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庆｜胡宗南与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
2022-08-25 10:55:37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
作者刘东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胡宗南主持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国民党为对日持久作战、与中共争夺知识青年、弥补干部不足的短板而创设的干部训练机构。该训练团存续时间长达七年，几乎贯穿整个全面抗战时期。战干团一方面延续黄埔模式与国民党干部训练传统，另一方面又加入胡宗南个人治军特色。受训干部大多被派遣到部队基层、西北地区或沦陷区。战干团在源源不断地为持久抗战补充新鲜血液的同时，更成为胡宗南限制中共力量发展、垄断地方资源、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工具。围绕“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引发的国共摩擦及国民党内部军政冲突，凸显了胡宗南在多元势力中拓展个人权力网络的尴尬遭遇，也折射出战时地方力量消长背后的独特政治生态。
关键词
胡宗南 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 国共摩擦 军政冲突
全面抗战期间，面对旷日持久的战事，各级干部的补充始终是困扰国民政府的一道难题。国民党在延续战前干部训练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创办类型多样的训练机构，培训大量干部以服务于持久抗战。仅就1938年成立的中央训练委员会构建的培训系统而言，除中央训练团等中央机关外，地方层面则有省训练团、区训练班、县训练所，形成了规模庞大、层级明确的干部训练体系。
随着抗战史研究的逐步深化，视角的变化带来论域的扩展，关于国民党在战时举办大规模干部训练这一问题的讨论，成果并不鲜见。不过，考虑到国民党战时干部训练在地域上的广阔与训练类型的多样，既有研究仍存在一些可以开掘的空间。
在战时国民党创办的众多干部训练机构中，胡宗南于1938年组建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以下简称“战干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位于西北地区军事政治重镇西安，在战时办学长达七年，几与抗战相始终。根据战后统计，共训练干部39207人，受训人数在众多干部训练机构中首屈一指。有研究者认为，胡宗南军事力量的崛起，战干团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以下简称“七分校”)，“此二组织尤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然而，时至今日，胡宗南主持的战干团依然未得到研究者们的深度关注，所论也相对表浅。胡宗南与战干团的关系究竟如何?战干团在战时西北地区云谲波诡的政治环境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其自身又经历了怎样的蜕变过程?以往或限于材料的分散，学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大多不够详尽。
本文拟利用散见于档案、日记、报刊、回忆录等各类文献中的相关史料，描绘胡宗南与战干团关系的整体图像，并循着该训练团的沿革历程，探讨国民党干部训练在地方的实践过程及其运作逻辑，将胡宗南与战干团置于西北地区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以及对日持久抗战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以期补充既有研究的不足。
一、渊源与经纬
胡宗南主持战干团的训练工作，是在一系列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促成的，既离不开他独特的人生经历所形塑的个性特质、带兵理念等内在因素，也与时代背景、历史机缘等外在因素密切相关。
