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之外: 澳门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2022-06-24 10:11:58  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点击：  复制链接

　　来源：《民国档案》2013年3月，注释从略

　　作者冯翠，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作者夏泉，暨南大学文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要

　　学界对中国内地抗战已有较多研究，而对于港澳及海外华侨的抗战研究仍显不够。澳门的抗战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其特殊的“中立”地位更加彰显其在抗战时期的独特性及研究价值。加强对澳门与抗日战争的考察与研究，既可以扩大现今澳门史研究的关照面，同时也有助于深化对抗日战争时期澳葡政府统治下的澳门社会动态以及澳门与参战各方的复杂关系进行全景式的透视与分析。

　　关键词

　　澳门 抗日战争 研究述评

本土之外: 澳门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日本侵华战争的硝烟在中华大地弥漫之际，澳门由于相关因素保持了“中立”，未被日军占领，成为战乱中一座相对安稳的孤岛，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香港的沦陷，其“中立”地位显得更加突出。在这一特殊环境下求存发展，澳门有着不一般的历史经历，澳门的抗战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不可或缺的部分，而特殊的“中立”地位更加彰显其在抗战时期的独特性及研究价值。

　　加强对澳门与抗日战争的考察与研究，既可以扩大现今澳门史研究的关照面，同时也有助于深化对抗日战争时期澳葡政府统治下的澳门社会动态以及澳门与参战各方的复杂关系进行全景式的透视与分析。学界对中国内地抗战已有较多研究，而对于港澳及海外华侨的抗战研究仍显不够。

　　本文拟对两岸四地学者关于澳门与抗日战争研究的成果进行一定的梳理与概述，发表一点探讨性的建议。

　　一、史料刊布、档案资料归集及口述史料保存

　　在没有史料便无以成言的史学研究领域，“史料是重构历史事实的基础，只有通过归集和整理这一时期的史料，才可展示史实和解答各种

　　疑问。”抗战时期澳门有关史料的刊布，档案资料的归集是应该予以重视的。目前已出版的有关抗战时期澳门的史料主要有傅玉兰主编、澳门文化局及澳门博物馆共同出版的《抗战时期的澳门》，澳门文化局主编的《抗战时期的澳门资料》，黄慰慈主编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四界救灾会抗日救国事迹》，蔡佩玲主编的《口述史料———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等。此外，莫嘉度著《从广州透视战争: 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莫嘉度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告》，陈大白所著《天明斋文集》，廖平子著、陈业东点校的诗集《淹留》，金国平、吴志良所著《镜海飘渺》以及黄哲军、笙秀、陈树荣( 濠江客) 、黄就顺、徐新等以他们个人收集到的相关史料撰写而成的发表于《澳门日报》的大量文章亦提供了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文献，被频繁引用。

　　除了史料的刊布外，为方便各地学者查阅及了解最新研究动态，亦有对这一领域研究提出宏观设想和研究建议及汇整档案史料信息的文章出现。1999年澳门史研究引起重视之时，许锡挥曾发表《关于抗战时期澳门历史的研究》，认为过去历史学者对澳门这个时期的研究虽非空白，但远远不够，具体从澳葡政府对日政策和对华政策的变化; 关于日军不占澳门的原因; 战时澳门的贸易总额、进出口总额研究，战时澳门的特殊性定位问题等九个方面提出探讨性意见及期望。时至今日，他的提议正成为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范围及重点。澳门学者吴树燊根据其走访各地搜罗史料的收获与心得而撰写的《两岸四地馆藏抗战时期澳门史料的探索与评价》，详细介绍了两岸四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所藏有关澳门史料，为有志于研究澳门抗战时期历史的人士，提供了追踪史料的线索。除谈及文字史料外，吴氏还指出保护非文字史料的文物史料和整理保存口述史料的重要性。赵春晨所撰《澳门历史研究与新史料的刊布和利用》回顾了近年来有关澳门史料的发掘、刊布和利用情况，分析了新史料的刊布对于澳门史研究的推动作用，并对今后澳门史研究的推进和深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不乏关于抗战时期澳门研究的史料介绍及建议。

　　口述史料是这一时期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都曾呼吁收集本地和境外人士与澳门有关的经历整编成册。事实上，很多当年的人还健在，对这一时期口述史料的整理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粤澳两地相关研究单位都曾举行一系列讲座、展览、会议，以图保存史料，引起各界对于抗战时期澳门史研究及史料保存的重视。2001年8月10日，澳门博物馆举办“抗战时期的澳门”大型展览，透过访谈和图片从城市概况、经济民生、文化教育、献金救国、赈济难民、抗日救国前仆后

