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高 | 抗战时期新四军发展方向的选择与调整
2022-05-17 17:30:42  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黄志高，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安徽史学》2022年 第1期

　　摘 要：抗战时期新四军的发展方向经历多次选择与调整。 改编之初，新四军主要立足江南寻求东向发展。 在发展华中过程中，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东南局对新四军发展方向出现分歧，在实际斗争中形成以苏北为重点的发展格局。 1941 年2 月，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准备西向发展河南，但因敌情变化被迫终止。 8 月，华中局再次提出西向发展，中共中央考虑到国共关系没有批准。 1942 年基于抗战胜利的预期和掌握山东的需要，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向山东发展，但因华中形势困难未能实现。 1944 年为配合美军登陆杭州湾计划以及争取战后政局先机，中共中央布置新四军向西、南两个方向发展，由于兵力不足又改为以东南为主。

　　关键词：抗战时期;新四军;发展方向

　　在新四军发展过程中，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并适时予以调整，始终是中共方面高度关注的重大问 题。 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发展华中问题上。 其实，在整个抗战时期，新四军的发展方向经过多次选择与调整。 相关方案或得以实施，或被迫搁置，或予以修改。 在作出这些决策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共对总体发展战略的谋划、对国际国内政治走向的分析，以及对敌情发展态势的判断。

　　一、从立足江南东向发展到以苏北为重点

　　新四军在改编之初，主要考虑向东挺进敌后抗日并求得发展，江南主力部队意图向浙苏皖边境发 展，江北第四支队则向皖东推进。 在实施发展华中战略过程中，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东南局对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有着不同的考虑，反复讨论磋商以致于出现激烈争论。 在实际斗争中新四军不断调整发展方向，最终确定以苏北为发展重点。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其中三个支队在长江以南，实力最 强的高敬亭第四支队活动于江北。 1937 年12 月14 日，毛泽东提出，长江以南各支队“ 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 。12 月 28 日，毛泽东考虑，为配合武汉保卫战，应设立苏浙皖赣边和鄂豫皖两个主要军区，前者以皖南为重心，后者以舒城、桐城、 黄梅、广济、商城、固始为中心。 中共方面“ 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俊﹝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 不过，高敬亭不能正确理解和执行中共中央的决策，迟滞于皖中，企图背靠大别山建立根据地。 此外，他对中央派来的干部表示出不信任、不尊重，甚至予以排斥。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江南新四军的发展上。 1938 年2 月15 日，毛泽东批准项英、陈毅提出的发展计划，同意“ 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这一发展方向的选择，符合毛泽东强调的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的基本原则。 “ 苏浙皖边山陵起伏，湖渠纵横，群众条件亦好” ，而新四军各部队“ 过去一般的都有山地游击战的经验”。

　　新四军组建完毕，国民党方面即令开赴“ 当涂、溧水、天王寺、丹阳、镇江、南京一带地区从事游击”。 项英愤怒地表示，该“ 活动区域比较狭小，几无回旋余地” ，国民党显然“ 含着借刀杀人的用意”。不过，在毛泽东看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受国民党军约束“ 反会要好些， 方便些，放手些”。 他提醒项英，不要与国民党方面“ 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毛泽东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上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华北的经验使得毛泽东相信，在平原地区也能发展游击战争。 当然，此时新四军的主要任务是立足江南东向展开部队，分兵渡江北上尚无现实可能与需要。

