，中国积极干预，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蒋介石访印是中国大国意识、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体现。陈谦平的《1942 年蒋介石访印与调停英印关系的失败》(《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3 期)、季鹏的《抗战期间蒋介石访问印度述论》(《民国档案》2002 年第 4 期)、杜勇的《蒋介石访印与克里浦斯调查团》(《南亚研究季刊》2004 年第 2 期)、段瑞聪的《1942 年蒋介石访问印度之分析》(《民国研究》2009 年第 2 期)、伊原泽周的《论太平洋战争期中的中印关系——以蒋介石访问印度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2 年第 2 期)、吕芳上的《蒋介石：一位弹性国际主义者——以 1942 年访印为例的讨论》(《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 37 期 2012 年)、肖如平的《抗战时期蒋介石访问印度的再考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 第 5 期)、徐友珍、谭文天的《英国对蒋介石访印之外交因应再探》(《安徽史学》2019 年第 3 期)等，分别从英印关系、中英关系、中印关系等视角探讨蒋介石访印的原因、经过与成效，对战时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调停英印关系进行了分析。
为增进战时中英友谊，中英两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互访明显增多。肖如平的《蒋介石与抗战时期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社会科学战线》2018 年第 3 期)论述了 1942 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精心安排的英国代表团访华活动，对缓解中英紧张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互信和友谊有重要意义。丁兆东的《中国访英团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8 年第 1 期)对 1943 年中国代表团回访英国进行了详细考察。陈谦平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一次外交努力——宋子文 1943 年访英述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4 期)对 1943 年宋子文访英进行研究，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关系的复杂性。肖如平的《抗战时期英国邀访宋美龄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考察了英国先后三次邀请宋美龄访英的经过及英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就此展开的系列外交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要求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与英美就废除治外法权展开谈判。1942 年底，中英两国达成《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条约》。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是中国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个重大胜利。韩渝辉的《中国是怎样得以在抗战时期实现废约的?》(《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5 期) 分析了英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国内和国际因素。王建朗的《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李育民的《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 2005 年)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李世安的《1943 年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香港问题》(《历史研究》1993 年第 5 期)利用大量的英国外交档案，对中英谈判的过程、谈判前后英国对废约的政策及签约后的做法进行了考察，指出英国同中国签约废除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是迫于形势所为，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不放弃香港和九龙是英国政府的既定政策。
西藏问题交涉是战时中英关系的重要内容。陈谦平的《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和《1943 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历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运用大量中英文档案文献对中英西藏的冲突与交涉进行深入考察，分析了英国的扩张政策和国民政府维护西藏主权而进行的外交努力。林孝庭的《二战时期的中英关系再探讨：以南亚问题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将印度问题与西藏问题相结合，探讨了抗战时期中英两国在南亚地区的合作与竞争。张永攀的《英帝国与中国西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阿拉斯泰尔兰姆的《中印涉藏关系史(1914—1950)：以英帝国外交史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 论述了抗战时期英国通过各种手段在西藏地方推进其势力，并根据二战的形势变化不断更新变换其西藏政策。蒋耘的《西藏地方政府阻挠修筑康印公路与抗战期间的中英关系》(《中国藏学》 2006 年第 1 期) 和《宋子文与战时西藏问题交涉》(《民国档案》2008 年第 1 期)，孟灿、张士昌的《抗日战争时期中英关系探究——以西藏地区为例》(《西藏研究》2019 年第 4 期)也从不同角度梳理了抗战时期英国的侵藏行径及国民政府在多方面展开的因应。
香港问题是影响战时中英关系的又一重要议题。刘新力的《重庆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4 期)论述了中英新约的谈判过程，指出由于美国偏袒英国，终使国民政府战后收回港九的计划功败垂成。陶文钊的《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问题》(《历史研究》1994 年第 5 期)论述了英国政府不愿归还香港的顽固立场，英国在香港的政策是一百年来中国与列强关系的延续。莫世祥的《盟友和对手——香港对日作战中的中英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 以盟友和对手来概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英关系，认为面对日本中英两国结成军事盟友，而面对战后香港的归属，两国又成为幕后较量的外交对手。关于香港接收问题，刘存宽的《英国重占香港与中英受降之争》(《抗日战争研究》1992 年第 2 期)，刘存宽、刘蜀永的《1949 年以前中国政府收复香港的尝试》(《历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冯仲平的《论战后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1945—1949)》(《世界历史》1993 年第 4 期)，周乾的《论二战后期中英美围绕香港战后地位问题的交涉与斗争》(《安徽史学》2003 年第 6 期)，孙扬的《在祖国与“宗主国”之间：1945—1949 年的香港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5 年第 8 期)等，对中英香港接收交涉的过程及其原因进行了考察与分析。
