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健 | 近代在华英文报刊与“抗战外宣”研究——评魏舒歌《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
2022-08-24 15:09:42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2期，注释从略
作者郭子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史考察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显著增多。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中国在抗战时期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与美苏等大国密切互动，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角之一。有趣的是，海外学者对于中国抗战问题的关注，亦如中国在反法西斯阵营中地位的变化一样，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史迪威—白修德模式”(Stilwell-White paradigm)，逐步转向对中国政府抗战角色的重新审视。拉纳·米特(Rana Mitter)基于对国际贡献的评估，认为中国在二战期间扮演了重要的“盟友”角色。陶涵(Jay Taylor)和齐锡生则从抗战时期中美关系的角度，彻底反思“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对国民政府的片面评价，从而揭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蒋介石面临的艰难处境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种种问题。
上述学者对于抗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已有初步结论，而在高层政治与外交影响下的经济、文化等细分领域的问题，更有待深入研究。2020年5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的魏舒歌的《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以下简称“《战场之外》”)，即是新近的代表作。本书英文版于2017年在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原名为News under Fire：China’s Propaganda against Japan in the English-Language Press，1928-1941，主标题直译是“战火之下的新闻”。本书的时间断限为1928年济南惨案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此期间，国民政府的外宣工作也的确是在“战火之下”逐步开展。在本书出版之前，国民政府的“抗战外宣”作为研究抗战史的重要议题，并未得到学界的深入讨论。同时，本书的研究创新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使研究者重新发现在华英文报刊的学术价值;二是深化了对国民党战时文宣体制的认知;三是为抗战史研究提供外延性的研究视角。此三方面创新，对于深化抗战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01 重新发现在华英文报刊的价值
租界英文报刊是《战场之外》关注的主要对象之一，同时也是其重要的史料来源。租界作为在中国国土独立于中国政治秩序之外的特殊区域，诞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外文报刊，其中，英文报刊以最广泛的受众和阅读量占据主要地位。此前国内已有学者运用英文报刊研究上海史、租界史或特定事件与人群，但往往以单一报刊为考察对象，且仅将报刊本身作为史料来源，对报刊背后的史料生产过程、新闻从业者网络、报刊所代表的团体利益等鲜有关注。近年来，国内学者已开始就近现代报刊与政府的关系做系统探讨，但总体而言，学界对非中文报刊的研究并未同步跟进。《战场之外》不仅援引报刊文章，还通过档案、回忆录等内容，深挖报刊背后的报人群体，呈现了租界英文报刊相对完整的谱系。
首先，作者发现，租界英文报刊并非如既往研究所言，完全为西方列强利益的代表，或紧紧依附于母国的外交政策。相反，在华外国人因在租界生活多年，逐渐萌生出独立于母国的利益认同，以当地利益为中心的视角判断国际事务，甚至有时会与母国的外交政策相左。这一特征贯穿了整个在华英文报刊的发行史，从开埠之前《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和《中国信使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在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到20世纪30年代《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与《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围绕中日冲突的相互攻讦，对此都有充分展现。
