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杰 | 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央设计局
2022-05-13 17:16:51 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李俊杰，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4期
摘要：中央设计局诞生于全面抗战的特殊情势中，是国民党建国设计的一环。中央设计局努力完善国家设计制度，奠定计划建设基础，其国家建设计划重视国防建设与工业建设，试图通过建立多个国防区，构建庞大的国防交通网络。中央设计局坚持工业建国，强调发展钢铁和机械工业以满足战后国家建设需要。中央设计局的诸多努力，体现了对建设现代化中国的追求。
关键词：中央设计局;设计制度;国防建设;工业建设
1940年7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决议设置中央设计局(以下简称“设计局”)，隶属国防最高委员会，“主持全国政治、经济、建设之设计及考核”。同年10月1日，设计局正式在重庆成立，由蒋介石亲自担任总裁一职，并先后由张群、王世杰、熊式辉和吴鼎昌担任秘书长，秘书长主持实际局务。1948年5月，国民政府总统府成立，设计局被取消，其业务归行政院办理。
目前学界关于设计局的研究相对匮乏，这主要是因为其工作的机密性，以及设计局档案晚近才被公开。设计局在成立之初就承担着为建国谋划蓝图、摹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本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设计局档案，尝试探究设计局建立国家设计制度的努力，及其在国防建设和工业建设上的摹画。
一、建立国家设计制度
(一)战争、经济窘态与建国设计：设计局的成立
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建国是一条未竟的道路，如何建国，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是国民党一贯的关怀。设计局的成立是国民党进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经济每况愈下，设计局的成立有摆脱当时经济困境的现实考量。
《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等著作集中体现了孙中山的建国思想。其中《建国方略》中的《实业计划》部分，“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为鹄的，包含10项内容，蔚为大观。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并非空想之作，而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并以地图、数字、图表说明规划之科学性，举其大端，其一是开发交通，尤其是修筑铁路，孙中山详述了他的西南、西北和中央铁路系统的规划，以求实现修筑十万英里铁路之目标;其二是开发矿源、制造矿业机器，设立冶矿、制铁、炼钢之工厂。这些设想在设计局的国家建设计划中都有所体现。蒋介石亦曾指示设计局要以总理遗教为根据，切实研究《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中国之野心昭然若揭，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需要加强国防建设以应对即将到来的中日全面战争。在钱昌照等人的倡导和游说下，蒋介石同意设置国防设计委员会，并吸纳一批专家参与工作。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2年11月在南京成立，职掌有三：一是拟定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二是计划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三是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办法。
