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俊｜从“进入”到“融入”：新四军外来医务人员的吸纳与群体转化
2022-08-12 10:58:13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3期，注释从略
作者李恒俊，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时期，面对伤病问题，新四军以外来医务人员为基础组建和发展了自己的卫生勤务系统。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医务人员进入工农革命队伍后，初期双方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信任和磨合的问题。皖南事变以后，中央军委和新四军领导层积极调整政策，将其进一步纳入革命队伍。而外来医务人员在与部队的长期相处及革命战争洗礼中，也不断实现自我转化，逐步融入到革命队伍之中。外来医务人员“进入”和“融入”新四军的过程，是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吸纳和转化外来专业技术人员的缩影。
关键词
新四军 医务人员 知识分子 皖南事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敌后作战。长期艰难的游击战争环境，使各支部队普遍遭遇卫生状况恶劣、伤病众多和医务人员短缺等状况。为此，新四军努力采取措施，从沦陷区和大后方大量吸收医生、护士和医校毕业生进入部队，并以此为基础组建和发展卫生勤务系统，成为战时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来医务人员是战时中共军队内众多技术人员中的一种。抗战时期，因应战局的复杂变化和自身生存发展需要，广泛吸纳技术人员充实军队“司、政、供、卫”系统是中共的一项重要方针。关于技术人员加入中共军队的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大多从统一战线角度出发，视其为知识分子追求进步、投身中共革命，以及党尊重、信任并放手使用知识分子的结果。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共军队中技术人员的来源、训练以及战争中技术与人的结合等问题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但在讨论时大多仍沿用旧说。这一论断固然不错，但失之过简，忽视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及变化性。
事实上，战时技术人员选择加入中共军队，除了革命热情、反抗日本侵略外，还有其他更具体的原因。由于阶级身份差异，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技术人员进入工农革命队伍后，初期双方不可避免地存在磨合问题。对外来技术人员，最初部队大多将其视为统战对象，物质上予以优待，政治上却相对疏远。技术人员也或多或少地以雇佣关系自居，“进入”而未能“融入”。针对此种状况，中共不断调整、完善相关政策，力图将其纳入革命队伍之中，但政策从文本到“落地”之间尚有不小的张力需要化解。诸如此类问题，目前研究尚鲜有涉及。为此，本文以全面抗战时期新四军中的外来医务人员为对象，考察他们加入并最终融入中共军队的过程，并借此讨论战时中共技术人才政策的演进与落实，以期深化对这段历史的研究。
一、 进入：新四军对外来医务人员的吸纳
伤病问题是全面抗战初期新四军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1938年2月，新四军开赴皖南整编时，各部队“因久在游击环境生活，健康状况差，又长途跋涉，天气严寒，衣被单薄”，故“病号特多”。其中，肺结核、肺炎和皮肤疾病极为常见。后方医院的住院病人中一度有超过1/4的人患有结核病。第一支队挺进江南之初，也曾因水土不服和后勤补给困难，出现过“指战员生病者极多,伤员逐增”的情况。1940年初，军医处保健科对皖南部队第一、三团和江南部队共2528名士兵开展体检，共查出沙眼、营养不良、关节炎、心脏病、皮肤病、肺结核、夜盲症、疥疮、小腿溃疡、甲状腺肿大等十几种常见疾病。其中，沙眼患病率高达65.1%，疥疮34%，营养不良28.6%，23.1%的战士患肺结核。肺结核当时无药可医，是最致命的传染疾病之一。
与伤病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队初建时期医务人员、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匮乏。1938年1月，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称，整个军司令部，包括军需、副官、秘书、军医处在内只有20余人。2月下旬军医处正式成立时，所有医生、护士加起来也只有近20人。军部尚且如此，战斗部队更不容乐观。整编初期，集结皖南的三个支队中只有第二支队有少量红军时代的医护人员，以及几个“据说是间谍”的台湾医生，第一、三支队则完全没有。理论和技术水平也很有限。部队中没有西医、西药组织，药品短缺。战士中农民居多，缺乏对新医、新药的认识。第四支队延续了原红二十八军的卫生系统，情况稍好，但1200多人的队伍中也只有5名医生、2名看护长和10名看护。
为此，新四军组建之初便将延揽医务人才作为部队卫生建设的首要任务。1937年秋，叶挺赴武汉就任军长时，专程邀请好友沈其震同行，负责军医处的筹建工作。沈出身名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热心革命，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工作，五卅运动时期就与叶挺、李一氓等人相识。因此，无论医学背景、革命立场还是社会关系，他都是最佳人选。沈其震抵达汉口后不久，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于12月在汉口成立，领导全国战地救护工作，林可胜任总队长和总干事。林是沈早年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从事访问研究时的指导老师。利用这层关系，沈其震得到了一份救护总队的报名名单，从中挑选了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吴之理、郑逎光与戎和卿等人，动员他们到新四军工作。
