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圣雄 | 从军方到学界：抗战军事史研究在台湾
2022-08-29 15:06:46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
作者苏圣雄，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内容提要
在台湾，军事史研究并非学界主流，抗战军事史研究亦然。不过由于抗战终究是一场战争，军事是不可忽视的面向，学界仍有一定的研究，这方面最早由刘凤翰开拓，时间在40年前，至今已颇有积累。学界研究之外，早在70年前的战争时期，军方于“编纂”方面已有所投入，然后在“研究”方面配合军方战略学的发展，形成其研究范式。军方与学界相交流，成为台湾抗战军事史研究的重要历程。本文分梳军方抗战军事史发展脉络，析论军方与学界学术推进的关系，归纳学界当前研究重点。通过对史学史的探讨、方法论变迁的述论，除了整体研析70年来的抗战军事史发展，或可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实践学社；抗日战史；刘凤翰；新军事史；台湾
一、前言
台湾的抗战军事史，限于史料开放与研究环境，最先系由军方进行编纂与研究，这一工作自战时便已展开。然而，台湾学界对于军方的成果不甚满意，知名军事史家刘凤翰，批评国军流传的抗日战史著作有繁有简，重点取材各有不同，但看多了都是同一资料来源——军方出版各书。他率直地指出，其中有些著作是“炒冷饭”或“回锅肉”，另有多数著作则是“每年剪剪贴贴，增增改改编编，换换题目出书，没有新义，缺少新的资料加入，更无研究发现”。刘凤翰肯定台湾三军大学编纂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是战略性高水平的研究，但对其他著作评价很低。他认为军方成果所以如此，是因为史政单位不培养专业人才，军官管史政，流动性大，主管对史学缺乏正确认识与修养，文宣与史政混淆，禁忌太多，又不敢秉笔直书。
刘凤翰是台湾抗战军事史研究的学界先驱，他对军中战史的评价，当有一定合理性。迄今，台湾学界对于军中战史的看法，似乎仍延续其见解，认为军中战史为资料堆砌，或是觉得对国军自身歌功颂德过甚。不过，刘凤翰是在20世纪80年代展开抗战军事史研究，在此往前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的30多年时间，军中战史发展过程为何?写作特色为何?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草创的抗战军事史研究，与军方多年的发展关系为何?种种课题，似仍有梳理探究之价值。
刘维开《〈抗日战史〉的前世今身》一文，已就军方的重要著作《抗日战史》编纂历程做了深度分析，本文探讨不限于该著作，系就台湾抗战军事史研究的整体进展作分析，并不可避免地从军方的编纂与研究展开，分梳其演变脉络，然后再探讨学界研究历程，析论与军方的关系，最后再归纳学界当前研究重点。论述过程特别注意方法论的变迁，并探究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二、军方的编纂与研究
(一)战史编纂的历程
正如一般史学发展总是由整理史料开始，军方抗战史的发展，亦是从编纂整理开始。这个工作在战时便已展开，初始并非提供历史研究，而是各有目的，其内容概可分为内部资料、军事教育丛书、宣传书籍三类，前两者多属机密，后者则求推广流通。
内部资料为各部队与各级单位普遍编制的战斗要报、战斗详报、阵中日记等，是军方制式的内部报告，作为各部战绩的记录，是历史的一部分，可视为抗战史编纂成果。军事教育丛书的目的是面对大敌，检讨得失，教育来者，求不断精进，为当时所重视，在重要作战之后，统帅部往往要求各机构、各部队进行检讨，然后编刊相关书籍，如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编印的《徐州会战国军作战经验》《武汉会战期间国军作战之经验教训》，第五军参谋处编的《昆仑关战役纪要》等。就宣传书籍而言，军事委员会于战争爆发各周年，发行纪念特辑，述有军事概况，如全面抗战爆发第一周年出版的《抗战一年》，第二周年出版的《抗战二年》等。各部队也出版战史，以求激励士气，振奋人心，或是宣传自己部队的贡献，如海军总司令部出版的《海军抗战事迹》，又如第十二集团军编有《粤北大捷》，再如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薛岳)编有《长沙会战纪实》《第二次长沙会战纪实》《第三次长沙会战纪实》等。
何应钦身为参谋总长，是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国军将领，其于战争期间，对内部有军事报告，性质可说是内部资料，另外其每逢七七，皆有公开发表文章，记述战争经过，至1942年5月，这些书稿集结为《五年来之抗战经过》，公开发行，其性质倾向宣传。
战时编纂抗战军事史的一个主力，是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该会于1939年成立，其设置目的为指导编纂战史，以及战略、战术之研究与改良。委员会内设编纂、编译两组，前者负责中日战史之编纂，后者负责日俄战史及世界大战史之编纂。在抗战过程中，该会搜罗许多军事机构和部队的档案，并且展开中日战史的编纂工作，战争结束之初，部分初稿完成，其目标为以史为鉴，可说是军事教育的一环。
因此，抗战期间军方虽谈不上“研究”抗战史，但其内部报告、军事教育丛书、宣传书籍三类编纂，已有成果。
战后初期，军方在战史编纂方面续有产出，如何应钦对历年所记战争经过进行摘要汇编，内容大抵承袭《五年来之抗战经过》一书，出版了《八年全面抗战之经过》;时任国防部部长的白崇禧亦出版了《抗战八年军事概况》;参谋总长陈诚则出版了《八年全面抗战经过概要》。另外，第九战区的幕僚人员，为宣传薛岳的抗战事迹，出版了《抗战纪实》;第三方面军的人员亦出版其战史，彰显汤恩伯的功绩。这些著作之内容，系通过对历史经过的铺陈，突显国军抗战的贡献。
