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晓霞 |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的现金移运
2022-09-05 15:57:00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
作者潘晓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
内容提要
1937年前后，面对有可能爆发的大规模中日战争，国民政府未雨绸缪，展开财政动员。其中，在关涉战争所需资金这一最表面也最核心的部分，做了大量工作。大规模的现金内运和外运，使中国金融在全面战争爆发后，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损失，形成战争初期财政坚固和外汇稳定的状态。这些无形中为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政府信誉和社会信心的树立奠定了基础。不过国民政府抢运钞券现银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又是被动的。钞券内移与现银外运、不同地区存银外运的缓急，基本上取决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下一个具体目标，国民政府未能作出一个整体规划的移运方案。
关键词
现银；蒋介石；孔祥熙；财政动员
战争需要钱，这一点，人们耳熟能详。抗战期间，郭沫若曾经转引英国吉清纳元帅(应是指约翰·格瑞尔·迪尔，英文名John Greer Dill——引者按)的话说：“现代战争的要素有三，便是人力、财力、火力。”这三个方面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战争动员的主要内容。其中，财力的动员尤其重要，决定着其他方面的动员能否真正落到实处。财政动员包括政策、实践层面很多部分，比如增加税收、发行债券、金融统制等等，最直接也最主要的是为战争提供足够的军费且保证调度方便。正因此，1937年六七月间，当战争阴云笼罩华北上空时，蒋介石与外籍财政顾问史典法尼(意大利人，即艾尔伯妥·德·斯坦法尼，英文名为Alberto de Stefani)频频会面，讨论财政及国防经济问题。
关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财政动员方面的研究，多是关注政策、制度方面，考察相对宏观宽泛。本文将选取财政动员浮在最表面也最核心的部分——钱，作为考察对象，试图追索全面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组织的银行现金移运的思路及具体运作，从中透视国民政府应对战争的努力及局限。
一、风吹草动下的现银关切
1935年底，由于日本的压迫，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华北特殊化”成为事实。冀察政务委员会具有一定的日本背景，聚集了一批亲日分子，所执行的政策相当程度上要顾及日本的利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6年上半年，围绕着外资银行现银移运问题，华北地方当局与南京中央之间发生争执，这固可视为华北地方当局维护地方利益的举措，但华北地方当局在交涉中表现出的底气及南京中央的退让，与华北当局背后的日本因素大有关联。
外资银行的现银移运之争，缘于法币改革之后，中国货币体制由银本位制转向纸币制度，中资银行根据中央金融当局命令，迅速完成这一转变。外资银行则经过与中国财经当局的谈判，相继接受这一制度转型，缴出行中现银，兑换法币。只有日资银行迟迟不缴，直到1937年，日本在上海及平津两地的正金银行才决定将所存现银悉数点交中国中央银行。当时官方报载：“日商存银，应缴解我中央国库，在法币正常公布后，即屡次交涉，未获结果。年余以来，虽经秘密运去大半，但现存仍约有千万之谱。运回日本，因平衡税高，亦不合算，故缴解于我国库，亦系自然趋势。”
1936年初，华北地区除日本以外的外资银行均与中国达成协议，将现银南运，兑换法币。按照孔祥熙的说法：“此次英、美、法、比各外商银行请照运金，既系遵照向例办理，且与法币准备无关，是与就地保管之款，截然两事，自不能不予照准。至此项现金如何运用，系其营业上之自由，事实亦未便过问。”“遵照向例”的外资银行现银南运一事却遇到了障碍。外交部部长张群在给财政部的函电中讲道：“津埠汇丰、麦加利、花旗、中法工商、德华、华比、华义等银行，现存白银共计472万余元，本拟运往上海，调换中国法币，并领有财政部护照在案，惟天津海关不准放行，致迄今未能起运。”天津海关不放行，缘于华北地方当局的指使。天津市市长萧振瀛指责上海方面以另给利息换取现银南运，1936年3月4日萧振瀛致电孔祥熙指出：“然所持以安人心者，全在现洋，就地保管。一旦南运，币信必摇，全国金融，势且横决。此次北方外籍银行现洋南运，闻系沪上兑换，另给利息，而平市则无。如为奖励兑换计，宜以平津与沪上一致，以昭平衡。”