1938年1月，吴之理等人随项英、张云逸等先期抵达南昌军部，开设诊所，成为军部最早的医生。随后，他们的同学章央芬，毕业于盛京医科大学的王聿先、宫乃泉、齐仲桓、崔义田等，以及10余名中央医院护士和中央高级护士学校应届毕业生也相继到来。2月下旬，以这批近20名外来医务人员为班底，新四军军医处正式成立。4月，沈其震将日常工作交给医务主任宫乃泉，外出为新四军争取人员、药物和器械援助。在他的努力下，陆续有医生、护士和医校毕业生从上海、汉口、南昌、长沙等大城市来到新四军军医处。到1938年底，总数超过80人，成为新四军吸纳外来医务人员的第一个高峰期。
沈其震对于自己所领导的新四军卫生工作有很高期待。在林可胜提供的名单中，最初他只挑选了上海医学院和盛京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护士也以中央高级护士学校学员为主。此后加入的医护人员则很多来自湘雅医学院、南京鼓楼医院、中央医院、上海仁济医院等国内知名医疗机构，使得新四军的卫生队伍从开始就具有较高的学历层次。对于这批受过专业训练的技术人才，沈注重发挥其作为“种子”和“酵母”的作用，一方面，将他们分配到各级卫生机关和战斗部队担任技术干部，完善卫生建制，提升队伍的医学水平和战救能力;另一方面，由外来医务人员主持开办各级医训班、药训班，培养自己的医务干部和基层卫生人员，保障后备人才的持续补充。这两项措施有效地解决了抗战时期部队医务人员不足、技术水平低下的问题，对新四军卫生工作的起步和发展至关重要。
自1941年底开始，新四军迎来了吸纳外来医务人员的第二个高峰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下辖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部队规模空前壮大，建立了军、师、旅三级卫生建制。但与此同时，身处多重势力夹缝之中的新四军，面临日伪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的“反共”摩擦，伤病增多、医务人员短缺的状况愈加明显。为此，1941年6月，代军长陈毅在华中军分会会议上指出，“现在许多部队里没有专门的医生，就是师里也没有”，要想办法到“外面如香港、上海去动员大批医生、护士到部队来服务”。事实上，医务人才短缺是此时各支部队共同面临的问题。7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以毛泽东和朱德的名义致电各兵团，指出医务人才培养周期长，技术要求高，短期内难见成效，应当尽可能吸收沦陷区和大后方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员，充实部队卫生系统。
遵照上级指示，吴之理、沈其震多次前往上海，利用他们在医学界的人脉，在地下党的协助下，动员医务人员去新四军工作。上海是当时全国新医药的中心，租界内更是集中了为数众多的医学机构。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面沦陷，局势紧张，许多人选择离开。这一时期，从上海到苏北新四军军部的医生、护士和医学专家有40多人。与此同时，邻近上海的一、二、六、七各师也凭借地利之便，吸纳了大量医护人员到根据地工作。以七师为例，1942年至1945年间就有4批60多名医务人员从上海来到皖江根据地，1943年以后担任七师卫生部部长的李蓝炎也是此时从上海去的。此前他在同德医学院任生理学助教，1942年，时任七师卫生部部长黄农从苏北去皖江就任时，途经上海，邀请李蓝炎同往。次年，黄农调山东军区，由李蓝炎接任部长。而在苏南、苏中一带活动的六师十八旅，因为毗邻上海，早在1940年以前，其前身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和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就从上海等地吸纳了数十名医务人员。1941年，六师十八旅渡江进入苏中后，又相继有十多名上海医务人员加入，其中就有后来的全军模范医务工作者，被称为“我们的南丁格尔”的李兰丁。
不同于新四军初建时期，1941年以后进入新四军的外来医务人员中除了青年医护和医校毕业生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高级医学专家。1940年，吴之理在上海经德国共产党员希伯(Hans Shipp)介绍，结识了奥地利泌尿科专家罗生特(Jakob Rosenfeld)。罗生特是犹太人，二战时被纳粹驱逐出境，来到上海开设诊所。1941年3月，在地下党的护送下，罗生特由沈其震陪同抵达苏北新四军军部，历任新四军和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1949年底回国，是新四军中白求恩式的人物。1942年，沈其震又从上海邀请了中法大学药学教授恽子强、助教阮学柯到盐城。此后，圣约翰大学公共卫生专家江上峰(哈佛大学博士)，上海雷氏德研究所研究员沈霁春(比利时求学)、郭成西，中央研究院有机化学教授邢其毅(伊利诺伊大学博士)，仁济医院外科医生何光辉，震旦医学院教师杨光明、张贻高等也相继加入新四军。这批技术专家的到来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科研和临床水平。恽子强参与创办了华中制药厂，阮学柯任副厂长。江上峰等医学专家则大多进入华中医学院任教，这是新四军培养高级医务人才的一所学校，1946年江上峰任该校校长。
全面抗战时期，新四军吸纳了大约五六百名外来医务人员。数量如此之多的医生、护士放弃相对安稳的生活，选择进入军队，毫无疑问有抗日爱国热情的支撑。不过，其中很多人最初对新四军并无太多了解，对中共革命也缺乏足够认识，对军队主事者的第一印象是他们决定参军与否的重要因素。吴之理后来多次坦言：“我出身的家庭是没落的小资本家，参加新四军是不自觉的选择。”他回忆，1937年底和郑逎光在汉口与沈其震、叶挺见面时，“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要抗日”，但沈其震“没有官架子，也没有假话，很诚恳”，叶挺“雄伟自信”，北伐名将，加之八路军刚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名气很大，于是他放弃了国民党军医院的高薪邀请，选择了“将来能拿多少钱都不知道的新四军”。郑学文参军时同样“对共产党的认识是非常浅薄，只是要抗日的心情是火热的”，而且“家乡已沦陷，父母弟妹下落不明”，到新四军工作是个难得的机会。见到沈其震“学者模样，轻声细语，和蔼可亲”，于是打消顾虑，“完成了参加革命队伍关键的第一步”。
