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瑞聪 | 战后日本对二战期间外交军事的反省述评
2022-08-29 14:19:57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2期，注释从略
作者段瑞聪，南开大学讲座教授、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部教授
内容提要
战后日本政府(内阁、外务省)、原陆军中央骨干参谋、原海军军官分别对亚洲太平洋战争进行了反省。综观战争调查会、外务省、原陆军和海军反省报告，可以说都是对日本战败原因的反省，而不是对侵略战争的反省。也就是说，这些反省报告明显缺乏战争受害方的视角。这些报告反映出战后日本政府和原军人历史认识的一个侧面，也是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根源之一。
关键词
战争调查会；《日本外交之失误》；海军反省会；战争责任
一、引言
1945年8月15日亚洲太平洋战争结束，11月24日，币原喜重郎内阁成立了“大东亚战争调查会”(以下简称“战争调查会”)，旨在讨论日美开战及日本战败的原因。但是，由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的咨询机关对日理事会的苏联代表和英联邦代表担心该调查会会成为使战争正当化的工具，遂向盟军总司令部要求日本政府下令解散战争调查会。1946年9月30日吉田茂首相正式取消这一组织。2015年至2016年，战争调查会的档案资料《战争调查会事务局文书》出版，相关研究成果也陆续出现。
1951年1月，吉田茂命令外务省政务局政务课课长斋藤镇男对九一八事变至战败期间日本外交失败的原因进行调查。斋藤镇男与其同事利用三个月时间，提交了《日本外交之失误》。这份报告将九一八事变至战争结束期间的日本外交活动分成八个时期，分析了每个时期外交当局对时局的认识、对策以及失误原因。这份文件直到2003年4月才被解密，立刻引起关注。日本原驻法国大使小仓和夫专门著书评介这份文件。外交史料馆和外交论坛杂志社先后举办座谈会讨论这份报告。
以上是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内阁、外务省)对战争的反省和总结。除此之外，战后原日本陆军和海军军官也先后对战争进行了反省。
参与陆军反省座谈会的主要是战时陆军中央(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骨干参谋。座谈会记录自1976年12月在原陆军军官联谊组织“偕行社”的机关刊物《偕行》上以《大东亚战争开战之经纬》为题开始连载，到1978年3月共连载15次。但是，由于该刊是“偕行社”的机关刊物，读者层难免受限。2019年2月，原《文艺春秋》主编半藤一利将这些座谈会记录整理出版，为我们了解战后原日本陆军军官对战争之反省提供了重要素材。
另外，自1980年3月至1991年4月，部分原海军军官(少将、大佐)在海军军官联谊组织“水交会”先后举行了130多次反省会。该反省会记录《“证言录”海军反省会》自2009年至2018年陆续出版，对我们了解战时日本海军的组织形态及其决策过程很有助益。
日本NHK根据海军反省会记录，自2009年8月9日开始以特别节目的形式连续三晚播放三集《日本海军400小时之证言》。同年12月7日即太平洋战争爆发纪念日前一天，NHK召集作家泽地久枝、半藤一利和广岛县吴市海事历史科学馆馆长户高一成以对谈形式制作了一集名为《讲述日美开战：海军因何犯错?》的特别节目。节目播出后，制作组又将节目内容整理成书出版。这些节目对我们了解原日本海军与太平洋战争的关系很有帮助。
近年来，有关日本战争观和战争责任认识问题之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吉田裕和王希亮在其著作中均提及“战争调查会”，但是都没有展开详细论述。徐志民分析指出日本政府检讨战争责任之暧昧性，也批判战犯推卸责任，但是没有讨论陆军和海军反省会。翟新分析外务省反省报告，认为报告“虽对当时日本的对外政策及交涉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但这个批判明显具有为外交当局战时外交立场及政策加以辩解并使其正当化的意图，也存在着为使日本政府的政策选择合理化而刻意赋予报告以一定的意识形态性质这一问题”。总体来说，学界关于上述日本政府和原军人对战争反省的研究还很少。基于此，本文将利用上述资料及日本相关研究成果，分析战后日本政府和原军人如何反省亚洲太平洋战争，特别是对于如何认识中日战争起源、扩大以及战争责任等问题进行梳理，以便加深对中日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理解。
二、“战争调查会”对战争之反省