国府迁台以后，政权风雨飘摇，军队与组织机关皆有待整顿或重新建立，而军中历史编纂单位此时并未缺席。蒋介石十分重视战史教育，这使得没有直接效用的战史，在军中仍具一定地位。
“国防部史政局”是当时最重要的战史编纂机构。先是，前述之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于1946年改称为“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继续进行编写中日战史的工作，1948年该会完成初稿，随后将所有稿件于1949年移交“国防部史政局”。“国防部史政局”前身是国防部史料局，于1946年建立，未几改为史政局，后来在战乱中缩编为史政处，该处将这批稿件运送台湾，组织也随着播迁。
1950年伊始，“史政处”即展开战史编纂委员会的中日战史初稿修正工作。1962年，稿件奉准由“国防部史政局”出版，定名为《抗日战史》，至1968年全部出齐，连同1册《总目录》，共101册(以下简称“百卷本”)，是军方出版篇幅最大且最具代表性的战史丛书。其内容可说是国军抗战史料的汇编，大量摘录战报、阵中日记、报告图表，即便是其中解释性较强的部分，也多为战时的军事检讨报告。由于来源众多，甚至有矛盾之处，至于日军的动态，采用战时国军的情报，未能直接接触日军史料，因此其研究性薄弱，将之视为史料汇编或不为过，可说是国军抗战史编纂集大成者。刘凤翰因评之曰：“此书尚不失为一套比较完整之资料书。”
《抗日战史》百卷本编印前后，“国防部史政局”尚编有几部抗战史，如《抗战简史》《中日战争史略》《中日战争简史》等。另外，“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编撰的《空军抗日战史》(共11册)，“仅叙述史实，及作战人员之评语外，不另加评论”，编者期待“阅者研究评论之，或提示其资料”。这些著作史实铺陈较多，立场坚定，宣传、凝聚民族精神的性质浓厚，对于军事成败“述而不作”，或可见国军自战时以来的抗战史形成了“重编纂”之传统。
(二)战史研究的开展
一般印象国军抗战史多为资料堆砌，或是因上述国军战史“重编纂”所致。不过，国军也不仅是述而不作，“国防部史政局”出版的《“战争原则释义”战史例证》是一例，尝试跳脱史实铺陈的战史写作方法，不过并不成功。其实，一般谈国军在台历史编纂，多强调“国防部史政局”这个机构的活动，其编著特色确实是叙事或史实铺陈，而另一个相对重视研究与解释的脉络较为人忽视，即实践学社的战史研究传统。当然，二者不是那么判然二分。
在台初期的蒋介石，面对丢失中国大陆的巨变，四处找寻维续政权乃至反攻大陆的解方。他认为历史可用来鉴古知今，遂予十分重视，自己阅读战史，并且听美军顾问柯克(Charles M. Cooke Jr.)、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讲师讲授战史，复思考“自北伐、讨逆、‘剿赤’、抗日至‘剿共’失败各战役之战史编纂与付印”。实践学社是一军事训练组织，里面有为数不少的日本军事顾问(白团)，有别于同时在台的另一个美式军事教育系统，该组织注重思想精神、以弱敌强的军事战术，至于战史课程，更是其特色。本来，实践学社建立目的之一，就是因为各军校采用美军教材并无战史课程，蒋希望实践学社和“国防大学”能补这方面的不足，尽量罗致对战史有特殊研究的人才，假以时日，供以资料，加以优遇，务期早日辑纂一册完整的《中国战史》。
由于蒋如此重视历史教训，世界战史或与日本有关的战史，作为经验教训一并受到重视。实践学社编译出版许多世界战史，欲借以吸取西方最新战争经验与中共斗争，另有一些触及中日战争者，如《清末日军攻台记》《大东亚战争全史辑要》等书。
在编译、教学的过程中，实践学社的战史从“编纂”渐渐踏入“研究”的领域。在蒋介石的指示之下，革命实践研究院在1959年分出“国防研究院”，由张其昀出任院长，承继实践学社重视战略、政略与军史研究的传统。1968年成立“国防研究院”附属学术研究单位中华战史研究协会(全称“中华学术院中华战史研究协会”，以下简称“战史协会”)，旨在结合兵学界积学之士，弘扬战史研究。1972年，“国防研究院”结束后，该会在徐培根(前三军大学校长)、王升(“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蒋纬国(“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等人的支持下续办，定期举行学术座谈会，每年出版《战史会刊》一册。
“国防研究院”成员中，魏汝霖对兵学素有研究，早先曾著有《抗战中敌我战术之研究》魏汝霖：《抗战中敌我战术之研究》，出版者不详，1947年版。，在台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先后任革命实践研究院、“国防研究院”讲座，编撰诸多包括抗战史在内的中国军事史书籍，如1966年“国防研究院”出版的《抗日战史》。据魏汝霖回忆，《抗日战史》系张其昀邀请所作，“国防部史政局”局长许朗轩得知后，请人传话说：“大家不必唱对台剧，最好停止编作，否则出版后，将找出错误，他的‘国防研究院’讲座，亦就当不成了。”魏当即面报张其昀。张告以据实写作，任何传言都不必顾及，该书终顺利出版。由此，亦可见其研究与“国防部史政局”之不同脉络。
实践学社战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1978年三军大学校长蒋纬国总编之《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以下简称“《抗日御侮》”)。该书之由来，是1970年蒋纬国奉蒋介石面命撰写国民革命军战史，并以“抗日御侮”之部为优先，遂召集团队，广泛搜罗史料，访问亲历战争将校，历时6年而成。