　　1938 年5 月，日军占领徐州并大举进攻河南，国民党军队溃退。 中共中央考虑趁机发展鄂豫皖地区，“ 用一切力量争取高俊﹝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不过，“争取” 一词表明中共中央对高敬亭能否执行这一计划心存疑虑。 毛泽东判断，河南将很快落入敌手，武汉危急。 彼时蒋介石将同意我军南进，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后活动，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将作整个新的部署。 5 月间，国民党方面同意扩大新四军活动地区，丹阳湖至当涂、芜湖一带，以至苏南的溧水、金坛、武进、江阴一带均划归新四军。 毛泽东兴奋地表示，“ 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他要求，“ 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 在预期国民党有可能允许八路军南下，而新四军又获得较大发展空间之际，毛泽东当然不可能要求新四军主力部队北上，所谓“ 准备派出一小支队” 只是“ 将来力能顾及时” 的任务。 10 月1 日，中共中央提出，要将新四军建设“ 成为大江南岸的一支模范军队”。这也表明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的东向发展计划是以江南为重心的。

　　1938 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 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的战略决策。 此战略最初不是向新四军提出的，实际上是希望依靠八路军来加以实现。 但国民党方面“ 严令禁止八路军入中原”，毛泽东只好决定“ 我正规部队可暂缓去华中”。受命南下发展华中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也返回延安。

　　1939 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 溶共”“ 防共” 和“ 限共” 方针。 4 月间，毛泽东转而考虑以新四军为主来实施发展华中战略。 其时，新四军在长江以北的发展呈现出良好局面。 其一，彭雪枫率游击支队从河南竹沟出发，开往豫东并进入皖北，队伍迅速得到扩充。 豫皖苏地区广大，人口众多，民情强悍，与国民党军磨擦机会较少，便于开展游击和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王稼祥很快批准“ 在皖豫苏地区发展将来﹝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 其二，国民党桂系方面对中共比较友好，“ 李宗仁既不反对新四军在鄂中活动，而应城县长又要求新四军前去”。中共遂决定李先念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前往鄂中活动。其三，国民党“安徽当局在整个中原仍是最开明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周骏鸣第八团又“有公开合法名义”，“统战工作较其他各地都易建立”，有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可能。

　　3月底，国民政府军令部批准新四军设立江北指挥部。4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决定利用此机会来作发展的布置，以江北指挥部作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由项英或陈毅来主持。《指示》指出，新四军在华中有很大发展前途，“在江南则因国民党之限制及其统治力量之雄厚，致发展迟缓，在将来发展亦有很多困难”，东南局及新四军领导应“抽调大员及大批干部到江北”。这里所说的华中是与江南相并列的地理区域概念。紧接着，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指示。显然，中共中央意图将新四军的重心转移到长江以北，立足皖东发展华中。然而，东南局书记项英认为“目前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仅委派张云逸为江北指挥部主任。张云逸掌握的兵力有限，主要是周骏鸣部。第四支队负责人高敬亭消极对待东向发展战略，6月间在肥东青龙厂被错杀。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皖东的发展。

　　在皖东错失发展机遇的情况下，再次南下的刘少奇重新考虑发展华中的突破口。11月11日，他提出，“在一二月后，主力部队及省委干部抽一部即越过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在苏北我们活动的可能性更大，更可放手。”1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回复表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这是包括皖东、苏北在内的广阔区域。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要求只是向江北新四军提出的。12月19日，刘少奇向中央报告说，在皖东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在整个华中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李先念部所在的鄂中地区、彭雪枫部活动的豫东地区、尚无新四军正规部队的江苏北部。其中，苏北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由于中原局掌握的兵力有限，刘少奇希望东南局能抽调新四军主力部队以发展苏北。

　　此前，东南局已派叶飞、张道庸等率部渡江北上，但项英是在坚持发展江南地区的前提下，有限地支持中原局发展苏北。12月23日，项英致电中央强调，“独立开展南方局面，以与北方配合，这在政治上、战略上均应如此。”实际上，皖南新四军正面是日军占领区和长江封锁线，左、右、后三面驻有国民党第三战区重兵，很难有发展空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回复：“在华中方面，以淮北之皖苏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皖南应抽调部分干部武装过江发展津浦路南段，苏南应抽调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然而，东南局对此仍持保留意见。1940年1月，项英、陈毅等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与东南局联席会议，认为“在战略上北方必须有南方之配合”，“皖南与苏南组成两个独立作战单位，在不影响争取苏北条件下，由江南加强皖南力量”。项英建议“军部不指挥江北部队”而改由中原局负责，但拒绝了刘少奇提出并得到中央批准的从江南抽调一两个团渡江北上的要求。

