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仪 |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
2022-05-16 16:29:56  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张家仪，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理论观察》，2022年 第2期

　　摘 要：福建事件与西安事变具有相似的时代背景，都是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国民党党内实力派为反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实现抗日救国目标而发动的政变。 两者的爆发都受到强烈民族情感影响，以实现抗日救国为旗帜;都发动于自身势力受到蒋介石压迫分化的形势之下;都处于剿共前线，萌生联共想法并付诸实践，都是中共局势转换的转折点。 但同时两者又在具体目标、行动方式、最终结果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从两个典型事件的比对中可以看出历史事件的产生发展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国革命获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共实现从幼稚向成熟的转变是保障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帮助我们更好地梳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福建事变;西安事变;中共统战政策

　　福建事变与西安事变同样发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在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后，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的情况下， 国民党党内实力派为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内战政策而发动的政变。 虽然福建事变与西安事变爆发的时间顺序不同、行动过程各具特色、事变最终取得结果截然相反，但在诸多方面也存在相似之处。中国共产党是这两次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第三方”参与者。 两次事变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都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容忽视的前提条件， 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经过了几番曲折， 几番磨砺， 中国共产党党内统一战线政策深刻地影响到了这两次典型事件的发展历程， 这两次事件的变化历程反映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过程，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后期的转变。 挖掘福建事变、西安事变之间的共通性与不同点，开展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在具体事件情景中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梳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

　　一、共通性

　　(一)受到强烈民族情感影响，以实现抗日救国为旗帜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发动第一次上海事变。 此时驻守上海一带的是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面对日军的强势袭来，十九路军官兵奋勇迎敌，一度遏制住日军的侵略攻势，逼使日本侵略部队数易其帅。但南京国民政府方面采取“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政策，从始至终寄希望于国际势力的调停，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获得暂时的安宁。“廿四日 早……何部长愈谈愈近上海纠纷问题， 继而直说： ‘现在国力未充，百般均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 ’”“二日……接何部长来电云，战事可止即止等语。 ”“我军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抗战， 可怜全国人民力竭声嘶敦促政府抗战，政府那是无决心，无准备…… 至于各党各派又无精诚合作团结， 就是国民党本身亦四分五裂，叫人团结，谈何容易。 ”蔡廷锴在自传中对一二八事变的评价可谓中肯。 国民政府将战场上的抗争看作是国联中谈判的策应，守军得不到必要的支援， 不断后撤阵线。 1932 年 5 月 5 日，交战双方在上海签订《中日停战协定》，日军从此有权驻扎上海，为下一步侵略计划的开展谋划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前进基地。 一二八事变在整个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事变期间，民众涌发了空前的抗战热情， 国民党内各军阀实力派也积极支援前线。 正如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所说“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中国人民的爱国抗日热情喷涌而出。 福建事变的发动者十九路军正是在此情景下被蒋介石调离抗日前线，令其开展剿共作战，十九路军官兵的一腔抗日热血无处得以舒泄。

　　谈及西安事变发动者张学良、 杨虎城与日本方面的交锋，要从九一八事变说起。 1931 年，日本蓄意制造借口而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 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 以武力侵占东北，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 1932 年 2 月，东北全境沦陷。 侵占东北绝非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最终目的，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呈奏的题为《帝国为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即田中奏折)中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支那”。 东北全境的沦陷只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计划实施的起始， 他们企图逐渐蚕食整个中国。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 为保存实力投向剿共战场，保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实现，命令东北军退入关内。 此后张学良先后就任鄂豫皖“剿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其所领导的东北军被迫远离沦陷的家乡，与抗日战场隔绝，投入到剿共战争之中， 一腔思乡爱国之情长期积郁在东北军官兵心中。 杨虎城是国民党内较早公开发表抗日救国言论的地方派。 其于 1930 年中原大战之后进入陕西，从此成为盘踞西北的地方实力派。 虽位处西北边缘地带，远离政治中心南京，但杨虎城一直心系政局的变动。 九一八事变一经爆发，杨虎城迅速公开发表声明：“虎城分属军人， 职司卫国， 枕戈待旦，志切死绥，痛心外环方深，惟冀同仇敌忾，披历陈词，只希垂察。 ”表现出强烈的抗日救国热情。

