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循春 | 战时日本陆军军命会社“昭和通商”
2022-09-01 16:31:45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
作者郭循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日本研究院讲师
内容提要
昭和通商株式会社是在日本陆军中央指导下，由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大仓商事株式会社三家公司于1939年4月出资成立的专门服务于战争的进出口贸易企业。昭和通商继承并扩展了在其之前成立的军命会社泰平组合的功能和业务，为日本陆军出口武器、进口战略物资、运输鸦片、调查军事情报。其不仅在中国，还在东南亚、中亚、南美洲、欧洲、非洲各地汲取战争资源，不仅为日军服务，还为德国、意大利提供矿产和武器等物资。研究昭和通商这一案例，有助于我们了解战时日本如何为其战争机器添加燃料。
关键词
昭和通商；泰平组合；日本陆军；军命会社
如果把日本推行侵华战争比作运转一部机器，那么机器的外形、操作者是最先容易被研究者注意到的问题，而机器内部的零部件是什么、如何运作，则需要更加详细、深入地考察才能了解。关于日本侵华战争史的研究，对华政治策略问题、纯军事性问题以及日军在华战争罪行问题，学界已经有较多的成果。但是战场之外的日方参与者，正如机器内部的零部件一样，虽较少为人所知，却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战争过程中承奉军命参与战略资源调配的诸多企业，就是这类战争机器零部件的代表，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昭和通商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昭和通商”)。关于昭和通商，国内尚未有相应研究成果出现，日本也仅有一部回忆录和一篇论文对其进行过探讨。本文拟在原有日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增加日本陆军原始档案，对昭和通商的建立、结构、性质及活动内容进行概括性的论述。
一、从泰平组合到昭和通商
所谓军命会社，即表面上独立经营，实际上受命于军方，被军方统制，服务其需要的公司，可被视为一种军事外围公司。近代日本陆军史上广为人知的军命会社有两个，即泰平组合与昭和通商，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被统制程度的高低。
泰平组合是日本陆军为促进对华军火出口于1908年6月指导建立的企业联合组织。该组织由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合名会社大仓组、合名会社高田商会三家企业出资、出人组成，曾先后向清政府、北洋政府以及一战中的俄国、英国出售过大量日本军火。随着一战的结束以及1919年列强对华军火禁运的开始，泰平组合在中国及欧洲市场活跃程度大大降低。另外，1921年12月高田商会会长高田慎藏病死，1923年高田商会又因关东大地震遭受重创，使得该商会在1926年6月退出泰平组合，进一步缩小了泰平组合的规模和贸易力量。列强对华禁运条约虽然在1929年失效，但由于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军火需求量小，所以泰平组合一直没有能够恢复在中国的军火市场地位。根据日本陆军档案记载，从1920年到1937年间，泰平组合规模较大的武器出口数量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1937年之前泰平组合的对外武器出口规模比较有限，陆军判断其将无法满足日本对外出口军火的需求。这样的状态再加上军事环境的变化，使陆军产生了建立新的军命会社的想法。