同学、同事这类传统社会关系也是外来医务人员参军的重要动因。1938年2月，新四军军医处成立时，近20人中有6人来自盛京医科大学及其附属盛京施医院，其中王聿先、宫乃泉、齐仲桓和崔义田是前后两届的校友。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在武汉一起报名参军。吴之理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战前在南京鼓楼医院实习。1937年底，他和同学郑逎光、戎和卿参军后，又成功动员同学、恋人章央芬，同事李启宇，弟弟吴子杰、妹妹吴美英等加入新四军。此后，又有中央高级护士学校的9名应届毕业生，以及长沙仁术医院的杨光、潘代清和刘球等相继参加了新四军。到1938年4月，新四军军医处约50名外来医务人员中，来自盛京医科大学、上海医学院和中央高级护士学校的有18人，超过总数的1/3。
军部重建以后，新四军的选人用人机制逐渐完善，但同学、同事关系在其中依然重要。华中制药厂的成功创建就跟此前参军的陈寅有很大关系。陈寅毕业于中法大学药科，1942年初，陈寅陪同沈其震到上海筹建药厂，向沈其震引荐了他的老师恽子强和同学阮学柯。1943年李蓝炎任七师卫生部部长后，也利用自己的关系，从此前工作的同德医学院发展了钱德贞、吴凤翔等多名护士到七师工作。1944年，上海雷氏德研究所的两名研究员沈霁春、郭成西及其他人员相继加入新四军，也同样出于同事关系。医护人员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相对固定的职业群体，与军队交集不多，同学、同事这类社会关系的存在，无疑有助于他们离开熟悉的城市，到陌生的环境中工作。
除了个人社会关系外，战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在外来医务人员参军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38年新四军建军之初，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到武汉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即提出要利用上海丰富的人才资源，“动员城市大批工人、学生、革命分子下乡”。随后，刘晓到新四军军部，项英也希望上海能多“输送干部，经济上支持，宣传新四军和掩护新四军的后勤部门在上海采购军需用品等等”。在上级指示下，上海地下党组织积极行动，全面抗战时期，动员了2万多名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到新四军服务。为了确保人员输送的安全性，上海与新四军军部及各根据地间还建立起了多条可靠的交通线，两地之间仅需一两天路程。即使在形势最紧张的时候，文化人、专门技能工人和医生这类军队急需的专门人才也是通过党的秘密交通线个别输送的。
从罗生特和李兰丁的事例可以一窥当时地下党组织的动员和运作能力。1941年，为送罗生特去苏北，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汤季宏事先联络了“泰安”轮职员杨某，将罗生特扮成传教士隐蔽在船上，由上海办事处的荣健生秘密同船保护。在目的地张黄港，通过有青帮背景的王某事先疏通伪军关系，抵港前安排一条小船接近“泰安”轮，将罗生特一行人接下，再连夜赶往新四军控制地区。李兰丁的参军经过也是如此。1941年底，她从同德高级助产学校毕业前夕，地下党派两名女青年到学校寄宿，秘密动员毕业生参军。在她们的鼓动下，全校17名毕业生中有16人打算参军。按原定计划，李兰丁等人在毕业典礼那天北上，但当天李父听到消息突然来到学校。趁父亲不注意，她下楼转到另一条巷子，见到接应的人。来人告诉她去外滩3号码头，一小时后开船。下船后，同行几人分成两批步行到一个临时交通站，连夜又转移一次，最终抵达六师十八旅营地。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共严密、高效的组织和运作，如此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会发生在日伪统治严密的上海和华中地区。
二、 磨合：参军初期的误解、摩擦与冲突
全面抗战时期，大批学历、背景各异的医务人员出于不同动机，离开大城市进入部队工作。对于他们的到来，新四军热诚欢迎，并在物质和生活上给予优待，但由于阶级差异、部门歧视、新老矛盾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初期双方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误解、摩擦，甚至严重的矛盾冲突。
摩擦首先出现在因阶级差异引发的部队对外来医务人员的误解和不信任上。吴之理后来回忆说：“建军之初，我们遇到一个麻烦问题乃是部队对我们的信任问题”，刚结束三年游击战争的士兵警惕性很高，他们怀疑“叶军长、沈处长和新来的医护人员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又都不是党员。对于这批人，能信得过吗?会不会搞阶级报复?” 1945年，新四军卫生部的工作总结也承认，建军之初“无产阶级政党是在与中国的封建法西斯斗争，对阶级敌人不能不时时提防”，“外来的医生护士，虽然因抗战热情的激发”，但“其中鱼目混珠的不少，兼当时医务人员的生活习惯、工作态度”与部队习惯不合，因而造成双方种种的误解和冲突，影响工作的开展。
因为对外来医生、护士的不信任，有士兵做手术拒绝上麻药，伤口化脓不能缝合以为是医生害他。医院规定护士发药后必须监督病人服下，也被怀疑是故意不给好药。诸如此类的猜疑还引发过严重冲突。1938年吴之理在三支队工作时，有士兵扔手榴弹时用力不均，上臂骨折，吴给他上了夹板，要求他不能乱动，否则手臂会出问题。结果被传成要锯他手臂，怀疑吴是国民党特务。谭震林召集部队开会，才将风波最终平息下去。吴回军部途中，又遇到几名二支队的医生被绑着押送某地，罪名是有好药不拿出来用。回军部后，他向上级报告，经叶挺干涉后才将人放出来。叶挺后来对沈其震说，部队对医生的猜疑很多，他都进行过解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军初期新四军在物质和日常生活上给予了外来医务人员优厚的待遇，但在最重要的政治方面却采取了“关门主义”。政治部门对卫生工作“不是采取帮助与保证，而是干涉行政及医务”，军医处政治协理员的职权超过处长，病人开刀需要政工人员批准。政工干部被派到卫生部门时，“不说明其工作性质，不公开介绍，使行政同志不知其具体工作是什么”，双方“根本不能互相配合，各种党政会议也不告诉负责同志，令人莫名其妙”。对新来的医务人员“采取轻视的态度，只表面敷衍，敬而远之，不诚恳坦白批评教育”。由此不难看出，新四军最初对外来医务人员的定位，更多地是将其视为军队高薪延揽的技术人员，是统战对象，而非革命队伍中的“自己人”，是信不过的。对于该现象，1939年周恩来到新四军视察时就有所察觉，他对项英说，你们的医生都是好医生，要信得过。
