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弘 | 抗战时期昆张支队的日常斗争研究
2022-05-17 16:51:52  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宋 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 第1期

　　摘要：昆张支队是抗战中后期活跃在冀鲁豫地区的一支中共小部队，其组建与产生既是中共面对形势变化科学决策的结果，也是中共整体政策调适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特殊的武装形式，昆张支队的作战并非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歼灭战，而是采取日常斗争的形式，牵制日伪军。这种形式由隐蔽机制、日常生活、教育管理等一整套措施组成。昆张支队是抗战时期中共小部队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共力量生存和发展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昆张支队;小部队;隐蔽机制;日常斗争

　　游击战是抗战时期中共抵抗日军和自我发展的重要形式，也是研究中共革命史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游击战的过程中，军队分散化是其一大特点，因此研究游击战就不能仅仅观察中共军队中的正规军，还要关注众多的小部队。小部队的作战并非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歼灭战，而是采取日常斗争的形式。这种形式由隐蔽机制、日常生活、教育管理等一整套措施组成。所以，观察小部队应充分探究其日常斗争之面相，若以歼敌数量衡量其意义与价值，似为舍本逐末之举。由此，小部队的日常斗争实为窥探游击战及中共成长、发展奥秘之关键锁钥。

　　小部队是抗战时期中共因应战争形势而组建的一种特殊的武装形式，因其独特的运作机制而受到关注。昆张支队是冀鲁豫区党委为落实“敌进我进”政策而在昆山、张秋地区组建的一支小部队，1943年春正式组建，1944年6月奉命改编。昆山、张秋是“我抗日政府为适应对敌人斗争的需要新建立的两个县，地处阳谷、东平、汶上、郓城、寿张之间”，这里“绝大部分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也有河流湖泊、冈峦丘陵”。正是由于昆张地区处于中共根据地的关键位置，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地带，既有中共的活动，也有日伪军、国民党、土匪等社会力量的互动，所以昆张支队为我们全面观察小部队的运作机制提供了可能。

　　既有研究从整体上对小部队的组成及其主要任务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还有学者从个案的角度研究了中共游击队的战斗与生活吗，也有学者探讨了昆张支队的敌军工作。尽管这样的探讨有其重要价值，但对于小部队日常斗争面相的揭示仍需进一步加强，且单一的个案考察不能涵盖各个区域小部队的不同特点，也未能充分照顾到小部队运作之实态。另外，中共在冀鲁豫其他地区派出的小部队，“由于敌情严重加上斗争方针不明确，不仅难以立足，而且遭受了损失，被迫撤出”，而昆张支队获得了成功，得到冀鲁豫区党委、军区的表扬，全区各地以昆张支队为榜样，组建142支小部队相继深入敌占区和接敌区，开展对敌斗争。这充分体现了昆张支队的典型性。

　　鉴于此，本文拟对昆张支队的日常斗争作一专题研究，在丰富小部队复杂的面相和形态的同时，以此探讨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的生存、隐蔽与坚持之道。关于昆张支队其他的重要面相，如支队的情报工作、通信联络、具体战斗，以及与会门、土匪等社会力量的互动等，拟另文探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展示的昆张支队的几个方面在实践中本就是一体的，只是在研究过程中对此作相对独立化的处理。

　　一、坚持:支队的组建

　　面对战争局势的不断变化，冀鲁豫边区始终坚持斗争，并秉持着“不是能坚持不能坚持的问题，而是怎样坚持的问题”的原则。“坚持”体现出中共勇于斗争的政治勇气，昆张支队正是“坚持”政策下的产物。

　　1938年以后，日军逐渐回师后方，加强了对华北各根据地的“扫荡”和控制。1941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策划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使根据地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1942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估计:华北整个局势在向严重的方向发展，冀鲁豫边区已进入“空前艰苦”时期。就昆张地区而言，因其地理位置重要，更成为日军“扫荡”的重点。“这里是冀鲁豫根据地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的东大门。而冀鲁豫地区又是连接华北、华中两大敌后战场的枢纽。因此，这鸡鸣六县之地，处于极重要的战略地位。”濮范观地区是冀鲁豫根据地的实验区。由于距离较近，因此昆张地区能否坚持，还会影响中心实验区的情况。“昆张地区的沦陷，对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造成了极大威胁，恢复昆张地区，成为当务之急。”在昆张地区坚持斗争具有较大的政治意义，“冀鲁豫根据地中心区能否生存和发展，如何生存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昆

　　张地区能否恢复”。

　　1942年9月日军“扫荡”后，昆张地区由根据地沦为敌占区，中共军队的活动空间被大大挤压。日军在昆张地区采取了严密措施，强迫百姓修碉堡、筑公路、挖壕沟、垒围墙、架电线，形成“五里一碉，十里一堡”的一个个“格子笼”。日军沿着黄河堤挖了5米宽、7米深的一道封锁沟，并把挖出的土堆起夯实，筑成一道封锁墙，用以割断昆张地区与濮范观中心区的联系。同时日军还修筑了由东平县至大安山、戴庙、大路口、小吴以及由郓城至梁山、张坊、侯寨、程四里屯、肖皮口的公路，把各据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信息灵通、交通方便、合围迅速的碉堡群、交通网、通信网。日军称“八路进入昆张，就等于虫子被缚于蛛网”。中共在昆张地区面临非常艰难的环境。