从胡宗南早期经历来看，他对开展教育活动有着特殊的情怀。1915年自湖州公立吴兴中学毕业后，胡宗南受聘担任小学教员，到1924年投考黄埔军校，从事教育近十年。这段经历对其个性与带兵风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黄埔军校毕业后，胡宗南以蒋介石的门生自居，也认识到培养干部对壮大自身实力的重要性，于是仿效蒋介石的黄埔模式，在战争过程中，十分注意组建干部训练机构，这成为他治军带兵的一大特色。对此，胡宗南的老部下王微有比较形象的表述：“他的部队一停下来就办训练班，他的训练班办得最多……部队每停下来就加以训练。他常挑选部队中优秀士兵干部进军官训练班，部队中好的班长、有功的班长经过军官训练班毕业后，回去虽然还是担任班长，但一有机会马上就可提升。”
1930年，胡宗南呈请蒋介石在开封组建军官训练班，“遴选有战功及资禀优秀副排长入班受训”，并令“各旅成立军士连，训练各连班长”。1932年，胡宗南率军入皖“剿共”，一路围追堵截，后移师甘肃一带。次年，他在天水设立中央军官学校西北军官训练班，吸收青年学生加以训练，毕业后，“多数派到各县去，有些组织地方自卫队”，“从部队挑选出来的，少数回到部队里去”。1934年，他又设立陇南地方自治训练班和陇南小学教师训练班。这些实践形成了他以青年为重点、以服务军队和充实地方为目标、以短期速成为特色的训练思路。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决定重建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的军队政工体系，这成为胡宗南创办战干团的直接契机。1938年初，胡宗南部从淞沪战场撤退后，奉令进入西北，“移驻关中，固守河防，兼顾晋陇，屏蔽川蜀”，随即开始组建干部训练机构的具体行动。此时正值华北沦陷，众多青年奔赴延安，胡宗南所在的西安处在知识青年前往延安的交通要道。在与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商议后，胡宗南决定设立政治训练机构，招收知识青年。1938年7月，胡宗南主办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在西安成立。此前陈诚、李宗仁、顾祝同也奉令分别组建了三个战干团，因胡宗南的机构成立时间最晚，故在当时通常被称为“战干四团”。
胡宗南主持的战干团，借用西安城西南隅前东北大学校舍，胡宗南先后担任该团教育长、副团长等职务，主持实际事务。据史料记载，战干团“男女兼收”，凡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皆劝导送入训练，其后并训练地方干部，凡军队政工干部皆取给于是”。此外，胡宗南还主持七分校、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北干部训练团等训练机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成立于1938年，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北训练团成立于1939年。这些机构在初创时期，办学条件均十分窘迫，胡宗南为此多方奔走，广寻资助。
1941年，其他战干团被相继裁撤后，胡宗南主持的战干团更名为“中央训练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主管机关从军事委员会变为中央训练委员会，其职能无论就地域范围还是训练类型都大为扩展，“办理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苏北、皖北各省区战时工作干部人员训练”，兼办陕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同时“各该省区战地党政分会，如委托训练，得兼代办理”。
改隶中央训练委员会后，战干团迎来了大规模发展的契机，将训练战时工作干部、战地失学青年以及培养开发边疆工作人员一并作为主要任务。1942年，蒋介石在战干团成立四周年之际，对该团团务作了很高评价：“历届毕业员生在各地服务者，多能遵循教诲，刻苦奋厉，献身党国，中正至为欣慰。”随着抗战取得最后胜利，1945年8月底，战干团完成使命，奉令结束。
二、主导与掌控战干团
作为战干团的创办者，胡宗南始终牢牢掌控该团的内外事务，以他为中心，构建起一套细密的关系网络，并深度介入战干团的日常运转。战干团在人事安排、招揽学员、扩充师资、日常训练诸多层面，都有胡宗南的影子。
(一)人脉资源与关系网络
胡宗南主要通过复杂的人际网络实现对战干团的支配，尽管七年间人事屡有更迭，但前后布局基本稳定。根据后人的总结，胡宗南用人大致不超出“浙黄一陆”四字，“浙”指胡宗南的浙江同乡，“黄”指黄埔军校学生，“一”指胡宗南任陆军第一师师长时的旧部及第一师军官训练班的学生，“陆”则指陆军大学学生。概言之，其用人标准不外乎从地缘、学缘、工作经历等方面考虑，在战干团的人事安排上，也主要遵循这一用人原则，从上述群体中加以遴选，从而建立起由他一手支配的权力体系。