对于萧振瀛的指责，孔祥熙矢口否认，1936年3月28日，孔祥熙致电萧振瀛表示：“沪上外商银行兑换法币之三行，并未有优厚之规定，接洽数月，始行交出，而日本在沪各银行，至今尚未遵办，足证传闻之词，幸勿置信。”不过，萧的指责确也不是空穴来风。3月31日，外交部部长张群在致财政部函中说道：“可否将各该银行现存白银，就近扫数交由天津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收领，换给法币，并请援照上海各国银行移交白银办法，按三分之二核给五厘利息二年，以符法令，并使京沪办法，得归一律。”可见，上海方面似有优惠措施换取外资银行现银南运，只是由于华北当局的阻挠，才使这一做法无法实施。显然，上海方面的举措应该不仅仅是地方所为，背后离不开国民政府的支持。
经过交涉，国民政府对华北地方当局做出退让，允许外资银行现银暂不南运，华北地方当局则得寸进尺，继续向南京方面施加压力，要求由河北省银行单独收兑华北地区外资银行所存现银。1936年5月7日，萧振瀛致电孔祥熙：“谨按现银四百余万之数，在中、中、交三行，原无足轻重，河北省银行兑入之后，亦系寄存公库，共同保管，……敢乞我公转令上海中、中、交各总行即日分令该分行等，停止接洽。”对此，孔祥熙强调此项现银不可由地方银行单独收兑：“自上年十一月四日以后，所有现金，均应缴交三行兑换法币行使，即使省行兑入此项现金，终必仍向三行兑换。况外商银行兑换法币后，势必转而购买外汇，应付之方，似不能不预为计及。中、交两行，在国外均有充分外汇准备，与省行情形不同”;但同时也顾虑到华北的特殊性，不得不再次向华北地方当局作出让步：“兹为迁就事实上之需要，并避免此项白银终将外流起见，应令中、交两行会同省行共同承兑。”最终达成由中国、交通两行与河北省银行会同进行收兑。
国民政府与华北地方当局围绕着外资银行现银兑付的交涉，孤立地看，似乎只是中央和地方间的利益之争，但如果把眼光放长向前延伸，或会发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早在法币改革刚刚开始的1935年11月8日，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高桥坦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金融紧急防卫要纲》，要求禁止华北现银南运。宋哲元同意了日本这一要求，和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一起，下令禁止现银南运。可见，华北地方当局对现银的控制企图，背后实际还有日本指使并撑腰。1936年年中，冀察政务委员会派专人检查平津存银，据《金融周报》报道：“派胡毓坤等三人为检查封存现金委员……九日已告竣事，津市截至七月六日止，各银行号共存银39374201元7角6分。”
国民政府围绕着现银南运问题和华北地方当局的角力，虽以国民政府的退让告终，但可以看出南京方面已经开始注意对现银的集中。之后，随着中日关系日渐紧张，国民政府集中现银的要求不断提上日程。1936年8月下旬成都事件和9月初北海事件相继发生，中日间围绕两案展开交涉，日本施以武力威胁，两国间呈剑拔弩张之势。9月24日，蒋介石与吴鼎昌、王世杰商谈对日外交时说：“余始终认定倭寇此时尚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觅旋转之途径也。不过我当早日准备整个之计划，如战争一开，决为长期战争，以期最后胜利也。”基于这样的判断，蒋不得不开始筹谋紧急调运现银，以防不测。同日，蒋特电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告以：“对日外交形势难免破裂，请兄从速准备以免不测”，并嘱其密切注意侦察日本动向。10月23日，沈鸿烈致函蒋介石：“据密报日本驻屯军以为青岛、保定两处为反抗日本策源，即二十九军之顽强由于保定之鼓动，鲁省之动作由于青市之策划，故现决定在青设特务机关，并拟在保扩充势力，以期根本肃清。……近日该海陆军人来往青岛者络绎于途。虽不免于种种策动，但地方仍甚静谧，此间为预防万一起见，已商孔部长将青市现洋约一千万元运济。职拟本晚赴济晤韩面洽。”