其次，作者注意到，《密勒氏评论报》背后的“密苏里帮”(Missouri mafia)新闻人际网络，充分活跃在租界英文报刊界，是连接国民政府与国际舆论的重要桥梁。“密苏里帮”是指曾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接受新闻学教育和训练后在中国从事新闻业务的群体，他们当中包括《密勒氏评论报》的创办人密勒(Thomas F.F. Millard)和鲍维尔(John B. Powell)，还包括著名的报人和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董显光、沈剑虹等。在后来的国际宣传中，董显光借助“密苏里帮”的媒体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作者借助档案和回忆录揭示出各英文报刊的立场谱系，及各派势力对于租界报刊的渗透方式。这部分的史料来源除报刊外，还包括英国外交部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台北国民党党史馆等地的档案资料。档案中呈现的政府往来文件对厘清报刊背后的政治、资本力量十分重要，为我们了解报纸舆论的信息生产提供了完整链条。在《战场之外》扮演主角的英文报刊包括英系、美系、日系以及国民政府控制的报纸。例如，1920年日本外务省收编了日本人在上海建立的东方通讯社，以极低的价格向路透社、《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在华外国媒体提供新闻信息服务，使其影响力大幅增长。而国民政府在建立外宣网络的初期，也是通过收购经营不善的租界英文报刊如《北京导报》(The Peking Leader)，并对编辑部暗中资助，维持其“中立”形象，并在关键时刻为国民党发声。
《战场之外》所揭示的激烈舆论战争，并非简单的观念、思潮之争，而是深深卷入战时国际关系的微妙局势中。这提醒学者在运用民国时期尤其是战时的报刊史料时，应慎重观察报刊背后的利益纠葛，而非简单地利用数据库关键词片面化搜集资料。作者在结语中强调，“国民政府与租界英文报刊的纷争，一定程度上揭示了1930年代在中国并存的苏联式和英美式两种外来信息秩序的冲突。前者强调通过政府或党派的灌输和信息隔离，使公众淹没于意识形态的说教;后者侧重于不同观点之间在信息市场上的论辩竞争，虽然背后有着资本的隐形操控”。厘清报纸、报人群体的权势网络和他们的权力、资本依附关系，是利用报刊史料开展研究的前提。
02 从“制度”到“人”：发掘国民党战时宣传体制的异质性
有关国民党宣传体制的研究，学界已形成一些基本结论。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吸收苏联的组织原则，并与中共合作进行自我组织改造。在意识形态方面，国民党宣传部建立之初也信奉苏联的宣传原则，即通过自上而下的信息垄断向民众进行宣导。如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所言，“党治”是其重要底色。具体而言，新闻检查制度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王凌霄、高郁雅、曹立新等学者揭示了国民党建立新闻检查制度过程中的成因与局限，张咏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考察媒体精英对新闻检查制度的态度。但上述研究多以具体的部门和刊物为对象，从制度史的角度讨论新闻政策，从政治理念出发讨论殊异，缺乏史实之间的联动。《战场之外》基于以上研究，在考察国民党战时外宣体制时，还原了由董显光领导的国际宣传处背后的人际网络。
董显光的职业生涯与政治抉择，是贯穿本书叙事的一条暗线，我们可以根据董的经历，找到他领导战时外宣工作的成因。首先董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曾做过蒋的英文老师;其次董是“密苏里帮”的重要成员，系统受过西方新闻理念的训练，并结识众多美国新闻界领军人物，这使其成为连接国民政府与国际舆论的不二人选。作者认为，这一时期国民党的宣传体制虽使董显光感到不适，但他却进入《大陆报》，并使其成为受政府暗中资助的发声平台。抗战爆发后，董受蒋介石委派，担任军事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直接领导国际宣传处工作。
通过考察董显光对战时外宣的实际运作，本书提供了不同于以往国民党宣传体制研究的面向。作者指出，董显光加入政府后，一度饱受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困扰，受到党务系统汪精卫、陈公博的刁难，同时手下缺乏专才，而借调人员工作低效，这些问题最终由蒋介石本人出面解决。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后，蒋介石从汪、陈手中夺回宣传权，并给予董显光很大的权限，使国际宣传处能够相对独立运作，免受党派斗争的侵蚀。董显光获得最高层支持后，利用其媒体界、军政界的人脉资源，将昔日的编辑主笔、地方官员、外籍记者聚拢起来为国际宣传处提供帮助。虽然董显光领导的国际宣传处在编人员只有26人，但为国际宣传处提供服务的人员却超过200人。作者以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事件的披露为例，认为董显光领导的国际宣传处在扩大南京大屠杀的舆论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运作层面来看，董显光上任前仓促加入国民党，并非党的核心成员。同时，他任命的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也来自媒体界，下设各部门科长大多是专业报人，这与国民政府传统的官僚队伍结构完全不同。虽然作者亦承认，国际宣传处基于董显光的人际网络，并非一套“现代化”的科层式机构，但在战时，国民党能够容许如此一个毫无党政经验的团队从事外宣工作，也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学界有关国民党“宣传统制”的既有结论。
