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俊 | 1944—1945年广东军政关系再探
2022-09-05 16:12:01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3期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王英俊，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1944—1945年间，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围绕地方财政权的争夺和地方武装力量的统辖问题，余汉谋的第七战区和李汉魂的广东省政府之间持续杯葛，军政对立日趋严重，并最终以李汉魂的黯然下台而告终。相较于他省省主席委曲求全或更动频繁，战时李汉魂主政下的广东省府，能与军方对抗数年，在抗战时期军、政分治的省份中实不多见，这与李汉魂的军人出身密不可分，背后更夹杂着粤军内部多年来的恩怨纠葛与军系壁垒。
关键词
军政关系；广东省政府；第七战区；李汉魂；余汉谋
1944年夏，日军为从中国战场寻求突破，发动旨在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1945年1月，日军从南北两面夹击广东战时省会韶关，23日，韶关沦陷。大敌当前，军、政高层却各避一方，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率部退守江西龙南，而广东省政府则撤往粤东龙川。5月底，日军攻入河源，余汉谋下令“各机关除留必要人员看守外，一律于世(31日)前彻底疏散完毕”。然军方此决定，事前却并未告知省府。8月8日，日本甫一宣布投降，李汉魂旋即致电蒋介石：“敬恳俯赐察纳，准予解除现职”，力辞广东省主席。13日，广东省政府改组，罗卓英继任广东省主席，李汉魂调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此时，距1939年1月李汉魂主粤已将近7年，抗战行将胜利之时，李汉魂为何要主动辞去政职?他与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余汉谋，有着怎样的矛盾纠葛?对这一问题，已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其中代表作是郑泽隆的《军人从政——抗日战争时期的李汉魂》。该书对军余、政李格局的形成及其矛盾的加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受资料开放程度所限(尤其是余汉谋的资料)，无从展现抗战后期广东军政对立的历史细节，相关人物关系、历史事件也尚有待进一步厘清。有鉴于此，本文拟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档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及蒋介石日记等资料，重新梳理抗战后期特别是1944—1945年间广东军政对立的相关史实，呈现其时广东政坛权力斗争的复杂面相，并试图揭示战时广东军政矛盾较之他省特殊之处的原因所在。
一、粤军内部“派系化”特征
粤军脱胎于邓铿所创建的粤军第一师，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以粤军第一师为主，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此后伴随着部队持续的整编与扩充，团体派系潜滋暗生。经历北伐后，粤军分化为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三大派系。这其中尤以张发奎、陈济棠两大派系暗斗甚烈，张发奎系内部，常以“陈瘟猪”代称陈济棠。而战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余汉谋与广东省主席的李汉魂即分属陈、张两派。余汉谋自1923年入粤军后，一直在陈济棠手下任职，而李汉魂自1926年加入第四军后，长期追随张发奎。1931年后，李、余虽同在陈济棠手下任职，但在张发奎看来：“他俩从未融洽相处过。”