　　东南局的这种态度，中共中央不能不慎重对待。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强调“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但又表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若是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以求与蒋隔江而治”。因此，新四军要准备皖北苏北、皖浙赣闽交界地区这两条退路。中共中央撤销从皖南抽调部队北上的决定，表示完全同意“新四军在皖南、江南力求扩大的计划”。这里所说的“江南”是指苏南。中共中央不赞成以苏南支持皖南，强调“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

　　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再次向项英提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非力争江北不可”。这实际上又否定了发展皖南的思路。不过，中共中央对于发展苏南是认可的。2月10日，中央军委要求陈毅“猛然发展苏北”，同时江南“可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越过淞沪线，直达海边”。5月4日，毛泽东提出，江苏境内“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中央书记处要求，“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保留部分力量坚持皖南阵地。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发展方向，“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这实际上形成了以苏北为主同时兼顾苏南的发展方案。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负责人陈毅认为，“苏南为解决人、枪、款良好地区”，“皖南则地形好，为向苏浙赣发展战略要点”。只是目前力量不够，“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在劝说项英率军部转移的同时，陈毅认真贯彻五四指示精神，积极布置发展苏南，并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到6月间，国民党军冷欣部对苏南新四军逐渐形成大包围之势，且不断制造事端意欲挑起大规模的反共磨擦。陈毅判断依靠现有兵力发展苏南已无可能，遂“决心布置移往苏北”。7月初，苏南新四军主力部队渡江北上。10月间，新四军在取得黄桥战役胜利后，建立起苏北抗日根据地。毛泽东明确指出，“目前重心在苏北”。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由于项英的犹豫不决，直至1941年1月初才决心北移，结果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

　　二、向西推进和向山东发展的酝酿与中止

　　皖南事变后，中共方面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将中原局、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1941年2月1日，毛泽东等提出，华中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其一是鄂豫陕边，由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三处逐步向西推进。其二是江南根据地，又分为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方面。其三是苏鲁战区。“这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主力所在，用力最大”，是“向西向南发展的策源地”。此时毛泽东所说的华中范围已大为扩容，将江南也纳入其中。为进一步发展华中，1941年到1942年间，中共中央、华中局先是意图西向发展河南，而后又酝酿北上山东以连通苏鲁，但受制于多种因素均未能得以实施。

　　1941年1月下旬，日军发起豫南战役，国民党军向西败退，河南伏牛山、嵩山以南广大地区数日内陷入敌手。新四军彭雪枫第四师主力趁势西进，迅速向涡阳、蒙城、阜阳、太和挺进。2月2日，毛泽东等提出：敌有占洛阳可能，汤恩伯、胡宗南、卫立煌主力有被击溃可能。新四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2月3日，毛泽东否决了华北八路军南下争取河南的建议，主张由新四军独立承担此任务，并作出全面部署。刘少奇等人也提出：汤恩伯、李仙洲受大损失，“向我进攻已不可能，华中情势已变，我应乘机向西大发展”。刘少奇特别强调，“河南是全国战略要地”，“情愿减弱皖东北与苏北的兵力而去发展河南”。

　　让中共方面出乎意料的是，豫南战役持续时间短暂，规模不大，汤恩伯部并未遭到重创。2月10日，败退到新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掉过头来向彭雪枫部发起进攻。2月12日，毛泽东等指出：目前整个形势在变化中，新四军“目前任务是求得巩固现地区”。刘少奇等随即要求华中各部须以极大努力，准备抵抗顽军之进攻。这实际上是由进攻态势转入防御态势，将扩大根据地的任务改为巩固根据地。2月17日，毛泽东等又指出，日蒋还有严重矛盾，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因此，新四军“不应该去大后方，暂时仍以限制于敌占区及其附近地区活动为原则”，“主力向河南发展任务目前应改为准备而不是实行”。正是基于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双重考量，中共中央搁置了西进河南的计划。