该书之内容，就中日两国国家战略、大战略及野战战略等作深入检讨，超越以往“重编纂”、铺陈军事作战过程的写作方法，依照当时国军发展出的战略层次理论解释抗战史，其战争分期也与过往不同。过往国军抗战史的书写，多将全程依武汉会战为界区分一、二两期，《抗日御侮》着眼于战略，改而区分为初期战役、中期战役、后期战役。初期为七七事变至武汉撤退，国军采战略守势，日军采战略攻势;中期为日军攻占武汉至日本突袭珍珠港，中日两军均采战略持久，战线无重大变化，成相持态势;后期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日本投降，日本以太平洋为主战区，对中国采战略守势，国军则与盟军合作，采战略持久，一俟战力充实，即行转取战略攻势。
《抗日御侮》另一个对日后抗战史研究有重大影响者，为强调“轴线移转说”，即蒋介石诱迫日军移转作战线方向的学说。书中用了很多篇幅论述这个战略，强调日军本来进攻方向是由北而南，因为蒋主动在淞沪调集大军出击“引敌南下”，迫使日军主力改而集结上海，整个作战线遂转为由东向西，国军获得节节向西撤退的战略纵深，打破日本“速决”企图。这个说法并非蒋纬国第一个提出，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演讲，便有类似说法。1962年“国防部史政局”出版的《“战争原则释义”战史例证》第2辑也有类似提法。1966年胡璞玉编纂之《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则写得更加具体。1975年起，蒋纬国开始在《中央月刊》连续刊载文章，发扬“轴线移转说”，并将相关文章集结成《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一书，随后译为英、日文版本，在各种场合宣扬，尤其在《抗日御侮》详论申说，于是这个说法成为讨论蒋介石抗日战略时常为人提到的学说之一。
《抗日御侮》是国军抗战军事史研究的里程碑，不同于党国思想浓厚且以资料堆砌为主的“重编纂”的战史著作。三军大学承袭实践学社以来的传统，作为国军最高军事教育、研究机构，所编著之《抗日御侮》确能将国军战略学的发展融入抗战史之中，可说是战略理论的战史例证。至于兵力运用、战术等层面，在书中各节“检讨”与“经验教训”部分也都有深入论析，且相关论述曾与日本参战军人讨论过。虽然其内容仍未能跳脱对蒋的崇拜，且编著者并未受过历史研究训练，其论述就史家而言，或感不够贴近史实，唯其整套论述可说建立了军中战史研究的典范。
《抗日御侮》出版之后，国军战史书写大抵上虽仍重编纂，铺陈大量史实，不过在解释上明显受《抗日御侮》影响，并且开始着重引用他国资料。郝柏村在担任参谋总长任内，为推动抗战史书写及翻译工作不遗余力。他指示“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纂抗日战史应参考日方资料，该局乃将此指示列入五年计划，翻译出版“日军对华作战纪要”43册。此译本至今仍为研究者常用，可见其价值。
译著之外，在《抗日御侮》之后国军出版的大部头抗日战史有两部。一部是1985年起“国防部史编局”编著的《抗日战史》12册(以下简称“十二卷本”)。该套书以《抗日战史》百卷本及过去军方出版物为基础，参考新出抗战史著作与史料，尤其根据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补充日方情形，精编抗日战史12册。与大多抗战史按时间顺序编著不同，该套书系依主题与区域分册，虽然仅补充了一些史料，仍不具学术创新性，学者甚至给予负面评价，但其末册之“总检讨”，确有深入之析论。尤其以一章探讨影响日本“速决”的淞沪、徐州、武汉会战，以军事眼光分析日军怎么打可以达到作战目的，如此反事实研究(Counterfactual Analysis)，颇具思辨性价值，可惜篇幅太少。
紧接着《抗日战史》十二卷本的是《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共5册6本，以下简称“六卷本”)。这套书编写时间与前书重叠，1987年“国防部”下令编撰《国民革命军战役史》，共分建国、北伐、“剿匪”、抗日、“戡乱”五部，其目的系研究分析国民革命军历次作战经过及成败得失，以期精进尔后建军与用兵之思想与方法，并为国军各级学校与军官团战术、战史教育之应用资料。因与军事教育有关，由三军大学组设编纂委员会编纂。该套书在资料运用上，补充不少新出中文研究或史料，日本资料除《大东亚战争全史》外，也充分利用了刚翻译出来的“日军对华作战纪要”系列丛书。其对作战经过之叙述，虽未若百卷本与十二卷本细密，各篇之检讨，确能从军事学术角度，明确点出当时国军的问题。当然，相关论点难免受《抗日御侮》的影响，虽不见得如论者批评的“炒冷饭”“回锅肉”，分析论述的确未能超越前著。
考察国军抗战史编写过程，从百卷本、《抗日御侮》、十二卷本及六卷本的发展，可以看到从“重编纂”到《抗日御侮》建立军中战史研究范式，数十年来，军方在抗战史的编纂与研究上确有成果。不过其发展相对封闭，并未与史学界充分交流。军中研究抗战史的方法，是将军事理论套到历史之上，这固然对军事教育有其意义，却难为史学研究所接受。日后军方也坦承，军中战史“注意追求对军事问题的解决，撷取片段战争史实，寻求战争规律，以印证战略战术理论，而忽略每一事件在历史长河中所展现的意义”。
三、学界抗战军事史研究的开展
(一)刘凤翰的拓荒
台湾学界研究抗战军事史，投入时间较晚。以台湾最重要的近代中国研究机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研院近史所”)来说，其创所初期的工作方向是整理清末外交档案，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学术研究，并未涉及抗战史。
经过数年经营，中研院近史所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出清末军事史研究成果，接着将时段延伸到民国初年，重要著作如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淮军志》，陈存恭的《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刘凤翰最初专注清末军事史，著有《新建陆军》《武卫军》，然后将时间下限延伸至民国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有丰富的抗战军事史研究产出，可说是中国近代军事史、抗战军事史研究的拓荒者。