除此之外，受旧有观念影响，早期新四军中存在政治、军事部门对后勤部门根深蒂固的歧视，这也是造成部队与外来医务人员摩擦的重要原因。建军之初，部队指战员和士兵大多文化程度有限，对卫生工作缺乏了解，不重视医务人员，普遍存在“那种认为医务人员与理发匠、修脚匠一类的观念”。连队上下对其持一种可有可无的态度，甚至出现了连队首长找卫生员倒水洗脚、背皮包，以及士兵殴打医务人员的现象。这导致外来医务人员，甚至部队自己培养的卫生干部都对本职工作没有信心，更“偏向于政治学习，认定学习政治而有迅速发展的机会，医务工作始终埋没下去，于是要求改行，要求上抗大党校训练的极为普遍”。在普通士兵中，也有卫生人员不如政工人员、军事人员“吃香”的看法。有些士兵被抽调去参加卫训班，当卫生员，闹别扭不愿去，“认为当卫生员没出息，把部队卫生工作简单地看成红药水、碘酒、阿司匹林、治伤风感冒、换换烂脚”。在这样的氛围中，双方很难谈得上彼此尊重，发生冲突也在所难免。
甚至在卫生部门内部，老医务干部和新的外来医务人员之间的矛盾一度也非常尖锐。老医务干部大多为红军时代入伍，长期经受革命洗礼，为党工作的积极性和忠诚度都很高，但医学理论技术相对欠缺。外来医务人员理论水平高，技术精湛，但对中共军队及其工作特点却缺乏了解，部分人的革命立场也不够坚定。双方相互看不顺眼。在一些部队中，长期存在“只相信老医务干部(而这些老医务干部专门知识和技术一般较低)，不相信新干部，不给负责工作(而这些新干部专门知识与技能一般较高)”的现象。1942年初，黄克诚在给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报告中坦言，卫生部门中“新老干部关系还没有搞好”。因此，三师发生过个别从军卫生部派下去的中级干部“不能和部队中的老同志团结和帮助改造他们的工作作风，因而跑回军部”的情况。同年底，一师卫生部部长李振湘也总结说：“新老干部之间的宗派倾向，尚相当浓厚。表现在老同志的狭隘和某些新同志对本身理论或技术的骄傲，不过以我们86.6%的老同志对13.4%的少数外来的新同志来说(中间一大部分已来到新四军两三年了，也应称老同志了)，老同志的狭隘观念是应负主要责任的。” 1942年尚且有加入新四军两三年的外来医务人员被老同志排挤，可见此前情况应该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双方的摩擦和冲突不能完全归咎于部队或老同志。全面抗战初期，外来医务人员出于抗日热情进入新四军，但体验到战争的残酷后，有些人选择了离开。如最早与吴之理一起参军的郑逎光、戎和卿后来都相继离开，而与李兰丁一起奔赴苏中的两位同学，在根据地只待了几天就返回上海，这样的例子很多。某旅甚至还发生过卫生部部长夫妇携款潜逃的事件，被陈毅用来作为反面典型教育全军。对自愿离开的人，新四军虽然秉持“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的原则不多加干涉，但难免不会对外来医务人员产生疑虑，怀疑他们的参军动机，并进一步上升到阶级立场的问题。
即使是那些留下来的人，在最初的抗日热情退却后，日复一日从事繁重而单调的工作，也不免会产生厌倦和动摇的情绪，影响工作质量，引发士兵的不满。1941年，新四军卫生部成立后，部长沈其震就指出，卫生队伍中有些同志刚来新四军时将革命视为“罗曼蒂克的事业”，但“长时期进行经常的平淡的工作，会感到没有兴趣，因而怀疑医务工作对于自己没有出路，没有前途”，感到苦闷甚至悲观失望，进而对伤病员的处理不周到，对他们的病情不能细心研究，保健工作也不尽力，“这是我们卫生部门最严重的现象。”同年，四师年度工作报告也指出，卫生部门中普遍存在对职业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不安心工作、要求改行，不重视发挥组织作用等错误现象。在一师当中，还曾出现过卫生队队长和材料人员利用购药机会贪污，卫生员在前线放弃急救任务去发洋财，以及医务人员对工作失去信心而消极怠工、不关心伤病员，甚至政治上动摇叛变等现象。
导致双方冲突更重要的原因，还有“政治”与“技术”之间的张力。医疗工作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新四军建军之初进入军队的外来医务人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对革命缺乏了解，加之部队在政治上的“关门主义”，使很多医务人员对政治存在疏离感，卫生部门中一度存在“重技术，轻政治”的现象。有人甚至抱定“单纯技术立场”，认为医生、护士作为技术人员，靠技术吃饭，可以对党的领导不感兴趣，甚至可以拒绝党的领导。对中共这样一个以铁的纪律著称的革命政党而言，政治是军队的生命线，不存在超越政治的技术，要技术不要政治的观念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因此，如何在卫生部门中强化政治意识，是新四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技术人员是否能够真正融入部队，同时也是部队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三、 融入：政策落地与外来医务人员的群体转化
对外来医务人员进入部队后产生的诸多问题，皖南事变以前，从中央军委到新四军政治部门都已有所觉察，并试图采取措施加以解决。1939年3月，周恩来到新四军视察时就对部队政治工作提出批评，指出军医处这些工作部门中有非党员干部和技术人员，政治工作固然需要统一战线性、特殊性，但政治协理员的任务还应跟之前一样，首要任务是提高医务人员的政治积极性。1939年新四军政治工作年度总结也指出，应该“健全卫生系统中的政治工作，深入政治工作到卫生部门中去，提高卫生工作的政治地位”。不过，短期之内这些主张并未能在部队中得到切实的推进和落实。
