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二壮 | 助纣为虐：日本商业会议所在中国东北的活动评析
2022-08-31 10:42:15  来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年第2期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摘要】 日俄战争后，由日本工商业者组成的商业会议所陆续在中国东北各地设立。这些商业会议所名义上作为民间经济组织，但具有强烈依存日本政府的特性。在日本政府的资助和指导下，日本商业会议所利用民间经济组织的身份，不断扩大日本在东北的经济势力，为日本侵占东北服务。随着日本对东北侵略的加深，日本商业会议所不断将经济问题政治化，鼓动日本政府对东北采取强硬手段。尤其在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商业会议所主动加入为关东军侵略东北服务的行列，彻底成为日本侵华的帮凶。分析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活动及其与日本政府的关系，有助于揭示近代日本在华民间经济团体为日本侵略扩张服务的实质，能够为认识近代日本全方位、多领域的侵华准备，理解日本民间经济组织与日本工商业者如何参与侵华战争等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 中国东北 日本商业会议所 九一八事变 关东军

　　日本传统商业会议所由工商业者自发组成，是以表达工商业者要求、维护成员共同利益为目的而设立的民间经济组织，其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欧洲的行会制度。日本国内的商业会议所设立于明治维新后，后改称商工会议所。在日本政府指导和资助下，近代中国东北的奉天(今沈阳)率先设立商业会议所，之后商业会议所逐渐深入到东北各地。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是以维护日本工商业者利益为宗旨的经济组织，同时是日本侵华与资本扩张的产物，对于协助日本政府在东北的经济扩张，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商权，加强日本殖民统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2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商业会议所不断将中日间经济问题政治化，鼓动日本政府对东北采取强硬手段。尤其在九一八事变期间，以日本商业会议所为代表的民间经济组织，主动投入到为关东军侵略东北服务的行列中，彻底沦为日本侵华的帮凶。

　　日本商业会议所持续受到中日学界的关注。日本学界对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动向进行了考察，重点在于日本商业会议所的经济活动。国内学界对在华日本商业会议所的经济统制有所探讨，但对于日本商业会议所与日本政府的关系、作为民间经济组织如何推动和参与日本侵华等问题的研究尚显薄弱。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月报》《事务报告》等资料，以及日本方面的档案史料，着重分析1907年至1937年间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流变、主要活动等，尤其对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态度、战争中的表现等进行考察，以厘清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性质。

　　一、日本商业会议所在东北的设立与流变

　　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流变与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扩张紧密相连，日本在东北的历次侵略扩张行动，都是日本商业会议所发展的重要“契机”。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在南满的特权，将势力伸入东北。随着日本不断扩大对东北的资本输出及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者大量增加，为了确保日本经济势力在东北持续扩张，在日本政府的授意和扶持下，奉天、安东(今丹东)两地的日本工商业者仿照日本国内商业会议所的建制，率先设立商业会议所，商业会议所迅速成为管理和经营当地日本工商业的重要经济组织。1915年，因列强疲于战争，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由于中国政府对日本妥协退让，使得日本获得了在东北持续扩张的“良机”。伴随着日本在东北侵略的加深，日本政府决定对商业会议所所进行改组，扩大其势力，为其提供补助金，强化对商业会议所的领导，并增设大连、营口、长春、哈尔滨、铁岭等地的商业会议所。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次年，伪满洲国成立，在所谓“日满共荣共存”的旗帜下，日本政府为进一步对东北进行经济侵略，急需在东北更广泛的区域建立统制工商业者的组织。在此背景下，吉林、齐齐哈尔、鞍山、锦州、海拉尔、图们、牡丹江、佳木斯等地日本商业会议所相继设立。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已达15个，遍布东北各地。商业会议所也被视为日本在东北侵略扩张的“里程标”。

　　在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中，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最早、规模较大，也最具影响力，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06年12月，在日本政府授意下，正金银行杉原泰雄、三井物产会社远藤藤次郎及三谷末次郎三人作为发起人，制定《奉天商业会议所规则》，规定了商业会议所的权限等：商业会议所的宗旨在于增进日本工商业者利益、谋求工商业发展;商业会议所依行政机关的命令或工商业者的委托就工商业问题展开调查，向行政机关提出建议并接受其指令和咨询，对相关工商业纠纷进行斡旋、仲裁等;商业会议所会员须为总领事馆辖区内缴纳一定税金的日本人;商业会议所的领导层为包括正副会长在内的15名议员;商业会议所的经费主要由议员承担。从《奉天商业会议所规则》看，商业会议所的功能主要包括推动工商业发展、开展情报调查及为日本政府提供建议等，并明确了日本政府对商业会议所的全面指导和监督。此外，商业会议所领导层的选任、解任需向日本总领事馆报告，其解散也须经总领事馆批准等。由此可以看出，商业会议所设立伊始，日本总领事馆便为事实上的“指导”机关。

