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涛 | 中日关系通史书写的价值与责任——评傅高义《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
2022-08-24 15:19:33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2期，注释从略
作者王广涛，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2019年，哈佛大学中日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出版了China and Japan：Facing History一书。同年，该书中译本和日译本分别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相继出版。这让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读者可以在阅读这本中日关系通史性著作时不会产生时间差。按照正常的学术译著出版流程，英文著作往往要先经过英文学术界批判之后，其他相应语种的译著才会跟进出版，对于傅高义而言则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已经在中日两国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其中，《日本第一》在日本销量超过70万册，《邓小平时代》在中国销售超过100万册。议题的受关注程度以及他在该领域的研究积累足以保证该书在中日出版界获得积极反响。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相较于美国等英语国家的读者，作者更加迫切地希望中日两国的读者能够阅读这本书。如他在前言中所述：“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总在考虑如何使该书的读者不只包括西方人，也包括中国和日本读者。”在笔者看来，与此前的《邓小平时代》一样，该书也是一部“为公众而写的学术著作”，即写给那些希望中日能够相互理解的人读的。本文将在追溯作者中日关系史研究轨迹的基础上对《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一书进行评析，重点介绍该书作为中日关系通史性著作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并就书中所涉及的若干重要议题进行商榷。
01 傅高义的中日关系研究轨迹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出身的傅高义早年关注日本的家庭—社会结构以及精神病理学，代表作《日本新中产阶级》是其在日本访学期间完成的调研报告，前面提到的《日本第一》一书则让他在日本获得了包括学术在内的多重影响力。20世纪60年代以后，傅高义本人开始学习中文，并把中国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傅高义一直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社会体制转型，他曾出版《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与《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传记。
冷战结束后，傅高义仍旧在研究中国和日本，但其旨趣开始向政治外交以及国际关系领域倾斜。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型，既跟他本人工作和研究轨迹的变化有关，也跟东亚地区秩序的转型有着密切关系。傅高义于1993—1995年“借调”到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东亚国家情报官，这让他有机会接触更多美日两国政府的官员，同时他还与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领导职务的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等人起草了有关美日安全关系的重要协议。此外，在哈佛大学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等行政职务也让他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学者以及高层政治人物，在此期间他主持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一个是中日美三国自二战至今的外交关系研究，另一个是由中日美三国学者来共同审视二战的中国战场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两个研究项目的成果都已出版，并在三国学界产生了较好的反响。
傅高义本人于2000年正式从哈佛大学退休。对于退休之后的学术研究他曾有过明确的规划：完成《朴正熙时代》(三卷本)的编写工作，以及研究邓小平。中日关系史的写作本不在傅高义的研究计划中，在完成给他带来极高声誉的《邓小平时代》之后，他原本计划继续探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另一位政治家——胡耀邦。但是，在目睹了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以及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引起中国人民强烈抗议等事件之后，傅高义将研究的焦点转到中日关系上。在历时七年多的资料收集和写作之后，《中国和日本》一书于2019年付梓。
透过傅高义本人的学术研究轨迹可以看出，他研究中日关系似有偶然但也是必然。近些年傅高义一直奔走于中国、日本和美国，为中日关系甚至中美关系改善所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或许是他的学术生命史中有太多中日两国印迹的缘故，这位来自第三国的学者时刻保持着对中日关系忍不住的“关怀”。如作者所言，“我相信自己可以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因此也有了一种特殊的责任感”，而《中国和日本》正是这一责任感催生下的产物。
02 中日关系通史写作的价值
傅高义坦承自己不是历史学家，对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没有专门的研究。但是通读全书之后，其对两国历史的整体把握以及那种驾轻就熟之感仍然让人耳目一新。