　　(二)受到蒋介石的打压分化

　　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在全国名声大振， 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高涨。 但国民政府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蒋介石将十九路军分别调往各处，企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其后又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前线，希望实现双方相互消耗，不费一兵一卒实现排除异己。 在抵达福建地区之后，十九路军的行动处处受到掣肘，正是“我想如此，他则向如彼，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双方仍未出于真诚……所谓统一对外者如此， 全国同胞热望对外者倍觉失望”。 十九路军兵官的北上抗日热情和实力被蒋介石不断消耗， 对蒋介石对外妥协政策的不满情绪逐渐滋长。 在签订《塘沽停战协定》，通过对外妥协实现国内政局暂时安定之后， 蒋介石迅速推进“剿匪”战事，于 1933 年下半年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蒋介石发动剿共战争可以称之为“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方面希望消灭在闽赣一带开展苏区建设的中国共产党; 一方面企图通过剿共军事部署将权力的触角深入两广、福建地方实力派的势力范围。 蒋介石的勃勃野心自然引起了福建与两广各地方实力派的警惕，福建、两广地带的割据实力派昼警夕惕，谨防自身势力为蒋介石所蚕食。 其中福建的陈铭枢由于在一二八事变中违抗蒋介石命令， 令十九路军全力对敌而受蒋介石迫害最为深重，“十九路军如不服从命令，不愿‘剿共’，必为蒋介石所消灭; 如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进行‘剿共’，官兵不愿打，孤军深入，后无援兵，也必为红军所消灭。 即‘剿’也败，不‘剿’也败;打也完，不打也完”。 陷入腹背受敌的两难局面之中，因而反蒋抗日情绪最为浓烈。

　　张学良率领东北军退入关内之后， 听从蒋介石命令，开展剿共作战。 在就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期间， 拥护蒋介石的“ 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 “只有在扑灭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战线，才能收复失地，所以为着我们民族国家的利益， 我们必须以剿灭赤匪为当前最要紧的任务”。 对留驻鄂豫皖地区的红二十五军展开猛烈的攻势。 但红军的英勇作战使得东北军遭受重大损失。 随着红军长征抵达陕北，蒋介石对剿共军事部署做出调整，令张学良率东北军转战西北，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继续剿共。 张学良自认此时红军的精锐力量已被磨损， 是一支疲惫之师，剿共是一件手到擒来的易事，却在劳山、榆林桥、 直罗镇三次战役中损失惨重， 在此情况之下，南京国民政府方面不仅及时给予补给，甚至是撤销了东北军一零九师、一一零师的番号，同时东北军官兵中要求收复故土， 思念家乡的情绪日益增长。 听从蒋介石命令继续剿共，自身势力将会不断消减再无收复故土的可能， 张学良因而产生改弦易张，寻求新出路的想法。 而杨虎城部自中原大战后进入陕西一带， 蒋介石本许其陕西省主席的职务，却又另立邵力子，蒋杨之间本就存在矛盾与间隙。 在红四方面军前往川陕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留守鄂豫皖地带的红二十五军努力打开鄂豫陕地区革命新局面时， 盘踞西北的杨虎城部受蒋介石命令开展剿共行动。 在作战迭受打击的情况下， 杨虎城屡遭受蒋介石斥责， 矛盾愈发深刻。

　　(三)萌生与中共合作的想法并付诸实践

　　为实现抗日反蒋的目的， 十九路军内部认为要借助于国民党之外的政治力量,积极寻求与中共 联系的方式，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 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程小航(罗稷南)赴瑞金共商反蒋抗日大计， 最终签订了十九路军与红军共同反蒋抗日的协定。 1933 年 11 月 20 日上午，福建事变爆发。 在福州举行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