第一，1939年4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战争状态下，日军需要具有更强统制属性的企业来代替泰平组合以实现其对华政治战略目标。截至1939年初，侵华日军已经攻占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北主要城市，对占领区的统治离不开华北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及正在与汪精卫交涉建立的汪伪政府的协作。日本扶持伪政府，必然需要向后者提供军火援助，一个统制性更强的武器出口企业必不可少。此外，1939年初日本预判世界大战即将全面爆发，届时世界范围内军火市场将会急剧扩大，日本有机会进一步拓展市场，然而替陆军进行军火贸易的泰平组合此时已无法满足日本陆军的需求。泰平组合虽然是在陆军省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但其在军火贸易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具有较强的市场属性和较弱的“统制”属性。例如，在其经营过程中，军火销售对象是由泰平组合根据市场信息派人寻找并交涉的，其间泰平组合需要向陆军中央请求拨付武器样本，然后报告给陆军中央请求批准，一次交易往往花费半年以上的时间，这种效率无法满足日军推动战争以及稳定战线后方局面的需要。
第二，中日之间进入战争的相持状态，日本军队需要更加有效率地攫取占领区的战略资源，才能维持战争的动力。根据日本陆军中央的判断，若战时诸多贸易企业为抢夺占领区的资源展开恶性竞争，将降低陆军攫取战略资源的效率，不利于日军推行物资的统制政策，所以日军需要一个外围企业来专门为军方服务，防止恶性竞争影响军方需求。另外，欧洲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态势，列强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和囤积战争资源，日本陆军高层已经意识到日本势必会卷入更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中，与其他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资源掠夺的竞争并为更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囤积资源，将是必然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一个规模巨大的陆军外围企业，负责战略资源的进口。但泰平组合在其存续的21年中，只负责武器的出口，无法满足陆军进口军事器械、矿产资源、特殊产品的战略需要。
那么，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全新的组织而一定要继承泰平组合的外壳呢?原因在于泰平组合在此之前是唯一的陆军军命会社，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战略资源丰富又便于获取的东南亚、南美洲，拥有发达的商业网络基础，继承泰平组合的“遗产”便于新组织快速有效地实现陆军的战略目标。从反面来看，同样的原因使得陆军不可能在其内部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机关，负责在世界范围内搜集、运输资源和执行秘密任务。
这两种因素促使日本陆军中央决定建立昭和通商株式会社，执行出口武器和进口资源的任务。建立昭和通商的经验终究还是来自于泰平组合，虽然二者的经营内容有所差异，但昭和通商依然被看作泰平组合的继承者。1939年4月20日，昭和通商创立大会在东京四谷召开，出席人员包括军务局高级课员武藤章、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岩畔豪雄、三井物产总经理石田礼助、大仓商事总经理宫田准一、昭和通商总经理堀三也等人。创立大会宣布由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大仓商事株式会社三家公司共出资1500万日元组建昭和通商，公司成立后负责日本旧武器的贩卖和外国战略资源的进口，主要负责人由堀三也担任，常务工作由岩畔豪雄指定人员负责，三家会社仅派人负责会计事宜。昭和通商成立后，泰平组合并没有立刻被解散，因为昭和通商需要在日本以及全世界范围内接收泰平组合的人事、办公场所、商业网络等业务内容。例如，泰平组合在东京的事务所、各分公司图书资料、北京分公司的办公用品以及家具和军火样本等都交由昭和通商接收，泰平组合前业务课课长留任昭和通商业务课课长。至1939年9月，在与泰国政府完成了最后一笔价值13633日元的战斗机零部件交易后，泰平组合最终解散。
