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红 |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广播宣传
2022-05-16 11:26:52  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赵晓红 浙江大学历史系

　　来源：晋阳学刊，2022年第2期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新兴媒介——广播进行对外宣传，特别是国际广播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向各国播音。一方面是争取友好国家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是对敌实施宣传战。就对日宣传而言，因日俘更了解日本官兵及民众心理，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及俘虏，向日本国内及占领区民众、前线士兵等进行广播宣传。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对日广播宣传活动暂停为止，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主要从反侵略理论来呼吁日本人反战，较为抽象。1943年初对日广播宣传活动再开后，主要通过战况和情势分析，使得日本人厌战、反战。日本在战败前夕，企图采取本土决战，实行“一亿玉碎”的负隅顽抗。国民政府广播宣传呼吁日本民众弃战，救己救国，并建立民主日本政权等。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有其局限性，不能高估了其在对日宣传中的效果。

　　关键词：国民政府;抗日战争;广播宣传

　　1920年代，国民党已经认识到无线电广播宣传的重要性及优越性，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主要利用广播对国内民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对外宣传，广播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人将广播称为“陆、海、空”之外的“第四条战线”。在对敌宣传方面，广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国内学界对民国时期广播史研究虽有一定积累，但多从新闻史和传播学的角度去进行梳理。其中，关于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虽有涉及，但尚无详细系统研究。另有论文涉及民国广播事业的历史、电台发展情况、国民党对外宣传机构和策略、国民政府对美宣传等，但国民政府对敌宣传的具体研究尚多有不足。最新出版的《抗日战争期间中日间的宣传战(1937—1945)》一书，意在探讨中日双方宣传战的情形，在揭示国民党宣传组织机构及宣传类型时，有简单提到对日广播概况，但并未过多着墨。

　　关于东亚广播史的研究，日本史学界有较多积累和显著成果。贵志俊彦等主编的《战争·广播·记忆》一书可谓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学者关于广播史研究的集大成者。该书不仅收集了关于广播研究的前沿论文，还介绍了关于广播史研究的成果及资料情况。其中，川岛真《中日战争初期重庆广播及其内容》一文利用日本监听中国广播的记录资料，对中国抗战初期(1937—1939年)重庆广播宣传内容进行介绍和检讨。贵志俊彦《中国的日本俘虏和“对敌广播宣传”》一文介绍了国民政府及中共根据地的日语广播，分析国民政府对敌广播宣传的目的和方法，侧重探讨在重庆的日本反战势力自身情况，及其在对日广播宣传中的地位和作用演变等。另外，川岛真《战争与广播：东亚的电波战争》一文分析了日本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广播战以及广播与人民之间生活等问题，该文虽然涉及国民政府的对日广播宣传，但并未详细展开，其重点在于分析日本、伪满、汪伪三位一体的所谓“东亚共荣圈”的广播情况。

　　总体而言，日本学界虽涉及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研究，但着重从日方的视角去考察。本文则侧重详细分析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对日广播宣传的组织、运作、宣传方针、政策和内容等，并试图从当时国人的对日情报及对日认知的视角来检讨上述内容。国民政府对敌广播包括对日本民众和前线官兵、汪伪沦陷区、中国台湾、朝鲜以及东南亚等被占领区，本文则集中探讨国民政府针对日本民众及前线官兵的广播宣传情况。

　　一、现代战争与广播宣传战的发展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各国便已认识到宣传战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更是大规模实行，且手段不断翻新。战时宣传分为国内宣传和国外宣传两大部门，在宣传战中，对敌宣传则为宣传的主体。德国的《现代军事手册》中认为，“作为武器之辅佐的宣传有两个重要任务：它要设法减削敌人在世界上的声誉，使敌人相信战事是没有希望的，挑拨敌国人民反对他们政府，用各种诱惑方法使敌国人民乐于媾和;它还要加强自己人民的信心，使他们深信他们是正义的，他们会胜利的，动员他们的力量至最大限度”。日本对于人民战斗意志力也非常重视，在军部发行的《帝国与列强的陆军》一书中提道：“在发展到所谓的国力战的现代战争中，国民的战意如何，屡屡决定胜败之数。……在将来的战争中，思想战应该和物力战并行，并应该受其指导，这样才能培养出过人的精神力，以压倒对方国民的思想。……为防止过人的战意衰退，以便忍受长期战的重压，而获得最后的胜利，必须由平时形成思想上的金城汤池，而完成精神动员的准备。”美国参谋本部的军事情报处规定宣传战的基本任务为“从基点上攻击敌人，使前线的人和他们后方的基点游离，断绝敌人的兵源、军需、辎重、被服给养和慰问，更切要的是削减敌人的斗志，以釜底抽薪的方法削减敌军”。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经常训示部下：“宣传重于作战”。由此可见，二战时期宣传武器作为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为各交战国所承认。

