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祯浩：中共一大研究与回忆录
2022-07-21 10:47:12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

　　进一步深入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一个方法，是对中共一大代表的回忆录重新加以探究。使用回忆录时，必须对各种回忆录产生的背景和经过进行具体的分析，这些分析不仅在评估不同回忆录的可靠性时非常有必要，而且对人们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囯成立以后党史与政冶紧密联系的情况，也会有所帮助。回忆者的社会地位、政冶立场、产生回忆的时间，以及写回忆时参考的资枓、党史著作的影响等因素，都会影响回忆录的内容。研究中共一大的人最需要?王意和探讨的，与其说是一大会议本身举行得如何，不如说是1949年以后一大研究是在什么样的资枓状况下，以及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的。

　　关键词

　　中共一大 回忆录 研究 开会曰期

　　序言

　　今天能有机会在这里做主旨发言，我感到很荣幸，非常感谢主办单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给我这个机会。这次研讨会的组委会安排我做主旨发言，可能是因为我曾经写过那本《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但那部书的中文版是在2006年出版的，至今已过11年了，从我2001年出版日文版算起，则已经过了15个年头。这十多年来，我的研究方向逐渐从中共创建史转向了毛泽东研究以及党史研究的历史，就是中共党史的史学史研究。说实在的，最近几年我没有撰写发表中共创建史方面的新的研究成果，因此，按理说，我没有资格在这里做主题报告，希望在座的诸位前辈学者能够谅解。

　　我刚才说，我这几年没有撰写什么创建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但并不是没有作过相关的一些思考。从我读研究生时算起，至今我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已将近30年。近几年来，我经常思考的主要是党史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以及党史资料的形成和整理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关于中共党史研究，尤其是党史资料的问题，我研究得越深入就越觉得很有探讨党史资料形成和整理刊布的必要。在2011年上海举行纪念中共创建9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我曾提交了一篇探讨有关中共一大的几份资料的论文。具体来讲，那篇论文是围绕以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回忆为中心的所谓原始材料进行探讨的。我那时候就说，中共创建史的原始材料已经被发掘殆尽，今后不会再有什么新的突破性资料了。如今已经过了六七年，原始资料的情况也还是大致如此，尽管有一些相关资料被陆续披露出来，但总的情况没有突破性进展，也很难期望今后会有突破性的改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深入中共创建史研究有什么样的途径呢?这里我想提出一个研究方法，那就是：对一大代表的回忆录重新加以探究。

　　从事过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在中共创建史这个研究领域，回忆录在资料中所占的比重极大。可以说，对每一个史实问题加以考证，多多少少都不得不依靠当事人后来写的回忆。按比例说，1921年前后形成的原始材料寥寥无几，而后来出现的回忆则很多，尤其是1949年到1979年期间产生的回忆录最多。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平衡，追根溯源，在于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了胜利，相应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受到了格外的瞩目，尤其是“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起点有了象征性意义。因此，考虑到作为研究基础的这些回忆录资料产生的背景，我们需要瞩目的就不再是一大召开的1921年，而应该是产生大量回忆资料的1949一1979年这一特殊的年代。

　　我们知道，回忆录大多叙事详细，但不能因此而轻易采信。因为回忆录中难免有记忆错误或误解，甚至存在主观判断造成的偏颇，以及“政治立场”上的顾忌等问题。还有一些回忆录是在其他回忆录的基础上，或者是在看到有关党史研究著作的基础上润色而成的。因此，回忆录虽然在了解当时的氛围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要通过它们来确证具体的日期或事件，却大有值得商榷之处。

　　下面我们就拿四位中共一大出席者关于一大召开时间的回忆做例子，来探讨回忆录存在的各种问题。具体地分析各种回忆录产生的背景和经过，不仅在评估不同回忆录的可靠性时非常有必要，而且对我们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史与政治紧密联系的情况，也会有所帮助。

　　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当中，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有幸能够回顾中共一大情形的有四个人，即董必武、李达、包惠僧、刘仁静。另外当然还有毛泽东，在1949年之前他曾两次简要回顾过一大，一次是给斯诺讲述自己的个人历史，一次是在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1949年后他又简要回顾过一次，是在1969年中共九大开幕式上，但他生前始终没有详细谈论过一大开会的实际情形，所以今天不讲毛泽东的情况。

　　中共一大开会的具体情景，虽然在1949年以前已经形成某种固定的说法，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仍然还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其中大会出席者的人数、名单以及召开的具体日期等细节的实际状况都有待进一步解决。大会出席者的名字姑且不论，按我们的常识来考虑，最大的问题是，差不多三十年前召开的一个不大的会议的日期是特别不容易记忆的。但是，前面提的那四位中共一大出席者，作为中共诞生的见证人，不得不努力想起那不容易记忆的日期。我们不难体谅他们当时心理上的压力之大，因为极端地说，他们要想起的是比自己的生日还要重要的党的生日。这四个人在中共一大后的处境、政治表现都不一样。那么他们的社会地位、政治立场的不同是如何反映到有关一大的回忆录中的呢?