二、昭和通商的性质、结构和规模
陆军省于1939年7月27日向陆军各部门及驻外人员发布了《昭和通商株式会社相关通知》，7月29日将同一内容告知日本政府其他部门，同时也公布了《昭和通商株式会社训令》《昭和通商株式会社指导纲要》，昭和通商则向陆军省提交了上述文件明确了昭和通商的设立目的、业务内容、特殊权限、陆军指导及监督原则等，从中可以看出其统制属性。
在《昭和通商株式会社训令》中，陆军省表示“鉴于当下时局，为拓展帝国海外军火市场进而维护我国重工业之健全与发展，同时为保证陆军必要海外军需资源之统一进口，消除不良竞争，保守军事机密，特此设立昭和通商。基于此宗旨，陆军将给予该会社所需之便利，使之与陆军保持密切联系，减少摩擦，以期事业之圆满进行”。《昭和通商株式会社指导纲要》明确指令昭和通商由陆军省指导运营，三井、三菱、大仓三个企业主要负责出资和辅助陆军省派遣的管理者，业务内容除了出口武器还包括军工器械以及特殊原材料贸易，营业范围包括全世界各个地区，尤其强调昭和通商需要向“满洲国”和日伪政权出口武器。关于昭和通商的特权，陆军省要求各驻外武官必须给昭和通商以相当之便利，陆军兵工厂须向其提供样本及优质兵器并派遣专业人员随同昭和通商前往交易国进行技术指导。对于拟进口的国外产品的代理权，《昭和通商株式会社相关通知》规定，如果某项产品代理权属于昭和通商的股东企业，则以给予该企业少量代理费为条件将代理权转入昭和通商，如果某项产品的代理权属于非股东企业，则设法代替该企业获得该项产品的代理权。在营业利益问题上，昭和通商可根据出口国的情况对出口产品自主定价，但如果陆军认为有必要，可限制其定价权，对于拟进口并供给陆军的军需品，昭和通商无权定价，陆军只给予昭和通商适当的手续费。
另外，《昭和通商株式会社训令》规定昭和通商须保持秘密经营的性质，正因如此，成立于1939年4月的昭和通商一直到7月才被陆军省公开，在此之前连陆军驻外武官都不了解情况。例如7月，昭和通商罗马分公司未经日本驻意大利使馆附武官同意，就和意大利某军火企业签订了购入5000挺轻机关枪的合同。驻意武官7月22日向陆军次官报告：“最近有个昭和通商，自称要向陆军供货，夸大其词，毫无根据，肆意进行军火贸易，于日意交往上造成不良影响，如五千挺轻机关枪及测高机之买卖，未经本武官调查与同意便与意方某企业私定合同，望陆军当局对此严厉戒饬。”对此，陆军次官山胁正隆不得不回电解释昭和通商之成立经过及秘密属性。同样是出于秘密运营的原因，1939年7月以后，陆军只将昭和通商的相关文件分发到了中央部门、驻外武官以及地方部队司令部这一层级，基层单位无从知晓内幕。例如，1943年12月陆军中央命令昭和通商新京分公司紧急押运4吨铅矿石和钼矿石前往神户，会社某职员到达釜山港请求负责海运陆军物资的“晓部队”予以运输，但是后者表示未曾听过昭和通商，拒绝运输，最后该职员还是通过关东军的人情关系才将矿石成功运送。此时昭和通商已经成立4年，且专门负责战略资源的采买运输，竟然还未被陆军基层部队了解，可见其保密工作之完善。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昭和通商的性质，即打着民间企业名号而奉军命行事的陆军秘密商社。相比较而言，泰平组合的属性与昭和通商相似，在“统制性”的程度上低于后者，但并非秘密商社，可以说昭和通商是泰平组合的继任者，更是发展者。
虽说是秘密商社，但是昭和通商却拥有庞大的规模和完善的内部结构。昭和通商建立之初便接收了泰平组合在世界范围内的分支结构，所以人员众多，经营基础非常雄厚。按照该社职员山本常雄的回忆，1942年昭和通商正式职员有3000人，加上兼职以及临时雇员，人数达6000人。昭和通商管理层包括专务经理1人、常务经理3人、非常务经理3人以及审查经理2人。工作部门包括负责庶务、电信、员工待遇、秘书等事务的总务部及下属三个课;负责业务、会计、运输的业务部及下属三个课;负责资材购买计划、管理的资材部及下属三个课;另外还有机械部及下属三个课、调查部及下属两个课;负责机密通信的特信班。此外，昭和通商内部还设有体育部和文化部，负责内部的文体娱乐活动。在日本以外，昭和通商还依靠设立在纽约、墨西哥、拉巴斯、利马、柏林、罗马、新京、奉天、大连、北京、南京、汉口、广州、曼谷、新加坡、马尼拉等地的分公司进行军需资源以及军火的进出口。