　　继等六个方面介绍了抗日战争期间澳门同胞对祖国做出的贡献，形象地反映了澳门在战时的情况。是次展览内容由傅玉兰主编出版了《抗战时期的澳门》一书，成为澳门口述史成长的一个里程碑。2002 年，澳门理工学院社会经济研究所提出《关于“澳门人口述历史”研究的初步设想》计划书，拟分抗战时期、关闸事件、博彩业的发展等专题进行研究。2005 年为纪念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成立 60 周年，中山、广州、顺德、四会各地纷纷举办了纪念活动，整理出版了相关纪念册、画展等，是年“纪念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成立 60 周年”展览亦在澳门博物馆展出。2007年3月，刘羡冰在澳门旅游学院主持“抗战时期的澳门”讲座; 2009年5月，陈子良为高美士中葡中学学生主讲“抗战时期的澳门”，这些讲座图文并茂，使人们对抗战时期本澳居民的生活情况及支持抗日的热情，有了更深切的体会。2010年4月，由广州地区老战士联谊会与《澳门日报》合办，澳门基金会大力支持的“澳门中山抗战期间活动回顾”顺利举办，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长、广州市人大原主任欧初与《澳门日报》董事长李成俊做重点发言，以期整理口述史料，建立专门档案保存。2012 年 6 月 9 日至 8 月 12 日，澳门历史档案馆举办《澳门历史的见证———陈大白大半个世纪的回忆》展览，由陈大白先生和蔡佩玲小姐主讲，以澳门资深报人陈大白的经历和回忆，透过口述史料及珍贵的档案文物展示，重温抗战时期澳门社会情况和中文报业的发展历史。

　　澳门史料的发掘与保存有其特殊性，对其进行利用、研究亦非易事，这当然与澳门独特的历史息息相关。诚如王国强在《建立澳门史料学来研究澳门历史》所言: “不论中外的澳门史料，均缺乏有系统的工具书，如书目、索引、资料汇编，也造成研究的阻力。”抗战时期澳门的档案现主要分布在中国大陆、澳门地区、葡萄牙、香港地区、台湾

　　地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荷兰、法国和日本等地，史料分散，一地的学者需走访多地方才得见全史料，语言障碍亦难以克服，口述史料整理进展缓慢，反映了澳门抗战时期历史的复杂性和研究的困难，任重道远，亟待学界进一步努力。

　　二、抗日战争时期澳门未被占领的原因探讨

　　抗战时期澳门处于“中立”地位，未被日军占领的原因，一直是中外史界探讨的重要谜题，随着史料的不断刊布及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曾先后出现“驱逐巴西日侨说”、“情报基地说”、“葡日秘密协议说”等观点，时至今日，学界亦未将这一史事解读完全。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盛行的“驱逐巴西日侨说”主要来源于濠江客、笙秀、梅士敏分别发表于《澳门日报》的三篇文章，日本学者宜野座伸治在其《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澳日关系: 关于日军不占领澳门的初步考察》中讨论了此一说法的来源与出处，根据作者研究此说法最初来源于刘禺生在其《世戴堂杂忆》中以他自己直接在澳门从葡国办理外交事务人员口中打听到的消息为根据，进而提出“葡、日秘密外交”的说法，对“驱逐巴西日侨说”予以澄清。同时其检讨了日本、巴西及葡国战时的相互关系以及帝汶岛和澳门在军事方面的重要性差别，进而考察日本没有占领澳门是因为“里斯本和澳门分别担当了英美关系、重庆关系的情报收集基地的角色; 且对澳门的经济封锁和事实上的占领无异，没有军事占领的必要性;再考虑到和葡领帝汶的关系，澳门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和帝汶是不同的。”大陆学者叶美兰在其《略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一文中亦认为澳门未被日军占领的原因有三点: “1. 葡萄牙、巴西与澳门自身情报机能的连环压力; 2. 经济封锁———实质上占领; 3. 澳门与帝汶岛有战略上的不同之处，澳门已成孤岛，战略上没有占领的必要。”以上两文肯定了澳门战时情报基地的功能与地位，认为是其未被占领的主要原因。