1935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将精力更加集中于国防经济资源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各种资源建设及战时动员的计划。资源委员会于1936年公布《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对各类重工业投资额、投资来源、设厂地点、各年产量均作了具体规定。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十分重视计划的重要性。两委员会的核心人物翁文灏强调，“建设必先有计划，计划又必须有实在根据”，“古人说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现在可以说五年建设，必须先有五年的测量调查和研究”。这些计划的实施支撑了蒋介石的建国事业，虽然庞大的资金缺口和日本全面侵华使许多计划胎死腹中，但其思路一直延续到设计局时期，资源委员会的部分专家也进入设计局，并将此前的建设构想延续下来。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打破了国民政府原先的建国计划，国民党需要思考如何在战争时期进行建国工作。1938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以下简称《纲领》)，其经济纲领包括“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等。《纲领》中的要求与全面抗战前的建国构想一脉相承，也成为设计局制定战时和战后经济计划的重要参考。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国民政府逐渐建立起战时体制，随着战线的扩大和战事的持续，战时经济的负担越来越沉重。蒋介石对此情势甚为忧心，他意识到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性，决定以人事组织与制度法规为立国要道，致力于为社会政策与经济文化等制度订立规范。在蒋介石的日记中，设计局正式成立前，其名称并未确定，出现过“设计总局”和“经济设计局”两种名称。循名责实，经济设计局的名称透露出蒋介石设置设计局的初衷，即决定建立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以应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
1940年初，蒋介石酝酿确立经济计划与制度。3月18日，蒋指示张群“设计总局条律与办法应速确定，尤应注重经济设计事宜”。4月4日，他又电询张群“经济设计局有否规划，望早拟定方案呈核，其人选亦希拟核”。5月，他继续催问设计局规章。9月20日，蒋介石给张群、陈布雷的指示是：“设计总局之重点应先注重于经济之制度。”在蒋介石的一再督促下，设计局应运而生。设计局成立后，蒋介石指示：“一定要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力、财力和时间，在经济建设的设计方面。”
(二)组织、人才与理念：设计制度的初创在王世杰、熊式辉任内，设计局在组织变革、招揽人才、宣传设计理念等方面做了许多尝试。
设计局创立之初，根据《中央设计局组织大纲》规定，设总裁，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实际上一直由蒋介石兼任。设计局下设秘书处，秘书长承总裁之命处理局务，副秘书长两人，协助秘书长工作。该局设有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由总裁遴派或聘任，另有专员助理设计工作，设计委员分组办事，此外还设有审议会和预算委员会。
1943年初，迫于检讨行政三联制的压力，时任秘书长王世杰对设计局的组织架构做出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变动是将设计委员会分为6组，第一组审拟内政、军事、边疆等事项;第二组审拟财政金融、粮政、贸易等事项;第三组审拟工业、矿业、交通等事项;第四组审拟农林、畜牧、地政、水利等事项;第五组审拟教育文化卫生、社会、行政等事项;第六组审拟外交、侨务、国际关系等事项。各组设置设计委员和专门委员若干人，并设置正、副主任。具体情况参见图1。
这次调整增强了设计委员会的规模和力量，着力提升设计局的专业化程度，其中第三组的人员最为充足，预示着设计局将在工矿、交通领域竭力摹画。
王世杰离任后，熊式辉主持设计局工作。1944年，熊式辉对设计局的组织结构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目的是配合制定复员计划与战后建设计划。熊式辉认为设计局应在政治和经济设计两方面着力，因此成立政治计划委员会和经济计划委员会，负责政治和经济建设政策之拟定、国际政治和经济合作之筹划，同时负责所属各组计划之审核。
两委员会下设与其性质相近的组别，政治计划委员会设立政制、军事、财政、教育文化、社会、土地、卫生、国际关系、特种计划9组;经济计划委员会则设立工业、矿冶、农业、贸易、资金金融、水利、交通、公共工程、动力、人力、组织管理11组，资金金融组后来被拆分为货币银行组和资金组。具体情况参见图2。