　　通过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权利宣言》。 11 月22 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人联合国内党内陈铭枢、 李济深等抗日反蒋派与黄琪翔领导的第三党等各方势力成立了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定都福州，公开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号，坚决反对蒋介石“宁忘九一八，毋忘赤祸”的反动政策。 同时，福建方面发表脱离国民党的宣言，另行组党，建立起新的政党——生产人民党。 生产人民党成立的宣言就明确表达了“今天是生产人民党，到了相当时期同共产党合流”的意图。

　　在张学良主持西北剿共事务期间， 红军多次挫败东北军的围剿，造成东北军实力的消耗。 一方面是围剿红军导致自身实力消解， 再无打回东北的可能; 一方面面对东北军内部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张学良产生另谋出路的想法。 在 1935 年末至 1936 年初这一段时间内， 张学良通过上海方面、东北大学、驻剿共前线的军队三条路径寻找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方法。 此时的中共在瓦窑堡会议之后，抛弃“左”倾关门主义的统战政策，也在同时寻求机会与东北军进行沟通。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通过两次洛川会谈，双方之间的了解日渐增进。 最终，在延安会谈上中共与东北军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之下达成默契，建立统一战线关系。 在努力与东北军建立联系的同时， 中共也展开了争取杨虎城的努力。 这项工作首先由白区党组织发起，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派王炳南回到西安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 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本就存在间隙， 在抗日浪潮高涨的国内形势之下，也涌生出联共抗日的想法，在中共积极开展的统战工作之下， 双方展开会谈并最终达成联合抗日的协定， 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格局在抗日救国的共识之下建立起来， 这也是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一个胜利。

　　(四)中共局势转换的转折点

　　1933 年 9 月 25 日，蒋介石调集 100 万兵力， 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11 月 20 日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抽调嫡系部队开展对福建方面的 “讨逆” 行动。 国民政府的军队集中于闽赣一带，同时进行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与对福建人民政府的“讨逆”行动。 国民军官兵在此次行军作战中高度警惕红军与十九路军的联合作战， 此时的福建人民政府也寄希望于江西境内的红军对“讨逆”军的拦截。 这点不仅在陈铭枢的回忆录中有所体现，而且在国民党的军事作战记录中也有所记录，《国民党军卫立煌部镇压“闽变”战斗详报》之中对福建人民政府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指出：“逆军既与共匪携手，以我中央军方在赣中剿匪正值紧张之际， 而闽赣昆镜山岭连绵，散匪出没，交通阻隔，必不能立造大军入闽讨伐， 故对闽西则委于共匪不作军事准备，尤冀其能牵制我大军于赣中。 ”但是， 此时的中共党内受到 “左” 倾关门主义思想的影响，对福建方面的求援反应迟缓，甚至期望从两军作战之中谋取渔翁之利， 没有意识到此刻是破除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绝佳时机。 福建事变迅速失败，蒋介石方面因而能将全部的精力集中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大军的压迫以及“左”倾领导人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致使苏区大片领土沦陷， 中国革命战争濒于绝境，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开始艰难长征。福建事变正是处于中国共产党由苏区建设向长征战略转移的转折时期， 并对新局面的展开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5 年 10 月， 中央红军完成长征的战略转移，在中国西北地区开启革命新局面。 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之下， 中共适时地转变自身的统战策略， 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积极联络张杨，最终在西北地区形成三位一体的局面。 西安事变突然爆发，中共从中进行调解，推动西安事变朝和平解决发展。 西安事变是中共统一战线史上的重要事件， 它的和平解决有力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进程， 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解决西安事变期间中共所提出的各项理论与政策也丰富了中共的统战理论宝库。 西安事变正是中共走向联蒋抗日，打开一片崭新的抗日新局面的转折点。

　　二、不同点

　　(一)具体目标不一样： 反蒋抗日——逼蒋抗日

　　1933 年爆发的福建事变在酝酿之初就确立了反蒋抗日的目标。 在福建人民政府临时代表大会筹备会告民众书中就提及“显见中国今日之危机， 实由代表军阀买办官僚豪绅地主流氓的蒋中正及其御用的南京国民党系统与南京政府所造成…… 今蒋中正御用南京国民党系统与南京政府， 既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与彻底民主政权实现之最大障碍物，自更为吾人应该首先打倒之敌人”。 将推翻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统治视为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我们现在想要打倒帝国主义， 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 及其爪牙流氓化的蓝衣党不可，蒋介石一天不去，我们救国的革命事业， 便一天受到威胁”。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发起政变的陈铭枢等人共同发表脱党声明， 表明要另立政党， 组织有原第三党与其他政治团体分子共同参加的生产人民党， 但新成立的生产人民党的总纲草案将叙述重点放在组织建构的理论陈述上，而在革命发展前途方面含糊其辞，表现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为其后该政权的迅速落败埋下伏笔。