1941年新四军军部重建以后，外来医务人员融入军队的进程才逐步得以实现。这首先得益于中央相关政策的出台和推进。1941年4月23日，中央军委下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要求对外来技术人员给予充分信任，以专门学识而非政治认识为标准安排工作，“不强迫他们作政治学习，不强迫过政治生活，不强迫他们上政治课、参加政治集会及测验等”，但“非党员的专门人才要求入党时，我们应乐于吸收他们入党”。同时，对那些“不懂技术”“自作聪明”的政治委员“妨害专门家的工作，造成他们的不安”的行为做出严厉批评。规定专门家的工作由当地最高长官负责，政治委员无权干涉。6月，中央军委专门就卫生部门的问题再度下文，重申了上述指示精神，要求老干部向新干部学习，并要求将该指示在干部会议和所有医务干部中公开，明确卫生工作的重大意义。
为落实中央指示，在1941年6月的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代军长陈毅和政治委员刘少奇分别就卫生部门中外来医务人员的信任问题发表讲话。陈毅说：“大批能到新四军来的人，政治上是可靠的，对我们新四军、共产党是有认识的”，虽然他们对军队生活习惯不怎么了解，但“我们要去和他们建立共同生活习惯”，并且“应当尊重他这个部门工作的独立性”。刘少奇也指出，医生、护士这些专门家“到我们这里来并不是因为有钱才来，他们至少对新四军、共产党有些认识，也不在乎多少钱”，他们“是为了国家民族，为抗战的事业服务”。军队的同志要尊重医生、信任医生，任何人都不能干涉卫生工作，“以后医生有决定的权，什么人生了什么病，应该吃什么药，都由医生决定，不得自己作主意，不然要卫生干部干什么?”
此时，外来医务人员的革命性也获得了承认，他们不再被简单地视为统战对象，而是革命队伍的一员。1941年5月12日，新四军在盐城隆重庆祝“国际护士节”，表彰模范医务工作者，刘少奇和陈毅到会发言。刘少奇要求医务工作者用深厚的阶级感情关心、同情、体贴伤病员。陈毅则指出，在当前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尤其是抗日战争中，医务工作者有鲜明的阶级性，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医伤治病的，是整个革命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7月的《论建军工作》一文中，陈毅进一步强调：“卫生工作在军事建设上应提到重要的地位”，新四军要结束建军初期的论争，开始新的工作，吸收大批医学家、财政经济专家、自然科学家、军事专门家到部队服务。对于部队中存在的一些错误看法，陈毅指出：“科学家常常分两类：一种是替统治者服务的，一种是替革命服务的”，“真正为真理奋斗的科学家、专门家必不会反对革命，必会离开统治阶级的蒙蔽而同情并接近马列主义”。事实上，“能来本军的专门家，必然是同情革命的，没有雇佣性的”。刘少奇和陈毅强调外来医务人员与无产阶级之间有革命情感，事实上消除了部队对外来医务人员的不信任。11月，新四军卫生部的指示中也称，除了“极少数意志薄弱的动摇变节分子”，“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优秀的，他们在无产阶级事业和目前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表现，有着无限的忠诚和模范作用”。在日常工作中，对于他们身上所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经常帮助、耐心教育”的方式，“使之克服其弱点，不断长进”。
针对此前政工人员干涉卫生工作、政治部门和卫生部门不能配合的现象，相关制度也进行了完善。1941年7月，新四军颁布卫生工作条例，强调“部队卫生工作是部队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必须依靠部队的军政首长的领导和政治、行政人员共同负责才能做好”。条例明确规定了部队各级军政首长对卫生工作负有管理责任。政工人员到部队巡视工作时，要巡视卫生状况，了解伤病数量、种类和原因。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由政治部门和卫生部门协同拟定方法，政治部门负责提出并保障执行。外来医务人员也不再被排斥在部队政治生活之外。陈毅和刘少奇积极鼓励医务人员加强政治学习，选拔积极要求进步的医务干部到华中党校和延安党校进修。党校每周开课时，也要求包括卫生部在内的各军直机关领导参加，由刘少奇和陈毅等亲自授课。崔义田就曾在党校听过刘少奇讲《论党的建设》《论共产党员在组织纪律上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等，“对于我们的思想改造和提高政治水平起了良好的作用”。在党的教育下，不少医生、护士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吸收入党是新四军在政治上接纳外来医务人员的重要标志。新四军初建时期，在卫生系统担任技术干部的外来医务人员中，只有王聿先(1938年)、崔义田(1940年)和宫乃泉(194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包括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党员。这一时期，新四军对外来医务人员入党问题也没有明确指示，仅由各部队首长把握政策。王聿先、崔义田入党时分别在陈毅和张云逸的部队中。王聿先时任一支队军医处处长，在陈毅的关怀下入党;宫乃泉时任江北指挥部卫生处处长，由邓子恢、罗炳辉介绍入党。军部重建后，新四军落实中央军委指示，吸收向党组织靠拢的专门人才入党。1941年5月，在苏北军部，沈其震经陈毅、刘少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吴之理和齐仲桓也相继入党。1941年底，李兰丁加入新四军，第二年3月就被发展入党。同样，李蓝炎1942年3月到七师，半年后的9月也入了党。1943年春，在陈毅介绍下，罗生特也入了党。在政策的鼓励下，各级卫生部门中的普通党员人数有了极大提升。以四师为例，到1941年底，师卫生部中，部长、各科科长、卫生队队长、休养所所长和医生中40%以上都是党员。
在组织编制上，1941年7月颁布的《新四军卫生工作条例》，将医务人员纳入部队整体编制之中。条例明确了全军各级卫生机关的组织编制、工作细则和津贴制度等，规定军卫生部设部长1人、政委1人、副部长2人、医务主任1人，部长为师级干部;师卫生部设部长、副部长、政委、医务主任各1人，部长为旅级干部，每月津贴15元;旅卫生部设部长、政治指导员各1人，部长为团级干部，每月津贴11元;团设卫生队，正副队长、政治指导员各1人，队长为营级干部，每月津贴7元。以此类推，连队普通卫生员每月津贴3元。卫生部下设医政、保健、材料、管理四科及卫生学校、后方医院、休养所等机构，人员编制和津贴等级依照相关规定执行。这一规定改变了新四军初建时期高薪延揽医生、护士的做法，使外来医务人员成为军队系统中的一员。