战干团中主持日常工作的是教育长、副教育长，相继担任这两项职务的有周士冕、葛武棨、蒋坚忍等人，均与胡宗南渊源颇深。周士冕与胡宗南同属黄埔军校第一期，在胡宗南部队先后担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既有学缘，又是上下级，自然对胡宗南唯命是从。周士冕历任副教育长、教育长，在其离职后，胡宗南保荐葛武棨、蒋坚忍出任战干团的教育长与副教育长。二人与胡宗南同为浙江人，分别为黄埔军校第二期和第四期学生，与胡宗南兼有地缘、学缘两重关系，同时三人又均为复兴社的骨干力量，交情自然非比寻常。1942年，胡宗南还向蒋介石提议派蒋经国出任战干团教育长，以“树立党团之核心，组织之基础，督促政治，配合军事”。不过，这一提议并未被蒋介石采纳。
战干团团部下设机要科、人事科、教育处、总务处、经理处、军医处、会计室、政治部等。从各部门干部的出身与履历看，相当一部分人都与胡宗南有关系。如办公厅主任邱是膺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同时又是胡宗南任陆军第一师师长时的部属。政治部主任王大中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浙江人，是胡宗南部队中政治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除担任战干团职务外，还曾任七分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政治部主任、办公厅主任等要职。
战干团所属各总队队长也多由黄埔军校毕业生担任，从1938年至1942年间，担任过战干团总队长的军官，均为黄埔军校第一期至第五期毕业生。同时，各级教官多为胡宗南部队中的现役军官，总队长为军师级现役军官，大队长一般为团级现役军官，中队长为营级军官，区队长为连排级军官。之所以采取这种编组方式，是为了在部队军官与战干团学员之间建立起师生关系，这种人事安排方式与胡宗南主持的七分校等其他训练机关一脉相承，可视为蒋介石黄埔模式在抗战特殊环境下的翻版。
(二)招揽学员与扩充师资
战干团学员首先来源于流亡知识青年。在率军参加淞沪会战期间，胡宗南在上海、苏州等地动员一批青年与学校童子军，成立抗日宣传队，后在湖南组织青年服务团200余人。淞沪会战结束后的内迁途中，又在安徽等地收容流亡青年，组织随军服务团，行军途中凡遇流亡学生，胡宗南均“优礼收容”。驻扎陕西后，胡宗南再次招收山西等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施以政治训练。
为了防止流亡青年前往延安，战干团除在通往延安的交通要道截留青年外，还在浙江金华、安徽临泉和界首、山西运城、河南洛阳等沦陷区边沿地带设立多个招生办事处以招收沦陷区青年。蒋介石也曾出面要求前线将领，将“平津及京沪一带逃出之青年学生”转送至后方，“在战干团内尽量收容”。据胡宗南的心腹盛文回忆，通过招收和截留等方式，战干团收容青年学生两万余人。这离不开胡宗南与各地军政要员之间的私人关系，例如驻洛阳的招生办事处，就是胡宗南经过与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协商后，在后者的支持下成立的。随着训练范围的扩大，胡宗南部队的干部也参加受训，成为战干团学员的另一重要来源。
从师资力量来看，除训练团正式教官负责日常训练外，胡宗南还广泛邀请党政要人以及学者名流参与战干团的授课。曾受邀前来演讲者除蒋介石外，其他军政要员有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于右任、朱家骅等。国民党党内政治理论家叶青也在战干团短暂授课。此外，胡宗南还与西北联合大学等内迁高校合作，邀请多位教授前往授课，以提高学员的知识素养。由沦陷区内迁西安的诸多学者名流，如缪凤林、黎锦熙、林语堂、章士钊等，都曾在团内教授专题课程。不宁唯是，胡宗南本人也视战干团为实践自己干部训练理念的基地，亲自参与授课。他多次向全团师生讲述自己所写的《今日的战士》，勉励学员要有不怕艰难，服从上级命令，坚持“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后将此文印刷成册，学员人手一册。
总的来看，战干团所招收的学员来源广泛且普遍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首批招收的学员中，“高小毕业至大学毕业者均有，惟以高中前后程度学生占多数”，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学员将来能够胜任各方面的工作。从师资力量来看，除正式教官外，大学教授也参与授课，对丰富训练内容、提升训练质量有诸多益处。
(三)训练形式多样化