　　陈锡豪以葡萄牙外交部档案和台北“外交部”档案为依据，根据新发现的外交档案提出战时日本未占领澳门的原因，是因为葡日间达成的秘密协定，提出“葡日秘密协议说”。金国平、吴志良两位学者在其《抗战时期澳门未沦陷之谜》一文中，利用葡萄牙外交部历史—外交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与国内相关资料结合阐述了葡萄牙中立与澳门的关系; 同时对抗战时期澳门几个历史问题进行了再探讨，如: 驱逐巴西日侨说、日本占领帝汶的原因、日澳秘密协定; 对澳门未沦陷之原因予以深度剖析; 从葛古诺访日、1940 年日葡秘密协议、1941 年日葡“临时协议”、1943 年日葡协议等日澳交涉的主要议题及事件入手，着重探讨了战时澳日关系，试图还原历史本来面貌。这样的推进研究，令我们一步步接近历史的真相，随着史料的不断挖掘与发现，这一问题的探讨仍将继续深入。

　　三、澳葡政府的“中立”政策及各方势力在澳门的交锋

　　澳葡政府的“中立”政策是关系战时各方关系的核心，澳葡政府与各方关系的变化与发展亦是根据其维护“中立”政策，维持澳门统治的需要。陈锡豪认为中国对日抗战期间，澳葡当局标榜“中立”政策，期望在中日两交战国间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对于澳门的统治，其间随着战局的变化，由基本保持对华合作到明显偏于日本，甚至乘机谋求扩张土地。李昆明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抗日战争时期澳葡政府的“中立”政策研究( 1937—1945) 》中试图追寻澳葡“中立”政策之渊源、政策演变的过程、内容等; 探讨中立政策下澳葡政府对日、中及澳门本土的管理及应对策略; 分析澳葡“中立”政策之动机、目的、实质、特点、影响及有关各方( 中、日、当地华人) 的关系。李文的研究十分有意义，惜其限于史料及精力，对问题的研究基本是浅尝辄止。2012年9月，在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的“澳门对外关系史研究”暨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 2012年学术年会上，香港树仁大学莫世祥教授提交的《抗战期间葡日合流内幕窥探: 依据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档案部分史料的透视》，将其所搜集的资料对澳葡政府战时所采取的“中立”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初期，澳葡政府曾与英、法两国在华南的势力商洽中立自保的军事同盟，显示葡方试图在中日战争中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随着日军占领华南大片地区及澳门周边岛屿，澳葡政府联合英、法在华势力组成军事自保联盟的决心逐渐动摇，在日军的“有效压迫”下迅速软化，形成妥协附日以求自保的策略，压制澳门抗日活动，趁战乱侵占澳门外围岛屿。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前后，澳葡政府的中立政策如何发生变化，影响着与战争有关各方的关系及澳门社会的发展。此外，目前学界关于澳门与各方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与大陆国民党政权、共产党政权及日本特务机关、汪伪之关系及各方在澳门的活动研究。

　　首先，关于战时澳门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国民党澳门支部的沿革及其活动的研究。屈仁则《中国国民党澳门支部沿革史》是目前所见较早对中国国民党澳门党务活动进行考察的文章，可惜未着重点。黑蕊、陈浩东的《1927—1949 年国民党澳门支部的党务考察》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澳门档案为基础，结合一些澳门史学著作等二手材料，分三个阶段重构1927—1949 年国民党在澳门的党务活动情况，文中着重探讨了 1939—1945 年间具体党务情况及抗日活动，惜史料搜罗不甚完备。何伟杰的《澳门与中国国民革命( 1905—1926) 》一文对 1920年代国民党在澳活动进行了相当精确的考证，某些问题颇能引人思考; 台湾暨南国际大学李盈慧教授在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战时国民党在澳门的党务与情报活动: 兼论香港的国民党党务》一文，运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所典藏的档案及其所编辑的原始史料，较为详细地梳理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在澳门的组织与活动，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在澳门党部的组织结构、人事变动及党务活动考证十分严谨，但其所征史料多集中于台湾，缺少对中国大陆及澳门所藏档案文献的搜集运用。近期，张中鹏发表于《文化杂志》的《国民党澳门支部的组织与党务活动 ( 1919—1949) 》，是为中国国民党澳门支部及其活动研究的最新成果，张在研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文献之基础上，排比参校日记、回忆录、报刊等资料，对 1919—1949 年中国国民党澳门支部的组织创设、历史演变及党务活动进行综合论述，并探讨在中葡政府、中央党部、广东省党部等多重利益关系互相纠结，多股政治势力交互影响下澳门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策略选择及党务活动，期给学界勾画出一段清晰的历史。

