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皇姑屯事件是指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1928年6月4日遭谋杀的事件。皇姑屯事件是苏联与日本秘密谅解的产物,张作霖其实是大国博弈中的牺牲品。
[关键词]张作霖;皇姑屯;苏联;日本
[中图分类号]K2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5)1卜0013—03
既然皇姑屯事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既然苏联特工制造说与日本制造说提供的证据都只能自证而无力反证,那么合乎逻辑的答案就只有一个:两者都是事实,苏联特工与日本合作制造了皇姑屯事件。
一、合乎逻辑的结论
其一,万斯白的书。万的真实身份非常神秘。他与张作霖同车从北京出发,却在中途唯一的停车点天津下了车,如此巧合就很难说是偶然。苏联“命令在张作霖身边工作的线人’,要不失时机地密报张作霖的行踪”。[1]苏联特工对列车出发的时间与张作霖所处的车厢了如指掌,但当万下车后,情报就失去了准确性:“预计将于6月4日凌晨3时30分抵达奉天新站。”[2]其实列车晚点了两个多小时。此后,万遭日军追捕后逃往上海迅速利用关系出版此书。尤其那个及时出现的“读者”盛嵩首次披露了日军拥有炸死张作霖的现场影片,更是强化了万所揭露的真实性。
其二,河本的“自供”。如前所述,苏联特工制造说认为河本在审判前因被苏联收买而作伪证。可见河本的“自供”并非伪证,而是使得原先的“双簧”变成“独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不予认可,但也不愿深究,最合理的解释是不愿也无必要为了中国时过境迁的旧事而得罪苏联。
二、张学良行动的证明
张学良返回东北毫无疑问要全力调查皇姑屯事件的真相,他岂能无所作为不报杀父之仇。虽然缺乏文字资料,但张学良当时向苏联与日本同时发难的激烈行动,却已经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一)东北易帜。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宣布从即日起服从国民政府。此策可谓一举四得:不仅找到了新的保护,更是赢得了好名声;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更是对日苏密约所谓“满洲独立”的釜底抽薪。
(二)搜查苏联领事馆。1929年1月初,苏联办的报纸《议论》被查封。5月27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被搜查,总领事等总共80人左右被捕。同时苏联驻瑗辉、齐齐哈尔和满洲里的领事馆也被搜查。“搜查使当局掌握了如此严重损害苏联领事馆名誉的材料,证据又如此确凿,以至布尔什维克外交机关甚至不敢提出抗议。”[3]张学良大规模搜查苏联驻东北各地的领事馆,明显是在寻找苏联特工制造皇姑屯事件的证据。
(三)中东路事件。7月10日,张学良占领了中东铁路全线的电报局,查封了苏联商务代办处及驻中国东北各省的其他苏联经济机构,逮捕了2000多名苏联铁路员工,中东路事件爆发。张学良虽然明知是以卵击石,但依然与苏联大打出手。如非得知皇姑屯事件真相后的怒火中烧报仇心切,张学良岂能置自身之力量与安危于不顾,同时出重手打击苏联与日本。据联共政治局l926年4月1日出台“喘息”政策的会议记载:“某些日本人士同意用另一个缓冲将领取代张作霖。”[4]可见当时苏联与日本秘密商讨了取代张作霖的可能性。
三、细节的互补性
其一,档案。日本制造说几无档案,苏联特工制造说的相关档案非常丰富,几乎贯穿皇姑屯事件的前因后果。这也许表明皇姑屯事件中苏联是主导者而日本是“参与”者。