　　在国民党军和日伪军的夹击下，苏北地区面临严重困难。5月底，国民党军汤恩伯部侵占豫皖苏边区大部分区域，苏北屏障顿失。参与中条山战役的日军华中部队撤回原防地，将进攻方向转移至新四军，并在7月下旬占领苏北重镇盐城。国民党军韩德勤部趁机向涟水、淮阴等地发起攻击，津浦路西李仙洲部也向皖东北进攻。7月26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本军处夹攻情势中，异常危急。”8月5日，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致电毛泽东等，苏北水网地区已为敌人控制，“在苏北建立华中总的战略根据地之任务现在无法达到”。8月10日，陈毅、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改变新四军发展方向的设想。他们认为，新四军向东发展任务已完结，再不能发展。“目前是巩固已得阵地，但敌伪如再‘扫荡’，我主力在苏北即甚难活动。因此我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逐渐向西发展”。其一，从作战条件看，江南、江北经验证明，在水网地区与敌伪进行游击作战，对我不利。“现苏北空隙地区已不大，在情况再加严重的条件下，主力部队活动已甚困难，无法跳出敌人之‘扫荡’”。其二，从群众基础看，江苏以及津浦路东地区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在平常条件下能够对新四军表示好感，“但在严重情况下，则动摇或脱离我，而对敌伪、土匪、顽固投降，不能掩护我们。”其三，西向发展可以与李先念部联系，“争取大别山这一个战略根据地，否则我华中将长期陷于无战略根据地之情况中”。陈毅、刘少奇提出，军部与华中局由阜宁秘密转移至皖东。“目前华中主力虽仍应在苏北，不立即西调，或只调一小部到皖东开辟工作”，但“须准备在必要时能调一部主力向西到皖东”。

　　华中局的意图是向西发展，依靠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相比较江南水网地带，在山地建立根据地对新四军将领来说更为得心应手。不过，毛泽东对江南水网地带建立根据地是有信心的。此前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曾指出，“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更为重要的是，西向发展有悖于中共中央此时所采取的“拉蒋”政策。6月8日，中共中央指出，从大局着眼，目前争取以蒋为统帅仍继续抗战局面十分必要。我们对蒋方针着重在拉。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判断，“中国时局可能好转，我们方针是争取好转打击日寇”。蒋介石还在抗战，目前抗战还少不了他，中央实行的是“缩小裂痕的方针”。此时西进势必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这显然与中央的“拉蒋”和“缩小裂痕”方针是相悖的。正因为如此，8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华中局和军部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可以移至皖东，但同时强调，“目前中、苏、英、美、国共两党均亟需联合对付法西斯，桂系李、白亦与何应钦有区别，故不宜大举西向。”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新四军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艰苦的反“清乡”斗争，坚持和巩固敌后根据地。

　　1942年10月间，刘少奇又提出了新四军向山东发展的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争取战后国共角力先机的考虑。这年四五月间，英美约定于本年内开辟第二条战线，苏联遂提出在年内打败德国。受此鼓舞，中共中央于7月7日提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我们应有此信心。”7月9日，毛泽东向刘少奇指出，在美、英、苏合作的国际总局势下，国共两党在战后亦可能继续维持合作局面。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可能“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那时国民党也有乘机解决新四军的可能，如蒋介石以重兵出山东，新四军的北上道路将会被切断并陷于危险境地。因此，掌握山东以“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据此，10月15日，刘少奇向陈毅等人指出，为争取在战后继续国共合作、避免内战，“新四军在反攻与战后时期，亦不会主动采取向长江以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为防止蒋介石出兵山东截断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新四军今后的战略方向应该是山东，应该背靠山东，努力协助山东阵地的加强与巩固。”10月底，应八路军一一五师陈光、罗荣恒的要求，陈毅等人同意将原为一一五师教导五旅的新四军独立旅两个主力团抽调山东滨海区。但此时华中根据地尚未走出最困难时期，并无北上发展山东的余力。11月中旬，日军调动7000余人向华中淮海、淮北地区发动“扫荡”。陈毅等人判断，这只是日军来年大规模“扫荡”之先声，于是决心将华中局干部以及新四军主力部队适时分散转移。