　　一、董必武的回忆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董必武的回忆。这里预先交代一下，1949年那时候，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已有固定的说法，就是1921年7月7日。现在我们都知道“七一”是纪念日，但中共一大召开的实际时间不是“七一”，而是7月23日。7月23日这个日期是20世纪50年代末被发现的俄语文件写的日期。但在这份俄语文件的记载得到证实以前，在中共党史上，“七一”不仅仅是纪念日，而且也是中共一大实际召开的日期。其实，1938年中共举行建党纪念活动的时候，毛泽东与董必武就提出了七一。据说，当时在延安曾经参加过一大的党员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他们回忆一大是7月召开的，但记不清楚确切的开会日期，又缺乏档案资料，一时无法查证，所以就把7月1日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后来，原先的纪念日逐渐被认作历史上的召开日期。这里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权威党史著作的相关记述做参考吧。1951年出版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可谓是权威中的权威。这部当时的权威著作有关中共一大部分是这样记述的：“1921年7月1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显然，“7月1日”“十二个代表”都与现在的固定说法不同，更直截了当地说，是不正确的记述，但这个说法就是当时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说法。

　　那么董必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有关一大日期的回忆有着什么样的演变呢?四名一大代表当中，社会地位最高的当然是董必武，那时他已身居国家副主席之位，同时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以说，这四个当事人当中，董必武是相对来说最具有可以自由、直率地表达自己看法的条件的。董必武最早谈及一大日期是在1929年年底写的《给何叔衡的信》，信中他只提“7月”，还加上括号和问号，这意思就是“好像是7月，但是正确不正确没有把握”。后来在1956年，他接受报社采访的时候，就明确回答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21年7月1日召开”。原先只有模糊记忆的董必武过了几十年忽然想起了具体的日期，最大的可能就是他是附和了当时的固定说法。由于身居高位，董必武能够较早地看到莫斯科归还的那份俄语文件。1959年，中央档案馆送来俄语文件请董必武作鉴定，他在复信中说，“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至于开会日期，他读了俄语文件的记载，即“直到7月23日代表们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以后，说：“究竟是23，还是那一天，也不肯定，我党已定‘7月1日，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日期，我想不变也可以。”再后来的1971年，他在一个党史工作人员的内部会议上表示，“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那个说得到的”。

　　就是说，他在与从事党史研究的工作人员座谈时小范围告知那“七一”不是实际的日期，另一方面也认为，“七一”既然是党决定的日期，俄语文件的出现也不会影响这一决定。可以说，因为有相当巩固的党内地位，董必武对一大日期的回忆和反应是比较现实的、比较灵活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他把那份俄语文件叫做“秘密文件”、“国家机密”，根本没有考虑公开发表这份历史材料。

　　二、李达的回忆

　　与董必武的回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达、包惠僧、刘仁静这三位有离党经历的人。考虑到自己的发言、回忆录或许会引起负面风波，所以他们不得不慎重一点。这三人当中，始终保持固执态度的是李达。李达，中共一大的上海代表，1923年离开中共后，长期从事教育、著述方面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曾专程来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等人做历史证明人，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也曾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开展工作，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教育家。他重新入党时受到毛泽东的亲自鼓励，毛泽东说，“早年离开了党，这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李达对毛泽东的鼓励非常感激，为了不辜负毛泽东的期待，也为了洗刷“脱党”这一负面经历，李达无疑比别人更加努力地、积极地遵守、配合党的方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必须成为一个最坚定忠诚的党员。