　　不过，面对如此危局，中共并没有放弃斗争，而是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体现了成熟的斗争智慧。1941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要缩小与封锁敌占区，深入敌后开展敌占区工作。1943年，时任八路军第129师政委兼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指出，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随着占领区的扩大，日军兵力不断分散，形成了“前实后虚，此紧彼松，顾此失彼不平衡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很难集中较大兵团与日军战斗，但派遣分散的小部队是可能的。

　　1942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正规军必须坚决分散活动。除远道新来之疲劳部队以外，一般的应以2/3分散，1/3轮番集结休息整理为原则。分散部队以连为单位独立活动，深入敌后，找寻敌统治薄弱地区，发动与建立隐蔽的群众的小型武装。”鲁西地区随即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小部队进入敌占区，在敌人心脏开展游击战。同时，号召敌占区的党政干部，要“村不离村、县不离县”，回到本地坚持敌后斗争。昆张支队的组建恰是这一政策的具体反映。

　　在此背景下，冀鲁豫区党委在昆张地区组建了昆张支队。1942年冬，115师教3旅以7团2连和8团3连组成小部队，由王定烈指挥，邵子言(昆张地区工委书记)兼政治委员。1943年春，冀鲁豫边区2分区党委决定正式组建昆张支队，以8团4连为第1中队，原8分区警卫连为第2中队，后又将7团2连改为第3中队。关于昆张支队的具体人数，据回忆，第1中队约120人，第2中队约八九十人，第3中队130余人，第4中队90余人，共计430余人。一般情况下，支队并不总在一起行动，各中队分散活动。1中队经常随支队队部行动，实行机动，2中队在张秋县活动，3中队在东平县活动。如遇强敌，各中队可联合行动。

　　昆张支队的主要领导干部有4人。队长吴忠，1919年生，四川籍，13岁参加红军，1941年起就带领小分队在昆张地区战斗。副队长王定烈，1918年生，四川宣汉县人，1939年起就在昆张地区活动。政委邵子言，1914年生，山东省平原县人，1939年起就扎根在昆张地区，中共昆山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特派员管学思，1920年生，山东省梁山县东管庄村人，对本地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了如指掌。

　　支队的领导干部有两个特点。一是非常年轻。冀鲁豫区党委要求在提拔小部队干部时条件不要过高，只要政治坚定，同群众有联系的就要大胆提拔，工作能力弱，经验少，可以在实际斗争中和工作中逐渐培养。昆张支队能否在敌占区站稳脚跟并有所作为，队长人选至关重要。虽然吴忠作战勇敢，党性坚定，执行命令坚决，作风泼辣，并在昆张地区长期活动，也有带小部队活动的经验，但他毕竟只有21岁，年轻气盛。而昆张支队需要的是一个老练、沉着的队长。因此，冀鲁豫区党委在考虑队长人选时，曾对吴忠提出过质疑。后来考虑到他虽然年轻，但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且对昆张地区较为熟悉，才最终选定吴忠。

　　二是对昆张地区非常熟悉。在建立、发展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共重视发挥本地干部的作用，冀鲁豫区党委强调每个小部队至少要有1名至2名本地干部。虽然吴忠是四川人，但他从1941年起

　　就带领游击队在梁山地区活动，同为四川人的王定烈，从1939年起就在昆张地区活动，他们都属于本地化的干部。1939年2月邵子言就在中共鲁西区委党校担任教务长、第四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40年8月担任中共鲁西区委直属昆山实验区工作大队政委兼工委书记，1941年1月担任中共昆山县委书记。管学思更是如此，一方面他是本地人，另一方面他也长期在冀鲁豫地区工作。尽管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在工作中会出现一些矛盾，但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地方化在中共革命的胜利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本地和地方化的干部战士能够更好地融进地方隐蔽于群众之中，这也是研究昆张支队生存机制时需要注意的重要内容。

　　由上可知，面对日军的强力压迫，冀鲁豫区党委组建小部队进入昆张地区坚持斗争，在一定地区的坚持对于整个根据地的斗争和准备将来的发展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二、隐蔽:依靠群众与技术措施

　　进入昆张地区后，如何隐蔽成为支队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面对日军的“扫荡”和封锁，支队在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的隐蔽方式，即以依靠群众为核心，辅以技术措施，隐蔽于群众之中，成为一支“隐形的军队”。不通时，则点火发出警报。不仅昆张支队遭遇过如此险情，其他部队也遇到过类似情形。如安平县游击大队“本来打算转移到庙头村去，但群众见部队到来后非常恐慌，故意大声喊叫，结果声张开了，不能在这个村子驻了，只好转移到黄町，继续开会”。

　　由此可以看出，小部队的隐蔽方式能否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群众的关系。有一次，昆张支队到梁山县东平城南地区二十里堡附近的一个庙里，但进庙时遭到和尚的阻拦。因为八路军离开当地已经很久了，日伪军又长期占领这一地区，所以和尚怀疑他们是土匪。最后，吴忠拿出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和机枪给他看，才证明自己是八路军，因为土匪和汉奸一般是没有地图和机枪的。