　　宣传战因宣传方式不同，主要可分为思想战、文化战、心理战与神经战四种。根据宣传所利用的工具不同，则主要分为纸弹战、广播战、银幕战三种，分别代表文字宣传、口头宣传和艺术宣传三种方式，是现代宣传战中所利用的三大武器。纸弹战主要是指文字类宣传品，例如用纸鸢、氢气球、飞机甚至大炮等散发的传单等宣传材料，其中报纸更是被称为最有力的纸弹。纸弹战是进行思想战与文化战方式的利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战略是以思想战与文化战为主，所以纸弹战的战术便威极一时。广播战则是进行心理战与神经战的利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宣传阵线上是以心理战与神经战为主要战略，因而广播战的战术便发挥起来了。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阵线上，是以纸弹战为首要战斗手段，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宣传阵线上，便是广播战的战斗手段取得了主宰性地位。一战中，无线电广播的主要条件开始具备，其奇特功能和重要性首先被欧美国家所认识，并在二战中得到了神速发展和使用。美国《纽约时报》广播副刊称“无线电广播，乃战争之产儿”。

　　文字宣传大都是灌输式的，语言宣传为启发式的，艺术宣传则为印象式的宣传。以广播为代表的语言宣传在现代宣传战中是一个大革命，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以广播为媒介的语言宣传战与文字宣传战相比，具有很多显著且无法替代的优点。

　　首先，广播和文字一样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广播传播之速和情景逼真的优点则非文字所能比。例如，英国曾有一个“在卍字阴影下”的广播剧本，把希特勒此前允诺和平，誓不侵犯奥地利与捷克及保障西欧国境不变的诺言都用留声机片放送到广播内，完全利用希特勒本来的话音，来表示他如何不守信义，不顾诺言。因此，广播和留声机发明后，相互配合利用，在宣传方面发挥了文字所没有的特长。

　　其次，广播可以向不识字的民众以及不懂外文的人进行宣传。文字是必须识字的人才能看懂，而广播通过播放对方可以听懂的语言，人们便可以理解。莫斯科的广播电台首先利用外语向各国人民播放，接着意大利和德国的广播相继效尤。意大利的广播用18种语言播放新闻，其中用阿拉伯语向回教人民进行广播，最著成效，致使英国不得不采取相同的办法，进行广播对抗。

　　再次，广播宣传更有特殊的感染力和声诉力。以演说起家的希特勒深谙语言宣传之道，认为“宣传就是重复，一句话一次说过不行，必须来回地重复加重”。希特勒的演说中无数次重复“我们德国人”，仅仅五个字却感动无数德国人，引得听众发狂、流泪和喊叫，这是力求严谨的文字宣传所不及的。

　　最后，广播宣传更容易直击人类心灵深处，容易实行神经战的战术。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对英国人民实行神经进攻时，便利用广播作为武器，用广播宣传“今天你们大街上的市钟慢了两分钟”，英国市民便跑去看市钟，发现市钟果然慢了，便以为德国对英国的什么事都知道了，更幻想英国到处都有德国的第五纵队，而生草木皆兵之感。正因为广播宣传拥有文字宣传所没有的许多优点，所以在二战宣传中，各国都非常重视利用广播进行宣传战。

　　二、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的发轫及运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设立了号称“东亚第一，全球第三”的“中央电台”。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移至重庆，广播事业在迁移过程中遭受损失，在重庆亦遭受日本多次炮弹袭击，仍坚持播音，日军斥之为“炸不死的狂叫的青蛙”，虽迭奏奇功，但广播事业一直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正式机构。直到1948年国民政府迁台后，广播事业在内政部登记，成立“中国广播公司”，成为财团法人。

　　就国民政府对日宣传机构而言，到1943年为止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第三厅、军令部第二厅、“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中宣部”对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直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等由于机构众多，且互不统属，导致彼此争权，且宣传内容不统一等弊端。1943年，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向“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提议调整对敌机构，组织一个对敌宣传联合委员会，由“中宣部”、政治部、军政部、军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各派一代表共同组织，设法在各方面打开对敌宣传路线，支配各参加单位应作什么性质的宣传品，然后行动与创作一气呵成。其具体办法就是归并所有对敌宣传机构，包括“中宣部”之对敌宣传委员会、国际宣传科、军事委员会之政治部对敌科、军令部第二厅第二处、国际问题研究所、海外部之第三处宣传科及组织部之对沦陷区宣传单位等，设置对敌宣传统一机构，即“对敌宣传委员会”，直属最高军事机构(为大本营或军委会)。所有对敌宣传(包括对敌国民、前线敌军及沦陷区战地与南洋民众之宣传)业务及敌情研究与情报工作，均归委员会统筹办理。对敌国本土及非沦陷区之宣传由宣传部负责办理;对敌军宣传由政治部负责办理;对沦陷区内宣传由组织部负责办理;对南洋宣传由海外部负责办理。为使各机关在工作上取得密切联系，并确定统一宣传方针与对策起见，应由各机关合组一联席会议，定期会商有关宣传。但直到1945年6月29日，“对敌宣传委员会”(简称“对敌宣委会”)才终于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就播放日语的广播电台而言，除了国际广播电台以外，还有“中央广播电台”、昆明电台、贵州电台。