这一时期，粤军内部团体的分化还与陈济棠对军内派系所采取的制衡策略有关。1927年后，张发奎在一系列反蒋、讨粤斗争中失势，陈济棠遂招揽张旧部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等，委以重任，这令陈手下愤愤不平，为其集团内部争斗埋下了伏笔。关于其时内部冲突情形，据1932年9月的一份情报显示：“(一)自陈济棠起用缪培南等后，粤高级将领即分新旧两派，旧派对陈颇感不满;(二)新派将领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等属之，旧派将领香翰屏、李扬敬等属之;(三)新旧两派积不相能，倾轧甚烈。”
迨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被迫下野，余汉谋掌握广东军权后，此种内部分化仍在延续。据报人陶菊隐的观察，第四军内“其间分门别类，有所谓客家系，以李振球、李洁之(广州公安局长)昆仲为骨干，辅以黄涛、莫希德、张瑞贵等师，并有八大金刚之称。次为西江系，余汉谋为首领，陈章、叶肇两师属焉。再次为旧四军系(一名高州系)，主角缪培南，下有邓龙光、李汉魂等部”。全面抗战爆发后，余汉谋先后调李汉魂、邓龙光等非嫡系部队北上抗日，并令李汉魂部归叶肇指挥，引发旧四军系强烈不满，李认为叶肇“实无领导的资格”。
1938年底，蒋介石调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但张对此并不欲受。因张深知“余汉谋不会服从我。他向中央提议让我南下，只是因为他反对薛岳、利用我而已”。到韶关后，张发奎不得不请蒋派员来重组党政军机关，并分割各自权责。即便如此，张氏仍处处受到余汉谋掣肘，军权实际掌握在余汉谋手中。据张发奎回忆：“我想调动一些不称职的师长与其他军官，但余汉谋不同意。除了四战区的部队，我不能调查属于我管辖的部队之内部事务。在赏罚方面，我没有发言权。另一个例子是，余汉谋统率的第十二集团军是唯一配置宪兵团的集团军。这个宪兵团成立于陈济棠时代，理应撤销，因为中央的组织系统表上规定宪兵团必须直属于中央。譬如，广西已经废除它的宪兵团，把它改隶中央。可余汉谋不守规矩，蒋先生允许他自把自为。”余汉谋更是对张发奎借助陈诚，从其手中拿走六十五军归吴奇伟指挥颇为不满。
双方积不相容，张发奎遂萌去志。1939年9月，他致电蒋介石表示，“粤省人事复杂，党务政治均难离开现实环境，按照理想彻底刷新。职隶军籍，党务政治向少参与，况本性疏略，责以应付复杂环境，实非所宜”，请求辞去战区长官，委余汉谋任之。1940年1月，蒋介石将张发奎第四战区的管辖区域调整为广西地区，另成立由余汉谋任司令的第七战区负责广东，邓龙光部六十四军也移驻广西，广东旧四军势力只剩李汉魂部。李可引为奥援的力量大为减弱，在粤军内部多年来恩怨纠葛的层累叠加下，李汉魂与余汉谋之间横亘军系壁垒，军政分歧终不可避免。
二、军政争夺地方财政权
战时地方军政对立的起因之一，即军政双方对地方财政权的争夺。财权之所以为军政两方所重视，因其为养军之资源、省政之支柱，亦为扩张实力的凭借。尤其是在广东最为富庶的珠三角地区沦为敌手、财源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其重要性更为凸显。在此情形下，广东省银行(以下简称“省行”)成为军政攘夺的焦点。“金融为经济活动之枢纽，亦为庶政之基石”，作为广东省内唯一的地方金融机构，省行地位举足轻重，因而行长一职历来为各方所看重。加之“广东向为多事之区，政局极为动荡。民元以来，主管迭更，彼争此夺”，而省行“挟处其间，应付极为不易，以致总副行长之更调，年或数次”。省行行长成为军政双方争夺的目标，省行亦成为各方炫技的竞技场。
1944年政李、军余围绕省行之间的较量，还要从4年前的人事更迭开始追溯。1940年9月，受省财政厅捐税科科长李云良营私舞弊案牵连，时任财政厅厅长兼省行行长的顾翊群迫于省府压力，不得不去职赴渝。顾去职后，继任行长一事顿成焦点。关于继任人选，余汉谋主张应由副行长云照坤继任。云照坤别名云炳乾，籍贯海南琼州，其父云瀛桥原为余汉谋手下一师长。据时人回忆，云瀛桥临死前将云照坤托付给余，故余才保举云照坤为省行副行长。值得注意的是，顾翊群也深知云与余之间的勾连，加之云乃顾的清华同窗，因此顾去职后，也曾向“重庆政府密保以省行副行长云照坤升任行长”，此举有可能是顾希望通过示好余汉谋，以打乱省府的人事企图。
李汉魂使尽浑身解数才将顾驱走，在戴笠看来，“李主席对顾厅长之不满，且必欲去之者，实不仅人事问题，而其真实动机，谅在于掌握财厅，取得省银行，与间接取得缉私力量，实为其主因”，因而李不可能放手再让军方势力把持，故力推其亲信张导民任省行行长，以达到掌控广东财政大权的目的。围绕行长继任人选，军政两方意见相左，僵持不下。最后，双方达成折中办法，即云照坤以“代理名义”暂代行长，李之亲信曾晓峰、杜之英为副行长。省行行长继任人选一事暂告一段落，但军政之间围绕省行的摩擦并未平息，此后军政围绕省行问题频发冲突。