昭和通商管理层以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都由岩畔豪雄指定，大多数来自于陆军，其他来自于旧泰平组合以及三井、三菱、大仓三个会社，他们也大多与陆军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管理层人员中的专务经理堀三也是陆军大学第三十三期毕业生，曾任驻法国公使馆武官两年，其后担任淡路岛由良炮台长官并以大佐军衔退役，随后在陆军燃料局工作，因为同岩畔豪雄关系密切被推荐为昭和通商的负责人。再如调查部部长佐岛敬爱，原本在伪满洲航空公司任职，曾先后在德国、阿富汗工作，因与岩畔豪雄关系密切而被推荐进入昭和通商。上文所提及的特信班，负责昭和通商的海外通信工作，业务人员大多数来自陆军中野学校。负责昭和通商商贸业务的人员主要是来自东京大学、庆应义塾、早稻田、法政、一桥、青山学院、东亚同文书院等院校的年轻毕业生，尤其是需要较强专业知识的资材部，更是大学毕业生的集中地。为了应对战争，日本战时大学实行“短期教育”，将正常的三年学制压缩为两年半，并督促不参军的大学生前往战略性企业工作。例如1942年加入昭和通商的山本常雄，于当年9月从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入职后在资材部第一课负责非铁类金属的商贸工作，与之同期入职的50人皆为大学毕业生。
除了人员与结构，昭和通商在资产规模上也相当庞大。昭和通商成立时，由三井、三菱、大仓三家会社出资合计1500万日元作为资本金进行运营，随着营业规模的发展，其资产增长明显。根据统计，1940年4月昭和通商资产总额为2128万日元，至1944年10月资产总额已经增加至104721.4万日元。具体的资产总额变化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昭和通商从建立到解体，一直处于资产扩张的状态，这种扩张的动力来自日军从侵华战争走向太平洋战争并不断扩大占领地的军事行动。其间，1942年4月资产总额较1941年10月有所减少，这是因为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资产，南美洲多国也效仿美国，对昭和通商采取了冻结资产、终止贸易往来的行动。但是随着汉口、新京、香港分公司在1942年设立，会社营业规模又开始扩大。相比1943年10月，1944年4月资产规模翻倍，这是因为随着日本占领东南亚，昭和通商在1943年12月同时设立了马尼拉、西贡、曼谷、新加坡等8个分公司，接收了东南亚各地原本属于欧美国家的众多工矿企业。另外，随着战争的扩大，昭和通商的业务内容也被陆军进一步扩充。1941年10月，昭和通商曾进行一次公司章程的变更，将过去未曾明确规定的剧毒物品、药用植物、甲类火药等物品纳入经营范围，其中就包括对鸦片的贩卖业务。
三、昭和通商的主要业务内容
从昭和通商内部的机构划分可以看出，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进出口贸易以及信息调查两部分，这两项业务内容相互辅助，共同服务于日本陆军的战争需要。但由于资料限制，本文对于昭和通商的调查工作无法进行详细论述，故本节将论述重点放在其贸易业务上。
在考察昭和通商的进出口贸易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其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的营业重点。上文已经介绍了昭和通商在全世界的分公司，从这些分公司所在地点可以看出昭和通商主要有四个营业地区，分别是中国、东南亚、南美洲和欧洲。而昭和通商的进出口贸易活动可分为四大类，分别是武器出口、矿产及其他战略资源的进口、特殊商品的运输、日本同轴心国之间的物资互换。
(一)武器出口
武器出口是陆军省指导成立昭和通商的两大目标之一，但根据现存史料来看，昭和通商并不负责日本军队自身的军火运输，其所负责的旧武器主要被运往中国占领区，出口对象为日本扶植的伪政权。除中国占领区外，出口地还包括东南亚、南美洲，但所占份额较小。另外，根据《昭和通商株式会社训令》，日本陆军的武器出口贸易由昭和通商垄断经营，所以战争期间日本陆军正规的对外武器出口工作都是由昭和通商负责的。