　　1932年11月12日，南京“中央电台”正式成立，次日起便开始对日本实施日语广播，每天自19：30分播放20分钟。该广播对日本具有相当影响力，日本听众能收听到，但均不清楚节目由何地播出，因此大家将此广播称为“怪放送”，引起一时骚动。后来，该广播发展成中日外交问题，日本对国民政府再三强烈抗议。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中央广播电台”西迁至武汉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并特别增设了对敌宣传处，宣传任务包括到前线向敌军发放宣传品，在广播中播放敌兵日记、俘虏谈话及供词等，并邀请日本进步友人对日本士兵和日本国民进行反战广播。

　　为了加强国际宣传，1937年军委会宣传部内增设了国际宣传处(简称“国宣处”)。1938年2月，国宣处改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董显光以“中宣部”副部长名义，实际负责该处工作，曾虚白任处长。1937年11月，国宣处西迁武汉后，先后在汉口、长沙两广播电台进行日语播音。1938年12月20日，国宣处办公人员全部抵渝后，借用重庆交通部无线电台增加日语播音。直到“中央广播电台”建成后，交通部的日语播音才停止。1940年，由“中央广播电台”分离出来国际广播电台，归由“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指导播音。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加强对敌宣传工作，动摇敌伪军心，以配合军事胜利，于1940年创办了战地流动广播电台，1943年起又筹办军中播音总队，并在各战区建立分队，均担负对前线部队和对敌广播的任务。对敌播音队配属于各战区政治部及各该主管政治部之管理调查，每队为9人，设队长1人，选熟习日语及富有对敌工作经验之干部担任。

　　1939年1月成立的贵州电台和1940年4月设置的昆明电台，最初目标都是面向国内的广播宣传，但在抗战后期均担负起了对日广播宣传的任务。例如，昆明电台因电力较强，且接近南洋一代，1942年9月“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决定在昆明电台增加对敌宣传节目。昆明电台的外国语部分，除了原有英、法、越各种语言外，并加播缅、泰、台、韩、日、印、马来等语言。

　　上述电台虽均有日语广播，但担负对外(包括对日)宣传主要任务的则是国际广播电台，而政策的制定、方针的确立与内容的制作，则由“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国际宣传处负直接责任。

　　三、反侵略理论下的反战宣传

　　1932年，由刘俊英担任“中央广播电台”的日语播音，被称为“南京之莺”。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对日广播暂时停止，1938年以后又相继在长沙、汉口、重庆再开。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开始注重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及俘虏来做宣传。“中宣部”下设有对敌科和广播科，对敌科科长为崔万秋，其成员多为在重庆的留日毕业生，例如林忠、胡风、高璘度和杨芳洁等。对敌科的工作重心有：其一，收听敌方广播，译送党政首长参考;其二，操日语向日方广播，除由国人发音外，并用日本妇女以娇婉的语音陈诉，瓦解敌方士气;其三，编撰日文报道与论文，用汉口带去的日文印刷机与排字工人，印成正式日文报纸与杂志，透过我方情报机关，运到敌区散布;其四，搜集日方广播及各种印刷品之敌情资料，整理分析编成《敌情研究》与《敌方谬论》，分送党政首长参考。对敌科广播方面，在汉口担任日语播音的长谷川照，是与中国留日学生刘仁结婚来华，以“绿川英子”之名从事日语播音，后来转入重庆。另外，对敌科通过胡风介绍，迎护当时流亡在上海的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到汉口参加对敌科工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以及郭沫若等亦决定利用日本人推进对敌宣传，郭沫若推荐鹿地任政治部设计委员。到1945年6月为止，鹿地及

　　其小组成员在国民政府对日宣传，特别是广播宣传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除此之外，在重庆的另外一派日本人势力，乃是以青山和夫及其团体为代表。青山曾对当时驻日大使馆参事王芃生及亡命日本的郭沫若有过援助，因此在重庆受到优待，与王芃生同在军事委员会直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虽然青山等极少担任日语播音工作，但由于青山和王芃生的关系，其所起草的日语广播稿件非常受重视。例如，《消费节约仅限于贫民》《战死者之妻》《未亡人之悲叹》《日兵述行军苦之书信》《日兵述退却苦况之书信》《工人之怨语》等。

　　1939年4月，鹿地亘总结了过去中国在对日宣传方面的主要缺点。首先，就宣传文章本身而言，鹿地认为中国人制作的传单，文字生硬或深奥难懂，以至于日本士兵不能完全理解，减少了宣传效力。而且汉译日时，常有字面虽相同但中日文涵义却甚为悬殊之处，例如“优待俘虏”，在汉语中“优待”为好意，而在日文中却有口惠而实不至的恶劣待遇之意;“同情”在中文中有“同意”或“赞成”之意，而日文则为“怜悯”之意等。对此问题，王芃生认为，今后可由中方起草中文稿，交给日本人员翻译，或者由日本人员起草文稿，交给中方审查，要修改的地方，须双方商取同意。他继而认为，对于日兵心理及其感应性，日本人员较易于体察，故可多用其意见。其次，中国原来的传单大部分仅从反侵略着眼，宣传上比较笼统，今后须有适合各个战斗情况及作战目的之具体宣传，须根据前线部队需要而适宜制作。最后，就宣传目标而言，应该切实认定中心，即从总体上揭露“法西斯”或对军部罪恶进行攻击。王芃生认为，此项中心并非一成不变，应视日本国内变化，有时侧重个人攻击，有时侧重理论驳斥，有时不妨同时并用。