省府掌控省行愿望受挫，李汉魂以其军人性格，不愿就此善罢甘休，时思对云照坤多方掣肘。他一方面调荐大量亲信进入省行，以便随时掌控内部情况;另一方面鉴于“省行较重大之事须取决于董事会议”，便安插郑丰(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张导民等省府势力进入省行董事会，以此攘夺省行控制权，架空云照坤。云恃有军方做后台，也在省行暗中树植个人根基，“凡李汉魂推荐一个人来，他也派一个自己的人进省行，两人互相竞派，使得当时省行的人数，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多”。来自军统的情报显示：“(云用人)偏重其琼崖同乡，据报在其省行内外职员中，姓云者竟达百人之多。”他还试图撤换省行总秘书杜梅和，以心腹张葆恒代之，因李汉魂的坚决反对才未能如愿。
云照坤背地还击的做法，无疑加重了业已存在的矛盾，李汉魂志在“驱云”，云不走，省府掌控省行目的就无法达到。1944年3月，省行董事郑丰、赖武、冯次淇三人，以“滥用职权、擅用国库公款，从事舞弊”等项罪名，联名将云照坤告上省府，要求将其惩办，以肃法纪。李汉魂遂以之为契机，一方面手令省行董事叶青等，搜集证据，呈送审核;另一方面则令云照坤辞去本职，等候查办。
自李汉魂主粤后，“无时不图掌控省银行”，但省行先有顾翊群，后有云照坤把持，致使省府无法有效掌控，因此，云照坤被撤换，实是“驱顾”一事的延续，戴笠就认为：李“过去之攻击顾翊群，此次之撤换云照坤，无非欲造成掌握省行、囊括省行之企图也”。省府做法无异于打了军方一记耳光，但云被省行董事联名检举(罪状最后被坐实)，也使得余汉谋处理此事颇感为难。如果力挺云，则有与云共谋的嫌疑，有损自身威信。对此，余汉谋只能隐忍不发，同时谋求控制继任行长人选，以反击李汉魂的“驱云”之举。
最初，李汉魂有意从其省府亲信郑丰、胡铭藻、叶青三人中，选取一人(更倾向胡)作为继任人选，余汉谋表示同意，并决“择定一人向中央电保”。不料，4月中旬余突然变卦，坚持由军中同袍胡继贤继任行长。余为何改变初衷，按照他后来的说法，此举纯为因事择人，在他看来省行乃金融枢纽，关系经济命脉，“行长、董事皆应慎选”，而“胡铭藻非经济人才，不若胡继贤为现代经济学者著有经验”。
就事实来看，余汉谋所言并非敷衍之词。胡继贤曾任岭南大学商学院院长，“学识优于干才，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不失学者风度”。孙科也曾对之“甚加器重，陈伯南主粤政，曾以孙氏之推荐，出长建厅。解组后，仍任省委，老党员黄隆生氏逝世，省银行董事一席，胡氏被推继遗云”。而胡铭藻则是行伍出身，纯粹军人，与李汉魂过从甚密，“昔于西北区绥署从今主席李(汉魂)公，忝参帷幄”。李汉魂主粤后，胡铭藻又被其延揽为省府秘书长，成为李氏核心幕僚。胡缺乏经济学识，且并未涉猎过银行事务，却被李汉魂保荐为省行行长。
对于余汉谋出尔反尔的做法，李汉魂颇为不满，认为“此本省职权内事，原极简单，乃竟有此困难”，表示实“无法接受”，李遂决意“只有暂不处置，而再行考虑”。不过，李氏所采取的“冷处理”的策略，被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打乱节奏，因不愿再起纠纷，李汉魂决意迁就余。孰料就在此时，事情再起波折。1944年4月19日，中央审计部次长刘纪文来粤视察，李得知余未与省府相商，径直以军方名义电请财政部，提请胡继贤继任行长。余汉谋的这一行事方式令李汉魂内心异常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今乃事前绝不相谋，便尔迳自进行，如此做法，不特孔(祥熙)极感不快，即明白事体者，亦多不谓然。”李决将此事再次搁置，军政分歧日益严重。
与此同时，云照坤也未坐以待毙，“在重庆四处活动以求留任，且以公款为送礼之具”。而“在李之意认为云照坤非去不可”，此种情形下，李只得以同余汉谋联名电呈孔祥熙的形式提议胡继贤任行长。4月28日，胡继贤继云照坤任省行行长。值得玩味的是，行长继任人选虽依旧为军方掌控，但李又留了一手，他以“胡尚任职于审计部”为由，在省府撤换云照坤之命令中加上：在胡未到任之前，由其亲信、现任省行副行长曾晓峰代理行长等语。至此，扰攘3个月的“省行风波”暂时平息。