　　1943年1月，毛泽东批准了新四军的分散计划。他提出，“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新四军“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这就改变了此前对抗战胜利时间过于乐观的判断。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应采取各种复杂的方法来保存我之力量，以便渡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估计到今年德国不能打坍，第二条战线未能建立。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我们还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不明朗、抗战暂时无法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掌握山东的任务就没有那么急迫了。在华中处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新四军自是无暇也无力向山东发展。

　　三、西进南下同时并进到以东南为重点

　　到1944年，抗战形势渐趋明朗，中共的对日作战行动不仅仅着眼于收复国土，更要考虑战后国共两党的角逐问题。此时，八路军在山东方面已获得充分发展，不断发起局部攻势，恢复和发展根据地，无需担忧苏鲁通道被截断。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此前毛泽东关于以苏鲁战区为策源地向西向南发展的设想，中共中央再次调整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新四军兵力不足以同时承担起向南、向西两个方向的发展任务，遂改为以发展东南为主。

　　恢复江南根据地并实现南下发展，是新四军一直所期望的，一些前线将领更是跃跃欲试。但考虑到实际情况，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强调“皖南、浙西只可发展游击，我主力不应南进”，新四军的任务“不是向南发展，而是支持现有根据地”。1944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一改此前的谨慎态度，开始紧锣密鼓地布置江南地区的发展。此时，新四军经过数年艰苦奋战，在苏中已获得较大发展，在苏南、浙东也建立起游击根据地，为南下发展奠定了基础。还应看到，这种态度变化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军事、政治考量。其一是配合美军在杭州湾登陆的计划。1944年夏，为打击日军，美军计划在杭州湾附近登陆。10月18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向董必武、林伯渠明确表示：“美军很快就要在中国海岸登陆”。为准备登陆作战，美军积极寻求中共方面的配合，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多次与中共领导协商协调作战问题。毕竟，正如毛泽东对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所说的，中共部队“目前包围着汉口、上海、南京和其它大城市”，而“国民党在更远的后方”。美军还考虑在华中开辟飞机着陆场，并派人到新四军军部及第五师商讨合作问题。毛泽东对美方的计划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多次要求新四军负责人积极配合美军的要求。对于中共来说，这不仅仅是个军事问题，更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将极大增加中共在战后国内政治格局中的分量。因此，毛泽东、刘少奇强调，“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

　　其二，更为重要的意图，“那就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最后的反攻阶段时，使我军掌握先机，发展和壮大我党力量，以便应付各种复杂局面。”1944年4月，日军发起旨在打通中国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行动，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等省出现大溃败的局面。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空前活跃。中共中央判断“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民主、进步，无论是政治影响力还是军事实力都显著增强。按照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的说法，中共正规军已增加到47.75万人，民兵220万人，建立15个敌后根据地，管辖8800万人口。正是在这次参政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共方面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为了在国共博弈中占据有利位置，中共方面雄心勃勃地要求“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新四军南下发展，即是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重要举措。此时，中共已经形成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如能占据富庶的苏浙一带，不仅获得丰厚的物质基础，更能贯通华北、华中与华南，在国共谈判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从这年8月初，毛泽东就开始谋划新四军南下发展。8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要求华中局研究“如何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8月21日，毛泽东又提醒张云逸等人：“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他要求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的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9月份，日军进占衢县、丽水、温州等地，以控制浙江沿海岸线预防盟军登陆。9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为此，浙东挺进纵队派两个团到天台山脉创造游击区，苏南部队“中心工作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伸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考虑到苏南现有兵力不敷分配，中央要求叶飞率两个主力团渡江，汇合第一师第十六旅，共同担任南进任务。