　　关于今后对日宣传对策，鹿地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建议。其一，原来宣传仅专对士兵或军人个人，今后应包含下级将校与士兵，容易实现小股部队之反战。王芃生认为此项所见极是，极应改良，以逐步使日本下级将校与士兵感受同样利害，渐谋小部队来降或逃亡，而扩大其影响。其二，实行对近卫、板垣、闲院宫的攻击，暴露其个人罪恶，使大众不信赖法西斯主脑部，或将民众对战祸的不满和不平向这些人集中爆发。王芃生认为此建议甚有效，并可扩大范围。其三，以“暴力派军人”五字代替“军部”或“法西斯”等语，因为士兵等不明白“法西斯”一语，大部分士兵均以为自己亦为军部中一员，因“军部”或“法西斯”的意义散漫广泛，故改用“暴力派军人”，以示“法西斯军人”与“非法西斯军人”之分别。例如宣传“不打倒暴力派军人就不能回国去”“不要做饿殍，供战争之牺牲”等。其四，多实行败战煽动及反侵略主义口号，例如宣传“一直听从军部的欺骗，就永远回不去了”。其五，对于兵士，有给予其正义及安全感之必要，尤其对于受动摇者更有必要宣传“不是你一个人”的口号，例如宣传“全体中日民众都在帮助你们反战，不是你一个人”。

　　鹿地亘夫妇提出的对日宣传意见书，绝大部分得到了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认可。

　　在播音方面，“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挑选经过受训感化之俘虏，担任日语播音工作。但演播稿需经中方审核，播音时派人在旁监视以防泄露机密，每周举行俘虏播音一次。1940年3月，以鹿地亘为首，以日军官兵俘虏为中心的反战同盟重庆总部成立，其成员轮流一周一次进行日语广播。1940年7月，重庆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正式成立，在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播音一二回，并于特别纪念日对日本国内和前线官兵进行特别演说广播。重庆反战同盟的日语广播持续到1941年8月，但3-8月经纬不明。以皖南事件为契机，政治部第三厅以郭沫若为中心的活动受到国民政府的警戒，重庆总部和西南支部成员移到贵州省的和平村收容所，广播放送和传单制作等反战活动亦随即停止。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对华作战总体上处于士气正旺阶段，民众受战事影响尚轻。国民政府主要利用各种团体名义对日实施反战宣传，比较偏重反侵略理论层面，较为抽象。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士兵伤亡增多，国民政府对日本士兵宣传多采用士兵之呻吟、家族之怨望、遗族之悲痛、亲朋之悼惜等内容;对日本国民宣传则采用国民对战争之失望、对军阀之诅咒、对政府之怨恨、对生活之艰难和对出征子弟之悲叹等。总体上，国民政府试图从日本人的立场和角度进行宣传。例如，利用缴获的日本士兵日记进行宣传，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和受过教育的俘虏进行播音宣传，使宣传更有说服力，促使日本人反战，削弱敌人势力。但这一时期，不论是对俘虏政策还是对日宣传上，国民政府基本上处于起步及探索阶段，亦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对待俘虏方面，对于积极侵略主义者与普通俘虏未加以区分，给予极为优厚待遇。对日俘的宣传采用中国的传统感化教育，格外注重日本士兵的“家庭生活”“乡愁”等，反而引起日本人的反感。因为许多日本士兵深受军国主义教育，以“战士”之决心，“斩断恩爱”而参加战争，以身作俘虏为羞耻。事实上，日本俘虏中对鹿地、青山等的活动反感、不关心者甚多，没有放弃军国主义思想的官兵是多数派。另外，在对日宣传资料方面，除了少量缴获的日本人日记及书信外，还有就是搜集日方报刊新闻杂志及监听日方广播等。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想要采取设身处地的办法，通过想象拟制宣传内容，采用讽刺文学、短歌、新诗、落语、漫谈等通俗文艺类型进行广播宣传。但这种以己推人的假想，未必符合日本的国情和国民性。

　　四、以时势与战况分析为重心的厌战、反战宣传1943年3月末，以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为委员长，以“对敌委员会”(简称“对敌会”)为中心，依托日本人所进行的反战活动再开。日语广播于下午6点开始，历时15分钟，内容主要分为新闻和特别演讲。新闻“敌情特辑”由“中央日报”社配送，译为日文;“敌情讲座”演说由演讲者完成原稿，经国际宣传处检阅后播放。

　　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日本在对华作战中完全处于上风，国民政府在对日宣传中，只能以道义、反战理论来呼吁日本士兵及民众反战。1943年初对日宣传再开后，国际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1942年6月，日本海军在中途岛丢掉了航母主力，8月美军开始在南太平洋岛反攻，1943年日本瓜岛败退，到1945年6月美军血战攻克冲绳为止，日本已经呈现出节节败退之象。太平洋及中国其他战场，日本士气均开始颓废，已不断有自暴自弃的反抗、逃跑和自杀等近于崩溃的厌战现象发生[21]303。厌战是反战的根基，但两者又有不同，反战是抱有希望并确信前途从而进行奋战的积极行动，但厌战只是局限在情绪本身，而缺乏行动的自觉性。因此，这一阶段国民政府利用此形势状况，对日广播宣传以具体战役战况和时势分析为重心，努力促使厌战情绪急速发展为反战的实际行动。