然而，1944年4月省府虽违心地满足了军方在省行行长继任人选方面的要求，并不意味着“省行风波”的最终平息。一年之后的1945年2月，军方竟径直发布命令规定，严禁任何团体未经军方批准从省行借贷，又同时规定“今后本省所有征实、征借、赋存各粮食及国库省库收入款项，应悉数拨借为军粮、军费之用，非经长官部核准，不得擅行挪支”。军方此举严重藐视省府权威，无异于直接“接管”省行。李汉魂因此大受刺激，愤怒地向蒋介石控诉：“(军方此举)似此不特职权割裂，业务停顿，即公教团警生活，亦将无着。”军政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军政对立渐入高潮。
李汉魂的汇报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4月26日，蒋致电余汉谋，认为其做法有逾界之处，未合中央本意：“长官部近对省府职权时有干涉之事例……且电令省银行无论任何机关团体，非经长官部核准，不许借贷，似此情形，省府既不能行使职权，则中央即难再课省府以责任。中央虽规定战区长官得对区内之省府加以指导，然其目的全在使军政配合，戮力抗战大业，固非以省府隶属于战区，则指导固自有应守之分际，一切省政范围内之用人行政，省府亦自有其应守之职责。”同时，要求他对李汉魂发扬同寅协恭之精神：“兄对于伯豪，亦惟有尽力扶持，开诚布公，予以匡教，俾能放手做事，整饬政治，组训民众，以协助军事，乃为最善之道。”
收到蒋电，余汉谋认为省府对军方的指控是“远道传闻，或亦间有失实”。他遂向蒋详呈省行实情：“该行近年业务虽颇有起色，而其资金则多属人民存款，政府机关自不能藉为挹注，故年前各军官兵食不一饱，汉谋亦不敢提借分毫。而省政府年来已透支一亿三千余万元，今春曲江退守，该行损失既巨，业务骤停，总行存钞不及二千万元。若仍任各机关借口迁移，视同外府，该行资金可立而尽，人民血汗将归乌有。偶一挤提，战时金融即起恐慌，故下令限制各机关团体之借贷，藉免影响民生，以维地方之安定。”余打着保障民生和维护地方稳定的旗号，说明限制省行向外再借贷的原因似也合情合理，然余视省府为战区直辖，通过直接发布命令的方式干涉省府职权，自然使李汉魂无法接受。
除汇报省行经营情形外，余汉谋还控诉省府施政不当，使省行成为省府压榨的工具：“最近又以备荒为名，令省银行四处搜集现钞，在平远、龙川、和平三县购谷二万担，原有基金未知用之何处。”“广东省银行资金原属人民血汗，而省政府先后提取一亿三千余万元。此次疏散，中央已给该府巨款，闻仍向该行挪用二三百万元”。对于军方的指控，6月10日，李汉魂回函蒋介石，认为军方指责之词，纯属谣言诽谤，“或全非事实，或故张其词”。他辩解称：“省银行借款除一小部购粮建设等费由本府依法饬办者外，余均系该行与各机关就其工业立场自行订立契约，节经严限清借，现正赶办中。”
军余、政李之间围绕省行问题，与蒋介石信电往还，互不相让，相互责难。可以说，李汉魂主粤的6年多中，因军方深度介入，省府始终并未切实掌控省行大权。直至广东政府行将改组之际，李汉魂仍对此事耿耿于怀，称“本府目下固已百孔千疮，然省行之不能配合省府，亦一主要原因”。在战时资源极度紧缺的情形下，省行关乎财权，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自然成为军政双方攘夺的焦点，而类似的情况，在军政围绕战时地方武装归属的较量中再度上演。
三、军政争夺地方武装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战争形势的加剧，对于广东地方政治、军事生态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随着第三十五集团军、第六十二军相继外调参加桂柳、长沙会战，至1944年夏，余汉谋所掌控的部队只有第六十三、六十五军及独立第九、二十旅，其实力较之第四路军时已大为削弱。1945年1月韶关沦陷后，余汉谋率部退守江西龙南，处境则更为艰难，“广东全面沦陷，国民党统治区大大缩小……现在余汉谋的后方，已压缩到粤、赣、闽边一隅，蒋介石国民党断绝接济，只靠广东给养，因此余汉谋现在经济、粮食、给养都非常困难”。据中共估计，“开战到现在，广东的军队最少损失了三分之二，当时广东军有二十万，但现在不够三分之一”，而余汉谋所拥有的正规军不足2万人，而各地“挺进队、游击队的人数，还比余汉谋军队多”。战争所带来的军队力量的消耗，使得军方不得不将目光投向了地方武装。
这一时期军方整合地方武装的形式之一，即在各地成立守备区。从1941年至1944年间，第七战区在各地相继成立海陆丰、惠淡、广阳、琼崖、梅蕉平浦、潮州等守备区。1944年9月，为应对日军南下，第七战区又分别成立曲江(韶关)、乐(昌)仁(化)乳(源)守备区。各守备区的主要职能，即整合挺进队、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力量，纳入军队统一指挥。如乐仁乳守备区，统辖第一六〇师、保安第三大队;广阳守备区统辖第一五六师、保安第一、九团以及挺进队第二、四、七纵队各一部。而各守备区指挥官，概由军方委任。以广阳守备区为例，三任指挥官王德全、彭霖生、李务滋，皆为余汉谋心腹势力，其他守备区，如梅蕉平浦指挥官黄任寰、乐仁守备区长官梁士骥等，亦不外如是。