　　不过，游击区、敌占区的群众也是敌人利用的对象，所以把握好与群众的关系并不容易。日伪军逼迫群众监视八路军的行动，离间军民关系，并用多种方式吓唬老百姓。八路军到哪个村，哪个村就要向日伪军报告，如果不报告，就要被处罚，敌人到村子里抓人、烧房子、罚款。凡是八路军到过的地方，住过的地方，敌人总是把老百姓搞得很苦。这些情况让老百姓误认为八路军带给他们的不是好处，而是灾难。

　　对于这些情况，昆张支队采取了两个办法。其一，让老百姓每天向日伪军报告八路军的情况。等八路军走了，就去报告。有时村里没有住八路军，也让老百姓去报告。其二，获取敌方情报。当支队到某一村庄后，让群众赶快去报告，然后架起电线偷听敌人的电话，“一报告，敌人就打电话，一打电话，我们就掌握了情况”。如此“真真假假，搞得敌人懵头转向，草木皆兵”。通过这些办法，群众的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逐渐认为支队没有给他们带来坏处，而是保护了他们，从而加强了支队与群众的联系。

　　为了更好地隐蔽，支队除了和以往所强调的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联系之外，还灵活处理和地主的关系。支队在安置伤员时，“专门把伤员放在比较坏的汉奸、地主那里，有时放到离据点很近的汉奸、地主家里”，因为那里“是敌占区，把伤兵放在哪里可靠?当然，放在党员、贫农、雇农那里可靠。可是，一旦敌人发现，他就把人抓走了。不但伤员，就是我们的党员、贫雇农也没命了”。相反，汉奸、地主因为害怕身家性命有危险，不敢向敌军报告，反而会安全一些。在送公粮方面也是如此，“专门叫据点附近的地主、伪乡长或汉奸的亲戚什么的给我们八路军送公粮，这一来他也就没话说了，如果他再去告发什么人家‘通八路’，就不行了。从而保护了基本群众”。

　　和冀鲁豫地区一样，冀中根据地也有类似的情况。冀中堡垒户肩负着保护中共力量的重任，一般是以中共干部家属或贫苦农民为主，但也存在堡垒户是地主的情况，一般称其为“特殊堡垒户”。这样做也有类似的考虑，“他们便和基本群众、保公所人员在掩护抗日人员这一点上有了共同利害，又由于他们财产多，往往比基本群众还怕出事，这就自然地扩大了抗日联合”。在战时危急的情况下，“反向”的利用可能会出现意外的效果。

　　支队在与群众接触的过程中，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保护群众利益。“在指战员中，大部分都能自觉地遵守群众纪律，在观点上知道要替群众‘省’”，“尽量做到不走一村吃一村，尽可能不吃穷在昆张地区如“鸟笼子”般的恶劣形势下，支队的隐蔽遇到不小的挑战。支队“行军经常被敌探发现，进入宿营地时，引起狗叫，一个村狗叫，连锁反应又引起别的村的狗叫”，老百姓“分辨不出是什么队伍，乱喊乱叫，惊动了敌人”。甚至有时会出现群众在高压或利诱下公开帮助敌人送情报的情况。若晚间发现部队靠近时，村内则鸣锣击鼓呐喊:“拿家伙”，据点发现征候时，或电话不通时，则点火发出警报。不仅昆张支队遭遇过如此险情，其他部队也遇到过类似情形。如安平县游击大队“本来打算转移到庙头村去，但群众见部队到来后非常恐慌，故意大声喊叫，结果声张开了，不能在这个村子驻了，只好转移到黄町，继续开会”。

　　由此可以看出，小部队的隐蔽方式能否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群众的关系。有一次，昆张支队到梁山县东平城南地区二十里堡附近的一个庙里，但进庙时遭到和尚的阻拦。因为八路军离开当地已经很久了，日伪军又长期占领这一地区，所以和尚怀疑他们是土匪。最后，吴忠拿出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和机枪给他看，才证明自己是八路军，因为土匪和汉奸一般是没有地图和机枪的。

　　不过，游击区、敌占区的群众也是敌人利用的对象，所以把握好与群众的关系并不容易。日伪军逼迫群众监视八路军的行动，离间军民关系，并用多种方式吓唬老百姓。八路军到哪个村，哪个村就要向日伪军报告，如果不报告，就要被处罚，敌人到村子里抓人、烧房子、罚款。凡是八路军到过的地方，住过的地方，敌人总是把老百姓搞得很苦。这些情况让老百姓误认为八路军带给他们的不是好处，而是灾难。

　　对于这些情况，昆张支队采取了两个办法。其一，让老百姓每天向日伪军报告八路军的情况。等八路军走了，就去报告。有时村里没有住八路军，也让老百姓去报告。其二，获取敌方情报。当支队到某一村庄后，让群众赶快去报告，然后架起电线偷听敌人的电话，“一报告，敌人就打电话，一打电话，我们就掌握了情况”。如此“真真假假，搞得敌人懵头转向，草木皆兵”。通过这些办法，群众的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逐渐认为支队没有给他们带来坏处，而是保护了他们，从而加强了支队与群众的联系。

