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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勤 | 抗战前后国民政府川康地区交通建设述论 ——以川康公路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2022-05-20 15:27:49  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周维勤,四川师范大学

  来源: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30卷第6期

  川康公路是民国时期连接川康地区极为重要的交通线之一,也是国民政府于抗战前后在西南地区规划的重要补给线之一。川康公路的建设始于晚清边务大臣赵尔丰主持修筑的川康车路,但该工程只做了前期的准备工作,便在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戛然而止。民国时期,川边经略使尹昌衡、西康屯垦使刘成勋等人又在此基础上修筑川康马路。1932年,由成都到雅安的道路建设完成,两年后,四川省公路局制定《四川陆上交通规划书》,决定修筑雅安到康定段,以完成川康干线。其中,川康公路雅安至康定段于1936年始筑,1942年通车,全程225.9公里。那么这样一条至关重要的战时公路,国民政府为何选择在军阀势力盘根错节的川康地区来修筑?川康公路工程在战时状态下又是如何运行的?如何客观评价这条战时公路的历史价值?……目前为止,关于川康公路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只有少量探讨散见于部分论著中,许多史料尚未被充分挖掘使用,部分史实也尚未梳理清楚。陈寅恪先生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近期,笔者通过整理相关档案,发掘出部分新线索以补充现有研究。因此,本文以档案为主,并结合《蒋介石日记》、民国报刊及近人论著,重建川康公路相关史实,希望推进现有研究。

  一、外与内:川康公路计划的缘起

  (一)巩固西南地区的国防需要

  交通是军队机动、后勤补给之所赖,大军生命之所系,而西南交通作为抗战大后方的重要补给线,自然受到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1935年,宋子文便致电蒋介石:“各省公路较非重要者似宜暂缓,而专心于西北西南交通”,蒋介石的看法与其一致:“现川陕、川甘、川滇、川鄂、川湘及滇黔各路为最重要者,拟提前陆续赶筑。”同年,国民政府为尽快统一西南以应对日本的步步紧逼,极力推动连接川、黔、湘、陕、甘等地的公路交通建设工作。1936年,蒋介石令行营公路监理处对川康、川滇两路同时进行修筑,但应先尽川康公路完成。由此可见,川康公路建设对于国民政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由于川康地区军阀林立,蒋介石常感“四川内容复杂,军心不固,后患可忧”,因此他对收复四川、统一西南之事不可不谓煞费苦心。国民政府中央势力入驻川康后,蒋介石仍然心有余悸,直到1938年刘湘出川抗日在汉口去世后,蒋介石方感:“晚得刘湘病故之报,甚悲,但从此四川可以统一,抗战基础定矣,未始非国家之福。”诚如民国学者任乃强先生指出:“西康统治之困难,由于交通之梗塞,故欲解决西康问题,须先解决川康交通问题”,蒋介石又何尝不知此理,否则他也不会认为:“川中之布置必待公路完成方能进行建设”。

  (二)发展当地经济的需要

图一 四川滑杆

  西康远在边陲,交通不便,其境内“地势高亢,悬崖绝峡,奔流湍急”,唯有“羊场一线,可供往来,且沿途桥梁极少,大河流处,仅恃铁索吊桥而渡,行旅商贾往来贸易者,悉赖牛马为之缓缓输送,西康境内且乏市肆脚店,”当时商贾往来依然要依靠清朝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乌拉”制度才能输送货物。此外,滑杆(见图1)这种落后的交通工具也严重阻碍了西康地区的交通现代化转型。时人指出:“川康交通一日不开辟,即西康经济即一日无发展之希望,至关于商业与金融,如国家新货币政策之推行、茶丝市场之开拓,均与川康交通关系密切。”1935年,川茶销量已大不如前,其销量减少一半,“交通梗阻”便是其缘由之一。