军方整合地方武装的另一形式，即在各县成立后备队，于“数县或一县则设立一指挥所”，其主任“以在籍物望素孚之官绅为之，皆照广东省政府之后备队指挥所设立纲要办理。惟以作战关系，其主任仍归当地军事长官之指挥，而组训行政，则仍归省政府管辖”。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45年的统计，第七战区共设立连阳、潮属、揭阳、三罗、德庆、封川等20处团队指挥所。省府本已有国民兵团后备队，军方于此之外复设后备队，其意图即在与省府争夺地方武装。而各地团队指挥所主任，多由军人充任，其中马耐园、张简荪、陈克华、云振中、罗梓材等人，皆为余汉谋旧属或曾在军中担任要职，而翁照垣、谭启秀、罗睿树等人均为原十九路军将领。军方属意之人任团队指挥所主任，自然唯军队系统之命是从，军方由此进一步掌控地方武装。
军方除在各地设置上述两机构外，1944年6月，第七战区司令部又通令各县组织民众自卫委员会，由县府、国民党各党部、国民兵团等共同组成，委员会主任由军方委派，以“人不离枪、枪不离乡”为原则，战时由驻军指挥，以协助军队作战。原属省府统辖的国民兵团亦由军方掌握，军方势力由此进一步扩展到县一级政权。
余汉谋种种举动皆被李汉魂视为军方侵夺地方权力，令李深感焦虑。1944年9月，李致电蒋介石，抱怨手中已无可用之兵：“职久在行间，未忘战阵，肃奸守土，责不敢辞。惟本省不特七个保安团无一可直接指挥，即各县之国民兵，战时亦多不能自由调遣。”他还无奈浩叹：“盖推行政令首须权力集中，而争取民众尤须有力保障其生活。战时军事第一，政治成为尾闾。政之所急，或为军之所缓，事实上，政治不得不受军事之支配。”李将政治自嘲为“尾闾”，其心不甘于此可见一斑，亦突显出其尴尬的处境。以其军人个性，自然不忍受此“窝囊气”，围绕地方武装整理引发的军政矛盾，不可避免地要爆发了。
李汉魂此时的心境并不难理解，事实上，军人出身的他对兵权极为重视，自主粤政后，他就亟思控制地方武装。1939年2月，省府令各地取消游击司令部，改由行政督察专员兼任司令，自卫团由此纳入省府管辖。1940年4月，李汉魂致电蒋介石，痛感“(粤)地方团队人事复杂，系统纷歧，甚且纪律废弛，徒生民怨。事权既未划清，省府又无健全统率之机构，不特无法运用，抑且遇事掣肘，阻力横生”，希望成立一个统率全省地方军队的机构。8月底，更有实权的广东保安司令部成立。同时，为加强保安部队力量，李汉魂相继在丰顺、曲江设立6个直属于省府掌握的保安团，至1941年全省保安团增至10个，“枪械装备亦极力补足”。
不过，随着省保安部队陆续纳入战区统一指挥，截至1940年7月，总计有9个团(第一至第九团)、4个旅(原保安团第一至第四旅，扩编为暂编第二军)相继投入抗战，其力量多有消耗。加之1942年底，国民政府决定整理各省保安部队，规定“战区各省参战之团队，应按其战绩陆续编并为陆军或补充缺额”，由内政部、军政部合议制定的《各省保安部队整理大纲及编制表》中显示：“广东参战之7个团、4个大队拟保留，9个大队并入维持治安外，其余拟酌编并陆军。”按照该整编办法，意味着李汉魂所能掌控的保安部队力量已所剩无几。
面对愈发不利于自己的形势，李汉魂并未忍气吞声，他也针锋相对，着手筹建直属省府指挥的地方团队。1944年9月1日，省军管区先是在罗信、龙河、连和成立3个自卫大队，随后又命令连阳地方当局编练团队，共编成4个自卫大队和18个后备大队，省府同时决意大幅增加军费开支。12月10日，李汉魂更是径直呈请行政院，以“省府在军事紧急或与省保安司令部无法保持联系”为由，希望行政院授权省府对辖区内保安部队有临时调度处置之权。经内政部、军政部复议后，予以照准。
李汉魂的针锋相对，加之战争形势的发展，军政对立持续升级。战时省会韶关沦陷后，省府东迁至粤东龙川、平远一带，这无疑闯入东江行署、粤闽赣边区司令部属军方管辖范围。鉴于“地方环境复杂，困难日增”，李汉魂虽“竭尽忠诚，终难有济”。为改变这样的窘境，1945年3月2日，他致电蒋介石，称边区司令部直接向各县委派委员会主任，指挥各县地方武装，又命令边区“境域内之一切部队及民众武力，统归该行署及总部直接指挥调遣”，并感慨：“职以主席兼军区及保安司令，而有兵不能用，有民不能训，有匪亦无从剿，目睹敌骑纵横，益惭职守有忝。”