　　由于设立之初的奉天、安东日本商业会议所时常出现经费不足的问题，导致其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并且设立之初的成员，仅包括日本总领事馆辖区内的日本工商业者，大量“满铁”附属地的日本工商业者未能加入商业会议所，导致商业会议所的存在价值遭到质疑。一次大战后，日本获得在东北持续扩张的良机。随着日本在东北政治经济势力不断扩张，需要强力的经济组织加以配合。因此，日本政府决定为东北的日本商业会议所提供补助金，并对其进行改组，扩大其势力，强化对其“指导”。改组后的日本商业会议所主要有以下变化。

　　第一，入会范围扩张至“满铁”附属地，其规模和影响都有所扩大。商业会议所网罗了有实力的日本工商业者，作为地区内日本经济的中枢，成为真正有实力代表日本工商业者利益、联系日本政府与工商业者的重要经济组织。改组后的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置了完备的机构负责具体事务，其中包括商工部、产业部、交通部、金融部、调查部等，以配合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扩张。

　　第二，从1917年开始，日本商业会议所每年都从日本政府获得大量补助金，并规定日本总领事对其决策具有强制力。从1917年起，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从日本政府领取了大量补助金，这些资金来自关东厅与“满铁”，且补助金不断增加，1917年的补助金为4000日圆，到1928年达到18000日圆。大量补助金解决了商业会议所经费不足的问题，为商业会议所充分发挥情报调查、配合政府推行政策等作用提供了保证。日本政府通过为商业会议所提供补助金的方式，加强了对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监督和“指导”。商业会议所在领取补助金的同时，需要遵守《补助金命令书》的规定，即定期向日本总领事提交经费收支报告;定期向日本总领事提交调查结果;商业会议所的事务决策需遵照日本总领事的指示命令等。

　　第三，改组后，大量“政商”进入商业会议所的领导层。以1919年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议员构成为例，不同行业的工商业者被选为议员，其中中小工商业者议员人数较少，而小西春雄、中村准辅、向野坚一、石田武亥、西尾一五郎、向野坚一、庵谷忱等日本大企业奉天分社的社长被选为商业会议所的会长或议员，他们作为“政商”在议员会中居于领导地位，与日本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石田武亥日俄战争后在奉天日本军政署担任要职，1913年成为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行政委员。向野坚一从商前曾长期为日军谍报人员，与日本军政界关系密切，在东北经济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大量“政商”进入商业会议所的领导层，强化了日本政府对商业会议所的“指导”，保证了商业会议所在运营及决策过程中与日本政府的政策步调一致。

　　从1926年起，日本总领事还任命若干特别议员作为商业会议所的顾问，参与重要决策等事务，而商业会议所的特别议员全部由日本官员、“满铁”职员、日本大企业分社长担任。这充分保证了日本政府对商业会议所的监督，有利于其贯彻和推行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

　　由上可以看出，一、商业会议所名义上为民间经济组织，但具有强烈依存政府的特性，商业会议所的决策和活动受日本政府的监督和“指导”，日本总领事馆为商业会议所事实上的“指导”机关;二、商业会议所通过改组扩大了规模和影响，作为连接日本政府与工商业者的重要组织，其有实力配合日本在东北的经济侵略和扩张;三、日本政府每年为商业会议所提供大量补助金，强化了对商业会议所的控制。商业会议所的领导层被大企业商人、“政商”议员把持，作为商业会议所顾问的特别议员皆为日本政府人员，从而保障了商业会议所的决策和行动与日本的侵略政策一致。