　　国民政府制定了针对在华日军的宣传方针：使其了解父母兄弟姊妹为了战争正在受着怎样的苦痛，战争责任者是谁;使其认识战争的起因和世界情势;说明日本国内情况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使大家了解日本民主革命同志会，促使日军投降。1944年，国民政府对原来的宣传进行反省，认为原来的对敌广播无计划性和持续性，无充分效果，有必要制定新的宣传计划。关于对敌广播内容方面，概括为三种：其一，新闻报道为主;其二，积极宣传中国及同盟国的作战目的，将来世界政策的理想等;其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内部问题，促成日本人民反战及革命运动的目的。关于播音人员方面，前两项内容可由中国人播放，或者由中国人作成原稿，由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中国台湾人等广播朗诵;第三项和敌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有着直接关系，需要有特殊知识，有必要由各国反战运动者担任。关于播音时间方面，前两项用日语广播的同时，应连续几日以韩语及其他各民族语播放，不给敌国可乘之机，至少进行一周一次的概述报道;第三项不具有新闻报道性质，且因具备播音资格者太少，不必有一周一次的限制。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尤其是1944年以后，国民政府注重从国际局势和战况来加强对日广播宣传，向被封锁的敌国及占领地民众进行报道，从而揭露日本的谣传和对事实的歪曲宣传。

　　首先，国民政府利用“敌情讲座”“时事谈话”“时局评述”等广播节目来解说战况，让日本人了解世界情势，特别是盟军节节胜利与日本败退的情况，使日本官兵理解大势所趋，只有反对侵华战争方是自救和救国的正道。例如，在1943年5月的“敌情讲座”广播栏目中，《日寇已走向下坡》披露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被美军在南太平洋击毙，以及5月末日本在阿图岛守军全军覆没的事实。实际上，山本之死对日本民众精神打击非常大，因为日本民众长期以来接受的都是日本自开战以来不断高歌猛进的虚假宣传。山本五十六于1943年4月18日被击毙，但直到5月21日，日本才公布其死讯，并伺机大力宣扬山本是如何英勇战死，完全遮蔽了山本被击毙的事实。在对日广播稿《美军进了日本的“玄关”》中，分析从1943年2月太平洋战争开始，已经变成日军败退和玉碎的新阶段，出乎日本意料的是美国强大到开始越岛进攻，使日本逐岛决战的拖延战略成为时代废物。美国突然推进到距离日本本土仅有1449里的塞班岛，肃清塞班岛临近各地的日军后，向西可以攻取菲律宾和中国台湾，使西南太平洋各地残存的几十万日军将无葬身之地;向北可以越过小笠原群岛而在横须贺登陆，并使星条旗飘扬于东京的天空。未来美国的B-29对日本进行轰炸的惨状亦不难想象，日本除了赶快投降，别无他路。1945年5月8日，德国对英、美、苏三国同盟已经正式投降，欧洲战争终于结束。在《望智者反省》《日本的最后决战场》等广播中，国民政府陈述了同盟军趁着对欧洲胜利的潮流，已向东洋开始发动全面攻势，在欧700万美军已准备向东洋出发的事实，呼吁日本贤明诸君要认清眼前事实和现实。与此同时，还向日本民众阐述同盟军此次大战的目的和意义，即为了和平正义及自由民主而战。其次，揭露日本国内因战祸导致的各种惨状，攻击日本军阀的罪恶，从而动摇军心。《国内民众惨状》《日本战时日用品分配制度的弊端》《日本国民的饥饿》《日本对出征军人家属之无视》《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妇女劳动问题》等广播稿，主要向日本在外士兵反复宣传日本国内经济危机与民众的困苦生活，特别强调和突出日本妇女在国内生活的凄苦情景，动摇其对战争目的和意义的认识与信仰;揭露日本军阀罪恶，使前线士兵对发动战争的军部产生反感，从而产生厌战、反战情绪。

　　再次，揭露战争真相，宣传中国优待投诚敌军及俘虏的事实，介绍在华日本反战革命人士参加中国抗战的情形，号召敌军官兵投诚。在《借问日本军部》的对日广播中，日本广播员代表在华反战人士明确表示，反对日本军部的侵略政策，军部指导者误日本前途，不论以何种理由对中国行动，但绝非正义，而是贯彻了田中义一以来的大陆政策，依赖武力与财阀共谋，中饱私囊，把战争作为投机事业。日本反战人士声言自己因反对军部的侵华政策而离开祖国，却被称为“卖国奴”“国贼”，而事实上正是军部“玷污了光辉的日本历史，使祖国没落，是人民的真正敌人”。《敌人在身后，发起反战运动吧》等广播中，宣传中国如何优待俘虏，设立收容所，创立和平村、博爱及大同学园等自治团体。日本宣传让日本官兵为天皇陛下战死以遂夙愿，俘虏是皇军最大的耻辱，与其被俘不如发扬武士道精神选择死亡。国民政府针对此宣传，认为“所谓圣战或王道，不过是以此名义让大家捐躯，待你们的血流干后，一部分资本家和军部法西斯将瓜分利权，公然独占利权”。并进而向日本民众解释“中国的抗战目的是民族生存和解放，绝不是日本民众的敌人，而军部才是中国的敌人，也是日本民众的敌人”。国民政府将军部与民众实行二分法，呼吁日本士兵和民众掀起反战运动，反对日本军阀。