两委员会的设置显示设计局的分工更加精细，设计范围广泛，“举凡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各项重要建设计划，暨计划与预算之配合，以及制度机构之调整等等，几于国家要政，无所不包”。后为收复台湾和东北做准备计，在蒋介石的指示下，设计局临时成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和东北调查委员会两个特种委员会。
蒋介石相当重视设计局汲取人才的能力。设计局创立之初，他就要求：“调查专员应增加半数，秘书可减少半数。”设计局任用人员的要求相当高，设计委员、专门委员、专员、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均要求国内外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其中设计委员、专门委员还要求在学术上有所贡献，专员、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虽降低要求，但亦要有专门著作或发明，或有在国内外著名事业或学术机关服务的经历。
设计局档案中保留有一份1944年包含171名设计局人员个人信息的文档。参考该文档内容可知，设计局人员近一半有留学经历，且工程科学领域人员占比最高。具体情况参见表1。这样的人员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设计局战后国家建设规划的倾向，大部分专家从一开始就将工业化视为战后国家建设理所当然的目标。
设计局呼唤一个计划建设时代的到来，并通过发行内部刊物、组织学会宣传其理念。1943年，设计局决定编印宣传刊物《设计汇刊》。《设计汇刊》创刊号的两篇发刊词将中国计划时代到来视为顺应世界大势，认为从世界范围而言，苏联、德国都是因为实行计划政治获得长足进步，且英国成立皇家委员会和经济顾问委员会，美国设立国家设计处，以及罗斯福新政都是计划政治的表现。在这种世界大势下，中国走向计划政治是形势使然。因此发刊词宣称：“设计制度是近代政治的特征，不仅为当前中国行政制度上所必需，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建设的张本。”设计局设想以《设计汇刊》为阵地，“荟萃全国人士的明智达识”，一者“阐扬设计理论，普及设计知识”，二者“研究设计方法，交换设计理念”，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取得共识。
此外，设计局还借助报纸主动掀起论战，希望制造舆论，凝聚社会共识。1943年底，设计局认为社会在国营与民营问题上尚未形成共识，熊式辉指示：“本局同人可发动舆论加以探讨。可由薛主任(薛光前，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秘书、设计局专员———引者注)执笔，先作挑战式的文字发表，俾能引起讨论而获得正确的答案。”1944年1月8日，薛光前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国营事业非速确立制度不能健全发展论》就是这一挑战式文字，阐述的正是设计局内部的意见，即“国营事业与民营事业除其资本之来源不同外，应无重大区别”。如设计局所愿，此文一出立刻引来激烈的辩论，而《大公报》的影响力又使这次讨论在社会上激起反响。
1945年，熊式辉希望在更大范围引发人们对计划政治、计划经济的讨论，其中包括建立中国计划建设学会。该学会在其工作计划中明确表示了其成立的目的：“阐扬计划建设之重要性，以期唤起舆论，对于计划建设有热烈之同情与拥护。”而学会的主要任务则是：第一，阐扬三民主义计划建设之理论;第二，研究三民主义计划建设之实际问题;第三，研讨计划建设之设计技术;第四，介绍各国计划建设之理论与经验;第五，促进有关计划建设之工作。
总体而言，设计局建立设计制度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期是1940年至1942年，创立之初，全局工作人员不过80余人;第二期是1942年底至1943年，设计工作渐上轨道，业务日渐增加，工作人员增为169人。第三期是1944年春以后，熊式辉对设计局进行大改革，设立政治计划委员会和经济计划委员会，开启全面的战后建设设计。
二、战争、资源和地缘政治：以建立强大国防为目标
抗日战争以血的教训说明了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国人对国防建设的检讨之声不绝如缕，建立强大国防成为不容置疑的共识。
设计局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规划，长时间以“战后五年国防及经济建设计划”为名，以名窥实，不难看出国防建设的重要地位。设计委员王又庸在一次报告中透露：“战后国家五年建设总计划目标问题初步研究，最初研讨意见，建设目标多偏向于国防方面，以国防建设为出发点。”这亦直接证明设计局对国防之特别关切。从1944年起，强化国防力量、形成自卫能力、抵御外来侵略成为设计局战后建设计划的重要目标。