　　为了更好地隐蔽，支队除了和以往所强调的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联系之外，还灵活处理和地主的关系。支队在安置伤员时，“专门把伤员放在比较坏的汉奸、地主那里，有时放到离据点很近的汉奸、地主家里”，因为那里“是敌占区，把伤兵放在哪里可靠?当然，放在党员、贫农、雇农那里可靠。可是，一旦敌人发现，他就把人抓走了。不但伤员，就是我们的党员、贫雇农也没命了”。相反，汉奸、地主因为害怕身家性命有危险，不敢向敌军报告，反而会安全一些。在送公粮方面也是如此，“专门叫据点附近的地主、伪乡长或汉奸的亲戚什么的给我们八路军送公粮，这一来他也就没话说了，如果他再去告发什么人家‘通八路’，就不行了。从而保护了基本群众”。

　　和冀鲁豫地区一样，冀中根据地也有类似的情况。冀中堡垒户肩负着保护中共力量的重任，一般是以中共干部家属或贫苦农民为主，但也存在堡垒户是地主的情况，一般称其为“特殊堡垒户”。这样做也有类似的考虑，“他们便和基本群众、保公所人员在掩护抗日人员这一点上有了共同利害，又由于他们财产多，往往比基本群众还怕出事，这就自然地扩大了抗日联合”。在战时危急的情况下，“反向”的利用可能会出现意外的效果。

　　支队在与群众接触的过程中，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保护群众利益。“在指战员中，大部分都能自觉地遵守群众纪律，在观点上知道要替群众‘省’”，“尽量做到不走一村吃一村，尽可能不吃穷的村子，即便富的村子也是按规定征发”。支队在消灭敌人和群众利益之间有所取舍，“在××离敌人的行军序列仅达二百余米，本来要打是可以消灭该敌的，但为了使该村群众不受遭害，他们放弃了;在林坝有两个伪军侦察员，带两支盒枪，跑到村里了，也可以俘获，但为了群众不受罚，同样也放弃了”。这种取舍本身就是中共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支队有时还与群众合作共同对付敌人。抓到俘虏后故意让群众来保释，使伪军感激而不为难村民。有时估计附近据点伪军力量不大时，支队驻扎后让老百姓去据点报告。

　　开会也是支队联系群众的重要机制。1中队到达东平大羊集后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吴忠和邵子言找当地的士绅名流谈话，做统战工作。据统计，自1942年冬到1943年2月，支队共召开群众大会42次，3537人;村干部会32次，170人;小集团宣传38次，270人;房东座谈会5次，27人;伪属会3次，12人。通过开会宣传，加强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支队的活动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除了做好群众工作，支队还发明了一些技术性的隐蔽措施，如通过封锁沟时使用竹梯子。行军用的梯子不能太重，重了扛不动，选用竹梯子，比较轻。竹竿是空的，容易发出响声。为防止发出声音，队员们用自行车的破里带在竹竿上缠一层。这样既没有了声音，又加固了竹梯子。部队使用时一上一下，就成了一条路，不声不响地过封锁沟。通过封锁沟后，竹梯子还可以当作担架使用。此外，宿营时也可以使用竹梯子。宿营的地方不能暴露，不能被敌人摸准，避免部队被敌人袭击。进村以后为了不惊动老百姓，队员们就用竹梯子翻过墙院，在窗户下面和老百姓说话，老百姓就起来开门。队员们进院住下以后，还要在村庄周围布置哨兵封锁消息。不过，这样做并不是万无一失的。有一次，队员们进入赵坝村，“由于没有经验，这个村子又比较大，地形复杂，消息没封锁好，走漏了风声”。

　　除了竹梯子，还有一些非常具体的隐蔽措施。例如，在出发时间上，一般选在黄昏以后，甚至在群众熟睡之后。在行军方向上，如果目的地在西，队员们就从东面绕个弯子。遇到十字路口，就命令一个中队向左、一个中队向右，横队前进。冀鲁豫边区2分区还给战士发放有带子的鞋，用带子捆上倒穿鞋行军，使敌人难以辨明部队行进方向。在行军路线上，队员们一般不走大路，多走小路，有时在田间走一段，避免靠近村庄，以免引起狗叫。在行军痕迹上，在队伍的最后派有警戒组，防敌袭击，还带一个扫把，负责清除部队通过十字路口的脚印，再向反方向踩几个脚印，然后跳过去跟上部队，迷惑敌人。在行军过程中，队员们要保持安静，咳嗽时也要把嘴捂起藏到袖筒里，以免引起鸡鸣狗叫。在行军装备上，为了不让敌人认出是主力部队，队员们用被子、麻袋包裹机枪，进行伪装。

　　为了保密，队员们还要改穿便装。冀鲁豫区党委强调，小部队必须很好地注意隐蔽伪装教育，在穿衣方面，过去穿军衣，今天穿便衣;过去是正规化，今天是群众化;过去头戴军帽，今天剃光头或扎手巾。王定烈回忆说:“把心爱的八路军军装换成当地的紫花布便衣，记得还给我多发了一件长大褂”。支队初次未能成功进入昆张地区的原因很多，未改便装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对扫荡后昆张军事、政治情况估计不足，我们没有估计到那一个地区里我们的政权、地方军及群众团体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失，没有估计到敌人会据点林立，并控制了较强的机动的兵力。因此，我们派遣昆张支队还是军容整齐，浩浩荡荡地进入，未能化装便衣隐蔽地进入，结果被迫回来。”