  (三)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军事需要

  1935年5月21日,蒋介石给贺国光发布关于在川康地区围剿红军的手令,并对红军的行动做出预测:一是有可能南下雅安,并指出要在“名山、芦山、天全、雅安一带派队布防”,防止徐向前部和朱德部在雅安一带汇合;二是有可能西进康定,并命令杨森、刘文辉在泸定、康定一带积极布防。为剿灭红军,蒋介石曾经多次下令催促川康路完成。1935年,国民政府令四川各县“协助筑川康公路,以期早日完成,交通迅速运输便利,不仅以后国防上获莫大之利益,而目前剿匪亦可借此进展”。1936年,蒋介石“特准在四川善后公债内拨给500万元,作为建筑经费”,因为“川康公路关系川康交通及剿匪军事运输至钜”。由此可见,蒋介石为了剿灭红军,不可不谓费尽心机,而川康公路正是其谋划之一。

  综上所述,川康公路虽然是在战时状态下修建起来的一条临时公路,但该工程的兴建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因素。总括起来便是国民政府对外与对内的因应,对外便是国民政府经营四川、发展交通以建设大后方基地应对日本鲸吞蚕食的战略布局,对内则是统一川政、围剿红军、发展川康的现实需要。

  二、血与骨:川康公路的修筑过程

  (一)勘测选线

图2 川康公路路线图

  川康地区地势多变,河流山川较多,因此勘测选线工作极为复杂。早在193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便制定了详细的川康公路实施计划。在该计划中,由四川、江西分别组建4支测量队负责勘测路线,其中“四川公路局组织测量队2队,一队由雅安测向全线中点,另一队由中点测向雅安;江西测量队2队,奉调抵蓉,以该一队由康定测量向中点,另一队由中点测向康定。”经过测量后,共有4条线路可供选择(见图2),这4条线路分别是:

  (甲)雅安———天全———两路口二郎山———泸定;

  (乙)雅安———天全———两路口马鞍山二十四盘———泸定;

  (丙)雅安———荥经———新庙场、炭场野牛山———泸定;

  (丁)雅安———荥经———汉源大相岭、飞越岭———泸定。

  工程师洪文钰分析后认为“雅安——天全——两路口二郎山——泸定”线路较短、节省经费且已有20余里旧有公路可以利用,所以决定采用甲线。时任四川行营公路监理处处长的胡嘉诏最后还是征求了蒋介石的意见:“川康公路踏勘结果,以采用雅天泸线为宜”,蒋介石最终也同意该方案。

  (二)资金支持

  川康公路的修筑得到蒋介石在财政上的重要支持。1936年,《川边季刊》报道称:“四川财政特派员兼四川财政监理处处长关吉玉,5月上旬偕财政厅厅长刘航琛飞京,除请示改变收支制度外,并因建筑川康公路,特向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在四川新善后公债项下拨借310万元,以期早日完成,”但这笔款项并未能如期发放。为了确保川康公路工程顺利进行,蒋介石即电令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押借三百万元修筑川康公路,同时电令孔祥熙、宋子文:“查此款系供修筑川康公路之用,现在正当兴工,而路款无着,影响进行,务请迅即饬令中央、中国、交通各行照办,以免工程中途停滞”。

  (三)施工修筑

  川康公路兴工之际,胡嘉诏即致电蒋介石:“川康公路拟一面测量一面兴工”,蒋介石同意此办法。但工程如此艰巨、工期如此紧迫的川康公路到底是如何来施工修建的呢?

  第一,川康公路是军民协作共同修筑的。川康公路因为工程艰巨,修筑难度较大,所以由刘文辉、薛岳等人率领军队协助修筑,但筑路的主体仍然是贫苦大众。1936年,蒋介石即电令薛岳、胡家诒:“以薛总指挥此部官兵为主体,多运开山械前往使用并令官兵熟习用械技能”,同时蒋介石认为:“川康路沿线所经多系崇山峻岭,工程浩大,非有巨量石工,不能完成”,因此他又电令刘文辉从“乐山、资中、井研、彭山、仁寿、简阳等县,招募石工,共5700名,工具自备,每人每百里由各该县垫发旅费3角,统限于5月20日以前,送往雅安川康路工程处点收”。这些征发来的民众,或自愿,或被迫,几乎全是义务劳动。根据筑路人员回忆:“调民工修路称为‘义务建勤’,只给生活费而不发工资,由于二郎山东侧气候阴湿,医药条件不够,生活艰苦,民工死亡的很多。”据统计,修建川康公路过程中曾动员13万余人,路工死亡约3000人,负伤约6000人,鉴于当时的牺牲惨景,邛崃县府秘书专门撰写下筑川康公路死难民工的挽联:“凿羌壁成衢,凭壮志以竟丰功,自与长城不朽;滨出江展吊,尔阴魂毋羁异域,好随杜宇归来。”可以说,川康公路真正是成千上万民众用鲜血和白骨换来的一条生命路。