　　其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进行了组织活动和统战工作。大陆学者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比较清晰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珠江纵队对澳门的统战工作的研究尤受重视。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长欧初曾先后发表《孙中山故乡抗日斗争二三事》、《前山高处指南环———关于澳门的往事杂忆》等回忆性文章，讲述当年澳门青年参加其主办的代号“纽约桥”的青年训练班、与澳葡政府进行的两次秘密会谈及合作、为澳葡政府捉拿兵匪老鼠精，引渡汉奸黄公杰、派人到澳门领取地下党为之准备的电台、严峻形势下在翠亨村公演《精神不死》纪念孙中山先生等事件的具体情形，体现了珠江纵队抗战时期对澳门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与成果。不仅如此，欧初还积极参与相关展览及学术活动，组织广州地区老战士联谊会，曾与《澳门日报》、澳门基金会等单位合作举办各类活动，旨在让当年的老战友重聚，整理口述历史，建立档案，给予“抢救”，将这段历史传承下去。吴敏娜的《珠江纵队与澳门》、卜穗文的《珠江纵队对澳门的统一战线工作》和赵艳珍的《论抗战期间党在澳门的统一战线工作及影响》讲述了为进一步开拓珠江敌后游击战争的空间，充分利用澳门中立的特殊环境和条件，珠江纵队积极开展对澳门的统战工作，在澳门建立秘密办事处，为部队开展募捐筹款，筹集军需给养，团结和组织澳门青年回珠江三角洲参战，支援珠江三角洲抗战斗争的历史。张量依据其赴澳门征集的史料和文物，从中共在澳门的抗日统战工作、澳门同胞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义卖筹款、捐输抗战、接济难民为国分忧、组织慰问队、医疗队回国服务、奔赴前线报效祖国等方面论述了澳门同胞在中共领导下全力支援祖国抗战的史事。左双文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以 1935 年为界，分别考察了中共澳门支部初创阶段和成熟阶段在澳门的组织状况及活动的主要内容，分析了机构演变、党员情况、政策策略、相关活动的开展及面临的困境。其所述侧重于抗战时期，亦是中共在澳门的活跃时期，他们积极掩护革命同志，提供撤退和转移的便利; 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内地斗争; 接触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此外，谢晓鹏的《抗战时期叶挺在澳门》、鲁阳等著《红色医生、教育家柯麟传》、李葆定、冯彩章编著的《柯麟传略》等专门探讨了这一时期叶挺、柯麟等共产党人在澳的政治活动。这些文章对于全面了解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对澳门的统战工作及澳门各方势力与中共的关系提供了详细的信息及史实依据。

　　最后，澳葡与日本的关系及日本特务机关、汪伪机关在澳门活动的研究，虽然限于史料难求和语言障碍难得成果，但仍有文章见诸史界。陈锡豪的硕士毕业论文《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史料充分，行文中肯，以大量笔墨对葡日关系，日伪政府在澳的暗杀活动，汉奸在澳活动，澳葡政府对日伪关系，战后查封日伪机关及汉奸财产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证与研究。诚如其在前言中所述:“这篇论文是要还给历史一个真面目，剖开那些深藏了六十年的人与事，探讨抗日时期中日葡三国在澳门的利益关系，葡人在日军和汪伪人员俯视下如何统治澳门，葡人如何维持澳门中立，居澳汉奸怎样充当葡人脚夫而葡人怎样依附日伪而出卖中国，战后澳葡政府抗拒引渡汉奸的事实，战后国民政府计划收回澳门和澳门汉奸问题，其中部分内容是过去不见经传的。”由于其成文较早，许多观点难免偏颇，随着大量史料的刊布及葡文、日文等外文文献的充分利用，有些问题后来得到澄清与进一步的考证，但其仍不失为一篇难得的比较全面、深入研究抗战时期澳门历史的文章，被学界同仁反复引用。

　　房建昌的《从日本驻澳门总领事馆档案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澳门的活动》和《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外交与特工人员在澳活动的几点补正》两文，依据收藏在北京图书馆的日本驻澳门总领事馆档案，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并纠正中日两国有关论著的不确记载之处。特别是考证了日本陆军驻澳门特务机关机关长泽荣作、宪兵队少尉山口久美、日本驻澳门总领事馆代理领事福井保光、书记生朝比奈泰晖等人的生平及战时在澳门的活动，对福井被刺事件、日本在澳机关之间的嫌隙与矛盾做了全面的分析，对研究日本战时在澳活动及日澳关系起到了推进作用。