学员进入战干团后，按“总队—大队—中队—区队”方式编组，总队是直属团部的管理机构，其数量依照招收学员人数的多少调整。各总队以训练政工干部与地方行政干部为主。此外，战干团还建立特科总队，创办一批颇具特色的训练班。如艺术班培养美术、话剧、歌咏人才，特技班培养谍报、通讯人才，军需班训练粮饷、军械等业务人员，华侨班招收归国华侨子弟受训。此外，还设有会计班、俄文班、地方干部训练班等。该团还组建韩国青年训练班，为韩国光复军培养骨干力量。
为逐步加强国民政府对新疆的控制，胡宗南向蒋介石建议招收青少年，“渐由训练而为垦殖”，由战干团成立少年工作总队，计划先在河南招收少年1万人，再在豫陕甘各省，陆续招募10万人。蒋介石指示行政院等部门加以落实。随即，少年工作总队奉命成立，“暂招三千男女学童”，施以严格训练后，“准备开赴河西、新疆”。
胡宗南对沦陷区干部的训练尤为关注。1943年8月3日，他在日记中补记：“战干团收训沦陷区域青年，毕业后仍回沦陷区域，任乡村保长，则成效大;派充中央机关工作，则成效太小。且其不愿回沦陷区者，亦属无志之徒也。”后蒋介石指示胡宗南，对北方各省青年“亟应招致训练以保存民族元气而增加本党生力”，于是战干团设立河北、山西、东北等总队，专门培养沦陷区工作干部。毕业学员中，有的活跃于敌后地区，“武装民众、歼伪杀敌者，颇不乏人”，有的在沦陷区“破坏伪组织，以利军事进展，并发动民众”，成为沦陷区工作的补充力量。
正是坚持了这种多样化的大规模训练，在成立五周年之时，战干团训练形式已“不下二十余种”，毕业学员达到两万余人，训练范围广泛涉及政工人员、陕西地方干部、动员干部、战地党务工作人员、新闻业务人员、军需业务人员等。学员毕业后分布在二十余省，从事工作包括军队政工、党务、团务、民众动员、教育机关、文化新闻等方面。这批有生力量源源不断地加入各部门，对国民党的持久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存废之争中的坚持
胡宗南主持的战干团在七年间两度面临存废之争。1939年，陈诚以统一干部训练体系的名义，要求将战干团裁撤。对此，胡宗南以战干团“自有其存在之价值，拟请暂缓编并，实于华北有利”为借口，断然拒绝。
1940年，张治中接任国民政府政治部部长后，再次以保持干部训练系统的完整性与统一性为由，提出撤销战干团。胡宗南复电表示坚决反对，他详陈战干团续办的理由：其一，华北地区各方势力错综复杂，“为共党力量集中之地”，也是“倭寇认定之生命线”，因此战干团“似难竟予停办”;其二，国民党内从事组织动员民众的干部数量不足，战干团有续办的必要;其三，战干团在与中共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异党斗争尤有成绩，倘一旦停办，必致精神涣散”;其四，战干团贸然停办，“于训练统一、工作之效率上不免受极大之影响”。总之，“事关华北大局，不能不慎重考虑”。
为此，胡宗南派葛武棨赶赴重庆斡旋，借口战干团有特殊任务，“即对付陕北，争夺青年”，向蒋介石等人力陈不能撤销。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军事委员会做出表态，暂时保留胡宗南的战干团。正是以胡宗南为坚强后盾，战干团才能在西北地区屹立七年不倒，成为国民党“在大江以北规模最大的训练机关”。
三、国共围绕战干团的摩擦与博弈
战干团的创办初衷在于为持久抗战培养干部，不过由于胡宗南在战时担负限制中共发展的政治任务，因而战干团在国共双方斗争中扮演了特殊角色。在学员招收方面，战干团直接阻滞了中共对进步青年的吸收。由于地处遏制中共发展的前沿地带，战干团先后在西安至延安的路途中，如三原、洛川等县成立招待所，不断截留与招收流落于西北和奔赴延安的青年。为截留青年，胡宗南颇费心思，甚至动用宪兵、警察，由警备司令部派人到各旅馆查问。此点，从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在1938年9月致蒋介石的函电中可得到印证，蒋鼎文表示，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以及从陕北受训后派往各处的青年，“由咸阳等处盘查所截留后解送行营”，转送战干团，“日来咸阳盘查所扣获人数又益见增多”，祈请国民党中央拨款并加以扩充。
战干团的具体课程有总理遗教六讲、孙文学说、领袖十年来抗战言论集、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在正式授课之外，战干团也大力向学员灌输“反共”理念。有学员回忆，该团每周都举行小组讨论会，内容是“矫正分歧错杂的思想”，具体而言，“就是共产党思想”。
为了从内部肃清中共的影响，取缔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战干团还在1941年成立肃反机关。其工作任务为：1.严防异党活动;2.防止间谍潜入;3.肃清“反动”余孽;4.巩固革命力量。工作原则为：1.绝对秘密，切戒暴露;2.绝对理智，切戒感情;3.绝对机警，切戒迟钝;4.绝对负责，切戒因循;5.绝对严肃，切戒随便。