　　看似简单的换装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可能遇到较大的困难和阻碍，如“化装不够群众化，衣服单一”。有的队员还不理解，认为“过去也打游击，怎么也不用穿便衣，这次穿了便衣怎么到这里又住了三天呢?”冀中地区就有干部因隐蔽时不注意衣装而出现了问题。一名干部“总喜欢把羊肚手巾像陕北农民那样扎在头上，因而额上常支着两根‘犄角’。大家告诉他，冀中老乡不是这样箍手巾的，他也不管。此人警惕性颇高，半夜就进了高粱地，却被搜洼的敌人蹚出来，逮走了”。昆张支队隐蔽的目的是要“消失”在日军的视线中，但又能随时出动，掌握主动权。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军民关系，遵守群众纪律，保护群众利益，依靠群众坚持斗争;另一方面还要有技术措施的支撑，利用一切可能的隐蔽方法。这些方法都是基层干部在斗争实践中须臾不可缺少的。

　　三、生存:日常生活的运转

　　为了完成“敌进我进”的任务，昆张支队并非短期的隐藏，而是要长期的隐蔽。而长期的隐蔽，支队的日常生活运转必须得到保证，这是支队得以生存的重要保障。粮食是生存的基本要素。昆张支队筹集粮食有5项基本原则:“a.要根据村庄大小穷富决定。b.小村子不征收，只烧柴。c.贫苦村庄什么也不用。d.住村贫苦，但不能向外村筹，只有在大庄征了粮食再还给小村子，用过后开条子。今后用征粮证为宜。e.严格注意节约，不应当只要白面或麦子吃，以扩大我军影响。”但因环境恶劣，支队很难通过征粮解决所有问题。

　　由于人员流动比较频繁，所以支队要求战士平时可带三餐干粮，但情况紧张或隐蔽时要带3天的粮食，否则弄不到饭吃。如果形势再紧张，队员们只能依靠房东，但必须注意群众纪律。“昆张支队在庙里三、二家小村内隐蔽，结果不能到外面村庄征粮、柴。只有吃房东的，但他家贫寒，必须发还。”

　　支队的生存当然离不开被服。为了便于行动，队员们一般不带棉被，“以大棉袍一个代被子，白天可穿，夜间二人可搭脚睡觉，两个棉袍可以代替被子。另外他们多夜间行军，进宿营地时正是群众起床时，可以利用百姓被子御寒”。由于队员经常行军，比较费鞋子，不管天气好坏部队都要走，不管是山还是水都要过，因此鞋子坏得快，在百姓家买，价值昂贵，而且不好买，因此供给机关必须注意及时向部队提供鞋子。其他根据地的小部队中也有鞋子不够穿、打光脚板的情况，

　　这和抗战时期中共军队鞋子整体的情况是一致的。行军是昆张支队最为频繁的日常活动。由于所在地区敌情复杂，支队的行军需要经过严密的计划和安排。首先，确定目的地。行军前指挥员要根据活动区域周围情况，如敌人的兵种兵力装备和指挥系统情况，以及支队转移行动的目的(隐蔽休息、开展群众工作及作战等)和预定转移方式，慎重地决定目的地。

　　其次，调查研究。确定行军目的地后，要查明预定地点的军事政治情况，以及所经地区内的居民、道路、据点分布、封锁沟、敌人警戒等情况，作出周密布置，便于处置行军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并确定警戒、休息地点、通过封锁沟的方法等。由于事先调查不够，“发生过自己预定的宿营地住有敌之扩兵队，在进入村庄到敌人住的院子跟前才发觉敌人，幸敌人兵力微弱，一冲而入，将敌人解决”。还有一次过湖，由于调查不仔细，当部队进至渡口附近时，才发现湖内仍有水，并未全干，因此，只好临时用船搭浮桥，有的战士徒涉，弄得满身是泥。

　　此外，行军前必须确定好具体的行军路线，不能随意行走。因为行军路线问题，队员们曾遇到过危险。“昆张支队在行动中曾因只预先规定了行动方向及目的地，而未明确地预定行进路线，致地方同志带路通过敌据点时，我们行进道路只离碉堡三百多米远;曾经发生过走进有红会民团的村子请向导，致村庄内打更之民团鸣锣击鼓，向我跟追到宿营地。”因此，为避免发生危险，指挥员应根据已知情况确定行进路线，避开敌人的注意，避开群众条件不好的村庄，避开大道走小路，避开常走的道路，走没有走过的小路，先向假方向行进，然后再向自己预定的真实方向行进。

　　在行军中，行军的时间不能过早或过晚。昆张支队3中队有时行军时间计算不准确，路程远，起床晚，未进到宿营地天就亮了。有的出发时间过早，到达目的地布置好警戒后，部队还要静坐一个多钟头，等待天亮进屋，队员们非常疲劳。因此，支队强调，认真研究出发时间在军事活动中非常重要，各指挥员应根据任务、路程、季节及情况等决定之。