　　四、战争期间澳门社会民生百态及各界发展情况

　　战时的澳门，在澳葡政府奉行“中立”的政策下社会如何发展，百姓生活有怎样的变化，各行业又是怎样在危难中求存等社会民生百态及各界的发展情况亦受学界关注，是研究这一时期澳门史不可或缺的部分。相关史著，特别是通史类著作对这一时期民生百态及各行业情形都曾进行过一般性的概括与描述，这里不再赘述，只对所涉猎的有关研究专著、论文进行归纳分析。现有的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澳门经济社会状况及走私活动的研究。张晓辉的《抗战前期澳门的经济社会( 1937.7—1941.12) 》透过抗战前期特定的时间、空间环境，剖析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及社会状况，澳门与中国内地、香港关系的动态，以肯定澳门当时的地位。张文着重分析了抗战前期澳门作为珠江口西岸对外交通及贸易重要枢纽以及抗日救亡运动在海外的一支坚强力量的地位及作用; 描述了澳门市面各业的繁荣，经济结构发生的明显变化———渔业及一些传统的手工行业日渐衰落，新兴的金融等行业迅速崛起。不仅如此，文中还提出了当时澳门经济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如钨砂等军事工业原料及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走私活动、黑市贸易猖獗; 工业发展成效不彰; 社会寄生层风气萎靡; 一般民众生活艰辛。抗战时期，日本曾积极策动对国民政府统治区( 大后方) 的走私活动，而香港、澳门、广州湾则是其重要的走私基地，日本在这些地区设立公司，进行进出口走私贸易，给中国经济造成很大危害。齐春风的《抗战时期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活动》分析了走私路线，归纳了走私的团体情况及走私的品种。文中将这一时期走私的特点归纳为五点: 即走私日商既有单家公司，也有公司组合; 日本著名的大垄断洋行，纷纷到港澳湾地区扩展业务; 日本特务机关在某些走私公司的组建过程中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日商与华商合作组织的公司、商号比较多; 日本为掩人耳目，经常借第三国商人达到走私目的。吕志鹏的硕士学位论文《抗战时期澳门经济发展与社会救亡运动》将澳门经济发展与救亡运动相结合，论述了1931—1940年澳门的抗日运动及经济发展对救亡运动的支持，分析了风潮时期前后经济转变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阐述了澳门中立地位的三种功能: 成为大陆难民的避难地; 争取海外华侨的对外通道; 营救文化人的中转站。吕文从经济角度来看抗战时期的澳门，认为:“抗日战争曾为澳门带来空前的繁荣，日军侵华亦为澳门经济带来致命的打击，既体现在澳门自身经济能力的薄弱，同时又说明，澳门经济本身有着较强的适应能力，它的经济是能够较快较好地反映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变动，是能够适时而变，以求得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透过以上三文，我们看到当时的澳门因其中立地位，反而迎来了经济的繁荣，其原因何在，影响如何，具体情况究竟怎样，进一步的具体研究还需有志者继续求索。

　　二是关于战时澳门各界的发展情况研究及论述。战争在破坏的同时亦为澳门各界、各业带来了发展的契机，澳门的社会经济结构得到调整，旧行业衰落，美术、文化、教育事业得到繁荣并呈现新特点，报业、邮务等则在艰难中求存。宾水林的《抗战时期的澳门文化界》分别叙述了澳门新闻界、教育界、文学界、戏剧音乐界、美术界和其所成立的四界救灾会的抗日救亡活动及其战时在澳门的发展情况。盛恩养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美术》围绕抗战时期澳门美术繁荣的成因、澳门与岭南画派的“新国画”的兴盛、在澳门脱颖而出的岭南画派大家关山月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战争的硝烟带来了澳门美术的繁荣与新发展，这与当时特殊的环境相映成趣。陈业东的《抗日时期澳门诗坛一瞥》叙述了抗战期间由内地及香港避难到澳的骚人墨客，和本地诗人一起，以宣传抗日爱国民族主义、歌颂抗战民族英雄为主旋律的诗歌创作及个人斗争经历，推动了抗战时期澳门诗坛的兴盛繁荣。该文审视了当时澳门诗坛的变化，探讨其原因，总结了这一时期澳门诗坛的特点，无疑是有意义的。查灿长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报业》和《抗战时期的澳门 < 华侨报 > 》就抗日战争时期澳门报业所处的特殊政治背景、澳门报业的奋斗与沉浮及其产生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地位作了论述，从澳门史、新闻报业史、国际关系史、抗日战争史研究等方面重点阐释了《华侨报》在抗战时期所有报道和消息的不可或缺、重要而又珍贵的史料价值。此外，黄就顺的《风潮时期的澳门》、何建明的《竺摩法师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佛教文化》、姚鸿光的《抗战中期粤澳邮路初探( 1939—1941) 》、邢荣发的《澳门马场区沧

　　桑六十年( 1925—1985) 》，分别论述了当时社会概况、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粤澳邮路的艰难维护、马场区的沧桑变化，对这一时期澳门社会发展全景式的研究十分有益。