　　李达在20世纪20年代末曾提及过一大的日期，1928年时的相关记载只是：“民国十年夏季召集第一次代表大会”。与董必武一样，李达的记忆也是十分模糊的。李达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大召开日期的文章是1949年重新入党时写的自传。在这自传里，李达详细地回顾了建党过程，关于一大的日期，他说，“七月一日下午7时在贝勒路李汉俊寓所举行第一次会议”。他的回忆讲到大会开幕的具体时间，即下午7时，但据认为“七月一日”这个日期不是直接来自自己记忆的日期，因为他写这份自传的时候，中共党史著作已经把“七一”认作一大召开的历史上的日期。显然，原先只有模糊记忆的李达，采用了当时的定说。但与董必武不同的是，此后，李达一直固执地坚持了“七一”说，不曾动摇过分毫，甚至在1959年中央档案馆送来那份俄语文件、询问一大具体情况时，他也坚持说：“一大开会的具体时间是7月7日”，并说“苏联中央档案中关于一大的材料，是不确实的”。李达那种固执己见的强硬立场与董必武的比较现实、比较灵活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据我掌握的资料，从1949年到1966年李达回忆一大的情形总共有十多次。简单地说，他平均每年至少要接受一次以上的采访，而且每次都被询问同样的问题。李达每次回忆开会的具体时间，如晚上几点，虽然有稍微的变化，但在七月一日召开这一点却是坚定不移的。那么，作为一个忠诚党员的李达是不是从来没有说过与权威说法不一致的话呢?其实，他曾经披露过一些有趣的轶事。那是在1962年，李达在湖北省委党校的一个训练班上讲话时，曾说过毛泽东、何叔衡参加“一大”的时候是“S.Y.”而不是“C.P.”。他说他当时对这两位湖南代表说“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以后回去在湖南就组织C.P.”。现在看来，这个说法反映了建党初期一些地区存在未严格区分党团组织的情况。但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文革”时李达却因这个无意中的说法受到批判。这说明在特定的年代，回忆过去也会带着一定的政治敏感性。

　　三、包惠僧的回忆

　　1949年专程到北京与中央领导见面的一大代表还有包惠僧。包惠僧也是脱党分子，1927年悄悄离开党的组织，后来变成国民政府的官员，曾历任几个不大不小的职位。留在大陆的他，把脱党后的情况向党组织交代后，幸运地被安排了内务部研究室研究员、国务院参事等比较清闲的职务。与李达不同，长期在国民党阵营的包惠僧不可能重新入党。但正是由于这样的身份和地位，使得从事过新闻工作，又没有李达那样重大压力的包惠僧能够凭借自己的记忆去写中共早期的回忆录。这就是1953年接受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的采访后写成的回忆录。在这篇文章里，包惠僧说，“开会的时间，是在各学校放暑假不久，约计总在7月10日左右”。这篇回忆录后来经过修改，在1957年以“栖梧老人”为笔名在《新观察》第13期上发表了。那就是引起海内外专家们关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

　　不过，包惠僧原先写的“7月10日左右”召开这一说法明显与当时的固定说法有冲突，并且“7月10日左右”召开也缺乏可靠的根据，结果1957年《新观察》公开发表的时候，这篇文章就只写了“在各学校放了暑假以后”。就是说，与当时的定说有冲突的“7月10日左右”这一具体日期被慎重地删掉了。结果读到“在各学校放了暑假以后”的读者，理所当然地理解召开日期应当是七月一日。“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他再次回顾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时说：“在我记忆中不是7月7日，而是7月半前后，那时正放暑假，不然在中学当教师的陈潭秋、董必武都不可能来出席会议的”。当时采访的是党史专家，那么他们理应向包惠僧告知所谓俄语文件的内容。正因为如此，第二年包惠僧重新回忆一大时，一大的召开日期再往后移动，就是“7月15日以后”，或者“7月20日左右”。

　　这里补充一句，董必武、李达的回忆也好，包惠僧的回忆也好，他们的回忆，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回忆，可以说都有相应的参照“课本”。不同时期的回忆有不同内容，应该说是他们的参照“课本”与自身回忆相互佐证调和的产物。俄语文件发现以前的话，那课本是以胡乔木的书为代表的党史权威著作的说法，以后的话就是俄语文件。当然也有像李达那样拒绝接受俄语文件的记载而坚守固定说法的当事人。