　　关于行军中的向导问题，支队一般要求最好不请向导，可先秘密侦察，查看房舍地形和所经道路情况，侦察者可自任向导。如果需要找向导的话，最好在支队内部找本地人作向导，以免泄露秘密。在村庄中找向导，则要按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方法。在春季或冬季请向导，“若在深夜中村里人都已睡觉，则靠村边小房破院去请，因为容易叫开门，容易进入，若叫老财家之大门则不容叫开，不易进入”。在夏季或秋季请向导，“则到场院中找乘凉或看田禾菜园瓜果的，这样免得惊动整个村里的人”。如果找不到固定的向导，也不得沿村请沿路换。总之，保密是主要原则。

　　行军过程中宿营地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如果宿营地选择不好，“休息不成，而且要被动行军，不走要打，要打的话也打不好，只有被迫地进入战斗”。宿营地一般选在偏僻较小的村庄或孤立的庙宇，尽量避开大路。选择小村庄最好也是比较孤立的小村，周围二三里没有相接村庄，便于警戒和保密。如果住在大村镇或乡间小集市，“应当注意到进入的秘密突然，时间的短促，注意到兵力的集结，不宜分散，应当靠村庄一个角落，房屋比较坚固，我容易进退的地方”。

　　另外，选择宿营地不能久住一地、常住一村，形成规律，要住那些没有到过部队的村庄，休息最安全。在宿营的时间上，也不能形成规律，“黄昏、半夜、拂晓均可进，白天亦可，这主要看当时的情况、行动、距离、季候来决定”。

　　部队宿营时会严格封锁消息。进村之前派人先封锁路口，等天明狗不叫了，部队再化整为零地从各个路口陆续进村，或者隐蔽在村庄一角或一个大院内。部队进村后，人员只准进不准出，到下午三四点再放行。其原因是部队驻扎地离敌人据点很近，据点中又有电话，如果上午敌人发现支队的活动，就会用电话联系其他据点的兵力包围支队。

　　为了不让敌人怀疑，有少数队员化装成农民，在村外地里劳动或拾柴拾粪，同时在敌人据点方向和可能来的路上，派出侦察员进行监视。哨兵“把枪藏在就近的柴草内，背上粪篓、柴筐，装着拣粪拾柴，看似游游荡荡，漫不经心;有的则扮成小商小贩，做起了买卖;对来往的伪军、伪组织人员不进村，也不可疑的即不过问;对进村的伪军警政人员，待其进到村里后，才将其缴械，集合起来上政治课，不杀不辱，不收财物，但要记下姓名，家庭住址、亲人姓名及其表现，留下‘清单’，然后放他回去”。有时，队员们也依靠当地群众放哨。“在群众同意下，依靠群众封锁消息，掩护与隐蔽我们。如我昆张支队在附近一个村庄及×城附近一个村庄，百姓怕我们部队住了后，被敌发觉在他们村里打仗后要受罚，因此我们利用这一点，使他们帮助我们放哨，(除了望的干部外)其他部队完全隐蔽休息。”

　　进入村庄后，队员们叫门时也注意保密。“开始是用人梯爬到房上不叫百姓的门，免得狗叫及人的叫喊。他们以后又想办法用过封锁沟的竹梯上房子很轻便，而且很快，开始爬房子的人必须是勇敢的强壮的，最好有地方同志，以便在百姓发觉时答话。这在我们没有去过的村庄更为重要。”队员们休息时都是和衣而卧，武器弹药就放在身边。部队在进入敌占区的第一阶段，为防止敌人袭击，“有时在一夜之间转移数次”。

　　除衣食住行外，为了防止生病，支队“积极地注意卫生工作的推动”〇1。为了卫生管理要求，中共军队一般会按照规定挖厕所，且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要求。但昆张支队由于隐蔽的需要，“不能挖厕所，利用百姓已有厕所，不能扫除院子及街道，为了守秘密，防敌发觉”。在个人卫生方面，支队对脚病的防治较为重视。因为“他们每天要跑路，他们为了消除疲劳，干部战士对这一点都很注意”。洗衣服也要分开洗，队员们“分组进行，采取今天你三个洗，明天我三个洗”。

　　卫生工作的推动，干部是关键。“每到一地，干部能经常督促战士洗脚，虽然由于环境紧张，不能常洗衣服洗澡，但他们是注意了战士中清除虱子的工作，定期发动战士用火来烤衣服，据他们的经验，虱子一见火就可以掉落或死亡。”而且还把卫生工作与基本生活相结合，“注意了解决战士的实际困难，如战士没被子盖，能发动借群众的被子，一个战士有一点小病，政指就能找他谈、安慰，并给以生活上的改善”。

　　为了保密，支队经常开展以室内为主的娱乐活动。“发扬室内小集体的游戏，如各种棋类、讲故事、说笑话、打识字牌等，以求适当地调剂生活，不过这也须有细密的组织，以免流于庸俗，或产生赌博等现象。”