撰写中日关系通史性著作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由于中日两国在近现代史上存在的龃龉较多，学术著作的撰写也难免要受到学术立场、意识形态甚至政治环境的影响。目前在中日学术界评价较高的中日关系史著作或来自于合作研究，或为断代史写作。该书除第五章和第七章内容为合作完成之外，其他皆由傅高义本人写作，可见其在该领域研究视野的广度和学术积累的深度。另外，傅高义身为中日关系中的他者，或许可以提供更新鲜的解释视角以及相对客观的分析。在该书中，作者强调最多的就是“客观地分析中日关系”。如他在前言中所述，中日“两国的学者聚在一起试图解决彼此的分歧时，结果却往往是针锋相对，无法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外人则可以相对客观公允地研究中日之间的历史，倒是有可能促进中日双方的相互理解”。所以，傅高义是以对两国都抱有同情态度的旁观者的身份来研究两国的历史，为中日关系史提供一个客观的解读，以改善两国关系。当然，客观公正并不是各打二十大板，也不是投机取巧、投其所好。傅高义虽然在中日两个译本各写了不同的序言，笔者在比对之后并没有看到文本中有“见风使舵”的倾向。
何为“客观”?对此，中日关系史学界恐怕很难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在笔者看来，中日关系史中最紧要的涉及近代史的部分，一个基本底线当然也是最低共识应该是日本对中国所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对中国台湾、朝鲜以及东亚地区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关于这一点傅高义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在其早先的著作中曾谈及日本的历史认识，“日本的首相对那些遭受日本以非正义方式侵占的国家发出措辞严谨的道歉，没有给亚洲国家信心，而日本历史上所犯下的暴行没有得到公开处理，日本就不可能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建立真正的信任。只有公开审视过去才是治愈的开始，我们才能真正超越二战的记忆”。傅高义在书中亦多次强调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如果没有这样的基本认知作前提，中日关系史的写作不可能实现。
傅高义致力于向中日两国的读者提供更完整、更准确以及“不拉偏架”的历史叙事。从全书的结构上来看，傅高义强调中日两国自有文字记录以来的交流和互动，这种互动既有正向也有反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侧面，所以在篇章结构的把握上作者下了很大功夫，以“相互学习和借鉴”为线索，将中日关系的历史分为古代、近代和当代(战后)三个分期。其中，古代的中日关系史以文化、艺术、技术、贸易的交流为主，时间跨度较久，作者用两个章节阐释这一段时期的交流比较妥帖。涉及近代的部分则较为复杂，中日关系历史问题的症结也在于近代，作者用了六章的篇幅重点讨论近代中日关系，涉及甲午战争、日本对台湾和东北的殖民统治以及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等重要事件。涉及战后的部分作者比较中规中矩，以1972年和1992年为节点，将这一段历史分三个章节来讨论，这也符合学术界对战后中日关系历史分期的一般认知。
就叙述手法而言，傅高义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并没有像历史学家那样基于严谨的史料进行分析(虽然他也使用了大量的一手调查采访资料)，而是采纳了其老师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研究方法，以历史社会学家的视角来撰写。该书对跨度为1500年的中日两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两国关系进行剖析，在对历史事件的论述中更多地强调社会力量、经济基础等要素，没有过多追究历史细节，这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特色。让人稍感遗憾的是，中日关系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分析应该纳入东亚乃至全球秩序的变局中进行考虑，而该书除第三章讨论了“西洋的冲击”之外，并没有太多涉及地区甚至国际层面的因素。
为了提高本书的可读性，傅高义在正文中很少使用注释，在全书最后附录延伸参考资料，这些资料以英文文献居多，同时伴有中日文文献。英文文献中亦有相当部分有中文或日文译本，可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拓展研究的参考。另外，作者将中日关系史上的14位关键人物作为索引添附全书最后，且每个人物都附有进一步阅读资料。他们分别是田中角荣、石原莞尔、石桥湛山、伊藤博文、吉田茂、李鸿章、汪精卫、周恩来、孙中山、高碕达之助、廖承志、蒋介石、蒋百里、邓小平。不过，值得商榷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日决策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毛泽东，以及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开始对华经济援助扮演关键角色的大平正芳首相也应该在索引中占据一席之地，但遗憾的是作者没有这样处理。
03 关于中日关系史中重要议题的处理
《中国和日本》一书的可读性很强，但也不意味着没有任何问题，本节仅从两国关系史中的重要议题试析一二。
在傅高义看来，中日两国难以实现历史和解的症结在于那段侵略的历史。他本人并不否认侵略历史的存在，但却花费相当多的文字去解释这场战争的偶然性。傅高义在书中强调日本侵华，既不是日本人的本性使然，亦没有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只是一段偶然的历史。但理解历史中的偶然性往往有多个维度，如果仅就微观的历史事件而言，其发生确实具有偶然性的因素。但是，在事态扩大化并最终演变成为战争的过程中，偶然性还能解释这一切吗?
该书不止一次地讨论了日本侵华的非计划性和偶然性。例如，在第三章专门拿出一节(“日本的军事野心：精心策划还是意料之外”)来对甲午战争前日本是否有侵华军事意图做了论述。根据作者所述，“对外侵略的决策不是来自一个整体的、明确的、长时期的计划，而是一个有各种因素卷入其中的复杂过程的结果”。具体来说这些因素主要牵涉日本国内，例如其政治状况、军事领导体制、激进分子的恐怖威胁等都导致了侵略行动的发生。作者在第七章中再次指出，“日本从未计划侵略全中国。可能除了荒木贞夫外，大部分军官都避免全面入侵中国”，“日本正慢慢滑向战争，但他们没有战争的计划，更没有战后的和平计划”。对此，作者进一步指出，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内各权力中心的分散，事实上已经很难就和平谈判寻找共识，这成为局部冲突最终走向全面战争的原因。这里比较耐人寻味的是，作者为何一直主张日本没有战争计划?