胡宗南源源不断地将受训干部充实到各个基层单位，增强了他同中共在西北和敌后地区相抗衡的能力。战干团毕业学员被派遣到各部门后，多将防共反共作为重要任务。如有的毕业学员在工作中“注意与异党斗争，争取民众”，或与中共展开思想斗争，“加强理论斗争工作，促进文化教育”。还有部分学员“在乡间工作，担任乡长、副乡长，保长、副保长等职务，实地的去组训民众”，与中共争夺基层政权。也有学员分派至军队，“时与异党作政治斗争”，这批学员“除担任军队政训外，复组训民众”。
1939年，三青团在西安成立陕西支团部，胡宗南出任支团部主任。胡宗南把持三青团的重要步骤是训练一批干部，主要方式是从战干团中“挑出陕籍的青年加以短期的训练，便派赴各地工作”。这批毕业学员推动了三青团组织在西北地区的发展，激化了与中共地方党组织之间围绕基层控制权的争夺。葛武棨宣称：“陕西青年团自支团至各县分团，均有多数本团毕业员生担任重要职务。这些受过统一训练的青年干部，在陕省团务工作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根据1941年中共对陕西临潼、礼泉等地三青团组织的调查，三青团干部15人中有5人来自战干团，占1/3，中共基层党组织认为对此“应当加以注意”。
中共对胡宗南凭借战干团壮大力量，从事“反共”活动的现实威胁也深有体会,积极加以应对。1939年初，周恩来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痛斥国民党方面通过创办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竟不惜采取扣留出入陕北的青年，强迫施行训练”。中共认为，以胡宗南为核心在陕西地区形成了一个“复兴胡派”，集结复兴社骨干，一方面利用手中掌握的军队对延安保持军事压力，同时利用战干团培养干部。中共认为，战干团学员在受训期间，由于“反共的浪潮开始高涨起来”，再加上叶青等“反共”人士的授课，该训练机构的学生更加“顽固反动”。
中共为此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采取暗中打入战干团内部、秘密渗透等方式，试图削弱战干团的训练效果。中共认识到，胡宗南的战干团是“训练全陕西(及河南、甘肃等省)各阶层的人民(有学生，有公务人员，有农民等)总的训练组织，已训练出学生万余”。明确提出要选择立场坚定的党员打入其内部，否则“易受其包围、腐化、欺骗”。中共党组织在战干团的活动引起国民党方面的警觉，并发现中共在战干团一方面发展党员，另一方面进行“秘密宣传及情报工作”。围绕战干团的摩擦与博弈，是战时错综复杂的国共关系的一个缩影。
四、战干团毕业学员派遣中的军政对立
为了强化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战干团毕业学员大量被分配至基层政权。据盛文回忆，胡宗南将战干团毕业学员“安排为基层干部”,“对陕、甘、宁数省人事的培植诚然不遗余力”。到抗战结束前，不仅是胡宗南部队的中下级政治干部，就连陕西省县级以下地方干部及陕西省三青团干部，大多数也是战干团毕业生。战干团派遣干部除引发国共摩擦外，也因垄断基层政治资源引发国民党军政之间在人事问题上的纠纷。胡宗南与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之间的争执即因战干团而起。
熊斌，字哲明，湖北人，出身西北军，曾是冯玉祥手下重要将领，后依附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等职。抗战爆发后，出任军令部次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职。熊斌尽管屡任要职，但主要扮演中央层面军事幕僚的角色，较少主持地方实际政务。1940年，熊斌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并于次年接替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成为战时“军人治政”的代表人物。不过，熊斌在陕西地方权力基础并不稳固，在其接任省主席之初，蒋介石出于协调军政关系的考虑，曾专门致电胡宗南，谆谆告诫：“总司令部及军事有关人员皆须竭力辅佐与服从，勿使葛武棨等再骄横侮上，以尽革命军人职责。”可见，蒋介石对胡宗南、熊斌能否融洽共事，是有一定顾虑的。