向中国出口武器是具有政治性的活动，陆军认为不能放任企业自由经营而必须将之收归陆军管理。为此，陆军省指导华北方面军于1940年2月28日颁布《部外团体兵器整备要领》，规定只能通过昭和通商北京分公司向华北诸政权供给武器。其后，陆军省又于1941年1月规定，向泰国出口的所有武器也必须由昭和通商负责。不过不同于对华出口武器的目的，向泰国等国出口武器主要是为了换取战略资源。昭和通商对华出口武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汪伪政权成立以前，武器出口对象包括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华北部分企业组织等。其中较大规模的武器出口活动见表3。
第二阶段是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主要出口对象即汪伪政府。1940年3月以后，日本陆军通过昭和通商向中国出口的武器不再分配于华北及华中各地，而是集中运送给汪伪政府，所需资金则来自日本政府的对汪3亿日元借款。为支持汪伪政权，1941年6月27日，日本内阁决议通过了《对国民政府借款供与要纲》，准备借款3亿日元给汪伪政府，并承诺1941年即向其提供3000万至5000万日元，但同时要求汪伪政府将之用于从日本购买军需资材及其他物资。昭和通商在陆军安排下，利用汪伪获得的借款于1941年10月向汪伪政府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武器运售。其后的1942年和1944年日本陆军省又同汪伪政府签订了两次“武器借款合同”，其中第一次借款原定额度为3500万日元，其后扩增至4517.3万日元;第二次借款原定700万日元，后实际借出660.1万日元。第一次武器供货由昭和通商、陆军被服厂等多个机构分摊，第二次则交由昭和通商独自处理。昭和通商对华武器出口第二阶段的具体情况可见表4。
除了上述规模较大的几次对华武器出口以外，昭和通商还继承了泰平组合在海外的武器出口业务，但是因为1939年以后日本陆军对东亚战争的推进以及日美关系的恶化，昭和通商在南美洲和泰国的业务总量减少，从1940年开始对这两个地区的武器出口规模已经相当有限，其具体情况可见表5。另外，陆军省档案中还有经由昭和通商实施的小规模出口活动记录，以及不确定时间和对象国的武器出口案例21笔。
(二)战略资源的进口
进口矿产等战略资源是昭和通商成立时会社章程中规定的最主要工作内容。但是由于当时为陆军进口资源的不仅昭和通商一家会社，且相关史料非常有限，所以本文只能对该会社进口资源的活动作一概述。上文已经介绍过昭和通商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营业区域，其中从中国进口物资最多，主要包括矿石、钢铁、鸦片、棉花及其他农牧产品;从东南亚进口的物资主要包括矿石、橡胶、生漆、松脂、牛皮、蓖麻籽;进口南美洲的物资主要包括矿产、羊毛、牛皮、工业钻石;从德国进口的物资以轻武器、飞机零部件和军工器械为主。战争后期由于日本大型运输船数量的缩减及美国对日本海上运输线的封锁，昭和通商推出“月工作”，即搜罗中国及东南亚沿岸小型机帆船向日本运送从沦陷区搜刮的物资的活动。相关活动无疑延长了战争，加强了侵略者在战争后期对沦陷区的压榨。
(三)鸦片及海洛因的运输
昭和通商运输的特殊商品主要是鸦片及海洛因。1912年1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鸦片会议上，包括日本在内的参会国签订了《国际鸦片公约》，禁止医药和科学用途外的鸦片及其下游产品的生产、贩卖和运输。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国将《国际鸦片公约》附加入《凡尔赛和约》，要求各国强制履行相关义务。但是鸦片交易的暴利使日军不顾国际公法，秘密生产和贩售鸦片。1942年12月在张家口1两鸦片售价13.5日元，1943年升价至20日元，转卖到天津升价至40日元，转卖到上海升价为80日元，转卖到新加坡则升价至160日元。按照1942年“蒙疆”大约400万两的鸦片年产量来计算，该年日军可通过售卖鸦片获得最多大约6亿日元的收益，而1941年日本可供海外出口的军火总价值也只有1亿日元，可见鸦片利益之巨大。既要获得利益又不想被国际谴责，日本只好通过秘密手段在中国生产、运输和贩卖鸦片，昭和通商此时就承担起了替陆军运输鸦片和海洛因的秘密任务。