　　支队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宣传队往往和部队一起进村，依靠部队进行宣传。“支队在敌心脏里活动，住下就实行封锁，凡是进村的人都安排到大院里，由我宣传人员，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教育群众为抗日救国尽力，想方设法与敌人开展斗争。部队若在白天行军，我宣传人员随尖兵进村宣传，一直宣传到部队过完再撵部队。”这就达到了“昆张支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的目标。

　　尽管处境困难，但昆张支队仍然努力解决了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改变了以前的生活战斗习惯，“由过去一整套纯粹的军人习惯，转变成完全群众化的习惯”，这是“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必须自上而下进行不间断的深入教育”。同时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积极从各个方面保持自身的战斗力，为长期隐蔽生存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巩固:教育和管理

　　在分散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小部队的巩固，即隐蔽生存后如何持续地发挥作用，也是一道难题。为此，冀鲁豫区党委非常重视昆张支队的教育和管理。一方面，因支队常常分散活动，行军转移频繁，很难及时得到上级的指示，而要突出其独立性与自主性;另一方面，因支队容易出现脱离领导、不听指挥等倾向，强调必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与正规军相同，对支队“在军事教育上为步哨员动作、侦察动作、刺杀、射击、游击战术，在行政管理教育上，着重遵守群众风俗习惯，爱护群众利益。在政治教育上，着重政策教育以及如何向群众宣传和发动群众等”。与正规军不同的是，支队进入昆张地区活动，要充分了解当地的情况，教育上“应以当时当地的政治、军事情况加以充实，使它现实化，易于接受”。由于活动的隐蔽性，“在辅助教育上，进行些静肃行军、隐蔽宿营以及战例教育，这最适合他们的要求”。在教育方式上，以讲授与复习为主。据统计，昆张支队在40天的活动过程中，战士共上了10次课，听了1次时事报告。1943年5月30日，3中队由于昝长绪连长染病在身，改由副连长丁东征讲课，教材是《战友文选》第9期的《隐蔽游击战争小部队活动中政治工作的几个问题》甲项。

　　6月1日早饭后照常集合上课，并让区队的一个班也来参加。2日早饭后，副连长上课。午休后，支队又召集副班长以上人员学习小部队的管理教育。具体的教育方法也要适应隐蔽的需要，如“多利用隐蔽宿营时讲授，利用行军实施实兵演习，在进房子时作讲评，但要注意，时间不宜过长，应中心明确扼要”。

　　对于队员的教育，多在上午进行。因为支队“不管什么时间都是在准备作战，每天有一次到二次的转移，有时分散工作征粮，夜间走路，拂晓宿营，上午极疲劳。但上午，因为敌人发觉不了那样快，以此时为安全，下午疲劳已恢复，但多于下午发生情况，因此教育时间极不一定，而且时间极短，因此他们采取不一定的时间(但多在上午)”。在具体实施方面，尽量利用支队集中的时间进行插缝式的教育。由于小部队战斗时间非常短，“战前往往只允许几分钟的动员，就要进入战斗，战斗中要求速战速决，很快地要结束战斗，一个战斗结束后，就要立即转移地区或连续战斗”。因此，昆张支队常常“利用出发集合或到达宿营地进房子前，抽二十分至三十分钟进行之(有时部队一天不出发，在黄昏时集体上一次课)”。

　　在管理上，即使身处敌据点之间，“行军转移勤务其他工作等较频繁，干部战士的疲劳是难免的”，支队也要求干部战士注意工作态度。“在行动中，个别战士因疲劳在执行勤务中表示不高兴，部分的干部在工作上性子急躁，每遇工作不妥处，干部即发脾气，甚至用枪打战士。”纪律关乎中共军队在群众中的形象，“在抗战新环境下，我军真正进入了广大复杂的社会中，各阶层人士首先就以纪律来判别军队之好坏，确定他们对我军的态度”。虽然干部战士在紧急情况下心情急躁、烦闷难以避免，但保持严明的纪律是得到群众信任的基本条件，这样的处理态度是不可容忍的。

　　昆张支队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独立性。“他们进入昆张地区之后，不仅距分区有百里之遥，且中间隔有以小吴为中心，北通寿张、南通郓城之封锁沟及东沟梁山之封锁，交通甚感不便，联络形成断绝，四十天来，就没有正式与分区取上联系，即文件报纸宣传品之类，能够送过去的也非常少。”这种特殊情况就要求支队采取切实有效的灵活措施，“善于掌握自己部队斗争环境每一瞬间的具体情况，不断地布置切合实际需要的工作”。

　　这种灵活性首先体现在对时间的把握上。与正规军不同，对于支队来说，“工作仍然像平时一样有整套的计划，按部就班采取一定步骤、一定方式来进行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定要能利用一切零碎的时间和空间，确定适合环境需要的内容，采取为环境所能允许的方式来进行工作”。灵活性还体现在战斗的突然性，“在这样的情形下，小部队战时政治工作，企图在战斗情况到来之后，再进行动员布置，已为环境所不允许”。