  第二,川康公路按照“分段施工、逐步推进”的原则来修筑。第一段由雅安经天全至下河坝,全长73公里,就近征调民工42万人,仅给上路民工发放少量津贴,1939年建成该路段。第二段由下河坝经两路口至龙胆溪,全长30公里,征调丹棱、夹江、蒲江、邛崃、洪雅等5县民工及运输工4万人,因应征地均在百里之外,故实行给价征工,1938年底开工,次年2月完成路基土石方。第三段由龙胆溪经二郎山顶至干海子,全长23公里,征天全县民工1万人,经过8个月的艰苦施工,1939年2月3日完成。第四段由干海子经泸定至冷竹关,全长60公里,征调泸定、汉源、荥经、雅安、芦山等5县民工3.5万人,于1939年5月最终完成路基。第五段由冷竹关至康定,全长27公里,征调名山、洪雅、丹棱、蒲江等4县民工及运输工1.6万余人,于1939年冬陆续开工,次年秋天完成。1940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对初步建成的雅安至康定公路进行了试通车。

  其中二郎山一段的工程最为艰巨。1936年,胡嘉诏便告知蒋介石:“二郎山因气候及树木严聚,阅系进测较缓”,顾祝同也向蒋介石说明:“二郎山段十月过后即冰冻,无法修筑”。时任国民参政会视察团西康组组长的莫德惠、参政员奚伦等人在视察二郎山工程进展状况后更是万千感慨:“工程艰巨,百数十里绝无人烟、粮食,工具均自远方运往,沿路工棚,均系临时搭建,工作之难,实吾国筑路有史以来所未有”。蒋介石在1942年的日记中也曾给予高度评价:“见兰州展览会中,川陕公路中双河铺附近,凿壁穿岩过程之艰巨,更见川康、乐西与滇缅路工程之伟大,此非抗战,亦不易成功如此之速也”。

  (四)川康公路在1942年勉强通车

  蒋介石面对川康公路严重滞后的工程进度极为不满,并电斥四川省政府秘书长贺国光:“省府威信日坠,办事延缓,此为全川之舆论,请兄振作负责,不要事事敷衍也”“兄应负其全责也”。由此可见,蒋介石已极其不耐烦和不满意川康公路工程的进展速度,这也为他后来在处理贪污案中的“大开杀戒”埋下伏笔。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川康公路延期如此之久?

  1940年10月15日,贺国光在给蒋介石解释川康公路工程进展迟缓的原因时谈到了7个方面:即天时、地势、工人、运输、预算、塌方和人事关系。为了应对蒋介石的三令五申,川康公路工程处只好在1940年10月10日进行一次试通车,不过由于二郎山一带地质复杂、岩石松软,经常滑坡塌方,汽车不能畅通。另有记载称:“一次车后,路就坏了,山洪冲毁了大部的桥涵……”学者曾绍抡在经过康区时不禁感叹道:“由重庆搭车到成都,在成都候车转雅安,从雅安西进,因那条花了一千多万的川康公路还不能行车,仍须步行八日才能到达。”1941年,为办理改善工程,交通部成立了川康公路改善工程处,对此路进行加宽、建桥、修涵洞。1942年,蒋介石催促改善川康公路,同年,该路段正式通车。1943年5月,为统筹办理川康公路工程及运输便撤销了川康公路改善工程处,改组为川康公路管理局,后又隶第五区公路工程管理局。尽管如此,川康公路雅康段自1944年雨季塌方断道后,国民政府无力修复,也再无人问津。