抗战后期，新四军还在全军范围内普遍开展表彰模范医务工作者和救护英雄活动，从精神上给予医务人员很高的荣誉。1944年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四师司令部颁布了《卫生人员奖励条例》，规定各类卫生英雄的评选条件与奖励办法。在纪念大会上，又发出争做“革命南丁格尔”的号召和实施办法，要求各单位推选模范工作者，再从中选拔“卫生英雄”进行表彰。9月，卫生大会召开时，各单位初步推选出了36名模范工作者。苏浙军区制定了卫生部门模范工作者的评选标准，共分6类：一般性的、模范医疗工作者、模范卫生工作者、模范救护工作者、模范材料工作者和学习模范，每一类又有具体的要求细则。满足6类标准中5类者为一等模范，4类者为二等模范，3类者为三等模范。每年“五一二”提交名单，年底表彰。其他部队也有类似的模范表彰活动。1944年，李兰丁当选一师兼苏中军区的模范医务工作者，次年又受到军卫生部的表彰。1945年，与李兰丁同样来自上海同德高级助产学校的刘慧英也被六师评为“医工模范”。
针对医务人员中存在“重技术、轻政治”的现象，1941年6月，时任新四军卫生部部长的沈其震在《江淮日报》上发文指出，“目前医务工作的新方向”,是“创造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新民主主义的医学制度、保健工作制度”，医务人员应该成为“革命者”，在“准备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道路上”勇猛前进。而要成为革命者，光掌握高深的技术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医务人员要成为既“真正忠于科学真理”又能“与马列主义吻合”的专门家。为此，新四军各级上下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政治工作。
对医务人员的政治工作一直深入到基层。1941年秋，六师十八旅渡江转移到苏中后，撤销了原来的后方医院，以疗养所取代，作为小型野战医院随各部队活动。疗养所建立时，同时建立了党支部，开展政治教育。组织全体人员学习旅政治部下发的《工人与革命》《农民与革命》《家庭与革命》等三本政治教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著作，提升他们对党和革命的认识，打破国民党是正统的观念，理解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的关系。疗养所内还设置军人俱乐部，在所长、指导员和党支部领导下，协助开展疗养所的行政管理、医疗指导、日常活动和思想政治工作。他们编辑墙报作为疗养所的“党报”，不定期举行文娱活动，教唱革命歌曲，进行卫生评比和集体大扫除。对反“清乡”失败被迫转移后部队中存在的悲观、疑虑情绪，也及时通过政治工作化解。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医务人员的革命觉悟得到提升，疗养所一名从江阴教会医院来的女医生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撕掉圣经来包药。还有一名上海来的男医生政治上进步很快，主动申请入党。
整风运动进一步深化了新四军卫生部门的政治工作。1943年4月，华中局决定将整风运动作为全年工作的中心任务在全军范围内推行，1944年进入高潮。整风开始后，全军各级医疗单位营级以上的干部和连级干部，分批到党校或整风队集中学习，连、排级干部一边工作一边整风。一些师、旅还召开全体医工大会，由军政首长作整风报告。1943年9月，彭雪枫在四师第三届医工大会做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报告，后来被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学习的材料分发到其他师。在这篇报告中，彭雪枫专门谈到“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他指出，医务部门作为技术部门，提高技术是第一个关键，进行学习、训练有万分的必要，但医务人员还必须“确定革命人生观”，将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结合起来，要懂得“革命的出路，就是自己的出路”。同样，1943年，谭震林在二师医务会议上总结发言，也将卫生队伍中存在的“严重的对革命立场不明确不牢固”和弄不清“为什么人工作?做什么工作?”的现象归结为革命人生观的问题。他希望部队中的每位医生，每位卫生人员都能“用政治和马列主义而来掌握技术”，成为“革命的医生”和“革命的卫生人员”，一个医生如果不懂或不会做政治工作，就没有资格做革命的医生。在革命和技术的问题上，如果离开了马列主义，离开了革命观念，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一定会被反革命所利用。对于这些人，其他党员也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而不是将政治工作推给政治机关。1944年，新四军卫生部进一步发出指示，明确卫生工作不是单纯的业务性工作，而是要“依靠科学医学技术达到政治目的和要求”。对卫生干部的最低要求，是“在技术上能足以称职，政治上有基本的阶级认识”，他们应该是“无产阶级战士，而不是部队中特别人物”。对于那些技术上较成熟而思想认识不健全的干部，“尽量抽出时间让其继续整风学习，短期脱离工作，专作政治学习亦可”。卫生部的这则指示，事实上为“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定了调，确定了革命队伍中医务人员的政治属性。