刘凤翰本科即学习历史，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毕业，次年进入中研院近史所工作。近史所在职期间，刘凤翰先是跟从全所发展方向，治清末历史，同时投入口述历史工作，访问诸多将领，尔后分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学系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研究各一年。经过数篇论文的积累，《抗日战史论集》是其抗战军事史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该书出版于全面抗战胜利40周年，汇聚其抗战相关论文11篇。其中《论“百团大战”》《论太原会战及其初期战斗——平型关作战》两文，以扎实的史料考证见长。另有《武汉保卫战研究》一文，受到“参谋本部”高度重视，认为军方多年来无此类完整论文之撰述。尔后其续有抗战军事史研究问世，如《战前的陆军整编：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东北军》《抗战期间国军扩展与作战》。刘凤翰过世后，夫人黄庆中女士又将其旧作整理结集出版为《中国近代军事史丛书》。刘生前交出版社的书稿，随后亦出版，即《国民党军事制度史》(2册)。
刘凤翰的研究方法，重视史料铺陈与考证，其论著中充满军队番号、战斗序列、各级指挥、兵力人数，现今史家读之，或有所批评，然而这正是军事史研究初期发展的基础工作。且其大量论著之中，也不仅是作基础研究，对中共军队在抗战时期的发展等，也有相关论文进行分析解释。因此，与其说他只会整理排比军官人名、军队番号，不如说他将军事史与中研院近史所“南港学派”重视整理档案史料的学风相结合，即学者张玉法所评其治学“能掌握历史发展的主流，略本胡适治学之旨，有一分证据说一句话，不谈理论，亦少作史论，此亦近代史研究所创所人郭廷以先生所以示同仁者”。其实，刘凤翰自己也说，其所论是“本司马迁‘论史在叙史之中’体例撰述”，“希望能给对抗日战史有兴趣人士一些有系统的史实参考”。
(二)从军方到学界的脉络
在刘凤翰拓荒的同时，越来越多原本治民国政治史的学者，开始涉及军事史领域，抗战军事史是其中一部分。上述的陈存恭从民初军火贸易、近代空军的创立时间上再往下研究，发表了《中共在山西的战争目标与战争动员(1936—1945)》等文。其他如黎东方、吴相湘、蒋永敬、李云汉、张玉法、陈永发、张力、张瑞德、王正华、刘维开、林桶法、杨维真、李君山、张世瑛、苏圣雄，几代学者先后从不同领域跨足，开发不同史料，回答不同的军事史问题。于是在刘凤翰开拓传统抗战军事史研究的同时，军事史研究范畴开始扩大并延续拓展。
学界抗战军事史研究的发展，固然有学术内在理路，即随着研究的深化，学者自然追索民国史上重要的军事领域。不过，这个历程并非单线，与军方亦有渊源或关系，这可以从四点来体现，即军方资料的流通与开放、军方邀请学人撰写战史、中华军史学会的交流、军人转学人的优势。
1.军方资料的推广与流通
史料是研究的基础，抗战军事史料未充分开放，学界便难以开展研究。受限于档案的机密性，抗战军事档案始终封闭。1977年，林克承出任“国防部史编局”局长，一改过去封闭保守作风，主动与学界接触，并同意对军事史有兴趣的学者运用该局典藏之档案。林之后的历任局长范英、傅俊杰、邓祖谋、张昭然、傅应川，亦皆能延续此项开放原则，使学界军事史研究渐能有所开展。刘凤翰在这个时期充当“史编局”与学界沟通交往的主要促成者，一方面呼吁军方人员与史学界往来对军事史研究的重要性，一方面亲自运用“史编局”典藏相关档案，使后来者能够有所依循。
20世纪80年代，除了“史编局”档案，国军其他与抗战军事相关的资料，也陆续刊布与推广。现为学界广为征引的《抗日战史》百卷本，是国军抗战军事资料的汇编，于1968年便已出版，但并未公开发行，1981年10月军方再版500套，分送各大图书馆，始为学者公开利用。是时，国军档案渐次开放，但运用限制仍多，《抗日战史》百卷本成为学界抗战军事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另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于1981—1988年编纂出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收入大量总统府机要档案，即现今“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为当时一般学人难得一见之重要史料。
暂不论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的影响，军方资料的渐次流通与推广，使得其编纂与研究成果扩及学界，对学界产生作用。以编纂成果的推展来说，刘凤翰的抗战军事史研究，主要便是基于军方和其他官方编纂成果，其征引史料固然相当广泛，细致分梳可见仍主要集中于《抗日战史》百卷本、《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以及日本军方的《战史丛书》。根据前二者可获国军战争经过及高层战略判断的相关史实，后者则为研究日军的主要史料来源。刘凤翰以外，年纪稍长于刘的蒋永敬，以治民国政治史知名，其部分论著涉足抗战军事，所征引史料主要来源于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全面抗战史》等军方出版物，并依该书进行战争分期与论述，亦可见其受军方之影响。
以军方研究成果的推展来说。吴相湘曾在薛岳第九战区参谋处工作，前述《抗战纪实》便是包括他在内的集体成果。尔后经过多年搜集原始文献，吴相湘完成一部综合性的抗战史《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该书谈到蒋介石对淞沪会战之战略时，并未提及“轴线移转说”。不过，吴在其后所著论文《中国对日总体战略及若干重要会战》中，则专节讨论中国“诱使日军作战正面由南下转变成西上”。这篇论文发表时间，正好是蒋纬国提倡“轴线移转说”的时候，推论其应是间接受军方研究的影响。尔后李云汉在论著中，征引吴相湘论文，也凸显蒋介石移转日军作战线的企图。