　　五、建立战后日本民主国家的弃战宣传

　　1945年2月,盟军突破日本内防御圈,攻占菲律宾的大部分地区,随即将矛头指向日本本土。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在太平洋上扭转败局已不可能,本土决战势在必行。1945年6月8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战争指导基本大纲》,正式确定了本土作战计划。日本决定利用本土地形优势，以残存的海、空军进行特攻作战，争取把登陆盟军消灭在海上，地面部队集中在本土重要地区，进行纵深部署，对登陆盟军实施连续反击，一举决定战争胜负。日本大本营认为在兵力和武器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采取特攻作战是取得决战胜利的关键，宣传“坚持必胜之斗魂，捕捉战胜之神机”。日本不断宣传“以精神胜物质”及“变不可能为可能”以安定人心，甚至提出“一亿玉碎”的口号，即动员“忠于皇国和具有大和魂精神”的一亿国民配合军队，做最后牺牲。日本以“神风特攻队”等自杀式牺牲，对盟国造成了一定损伤。

　　针对日本的情势，日本民主革命同志会向国民政府提出今后对日工作的《建议书》。对日宣传方面，《建议书》认为“日本统治阶级具有支配特权，非常顽固，日本国民有盲从性，在获得胜利之前，必然有一场猛烈的武力战争阶段，不仅将使日本人民蒙受莫大牺牲，同时也会使盟军损失相当数量的英勇战友。所以，同盟国不可能期待日本的侵略主义元凶绝对醒悟，当前应当采取的紧急必要对策是促进和强化日本民众的觉醒”。

　　1945年6月29日，国民政府综合各方面建议和情况，在对敌宣委会第一次会议中，决定了此后的宣传方针，即着重说明盟军势力强大，胜利在握，日本前途绝无一线希望，并说明中国及同盟国家对于俘虏的优待，以促使日本官兵和人民放心投降。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在时事新闻广播中频繁播放日本守军在冲绳全军覆没后的情况，同时还反复播放在华日本民主革命同志会的特别演讲。例如，《琉球及大陆作战的失败和日本的前途》《崩溃的日本》《告继续死斗的同胞诸君》《同胞诸君醒醒吧》《无条件投降的前兆》等，旨在加强宣传日本未来充满了危机感，促使日本国民早日投降。随着盟军的胜利反攻和欧战的结束，以美国为

　　首的同盟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已在考虑战后对日善后问题。因此这一时期关于建立日本民主国家以及探讨日本天皇制的日语广播亦增多起来。在日本民主革命同志会的《建议书》中，认为中、美、苏、英对意大利政策中，明确提出了同盟国的作战目的，即“完全击溃法西斯及一切恶势力和欲望，应给予意大利人民机会，基于民主政治的原则，建立新政府”。但“对于日本人民来说，同盟国还未正式宣布要求建立民主政治”。日本人民大众“当初可以说是因为虚荣的冲动参加战争，现在有恐畏心理。今日他们既已丧失获得胜利的信念，痛感战祸的重压”，但如果“没有其他一线光明且强大有力启示的话”，民众将会“继续盲从于军阀的驱使，进行无谋的战争”。因此《建议书》认为同盟国若“明确宣示具体的最终目的的话，就会唤起大多数被压迫人民的强烈反应，可以早日促进统治阶级的崩坏”。日本民主革命同志会更希望“中华民国当局现在应该从建立长远和平的立场，指导东亚诸民族，并率先扶植日本民主革命势力，公开发展日本民主革命团体，拥抱伟大而博爱的精神”。若由日本民主革命同志会适时建立日本民主临时政府，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消灭日本人民的恐惧，促进其觉醒”，使陷入长期战斗苦境和进退两难的日本前线士兵转换想法，反抗军阀，“给日本军阀以致命打击，早日实现真正民主的共存共荣的东亚民族社会”。

　　关于天皇制，民主革命同志会主张打倒天皇制，这与长期在中国宣传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鹿地亘及其小组有着不同，而是与另一日本反战势力青山和夫集团较为相似。在《圣恩的矛盾》中，井上徹指出日本宣传上的矛盾，即日本战胜的时候就要感恩奉若天神的天皇陛下，而惨败的时候却归于国民努力不足。广播中明确指出将日本陷入目前窘境的责任者正是天皇和军阀。日本战俘集中营编辑室所编《战后天皇问题》广播稿中，介绍了关于天皇问题的各种意见，分析其长短，在此基础上指出日本的侵略性正是在于天皇，天皇制即为侵略体制，主张打倒天皇。