部队在多方接纳外来医务人员的同时，对士兵的教育也在加强，使他们了解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新四军创建初期，“战士多来自农民，长期处于被剿之环境，与外界隔离”，不重视医药卫生，甚至有“虱子是革命虫，不生疥疮不是同志”的说法。轻视卫生工作，自然也会轻视从事该工作的医生、护士。为此，1941年颁布的《新四军卫生工作条例》规定，在团、营、连中组建卫生委员会，由军、政、卫负责人共同负责，联合推进士兵的日常卫生教育。要求连队发放卫生宣传材料，每次队前讲话或报告时进行卫生教育，一周2次。同时开设卫生课，一周1次，每次上课或报告后，由班卫生干事组织讨论。定期举行卫生宣传演讲，各支部队开展卫生竞赛等。通过卫生宣传、教育，基层战士的卫生观念得到转变。到1942年，一师的战士经常要求上级发牙粉和肥皂，并且用马尾自制牙刷。主力部队中平均98%的人种了牛痘，打防疫针的人数平均超过90%，高的甚至达到98%。在五师中，个人卫生也逐步制度化。士兵们克服了“吃了五谷杂粮，难免会生病”“不干不净，吃了不生病”的错误观念，早洗漱、晚洗脚、每周洗澡换衣，不喝生水、不吃腐败食物，大小便入厕，种牛痘，打预防针等行为成为他们的日常习惯。
通过卫生教育使士兵了解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消除普通士兵对外来医务人员的误解，改善彼此关系。章央芬到新四军时，军部指派了12岁的陈绍善照顾她。陈脑子聪明，人也勤快，章央芬很喜欢他。但他对章却不太热情，并且有意保持距离。他叫指导员“同志”，却坚持叫章央芬“章医师”。在革命队伍中，“同志”是比“医师”更光荣的称呼。经过指导员的教育，加上几个月朝夕相处对卫生工作的了解，某天陈绍善突然改口叫章央芬“同志”，令她惊喜不已。这种转变不只发生在个人身上。一师加强卫生教育最直观的结果是，到1942年“部队对新医生的认识和对医务人员的尊重比过去进步得多了”，“部队对医务人员一般的说，都是很尊敬的，过去认为医务人员与理发匠、修脚匠一类的观念，已基本转变了……轻视医务人员的现象也很少见了”。
全面抗战时期，新四军吸纳了为数众多的外来医务人员，期间陆续有人离开，但多数人最终还是选择留下并融入军队。新四军为什么能够吸引并留住这些医务人员?章央芬总结有三点：1.新四军坚决抗日的宗旨，吸引了爱国青年;2.部队学习氛围浓厚，军队就是学校;3.全军官兵平等，一派正气，军队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使人眷恋。当事人的总结不免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其中所提到的抗日、学校和家庭这三个关键词，或许可以用来分析外来医务人员留队并最终融入的原因。
医务人员之所以选择到新四军工作，正如刘少奇所言，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国家民族，为抗战事业服务的。事实上，很多医务人员最初在国共之间进行过比较，最终因为对国民党抗战缺乏信心，或听闻国民党军队腐败而选择了新四军。参加新四军从事抗日活动，给了他们实现理想的自豪感和成就感。章央芬刚到新四军时，军医处给每位医生、护士都发了手枪，他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自豪”，就等着上战场杀敌。即使是分配到前方医院，集体整修病房也让他们觉得很兴奋，劳动结束后集体合唱抗日歌曲，“心里充满了抗日到底的决心”。谢竹青的父亲死于日本人之手，她很早就参加了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1941年底上海沦陷后，她离开仁济医院到新四军工作，也感觉是“走进了一个新的生活”，每天情绪都很高涨，感觉部队的一切都是新的。除了自豪感外，救死扶伤的成就感也是支持他们留在部队中的动力。同样从上海参加新四军的刘慧英后来回忆说，当时她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因为知道虽然只是日复一日平凡的救死扶伤工作，但这是全国抗战的一部分，救治一个伤员就是为抗战保存一份有生力量。
外来医务人员参军时，多数人对新四军并无太多了解，但进入军队这个大学校后，接受教育，增进对革命的理解，转变了思想，最终很多人选择留在队伍中。1941年6月，褚云娟从上海刚到十八旅后方医院工作时，很不习惯。当地蚊子很多，没有蚊帐，吃穿也和上海天差地别。但进到医院以后，她发现每个人都充满朝气，歌声此起彼伏，受此影响，她很快也学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扩军歌。此后她通过集体学习毛泽东的文章，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思想境界扩大了，似乎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有些教育是潜移默化的。章央芬刚到新四军时，看到战士年龄大小不一，服装破烂不堪，武器装备落后，心里还有过动摇，对这样的军队能否打败日本人没有信心。但在与战士的日常相处中，她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照顾她的陈绍善发育不良，重度贫血，却把章央芬给他的鸡蛋分给病人，说共产党不谋私利，一心为劳苦大众。这让章央芬十分感动，称陈绍善是她“认识共产党、新四军的启蒙老师”，从他的身上“初步认识了共产党的军队”。受其影响，章央芬也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政治学习，试图了解共产党，并逐步融入这个集体之中。
家庭，即情感因素，是新四军留住外来医务人员最为重要的因素。自新四军卫生部门创建开始，沈其震就努力将其打造成一个朝气蓬勃、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军医处在南昌时，整个部门都在一个院子里，所有工作人员在一起工作、生活，相互关心，感情很深。曹明曾经在国民党的伤病医院工作过，因为受不了医院的环境和气氛，与几个人一起逃了出来，投奔新四军。来到军医处后，他年龄最小，受到的照顾最多，立即“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1941年孙芳琪刚到新四军时，对卫生部内的良好氛围印象深刻。她惊讶地发现卫生部的人很少称沈其震为部长，都称他沈大夫。沈其震温文尔雅、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对外来医务人员的来去，新四军一直秉持“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的原则，以情感说服人，而不强加干涉。1941年以后，对从上海来军部的医学专家，如沈霁春、方春望、商鉴等人，陈毅还多次前往迎接。为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专程派人到上海把他的家人接到新四军一起生活。日本投降以后，有位教授执意要返回上海，陈毅多次做工作未果，也开欢送会将他送走。新四军的这些做法使外来医务人员坚定了留下的信心，甚至有些人在离开后又重新回来。1938年6月，齐仲桓因个人身体原因，加之对国民党还未完全绝望，离开新四军到大后方，长达两年之久。期间他在国民政府卫生署工作过半年，此后又自己开业。1941年3月，在比较了国共两党后，他选择回到新四军。新四军对于他的回归非常欢迎，先后让他担任新四军卫生部医务主任，三师、四师卫生部部长，并在1942年发展他入党。