2.军方邀请学人撰写战史
学界、军方的抗战军事史分途发展已久，写作方法大不相同，刘凤翰对军中战史的许多批评，或可理解为方法上的差距。军方在战略学有长足发展，但考订史料、铺陈史事、解释分析历史方面非其所长。
军方知其不足，先是邀请历史学者到“国防部史编局”演讲，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进一步尝试性合作。“史编局”引进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担任文职人员，除整理史料外，并交付编纂史著的工作。1985年，为庆祝全面抗战胜利40周年，在刘凤翰主持下，结合该局内外研究人力，局内包括局长、副局长、具有历史专业的史政员，以及曾经任职“国防部史政局”组长、副组长的研究人员;局外除刘凤翰外，延请李云汉、蒋永敬、林泉等学者，以及以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为主的几位年轻研究人员，如王正华、苏启明、庄义芳、刘维开等，共同撰写论文，编辑出版了《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下册)。论文题目由刘凤翰规划，涉及与抗战军事相关的各个层面。这应是军方史政机构与民间学者的首次合作，有相当程度的实验性质，出版之后颇获好评，成功开启军方与学界的合作。第二年的1986年为蒋介石百年诞辰，循相同模式，有《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上下册)出版，撰稿者以学界为主，军方人士相对减少。其间为纪念国民革命军北伐60周年，“史编局”委请4位毕业于师范大学及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曾经或仍在该局任史政员的刘妮玲、王正华、陈曼玲、李盈慧，撰写了《黄埔军官学校校史简编》。该书虽名为“简编”，但是内容翔实，且依学术体例，引用资料均注明出处，对于参阅者十分方便，其第三章“迁校成都与抗战建国”与第四章“普设分校与传播革命精神”，对抗战时期陆军军事教育发展叙述十分清楚，特别是关于各个分校及特训班、代训兵科的记述。
有了上述经验，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防部史编局”筹划编纂系统的“国民革命建军史”，延聘历史学者共同参与，其中部分撰稿者参与过前两次论文集的撰写工作。该史著本着“搜集欲博，考证欲精;职事欲分，义例欲一;秉笔欲直，持论欲平;岁月欲宽，卷帙欲简”之原则，就台湾及外地现有史料尽量广征博引，期使内容信而有征，阐述国军建军历程，供后世参证。由于国民革命建军历程经纬万端，资料浩繁，而且牵涉范围极为广泛，该书乃以“先分期，再分类”之编纂方式，将内容区分为“建校建军与东征北伐”“安内与攘外”“八年全面抗战与‘戡乱’”“复兴基地整军备战”四部，并各按历史背景、国防思想、建军政策、军事体制、教育训练、武器装备、国防建设、战役评述暨与各国军事关系等，分“建军”“备战”“用兵”“与各国军事关系”各篇予以缕述。
《国民革命建军史》第二、三部的部分内容，即抗战军事史，由学者刘维开、王正华、林桶法、杨维真等执笔。该书之审查委员亦多学界人士，如中研院近史所的吕实强、陈存恭，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的王寿南、蒋永敬等。学界的投入，使该书内容呈现史家之功夫，为以往军方编纂的抗战史注入史家的技艺，论述上超越了军方战史史料堆砌，而研究则偏重战略分析的方法，广为运用史料，专题论析战史。从另一角度来看，此著作的编写，或也为参与学者提供了日后继续进行抗战军事史研究之基础。
3.中华军史学会为主的交流
军方邀请学人撰写抗战军事史终究为专案性质，并非军方与学界持续性的交流，双方因此有共组研究组织的想法。在1993年9月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刘凤翰提出筹组“中华民国军事史研究组织”的构想，希望统合各界军事史之研究与推广活动，当即获得与会专家的赞同。“国防部史编局”基于职责，在宋长志(“总统府”战略顾问)、秦孝仪(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纬国(“总统府”资政)、瞿韶华(“国史馆”馆长)、李云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三井(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支持与指导之下，获台湾相关学术机构团体的襄赞支持，于1994年5月召开筹备协调会议，正式展开“中华军史学会”(简称“军史学会”)的筹备工作。
军史学会筹备之际，注意到军方另有一军史研究组织，即前文提到之战史协会。两会立会宗旨相当一致，而且会员可能有高度的重复性。为精简人事与行政的事务与支出，并更有效整合军史研究的人力资源，军史学会与战史协会决定合并为一，仍称“中华军史学会”，随即依法登记为人民团体，组织筹备委员会，研拟组织章程草案、审定会员名册、确定成立大会日期地点等事宜。筹备委员会基于学术自由的立场，广开学会大门，在报端登载启事，公开欢迎台湾对军事史学有研究兴趣的个人或团体申请加入成为会员，所招募对象不限于军方人士，而扩及整个史学界。
1995年1月，中华军史学会正式成立，首任理事长为宋长志，副理事长秦孝仪，秘书长傅应川(“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局长)，另推蒋纬国为荣誉理事长，随即积极推展会务。后来的理事长多为退役的高级将领，副理事长有两名，军方、民间各出任其一，学界张玉法、吕芳上、张瑞德、刘维开皆曾出任副理事长。现今，学会运作受“国防部”的支持，会址设于“国防部政务办公室史政编译处”，由学会每年编列预算，并支付租金与行政人员津贴给军方。会务方面，军史学会每年设定主题，召开军事史学术研讨会，公开邀稿，发表人军方、学界各半，成为军方与学界交流的稳定平台。会后出版《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累积不少传统抗战军事史研究成果，迄2019年已出版24期。