设计局将国防建设置于优先级，与设计局对战后世界局势的估计和想象密不可分，王又庸曾解释道：“如果我们估计这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平期间不过只有几年，这五年的机会放过了，在下次战争爆发时，我们更将无法应付，所以我们还将要拼命做国防的建设。”熊式辉亦言：“战后不建设则已，一谈建设必须先有国防，否则建设未成即遭敌侵。”
地缘政治是设计局战后五年国防建设计划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制定国防建设计划前，设计局需要对战后国防形势和假想敌进行分析，并估计未来可能的战争时间，判断战争态势。在设计局的设想中，以日苏两国联合体为最大的假定国防对象，其次为日本或苏联某一方，这是设计局立足东北亚形势做出的考量。
设计局对战后长时间维持和平是悲观的，设计委员们认为“物资与精神之文明愈进步，战争之距离期愈缩短”，他们发现“近百年来著名之欧洲战场，德法战争第一次到第二次之距离期为四十四年(1871—1914)，第二次到第三次之距离期则恰好减半为二十二年(1918—1939)”，以历史为据，他们设想今后中国与假想敌国再次开战，很可能再减半为11年，若如此，那么10年内完成国防与经济建设就迫在眉睫。
一旦未来战事再起，中国面临的战争态势如何，关系到国防的防御重点。设计局设想了五种态势：一是日苏联合由大陆弧形进攻，英国由海洋弧形封锁，美国中立;二是日苏联合由陆海四面围攻，美英与中国联合作战;三是日本由大陆单独进攻，苏英声援日本，美国中立;四是日本由大陆单独进攻，苏英中立，美国声援中国;五是日本由大陆单独进攻，美国或英国与中国联合作战，英国或美国声援中国，苏联中立或声援日本。由此可见，设计局人员对日本军国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对苏联、英国亦不信任，唯坚信美国会支持中国。
基于以上判断，设计局从空间与时间上制定国防原则。在空间上，中国要做好对日对苏两线平原作战之准备，为此要在土耳其、菲律宾和美洲建立三个补给据点。在时间上，中国要加快建设。基于对战争时间之预估，设计局决定以10年为总准备期，分为前后两期，完成前项空间之准备，前期5年以立体建设为中心，以达到能独力建设为目标，后期5年以平面建设为中心，以达到能独力作战为目标。
淞沪会战的失败和二战期间法国的迅速沦陷给国人敲响了警钟。法国在二战前的国防战略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与教训，过分地依赖阵地战术，实行防御国防政策。而马奇诺防线的崩溃则是这种战争哲学最惨烈的后果。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同样采用阵地战、防御战的战略，终究酿成惨败。国民政府聘用的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AlexandervonFalkenhausen)就曾直言不讳地批评道：“阵地只能作战术上的一种工具，若纯粹依赖工事，绝无战胜的可能，必须在战术上取攻势防御，始能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也。”
时人从法国战败和淞沪会战的教训中意识到，静态的要塞和堡垒不足以应对技术进步后的战争，国防的建设必须是整体的、立体的。在陆地上筑成坚固的要塞，固然可以完成全国陆上要点的防卫，但是这种防卫在国民党军事理论家杨杰的设想中必须具有纵深且富于机动性。因为防线的纵深越长，其防御力越强，敌人突破就愈加困难;防线的机动性愈大，愈适于韧性的战斗，撤退时所受损失愈小。而要满足纵深和机动两个条件，必须依赖交通，通过交通线实现各战略点的联合，形成一条战略线，打破各个要塞孤立的局面。
战争重在争取时间，国防交通线便是争取时间的主要工具。设计局战后五年国防建设计划从国防的角度出发，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国防交通网。在设计局的计划中，战后公路建设必须以国防为主体，干线之设计，以能在战时便利机械化部队运用，并能于局部兼充飞机跑道为目的，路面必须宽阔，路基必须坚实，建筑标准尤须尽量提高。
国民政府交通部呈交设计局的《战后五年国防及经济建设计划公路运输部分》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战后交通建设，当以积极扩充公路为要务，事关国防，计划宜周。”在这份文件里，详细列举了计划兴修的公路线，主要有8条：一是中央纵贯线，由重庆到库伦;二是东部纵贯线，由汉口起南达广州，北达吉林;三是西部纵贯线，由成都起南达河口，北达乌苏;四是中央横断线，由重庆起东达浦口，西达拉萨;五是北部横断线，由西安起东达济南，西达莎车;六是南部横断线，由贵阳起东达建阳，西达畹町;七是各联路线;八是提前兴修之国际线，主要以印度为目的地，这是考虑到印度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获得外援的重要中转站。