　　二、日本商业会议所与日本的经济侵略

　　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作为接受日本政府资助的经济组织，其重要任务是配合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与扩张，并通过向日本政府建言、展开经济调查、对日本工商业者进行救济等多种方式，推动日本商界在东北的经济扩张，确保日本在东北的强势地位，在日本对东北经济侵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商业会议所作为连接日本政府和工商业者的纽带，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建议和咨询，这对日本政府制定工商业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1907年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伊始，便建议日本政府降低大连海关关税、增加免税品名单、设置免税区等，以提高日本商品在东北市场的优势地位。一次大战后，随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东北市场上出现部分中国商品取代日本商品的现象，尤其是中国的棉纱棉布。为了扩大日本棉纱棉布的销量，打压中国产品，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向日本政府建议设立商品陈列馆、保税仓库，通过开办商品展览会和降低关税等方式，使日本商品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再如1929年4月，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向日本政府请愿，反对废除关税减免制度，其理由为关税减免制度一旦废止，将导致中国棉纱棉布在竞争中取得优势，日本商人利益将受损。在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的策划和推动下，商品陈列馆、保税仓库陆续在东北各地设立，而日本政府也将大连港设为日本商品重要的免税区。

　　日本商业会议所通过详细的调查，掌握了外国资本在东北的经营情况，竭力遏制外国资本在东北的扩张，试图将东北变成日本独占的市场。东北资源丰富、市场广阔，一直是列强竞逐的对象。商业会议所对东北的外国资本十分敌视，竭力遏制外国资本在东北的扩张。1927年，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向日本政府建议设立国际商品陈列馆，以应对外国商界的扩张和扩大日本商权。1929年，为遏制瑞典火柴在东北扩张，日本商人与中国商人联合将瑞典火柴逐出东北市场。九一八事变前，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向日本政府建议设置产业调查机关，以对抗外国商界在东北的扩张。

　　此外，商业会议所还向日本政府建议设立各种金融机构，扩大日本在东北的投资。1909年7月，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在南满实业联合大会上提议，建立受日本政府保护的日本银行，扩大日本对东北的投资;1912年，又向日本政府建议在东北各地增设朝鲜银行分行，促进“满鲜经济紧密化”。1919年，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向日本政府建议，在奉天设置交易所，增加股票证券的流通;同年又建议设立奉天钱钞信托公司、满洲农工银行，增发债券，为日本工商业者提供长期贷款等。在商业会议所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在大连、奉天、长春、哈尔滨、安东等地设立交易所、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积极扩张日本在东北的金融势力。这些金融机构为日本独占东北市场提供了大量资助。到九一八事变前，外国资本对东北的总投资额为24.2亿日圆，其中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达到17.8亿日圆，占各国对东北投资总额的72%，显然，日本在东北的投资已处于垄断地位。

　　其次，日本商业会议所是日本政府在东北搜集经济情报的重要帮手。受日本政府“指导”、委托，商业会议所每年均进行大量调查，并编纂了众多第一手经济情报资料。其调查资料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商业会议所公开发行的杂志报纸类资料。《月报》《经济统计年报》(内容包括当地的商工、金融、物价、矿产、土地、人口等各种方面的经济数据统计)是其编纂的调查资料，而不定期刊物种类繁多，不尽相同;二是以资源调查、各种经济统计数据为主的内部资料，其装帧简易，封面上多注明“秘”“极秘”。日本商业会议所将这些第一手调查资料无偿提供给日本工商业者使用，为日本工商业者及企业提供经济信息，使日本商界在“商战”中获得有利的地位。日本商业会议所还将调查资料直接报告给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直接或间接地为日本政府制定经济扩张和侵略政策提供强力的情报资料支持。

　　商业会议所的调查活动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紧密相连，以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调查为例，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将调查范围由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和军事方面，尤其对奉天当局(张作霖政权)的经济计划、税收政策、反日运动、军事动向等集中进行调查。如从1928年开始，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对奉天当局增设兵工厂等计划进行监视和调查，包括兵工厂增设及生产状况、制造武器的类型、员工薪资情况、商会与军队的联系等。1931年7月，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向“满铁”密报关于辽宁兵工厂经北宁铁路向关内运输1.3万支步枪、500万发子弹的情报。商业会议所的调查对于日本政府掌握中国方面的军事部署具有重要的价值。

　　商业会议所作为日本政府搜集经济情报的重要机构，以民间经济组织的“外衣”进行大量调查，并编纂了众多经济情报资料。这些调查资料不仅为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者提供市场信息，以达到准确把握市场动向、制定正确规划的作用，还通过各种渠道传回日本国内，为日本制定经济扩张计划、制定侵华政策提供了情报支持。