李汉魂虽颇感无奈，但并不甘心放弃对地方武装的统辖权，为此，他将矛头指向守备区。3月23日，他上书蒋介石，指粤闽赣边区所辖守备区部队“多属自筹给养，分子复杂，兵匪不分，走私抽税，视为常事”等种种弊端，其中以海陆丰守备区尤为严重，“入口棉纱一条加抽至三十万元(过去每月约一百二十条至一百五十条)，食盐通过，抽收至七八度，苛抽所得，多饱上级私囊，下级官兵生活依然甚苦。至若收入之分配，则啧啧人言，不可究诘，更足增加人民反感，而为‘奸党’宣传之口实”。李汉魂所指陈守备区走私严重现象，应非虚言，据时人回忆，广阳守备区三任指挥官都有走运私货行为，严重者甚至还将粮食和钨矿出口资敌。
除守备区弊端之外，各县自卫委员会的官僚化也成为李汉魂攻击军方的另一口实，“在边区总部策动及把持之地方自卫委员会已在惠潮梅各属次第成立，其主任委员及各委员悉由总部委派。粮饷械弹由该会自筹，组训指挥由该会负责。而各主任委员又多属地方豪强，不特自成系统，弁髦法令，甚且形成割据，别具野心”，造成“地方封建势力之滋长”。“卵翼”“奸暴”“封建势力”等，字里行间无不流露李汉魂对军方的不满与怨愤。
军政之间的持续杯葛，令蒋介石颇感头痛。收到李电，蒋介石批示道：“详电余汉谋……对李汉魂亦似应另去一电，告以所陈困难情形，当予主持协调，惟望其本人放大气度，对人应开诚合作，各方贤能皆可选用，不可专重亲近。”在蒋看来，广东军政不睦，军方有不当之处，省府也难辞其咎。蒋感到广东军政对立严重，曾于1945年4月19日电招余汉谋、香翰屏来渝面商。
一星期后，蒋介石又电余汉谋，表示“乃以中所闻，近所派委团队指挥所主任等人员甚多不妥”，嘱其“严令所属切戒骄纵，对于地方行政机关必须真诚尊重，和衷共济，万不可再置敌奸于不顾，而专以争权夺利为事，此实当前粤省亟待改善、最迫切之问题”。针对军方在各地设置守备区、成立自卫委员会是否呈经中央核准问题，蒋手谕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程潜展开调查，可见蒋对余此举存有疑忌。
此电可能被李汉魂获悉，李趁势“追击”。5月5日，他再次致电蒋介石，恳请“明令取消各县自卫委员会，责职统一组训，直接指挥地方团队及保安团队，予以绥靖或其他军事名义，负责肃剿奸伪，遏止乱萌。职受恩深厚，图报情殷，冒昧恳陈，不胜迫切”。“不胜迫切”一语颇能曲尽此时李之心态。
面对蒋的告诫与省府对军方接踵而来的责难，5月15日，余汉谋呈复蒋介石，力加申辩：“年来敌寇乱窜，国军未能处处设防，自应组织民众加强自卫。忆二十八年间，汉谋曾组训粤北十县民众，而收粤北战胜之效。嗣以训民为省政范围，乃将案移请省政府继续普遍办理。惟数年未尝举行，致去年敌犯西江，各县民众皆以平时未经组训，临事乏人领导，致无法拒守而使敌如入无人之境。乃召集各机关会订组训方案，由省政府军管区颁布办理。未几，敌犯韶、雄，而潮、揭相继告警，广东完整者仅得东韩江上游及梅属之一隅”，迫不得已，军方才在民众呼吁下，令各县成立后备队。在余汉谋看来，政府未能做好民众组训工作，以致各地相继沦陷，军方设立指挥所也是无奈之举，且并未损害省府组训之权。反而是省府在“国家军政早已统一，非奉核准不得编队”情形下，“既有警卫团、特务营之设”，又复组连阳大队，“人员装备等于国军之一师。最近征得新兵，亦先拨充其所辖之团队，而置国军战后之补充于不顾”。
军政之间围绕整理地方团队等问题，互相责难，官司都捅到顶层。侍从室陈布雷在核查相关材料后，亦觉问题相当严重，在其签呈蒋介石的处理预案中称，“粤省军政龃龉与‘奸匪’猖獗情形，确已至严重阶段，恐已非文电告诫所能收效，查苏鲁冀各省实施党政军一元化之办法，如能在粤省施行，从人事上彻底调整，或可于刷新局面之中振发新效”。意思就是做人事上的变更，将事权集于一人。不过，蒋介石暂时未采纳此一方案，对化解军政嫌隙做最后一试，仍力劝余汉谋“深体前电所示，对伯豪着力扶持，务使军政配合，克收杀敌肃奸之功为要”。两天后，蒋也致电李汉魂，望他秉持“闻过自反、改正缺点之精神”，则“精诚终可感通”，否则“军政龃龉艰危日甚，粤局前途实可深忧”。
然而，在蒋一再告诫下，李汉魂还未收手，6月2日，李汉魂再电张导民称：“东江一带‘奸党’趁机风起，活跃非常”，望他面谒蒋介石时能“婉陈曲衷，明令取消自卫会组织”，由他直接指挥地方团队及保安团队，并表示“如责我指挥东江军事，必能巩固龙川，进而规复河源，以配合反攻广州”。李汉魂几番申告，甚至不惜与军方撕破脸皮，真意仍在攘夺余汉谋的兵权，但未获中央首肯。
6月26日，奉蒋之命负责调查第七战区设置地方团队指挥所及自卫委员会一事的程潜，向蒋汇报称：“查该长官以兵力薄弱，饬粤省府加强地方团队力量，分区组训，有事召集，无事归农，用意尚可。惟如办理不善，人选不当，则流弊滋多，反适为奸伪造机会，故不可漫无限制。拟饬其详订实施办法呈核，并慎重人选，严行督察，总期人民于自卫范围内合理负担。如有扰民情形，应即严行取缔。”这大体上肯定了军方做法其初衷尚无不妥，但在用人及办理方面需加以督饬改进。