　　三是关于这一时期难民救济及米荒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由暨南大学张晓辉教授指导的硕士钟子程及李俊的学位论文。抗战时期难民涌入，澳门人口急剧增加，带来了社会经济压力及发展机遇，钟子程的《抗日战争时期澳门的难民救济工作研究》，从澳葡政府和澳门华人社团的救济工作入手，对澳葡政府对来澳葡侨及华人难民的救济; 镜湖医院、同善堂、四界救灾会的救济工作、教育界对难童的救济、澳侨协助难民回乡委员会的回乡运动、教会的救济工作; 港澳赈济会的救济工作进行了具体、深入的研究。钟文经分析认为，各救济难民社团的救济工作是与政府合作并采取分工的方式进行，澳葡政府的主要工作是为救济事业提供粮食和物资，救济难民的重心工作则由各救济社团负责，这种分工对应了澳门社会的实际环境。米荒是澳门战时人口剧增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李俊的《抗战时期澳门米荒问题研究》探讨了澳门米荒问题发生的背景及原因、严重程度，具体分析了澳葡政府解决米荒问题的措施、民间团体( 澳门居民粮食互助会、同善堂、澳门中华总商会、澳侨赈饥会、天主教会、澳侨协助难民回乡委员会等) 解决米荒问题的表现以及战时澳门米荒问题的深远影响: 澳葡政府权威下降，天主教教育得到较大发展，天主教信徒数量激增，民间社团发展形成高潮，社团承担起部分政府职能，澳门社会的包容性增强。这两篇学位论文对当时的难民救济及米荒进行了深入探讨，为进一步研究战时澳门社会提供了参考，或许限于文献史料，有些方面难免关照不够，同时也为后来研究者做了铺垫，留下提升的空间。

　　五、澳门侨胞救亡赈难运动及救亡社团研究

　　澳门社会战时的发展与澳门侨胞救亡赈难运动是相辅相成的，爱国、救亡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无论是政客、商人、学生，还是村野匹夫、赌客、娼寮都被卷入救亡图存大浪之中。

　　关于澳门侨胞救亡赈难运动及救亡社团的研究是较早映入学者眼界的。早在 1949 年载于《镜湖医药》的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编的《镜湖医院在战时工作概况》及马万祺先生的《林炳炎先生与镜湖医院》便对镜湖医院战时的救济工作有一定论述。1985 年，黄哲军的《光荣和坎坷的历程:记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连载于《澳门日报》12 月 22、23、24、25 日，详细介绍了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在战时的活动情况，使战时澳门的救亡赈难团体开始引起关注。1990 年，澳门星光书店出版黄慰慈、陈立平主编的《濠江风云儿女: 澳门四界救灾会抗日救国事迹》; 1995 年，《战时大众报》编辑、澳门“四界救灾会”主要成员陈大白先生将自己逾半个世纪以来所撰写的文章汇编出版了《天明斋文集》，此二书包括大量有关“四界救灾会”和澳门报业、新闻史的珍贵资料，为学界相关澳门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

　　1999 年，澳门战时赈难运动及救亡社团的研究出现短暂的繁荣，何山的《热血丹心赤子情———抗战时期澳门四界救灾会服务二队在鹤山》、张涛的《澳门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林万晖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记澳门同胞林耀的抗日事迹》、黄少群的《风雨澳门回归路( 之五) ———投入抗日救亡大潮》、钟青的《澳门同胞的抗日救亡运动》、林锋的《澳门四界救灾会抗日救亡片断》、邓开颂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魏宏运的《抗战时期的华侨捐输与救亡运动》等文章从不同视角论述了当年在澳门各界救灾会、四界救灾会组织影响下澳门民众以义卖、义舞、献金、素食募捐以及抵制日货、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回乡服务团，联合动员下乡宣传演出，坚持舆论报道抗战事迹等澳门民众的抗日爱国运动和救亡事迹，惜多数为纪事及回忆性质的文章，对相关史事的进一步探讨与研究不够深入。

　　战时澳门社会救亡赈难运动如火如荼，救亡社团涉及十分广泛，对这一运动的性质及其领导者、参与者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是有必要的。吕志鹏的《抗战时期澳门经济发展与社会救亡运动》，从救亡的角度来看当时澳门社会的发展，将澳门人民的这场救亡运动定位为爱国主义式的革命抗争，认为它实际上是一种进步思想和社会政治相结合的运动，企图通过捐献、游行、不合作，甚至抗争来实现民族独立，它所促成的主要是民众思想的觉醒和变革，而且它的领导者基本上可以说是先进知识分子，虽然这些知识分子没有提出改革指导，领导前进的大思想，影响力与规模远不及香港等地，但面对着情势复杂的东南战局，这种成功与失败的简单化判断，明显是不足的。吕文眼光独到，文章颇能发人所未发，思人所未思。黄鸿钊的《抗日烽火中的濠江儿女》则主要论述澳门青年在四界救灾会、中共地下党组织号召下下进行的奋勇救国的光辉事迹，特别是梁捷、廖锦涛、诗人廖平子等爱国者的事迹，对这一时期中共党组织在澳门的具体发展情况，及其统战工作情况、政策进行了考证与分析。