  如前所述,贺国光向蒋介石强调了川康公路工程进展迟缓原因中的地势、预算等因素,但贪污因素同样也造成了川康公路工程的滞后。抗战时期,国民党大小官吏在抗战大后方趁机大发“国难财”的现象可谓是触目惊心,而川康公路贪污案便是其冰山一角。

  三、道与盗:川康公路贪污案始末

  1939年底,蒋介石得知“该路工程与经费黑暗殊甚”并命令贺国光彻查此事。作为川康公路工程与经费问题的全权负责者,贺国光自然不敢懈怠,他派人“经两次密查,钧电饬查续派高级参谋李介民化装前往,据呈复事或有因唯难得实证。复为公开彻查,已知委工程专员朱尊谊、工程师徐世民、军法官冻鼎新、调查科雷天元前往实地严密侦察。”不久,就有一位天全县的知情人士向贺国光透露了其内部情形:

  “主持人员贪污百出,现该路石方桥涵事务所主任雷迅召集包商,从前已领作价之工具从新结算,一律提高单价三倍以上,统计因为增加方数方价而增耗中饱之公款逾三十五万元因提高工具单价而多久石工之款亦不下三十万元,两共计六十余万元,查该所由雅安至泸定间计辖7个分所,现正全部结束,将包工拉至远离工地之天全结账,从中舞弊无疑。”

  告密者不曾向贺国光吐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与家庭住址,因为“雷迅及各分所均养有死士,动辄强杀异己,两年以来,遭其枪杀于二郎山两路口间禁关一带之异己包工而含冤莫白者不下二十人,”但同时告密者又解释道:“倘能予民以生命之保障,自己不难出面对质。”关于贪污一事,亲自参加修筑川康公路工程的吴子林回忆道:“完工后,大队会计把各分队长的私章拿到成都去报销,由他们打条子、盖私章,贪污乱报,腐败之极!”由此可见,川康公路贪污案并非空穴来风。

  1940年10月15日,当贺国光向蒋介石告知川康公路工程贪污的具体情况时,蒋介石即复电贺国光:“有关人犯雷迅等12名,限本月内即解缴,军法执行总监部以贪污贻误罪军法从事并通令各公路交通机关知止外,其上级历任负责人员亦应一并查报。”从该电文可以看出:蒋介石不仅是要严查现任贪污人员,更要追查上任相关人员,不可不谓是怀着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心态追查到底。11月5日,贺国光再次电请蒋介石并认为川康公路贪污案的主要负责人在于雷迅、王永祓等现任官员,与骆美轮、吴溢等前任官员并无多大关系。而蒋介石对贺国光的批复是:“全军法监切实督办”。由此可见,蒋介石此次势必是要严查严办、杀一儆百。

  1940年12月22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电请蒋介石:“公路监理处处长彭先蔚,川康公路工程处处长王永祓,拟请撤职查办,该工程处职员营私舞弊,延误工程一案前经皆解送军法执行总监部讯办,如讯明有共同舞弊嫌疑,应一并归案究惩,当否?”这一次,蒋介石的批复可谓是一锤定音:“川康公路先负责人与舞弊案应限本年内审结并将其负全责人舞弊误工,着即枪毙为要,机要。”但根据原西康省议长胡恭先回忆称:1941年4月20日,雷迅、艾慎之、谢德光、左相、熊辉、王树华、谢迁、左懋修等8人,被提出枪决,只有执行命令,并无判决书,此案判处原委多有不明。川康公路贪污案虽然草草了结,但该案的诸多细节仍然疑点重重,判决结果多有不合理与不合法之处,相关涉案人员也很难说是已经盖棺论定。

  川康公路工程,工期拖延之久,牺牲人数之多,消耗资金之巨,贪污腐败之重,无不显示出战时状态下国民政府内部运行体制的种种积弊。但任何一个硬币都有两面,除了透视国民政府的内部积弊,也应该注意到川康公路的历史价值。