上述公路线由中央政府主导修筑。此外，交通部在文件中还规定了各省负责修筑的部分，包括两类，一类是外围国防圈线，一类是各省会、市镇间的联络线。外围国防圈线包括南北两部分，北部圈线由库伦起东达旅顺，西达拉萨;南部圈线由浦口起北达天津，南达保山。各省会、市镇间的联络线与外围国防圈线交织形成网络。与外围国防圈线相呼应，交通部又计划设置内层国防圈线，以西安、兰州、西昌、贵阳、汉口为据点，各点均借各干线贯通，但暂不修建。
相较于公路，时人更倾心于铁路的修建。受孙中山铁路建设计划的影响和抗战的教训，设计委员、中国地理研究所的薛贻源总结了全面抗战初期的经验，敏锐地观察到：“凡铁路线与战地阵线直交，即适成丁字形者，则其发挥的效力最大，例如八一三京沪路抗战，战场为南北，铁路线适为东西，故我军阵地之后，有垂直的运输线，对于前方军需弹械的接济，兵力给养的补充，无往不发挥极大的功能，造成伟大的战果。”因此他郑重提醒：“此后铁路的建设，应审度边防形势，考虑外力可能侵入的路向，加以适当的配合，俾便有事时，阵地得与运输线直交，藉收杀敌致果之效。”
中国工程师学会1943年召开第12届年会时曾专题讨论战后铁路路线问题，并将研究结果致函设计局参考。这份文件建议铁路建设应分两步走，“甲、收复旧有已成干线：粤汉铁路、浙赣铁路、平汉铁路、陇海铁路。乙、建筑新路线……路线应修成网行，纵横距不宜过远;与海岸线或贴近平行之路线似以暂缓为宜;两线或两线以上之接轨地点似应以在内地为原则;自不平等条约取消后，海港位置势将重新加以研讨，新建路线应如何与海岸取得联络亦有连带关系;建路之先后缓急应有整个计划，首应注重国防与经济价值兼备者，或有特殊经济价值者，或有特殊国防价值者，或通至边疆有移民及开发之价值者”。学会的主张无不以国防建设为中心，而铁路路线选择内地远离海岸，与近代中国受到的侵略主要来自海上有关。
二战刷新了中国有识之士对国防的认知，打破了国防就是军事建设、国防工业就是军需工业的陈旧观点，他们感慨苏联、美国、英国能够持久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达，尤其是工业发达，认识到现代战争是总体战，需要动员国家所有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蒋介石曾说：“现代的战争，不是这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军队与别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军队的决斗，而是这一个国家和别一个国家的人、财、物力总决斗。”杨杰对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一句话深感佩服，那就是“坚固的国防是深植于繁荣的工业的沃土之中”。因此发展国防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至关重要。
全面抗战前中国工业多处在沿海沿江地区，战争时期许多人主张工业应集中于西北、西南地区，而设计委员、任职行政院的吴景超对此不以为然。他反对将工业集中于特定区域：“假定某一个区域是安全的，而把工业集中于这个区域之内，从国防的观点看去，与过去把工业集中于沿江沿海，同样的是失策。”因此，他主张：“在中国境内，分建若干工业区，而非如过去的集中于沿江沿海，也不是如少数人所提倡的集中于内地。”
吴景超提倡的工业区分区布局不代表平均分布，是需要一定条件的。现代国防与现代工业的密切关系凸显了资源的重要性。杨杰就将铁、煤、石油等自然资源视为国防的基本条件之一。设计局基于分区理论，根据全国资源和区位对战后重工业进行重新布局。在1943年王世杰呈交侍从室的《战后五年国防及经济建设计划要点》中，设计局提出国防设备的基础在于重工业与军需工业，工业重心定位在四川綦江与贵州威宁一带。除此之外，全国应有数个次要国防工业中心，依其原料分布情形，设置相应的设备。次国防工业中心的设置基于以下理由：一是可方便各地区内的军需补充，减少输运困难;二是东北、冀晋、豫鄂、赣湘、甘肃新疆、滇康等地区有大量煤铁出产，适合作为重工业区。
设计局人员对战后国防建设的思考与设计基于战时的教训，对战后短期和平的估计加重了国防建设的紧迫感。现代国防建设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在分区理论的指导下，设计局选择建立多个国防区，并试图构建庞大的国防交通网络，而在各个区域发展国防工业则是这一宏大计划的基础。