　　西安事变捉蒋囚蒋之后，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表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表明发动政变是在“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的情况之下，“学良等多年袍泽， 不忍坐视， 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开诚布公说明此次发动政变的目的绝不在于反蒋杀蒋， 只希望蒋介石领导下国民政府能够认识到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抛弃对内作战和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下团结全国各方势力， 开展全民族的对日作战。 因而在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担保实行抗日救国各项主张之后， 张杨迅速做出释放蒋介石的决定，张学良甚至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一切行动的目的都在于促进逼蒋抗日目标的实现。

　　( 二) 行动方式不一样： 另立政权——发动兵谏

　　一二八事变中， 十九路军中的英勇表现使得全国上下的抗日热情高涨， 十九路军在全国民众中的声望大大提高。 而蒋介石继续奉行“不抵抗” 政策，为消耗十九路军名望，消减军队作战实力， 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动至福建， 命其开展剿共作战。 在与红军的对战之中，十九路军屡次失败，遭受挫折， 同时军队的补给也得不到国民政府方面的及时补充。 十九路军陷入“剿”也败，不“剿”也败，打也完，不打也完的两难局面之间。 为了保存实力，摆脱艰难境地，陈铭枢等人多方联络国民党党内各地方实力派以及党外的反蒋势力， 密谋发动反蒋活动，于 1933 年 11 月 20 日在福州召开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脱离国民党，成立新的政权与政党，制定有关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的章程，试图联合各方面反蒋抗日的势力共同推翻蒋介石国民政府，成为新的革命领导中心。 从中也体现出福建事变的实质： 国民党党内地方实力派为争夺权力而发动的政变。

　　西安事变具有与福建事变不同的性质内涵。1936 年 12 月 12 日，由张学良、杨虎城等国民党党内地方实力派发动的西安事变， 虽也是爆发于自身领导的军队力量受到蒋介石的分化打压、 抗日救国诉求得不到回应的背景之下， 但其实质上是张学良等人在屡次进行劝诫无果之后实行的最后非常规规劝手段。 张学良在向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话中说道：“我同蒋委员长政治上的冲突， 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 非告一段落不可…… 于是我决定了三个办法，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却职务走开。 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 第三，就是现在所想的类似兵谏办法。 ”他正是在尝试其他各项方法无疾而终之后而不得不最终诉诸武力。 兵谏的目的在于实现国民政府重心从剿共向抗日的转变， 为中国的民族安危谋一线生机。

　　(三)最终结果不一样：失败——成功

　　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方面做出“讨逆” 的决定也经过了重重的思虑。 据参加镇压闽变的国民党将领回忆：“当‘闽变’初起时，蒋介石误认为十九路军既与红军签订抗日协定，该军一经发动， 则红军逼蒋大举反攻…… 及至十九路军正式宣布取消国民党并换了国旗，但无积极的行动，仅在福州发表反蒋宣言，空喊口号;而江西红军亦无反攻迹象，其他反蒋势力复毫无反应。 ”蒋介石在此时意识到福建人民政府的外强中干， 开始积极地部署镇压闽变的军事作战计划，抽调嫡系部队，集中海空军及炮兵的优势力量全面镇压 “ 闽变”。1934 年 1 月 15 日，蒋介石军队攻陷福州。 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 1 月21 日，泉州、漳州失守，福建人民政府、生产人民党被迫解散，十九路军一部分被打散，一部分为蒋介石和陈济棠收编，十九路军番号被撤销，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四处流散，轰轰烈烈的福建事变仅持续四十天左右就以失败告终。