除了新四军卫生部门大家庭的情感连接外，残酷战争环境中医护人员与士兵、伤员、百姓之间形成的同生共死的革命情感，也是促使外来医务人员留队并融入的重要因素。1941年底，唐渠到一师卫生部休养所工作，半年后就遇到了日伪“清乡”，组织要求她带着几个伤员到乡下隐蔽治疗，长达一两个月。中间遇到过好几次危险，都是靠群众掩护才脱险。1942年冬，形势更加紧张，上级动员他们回家，她坚决不同意，到村里“打埋伏”，中间有熟人来找她回家也拒绝了，大半年以后才重新回到部队。促使她留下的就是和百姓之间的感情纽带，“是老百姓用朴素的真挚的情感无私无畏地掩护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她不能走。章央芬参军后，有过几次离队的想法，但最后都作罢。1939年9月，沈其震批准章央芬一个月假期回上海家中探望母亲。当时她的二哥刚到美国工作，多次写信让她去美国留学深造，且她上海医学院的同学也有很多人去了美国。家里兄妹讨论过几次，都主张她去美国。但日夜思虑，她想到军医院中一起工作的同志，以及病房里对她依依不舍，盼着她早日回去的伤员，最终还是选择归队。“本来一个月的假期应该是温馨的，结果对我却成了一个月的严峻考验，但我经受住了，我终于回来了”。1940年4月，章央芬生病，组织批准她回上海治病，由吴之理陪同。病好后，组织要她和吴之理继续留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进修。不久以后，皖南事变爆发，许多同志英勇牺牲，特别是她所认识的那批从上海去的青年几乎全部阵亡。得知消息后，章央芬异常悲痛，这一事件也更坚定了她的革命信念。1942年，她和吴之理一起选择回到苏北的新四军第三师工作，从此再也没有想过要走。
四、 余论
抗战时期外来医务人员从“进入”到“融入”新四军的过程，是长期以来中共吸纳并转化技术人员的缩影。对以工农为主体的中共军队而言，大量吸纳外来技术人员并实现“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造就“革命的技术人员”，是其希望达成的最终目标。但外来技术人员自身的特点又与“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相去甚远。在阶级划分上，技术人员大多被定为小资产阶级，在大城市接受教育并工作，对中共革命缺乏足够的了解，且普遍存在“单纯的技术立场”，即认为研究技术可以不讲马列主义。对于中共这样以铁的纪律著称的队伍而言，这无疑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如何消除这种矛盾，将外来技术人员融入革命队伍之中，是双方接触之初面临的最大问题。
就新四军中外来医务人员的情况来看，针对这一问题，大致在1941年前后，中共的政策经历了一个较大的转变。此前，中共基本是在统一战线的理论框架下来对待外来技术人员的。在物质上给予优待，实际工作中却或多或少地存在“关门主义”的现象。早期部队的政治工作对医务人员保密，开会也不通知卫生部门参加。1939年新四军政治部的报告提及技术人员时称，“全军应该爱护与尊重他们，努力从政治上团结他们，帮助他们”。爱护、尊重、团结，其实是将技术人员视为“外人”，需要统战的对象，而非革命队伍中的“自己人”。
1941年4月23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的下发，标志着中央政策的正式转变。在这则指示中，中央虽然对技术人员给予了充分的信任，要求以专业学识而非政治标准安排工作，不强迫参加政治活动，禁止政治干部干涉技术工作。但这则文件明确将军队中的外来技术人员分为两类，一类对中共革命不感兴趣，一类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对前者，他们仍然是中共的“同情分子”，纳入统一战线的政策之中;对后者，党可以敞开大门，积极吸纳使其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分子。
中央军委这一政策的出台，理顺了工农革命队伍中技术人员的位置和与工农士兵的关系。从1941年开始，新四军连续颁布的一系列文件，在政治上接纳外来医务人员，鼓励他们入党，将该群体纳入军队统一的组织编制中，加强普通士兵与外来医务人员之间的联系，都是4月23日中央军委政策的延伸。这些举措极大地改善了新四军中医务人员与工农士兵的关系，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也为医务人员的“融入”奠定了基础。
这些政策的出台是否能完全消解“政治”与“技术”之间的张力，使外来医务人员真正“融入”革命队伍?虽然有很多反例，但如果回到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工作来看，以外来医务人员为主体从无到有组建起来的新四军医疗卫生系统，到抗战胜利时发展到上万人的医务队伍，救治了超过8.5万名伤员，为上百万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提供了坚实的卫勤保障，不难发现相关“融入”措施最终还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吴之理后来回忆说，新四军建军初期外来医务人员对政治的疏离，以及基层对外来医务人员的怀疑，都只是认识问题。中共的政策最终团结了绝大部分医务人员，并且将诚心抗日的外来医务人员留在了队伍中，“只要是诚心抗日，许多问题都可以慢慢得到解决”。一切以抗战为目标，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灵活调整政策，这或许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在抗战中能够不断吸纳外来技术人员，并实现以弱胜强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8-12 10:5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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