1945年8月15日战争一结束，日本政府就有人呼吁对战争做出反省。8月28日,时任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在记者招待会上分析日本战败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日本战争能力急速崩溃;第二，原子弹的出现和苏联参战;第三，日本国民道义之颓废。基于此，东久迩呼吁官民要彻底反省、忏悔，他认为“一亿人民总忏悔是日本重建的第一步”。王希亮认为，东久迩内阁提出“一亿人民总忏悔”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摆脱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所以只强调“战败责任”，而不去追究“战争责任”。其结果，导致日本人对战争责任认识模糊。
1945年10月9日，币原喜重郎就任首相。10月30日，币原内阁做出调查战败原因及其真相的决定。11月24日内阁决定设置战争调查会。富田圭一郎指出，战争调查会成立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日本政府内部计划编纂战史，另一个原因是舆论界要求追究战争责任，一部分日本领导人也认为有必要调查战败的原因。与此相对，由井正臣则认为成立战争调查会是为了应对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以便为日本开脱责任。
战争调查会设总裁和副总裁各一人，总裁由币原喜重郎亲自担任，副总裁由日本自由党众议院议员芦田均担任。战争调查会由事务局和5个小组组成。事务局局长由庶民金库理事长青木得三担任。第一组负责政治外交，组长为日本进步党众议院议员斋藤隆夫;第二组负责军事，组长为原宪兵司令饭村穰;第三组负责财政经济，组长为原三菱信托株式会社会长山室宗文;第四组负责思想文化，组长为读卖新闻社社长、贵族院议员马场恒吾;第五组负责科学技术，组长为大阪帝国大学总长八木秀次。各小组委员4—7人不等，由众议院议员、贵族院议员、大学教授、原陆军中将和海军中将、报社社长、公司社长等组成，共29人。各小组除委员以外，还聘请一些来自政府机关的临时委员。另外，还有8名参事和3名专职委员。战争调查会主要以全会、组长会议、小组联席会议、参事会议四种形式展开。
1946年3月27日，战争调查会第一次全会召开。币原喜重郎在致辞中指出战争调查会的任务是彻底调查战败原因及其真相，并不是为了调查战犯，也不是为了追究其责任。币原强调，要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彻底调查战败的原因和真相。据富田圭一郎统计，战争调查会准备调查的课题达68项，其中很多事项与中国有关。按小组来看，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组政治外交方面主要负责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与日本国防政策、田中义一内阁之大陆政策、滨口雄幸与若槻礼次郎的对内对外政策、中国国民革命与国内统一运动、以九一八事变为中心的国内问题与国际形势、海军裁军问题、从广田弘毅内阁成立到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成立期间日本国内形势变化、卢沟桥事变前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卢沟桥事变的直接原因和日本政府的对策、日德意三国同盟、从平沼骐一郎内阁成立到第三次近卫内阁辞职日本国内政情及对外政策、东条英机内阁成立至对英美开战之经纬、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与轴心国之合作、太平洋战争时期政治领导力之加强、日华邦交调整、终战处理办法、战后各国动向与世界组织、建设和平日本之构想等问题。
第二组军事方面主要负责研究九一八事变战斗经过、军部干预政治及其影响、以陆海军人为中心发生的各种事件及其经过、卢沟桥事变的战斗经过、卢沟桥事变后最高战争领导机关和战争指导方案、九一八事变后国家总体战体制及其运作、太平洋战争战斗经过、军队编制、组织运行之适当与否及其功过、作战用兵方面的主要败因等问题。
第三组财政经济方面主要分析世界经济危机下日本的政治经济对策、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之发展、九一八事变与日本经济、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大陆经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太平洋战争开战之背景、太平洋战争下的日本经济、太平洋广域经济圈建设、战争带来的人力及物力直接损失、战败带来的领土和在外权益之丧失以及因赔偿而带来的经济损失等问题。
第四组思想文化方面主要负责研究日本人的世界观、国民性和文化水准、日本军队教育、教育的军国主义化、军国主义思想之强化与对反军思想之镇压、战时宗教对策、战时民心动向及社会结构变化、战后思想对策等问题。
第五组科学技术方面主要负责分析战前科技水平与战争发动者对科技之态度、战时科技活动、影响战局转变之科技因素、战败对科技之影响、科技成为军事力量的可能性等问题。