中华军史学会而外，“国防部史编局”于1994年开始出版结合军事理论与史学研究的刊物《军事史评论》(年刊)，至2019年已出版26期，刊登军方与民间的军事史研究论文，其中抗战军事研究为主要内容。而在更早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史编局”曾与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共同出版《现代中国军事史评论》，也是军方与学术界在军事史研究方面的合作。
4.军人转学人的优势
军方资料的流通与开放、学人参与撰写军中战史，及中华军史学会等平台的建立，促进了军方与学界的交流;另有一个因素，使台湾学人相对易于进行军事史研究，即义务兵役制度。
一般而言，史家的出身背景，影响其研究兴趣与思考方向。因此，军人转学人对其未来研究难免有所影响。如撰写民国军事史代表性著作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1924—1949)的刘馥，抗战期间曾任职参谋本部，也担任过实地作战职务，退役后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以军职经验为基础，于1956年出版该书。刘凤翰亦然，其早年投身军旅，历任连长、营长等职，有实际作战经验。这些经历或使他们易于观察战时军队运作细节之处。
台湾过去有义务兵役制度，诸多跨足军事史的学者，早年曾于军中服役，担任义务役军官、士官或士兵。“国防部史编局”曾借此制度，吸纳不少学历史的役男。这些人于服役期间接触史政业务、熟悉军事史料，多少吸收了军方累积多年的抗战军事史编纂与研究方法。就算没有被分配到该局工作，而是进入野战部队，也有利于他们了解军队组织运作，可说是在国军进行“田野调查”，对其日后研究军事史或有帮助。如学者张瑞德，原本治交通史研究，在中研院近史所升至副研究员后，留职停薪服义务兵役，被分配到“史编局”服务，引发了研究军事史的兴趣，退伍之后便转向军事史研究。又如苏圣雄担任义务役军官，于野战部队担任幕僚，服役期间曾参加“国防部”史政学术论文竞赛获奖。
(三)学界抗战史研究之现况
经过与军方进行图书、档案及编纂、研究方法的交流，台湾学界的抗战军事史研究可说是承接军方早年的成果，从刘凤翰的开拓至今，约已积累40年。从“尚在起步阶段”“仍难令人满意”“风气虽已渐开，研究成果却还是不够丰硕”，到现今研究主题、范围与方法已经比较丰富。2015年“国史馆”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第2编主题专为军事作战，汇聚了部分台湾学界阶段性的成果。综合分析，截至目前台湾抗战军事史研究的重点与特色，概有下列五点。
第一，延续军方的取向或与之商榷。学界部分研究，系延续军方过去关注的议题，肯定战时国军的作为，不过其写作方法，不再是军方制式，而是利用史学叙事方法呈现。如台湾史学界前辈黎东方，将抗战22场会战深入浅出，以史话形式铺陈出来。长期关注民国西南省份政治军事史的杨维真，探讨抗战中的滇西战场，利用较新史料，简明呈现整个滇西作战的过程，其他如武汉会战、桂南会战经过，也都有研究。现任职于空军航空技术学院的金智，是少数历史学博士任职于军校者，他以史学方法研究空军、海军的发展，出版专书与专题论文数篇，这些呈现作战经过、肯定国军表现的叙述性研究，与过去军方研究较为相近。又如，林桶法对蒋介石等相关史料十分熟悉，探讨蒋于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的决策与指挥权等问题。杨善尧撰《抗战时期的中国军医》充实了军方后勤史中关于军医的面向。这些研究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军方关注议题的延续。
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素为民国史研究重镇，该校人文中心整合台湾民国史研究者的研究力量，推动中国远征军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计划，搜集整理档案资料，召开工作坊、研读班、学术研讨会等，其研究范围广及远征军与驻印军、国际关系、记忆图像、情报传递等，军事亦为研究重点。虽然研究成果尚未出版，而由其研讨会讨论内容可见，不少为军方探讨议题的延伸。
有延续，自然也有商榷。李君山《为政略殉：论抗战初期京沪地区作战》一书，探讨军方相当重视的淞沪会战与南京保卫战，就蒋介石的战略与战事过程、兵力调度做了细致梳理，对军方的“轴线移转说”进行有力商榷。台湾中共党史研究权威陈永发，跨足抗战军事史，撰有《关键的一年——蒋中正与豫湘桂大溃败》一文，长篇论述蒋介石在豫湘桂之役的作为，其论点与军方完全相反，严厉地批评蒋的判断、战略、指挥、用人等。刘熙明研究军方不肯定、战后研究素不注意的伪军，长篇描绘伪军在强权竞逐下的角色。另有苏圣雄《蒋中正对淞沪会战之战略再探》一文，运用新史料，对军方的“轴线移转说”进行探讨，结论是移转日军战争轴线的战略，国军于战前曾有讨论，但开战后并未执行。
第二，军事情报史的开发。军事情报史理应为军事史的重要一环，然而或受限于史料机密、情报另有系统，军方始终未予以完善编纂，各大部头的战史著作，对此皆交代甚寡。至于民间学者，虽曾利用回忆资料撰写文章，却未能利用一手史料，终究有所不足。较早利用档案研究并有具体成果者为张霈芝，他任职“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有地利之便，得接触大量一手档案史料，完成《戴笠与抗战》一书，呈现戴笠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抗战期间的军事情报工作。该书利用大量内部报告，具史料公布之价值。在他之后，由于一般难以运用到军事情报档案，研究者甚少。