蒋介石的顾虑不久之后便得到应验。熊斌就任后，为了政务能够有效运转，不断汲取各方资源，试图强化省政府权威，不可避免地与在陕西地方经营已久的胡宗南产生激烈冲突。军政双方的核心矛盾起因于战干团插手地方行政问题。在熊斌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不久，胡宗南派人前来，要求将数县县长予以撤换，所拟接替者名单均为战干团毕业学员。熊斌回忆：“胡氏欲令其干部接任县长也。此批年青人，论学识、经验、资望均不能胜任县长之职务。”对胡宗南干涉地方人事的举动，熊斌心生不悦，他认为“县长为亲民之官，省政推行最重要之干部”，“人选之决定极宜慎重”，为此他将县长的人事任命权收归省政府，引起胡宗南的不满。熊斌坦承，对于各部门介绍的人选，尤其是“军事当局介绍之人”，均根据上述办法加以应付，“明知不合时宜，但为国负责、为事求人，不得不尔”。言外之意，一系列举措所针对的无疑是胡宗南。
随后，因“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总指挥部”的存废问题，胡、熊二人矛盾激化。该机构成立于1940年，由蒋鼎文担任总指挥官、胡宗南为副总指挥官，由深受胡宗南信任的葛武棨、蒋坚忍等人分任处长。总指挥部下辖“彬洛区动员指挥部”和“商同区动员指挥部”，区动员指挥部在下属各县设立动员工作总队，由县长兼任总队长，总队下又设立若干动员工作大队，由乡镇长兼任大队长。各级动员工作队的任务是调查户口、编组保甲、动员民众。胡宗南将战干团和七分校毕业生大量安插其中，无形中架空了原有的基层政权系统。对此，熊斌自然无法接受。他指责胡宗南干涉地方行政职权，指派很多战干团学员担任基层干部，这批年轻人“恃有来历，横行地方，又有靠山，毫无顾忌，病民之事，时有所闻。县长、乡长、保长均无可奈何”。总而言之，在熊斌看来，动员指挥部的存在“有割裂地方行政之嫌”。因此，在他上任后不久，即以“动员指挥部妨碍陕政之统一”为由，坚决要求将其裁撤。这无疑使两人本已紧张的关系更加恶化。
由于缺乏地方人事基础，熊斌的省主席职权实际上窒碍难行，施政无法有效展开。在经历军政双方一番磨合与较量后，熊斌决心采取反制手段，绕开战干团，由陕西省政府创办陕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以下简称“陕西省训练团”)，夺回干部训练的主导权。其实，1939年陕西省政府就曾计划成立一个干部训练团来训练地方干部，因经费及人员问题迟迟未能建立。胡宗南以省政府创办训练团“一方面需要大量经费，一方面又需要大批干部”为由，要求由战干团代为办理和训练干部。省政府明知这是胡宗南要抢夺陕西省地方干部来扩张自身权力，但因胡实力强大，不得不答应。战干团代训陕西地方干部的直接影响是“对于训毕之干部，该团竟直接指挥”，从而形成尾大不掉之患。
熊斌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后不久，便紧锣密鼓地筹办陕西省训练团。据熊斌部属张式纶回忆：“熊主席特别注重训练工作，将许多时间与精神都放在训练工作上，全省地方干部先后调至西安受训，熊主席对他们耳提面命，作之君、作之师，确实有效。”陕西省训练团成立后，熊斌委任同样出身西北军的宋邦荣担任教育长，这是熊斌通过该训练团培养听命于己的干部，强化对地方政权控制力的关键步骤，不可避免地与胡宗南产生尖锐对立。熊斌对创办陕西省训练团一事态度坚决，称：“厅县以下各级干部则依中央规定，设省行政干部训练团，分期轮流调训(原属战干第四团代训)，因此开罪军事当局在所不顾。”随着矛盾的公开化，军政双方关系一时陷入胶着。
胡宗南写日记通常用笔极简，个人好恶从不轻易示人。不过，在1942年1月的一则日记中，他对两人冲突的由来却有难得一见的感情流露：“熊、胡之冲突，为革命与不革命之冲突，然为防其破坏及其他事故发生，则对小问题必须避免冲突，并须绝对告诫部属做到，须要从根本方面彻底解决。”同时，他提醒自己：“放松小问题，为要加紧大问题也。大问题不做，而又放松小问题，即等于屈服。”为此，他派葛武棨赶赴重庆与国民党中央交涉，希望将陕西省训练团合并于战干团。
主管国民党党务的朱家骅从旁观者的角度出发，在一封密电中透露出这场冲突的内幕：“为省训练事，熊、胡两方冲突极烈。胡方已呈请总裁批准，将省训团归战干团办理。熊则于十中全会时得总裁面准，勿〔毋〕庸合并”，“盖葛之此行，以省训团合并为重要任务也。”在葛武棨的一再要求下，陕西省训练团奉令改隶战干团，更名为地方行政干部训练班。1944年1月29日，胡宗南在日记中写道：“省训团即令撤销，归并中央战时干部训练团。”至此，胡宗南如愿以偿，达到了吞并陕西省训练团、垄断地方人事的目的。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1944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记录下当时胡宗南、熊斌关系不睦的情况。当日晚，徐永昌接受熊斌宴请，“赴其寓晚饭，谈至十时”。熊斌向其抱怨，胡宗南漠视省政府主席权威，不经请示，对熊斌的下属随意调换。对此，徐永昌的看法是：“非常轨所应尔。”可见，此时胡、熊二人的矛盾已十分尖锐。