　　如果说上述内容更多强调昆张支队自主性的话，那么如何对支队加强领导和管理就是另一个取向的问题。强调自主性固然在支队发展过程中有其必要性，但“长期单独活动脱离上级直接领导，最容易发生闹独立性，本位主义，甚至不接受上级领导，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自由行动等倾向”。因此，冀鲁豫区党委十分注意加强对小部队的一元化领导，“小部队的组织领导必须一元化，才能便利这一任务的完成。二分区昆张支队以2个小连组成之，初未体验到这种组织领导的必需，进入昆张地区后，不久(一周)即被迫退出，后经改变组织形式(便衣轻装)，强调组织一元化，由地委委员任支队政治委员(开始地委未任支队政委)，重又进入昆张东汶地区，由于党政军民工作结合更加密切，始立稳脚跟，逐渐把工作开展起来”。这既是以往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实践的需要。

　　在昆张支队进入敌占区前，有些干部战士存在抵触情绪。“在部队刚进该地区时，即逃跑了一个战士，干部也有的感觉人少兵薄活动困难，如一排长说:‘我们力量这样的单薄，为什么敢到这里来呢?’尤其他们进入该地区的第一天，就打了一个仗(在××附近)，更加促进了部队的恐惧。”

　　支队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进入之前，强调坚持敌占区斗争的重要性和有利条件，指出敌占区据点虽多，敌人虽有初步统治基础，但这种基础是不巩固的，特别是敌人兵力不足、敌伪间存在矛盾，敌占区的人心向我以及过去的工作基础，有隐蔽的地下工作相配合，对支队的活动更加有利。进入之后，随时随地用具体事实来证明，不断地在部队中进行鼓动。这种辩证的观点和事实教育的方式在中共的动员中并不鲜见。

　　由于这种情绪的存在，队员中也曾出现开小差的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动员管理措施落实不够，干部战士关系不够协调等，最重要的是客观环境恶劣。面对这些情况，支队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在干部中强调转变与改善教育管理方式，自上而下地召开各级干部会与活动分子进行管理方式的检讨与研究，互相指出管理和教育上的不足。二是加强对战士的解释说服宣传工作，公开与开小差的人进行斗争。同时，“在党的支部与小组中，进行巩固部队的专门讨论，具体地布置与分工对落后动荡分子的谈话与教育”。三是支部成为支队的重要管理机制。由于战斗的突然性，“小部队在每次战斗时，都计划在战前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事实上不可能，时间也不允许。但是要求得战斗有充分的保证，又要求战前必须有动员工作”。这样一来，规模较小的支部就成为重要且有效的管理方式。“小部队不论是否今天或明天作战，必须使部队指战员时刻有战斗观念与准备，并且有随时作战的信心与决心。因此，党的支部，要经常提出准备作战，保证部队经常具有饱满的战斗情绪。”支部不仅要传达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更是团结本单位全体指战员、克服部队不良倾向的堡垒。

　　昆张支队教育和管理的目标在于保证支队的巩固，从而持续性地发挥作用。多种方式的教育和管理，使得支队“分而不散”，既能化整为零，又能化零为整，“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这既是经验之谈，又是中共艰苦努力的结果，其中部队的教育与管理起到了关键作用。

　　五、结语

　　作为中共的一支小部队，昆张支队担负着特殊的任务，“基本上立稳了脚，查明了情况，提高了胜利信心，创造了小部队深入敌区活动的初步经验”，坚定地落实了“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从而达到了“做眼”的效果，即造成了敌我互相包围的态势，为1944年以后赢得战争主动权奠定了重要基础。

　　敌后环境下，生存并坚持下来就是一种斗争。昆张支队的历史表明，中共在抗战时期为了生存逐渐创造出一整套的隐蔽斗争方式，如衣装便衣化、竹梯子、与群众(甚至是地主、富农)的关系。这些看似散落一地的措施，实际上形成了中共以与群众关系为主轴、辅以技术性措施的运作机制。当然，因区域的不同，各地的具体措施或有不同，但这些机制的实质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昆张支队的活动还反映了中共游击战的一个特点，即“分散游击战争”的战略实践。与正规军相比，小部队的隐蔽方式和日常斗争更加强调与群众关系的重要性。但这种关系非常微妙，需要小部队中的“个体”灵活处理。因此，此时的军民关系呈现“部队个体———民众个体”的状态。从昆张支队的历史中，既可以看到确定性的一面，也可以看到偶然性或探索性的一面，这与中共在战争中不断摸索前进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看似散乱的背后有着中共一以贯之的理念———“分散游击战争，不是无组织无计划的分散，单纯地保存力量，而是在战略意志上统一地、有计划地去分散，无统一计划就不能达到我坚持斗争的目的，积蓄保存力量，是积极防御，主动地、积极地向敌报复与进攻。”

　　昆张支队是抗战时期中共众多小部队的一个代表。与宏观研究不同，本文通过有限的资料展示了一个具体小部队日常斗争中遇到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些恰恰是以往研究中关注不够的，当我们更多地了解了部分之后才能更完整地理解整体。面对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和关键问题，研究者可以有两种方式处理，一种是直接处理，一种是通过一定的“中介物”追索。前者固然能显示其宏观视野，但也容易有空疏之感;后者则更能落到实处，完整地理解历史的重要关节。两种方式应该是共存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本文的研究对象昆张支队就是这样一种“中介物”。据此意义而言，昆张支队的历史，既是一部斗争史，也是一部中共生存发展的政治史。

责任编辑：王语萱 最后更新：2022-05-21 08: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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