此外，李时安著、刘薇译的《英国对华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42—1946)：薛穆大使的作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二十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杜俊华的《周恩来与抗战时期中共—英国政府关系的嬗变——以中共南方局与英国驻华大使馆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徐行、黄园的《抗战时期周恩来外交的肇始及其初步成效》(《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 期)等，对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努力改善英国与中共关系、周恩来采取“求同存异”策略对英国驻华大使馆进行的统战工作进行了论述。
四、战时中英关系史研究的展望
抗战时期中英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发展，与外交档案资料的开放和利用密切相关。每次中英外交档案对学界开放或公开出版，中英关系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就会出现大幅度的增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日益扩大。近十年来抗战时期中英关系史研究出现了可喜的一面，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由于英语阅读能力的提高，特别注重英文档案资料的使用，甚至是多国资料的使用，极大地推动了中英关系史研究的深度，其结论和观点也更为接近历史事实。整体而言，学界对抗战时期中英关系史的研究已取得相当成就，特别是在梳理中英关系的发展脉络的同时，对战时中英两国的分歧、冲突与合作等具体问题也有非常深入的讨论，为以后中英关系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英国外交档案的使用和利用率在国内学界仍然不高。《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国：1919—1980》数据库建成之后，国内 CINFO 公司曾向国内各大高校推广和免费试用，但最终却只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家图书馆、南京大学等为数不多的高校图书馆和科研机构购买，其重要原因：一是数据库购买的费用过高;二是学者利用率非常低，据联盟及图书馆中国区学院渠道专员(Library Faculty Sales Executive China) 郝楠(Rosamond Hao)介绍，该数据库在各大高校试用期间，登陆使用的人次偏少。使用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数据库档案数量庞大、内容丰富，但由于目录只到卷宗级别，无法准确地进行检索，而每卷的内容包含十几个，甚至数十个文件，查阅起来非常耗时，用英国外交档案撰写论文的时间往往是用中文资料撰写论文的数倍，这令年轻学者们在使用上深感效率低下。而相关的首相府档案(PREM)、陆军部档案(WO)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只能到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这也限制了国内学者对英国对华档案的使用率。
学术研究总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得到推进和深化，这既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后辈学人应有之责任。因而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未来发展的空间和努力的方向。
一是在资料的利用上应尽可能地充分利用中英文档案文献，甚至利用多国资料。通过学术史的梳理，不难发现部分中国学者的研究对英国档案的使用偏少，中文档案使用较多。西方学者对战时中英关系的研究虽然曾出版大量学术著作，但国外学者的著作普遍出版年代较早，而且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英关系的研究很不充分，对中文史料的运用也比较缺乏。
二是将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下进行分析和讨论，至少应将中英关系放在多国关系中进行考察和分析。而目前有些研究视角局限于中英两国，在观点上或多或少站在中国的立场加以评论，而对国民政府的对英政策缺乏反思的研究。这不仅削弱了中英关系史研究的客观性，也降低了中英关系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战时中英关系是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中英两国的合作、分歧与冲突以及各自政策的演变，除与中英自身利益相关外，与上述战局和国际形势演变、相关国家的互动也是密不可分的。同时，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是一个整体的演变过程，必须长时段考察和分析，避免人为地割裂。近年来随着中英外交档案的全面开放，重新系统梳理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从全球史的视野去探讨和分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英政策和英国对华政策的系统性和复杂性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三是进一步发掘抗战时期中英关系相对薄弱的环节，扩展中英关系研究的新领域。比如学者经常利用英国外交档案文献，但却几乎没有对英国驻华大使馆进行研究，而驻华大使馆在英国制订对华外交政策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又如学界对香港问题主要聚焦于 1942 年中英废约谈判中未能收回港九，以及 1945 年未能派兵接收香港，但却对抗战时期英国的香港政策缺乏系统的梳理，而英国在战时的香港政策是其百年以来远东殖民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系统梳理其香港政策和殖民政策才能真正理解其为什么会坚决拒绝放弃港九。再如，中英战时在宣传领域的互动、中英战时民间外交、中英军事合作(包括英国军事代表团在中国的活动和中国军事代表团对英国的访问及英国对华军事培训)、英国民间对华赈灾救援活动、英国对中国战时西北通路的开辟与考察活动、英国对华情报搜集等等。相较于学者们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抗战时期中英关系史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还有进一步研究和提升的空间。
责任编辑：王语萱 最后更新：2022-05-09 16:01:42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