由上可知，战争调查会准备调查的内容相当广泛。值得注意的是，战争调查会一方面要研究重建和平日本之构想，另一方面还要分析将科技转换成军事力量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功刀俊洋认为币原喜重郎进行战败调查的目的是想将战败的屈辱作为恢复国力的动力，从而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功刀认为，参加战争调查会的政治家、原军人和评论家们的战争观带有浓厚的“帝国意识”，基本上不是对于侵略的反省，而是对于战败的反省。
从1946年3月27日至8月27日，战争调查会共召开了41次会议。但是，第二组没有单独召开会议。原因是第二组没有专职委员，只有7名临时委员，均为原军人(其中3名为原陆军中将、4名为原海军中将)。这些原军人之所以未被聘为专职委员，是因为当时已被GHQ列为开除公职的对象。战争调查会因为有原军人参与活动，所以遭到对日理事会苏联代表和英联邦代表的反对。苏联代表和英联邦代表对战争调查会之目的表示怀疑，担心影响东京审判，因此要求GHQ解散战争调查会。1946年8月GHQ要求吉田茂内阁解散该组织，9月30日吉田茂正式决定解散战争调查会。
波多野澄雄认为战争调查会之解散使日本失去了一次认真反省战争的机会。同时，他也指出由于战争调查会过度强调追究战败原因，才使人怀疑其欲逃避战争责任。由井正臣则认为战争调查会编纂太平洋战争史计划受挫，对日本国民来说毋宁是一件幸事。因为他认为战争调查会如果编纂太平洋战争史也许会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正当化。在笔者看来，日本政府只想追究战败原因，而不反省侵略战争这一出发点严重影响了战后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可以说，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三、外务省对战时外交之反省
1951年1月，吉田茂命令外务省政务局政务课课长斋藤镇男对九一八事变至战败期间日本外交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同年4月斋藤镇男与其同事完成了一份题为《日本外交之失误》的报告。如果说币原喜重郎成立战争调查会是为了应对东京审判的话，吉田茂命令斋藤起草这份文件也许是为了应对即将召开的旧金山和平会议。另外，战争调查会是在吉田茂第一任内阁时被迫解散的，当他再次就任首相后，或许要重新完成第一任内阁时未竟的课题。只是这一次将调查的范围限定在九一八事变至战败期间日本外交政策失败的原因。
报告开门见山地指出，从九一八事变至战败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外政策是“由于作为或者不作为的错误的连续”，所以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反省。关于报告将时期定在九一八事变至战败，御厨贵认为该报告沿用了东京审判的标准即“15年战争”说。
报告除了简短的“导言”以外，共由九部分组成，具体如下：(一)九一八事变、退出国际联盟;(二)退出裁军会议、日德防共协定之缔结;(三)卢沟桥事变;(四)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之缔结;(五)日苏中立条约之缔结;(六)进驻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交涉;(七)日美交涉;(八)终战外交;(九)结论。
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就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进行分析。
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之背景，报告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事变爆发前的日本国内形势。具体而言，当时日本国内经济严重不景气，社会充满不安，而政党却腐败堕落，因此人们对政党政治产生不信任感，给提倡国家革新的一部分势力提供了介入政治的机会。至于外部因素，报告指出在于对华“二十一条”以来中国人的排日情绪以及以此为背景的张学良的排日方针。但是报告认为，尽管如此，并没有根据可以断定日本除了行使武力以外就没有出路。报告认为日本可以一边与英美竞争，一边以和平方式在“满洲”以及中国从事经济活动。