青岛是日本一直觊觎的地区，将青岛现银就近运往济南，应该是未雨绸缪之举。27日，沈鸿烈向蒋介石报告现银起运情况：“青市中中交三行库存银币一千万元，前经约集本市银行经理告以速陈总行，请妥筹处置办法，嗣据总行及沿站保护各事，……据此间日人方面向有希望现金不得出境之表示，此次将全部现款运出，又值该国的新特务机关长到青之际，难免不利用机会发生枝节，但现金为国家命脉，兄宣仰体钧旨，妥筹安全，与三行主管人员熟商，决定即日起运。”对此，蒋批示：“处置甚安，不胜佩慰。”沈鸿烈提到的担心日人干预，从几日后的报告看，确非虚语。30日沈鸿烈报告：“当装车甫毕时，日领署始惊悉，突来电话要求市府制止运送，当经严词拒绝，现运送车已于昨日午后六时半安抵济南，所有全部现金已由韩主席以重兵保护分别运存济南各行金库。”青岛现银，可谓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抢运出来的。
上海是现银最重要的集中地，国民政府自然也特别关注。9月24日，蒋介石专门致电孔祥熙，告以：“上海现银，应即设法运杭与南昌，其他钞币亦应从速设法他运。”紧接着，又致电孔祥熙，询问：“存沪现银总数如移动，约须几日可运完?”26日孔报告蒋，中行库存法币“正分批运赴杭、赣、汉、渝、粤各地，约计十日以内当可全数运讫”。这次现银抢运计划和行动，虽然随着两国关系的暂时缓和而告一段落，但国民政府对现银的关切及其投注的心力，可见一斑。
二、大规模战争来临时的现金转移
1936年9月的危机度过后，国民政府暂时松了一口气。对于蒋介石而言，集中现金不仅是对日的应急反应与举措，当内部出现异动时，他也会本能地想到这一点。1936年10月初，西安有不稳传言，为此蒋介石致电孔祥熙，告以：“西安钞票不必多存，请陆续秘密运到洛阳，并问中国银行在西安存钞几何，如过多亦应移洛，但不必着急，以陇陕赤匪不久必可消灭，但不能不防也。”西安事变期间，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几次致电西安方面，响应其主张。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即对四川有所防范，1937年1月18日，蒋致电孔祥熙及汉口农民银行总经理徐继庄，要求将存渝钞票及现银尽量他运：“各行存渝钞票及现银各若干，请详查示复，并设法陆续极秘密移动，如不能运汉，或将存钞暂运贵阳存贮亦可。但切勿声张并勿太急”;“现存重庆与贵阳现银及钞票各若干，存渝钞银最好陆续极秘密移动。如不便运汉，应密运筑，但切勿声张，或先运存钞亦可”。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蒋介石深谙这句话的含义。抢运现金、集中现金，在大规模战争来临之际成为他密切关注的问题。
西安事变后，中国方面对日抵抗呼声日渐高涨，面对日军不断挑衅，中日间的战争几乎难以避免。当时的银行家已经观察到这样的危险，1937年6月6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经理杨介眉在与天津分行经理资耀华的往来函电中讲道：“据一班人之观察，则觉两月后必发生事故。又自西南问题发生，据各方面谈论，恐难免不发生内战，……又闻福建省内自治区或将成为事实，盖处处有日人背景也。法币表面上虽尚安定，然日人走私无法禁止，终难持久。凡此种种，危机四面逼来，日甚一日，万一发生战事，全国金融必致混乱，行中营业务望紧缩。”
银行家担心战争爆发会带来金融混乱，因此要提早做好防备，紧缩放款，收拢资金，尽量减小损失。政治家同样如此，战争某种程度而言打的是钱，在战争中如何保住钱，尤其是硬通货，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据统计，至1937年6月30日，国民政府持有的存在国内的黄金(按每盎司35美元计)有1240万美元、白银(按每盎司0.45美元计)有11830万美元;存在国外的及正在向国外运输中的黄金有3280万美元、白银有4940万美元。这批硬通货的处理，是国民政府关注的重心之一。1937年7月6日蒋介石密电宋子文：“中国、中央、交通三银行五六两月份帐册可否派员送来查阅。”可见，转移现金已提前运筹。
作为首先爆发冲突的地区，华北的现金状况自然成为国民政府关心的首要重点。杨格说：“华北大约有4000万盎司的白银储备由于日本侵华而无法动用。”更为确切的说法，据财政部次长徐堪给外交部次长徐谟的函电，“查北平存银约一千五百万元，存贮东交民巷;天津存银约四千一二百万元，存贮法租界”。正是看到华北的危险，战争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就不断布署从华北撤出现钞。据统计，卢沟桥事变后半个多月的7月29日，平津、济南几大银行所存钞票减少了11698万元，较之卢沟桥事变前减少50%多(见表1)。可以说，抢运现钞的成效是显著的。