收悉程潜的报告后，侍从室签拟意见如下：“此事关系该省区军政职权划分，证以余长官前呈谓省府数年不注意民众组训，敌奸侵入，无法抵抗，故目前不能不加强自卫组织之语，则在省府未改组前，恐不能有所改进。拟俟粤省府人事调整后，交由新任主席与余长官商洽彻底调整办法具报。”广东军政分歧愈发严重，也使蒋意识到唯有改组粤局才是最后之策。从侍从室所签拟的意见看，调整方案似已定有预案，即牺牲政李而迁就军余，估计事前蒋介石已与侍从室人员多有推演，既然无从协调，则只能推此备案。蒋心意既决，粤府将作调整的风声自会传出，风传所及，李汉魂虽自谓“六年半尝尽艰辛，绝无恋栈之心，只有准备交代，并努力至最后一分钟”。但6年多来与余汉谋所累积的旧怨新恨，心中必有万分不甘。为挽回颜面，8月8日，李汉魂向蒋请辞广东省府主席。粤省持续不断的军政对立，至此以李汉魂的黯然下台而告终。
余论
军政关系是广东抗战史研究很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无论是战前的余汉谋与吴铁城、曾养甫，还是战时的李汉魂与余汉谋，军政不睦、彼此颉颃，始终是其时广东军政关系的常态。当然，战时的军政对立不仅见诸广东，亦为当日中国政局普遍之现象，如湖北省府主席陈诚与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的矛盾、浙江省府主席黄绍竑与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冲突等。李汉魂就曾感慨：“这种两虎争山的闹剧也不独见于粤省，四处皆然，小日本所以横行于大中华，这种内讧实为祸根。”
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军政关系，王奇生曾以“武主文从”来概括在蒋介石军治思想主导下，军权日益膨胀、党(政)权日趋低落这一普遍现象。在“武主文从”格局之下，文人主控的省府无法与武人主控的战区相抗衡，以致省府主席不得不采取妥协政策，甚或被迫下台。如1939年1月，即将卸任广东省府主席的吴铁城，曾对李汉魂抱怨说：“在粤年余，误于委曲求全四字，而经手所放之百余县长中，出自己意者只二十人。”1943年夏，驻节陕西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因与陕西省府主席熊斌在争夺地方行政权力过程中，发生激烈冲突，胡遂掀起“倒熊”政潮，并成功撵走熊斌，又是一例。
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广东军政对立的态势，持续时间较长，内斗也颇为激烈。此种情势下，相较于他省(或前任)省主席委曲求全或更动频繁，抗战时期李汉魂主政下的广东省府，却表现得较为强势，且能与军方抗衡近7年之久，这在抗战时期实行军政分治的省份中，实不多见。
与黄绍竑(浙江)、沈鸿烈(山东)、吴铁城(广东)等文官出身的省主席不同，李汉魂是一纯粹军事将领。他早年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保定军校，接受过完整而系统的军事训练。后长期在粤军任职，相继参加北伐、蒋桂战争，兰封和南浔会战，表现出一定的军事才能，侍从室对其就有“(李汉魂)性刚强，仪态整肃，严于治军，勇于作战，有将才”的评价。
军人出身的经历，使得李汉魂“将军人的作风带进了广东省国民党政府”，他不仅“要求各级官员不仅要重视道德修养教育”，而且“要铲除官僚习气，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迅速建立适应广东抗战需要的战时体制”。在处理与军方的关系上，李汉魂亦有军人思维，最重兵权。他深知兵权是政权的基石，一旦失去兵权，其在粤地位便会不保。因此，他主政之初，“几费周折，始将地方武力(自卫团、游击队等)”，纳入省府统辖，他还肆力扩充省保安部队力量，以增强省府实力。
当然，这一时期最令军方忌惮的是驻扎广东、属李汉魂嫡系军队的第六十四军。1932年6月，李汉魂出任粤西北区绥靖委员时，兼任独立第三师师长，六十四军即由该师逐步扩充而成。全面抗战爆发后，李率六十四军转战大江南北，先后取得罗王砦、万家岭大捷，屡建战功，李也凭此擢升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九军团长。1939年3月，李辞去军职，专理政务，将六十四军畀其心腹邓龙光统辖。李、邓为高州同乡，又是世交，故两人常以兄弟相称。李主粤初期，邓率六十四军驻节西江(1940年后参加桂南会战，后调回西江)，并升任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始终与李遥相呼应，“不归余汉谋指挥，直接受第四战区张发奎调遣”，成为李主粤时能与军方相抗衡的武力基础。