谈到侵略战争的计划性，多数人或许会想到“田中奏折”。虽然书中多次出现田中义一，却并未涉及“田中奏折”。“田中奏折”的存在与否在中日两国学界已经展开了相当激烈的讨论，肯定与否定的声音都有。退一步讲，不能因为奏折不存在，就否定日本侵略或者殖民东亚的意图。如果没有‘大陆政策’，那么肯定还存在满蒙政策、对华政策或者其他。大陆政策说到底也只是用来形容日本有意图征服(或部分征服)朝鲜、中国的一个政策指向，哪怕在官方文书最初并未发现类似表述，但是从日本军方行事的逻辑以及结果来看，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事情。总之，“以侵华为主的大陆政策，始终是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主体”。
这并非中国学者的自说自话，在日本也有相当部分学者认同侵略战争的计划性和意图性。根据美籍日裔学者桥本明子对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研究，高中历史教科书针对“那场战争”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框架，第一种认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侵略行为，由非正义的军事挑衅力量在帝国主义野心的驱使下实施，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的消耗战。而第二种则认为这是一场必要的战争，迫于政治和经济压力，扩大对亚洲大陆的占领，最终意外地发展成一场长时间、大规模的冲突。桥本发现，在目前广泛使用的六种教科书中，有四种使用了第一种叙事框架，只有两种使用了后一种。在第二种叙事框架中，政党冲突、意识形态的不同、领导人的无能等因素成为日本否定战争具有意图性的借口，这跟前文傅高义的解释并无二致。
该书的定位既然是一本通史性著作，以“偶然”或者“非计划性”来为日本侵华定性，并绕过这一段学术史的争论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中日两国历史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中日两国近代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存在不同的见解。对此，针对某些具体事件(例如南京大屠杀)，该书仅罗列了中日两国的代表性学术观点，而更多时候则是一笔带过，让读者有意犹未尽之感。如果该书潜在的读者群是希望改善中日关系的公众，那么将特定事件的学术争论落实到纸面上，并把这些问题留给读者来思考或许更加恰当。
该书另外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作者对冷战后中日关系的书写。该书认为冷战后中日关系走向恶化的诸因素中，民族主义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爱国主义教育恰恰是其重要表现形式。爱国主义教育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关系。根据作者的解释，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似乎与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相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曾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反帝国主义批判的谱系中，日本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民众爱国主义之体现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其情绪的指向是当时唯一的霸权国——美国，而不是日本。傅高义在该书中还指出，为推广爱国主义教育，中国政府“1995年挑选出四十个国家级爱国基地，有一些基地涉及外国，其中一半与日本有关”。对此需要澄清的是，自近代以来对中国进行殖民和侵略的列强中，尤以日本给中国带来的创伤最持久、最严重，《中国和日本》在罗列上述数据的同时，如能够提到这样的基本事实会让论述更加有平衡感。
中国爱国主义教育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日本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自2001年起连续六年参拜靖国神社。这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是破坏性的，不仅严重影响了两国国民对彼此的认知，还影响了两国的经贸往来。对此，该书虽然有所提及，但从内容的深度和分量来看并非置于重要位置。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日本内阁府的舆论调查结果，自小泉内阁开始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急剧下滑。
另外，目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将日本的政治保守化、右倾化以及历史修正主义教育视为影响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主要原因。对此，比较政治学界对冷战后日本的政治保守化和右倾化进行了诸多实证的研究，也取得了若干基本共识。更有观点认为日本右翼的知识分子在传承日本传统思想上，在塑造日本国民国家品格上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不谈日本的政治保守化和右倾化，很难做到全面地理解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变化。傅高义在前言中强调重视彼此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结构，遗憾的是该书并没有涉及冷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变迁。
04 关于部分表述和事实的探讨
除上述关键问题值得商榷之处以外，书中部分人、事、地的内容和表述也存在错讹或比较容易让人困惑的地方。比照英文原著，中日文译著对其进行了修改，但并不全面，甚至译著中也出现若干误译，试举几例如下。