　　最后，当日本工商业者经营面临困境时，对其进行救济，维护地区的经济稳定，也是商业会议所的重要功能。如一次大战后，日本在东北各地建立交易所与金融机构，进行大规模投资，致使金融行业出现严重的投机现象。1920年3月，日本国内股票大跌并迅速波及东北，导致东北的日本企业大量破产，日本工商业者出现严重困难。为了维持日本工商业稳定，保证对工商业者的控制，奉天、大连日本商业会议所迅速向日本领事馆及“满铁”陈情请愿，希望“满铁”能够加大社员对日本商品的购买，扩大日本工商业者的销售市场，并希望降低日本工商业者利用“满铁”的运输费用。此后，大连日本商业会议所联合奉天、营口等商业会议所向朝鲜银行、正金银行、东洋拓殖银行请愿，希望能够降低日本工商业者的贷款利率，并提供低利息贷款。从1921年起，大连、奉天、安东等地日本商业会议所委派代表回日本，向国内经济组织请愿，希望日本各经济组织及金融机构为东北的日本工商业者提供救济贷款，并延长还款期限。在商业会议所的不断活动下，日本政府指示朝鲜银行、正金银行、东洋拓殖银行对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者展开救济，使东北日本工商业者的经营逐渐转好。商业会议所对日本工商业者的救济，维护了东北地区日本经济稳定的同时，也增强了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者对日本政府的依存性。

　　日俄战争后，尤其是一次大战后，日本在东北的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到1926年，在东北的日本企业增至797家，其中工商企业增长最为迅速，1916年工商企业为63家，到1921年增至495家，日本工商企业的资本总额由不足1000万日圆增至1亿日圆。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与商业会议所的推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以民间经济组织为外衣，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通过向日本政府建议建言、提供经济情报、维护地区经济稳定等方式，推动了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确保了日本在东北的经济统治地位。

　　三、日本商业会议所对九一八事变的推动及参与

　　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国内经济危机频发，导致日本政治、社会矛盾加剧，军国主义势力盛行。为了摆脱困局，日本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强硬的对“满蒙”政策，即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分离，努力扩大日本在中国的权益。此后，以奉天日本总领事为首的日本当局以极其强硬的态度同张作霖政权展开交涉。受日本政府对华强硬政策的影响，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活动开始由配合日本对东北的经济侵略，扩大至主动参与日本在东北的政治、经济及军事侵略扩张之中，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积极向军国主义靠拢，为关东军最终侵占东北推波助澜。

　　1926年开始，围绕“奉天票”问题、奉天当局增加赋税、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中日关系不断恶化。在此过程中，日本商业会议所不断向日本首相、外务大臣、日本总领事、关东厅长官等政要陈情请愿，报告日本商民及“满蒙特殊权益”受到不公待遇，批评奉天当局无所作为。日本商业会议所试图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希望日本政府以政治、外交手段解决日本商人的经济问题，鼓动日本政府对奉天当局采取强硬措施，甚至发动战争以解决日本工商业者的经营困境。如1927年3月，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向日本首相、外务大臣、日本总领事、关东厅长官等政要递交请愿书，申诉日本商民及“满蒙”利益受到的危害，批评奉天当局放任不管，建议日本政府下令“满铁”停止为奉系军阀提供军事输送服务等强硬手段，试图迫使张作霖屈服。1931年1月，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以保护日本工商业者的利益，维护东北经济秩序的名义，请求日本政府增兵东北。

　　除向日本政府请愿外，日本商业会议所利用民间经济组织的身份，在《月报》《经济时报》等机关刊物上公开批评奉天当局的政策，煽动日本商民对中国的敌视情绪，为日本最终出兵东北制造舆论。1928年1月，时任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会长的庵谷忱发表文章，公开呼吁东北地区日本商民联合起来，积极配合日本政府，敦促奉天当局早日反省，彻底扫除无视条约的“非法行为”。仅1929年1月至8月，在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调查科主办的《奉天经济旬报》等刊物上发布的有关中方抵制日货的相关报道达130余篇。从工厂墙壁的“勿忘国耻”标语，到日本商品缴税、中国海关对日本商品进行检查等，皆被视为中国方面打压日本商民，蓄意“反日”的证据。日本商业会议所的相关报道存在许多不实的推测，但其激烈的言辞在日本商民中广泛传播，极大地激起了日本商民对中国官民的敌视情绪。