战争爆发前，中国的金融中心位于上海，这里集中了大量的钞票和现银，一旦战争爆发，必然成为一个重要的隐患，如杨格说：“这是一个弱点，因为大部分白银存放在上海，很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
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1937年7月9日，蒋介石即密电在上海的宋子文：“上海各银行现银与钞票，从速先移运杭州与南京，准备向南昌、长沙集中，务望五日内运完。”宋子文当日即回复蒋：“(1)中、中、交、农民四行沪库存钞总数为五万五千七百余万元，除酌留一万万为营业需要，其余当即遵示先运京杭两处，以便集中南昌、长沙。(2)四行库存现洋为四千八百八十七万元，内农民约二千五百万元，数目较巨，京杭等处无库可储，不如由沪装港，较为简捷;遇急要，可随时变换外汇，应否，请示遵。(3)四行现钞分存分行，数目详表，明日航呈。何处宜移或缓移，祈核示，以便密令遵照。(4)各商业银行，无现洋库存，所存钞票，只敷营业周转，无可抽运。”
接到蒋介石密电，宋子文立即召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商量如何完成钞券内移、现银南运这一紧急任务。1937年7月15日，徐堪致电蒋介石：“午后三时到沪即与宋部长及三行人员密计一切，宋部长谓兴亡有责，愿遇事从旁贡献意见以贡钧座采择。四行移运现金钞券今已办竣，惟各地分配存券多少，与军事计划有关，应请钧座随时指示。”
7月中旬开始的现金内运大致结果可从表1中窥见一二。
从表1可以看出，到7月28日，现银部分，除了从汉口移至洛阳近2000万元外，主要是从上海南运香港4300多万元，其余各地中、中、交、农四行库存变动不大。相对而言，这一期间钞票内移的动作较大。除前述平津、济南钞券转出近半数外，主要是从上海运出4.6亿余元，内移存至南昌、长沙、杭州三地，由此本来是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库存5.5亿元，变成了南昌3.1亿元、长沙2.4亿元、杭州1.2亿元。由此可见，大规模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向内地集中现金的态势相当明显，长沙、南昌成为最大的现金增长地区，半个月内，长沙现钞增加2.2亿余元，南昌现钞增加1.3亿元，这和其处于沿海到纵深内陆的中间地带，便于承担起现金转运中间站的地理位置有关。上海、平津则成为钞票和现银移出最多的地区，这也与战争形势的紧迫程度密切相关。一场现金的大流动随着战争大规模爆发有组织地展开。
三、紧急密集的现银外运
对日战争是一场以弱对强的战争，国民政府充分估计到战争的艰难程度和结果的不可预测性。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联席会议上曾坦率地宣称：“胜利是党国的幸福，生死存亡，义无返顾。就是失败，也可以对得起后辈和我们的祖先。”基于此，国民政府在组织钞券内运的同时，还组织了现银外运，即将内地现银运往香港，乃至美国。当时杂志报道：“去年输出之现银，大部分运美国。今年则全运香港。”1937年1—10月，现银净输出额333608739元。杨格曾经写道：1937年7月7日后，“中央银行立即开始把白银储备从上海转移到国外安全地点。从中国驶往世界各国(日本除外)港口的每一艘美国船和英国船都满载着保了险的白银，通常每一艘船装载的白银价值1000万美元。8月13日战事蔓延到上海之前，所有储存在上海的黄金和白银早已运往香港、伦敦、旧金山和纽约等地”。“存放在华北的4000万盎司白银，由于敌人在该地区的行动，没能够转移出来”。
多种材料显示大规模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开始有组织地将现银外移。早在1936年9月中日关系一度紧张时，孔祥熙即报告蒋介石：“密存沪现银除前后运美外结至昨日计共8300万，昨又直接运美1200万，拟感日运港转美1200万，今日直接运美2400万，其余3500万分□卅两日运港，预计所存现银本月内当可全数运出。”此后，国民政府的现金外运工作没有中止。据统计，截至1937年4月30日，“存在国外和香港可供掉换外汇的白银数量以及我们存在纽约和伦敦的银行资金，总计为169725174.94美元。这个数字与三月的数字相较，显示增加了13213957.10美元”。其中，存旧金山的白银有12091071.61盎司，折合美元5440982.22元;存香港白银有38560482.24盎司，折合美元17352217元。
