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爱国文学的重要一翼
2022-08-26 15:42:39  来源：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点击：  复制链接

 

　　关键词：全面抗战;国民党方面;政府行为;抗日爱国文学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陈青生.抗日爱国文学的重要一翼[J].社会科学,2005(08):110-113.

　　作者简介：陈青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国共合作”是中华民族坚持全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入侵并最终夺取胜利的重要的政治保证。在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中，抗日爱国文学发挥了特有的巨大作用。共产党方面和中间派作家，是战时中国抗日爱国文学的主力，这是历史事实。国民党政权及其方面的作家，也为战时中国的抗日爱国文学做出过不应忽视的贡献，这也是历史事实。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形成了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初步愿景。“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权陆续在全国释放大批囚禁在狱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上海“八·一三” 战役打响后，国共两党举行合作抗日谈判，随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接受改编为政府军序列的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政府承认共产党是合法的在野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对共产党活动的政策，也由镇压、排斥，改变为容纳、利用，从而使大批先前处于地下、半地下状况的共产党作家，得以公开活动。这方面最突出的实例，是撤销对郭沫若的公开通缉。郭沫若是最著名的共产党作家，1927年因公开发表谴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受到国民党政权的公开通缉，不得不避居日本长达10年。“卢沟桥事变”后，郭沫若决心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于1937年7月27 日返回上海，国民党政府于3天后的7月30日公开声明撤销对他的通缉令。有资料称，作为蒋介石幕僚首长的陈布雷，曾为此做过积极而重要的努力。而撤销对郭沫若的通缉令，也得到蒋介石的亲自批准。此后，郭沫若以极大热情奔走于抗战的前线和后方，写作了大量讴歌抗战、反对投降、抒发爱国情怀的文学作品，还在国民党政权中一度担任负责文化工作的高级职务，成为战时中国抗日爱国文学的杰出代表和旗帜。郭沫若当时的所作所为和杰出贡献，当然并非主要基于国民党政权对他的撤销通缉和任用。然而，国民党政权对共产党政策的改变，对国民党控制区域内共产党方面作家活动的容纳、利用，从客观效果上说，毕竟为广大共产党方面的作家进行抗日爱国文学活动并作出大量贡献，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抗战时期，还有其他一些共产党方面的作家在国民党文化机构中任职，有更多共产党方面的作家担任许多报刊，尤其是文艺期刊、报纸(其中包括许多国民党军政报纸)文艺副刊的主编。如阳翰笙担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三厅主任秘书，王任叔、于伶先后一度任《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柯灵担任三青团在“孤岛”上海的《正言报》的文艺副刊《草原》主编，凤子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系统《扫荡报》的记者及文艺副刊主编等。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对共产党政策的改变，对大批积极从事抗日爱国文学活动的共产党方面和中间派作家的容纳与聘用，是国民党政权对战时中国抗日爱国文学所做的最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也筹划组建过一些推动和开展抗日爱国文学活动的机构或团体。 1937年7月28日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是“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社会出现的第一个包容各政党、各阶层人士的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它的组建就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参与和积极支持，国民党著名人士宋庆龄、蔡元培、何香凝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要员潘公展等均出任该协会理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还为该协会提供活动经费。1938年2月，国民党军委会在汉口恢复建立政治部，由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该部副部长，该部第三厅主要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厅长即郭沫若。在此之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也在汉口成立。前者由国民党中宣部指派王平陵会同共产党方面的阳翰笙负责筹划组建，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包容面最广的中国作家团体，由老舍担任总干事，在抗战时期的抗日爱国文学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其活动经费由国民党政府划拨。后者隶属国民党中常会，由张道藩主持，负责制定、实施种种国家性战时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对配合抗战的一系列文化工作尤其是宣传抗日爱国的文学艺术活动，如拍摄电影、戏剧演出、战地宣传演出、报刊出版等提供经费;该机构还设有专项经费，对战时迁居大后方或滞留沦陷区生活困难的作家、文化人提供经济资助，有资料称，当时也有共产党方面的作家由此得到过一定的接济。这些机构、团体的建立及财力资助，固然包含着国民党的意志，但也具有国家政府意志，在名义上属于国家政府行为，客观上为中国战时文化工作，也包括抗日爱国文学活动的开展和持续，提供了在野党和民间所无法或无力做到的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保障。