2010年，“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向“国史馆”提议合作研究与出版军事情报史。经过洽商，“国史馆”将该局部分史料整理、编目并数字化，是为《戴笠史料》《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档案》两个全宗，并依重要议题挑选史料，出版《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2012年，复以此为契机，邀集学者运用这批新史料进行研究，召开学术研讨会，会后集结各篇论文，出版《不可忽视的战场：抗战时期的军统局》，包括王良卿《情报领袖与派系政治》、杨维真《1938年长沙大火事件的调查与检讨》、吴淑凤《军统局对美国战略局的认识与合作开展》、罗久蓉《从军统局到保密局》等文。
“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档案除移送“国史馆”数字化外，另有部分档案转移至“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是为《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全宗，这批档案对于抗战时期军统与中美合作所的相关研究，有相当价值，已有研究者据此撰写论文。
经过对一手史料的开发，研究者对相关议题的研究继续深化，出现新的研究成果，其间并有其他研究者的投入，军事情报史可说是台湾抗战军事史研究近年来较有发展的领域。
第三，广义政治史下的军事史研究。民国建立以来，战乱不断，各级领导人常为军人，主导政局发展，因此从治政治史延伸至军事史，十分正常，也有必要。这样的军事史研究，对于战术、军事科技尤其是作战细节，不是那么重视，而更多着重政治活动、权力关系，或是军事高层的作为，也就是从这些高层来看战史。尤其，蒋介石身为最高统帅，同时为政府领导人，研究他在战争中的动态，广义而言，属政治史也可说是军事史。
这方面的研究，举要如长期治民国政治史研究的蒋永敬，对于蒋介石的全程抗战战略进行论说，并且利用军政高层徐永昌、王世杰的日记，考察战事发展。中国国民党党史专家李云汉，探讨卢沟桥事变始末，述及军事指挥官的活动与部队调动，又或者探讨战时党政军关系等。治外交史知名的张力，研究蒋介石与海军的建立及发展，分析海军派系整合问题。长期投入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黄自进，以日本视野解释蒋介石的生涯，其著作亦提到蒋面对中日战争的军事战略变迁。此外，曾撰述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的王正华，后来转向研究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也可说是广义政治史下的军事史研究。
第四，跨足“新军事史”的范畴：战争与社会。一般而言，西方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新军事史”(New Military History)研究，也就是不同于过去探讨战争过程、军事高层人员、战略、战术、武器及后勤的“旧军事史”(本文称“传统军事史”)，转向研究军事与社会的互动、军民关系、战争对个别士兵的影响、军事组织的内部动力等。广义而言，传统军事史以外的军事史，便是所谓新军事史。
这样关注战争与社会的研究，在台湾学界也有一些进展。如翟志成研究中共平型关大捷集体记忆的建构，呈现军事与社会互动的“宣传”与“记忆”的面向。巫仁恕研究战争与疾病的关系，分析战争如何促使疾病流行，对战场与人民的影响为何。汪正晟研究国民政府的征兵动员，深入分析与征兵制相关的基层组织、保甲、保安制度、国民兵团，呈现国民政府征兵建国的策略，同时检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局限。这些研究取向，探讨战争与社会的关系，可说是新军事史的范畴。此外，过去研究毒气，不少是从战场上或从其危害性来谈，这是纯军事的范畴。专长近代医疗史的皮国立，探讨战时军事作战用的毒气知识，如何传播到民间，民间又是如何认识与应对，陈述毒气被当成一种全球化科技知识流传到民间，补充并扩展了过去的研究，也可说是所谓新军事史研究。
第五，军事制度史的积累与创新。台湾学界另一项近年较有发展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新军事史研究的一环，即“动态的军事制度史”。过去若谈军事制度史，往往重视表面上的法令条文、组织架构，忽略了军事组织的实际运作。台湾学界一直对民国制度史有研究基础，也向抗战军事制度延伸，考察战时制度的实际运作。刘维开是其中翘楚，研究战时党政军统一指挥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防会议等。
军事制度史研究中，最具代表性者为中研院近史所的张瑞德，其早年治社会经济史、交通史，后转向军事史，在近史所主持战争与社会研究群，致力于新军事史研究的推动。其代表作《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对国军整体人事制度作了完整分析，跳脱传统军事史及军中战史，为台湾学界的军事史研究立下新的范式。该书出版后，其继续延伸研究，发表论文数篇，集结为《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一书，受到抗战军事史研究者高度重视。军队人事之外，侍从室是其另一个研究重点。全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这个机构，是军事制度的一环，由于该机构近身最高统帅，也可以说是军事组织中最重要的一个。张瑞德全面探讨侍从室的组织历史、人事、情报、党政、军事、外交、宣传、手令等诸多面向，集结为《无声的要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该书一出版便引起学界高度重视，获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具指标性意义的“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