　　娄胜华的《1931—1945年澳门救亡赈难社团的兴盛与转折》，考察该时期澳门救亡赈难社团的演变，主要受国内及澳门周边地区沦陷所产生的外部动机和澳葡政府中立政策随形势发展产生的能动效应两个因素的影响，并概括其基本特征为: 1. 骤起骤落，存续时间短促; 2. 服务对象、活动内容与功能集中单一; 3. 上层工商界人士主导，各阶层全面动员参加; 4. 以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为文化价值认同。通过分析各社团的组织基础、人员构成、活动方式与活动内容随着澳葡政府在适应不同时段政治需要而推行的外交政策之微妙变化而发展转化，娄文认为: 民族性社团兴盛与团结的动力并非出于澳门社会自然生长的内部力量( 如工业化等因素) ，而是民族灾难所引发的“烘炉效应”。这些研究成果深化了对战时澳门救亡运动的研究，也为推进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澳门史的研究做出了一份贡献。2009年，陈大白将多年珍藏的抗日战争时期“澳门四界救灾会”的一百余份原件，包括照片、文献、书信等悉数捐赠予澳门博物馆以及澳门同善堂档案馆登报征集相关文物，还有近期举办的《澳门历史的见证──陈大白大半个世纪的回忆》展览等等充分说明，这些年来相关学者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澳门史的研究，终于得到学界及社会的认同，望能引来更多学界同仁的关注及研究探讨。

　　六、抗战胜利前后中国谋划收回澳门问题

　　作为抗战胜利尾声的中国试图收回澳门问题和“肃奸运动”，在澳门史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由于复杂的历史及现实的原因，学界对“肃奸运动”少有提及，只有陈锡豪的硕士学位论文《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曾有相对清晰的勾勒，并未有专门的论文出现。关于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谋划收回澳门问题的研究，目前仅见左双文的《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收回澳门的谋划与流产》，据左氏的爬梳与考证，当时对于澳门，国民政府面临着是否收回，如何收回，以及收回后如何治理等问题，文中从国民政府内部对于收回澳门问题之“缓进”、“急进”两种态度入手，分析了当时驻葡公使张谦，军政大员顾维钧、王世杰、宋子文、张发奎，以及国民党澳门支部长屈仁则、外交部驻澳专员唐榴等国民政府内部各方对于收回澳门问题的见解及办法，从地方到中央全面论述了当时国民政府收回澳门的策划及考虑，从而分析得出国民政府放弃收回澳门计划的原因，一方面是葡萄牙政府和澳葡当局为保住澳门这块远东乐土，明里暗里搞一些花样: 其一，打“英国牌”，以港澳一体为借口，积极谋求英国庇护; 其二，打“民意牌”，通过一系列活动，企图借以显示澳门居民对葡萄牙统治的拥戴; 其三，利用国共矛盾。另一方面是因为外交部软弱胆怯，国民政府一再错失良机。叶美兰在《略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中亦对战后国民政府收回澳门未果的原因提出己见，认为国民政府的软弱与妥协，是这次未能利用胜利之机收回澳门的最主要原因; 葡萄牙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肯轻易放弃其在澳门的利益; 加之，英美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亦促使澳门的回归成为泡影。左氏的文章对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收回澳门的谋划与流产给予了严谨的考证，综合考虑从广州行营、中山驻军到外交部各方关系及各环节的不同行为和态度，对整个事件及问题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与分析，叶文提出国民政府收回澳门未果的原因对左文所析原因做了一定的补充，使这一问题的探讨更加全面。

　　七、澳门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贡献

　　澳门以其“中立”的特殊身份，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及贡献，是关于澳门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最终意义所在。学者们极其努力研究澳门侨胞在支援祖国抗战事业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及贡献。郭昉凌认为澳门民众在广东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即面对民族危亡，投身救国运动; 同仇敌忾，捐输抗战; 加强统一战线，壮大抗日力量; 利用地缘优势，发挥特殊作用，战时的难民避居岛，战时的交通枢纽。叶美兰从全局出发，认为澳门在祖国抗日战争期间的地位及贡献主要是: 第一，澳门民众积极声援和直接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第二，澳门人民积极从物质上支援中国内地抗战; 第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成了中国南方宣传抗日的阵地; 第四，澳门是抗战期间华南地区中国人的避难所及中转站。元胜林则以港澳一体来分析战时港澳对祖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组织抗日救国团体，支援祖国的抗战; 对祖国大陆的抗战活动进行积极的宣传，组织指导捐物; 港澳台三地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积极向内地运输抗战的物资; 收容内地的避难民众和迁来的文化机构。