报告进一步指出，鉴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情况，即使某种程度行使武力是不得已的，但是事变爆发后，建立“满洲国”，继而又退出国际联盟，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对此，报告认为不能只责备日本国内的强硬派，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的不承认主义也是日本铤而走险的原因之一。报告认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外交陷入僵局，但是外交当局并没有积极做出改善的努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外交当局凡事都反对军部，但是其反对的根据却游离于现实。所以，口头上的反对，每次都会被现实中的力量(即军部)所压倒。就这样，九一八事变虽然在国际社会受到批判，但是成功地制造了一个既成事实，而且也得到日本国民的支持。
对此，兼原信克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日本外交走上歧途的原点不是九一八事变，而是日俄战争以后。兼原认为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与中国、俄国相比处于优势。一战爆发后，欧洲无暇顾及远东，美国实行孤立主义，拒绝加入国际联盟。这样一来，日本在远东独占鳌头，于是便想在“满洲”建立排他性经济圈。此后，日本外交遂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可以说，兼原信克这一观点为我们理解九一八事变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于中日战争之背景，报告指出，从1935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虽然有吉明大使、川越茂大使与中国就调整邦交进行交涉，但是关东军强硬派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在此背景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相继成立。在这种情况下，调整邦交是很困难的。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成立的广田弘毅内阁并没有阻止陆军分离华北五省的活动，虽然曾试图改善中日邦交，但结果可想而知。报告认为，当时如果以“满洲”与华北实现通车、通邮等为契机，停止华北分离工作，从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形势来看，很有可能默认“满洲国”的存在进而改善中日关系。报告认为，这种可能性即使在西安事变以后依然存在，但是由于日本占领“满洲”后没有停止扩张，没有认真思考调整两国邦交，最终导致卢沟桥事变爆发。对此，臼井胜美也认为日本占领“满洲”后中日邦交改善的可能性仍然很大，特别是佐藤尚武担任外相时期值得重视。臼井指出，反对佐藤外交最强烈的是关东军，其中心人物就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向中国派兵问题随之而生。报告指出，鉴于以往军部之做法，如果想避免事态扩大的话，应该绝对反对派兵。事实上，为了阻止日本向中国派兵，当时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和东亚一课课长上村伸一曾向广田弘毅提出辞呈，但是被广田拒绝。广田在内阁会议上断然同意派兵，并辩白说如果不需要兵力的话，随时可以撤回。报告认为，广田这样的态度令人怀疑其阻止事变扩大之诚意。
关于1938年12月22日第三次近卫声明，报告指出，这是近卫政权为了停止与蒋介石政权和谈，扶植新政权做出的决定。但是，直到战争结束之前，日本都没有停止对重庆和谈的工作。报告认为，如果没有从中国撤军的心理准备，一开始就应该知道所有这些和谈是不会有结果的。
报告认为，虽然日本先后扶植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和汪精卫的“伪南京国民政府”，但是对解决中日战争都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随着战争扩大，日本提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上述这些政权只不过是傀儡而已。1942年12月21日召开的御前会议决定改变对汪精卫伪政权的政策，修改1940年签订的《日华基本条约》，签订“对等”的同盟条约。但是报告认为为时已晚。
作为对中日战争部分的总结，报告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不管表面上的理由如何，都是不成立的，所以才会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感，同时受到各国批判。实质上，日本外交当局为了使占领区行政尽量趋于缓和，同时为了给军方处理乱摊子，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做一些努力。但是，这些努力并未取得实效。