全面战争爆发后，现金外运加快展开。1937年7月是现金外运最为集中的一个月。《银行周报》1937年9月的报道称：“今年讫七月底止，输出现金共计24555334金单位，其中几全部系于七月间输出者。……七月份大举输出，其原因，半为谋安全，半为供作国外透支款项之担保，而前者尤为主要原因。”“(今年)输出之银运香港者54973196元，运日本者607元。又现金几全部系由上海输出，现银亦然。计由上海输出之现银达54973803元，其余由广州及他埠输出者仅15940元”。到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存在香港作为发行准备的现银计有：中央银行21520000元，中国银行51495000元，交通银行16223000元，农民银行27117000元，共116355000元，折合白银85964380盎司，折合美元39583971元。存在美国的有400万元，折合白银3024000盎斯，折合美元1360800元。同时，四行大幅度增持黄金、外汇，1937年8月2日中央银行向孔祥熙汇报，截至1937年7月底，“四行包括广东在内的国内外黄金和外汇资产的总数，相当于264502837.81美元，比6月底的数字约增加800万美元”。其中，存在国外银行的外汇达56004503美元，黄金约7489041美元。
战争状态下，许多操作都有可能因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1937年7月，英国德纳罗印钞公司印制的大量新钞原计划运到上海，由各该负责人签字加印后发行。鉴于上海的安全形势，国民政府决定一律在香港卸货存储。有意思的是，在现金大规模内运和外运时，也有不得已情况下的反向操作。8月13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委托香港汇丰银行秘密装轮运现钞5000万元到上海，应付战争爆发后的提存紧张局面。当时上海存款额在15亿至20亿元间，所需的现钞量大面广，而原来四行库存5.5亿元已内移4.6亿元，造成不得不从香港紧急调运现金应付提存的状况。
战争爆发初期集中抢运现银工作告一段落后，各地现银外运工作次第展开。1937年7月济南、长沙存银暂时未动。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最初部署“济南现银暂时不必移动”。30日，平津失陷，日军沿平汉、平绥、津浦三条铁路线作扇形推进，华北告急。31日，针对济南存银，宋子文密电蒋介石：“顷闻向方兄抵京。所有各银行存济现银，请由钧座嘱其准予运来上海，俾可变为外汇，以充实法币准备，并乞电示。”8月，长沙、西安存银的移运工作逐步展开。1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令其：“西安现银最好亦运往香港。”14、17日，蒋介石连续致电山东韩复榘：“济南现银请兄从速决定向汉口起运，勿为不明大体者所阻，此于战时金融及外汇之作用甚大。”26日，蒋致电宋子文专门询问山东存银问题：“鲁现银究有运出否，湘存现银亦应迅速尽量运港，但表面只言运粤为要如何，盼复。”26日，宋子文回电蒋介石：“鲁省现银已抵粤，正在运港途中，湘存现银亦当遵示，尽量先运粤，请纾锦注。”接着，蒋介石开始部署长沙现银的外运。27日，财政部致函四行联合办事处：“查发行准备项下所存长沙现银，兹奉委员长蒋谕：应赶速运出，只言运赴广州，不必说运香港等因，相应密函奉达即希贵处查照，即日遵办并希将运银数目报部以便转呈为荷。”9月，四川白银也开始起运。9月7日，财政部致函四行联合办事处：“成都存银既能运出，可陆续起运。”据统计，1937年8月至1938年8月从中国运出的白银价值法币42000万元。1940年6月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的一份函电中谈到，“查四行存港白银自上次汇交汇丰运送出国后，截至现在又积存中央约20余万元、中国约40余万元、交通约10余万元、农民约4万余元、粤港分会约9万余元，总共约存80余万元。”。可见，现银外运工作虽不再那么紧张密集，但并未停止。
运至香港的现银全数送交香港汇丰银行集中保管。1937年9月13日，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贝祖诒致函席德懋：“各行存港白银全数送交港汇丰银行集中事，经向汇丰银行洽办，先电陈报，今日汇丰银行来称，拟请各行正式以书面授权该行予以全权，任由分批装运出口，是否可予照办，希即电复祇遵。”因此，外运的现银暂时得到了安全保管。