　　在着手布置东南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在考虑新四军西向发展河南的问题。在豫湘桂大溃败中，国民党军队接连丢失郑州、许昌等城市，丧失大片国土。这为长期渴望挺进河南的新四军提供了契机。毕竟从日寇手中夺取国民党军队丢失的国土，不仅不会有任何政治上的顾虑，反而与国民党的无能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提升中共的影响力。6月23日，刘少奇、陈毅要求新四军第五师“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使华中、华北、陕甘宁边区连成一片，确立“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指出：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据此，10月24日，军委向华中局提出：“新四军(除五师外)在最近的任务，是向南(苏、浙)向西(豫东、皖北)发展，除现在派出之部队外，将来仍须派遣部队南进、西进，并须有主要负责人同去。”“发展河南是已经确定的方针，但现在只能逐步发展。”在发展苏浙方面，改由粟裕率两个团南下，叶飞留苏中主持，所有苏南及浙江归粟裕统一指挥，必要时还应从一、二两师再调一部去。中央军委提醒说，美军有在杭州湾登陆可能，“时间可能很快”。

　　11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提出，为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设立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的苏浙军区，“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将来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领导之”。在既有兵力基础上，准备再从一、三、二、四各师调五至六个团南进，从军直及各地抽调大批干部陆续派往苏浙。11月12日，华中局与粟裕、叶飞等商定，由粟裕先率三个团共计7000人及党政军干部300余人南下，会合第十六旅、浙东游击纵队发展苏浙敌后。不过，因津浦路西遭受日军大“扫荡”，第二师的兵力被吸引住，谭震林亦不能南下。新四军要同时执行发展河南和苏浙两大任务，兵力不足，颇感捉襟见肘。11月20日，华中局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由于西进、南下，同时并进，孙良诚进入华中，亦须给以打击。我们已感到主力与主要干部不够分配的困难。”华中局请求由八路军派出两三个团到淮北路东，以便新四军能够腾出兵力，从第一、二师抽调五个主力团作为南进后续部队。

　　11月26日，中共中央否定了抽调八路军部队南下的可能，同时指出：“新四军西进南下两个任务中，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在豫东皖北方面现有兵力大概已经够用，无须再加兵力。”这就极大减轻了新四军的负担，使其能够集中兵力发展东南。根据中央的精神，12月26日，刘少奇、陈毅指出，“华中局及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发展长江以南地区，以便将来能确保在宁沪杭三大城市中的人民之完全胜利。”北面夺取陇海沿线的任务，由华北、山东负主责，华中只担任配合责任。关于西面夺取平汉线和武汉及大别山的任务，中央准备以入豫部队及新四军第五师划为一新的战略单位、湖南及两广各为一战略单位，新四军对以上各单位只担负配合责任。“如反攻时期揭幕，则四军全军主力除防御李品仙者外，均应南渡长江，去保证在江南伟大发展，诸如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等任务”，华中局及军部应准备于将来适当时期“进入江南去主持全局”。

　　1944年12月底，粟裕率部渡江南下，挺进苏浙敌后。次年4月初，叶飞率第一师教导旅作为第二批南下部队渡江。尽管美军后来没有实施登陆计划，但新四军在十个月的南下发展斗争中，贯彻中央发展东南的指示，扩大了苏南抗日根据地。苏浙军区连续三次对国民党军反击作战，在军事上锻炼了部队，提前实现了由分散游击向大兵团运动作战的战略转变。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新四军未能实施夺取宁沪杭的计划。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新四军让出苏南根据地，再次挥师渡江北上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

责任编辑：王语萱 最后更新：2022-05-21 08:5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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