　　六、对日广播宣传成效及影响因素

　　二战时期，中国在欧美特别是美国、英国等国家都建立广播收音站，可以转播甚至直播中国的广播节目，中国广播在西方取得了较好宣传效果。日本国

　　内广播网在1930年代迅速发展，听众人数不断上涨，但要具体探讨日本民众对国民政府广播的收听情况，或者研究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的效果，却有一定难度。

　　1938年8-9月，日本连续对重庆实施飞机轰炸，导致电力低下，广播相关器材严重不足。国民政府将广播器材移入地下防空洞，作为起死回生的办法之一，将原来广播中波改为短波，进行国际放送。与中长波相比，短波的设备费以及所需电力都比较少，通信效率也比较好。与此相对，日本已于1936年、1939年相继颁布了关于无线通信机取缔规则，禁止民众听取国外短波放送，违反者罚金一百日元。该禁令使短波收音机和全波段收音机从一般家庭得以排除，且极为有效。战前日本(除南洋群岛外)国内播放未使用短波，战时日本短波收音机几乎全面禁止。全短波收音机的许可范围只限于驻日外交官、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外国情报相关官厅的设施以及军事相关单位等。按此推论，国民政府所实施的短波日语广播，日本国内民众是无法收听到的，但国民政府并未放弃对日广播宣传。原因大致推论如下：首先，抗战期间中日两国正式的外交通道已经关闭，而广播放送以及由官方相关部门监听彼此的广播内容，成为相互沟通、传达信息的一种方式。其次，即使偷听面临一定高额罚金及没收收音机的惩罚，但仍可能有民众偷听的情况。再者，除了日本国内，在华日本人仍有可能偷听国民政府广播，并传播到国内。

　　日本国内一般民众是否有收听国民政府的广播宣传，效果如何，根据目前资料尚难判断。但在华日本人及士兵确实有偷听国民政府广播的情况，例如一些日俘就是听了国民政府广播宣传后投降的。在一些具体战役中，阵前广播亦有明显收效。例如，在1940年的宜昌战役和昆仑关战役中，广播宣传都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1940年12月5日，鹿地亘率领工作人员十余人往宜昌前线阵地对敌实施播音宣传“，敌初以为异，旋即静听，虽相距咫尺，未行发射”，后有俘虏因受感动而投降者。鹿地亘等也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的表彰。在宜昌战役中，因鹿地亘等工作队的成功宣传，甚至一度出现双方“和平交涉”并交换土产品的怪现象，而且导致日本的宣抚班被驱逐出前线。据后来被俘并成为反战联盟成员的长谷川少尉(时任日军联队政务班主任)言，国民政

　　府的宣传使日军陷入大恐慌，宜昌市内几乎全部戒严，在士兵出入的地方全部派了便装宪兵，不小心提到工作队就会被检举。因受宣传影响，对士兵失去统制的中队，中队长以下有十一人受到惩罚，另有一支中队被遣送到后方，后来又被作为消耗部队，送往第三次长沙大战的第一线。

　　因前线对敌广播有一定收效，军事委员会于1940年开始创办战地流动广播电台，1943年又筹办军中播音总队，加强对敌广播宣传。日本将重庆的广播蔑称为“重庆之蛙”，并对其进行狂轰滥炸，说明了日本对国民政府广播宣传的痛恨与仇视，从侧面证明了国民政府广播宣传的有效性。

　　无线广播作为媒介新宠，兴起和发展于欧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可谓是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然而中国在这一新事物的运用上仍处于初级阶段，虽然在对外宣传，特别是对美宣传中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仍不可否认单恃广播宣传的局限性。在1945年6月29日对敌宣委会第一次会议中，出席代表谢南光、罗坚白等均承认广播宣传的有限性。谢南光认为“专恃广播宣传效果很小，应利用传单标语散发于前线日本部队中较有效力”。罗坚白更进而认为，“宣传工具专藉播音以及飞机散发传单俱感不足，应在敌后掺入实际之宣传员，秘密的递送宣传品或口头宣传，最好利用日俘”。

　　造成广播宣传效果很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有日本禁止官民收听敌方广播，用广播网干扰对方播音等外界因素，亦有国民政府在广播宣传方面自身的不足和局限性。

　　其一，播音人才的缺乏。民国时期播音人才缺乏且难培养，对日播音人员不仅要熟习日语，还要对国内政治、政策以及日本内情、世界局势等均有深入了解，这样全方面的人才比较难觅，也难培养。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主要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和俘虏来实施，但毕竟具备播音资格者较少，因此广播次数有限。广播宣传要持续地、不断地重复实行，次数越多效果越好。但每次对日广播都要做充分准备，且播音人员太少，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国际宣传处虽然于1943年9月创设了新闻学院，培养宣传人才，但这一训练班所培养的新闻人员，主要是针对欧美国家，因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国际宣传的重点对象是美国。