三、钢铁、机械与国富：谋划工业建设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这一论战一直持续到全面抗战时期。战争残酷的现实让时人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之不振。许涤新就将中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喙食的对象归罪于中国是一个供给原料的农业国家，他认为“如果中国是一个工业国家，如果中国有坚强的国防，中日间的关系一定会与今日不同”。时人普遍认为，钢铁工业是工业革命的代表、机械工业是生产工具的基础，这也影响了设计局规划战后工业建设的倾向。
设计局一开始就以实现中国工业化为核心任务，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建设是战后国家建设的重点，而工业建设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是整个国家建设的中心。中央设计局1945年编拟完成的《第一期国家经济建设总方案物资建设五年计划草案(提要)》中明确将“建立工业化之初步基础”作为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之一。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在设计局的战后建设计划中尤为显著，设计局对这两种产业发展的规划，展示了工业强大对国家富强的巨大意义。
时人以为当时的世界是钢铁时代，钢铁生产是衡量国家量级的参考指标。在翁文灏的工业观里，“钢铁生产，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最好指数，同时也是判断一个国家强弱的最好标准。现在世界上工业发达的国家，以及国防力量强大的国家，对于钢铁的生产，没有不努力从事的”。
抗战使国人格外感到钢铁工业的重要。曾留学德国的冶金专家胡庶华吸取抗战的教训，从观念、地点和人事上对战后钢铁工业建设进行检讨。他认为在观念方面，国人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以为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从外国买来;在地点方面，一切工业都向沿海各省发展，尤其是天津、上海等处;在人事方面，最初是吃了外国顾问或工程师的亏，其后又吃了贪官污吏的亏。
胡庶华在给设计局的报告中阐述了他的设想。第一，反对战后继续将钢铁工业集中于沿海各省，一因易受敌人威胁，二因沿海各省并无大量煤铁原料。第二，除辽宁、河北、湖北三省铁矿比较丰富，其余各省尚未发现大规模铁矿，他提倡战后钢铁工业采用疏散方式，利用散布四处而储量不多之煤矿铁矿，多建设小型和中型工厂，亦可减少空袭目标。第三，追求钢铁工业专门化，譬如某厂专制钢丝、某厂专制钢板、某厂专制铁路用品、某厂专制电器器材，如此，则钢铁工业的工厂规模较小，无垄断操纵之必要，既可节制资本，又可分工合作，且无须国家经费。
然而，由设计委员、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担任召集人，设计委员、国民政府经济部技正雷宝华担任副召集人的矿冶组提出了与胡庶华不同的见解。他们不同意工厂过于专门化，认为如此一来则出品集中，一旦战争爆发，敌人很容易进行破坏。另外，如果按专门化的原则进行建设，即某厂负责某种产品，则需要详细商讨实际的便利条件与环境。他们以鞍山钢铁厂与大冶钢铁厂做对比，后者可以水运钢铁以供应造船需要，前者虽无直接的水运条件，但有铁路可于较短时间将钢铁运抵出海口，孰者为宜，他们以为还有详细研究的余地。
不过在设厂地点方面，矿冶组给出了和胡庶华相似的意见。根据原料、市场、交通和国防安全等条件，设计局计划在石景山、大冶、水城、秦皇岛、浦口、厦门设立新厂，恢复鞍山、本溪、太原各厂，并继续维持四川稍具规模的厂房。
钢铁产量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他产业规模的大小，因此设计局对战后5年和10年的钢铁需求量进行了预估。结论是，战争胜利5年后，重要部门每年钢需求量如下：交通30—40万吨、机电55—70万吨、军需8—15万吨、其他120—150万吨，共计213—275万吨，全国每年另需生铁25—35万吨。设计局估计战争胜利10年后钢铁需求量是前数的两倍，即钢约500万吨，生铁约50万吨。
全面抗战时期，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经营的钢铁业已能年产钢300万吨，设计局假定其在抗战反攻时受损严重，若以5年后产量恢复70%计，则可产钢210万吨。如此，若华北及沿江新厂投入使用，足以达到全国年产钢300万吨，产生铁33万吨。战后5年至10年时期，中国可年产钢500万吨，产生铁50万吨，以此达到国家建设之需要。
机械工程专业出身，时任中央工业实验所所长的顾毓瑔视机械工业为国家民族兴衰之指征：“一个民族的盛衰，是靠天赋的富源;可是单有富源而没有开发富源的工具，结果富源虽富，民族仍贫。所以讲民族的文化，就要看其工具的发达程度，讲一个民族的盛衰，就是论其使用天然富源的速率。一部人类文化发达史，实是一部工具发达史。”