　　1936 年 12 月 12 日发动的西安事变引起各方势力的广泛关注。 国民党党内亲日派散布蒋介石已经遇害的谣言，意图发动内战，国内一度呈现出剑张弩拔的局势。 西安事变面临两个未来发展趋向：一是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 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一是结束“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协助张杨努力推进第二种前途的实现， 西安事变得到以和平方式最终落幕的结果，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张杨等人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正在于推动国民政府开展抗日救国政策，从此目标来看，西安事变最终取得了成功。

　　三、启示

　　(一)历史事件的产生发展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历史事件从来不是孤立的， 它的产生发展受到多方面综合因素的影响， 同时从一个历史事件出发，它会辐射发散影响到诸多其他的历史事件。恩格斯在概述唯物辩证法的总原理时写道: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联系的观点也适用于对福建事变与西安事变的研究分析。

　　福建事变是西安事变的序幕。 首先，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党内实力派第一次打出抗日旗号开展对蒋斗争， 具有与此前国民党各军阀实力派发动的武装斗争不同的特点。 反蒋是为了铲除革命的障碍，打倒帝国主义以求得中国民族的自由解放。 福建事变中扛起的反蒋抗日大旗启发了张杨开展逼蒋抗日斗争。 其次，福建事变爆发时，十九路军位处剿共前线，为了实现反蒋抗日目标，在事变酝酿之初即萌生联共想法，与中共方面握手言和，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 共同谋求抗日救国目标的实现。 西安事变爆发时张杨同处于剿共前线，相似的处境之下， 福建事变中十九路军方面的联共做法为其提供了借鉴。 最后，十九路军官兵在一二八事变中的英勇表现，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中华民族的民族血性被点燃，张杨也深受感染，强烈要求开展爱国抗日斗争。

　　西安事变是福建事变的新发展。 福建事变与西安事变都以抗日救国为发动政变的主要目标， 抗日的目标诉求贯彻于整个行动的始终， 可以视为发动政变的革命思想和行动纲领。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各方势力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得到和平解决， 有力地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由剿共向抗日转变。 西安事变最终实现了福建事变所追求的共同抗日目标。 西安事变采取兵谏的手段，不同与福建事变中另立政权的斗争方式， 这是张杨吸取福建事变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变化所作出的恰当创新发展， 新的斗争方式在新的形势下发挥了积极作用， 助力于最终目标的实现。

　　从福建事变到西安事变， 这两个历史事件的产生发展是一环扣一环的， 他们都产生于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中国的背景之下，都是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反抗，在不同历史时间上都处于剿共的前线，萌生与中共合作的想法。 张杨发动逼蒋抗日兵谏受到了福建事件扛起反蒋抗日旗帜的启发， 西安事变的爆发又可视为福建事变后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福建事变发起人也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终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促成共同目标的实现。 单一的历史事件从不是一座孤岛， 各个事件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 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看待历史事件，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历史的坐标体系中，综合横向纵向多方面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

　　(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国革命获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门见山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正是以解决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问题为前提和基础。 纵观党的历史发展进程，在能够正确处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前提下，采取恰当的统战策略，党的事业就能够得到保障和发展，革命事业也能取得一定的成绩。 反之，党的事业会遭遇挫折与曲折，中国的革命事业也会停滞不前，面临危急局面。 福建事变与西安事变可以视为正反相互映衬的一对实例，证明上述结论。