报告结论部分指出，如果日本对华政策之根本方针不做改变，无论外务省和驻当地使领馆如何努力，其效果几乎都等于零。那么，什么是对华政策之根本方针呢?小仓和夫认为，该报告和当时几乎所有的外交文书对于中国要求独立和保全领土的愿望都没有表示理解和同情，如果仅用对华政策“理由不成立”来表示反省、悔悟和批判的话，则远远不够。可以说，小仓和夫这句话道出了中日对立的根本原因。
另外，与战争调查会刻意回避追究个人责任相比，外务省这份报告明确指出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人的错误，以及自九一八事变至战败日本外交政策的诸多错误，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四、原陆军军官对战争之反省
战后，围绕战争责任特别是对美开战责任问题，日本舆论界一直有种说法，即“陆军坏人论”和“海军好人论”。也就是说，开战责任主要在陆军。这种观点时至今日也没有多大变化。事实上，东京审判被定罪为甲级战犯的28人当中大多是陆军军官，海军军官只有3人。被判处绞刑的7人当中，除了广田弘毅是文官以外，其余6人均为陆军大将或中将，没有海军将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在此先看一下原陆军军官是怎么反省的。
陆军反省座谈会从1976年12月开始共举行了15次。当时战争已经结束30多年，只有14名原中层军官参加，中佐居多。半藤一利整理的会谈记录由七部分组成，具体如下：日德意三国同盟、进驻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苏德开战、御前会议、东条英机内阁之成立、对美开战。由此可知，原陆军军官的反省会主要以亚洲太平洋战争为中心。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原军官对中日战争之轻视。而这种轻视，可以说是战后日本人对中日战争认识的一个缩影。
当然，陆军反省会并不是完全没有提到中日战争。比如，在讨论1940年9月27日成立的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目的时，曾担任关东军参谋的原四郎指出其主要有三点：第一，为了建设新秩序;第二,为了解决中日战争;第三，为了避免对美开战。上述三点当中，原四郎认为解决中日战争最重要。对此，曾在参谋本部任职的杉田一次和高山信武均持同样的看法。但是，原四郎认为三国同盟的成立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日本海军并不想与德军并肩作战。基于此，原四郎认为三国同盟的建立只不过属于心理战的范畴而已。
关于日本海军不愿意与德军并肩作战，蒋介石早在1939年8月初就已经预料到。他在8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日五相会议与昨日板垣(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引者注)往访海相米内(米内光政——引者注)，以及闲院参长(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引者注)特觐倭王，可知其加入德意同盟之积极，而其海军之不赞成，亦可知矣。”而且，三国同盟对中国不但没有起到心理作用，相反，蒋介石认为三国同盟之实现，“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从此，如我能戒慎进行，则抗战必胜之形势已定矣。”蒋介石的这句话也正好验证了原四郎所说的三国同盟没有实际意义。
通读陆军反省会记录，可以发现其中有很多对海军的批判。半藤指出，通过阅读座谈会记录得知海军内部的确有强硬派，那就是海军第一委员会。1940年12月海军中央成立了海军国防政策委员会。该委员会又由四个委员会组成，第一委员会负责国防政策和战争指导方针;第二委员会负责军备;第三委员会负责国民指导即舆论对策;第四委员会负责情报。其中，第一委员会作用最大，其成员几乎都是亲德派，来自旧萨摩藩和长州藩。
半藤一利认为，1941年7月在海军主导下，日本开始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进军，这一举措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线，他认为这是一件愚蠢的决策。半藤指出，1941年12月日美开战时，海军中央几乎被旧萨摩藩、长州藩出身的对美强硬派和亲德国派把持。具体来说，当时的军令部部长永野修身是高知县(旧土佐藩)出身。来自山口县(旧长州藩)的有海军次官泽本赖雄、军务局局长冈敬纯、人事局局长中原义正、军务第二课课长石川信吾、军务第二课课员藤井茂。来自旧萨摩藩的也很多：军务第一课课长高田利种、军令部情报部部长前田稔、军令部作战课课员神重德和山本祐二、战争指导部部员大野竹二(其父为海军大臣伊集院五郎)。与此相对，对美协调派三大将中，米内光政来自岩手县盛冈市，山本五十六来自新潟县长冈市，井上成美来自宫城县仙台市，再加上铃木贯太郎来自千叶县关宿市，四个人都属于戊辰战争(1868—1869年)时的“叛军”派系。因为日本1945年8月14日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宣布投降等一系列工作是在首相铃木贯太郎主导下完成的，所以，在日本有一种讽刺的说法，即“官军”发动的昭和战争，由“叛军”来结束。