1944年3月4日，国民政府免去熊斌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去志早决，移交已有准备”的熊斌离陕之后转任他职，自谓：“在陕四年，无所获亦无所失。”当日，胡宗南在日记中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自熊主陕，忽忽两年又八个月。何辅于民，何益于国?真不胜临此黯然，悠悠逝者之感也。”
不过，战干团的政治影响力毕竟有其空间限度，在胡宗南势力可及的范围内，干部任命较少受到制约，但如果超出个人影响范围，则屡屡碰壁。当战干团学员被派遣到国民党内其他较为强势的地方势力中时，往往不受重用，甚至遭到抵制与拒斥，这从傅作义部队中接收的战干团毕业学员的境遇可见一斑。自1941年起，战干团先后向傅部派遣毕业学员百余名，分配在军队各级政工组织中充任连队政治指导员。不过傅作义还是倾向在自己的部队中培训干部，并在时机成熟后，将外来的政工人员礼送出境，“凡愿留在军中工作者，继续工作，保证安全”，“不愿留者，保证安全送到目的地”。
结语
干部是决定政党组织效能的基础，无论革命建政还是日常施政，均有赖于干部队伍的坚强与稳固。作为近代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股政治力量，国民党十分重视对干部群体的训练。全面抗战时期是国民党干部训练的鼎盛阶段，不仅成立类型多样的训练机构，还设立专司其职的负责机关。尽管对其训练效能不可估计过高，但国民党一度对干部训练寄予厚望，期望借此改善党内萎靡不振、组织涣散等弊病，力图凝聚干部力量以回应各种困难与挑战，却是不争的事实。
战干团是国民党为持久抗战培养干部力量，与中共争夺知识青年而创建的干部训练机构。在胡宗南主持下，战干团存续长达七年。胡宗南对于战干团的影响力可谓无处不在。首先他利用地缘、学缘等人脉资源，将大量干部派往战干团，从而编织起一张个人关系网络，实现了对战干团的全面掌控。其次，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主导战干团学员招收、师资扩充等日常事务。再次，他将战干团毕业学员分配到各部门，以推动持久抗战、扩张个人势力、限制中共发展、垄断地方资源为目标，完成其向东抵御日寇、向北限制共产党、向西防备苏联、对内震慑国民党地方势力的政治任务。
然而，战时西北地区的政治环境，并非胡宗南一家独大，而是呈现出多股政治势力相互竞逐的复杂局面，其中既有中共力量的崛起，又有与国民党中央若即若离的多股地方势力。各方对抗日有基本共识，但大的目标之下又有各自不同的利益、主张与诉求，这使得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合作与冲突不断交替、缓和与对峙时起时伏的微妙关系。随着战干团的毕业学员派遣到党、政、军各要害部门，胡宗南的权力触角不断延伸，势必引发各方力量的反弹。围绕战干团爆发的国共摩擦与军政冲突，即为不同势力之间激烈碰撞的典型案例。
抗战期间，胡宗南部队驻扎西北地区，在固守河防、稳定后方的同时，作为战略预备部队，多次派出所部东渡黄河，参加对日战事。如1940年他曾两次派兵入晋，支援作战。1941年又两度派兵东援。战干团干部随之活跃于抗日前线，在动员民众、瓦解伪组织、宣传与侦察等方面发挥了作用。正如该团教官所宣称的：“大江以北的正规部队，除特殊情形者外，各种部队的政工人员，莫不有我团同学，且皆形成主干。此外，华北各沦陷区之游击部队，及后方各师管区、后方医院、补训处、荣誉大队及伤兵招待所等，亦莫不有我团同学服务。”平心而论，战干团的干部训练对整个抗战事业多有裨益，但其目标亦在限制中共，往往无法专心致力于抗日。比如，胡宗南用大量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培养的干部做了不少不利抗日大业的事，尤其是违背个人意愿，采取强迫、暴力手段截留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的做法，更是将政党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对持久抗战产生负面影响，也是国民党在战时无法掩盖的污点。
胡宗南主持的干部训练，无论战干团还是七分校，均处在胡宗南个人的权威之下，与传统社会中由地缘、学缘所建构的复杂利益格局脱不开关系，这也是国民党中各个利益集团的共同特点。这与中共着重于思想改造、由内而外塑造个人信仰的干部培养方式存在巨大差异，效果也截然不同。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8-25 10:57:14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