　　通过六届四中全会， 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 而福建事变正是发生于“左”倾错误思想占据党内领导地位， 持正确思想的领导人处于被排斥冷落状态的一九三三年。 福建事变发起人在政变酝酿时已确立了与中共联合的想法，积极寻求与中共合作的渠道。但是“左”倾思想领导人把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判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甚至在一开始试图拒绝十九路军的谈判请求。 在与党内正确思想几番争论之后，“左” 倾领导人不得不采用正确意见开始与十九路军方面的谈判， 最终双方成功签订反蒋抗日的协定。 协定虽已签订，思想上的认识却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左” 倾领导人坚持认为十九路军发动政变的目的在于 “ 维持其崩溃垂死的国民党统治”，而党与十九路军建立联系目的正是在于揭露福建人民政府反动的真实面目。 其思想认识也体现在具体的军事作战部署上。 面对蒋介石方面对福建人民政府的讨伐，中共方面吝于伸以援手，对于从江西过境的国民军不进行堵截， 甚至可以称为熟视无睹。 正如宋希濂在回忆中所述：国民政府军队在进入江西境内后处处警戒， 高度紧张，“所有这一切措施， 都为的是防备红军的突然袭击……自金谿到邵武，在将近二十天的行军中，真是提心吊胆”。 但是实际上“讨逆”军“除在资溪附近与地方武装稍有接触外， 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战斗”。 红军的不作为行为，令国民政府军队将领也心存不解。 在福建方面申请援助的情况下，博古指示前往十九路军配合作战的军事代表，“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 只能看见眼前的蝇头小利，忽视在当时形势之下，联合十九路军作战破解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在抗日救国基础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国民党内部抗日反蒋势力进行分化联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正是在“左”倾关门主义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之下，中共错失良机，并在后期反“围剿”中作战失利，中国革命陷入危急局面， 被迫开始战略转移谋求新的出路。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完成长征抵达陕北，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基本清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 “左”倾错误的领导，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一直被视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史上的重要标志性文件。 在 《八一宣言》的精神指导下，12 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根据华北事变后国内形势变化的新情况，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 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正确统战政策的指导之下，中共在西北地区积极联系各方实力派， 特别是与张杨共同创造出西北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西安事变的爆发出人意料，但中共克服了党内复仇主义的思想，根据形势制定了正确的应对措施。 作为张杨与蒋谈判之间重要的第三方势力，中共从中调解，努力推动西安事变朝和平解决方向发展。 正是在正确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才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进而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从此开启抗日新局面。

　　(三)中共实现从幼稚向成熟的转变是保障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前提

　　从福建事变向西安事变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从幼稚向成熟的转变。

　　在福建事变酝酿、 形成、 最终失败的过程之中， 中共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都深受共产国际判断的影响。 这一时期内，共产国际内部“左”倾关门主义的下层统一战线思想盛行。 对于福建事变，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弗雷德表示：“ 不能相信蔡廷锴，蔡倾向于第三党(社会民主党)，而社会民主党是顽固反共的”“蔡反蒋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斗争， 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我们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不能对局势进行准确的判断。 中共深受共产国际思想的影响，在“左”倾领导人带领下实行关门主义的统战政策， 面对十九路军的频频求助犹豫不决， 博古对派出支援十九路军的军事代表的指示是 “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对于如何利用有力时机进行军事部署，如何出兵配合作战，如何在反蒋抗日的基础上建立共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只字未提，甚至在福建政府亟需援助之时，将红军主力西调， 徒劳无功地进攻永丰地区的堡垒。 可谓正是“ 为渊驱鱼， 为丛驱雀， 把‘ 千千万万’ 和‘ 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 机遇转瞬即逝， 蒋介石对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内部成员的腐蚀加上红军行动的迟缓甚至是不作为导致这场革命迅速落败。 中共处理福建事变的政策体现出此时其尚处于稚嫩状态， 无法独立自主地正确处理中国革命中遇到的各类状况。

　　西安事变时中共的处理措施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西安事变爆发后，苏联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 坚决反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举动，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言论公开支持蒋介石政府的领导地位， 把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举动称之为 “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 在西安事变问题上，共产国际与苏共中央持相同态度。 周恩来后曾评论说：“西安事变张学良、 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 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 ”中共在西安事变问题上采取了与共产国际方面截然不同的态度，主张“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 ( 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 中共与共产国际方面可以称之为完全相反的主张在后期实践中被证明是根据形势做出的正确判断。 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政治军事斗争中， 中共充分认识到了形势的复杂性，采取团结左派、分化争取中间派、打击右派的策略，对国民党内各派势力进行分化联合， 同时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以此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开启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崭新局面， 体现出一个成熟政党根据具体时事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素养。

责任编辑：王语萱 最后更新：2022-05-21 09: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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