　　其二，对日宣传材料的不足。首先，国民政府主要是通过日本报纸杂志了解日本国内动态和信息。其次，收录敌伪广播及新闻电讯。相关人员每昼夜抄收工作达14小时，所收电码经译成中文后编印成册，所列电讯每日数十则至百则左右不等。此项纪录编印后昼夜铅排，次日清晨分送党政首长，作为参考，数年来该项工作从未间断。再者，国际宣传处编写的敌情研究资料、敌情研究小册子等也是对日宣传的重要参考资料。另外，缴获的日本官兵书信及日记等也是对日广播宣传的鲜活资料。最后，从日本俘虏那里了解敌情。俘虏收容所不时有新俘虏由前线送来，鹿地亘建议可从俘虏方面得到最近敌军内情及其他重要材料。但日本俘虏多不肯直接向中国方面吐露实情，鹿地建议欲取得此项材料，当由日本反战同盟人员经手，则较易生效。但由此亦可看出，在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中，获取材料的来源还是有一定局限性。对日宣传材料主要源自日本报纸杂志，但在中日交战、相互封锁的情况下，要获取敌方资料并非易事，资料的局限性自然会影响宣传的效果。

　　其三，对日认知的薄弱。在对日宣传工作中，国民政府主要利用有留日经历的留学生，但正如当时国人所慨叹的那样，中国的“日本通”太少了。在中国人起草的日文宣传草稿中往往出现文章生硬、词不达意之处。因此抗战后期，日文广播稿多由在华日本反战人士起草，中国人检阅。日语广播亦几乎由日本反战人士或俘虏担任，中国人在旁监视。有留日经历的人在国际宣传处及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等机构中，主要从事关于敌情收集和研究、偏重文本方面的研究工作。从国民政府对日宣传内容来看，特别是在抗战初期，常以中国传统的亲情感化作为宣传点，但这并不符合日本自身的情况，反招致日本人反感。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和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仍显得较为浅薄。

　　结语

　　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广播的特点与优越性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大国已经将它作为实施宣传战的主要工具。中国亦注意到广播宣传的重要性，但广播引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且很多收音机零配件包括电池在内，中国都无法自己制造，只能从国外购买。中国的广播事业发展以及对广播这一新媒介的运用，都无法与德、意、英、美等国相比，对外广播宣传事业难免受到影响。

　　抗战期间，在中日广播宣传战中，中国只有一个短波广播站，而日本在东亚却有六大广播站(东京、长春、北平、上海、汉口、广东)。处于劣势的国民政府认为仅仅拥有广播站的数字性优势，并不能决定广播宣传战的最后胜利，期待以唯一的小广播站对抗日本六大广播站的同时攻击，并取得胜利。尽管日本国内禁止收听短波电台，而只能以短波进行国际放送的国民政府仍坚持日语广播宣传，宣传对象主要是日本国内民众、在华日本民众、战争前线的日本官兵以及沦陷区的民众等。

　　国民政府的对日广播宣传不论是从宣传方针、政策还是内容方面，均随着时局不断调整。从抗战爆发初期到1941年底对日广播宣传活动中断，国民政府主要从反侵略理论出发，着重宣传战争的危害与战争的道义等，呼吁日本士兵及民众反战，总体上较为抽象。1943年初国民政府广播宣传活动再开后，同盟国对日作战节节胜利，国民政府着重宣传战况和世界情势、同盟国作战目的、日本败退真相及国内惨状等，使民众产生厌战情绪，从而进行反战运动。日本战败前夕，试图采取本土决战，实行“玉碎”，国民政府广播宣传重在呼吁日本民众放弃战争，救国救己，并关注战争善后问题，探讨关于民主日本的建设以及天皇制的存废问题。

　　在对日广播宣传中，日本反战人士以及被驯化过的俘虏扮演了重要角色，起了特殊作用。由日本反战人士或俘虏起草日文原稿，避免了中国人日语中的一些不确之处，更易于日本人理解。更重要的是，不论日本国内民众还是前线官兵，都长期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比较顽固，对中国的宣传极为反感。国民政府利用日俘更能感应日本官兵及民众的心理，对日广播宣传活动重视并主要依托日俘进行。由日本反战人士及俘虏进行日语播音，并在特别日子进行演讲，其现身说法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相对较为容易攻破日人坚硬的心理防线，有些日本俘虏就是收听了国民政府的广播宣传而投诚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英美加强对敌宣传合作，英美相继排有日语广播节目，英国驻华大使亦向中方商请，选择经过中方训练纯熟的日本反战分子及俘虏，转送英国在新加坡设立的电台，加以对敌广播宣传。可见，日本反战分子及俘虏在对日广播宣传中的独特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亦不能高估了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的效果。事实上，单靠广播宣传效果仍是非常有限，国民政府亦非常重视传单宣传与广播宣传等多种方式相互配合。一方面，日本取缔国内短波收听;另一方面，由于国民政府自身对日宣传机构之间的互不统属与矛盾、广播设备落后、广播人才缺乏、宣传资料不足、对日认知薄弱等原因，制约了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的成效。与同一时期欧美国家之间如火如荼的广播宣传战相比较，中国的广播宣传战水平和技巧略逊一筹，但我们不能以此否认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的作用和成效。

责任编辑：王语萱 最后更新：2022-05-21 09: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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