其二,炸药。前述日本方面的调查认为皇姑屯事件使用了日本的军用黄色炸药。日本的调查认为:“从炸药的性质和数量确认这不是穿便衣的少数工作人员所能携带的东西。”因此河本调动的工兵连就显得非常合情合理。
其三,巡逻。路透社的报道称:“中国军队事发前就希望在发生爆炸的铁路附近例行巡逻,但遭到了日本军队的阻拦。”确实,长时间埋设大量炸药极易暴露目标,尤其是必须在夜间作业不能不用照明。因此用日军替代“例行巡逻”的东北军就势在必然。
其四,人员。在原先勘查与埋设的过程,尤其在炸药爆炸时,苏联特工无疑必在现场以观察效果才能复命。日军也在现场的证明就是其拍摄的照片与影片。
其五,起爆。苏联特工制造说表明苏联特工手持引爆器隐蔽在十米开外的路基下。日本制造说则表明引爆的电线连接着“离陆桥稍远的日军铁路监视所”。其实两者都可能是事实,就是当时使用了双保险装_置以保证爆炸的成功。由此看来,皇姑屯的爆炸是苏联特工与日本一起按响的。
其六,补救。河本说要“不失时机地乘混乱之机,让‘拔刀队’闯进去杀他”。“按照埃廷贡事后的说法,当时他已做好了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准备,如果炸车不成功他也会挺身冲向张作霖。”这种极其相似的补救措施如果不是双方事先的商定,很难还有其他合理的解释。
其七,结果。当皇姑屯爆炸案的实施者已经被确认为日本人后,苏联秘密重奖有功人员。而田中却被迫辞职,随即死去。苏联的弹冠相庆与日本内阁的垮台,似乎正反映了当时苏、日在“某重大事件”中形成的微妙关系与各自历史的日后走向。
双方细节的互补,修正了日本制造说或苏联特工制造说所表现的扭曲和残缺,基本还原了其全貌。据此,不难确认皇姑屯事件中苏联特工负责谋划、情报与技术等主要工作,日本负责安全、炸药与人员等配合工作。而河本当时真正的作用无疑有三:双方的联络;现场的协调;面上的指挥。
四、苏联与日本的秘密和约
(一)苏联的考虑。l926年4月1日出台的“喘息”政策中对张作霖的相关决议有三:
一是张作霖的地位:“一旦建立自治的满洲(这是日本所渴望的),就应该争取使张作霖放弃南进和基本上放弃对中国其余地区内部事务的干预。”“要同张作霖在这样的基础上达成协议。”[6]如前所述,苏联反对日本当时换掉张作霖的建议:“当存在正常关系时,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让别人来代替他。”
二是中东铁路的地位:“在同张作霖达成协议和在北京对这个协议作相应的注册之后,争取召开中日苏三国铁路会议,其任务是制订三大国共同的满洲铁路经营、建设计划,争取在充分尊重相互的利益和权力的基础上签订涉及满洲的经济协定。”
三是蒙古问题。“同张作霖(而以后同日本)达成协议的条款之一,应该是使人民革命的蒙古免遭张作霖的侵犯。”[9]
很明显,苏联当时不仅不想除掉,甚至还寄希望于张作霖。但是,苏联不久就改变了主意,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张作霖对日苏密约的威胁。张作霖获知了大连会议的秘密后,如前所述迅速采取措施主动与日本谈判“满洲独立”以阻断日苏的联手。与此同时,张作霖试图与美国建立联系,“为美国在满洲获取利益提供特权,他在北京已经预先得到美国提供财政援助和支持的许诺”[10]张作霖的动向已经直接威胁到苏联“喘息”政策的成败。其二,巩固蒋介石政权。当时张作霖虽然退出北京却依然是蒋介石最主要的对手,不仅随时准备卷土重来,而且还准备依靠日美对付苏联。因此除掉张作霖就成为一举多得的最佳也最快捷的选择,尤其还能作为一份厚礼献给刚于1928年4月l8日成立的国民政府以巩固蒋介石的地位。
1928掉4月,苏联开始了清除张作霖的行动。然而苏联的计划要在东北实施,就必须得到日本的配合。那么日本是否同意呢?