　　从1930年开始，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接连在《奉天商工月报》发表对时事的主张，集中对奉天当局的“非法行为”、日本商民遭受不公待遇进行批评，有意引导日本商民与中国官方对抗。如1931年3月，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在《奉天商工月报》发表文章，指责日本商品在利用中国铁路运输时受到不公正待遇，谴责中国方面有意保护本国工业，刻意打压日本商品，无视国际信义，践踏既定条约，使日本商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再如1931年7月，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表示，中国方面对日本商人增加征税，严重损害了日本权益，已令日本商民忍无可忍。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呼吁日本商民不要对征税问题袖手旁观，应主动与中国官兵进行对抗。同年9月，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在《奉天商工月报》发表《日支国交上的重大问题》一文，“控诉”中方“非法修建‘满铁’平行线”“强制向日本商人征税”“煽动抵制日货运动”等严重妨碍了日本商民的基本生活与正常贸易，认为中日关系紧张以及中方反日情绪高涨，完全是由国民政府长期的反日教育造成的。这些主张在东北日本商民中传播，并作为第一线的情报资料传回日本。在商业会议所的宣传鼓动下，中日矛盾不断激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尽管事发突然，但商业会议所将九一八事变视为扭转日本在东北不利局面，获得持续性扩张的重大“契机”。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迅速投入为关东军侵略东北服务的队伍中，主动承担关东军的宣传及后援工作。

　　1931年9月28日，大连、奉天等地日本商业会议所向关东军递交《建议书》，表达对关东军的支持及对时局的建议。《建议书》颠倒黑白地宣称，事变因“凶暴的中国官兵炸毁南满铁路，袭击我国驻屯官兵”而起，对关东军“英勇”自卫发动事变表示感谢，建议关东军在东北迅速建立新政权，并借此机会彻底扭转日本在东北的不利局面。10月10日，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在《奉天商工月报》发表文章，再次对九一八事变表明看法，谴责中国方面蓄谋已久制造事变却不思反省，呼吁日本商民团结一致处理今后中国发起的反日运动。商业会议所除了发表声明，明确表示支持关东军的侵略行为外，九一八事变期间，还配合关东军的侵略行动。

　　第一，协助关东军维护统治秩序，为关东军提供军事驻地，联合东北各地商民感谢慰问关东军，主动承担军事后援任务。九一八事变爆发两天后，关东军全面占领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议员加入关东军的军事管理，协助关东军维护统治秩序。9月20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发布奉天市政布告，组建“奉天市政公署”，对奉天进行军事管理。“奉天市长”由关东军参谋兼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担任，其他多位“市政官员”由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议员担任。其中富村顺一任“市政公署秘书”，庵谷忱任“总务科长”，吉川康任“工务科长”兼“技术、事务科长”，守田福松任“卫生科长”。此外，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前会长石田武亥因九一八事变期间配合日军侵略功绩显著，被日本政府授予勋章。为了给关东军提供指挥所和军队宿舍等，9月22日，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将主管的奉天公会堂直接提供给关东军使用，关东军将其改造成混成第39旅团司令部及宿舍。奉天公会堂也成为九一八事变期间关东军的重要指挥部。此后，大连、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联合东北各地日本商业会议所拜访关东军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宪兵队、独立守备队等，代表日本商民向关东军表示感谢和慰问，并为关东军募集了慰问袋。

　　第二，进行战争鼓动与宣传。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日本国内许多民众对东北的情况并不了解。1931年9月29日，大连日本商业会议所联合奉天、长春、安东日本商业会议所，迅速派员回国进行为期两个月的“上京”活动，通过拜访军政商界要员和各大经济组织，为关东军的侵略行径游说。在此期间，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会长藤田九一郎，在全日本商业会议所大会上发表“全国商业会议所代表呼吁政府对中国强硬”的演讲，历数中国政府的“暴行”，谴责中国的反日言行及“战争挑衅”行为，呼吁日本政府用强硬的战争手段彻底解决中国的“非法行为”。9月30日至10月2日，藤田九一郎在《中外商业新报》连续发表文章，言辞激烈地历数中国的“暴行”，指责事变完全由中方蓄谋发动，嘲讽中国政府寄希望于国联调停以解决冲突的做法，认为日本举国迫于无奈而正当防卫，期望日本政府能“彻底保障日本在满洲将来之权益”，并建议日本政府借此机遇彻底占领东北，呼吁日本社会各界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行动。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宣传完全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真相，蒙骗了许多不了解真相的日本民众，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国内狂热的军国主义狂潮。