在前辈学者刘维开、张瑞德开拓的基础上，另有苏圣雄撰《战争中的军事委员会：蒋中正的参谋组织与中日徐州会战》。该书修正了传统军事史只谈军事作战过程、重视指挥官的研究取向，凸显高层参谋人员的角色与运作实态，结论指出军事委员会在抗战中辅助最高统帅的指挥统御，并统一军事权力、统合国家资源，为中国抗战能撑到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四、代结论——抗战军事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在台湾学术界，军事史一向是抗战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一环，其开展时间较晚，相对而言，军方发展较早。军中战史的发展，其性质与今日历史学研究很不相同。历史学界目标在还原历史事实与深化历史解释，军中战史则有很高的宣传、教育等现实目的，其取向初期可说是重编纂，尔后随着军事学术的发展，开启战史研究，并成为军方套用、检证战略理论的一环。
在军方之后，随着史料的开放、学术社群的成长，学界的抗战军事史研究有进一步发展。初期较有成果的学者为刘凤翰，尔后各领域的学者，纷从自己的专长跨足军事史。这一过程与军方有一定渊源或关系，总体上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重点或延续军方的取向或与之商榷。此外，军事情报史的开发、广义政治史下的军事史研究、战争与社会、军事制度史等方面，在未来皆可继续深入研究。台湾博士硕士研究生在这几个层面，已有一些成果，如延续军方的研究方面，刘芳瑜关于抗战时期中国气象的论文，所述不仅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重要发展，同时也是抗战军事史研究中的新课题;军事情报史方面，范育诚以“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档案为基础对军统局的研究，超越了以往只能根据回忆录研究的局限。
本文特别强调与军方进行对话的研究取向。事实上，一般学者难以接受的军方修史体例与撰述方式，其实正与军方内部报告撰述方法相同。学界批评军中战史铺陈一些图表及统计数字，对胜败得失重其所轻，轻其所重，无法还原真相，其实这恰与军方报告写作相类似。通读军方编纂的战史，可对战时军队的史料有更深的掌握，若又能进一步深入军方研究范式，则对军方的思考逻辑，当可有更深的认识。
进一步言之，从史学研究角度读军方的编纂研究成果，很容易注意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如“轴线移转说”的学术争论、指挥权的问题等。其他如对军事制度、教育、机构的研究，军事战术的探讨，兵器等物质因素在战场的作用，后勤组织的运用实态，将领的军事思想，国共军队的比较，乃至于历次作战经过，这些传统军事史的研究课题，在学界仍有大片空白需要填补。尤其是对作战过程的探讨，学界最不重视，以致受抗战宣传影响的通俗史学充斥其间，形成国军屡获“大捷”却不断失地的情形。这些或可借史学界的投入，慢慢矫正战争宣传的庞大后遗症。
延续军方议题之余，文人研究者或有必要对军事本身有更深的认识。如果对两军作战实况无法想象，或是对战争的工具——军械等物质层面没有认识，那么研究可能难期深入。因此，治传统军事史的史家或能自诩为“知兵文人”，在治传统军事史或与军方对话之余，不断涉猎纯军事书籍，加深军事素养，使传统军事史专得更专。
传统军事史而外，新军事史或是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虽说新军事史这一概念仍有争议。一般在历史学界，做传统军事史研究的学者属小众，在学术市场上也没有必要太多。台湾史学界更是如此，民国史学者整体规模已大幅减少。因此发展所谓新军事史，扩大军事史的范畴，应能吸纳不同领域的民国史学者壮大抗战军事史研究队伍。一般政治史学者跨足军事史是一例，其他如历史人类学者、经济史学者、社会史学者，若依本来的研究兴趣，跨界到军事史方面，势可丰富相关研究，如过去做得较少的军人心态史、军事相关文化史，乃至于将抗战军事史做成全球史，让军事史广得更广。即如学者张力所言：“军事史本身，或是能结合其他史学领域开创广义的军事史，应有可以发挥的空间。”
特别可以注意参考西方军事史的研究动态，这虽与抗战军事史不见得直接关联，但其研究方法或值得参阅。西方传统军事史研究的发展，时间较早、积累很深，其新军事史研究的发展也已数十年，有不少富启发性的研究成果。美国的军事史学会(Society for Military History)发行《军事历史杂志》(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出版了许多军事史论文，对研究军事史有贡献的学者颁发奖项(Samuel Eliot Morison Prize)，同时对英文书写的军事史杰出著作颁奖(Distinguished Book Awards)。以该学会最新期刊论文、得奖学者、得奖专书为线索，并参考英文学界传统或新军事史议题、研究方法或叙事手法，对抗战军事史研究，当能有所启发。
因此，抗战军事史研究的发展，或可在新军事史壮大之余，不偏废传统军事史研究，广得更广、专得更专，抗战军事史研究丰富可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8-29 15: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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