1942年12月2日，陆军次官致南方军政总监、驻蒙军参谋长、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电令“驻蒙军队从蒙疆政府手中购得鸦片95万两(1两相当于10匁)送往南方军政总监部，运送由昭和通商负责，购买费、打包费、运送费以及手续费等杂费从对南方交流物资费里拨出，所需预算通令华北方面军，在张家口购买的鸦片价格为1两13元51钱，向军政会计的卖出价格以3月16日陆亚密第七九六号别册第二十六条为标准，由南方军经理部决定”。可见，此时日本陆军中央直接控制着“蒙疆”鸦片的运输与销售，相关支出费用皆从军费中支用。而昭和通商则是被陆军省指定的鸦片运输专门机构。为了使相关参与者熟悉业务，陆军指派昭和通商职员前往由陆军直接经营的公主岭、吉林等地的鸦片种植场参观学习。由昭和通商负责运送的鸦片主要有三个目的地，分别是日本、中国南方和东南亚。
关于从中国运送鸦片到日本的情况，曾担任昭和通商运输课课长的一石仓太郎回忆称：“鸦片不仅可用来做宣抚品，还是珍贵的药用资源，当时从满洲向日本内地输送的鸦片被装在石油桶中，像黏糊糊的黑色的糖，不经过海关，而是在陆军指令下由昭和通商直接接收。被接收的鸦片按照军命被交给一个叫参天堂制药的公司进行精炼，该公司也是有军方背景的公司。”来自中国的鸦片一般先被运送到神户港，曾经担任昭和通商神户事务所所长的海老泽对鸦片的秘密运输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据其回忆，“参天堂制药公司没有太好的精炼设备，鸦片由他们运输并进行初级加工，最后是被送往大日本制药公司，最终被提纯为海洛因”。那么，在日本提纯的海洛因又被运往何处了呢?实际上昭和通商同样参与其中。1976年4月25日《读卖新闻》刊登了一篇题目为《儿玉誉士夫“巢鸭的变心”》的文章，为进一步了解昭和通商运送毒品的秘密活动提供了线索。日本右翼分子儿玉誉士夫从1941年起在上海设立“儿玉机关”，负责为海军调配物资。1945年12月，儿玉被盟军司令部抓捕，他在1947年7月的审讯中承认，曾帮助昭和通商在1941年和1942年先后两次以黑市价格获得价值七八十万日元的海洛因，昭和通商将之运送到中国南方省份以换取钨矿砂。所以昭和通商不仅负责向日本运送鸦片，还负责将在日本提纯出来的海洛因运往中国，以充作日本陆军的战略资源，并毒害中国人。
由昭和通商负责运往中国南方省份的鸦片，主要被集中到广东的日军侵华部队第二十三军司令部，然后在各部队间进行分配。昭和通商广东分部业务课长熊谷久夫回忆称，1942年自己在广东的主要工作就是处理黄金和鸦片，为了鸦片的运输，他曾携带第二十三军参谋长的介绍信两次前往张家口，押送10吨鸦片。这批鸦片由重型轰炸机运抵广州后被送往第二十三军总司令部，中间一切事宜均通过特务机关秘密进行，沿途的昭和通商分部对此也毫不知情。作战时鸦片被各作战部队以60公斤为一单位分散携带，在作战区代替军票、储备券、法币等通货用以交换食粮、牲口和矿产资源。
运往东南亚的鸦片主要集中于菲律宾和新加坡。1942年9月，日军驻菲律宾第十四集团军曾向陆军省请求运送“蒙疆”鸦片95万两至东南亚，陆军次官于12月向驻蒙军队和华北方面军发出指令，要求二者照办，并将鸦片交由昭和通商押运。1943年大量鸦片运抵广州，其中一部分被运送至菲律宾和新加坡。1943年5月，昭和通商新加坡分公司职员小林博亮随同其他3名社员前往广州接收鸦片300桶后，用飞机、军舰经香港、海南、西贡将之运送至新加坡，其后部分鸦片又从新加坡运送至克拉地峡铁路和泰缅铁路的施工地，用以代替工资发放给劳工。
昭和通商运输鸦片的秘密工作从1940年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昭和通商还曾运送过最后一批鸦片。1945年8月，苏联进军东北之际，关东军、日本厚生省、伪满洲国军政部的主要人员商议将存放在关东军仓库的12吨鸦片秘密运回日本。这批鸦片先被运到吉林市，然后通过朝鲜铁路南下，1945年9月2日运抵日本九州唐津港。运抵九州时这批鸦片只剩下8吨，当时市场价格高达1兆日元。因为美军检查港口，货物被放在30吨的机帆船上运往神户，准备由昭和通商神户事务所的人负责隐藏。但这批鸦片到达神户后由于安检问题无法登陆，便被运送往和歌山县。昭和通商的押运人员与当地一家海鲜企业商定，将货物隐藏在小松岛的冷藏柜中，但是当晚押运的船夫不小心泄露了消息，被《朝日新闻》的记者获知并报道了出来。盟军司令部获悉后没收了鸦片，抓捕了厚生省以及昭和通商的参与者，并将其判刑。但这8吨鸦片在被运往东京的路上消失不见，成为未解之谜。