陆军反省会记录对中日战争涉及很少，但是通过这些记录可以看出战时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对立，以及陆海军内部的派系问题，一些战役的失败也与此有关。可以说，陆军反省会记录以及半藤一利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海军好人论”这一说法。
五、原海军军官对战争之反省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当天，海军大臣官房通过了《大东亚战争战训调查委员会规程》，其中第一条规定“为了调查战败之原因并研究其对策，为新日本建设提供资料，决定在海军省内部设置大东亚战争战训调查委员会”。
同年10月9日，战训调查委员会委员长野村直邦向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提交了一份反省报告。可以说，这是战后原海军最早提出的反省材料。报告分析指出日本战败原因有以下四点：第一,弱势力与强势力之冲突;第二，开战前和开战后广义上的战备不彻底;第三，用兵方面之缺陷;第四，战略与外交不紧密。关于战争责任，报告指出，历届政府自不待言，军部、议员、财政经济产业等其他各方领导人都难逃其责。报告认为尽管各级领导的责任有大小高低之差，但是追究战争责任问题是建设新国家极为重要的一环。尽管这样，报告认为追究每个国民的责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做，反而会加剧国内的对立。
那么，到底由谁来负战争责任呢?该报告提议让“年长的领导人”来负责。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扬日本家长制之优点，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日本各界领导人年轻化。但是，从结果来看，该委员会的建议并未被海军高层采纳。如前所述，甲级战犯只有3名海军高官，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但是，在审判乙级和丙级战犯时，有200名海军将校和下级士官被判死刑。舰队司令官以上的军官无一人被判死刑。对此，笠原十九司认为原海军在东京审判时采取了“保上弃下”的政策。
1945年12月，陆军省和海军省被撤销，陆军省改组为第一复员省，海军省改组为第二复员省。自1945年12月22日至1946年1月23日，原海军高级军官举行了4次特别座谈会。1976年，原《每日新闻》海军记者新名丈夫将座谈会内容整理出版。出席座谈会的人数，每次稍有不同，主要有永野修身元帅、井上成美大将等29人。座谈会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日本海军为何卷入太平洋战争。新名在序言里写道：“战前，日本海军坚持国际协调和和平主义。反对‘满洲事变’和中日战争。对对美战争并没有信心。”那么，为什么海军会卷入战争呢?新名指出“参加座谈会的人始终一致感到慷慨悲愤的是陆军的暴虐”。换言之，战后原日本海军认为对美开战的责任在陆军。对此，笠原十九司认为新名这本书成为战后日本“海军神话”的起源。
1976年开始的陆军反省会只召开了15次。与此相对，1980年3月开始的原海军反省会一直持续到1991年4月，长达11年，共举行130多次。综观已经出版的《海军反省会》全11卷目录，可知与陆军反省会记录一样，有关中日战争内容也非常少。
关于战争责任，1987年8月召开的第92次反省会的讨论值得关注。担任主讲的是原海军大佐丰田隈雄，他指出“陆军是暴力犯，海军则是智能犯。陆军和海军只知道自己而忘了国家。战败责任应该各负一半”。1987年，战争结束已经42年，终于有原海军军官公开承认其战争责任。当时，丰田隈雄已经85岁。
关于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第110次反省会讨论过，不过，与会发言者都认为昭和天皇没有法律责任。
关于日本海军与中日战争之关系，笠原十九司的研究值得关注。笠原通过分析日本海军密谋大山事件，指出第二次上海事变是由日本海军挑起的。他还分析了日本海军对中国南京等地进行大轰炸的情况。
笠原十九司认为日本海军以准备对美航空决战为借口，获得巨额预算，扩充航空部队，大量增兵，将中日战争作为对美开战的训练场。为了避免被陆军批判，于是才决定对美开战。因此，对美开战与其说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命运，不如说是由于陆军和海军的对立所引起的。
日本NHK特别节目《日本海军400小时之证言》第三集《战犯审判：“第二场战争”》讲述了战后日本海军高层为了避免在东京审判时被追究责任，展开秘密工作，被认为是与同盟国之间的“第二场战争”。具体来说，就是为了避免曾在东条英机内阁担任海军大臣，后来又兼任军令部部长的岛田繁太郎被判处绞刑。中日战争开始时，岛田繁太郎任军令部次长，后来担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是中日战争时期日本海军作战的最高指挥官。