  四、往与今:川康公路的历史价值

  (一)开启川康地区现代交通建设序幕

  川康公路的通车时间虽然短暂,甚至未能实现国民政府当初的预期效果,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川康地区现代交通建设的序幕,对于当时的大后方建设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据载:“川康公路建成后,川康公路局在城南建有一小汽车站,有200多辆老式汽车,先用酒精后用木炭作燃料,跑雅安至泸定段。”虽然是老式汽车,但它仍然缩短了人们来往于川康地区所花费的时间。此外,在1943年5月,国民政府在雅安成立川康公路管理局,并在重庆、成都分设办事处,只是着重工务,兼办运输,利用局辖粮料车之空位,勉维客运。另外,老式汽车增加了对酒精的需求量,川康公路管理处成立以后,每月15000加仑的酒精仍然供不应求,厂长褚承祖不得不谋划“呈请筹设经营分厂,以期增加产量”,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这些生产出来的酒精基本上都供应给了雅蓉道上的行车。除此之外,在近万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雅安和康定是必经的第一段路程,而这一段路程也是整个川藏茶马古道上“最艰辛、最神秘、最荒凉”的一段,该段“沿途道路狭窄奇险,驿站、客栈稀少”,商贾来往极为不便,而川康公路修通以后,道路宽度、平整度已比原来好很多,因而也极大程度上便利了商贾往来与茶业运输。与此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相比于当时的乐西公路和滇缅公路等重要交通线路而言,川康公路对于国民政府在支撑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显然收效甚微。尽管川康公路通车时间短、通车效果差,但不可否认的是:该路的修建是国民政府在推动川康地区现代交通建设的一次重要实践。

  (二)为新中国修筑康藏公路奠定基础

  川康公路虽然在通车两年后就遭毁坏遗弃,但它为后来康藏公路的修建奠定了基础。国民政府在1942年就提出“康藏公路”修筑计划,但该路段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步实现。1950年初,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西南局:“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为重要”,同时电令邓小平、贺龙等:“应争取由打箭炉(康定)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1950年4月,修筑康藏公路工程全面启动,在筹建新路段的同时,亦在恢复国民政府时期荒废的旧有

  路段,西南军区工程兵司令谭善和率领6个工兵团及3个步兵团和兵工侦察营将近2万人,首先投入雅安至马尼干戈(今甘孜州部分地区)段的施工,筑路军民克服重重困难,仅用4个多月时间,就在陡峭的二郎山上开山修出公路,并打通海拔4千余米的折多山。至1950年8月26日,西康境内由雅安至马尼干戈段的路段建成通车,为进军西藏铺平了道路。在改建二郎山过程中,筑路部队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勘测、修桥、捞木料,同时战士们还帮助藏族人民在二郎山上背茶,并借此获得了当地居民的支持和拥护,也增进了民族关系。此外,根据军民修筑康藏公路事迹创作的歌曲《歌唱二郎山》,1953年在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会上获一等奖。1954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1955年西康省撤销后,交通部将康藏公路改称为川藏公路。1995年,国家又持续投资20亿元整治川藏公路,其中将近4亿元用于重点工程二郎山隧道的建设。[52-53]川藏公路通车60多年来,对推动西藏实现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离不开川康公路前期的工程积淀。

  如上所述,川康公路由于种种原因在当时固然未能达到国民政府的预期设想,但它在促进川康地区交通发展方面亦有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修筑康藏公路奠定了工程基础,这些历史价值,后人也应当给予合理认识。

  五、结语

  回溯川康公路的修建,这样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略性公路对内、对外均有重大意义,本是国民政府借此凝聚人心、同仇敌忾的时机,却造成事与愿违、民心向背的结果,实在令人唏嘘不已。历史的现场今人固然不能重返,但历史所留给后人的镜鉴仍然历历在目:举国之力的大型工程如何高效有序地进行建设?在施工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官民矛盾和中央与地方关系?如何避免工程建设中出现贪污腐败的现象?……国民政府在修筑川康公路期间所暴露出的种种症结与经验仍然值得后来者反思和借鉴。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在国内外局势的剧烈变动下,川康公路的修筑可谓是渊源自有、修之不易而又意义深远。

责任编辑:王语萱 最后更新:2022-05-21 08: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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