作者的这一考察，重点在于关注制度背后“人”的因素。如果仅仅做制度梳理，从官方文件寻找国际宣传处的建立、下属机构、具体业务等内容，研究者便无法评估史料文本呈现的“制度”的效率如何、冲突点所在，也就很难发现特定“制度”与宏观体制有何不同。历史研究的关键是“人”的活动，尤其是抗战时期，政权的高度不稳定性导致因人设事、因时废制的现象不断出现，战时各种机构部门变动剧烈，如果不能深挖主导部门决策的主要人物，以“人”作为研究的主体，就很难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建立明晰的问题意识。《战场之外》对董显光与国际宣传处的考察，为研究者提供了范例。
但是，作为本书叙述暗线中的“亮点”，董显光的故事与本书结论之间尚存可供补足之处。《战场之外》最后一章讲述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国际新闻处面临的困境及其所做的努力。作者认为“对美宣传”是这一时期董显光及国民政府重要的工作成果，但书中对美国政府的回应、反馈并未详细讨论。此外，作者亦提到迁都重庆后，由于国民政府强化了新闻审查，招致西方外交人员和记者的普遍反感。换言之，董显光在外宣上的努力，究竟多大程度影响了美国对华战争支援的态度，美国政府是否注意到董显光其人，是涉及本书结论的重要内容，故应借助美国外交档案等资料予以进一步探讨。
此外，有关董显光1941年后的经历及影响同样值得关注。与《战场之外》结尾呈现的“日落重山”相反，国民政府官方档案显示了董显光领导的国际宣传处在20世纪40年代的业务和职权扩张：董在重庆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组建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意在培养国民党宣传人才;同时，国际宣传处的经费规模也有明显增长。赢得美国政府和公众舆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是在国际宣传处刚刚建立的阶段。宣传处业务扩张、经费增加时期，美国反而对蒋介石与国民党产生反感，这一时期的董显光作为对外舆论的掌门人，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又应负何种责任，亦是值得追问之处。
03 视角的外延：抗战史研究的新趋向
国民党的战时宣传体制本是内政议题，而《战场之外》则强调外宣体制建立前后的国际因素，并得出诸多新的结论。事实上，视角的外延，以及内外史料的联动，正成为抗战史研究的新趋向。
视角的外延，主要是将国际关系、区域、地缘等因素纳入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战场之外》虽然重点关注中国的国际宣传，但在史料和叙述上给予其竞争对象——日本、英国、美国同等的篇幅，充分展现多方博弈与合作。不仅如此，作者能够跳脱既往抗战史研究的国族叙事，以第三方的视角探寻“舆论战”的源头，尤其注意到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前，国民党的“反帝”形象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列强主导的国际舆论中并非是正面的。而蒋介石在“一·二八”事变中不断强调国联调停的意义，也是其在舆论上区分敌友、拉拢英美对抗日本的策略。尽管中国自近代以来被列强欺辱，使其民族主义具有天然正当性，但现实是，20世纪崛起的民族主义风潮和各地民众的抗争被西方社会建构为“无序”“仇外”的形象。正因如此，国民政府才一直力图通过改善对外宣传的方式扭转形象，争取国际秩序主导者的支持。这一外延视角能使我们回到历史语境去理解战时国际宣传的逻辑。
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史，从另一角度来说也是国际秩序被重组的历史。视角外延的意义，不仅在于新史料的发掘、新问题的讨论，亦在于将中国的抗战史纳入重要的全球议题中。单一视角往往无法注意到区域内不同国家在战争状态下的联结，而这恰恰是未来有待研究的新议题。例如，同样受到日军占领的中国周边国家，往往与战时中国存在经贸往来、人口流动。当下国内抗战史的研究，已对战时日常生活、经贸税收、文艺教育等问题充分关注，但以上研究能否将中国案例置于国际环境之下考察?这也是此书带给中国研究者的启示。
当然，本书立足于全景式呈现国民党建立战时外宣的努力，对某些重要议题的研究稍显不足，有些问题一笔带过，并未得到深入讨论，留下一些缺憾。例如，作者提到的修订“水线(海底电缆)合同”问题，这一技术壁垒直接影响着国民政府传递国际信息的效率，甚至可能左右其外宣政策的制定。国民政府如何争取对海底电缆的控制权，又如何与西方国家进行谈判、合作，值得做更深入的研究。再例如本书最后强调，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全力支持中国抗战，这与国民政府的外宣工作是否直接相关?在最后一章作者并未呈现必要的详细论述。
总体而言，《战场之外》以新的英文报刊史料，通过“抗战外宣”的个案，从“人际网络”呈现国民党宣传体制的新面向，同时凸显中国抗战中的国际关系因素，不论从所涉议题还是视角上，都为抗战史研究的创新提供了多种思路。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8-24 15: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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