笠原十九司指出，战后原海军为了避免岛田繁太郎被追究战争责任，即违反和平罪，开始利用媒体宣传“海军是被陆军拖入太平洋战争的”，海军与陆军不同，海军是“和平的、开明的、具有国际视野”等“海军好人论”。第二复员省为了避免原海军被追究战争责任，早在东京审判开始半年前就暗地里进行准备工作，提前做好东京审判出庭时的辩护材料，召集有可能被传唤出庭的证人统一口径。结果岛田没有被判处绞刑，而是被判处终身监禁。与此相对，太平洋战争开战时的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被判处死刑，其官位比岛田还低。1955年岛田被释放，1976年死去。由此可知，战后日本海军极力摆脱战争责任的目的基本达到。这也说明东京审判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换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战后原日本陆军和海军关于战争责任互相推诿，才导致时至今日关于军方的战争责任问题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六、结语
综观战后日本战争调查会、外务省、陆军和海军反省会报告，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战争受害方的视角。换言之，都是对日本因何战败的反省，而不是对侵略战争的反省。这些报告反映出战后日本政府和原军人历史认识的一个侧面，也是历史认识问题的根源之一。
1995年8月15日，时值亚洲太平洋战争结束50周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有名的“村山谈话”。村山谈话指出：“我国过去不远的一段时期，国策错误，走上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由于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给很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极大的损害和痛苦，我为将来不再犯错误，虔诚地接受这些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在此再次表示沉痛的反省、由衷的歉意。同时对因这段历史而受害的国内外所有牺牲者表示哀悼”。可以说，村山谈话是战后日本政府对殖民统治和侵略做出的最客观的表述。正因为如此，村山谈话发表后，不断受到来自保守势力的批判。
2015年时值战争结束70周年，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谈话，承认日本在二战期间给中国、东南亚等地区无辜的人们带来“不可估量的破坏和苦难”，并称日本历届政府对过去的战争行为反复表示“深切反省和衷心道歉”，并说这一立场是“不可动摇的”。安倍晋三同时也强调，虽然日本需要面对过去的历史，但“不能让与战争无关的后代子孙继续背负道歉的宿命”。由此可知，安倍谈话是想就此对过去那场战争的“道歉”划上一个句号。
那么，日本民众是如何评价安倍谈话的呢?2015年8月25日《朝日新闻》公布的舆论调查显示，40%的日本民众表示“赞成”，31%的日本民众表示“不赞成”，均未超过半数。不过，对于“不能让与战争无关的后代子孙继续背负道歉的宿命”这一主张，63%的日本民众表示“认同”，21%的日本民众表示“不认同”。由此可知，“不想继续道歉”已经是60%左右日本民众的共识。
早稻田大学教授毛里和子对安倍谈话的评价是58分。毛里指出，1995年的村山谈话是面向世界，特别是面向亚洲国家的，而安倍谈话主要是面对日本国内、面对日本国民的。村山谈话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中国”，但是承认日本的行为是错误的，是“侵略”，并明确表示道歉。基于此，毛里和子强调，日本政府不应该认为“道歉到此结束”。
由上可知，关于如何评价那场战争，战争责任何在，要不要继续道歉等问题，日本国内至今没有达成共识。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今后一段时期内也不会有多大变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才应该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加深相互理解，为最终实现中日和解奠定基础。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8-29 14: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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