　　四、刘仁静的回忆

　　众所周知，刘仁静也是脱党分子，但与李达、包惠僧不同的是，刘仁静离开中共后参加“托派”组织，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政治指标上，所谓“托派”是被认定为“工人阶级之死敌的匪帮、奸细”的。对很多“托派”人士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意味着“托派”活动的最后破产。因此，以“托派”领袖著名的刘仁静等人，在人民共和国不得不靠认错来清算过去。刘在1950年年底《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声明就是他的自我批评。后来改名为“刘亦宇”，被安排在人民日报社工作。与前面讲的三人不同，寻访他的党史专家也不多，他自己也不敢写有关建党时期的回忆录。后来随着“文革”的爆发，他被公安局收审，等到他恢复自由、有人来寻访的时候已经是1979年。当年访问刘仁静的邵维正教授描述当时的情景说：

　　对刘仁静的访问就很不容易了。当我费了很多周折，找到了他在白云路的新居时，老人沉默寡言，十分拘谨，对我问的几个问题都是一句同样的回答：“年龄大了，记不清了。”对此我冷静想了想，又觉得可以理解。刘老一生坎坷，几度磨难，对人对事十分敏感，尤其是对涉及历史、政治方面的问题更是谨小慎微，这大概是他不愿开口的内在原因。

　　据说，后来受到邵教授的慰问和鼓励，刘仁静思想上的戒备也逐渐放松了，开始说上一两句话。但十分意外的是，他的那一两句话却给邵教授提供了一条解决一大日期问题的线索。刘仁静回想当年赴上海参加一大之前，曾出席了在南京举行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大会。邵教授马上去翻查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刊，果然，该学会的大会确实在南京召开，而出席者的名单上也果然有刘仁静的名字。但十分偶然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大会的开幕日期恰恰是7月1日。至此，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肯定不是七一，而是比七一晚就得到了证实。当时邵教授等党史专家已知道俄语文件的内容，对日期不是七一已经有把握，所以客观地说，刘仁静回忆的冲击力已经不是那么大。但刘仁静对党史专家千方百计地找来资料却感慨万分，从而得到了勇气解开了长期封印的记忆。那就是收录于1980年出版的《一大回忆录》中的刘仁静的长篇回忆《一大琐忆》。这篇文章就像其题目所表示的那样，是一份围绕一大的回忆，但拿它的形成过程来说，却可以说是一份珍贵的记录。

　　尾声

　　四名一大出席者，由于一大以后的政治处境不一，四人四样地面对了后来变成“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的那一次小型会议。现在，我们一提起一大代表回忆的问题，就容易谈论人的记忆力如何如何，例如董必武的记性比李达好不好等等。与此相比，对回忆录产生的背景，例如写回忆录的人的社会地位、政治立场、产生回忆的时间，以及写回忆时参考的资料、党史著作的影响等等因素，我们是不是谈得太少?其实，像今天我介绍的这样，这四个人的回忆产生的经过、背景都不一样，那么能不能把这些形成过程都不一样的回忆眉毛胡子一把抓呢?当然不能。我们研究中共一大的人最需要注意的、探讨的，与其说是一大会议本身举行得如何，不如说是1949年以后一大研究是在什么样的资料状况下，以及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的。实际上，围绕着意识形态的影响，董必武在1971年说了一段颇有感触的话，他说：

　　回忆那时的事，难于摆脱现在的思想意识，如果加上了现在的思想就不一定可靠。你们想想，两个人回忆一件事，如果事先不商量，回忆的结果就不可能一样。

　　搜集“一大”本身的新资料已不容易，但探讨“一大”研究的历史、相关资料的形成过程的话，还有很多研究的余地。换句话说，“一大”研究的困难在于原始材料十分稀少，同时也在于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回忆录太多。中共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起点，有着极重要的象征意义。我相信，很好地梳理和研究这些问题，对进一步深入研究一大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关1921年一大会议本身的新的原始资料，我们恐怕不容易发现，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围绕一大的党史界的情况，我们现在则可以着手探讨。简单地说，这是探寻中共一大对于1949年以后的共产党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的研究。其实，这是一项难度极高的课题，我们的中共一大研究既然已经深入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是不是应该冷静地评估一大研究的过去，以期将来进一步的发展呢?听说，最近有一个青年学者认真从事“中共一大研究史”的课题。我衷心地期待着在不远的将来，那研究能够取得卓越的成就，开辟一个中共一大研究的新天地。其实，努力把握自己专业的研究历史，自然也是尊重历史的人肩负的一项艰难而又不可推卸的责任。

　　来源：此文为作者在2017年9月12日中共一大会址纪仓馆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梦”学木研讨会上的会议发言修订版，注释从略

　　作者[日]石川祯浩，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7-21 10: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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