(二)日本的考虑。日本对张作霖在日苏密约签订后的地位,东方会议做了决定。田中在会议的闭幕时所作的《对华政策纲领》训示中说:“东三省有力人士如能尊重日本的权益,谋求政局稳定,日本应予以支持。”[11]“很清楚,只要张作霖能够有助于日苏密约签订后东北“政局稳定”,就会得到日本的“支持”。当时苏日双方对张作霖的相同态度显然是秘密协商的结果。
但张作霖积极自救,不甘受制于日苏的联手而成为傀儡。“张作霖在2O年代后期这些频繁向美国示好的行动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一些年轻日本军人甚至视张为美英的傀儡。”[12]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早就心存杀机:“他已得出这样的结论:杀死巨头,断定除此以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无论怎样,‘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13]日本显然意识到张作霖的活动,不仅会暴露甚至瓦解日苏密约,更会严重威胁“满洲”的独立,更何况日本早已有“替换”张作霖的打算。前述河本4月的信,表明日本与苏联开始同步,5月l3日田中的表态则是下了除掉张作霖的最后决心。
由于日本与苏联的战略利益都已经无法容忍张作霖的存在,皇姑屯事件就不可避免。
(三)田中内阁的垮台。皇姑屯事件后,日本高层为保密而代之以隐语“满洲某重大事件”。当时日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确保事件背后东方“谋略”的安全,这就直接导致田中内阁的垮台。田中其实是日苏密约继张作霖后的又一个牺牲品。
1928年12月24日下午,“田中首相上奏天皇,称:‘张作霖被炸死事件似与帝国军人有关,目前正在抓紧调查之中。如果属实,定将依法严惩。’”[14]但在调查结束后,“田中首相向天皇作假报告,说调查结果,陆军内没有凶手。天皇申斥田中前后报告不一致,表示了极端不信任。田中首相失去天皇的信任,被逼辞职”[15]田中为何或敢于“作假报告”?大江说:“田中首相是在军部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才从主张严惩事件凶手、给予司法处分后退为仅追究警备责任给予行政处分的。”[16]信夫也认为田中是被迫的:“陆军内部固不待言,就连政友会也强烈反对处罚有关人员。在内阁内部对此也无人支持。”[17]但是,田中当时不顾一切“强烈地请求觐见”究竟想“说明”什么?“陛下”为何断然拒绝并立即走人?有人认为是因为田中“触动了逆麟”,而“陛下”自己在日后的解释则说:“由于年轻气盛”。[18]
究竟是“年轻气盛”,还是真的被触到了“逆麟”?对此,获得美国2000年普利策传记作品大奖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是这样评价的:“许多年后,在他著名的《独白录》中,裕仁称当田中来告诉他将‘掩盖’张作霖被暗杀事件时,他厉声叱责了田中首相并要求他辞职,那都是因为‘年轻气盛轻率欠虑’。他有意不提其实他也希望掩盖暗杀真相……
还有1929年6月27日,当田中首相第二次非正式报告时,他毫无理由地责备了他。裕仁已决意要责备田中首相,让田中内阁辞职,第二次非正式报告只不过是借口而已。由此,他用心回避了宪法上大元帅的责任。”[19]
田中在7月2日辞职后于9月2日,即《田中奏折》将在日本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公开面世前夕,“心脏病发作,突然死去。一时甚至谣传为自杀”。[20]田中的死亡,或许使得日本此后再无人胆敢涉密皇姑屯事件。至于让河本个人承担责任,日本政府显然是想用最小的代价自我掩护,尤其是掩护深究之下可能曝光的日苏密约。
从1927年8月的日苏密约、1928年张作霖与日本的密约、同年4月苏联行动小组的成立、河本的4月“密信”、田中的5月表态到皇姑屯事件6月的发生,事态发展的脉络在短短数月内已经足够清晰,也已经形成历史逻辑和历史事实相互印证的完整证据链。就此而言,苏日联手制造的皇姑屯事件其实就是苏日已经形成秘密谅解的明证,张作霖就是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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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08-29 16: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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