然而，到战争中期，鉴于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企图日益明显，香港逐渐处于战争威胁之下，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进一步的转运工作。1940年6月底，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请示广州分行：“应否仍照前案由财政部饬知各行汇由职处委托汇丰运英，交伦敦中国银行转美，或另设法迳运美国，祈裁示。”8月2日，中央银行广州分行致函中国银行：“关于存港白银汇运美国一案，日前准贵行函开，已将白银94箱、银条17条、黄金1箱送交汇丰仓库，交敝行杨专员接收，等因。兹查上项金银已由该行加套木箱，并代出面保险，于本月廿三日交美轮亚当士总统号转运纽约大通银行收存。”从这两通函电大体可以看到，在香港沦陷前，现银转运提前一步。日本占领香港后，由横滨银行代表日本政府接收在港中国各银行资产时，接收到的绝大部分是已发行和未发行的钞券，存在香港的硬通货多数已被移出。被接收的未发行钞券，日本多用来套购法币，投机黑市。
余论
不得不说，国民政府抢运钞券现银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被动的。钞券内移与现银外运、不同地区现银外运的缓急，基本上取决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下一个具体目标。尽管在1936年初，针对华北外资银行存银，国民政府已经遭遇了日方支持下华北地方当局的压力，但是国民政府并未吸取教训，在大规模战争来临前未能作出一个整体、规划的移运方案。一开始就使国民政府陷于被动的天津存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天津租界时，几乎全部被日本攫夺。其中，在中国银行名下有21870406元，交通银行名下有26417979元，河北省银行名下有4248049元。这是最初种下的恶果。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国民政府抢运到的地方，现银几乎没有落入日本的虎口。这场被迫展开的现金抢运行动，无疑又是有组织且比较有序的。对于国民政府的现银外运，当年财政部的报告中总结道：“可以忠实地说，我们的流动资产从一切方面来看，都未受到损害。”财政顾问杨格也给予较高评价，“要不是这么办的话，中国早就遭到了近乎致命的打击”。正是由于内移与外运有组织的部署，轻重缓急有效的运作，使法币发行准备金得到基本保障，从而使“战争开始时，中国在提供浩繁的战争费用方面，较以往任何时期都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储备较过去雄厚得多”。杨格甚至讲道，“如果没有这种依靠，中国是不能长期抗战的”。蒋介石自己也对1936年中日关系紧张时的现金移运准备不无自得，他判断：“此次倭寇之所以急求转圜而转变缓和者，其最大原因，是余令上海中央行现银输散内地之一□，倭寇探得此实情，乃知余决心抗战准备已。就比较之军队动员，……故京沪未动一兵，而倭寇畏慑，无人能知其所以然者。对外战争，不在兵力之强弱与大小，运用之妙，有如此者也。”
全面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的现金内运和外运工作，是战时经济动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当程度地支持了中国对日抗战的展开。大规模的现金内运和外运，使中国金融在大规模战争爆发后，最大限度避免了损失，形成战争初期财政坚固和外汇稳定的状态。1937年6月间,法币对美元的汇价平均为29.65美分(最高29.78、最低29.53)，而在1938年2月间则为29.79美分(最高29.90、最低29.69)，可见，法币在全面抗战初期并未跌落。反之，“日军在中国的失败，再加以别的种种原因，却使日元维持一先令二便士的标准，极感困难”。这些无形中为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国政府信誉和社会信心的树立奠定了基础。这场“无声息”的现金抢运行动，构成了国民政府金融动员最核心的部分，是中日间一场未见刀光剑影却精彩纷呈的“金融暗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9-05 15:5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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