　　第三，美化关东军的侵略行径，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1931年末，日军大举侵占东北时，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开始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并试图争取国际社会认同日本发动战争的合理性与正当性。1931年11月，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在《奉天商工月报》公开美化关东军的侵略行径，声称“中国政府肆意煽动反日运动，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打击。若国联基于世界和平的宗旨，应对扰乱和平之行为，采取适当的措施。而战争即是以铲除此种非法行为为目的，堪称世界和平真正的拥护者”。1932年4月，国联派李顿调查团赴东北，就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调查和评估。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会长藤田九一郎与副会长庵谷忱作为日本商民代表与调查团会谈，并向调查团委员递交了调查书，为日军侵略行径进行辩解。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调查书认为，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中方的“反日运动、经济政策混乱、对日本商人进行非法检查征税等不遵守国际条约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日军的行动是为了保障自身权益，迫不得已的正当防卫。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调查书的部分内容得到国联调查团的采纳。商业会议所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活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批评和谴责。

　　1932年2月，日本占领东三省后，开始着手建立傀儡政权，并提出“日本经济紧密化”“日满一体化”等口号。东北各地的日本商业会议所积极响应日本政府的政策，迅速参与“满蒙新国家”的振兴和开发及“日满一体化”等活动当中，为日本殖民统治东北献言献策。如1932年6月，奉天日本商业会议所向“满铁”总裁建议，在东北地区日本学校中强化满语教育，为今后“日满一体化”服务。“与九一八事变前相比，满洲国与我国关系焕然一新，在我国的庇护下，满洲国今后势必将稳定繁荣。当下，两国国民最大的隔阂在于语言问题，尤其在通商贸易、商工业发展方面表现明显。过去民间开设的语言学校或者满铁开设的语言补习学校对于一般日本商民来说影响十分有限。现在，我国也应该彻底革新过去教授满语的教育模式，努力克服日满间的语言问题，从而增进两国亲善和紧密联系”。

　　从整体看，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活动的基本路线为：事变爆发前，随着日本对东北侵略的加深，其以维护日本商民权益及日本“特殊权益”为由，不断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请求日本政府以政治、外交及军事等强硬手段解决日本商民的经济问题，维护日本的“特殊权益”;事变爆发后，日本商业会议所利用民间经济组织的身份，配合关东军的侵略行径，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摇旗呐喊，动员日本商民参与战争;东北沦陷后，日本商业会议所迅速响应日本政府的政策，为开发“满蒙”“日满一体化”献言献策，并极力掩盖日军的侵略罪行，推卸战争责任。

　　四、结论

　　日俄战争后，在日本当局殖民经营东北的总方针下，日本在东北各地设立商业会议所，这些商业会议所名义上属于民间经济组织，但通过对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流变、改组、活动等进行考察，可以看出，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受日本政府的扶持和资助，与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扩张步调一致。日本商业会议所在设立伊始，日本总领事馆为商业会议所事实上的领导机关。日本商业会议所每年从日本政府获取大量补助金，并受日本政府严密监督和“指导”，政商议员在商业会议所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保障了商业会议所的决策与日本的侵略政策相一致。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不同于传统商业会议所，带有强烈依存政府的特征，其“民间性”并不纯粹，可以说是日本殖民当局指挥、操纵的殖民经营“前线”机构。

　　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着手在东北确立经济统治地位、完整的军事后援以及战争动员体制，其中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成为日本经济组织的重要代表。商业会议所一方面在保障日本在东北地区持续进行经济侵略扩张、攫取东北资源等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竭力服务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在日本政府统一指挥、统一组织之下，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利用民间组织的外衣，通过向日本政府建言、开展经济情报调查、维护地区内经济稳定等方式，有效地配合了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最大限度地将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者聚集到日本殖民当局的统治之下，实现日本殖民经营东北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从192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日本对东北扩张的加深，日本商业会议所不断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竭力鼓动和协助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行动，对日军最终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占东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动员和煽动下，大批日本经济组织及日本工商业者成为日本侵略扩张的帮凶。

　　通过对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流变、活动及其与日本侵华关系的考察，有助于揭示近代日本在华民间经济团体服务于日本侵略扩张的本质，进而全面认识日本全方位、多领域的侵华准备，以及准确理解日本民间经济组织及工商业者如何协助和参与日本侵略扩张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

　　作者介绍：孟二壮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08-31 10: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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