　　综上可知，大多数学者对澳门同胞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斗争及对祖国人民抗战事业的贡献是予以充分肯定的。他们从人、财、物各个方面积极增援，在澳门本土坚持各种形式的抗争，既是大陆民众的战时避难所、南方宣传抗日的阵地，又是军需物资中转站，战时的交通枢纽，对澳门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这种独特的地位及作用认真加以研究意义重大。

　　余论

　　澳门，这个东方的蒙地卡罗、曾经的梳打埠，它是战火中的绿洲，亦是中华儿女进行抗战宣传的基地。战火弥漫之际“中立”的特殊地位，催生了澳门自身的转变与发展，特定的时局下，其一改传统落后的旧格局，把握发展的机遇。同时澳门的发展亦为救亡图存、支援抗战提供了物质保障，这一时期的澳门出现空前的发展与救亡交迭共存的局面。总之，抗日战争时期，澳门经历了自身的蜕变，同时也为祖国的抗日战争事业积极贡献。

　　早些年，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于民国时期的澳门，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史相关研究缺少关注，即便是已发表的有关论著亦都集中在几个比较突出的方面，如澳门在抗战中的地位，澳门的救灾社团等等，且限于现实及历史的相关因素，研究不够深入。1999 年前后，以澳门回归为契机，澳门史的研究引起了学界一定的注目，特别是粤港澳三地的学者得风气之先，相继开展了一些十分有意义的研究，有关澳门与抗日战争的史料整理及研究亦初现成果。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相关学者的辛勤耕耘下，澳门与抗日战争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澳门本地学者更是热衷于整理及研究这一特殊时期的澳门社会及澳门与祖国抗战的相关问题。总之，经几代学者的努力，迄今为止，先后有黄慰慈、陈立平主编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四届救灾会抗日救国事迹》、傅玉兰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澳门文化局主编的《抗战时期的澳门资料》、蔡佩玲主编的《口述史料———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等相关著作、史料集问世; 同时如上文所见，两岸四地关于澳门与抗日战争的研究论文亦有四五十篇; 此外华南师范大学左双文教授指导其学生陈锡豪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史料扎实，论述有力; 暨南大学张晓辉教授门下吕志鹏、钟子程、李昆明、李俊四位硕士分别从抗战时期澳门经济发展与社会救亡运动、澳门的难民救济工作、澳葡政府的“中立”政策、澳门战时米荒问题等角度对抗战时期的澳门社会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探讨，这些成果虽仍显薄弱，亦值得庆幸。

　　几十年来有志于澳门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各方人士，对澳门与抗日战争研究倾注了许多心血，各项学术活动日益活跃，新史料不断刊布，取得相当可喜的成果，弥补了民国时期澳门史研究的许多不足，特别是填补了抗日战争时期澳门史研究的空白，揭开了一些谜团。俱往矣，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亦值得后来者关注，过去的研究有所进展，但研究力度远远不够，例如关于战时澳葡政府对华对日政策及外交行动，要从中、日、葡各方政府文件以及官员实际行动和个人日记等方面寻求依据，不能单从某一方面的史料来作简单的分析判断;战时各方在澳的活动研究亦多限于国、共两党，对日本派驻机构及汉奸在澳活动亦迷雾重重，仍有待揭示; 对澳门侨胞在战时的活动亦限于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对与战争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政府官员、商人团体、各类著名历史人物的研究明显关注不够; 对于战时澳门救亡团体的研究，现有成果亦多侧重澳门四界救灾会，而当时最大的救亡团体各界救灾会、同善堂、镜湖医院等诚待研究; 战时澳门社会各行业的发展、进出口贸易变化等经济方面的研究亦十分少见。由于难以克服的史料及语言的障碍，目前许多文章和著作的史料来源局限于中文，外文资料挖掘远远不够，研究澳门史外文资料的缺少，势必限制研究者的视野，有碍于进一步研究的推进。当然，相信现有的困难与不足阻挡不了学者们求索的心，困难必定会解决，抗日战争时期澳门史的研究今后定会学者辈出、成果竞献。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6-24 10: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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