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振：“慰安妇”文学——血泪的见证
2022-07-11 10:49:48 来源：王学振 点击： 复制链接
二战期间，日军推行罪恶的“慰安妇”制度，中国、朝鲜等国40万以上的妇女沦为性奴隶。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日本政府于1993年发表“河野谈话”，对这一罪行有所认识和反省。然而近年来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以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政要不断抛出“从军慰安妇并不带有强制性”、属于“商业行为”等奇谈怪论，企图颠覆历史、掩盖真相，规避日本政府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检视抗战文学中“慰安妇”题材的文学作品，既具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取材于“慰安妇”的文学创作
抗战时期曾经出现过一批取材于“慰安妇”的文学创作。有的作品直接以“慰安妇”为主要表现对象：小说方面，有谢冰莹《梅子姑娘》、草明《受辱者》、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布德《第三百零三个》等;诗歌方面，有王季思《朝鲜少女吟》、冯玉祥《南京一少女》等;报告文学方面，有鲍雨《扬州的日兵在自杀》、潘世征《敌随军营妓调查》、映光《福山的女人》、江平《敌寇的行乐所》、梅兰《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等;剧作方面，有中国第一部歌剧《秋子》(陈定编剧，臧云远、李嘉作词，黄源洛作曲)以及王澧泉的独幕剧《慰安所》等。有的作品虽不以“慰安妇”为主要内容，却也对此有所涉及。如陈瘦竹的长篇小说《春雷》主要表现江南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但也花了不少笔墨讲述日军以招工的名义，诱拐良家妇女“慰劳”日军的故事。又如洪深的四幕剧《包得行》主要关注的是兵役问题，但第二幕中也借难民林鸿顺之口，揭露了日军设立慰安所的罪行。
这些作品从各种角度表现了“慰安妇”的悲惨遭遇，是“慰安妇”血泪史的文学见证。
对于日军违背女性意愿、强制征集“慰安妇”的各种伎俩，这些作品进行了具体的揭露。有的是公开的征召，《扬州的日兵在自杀》、《秋子》中的秋子以及《第三百零三个》、《慰安所》中的慧子，原本都是东京的良家妇女，有着美满的家庭，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她们的丈夫应征入伍，本人也被征召到中国来当“慰安妇”，夫妇在慰安所重逢，羞愤难当，双双自杀。《朝鲜少女吟》揭露日军在朝鲜半岛强征“慰安妇”的罪行：“皇皇督府张文告，道是前方要‘慰劳’。民家有女不许婚，留待‘皇军’来征召。”东家阿妹是昔日的皇妃闵氏一族，出身高贵，南邻孀妇“家有三龄遗腹子”，孤苦无依，均未能幸免。有野蛮的抢掠。如《受辱者》中的丝厂女工梁阿开，在丝厂所在地沦陷时被日本兵捉住，编进“妇女劳军第五小队”，遭奸污至“半死”。又如《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在去天主教堂的途中遭遇日军，被日军抢走，成为“慰安妇”。《南京一少女》中的南京少女，也是被敌人“捆掳”而“迫令为营妓”，不过这位少女勇敢而刚烈，在杀敌后自杀，以生命保全了自己的贞洁。有的是狡猾的欺骗，《梅子姑娘》中的梅子，因为想见到应征入伍的未婚夫而接受了“慰劳”的任务，原以为“慰劳队只是把千人针、旗帜、罐头、手帕、慰劳袋等东西送给他们就算完事”，谁知“皇军”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女性的身体，被骗到中国的梅子沦为“供给那些野蛮的官兵发泄兽欲”的“营妓”。又如《春雷》中，石家镇维持会秉承日军意旨，以裕丰丝厂的名义高薪“招工”，那些不明就里的乡村妇女纷纷报名，维持会精挑细选了年轻貌美的女性40名，其中30名送往无锡“慰劳”城内的日军，10名关入石家祠堂供驻扎的日军宣淫。