鸦片运输实际上并非昭和通商最主要的工作，但却是最机密且与日本陆军利益关系最大的工作。该会社存在的7年间承担了该项秘密任务的主要内容，对其进行深入考察将有助于丰富已有的关于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毒害中国的研究。
(四)轴心国之间的军火及资源运送
昭和通商成立一年多以后，德意日三国于1940年9月签订了同盟条约，承诺三国中任何一国在遭受当时并未参战的国家攻击时，其他两国要给予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最大援助。但实际上早在该条约签署以前，昭和通商便已开始参与三国之间战争资源的秘密运输了。1940年1月，昭和通商受命从意大利进口毛瑟步枪1万杆，随后又受命向在埃塞俄比亚作战的意大利军队输送汽油、大米、军火等物资，总经理堀三也还因此受到了意大利政府的勋章嘉奖。同德国之间的物资往来是昭和通商欧洲业务的主要内容，为推动这一工作，陆军联合昭和通商以及其他大型企业先后实行过“樱输送”“柳输送”“逆柳输送”等秘密活动。所谓“樱输送”是指昭和通商将日本以及中国东北的物资以大连为起点，经过满洲里、西伯利亚铁路输送给德国，主要物资包括锡矿、钨矿、钼矿、大豆、皮毛等，该项工作从1939年持续至苏德战争爆发。“樱输送”活动停止后日德继而推出“柳输送”和“逆柳输送”计划，在日本被统称为“柳工作”。“柳输送”是指德国将军舰改装成商船，向日本及伪满洲国出口大型发电机、重型机械、雷达探测器、轻重武器、精密仪器、珍贵药品、工业资料等。“逆柳输送”则是指执行“柳输送”的德国船只在回航时，运送日本及中国东北的大豆、大豆油、谷物、卵黄、油脂等物资返回德国的活动。随着盟军对德国海上运输线的封锁，“柳工作”中的运输船逐渐被潜艇替代，昭和通商在“柳工作”中主要负责对德物资的汇集。
除了上述四项主要活动外，昭和通商所进行的业务活动还包括海外调查、金银制品的搜集与运输、货币走私等，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其中关于海外调查的历史资料并不充分，但遗留下来的调查报告有《阿富汗斯坦》《中南美洲资源调查报告》《占领后马来锡矿业现状调查报告》《最近苏联机关在沪之活动》等，可见其工作范围之广。这些调查报告无疑为日军提供了相应的决策依据。另外，战争期间为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陆军授命昭和通商实施代号为“光计划”的活动，即命令各战地部队在占领区搜罗首饰、器具等金银制品，将之汇集后交给昭和通商运输到中国南部与当地土匪交换物资，或运送到东南亚及欧洲等地换取战争资源。昭和通商所从事的其他各类活动多以秘密形式进行，相关资料较少，目前尚无法作进一步的考察。
四、结论
成立于1939年的昭和通商是日本陆军的军命会社，继承了泰平组合的部分业务、资产和市场网络，且随着战争的进展不断壮大其规模。该会社存续期间通过向中国等地出售旧武器达到日本的政治及战略目的，通过进口多种资源为战争机器添加燃料，通过秘密运输鸦片以获取战争资金，通过秘密调查报告为军方决策提供依据，通过运输战略物资实现轴心国之间的联络，其在战争背后发挥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是日本以举国之力发动的总体战争，从战争决策到战役执行之间还存在着征兵、补给、运输、调查等诸多行动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军事外围团体参与并推动战争机器的运转。诸多军事外围团体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昭和通商作为研究此类军事外围团体的一个窗口，有助于增加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全方位理解。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9-01 16: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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