第八章“中日战争”的“南京大屠杀”一节涉及南京安全区的范围时提到了Nanjing University。事实上当时南京安全区所在地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鼓楼医院等设施，此处应该指“金陵大学”，但“金陵大学”的英文应为University of Nanking或Private University of Nanking。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南京大学(Nanjing University)当时的名称是“国立中央大学”(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对此，日译本根据英文原本“Nanking University”将其错译成“南京大学”，而中译本则正确地译成“金陵大学”，纠正了原著中的错误。
全书多处提到各国在华租界，中文虽然都是“租界”，但在英文却存在Settlement和Concession之别。Settlement和Concession在法律上有明确的区分，Settlement更多强调外国侨民在华较为集中的居留地，而Concession则更多强调权利之让渡。旧时上海法租界一般翻译为French Concession，而公共租界则译为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傅高义在书中虽然有意对二者进行区别，但在部分场合存在混用的现象。涉及日本人在上海的居留地，傅高义巧妙地避开了settlement和concession之辩，使用了Japanese Section of the City这一表述，然而，中译本和日译本却将其翻译成“日本在上海的租界”。日本在上海并无单独租界，主要聚集于位于虹口一带的公共租界，所以这一表述有误。当然，侨居虹口的日本侨民数量众多且影响力较大，不免有称之为日租界的说法，但就学术书写而言并非规范的称谓。
另外，该书在谈及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促成中日恢复邦交过程中的作用时，结合英文原文以及中日两个版本译文的处理，有几个地方值得指摘。傅高义在介绍竹入义胜访华以及会见周恩来的日期出现了错误。原著为7月25日竹入义胜从北京返回(returned from Beijing)，而事实上竹入义胜是7月25日离开日本经香港转机于深夜到达北京。对此，中译本和日译本都纠正了原著的错误，以25日作为抵达北京而非返回日本的日期，原著为何出现时间的错误不得而知。原著和中译本在介绍同周恩来会谈的时间时，均使用了“十个小时”这一说法，日译本则译成“二十小时”。根据别枝行夫对当事者的调查显示，竹入义胜到达北京后26日先同廖承志会谈三小时，且廖表示会把会谈内容反馈给周恩来。27—29日连续三天同周恩来会谈三次共计七个小时，因此应该是日文译者的错译。
在同一段落中，傅高义对竹入义胜的介绍仅仅止于“公明党委员长”，但是中译本补充为“与田中角荣关系亲厚的公明党委员长”，日译本更甚，增加了周恩来视竹入义胜为田中特使一说。日文译者在后记中交代，日译本的翻译参照了先期出版的中译本，或许是在参照中译本“与田中关系亲厚”这一表述之后有所发挥也未可知。竹入义胜及其所在的公明党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根据早先解密的外交档案以及竹入义胜本人的回忆录，竹入在访华以及同周恩来谈判的问题上并未获得田中角荣首肯，更无所谓“特使”一说。事实上，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在稍早一些的对华访问中，已经从周恩来口中得到了中方所谓的复交条件。佐佐木回日本后分别于1972年7月20日和27日两次会见田中，并报告访华情况，却没有把周恩来的口信传达给田中，佐佐木坦承“只是传达了六成”，这导致了田中在涉及复交的关键问题上犹豫不决，当然也才间接促成了竹入义胜“日本基辛格”这一形象的诞生。作为一部中日关系的通史性著作，或许我们不应该在细节上强求更多，但是在涉及中日复交谈判等关键环节，若能够多做一些交代，或许能澄清中日关系中的更多面向。例如，社会党出身的佐佐木更三没有把周恩来对复交的条件以及希望田中国庆节访华的口信带给田中或许出于政党竞争的初衷，而非中日关系改善的大局。傅高义在本书中特别强调中日两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日本国内自民党和社会党“保革对立”的政治结构不正是其重要体现吗?
当然，由于本文篇幅以及笔者能力所限，仅对本书原著和译本所出现的讹误和误译做上述交代。毕竟涉及如此长跨度、宽视野的研究很难对具体事实详细考究，这些细节无碍于该书作为学术著作的价值以及畅销书的可读性。从学术批评和翻译批评的角度，如能避免上述类似错误或许能够让此书更加完美。
05 结语
中日关系在经历了2012年“购岛风波”之后，最近几年重回正轨，开始了更多正面的互动，但是中日两国存在的各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其根源则在于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以及作为历史问题之反映的历史叙述问题，所以傅高义才将大量的篇幅用在近代史这一时期，为的就是力求提供更完整和更准确的历史叙事。
此外，傅高义还希望中日两国多一些积极互动，多看到彼此之间的光明面，而不应该强调中日关系史上的阴暗面。近代以来日本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才，日本的经济技术援助为中国改革开放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也不能忽视。傅高义想要呈现给我们的是多面向的日本，这个日本——亦师、亦敌、亦友，这些是建立在近代以来日本作为加害国、中国作为受害国，日本作为先进国、中国作为后进国这样的结构基础上产生的。
在近年中日关系通史性著作渐趋减少的背景下，该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虽然该书从宏观的结构到微观的事实或许存在若干问题，但不影响其成为了解中日关系史的“窗口”之作。该书提出的诸多见解都非常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作者的最终目的是以局外人的视角推动中日关系的历史和解，而我们作为中日关系的当局者则要直面中日关系中的各类问题。对于学者而言，提供什么样的素材和解释非常重要，因为这会影响到一般读者对历史事实的了解和判断。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8-24 15: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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