“慰安妇”题材的文学作品具有艺术与文献价值
作为日军的性奴隶，“慰安妇”过着非人的生活，日军蹂躏她们的罪行令人发指，直接写进作品之中恐怕会让善良的读者难以卒读，因此“慰安妇”题材的抗战文学作品主要是从侧面表现“慰安妇”在慰安所里遭受的苦难。如《我在霞村的时候》没有正面表现贞贞在日本军队的遭遇，但从“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手上带着使人“感觉刺激的烫热”等对贞贞病情的描写中，从贞贞“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蹋过，到底是多少，我也记不清了”，“有些是当时难受，于今想来也没有什么;有些是当时马马虎虎的过去了，回想起来却实在伤心”等看似轻描淡写的回忆中，从女干部阿桂发出的“她吃的苦真是想也想不到”、“做了女人真倒霉”等一连串感叹中，读者是不难感受到贞贞在这一年多里所遭受的折磨的。再如《春雷》也没有正面写日军对“慰安妇”的施暴过程，但写到村民感觉“一向都很清静”的石家祠堂“闹鬼”，时常听见“鬼哭”和“皮鞭子啪嗒啪嗒抽打的声音”，后来大关娘子趁游击队攻打石家镇之机从石家祠堂翻墙逃出，才真相大白。原来大关娘子、大福娘子、阿菱等十名女性被骗后，被秘密关押在石家祠堂，沦为了日军的性奴隶。所谓“鬼哭”实际上是这群“慰安妇”在哭，皮鞭子也是结结实实地抽打在这群“慰安妇”身上。
“慰安妇”的身体遭受残暴的摧残，心灵也遭受无情的戕害。这种心灵戕害是无形的，至死难愈。“慰安妇”题材的抗战文学作品在书写“慰安妇”身体遭受摧残的同时，也难能可贵地表现了她们心灵遭受的戕害。《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已经参加了抗日工作，利用“慰安妇”的身份给游击队搜集、传递了很多重要情报，然而做了很多抗日工作的贞贞因病情严重回到家里后，却没有得到乡亲们的理解和尊重。在封建观念浓厚的乡亲们眼里，贞贞是“破铜烂铁”，“比破鞋还不如”，本应富有同情心的女人们竟因为贞贞的“失节”而发现了自己的“圣洁”，对自己产生了“崇敬”。乡亲们的歧视给贞贞带来了极大的心灵伤害，她甚至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于是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家。如果说贞贞心灵的痛苦主要是外界施予的，那么《受辱者》中梁阿开心灵的痛苦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对自身的认识。当被日本兵掠夺了贞操和唯一值钱的一对玉耳环的她重新获得自由时，首先思考的问题是“回去”还是“投水”。尽管求生的意念占了上风，她却不能直面做了五天“慰安妇”的事实。当被问及这五天到哪里去了时，她想到的是：“如果我把日本人对付我的龌龊情形告诉了她们，那么，以后我还能在别人跟前讲一句响亮的话吗?”于是她编造了被日本人的军马挤落水底，为老船家黄祥发所救，在他家养病得以生还的故事。被鬼子抢走的那对玉耳环，在故事中也变成了送给救命恩人的谢仪。梁阿开觉得“扯谎是一种罪孽”，可她还得忍受内心的煎熬，将这个谎继续圆下去。“有许多日子里，她很少到外面去，别人的眼光在她身上多停一刻，她就全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竭力避开人家的视线。”“(她)本能地坚守着自己被俘获的秘密，好像即使别人已经知道了她的秘密，她还得扯谎下去的样子。在她独自的时候，她却痛苦地追悔了。”
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冥顽不化，“慰安妇”问题不时掀起波澜，因此这一问题既关乎历史，亦关乎现实和未来。“慰安妇”题材的抗战文学作品对历史真相作了形象的演绎，兼具艺术价值与文献价值，值得我们珍视。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7-11 1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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