　　国民党文艺机构及国民党方面的作家，在战时还主办过一批文艺期刊，其中有汉口的《抗到底》，重庆的《文艺先锋》和《文艺月刊》，西安的《黄河》，江西的《文艺建设》，安徽的《文艺丛刊》，“孤岛”上海的《正言文艺》等。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军、工、青、妇、经、商等机构，也主办过大批报刊，其中许多报刊如《中央日报》、《新蜀报》、《正言报》、《民国日报》、《前线日报》、《东南日报》、《扫荡报》等均有文艺副刊。这些报纸的文艺副刊的编者，有国民党方面的作家，也有共产党方面和中间派的作家。这些刊物陆续登载过为数不少的抗日爱国文学作品，而在这些期刊杂志发表作品的，并不局限于国民党方面的作家，如茅盾就有中篇小说在《文艺先锋》连载。刊物是文学作品赖以问世的主要途径之一，按通常的说法，刊物是文学作品展现于世的园地，抗战时期也被称为以笔作战的阵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政府主办或有国民党政府背景的众多报刊杂志，也是战时中国抗日爱国文学的另一方面的园地或阵地。

　　国民党方面的作家，在抗战时期也写作了一批讴歌抗敌、抒发爱国情怀的文学作品：小说有王平陵的《东方的坦伦堡》、《夜袭》，陈纪滢的《华夏八年》、《新中国幼苗的成长》，谢冰莹的《梅子姑娘》、《战士底手》，陈铨的《无名英雄》、《狂飙》，徐仲年的《双尾蝎》，孙陵的，《红豆的故事》，苏雪林的《蝉蜕集》，尹雪曼的《战争与春天》等;话剧和电影剧本有张道藩的《密电码》、《杀敌报国》，陈铨的《野玫瑰》、《蓝蝴蝶》，王平陵的《俘虏》，夏铁肩的《皖南风雨》，郭嗣汾(郭晋侠)的《激流》，王梦鸥的《生命之花》、《燕市风沙录》，冷波的《死守中条山》、《捍卫祖国》，胡绍轩的《第七号人头》、《铁砂》等;散文和报告文学有谢冰莹的《新从军日记》、《火线上》、《女兵十年》，孙陵的《突围》，王平陵的《祖国的黎明》，徐仲年的《沙坪集》、《流离集》，胡秋原的《上前线》，王蓝的《太行山上》，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苏雪林的《青鸟集》，卜少夫的《无梯楼随笔》，集体撰写的《徐州突围》等;诗歌和曲艺有墨人(张万熙)的《自由的火焰》，番草(锤鼎文)的《竖琴》、《三年》，孙陵的《红巾·白马》、《襄樊颂》，陈纪滢的《乌鲁木齐的原野》，王平陵的《副产品》，公孙的《上元月》，金军的《碑》，刘心皇的《卢沟桥》、《家乡怒吼了》，张秀亚的《水上琴声》，以及老向和何容的抗战大鼓词等。在日本帝国主义日渐显露其侵华野心和逐步扩大其侵华行径之际。显示中华民族临危不惧、反抗邪恶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了。这首英雄壮歌的作者不是国民党作家，但其中有句歌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国民党方面的作家，也是中华子孙，也发出了他们的吼声，这吼声中就包括他们的抗日爱国文学作品。

　　国民党方面的文化工作者包括文学作家的抗日爱国活动，也遭受过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的迫害。1940年7月1日，汪伪政府发布命令，通缉“孤岛”上海的83位抗日爱国人士，其中有共产党方面和中间派的文化人士和作家，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文化人士和作家。国民党著名作家林庚白，则于1941年12月19日在香港被日军枪杀。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捍卫民族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的神圣事业。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所有中华民族优秀子孙用鲜血和生命赢得的伟大胜利。在抗日战争时期，凡是从事过抗日爱国文学活动的中国作家，都为中华民族赢得抗战的胜利作出过各自的贡献。而战时中国的抗日爱国文学，不仅捍卫和发扬了中华文学悠久的人文精神和壮美品格，也是最值得骄傲和珍存的一部分文学宝贵遗产—二它们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全人类。不无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对于这部分遗产的认知和研究还有不少缺失。1949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海峡成为两岸中华子孙交往的障碍。这种状况，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振兴，也妨碍了两岸学界对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抗日爱国文学历史的全面、翔实研究。台湾方面姑且不论，就大陆方面学界而言，即存在对于战时中国抗日爱国文学的重要一翼——国民党政权及国民党方面作家的抗日爱国文学活动——的研究的有所不足。这当然也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关。好在现在的历史状况为纠正先前的缺失提供了可能。如同中华民族的后来子孙，不应当遗忘或抹煞每一位为拯救民族于危亡的先贤和他们的功绩一样，尽可能客观、完整、科学地揭示并保存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抗日爱国文学的光荣历史，既是中国文学历史研究者的一种学术良知，也是中华子孙的一种义务和责任。

责任编辑：吴凤娇 最后更新：2022-08-26 16: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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