1944年，蒋介石指示设计局研拟呈报一份机械工业发展与管理的方案，设计局工业组决定聘请庄仲文、欧阳仑、石志仁、顾毓瑔、马雄冠5人负责起草。方案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机械工业之范围;二是机械工业分类方法，提出分类应把握重心，不必太细;三是设厂地点及各厂的产品和产量;四是统一管理，以提高效率为要旨。设计局的起草者们追求机械生产的标准化和专业化。顾毓瑔反思了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中国机械大都是普通机种之制造，缺乏种类之专业化，与技术之专业化，不专故不能精，不精乃不易进。今后要求精进，必须设法鼓励专业化。”设计者们认为，应该注重工厂设备及产品的标准化，借此增进效率;应该仅认定一种或两种机械为一工厂的工作范围，以符专业化之条件，若每一工厂制造的机械种类过多，必定导致工作效能降低，影响成品质量。对于特殊用途之机械器材，他们主张宜由专厂专机大量制造，以免浪费人力物力。
根据以上原则和考量，在设计局呈给蒋介石的《机械工业合理之发展及其统一管理方案初稿》中，初步拟定了战后五年机械工业各类产业计划设厂的地点和具体产品。该方案在西南区(川康黔滇)、华中区(江浙皖赣湘鄂)、华北区(冀鲁豫晋绥察)、西北区(陕甘宁)和东北区(辽吉黑热)5个大区中选择近30个城市作为发展机械工业的支撑点，其中包括上海、天津、北平、武汉、南京、郑州、洛阳、湘潭、广州、重庆、石家庄、济南等。顾毓瑔曾批评中国机械工厂不重视基本技术：“中国机械工业之制品表面似甚完美，但材料之性能是否合格实大成问题。一般机械工厂不注意于基本技术，如铸工、锻工、淬火等，乃最大缺点。今后亟应改进。”因此，方案要求在重庆、湘潭设置工具机及工具生产厂，生产车床、钻床、铣床、刨床，以及铸工机械、锻工机械、冷作机械等机械工业的基本生产设备。
设计局对战后中国工业之机械化追求的背后是对国富的渴望。长期在国民政府实业部任职的欧阳仑考察了欧洲、日本的工业化过程，认为机器运用为国富之所赖：“考欧洲各国之应用机器，自一八〇〇年以来，人口由187000000，增至470000000。在此一百余年之过程中，人口增加，竟达两倍又半。同时各种日用品及饮食品之需求，亦一并增加至数倍之多。日本于一世纪前，从封建部落之农业社会，一跃而入于工业最进步之近代国家，人口自25000000增至63000000，国富之增加，更复惊人。此国富之有赖于机器，可以数字为明证者。”由此，他坚信：“欲求充实国富，不得不从事于造产事业;以言造产，更不得不联想及于机器问题。”
结论
在设计局成立之前，虽然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等机构都对国家建设制订过各种计划，但这些计划大多是局部性的，且主办单位众多。然而“各种问题均互有密切关系，殊不能单独或局部解决，故必须设立一全国最高之综合设计机关，为统一之计划”。因此，设计局之任务在于“统一设计工作”，“集中各方面富有能力与经验之人员以及各种专家，对于国家施政以及抗战建国过程中各种新问题详为规划”。设计局在国家建设中起到了“参谋部”的作用。
设计局经过多次改革，修正组织大纲，调整编制，设计工作得到改进，中央设计体制逐渐健全，各级设计机构也逐次建立起来，国民党国家设计体制的初步基础得以奠定。但是，设计局制定的计划存在局限性：一是囿于抗战情势所限，设计局缺乏可靠的参考资料;二是其与产业界缺乏联系，对于国内一般生产与需求状况没有深刻认识，导致规划是否能配合实际需要发挥计划生产的效能成为问题;三是对于全国性的设计工作缺乏经验，使设计局的设计有未切实际之处。因此，战后情势的变化使设计局的建设计划不得不面临调整，这无疑给计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设计局制定了荦荦大观的中国战后五年国防及经济建设计划，并于1944年10月开始编拟《第一期国家经济建设总方案物资建设五年计划草案(提要)》，最终于1945年12月完成，参加工作的专家学者共70余人，彰显了以设计局为代表的国家精英对建立现代化中国的殷切期盼和切实努力。但是这些计划在战后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足够重视，国民政府也没有公布这些计划，行政院自然也没有拟定执行方案。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政府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实施设计局制定的各项计划，这也使得设计局抗战时期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
责任编辑：王语萱 最后更新：2022-05-21 09: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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