除拥有嫡系军队外，李汉魂所掌控的党政势力也不容小觑。他上台伊始，就极欲排除军方对省政的干涉，大量撤换吴铁城时代由军方势力出任的县长，更是放言：“至若县长予固欢迎介绍，但用否之权在我，我要九十余县长个个都由我衷心放出。”为厚植在粤根基，他又相继举办县政人员训练所、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分批训练各级干部，单是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就“收集一千二百余之青年”，待结业后，分配至各地任用。
1939年3月，李汉魂兼任省党部主委后，为获得党部实权，做法如出一辙，据时人回忆：“李汉魂任用幕僚，最重历史地理关系，只有跟他工作日子久，或者是南路人，才敢引为心腹。”在党务人事上，他采取“关门主义，非其亲信绝不予以工作机会”，尤其重用高州人士，排斥“奋发前进之青年同志”，并以“以省干训团为中心，利用各县训所教育长监视县书记长。时有密报，近来党部派任之县书记长，十之八九为干训团人物，此所谓‘南路派’也”。通过上述种种举措，李汉魂巩固了在粤统治基础，维持了其独立自主地位，并赢得可与军方相抗衡的“政治资本”。
抗战后期广东军政矛盾，始终难以调和，除与政李军人出身密不可分外，李、余两人之间各自渊源不同，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如前文所述，李、余分属粤军内部不同分支，李氏属张发奎系骨干，余氏则长期追随陈济棠。在粤军绵延的派系纷争中，张发奎系统与陈济棠系统斗争多年，20世纪20年代第四军掀起两次所谓“护党”运动，皆曾与陈济棠所部惨烈交火，其时李、余两人都是亲历者，对此自然也耿耿于怀。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汉魂率部北上抗日，第四路军内旧四军系将领中，以邓龙光部实力最为雄厚，对此，余汉谋始终存有戒心，并时思削弱其势力。
1938年9月，余汉谋为“清理部队各级官长，以便确实掌有，故排挤邓龙光，而更动八十三军人事”。他欲将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调充至李汉魂所属第二十九军团，但不允邓带兵前往，而委其心腹莫希德继任八十三军军长，此举即意在割裂邓部。洞晓其中真意的李汉魂，随即致电蒋介石，表示反对，称“倘邓军长率属前来作战，可增任何名义，俱无问题，窃单独调充副席，似无必要”。余又拟保升亲信独立第九旅旅长张简荪，出任一五六师师长。该师系两广“六一事变”时，“邓龙光及各干部出生入死，挣扎出来”，向属李汉魂所部建制。对此，李亦认为不妥，并指责张与“部下恶感甚深”，在“统一告成，邓龙光奉命回任”后，张竟卷走该师“公积万余元”，且“未经战阵，如调升该师，不特部属瓦解，尤必不能任职”，力主由嫡系一五四师副师长陈文升充任。
李汉魂的请求，令蒋介石颇感为难。就在此时，明晰内情、同为旧四军系袍泽的薛岳，以江西战情紧急为由，请调邓部来赣参战。薛虽一再强调“纯为作战请求，绝不是为私人方便”，但薛、邓二人同属张发奎系的渊源，薛所为即在帮助邓所部免为余汉谋割裂的命运。在此情形下，蒋也顺水推舟，听从薛建议，将莫希德升任军长、令邓率一五六师编为一军赴赣参战，也算是对余、李各有交代。
经此风潮，余削弱邓部的企图并未达到。不过，余汉谋并不甘心。1941年，邓龙光率六十四军回粤驻防西江，归入第七战区统辖后，余对其驻防地域、军队人数等，处处设限，有意割裂。据邓向蒋报告：“惟遵照战区部署，事实上职所能掌握者只六十四军之两师及暂二军之一旅，而该旅且定务须控制于四会附近，不能活用。就两军言，暂二军之预六师自奉命归入该军建制迄今，已逾一年，始终远戍汕、潮，屡请调整，未蒙核准。今暂七师之一旅又割离四会，该军军长邹洪所能直接掌握者只一师一旅，六十四军之一五五师奉命开赴高、雷专任守备，该军亦不能完整”，此举令邓深感不满：“实使本集团无论攻防，抑或服行其他任务，力量均感薄弱”。余汉谋将矛头直指邓龙光部，其真意即在削弱李汉魂在粤势力，从而在军政较量中不落下风。
余、李同出自粤军，在广东抗日战场上本应摒弃分歧、携手并肩抗战，但由于横亘军系壁垒，加之粤军内部团体畛域之分，根深蒂固，造成广东军政之间始终共信不立、互信难生，这较之于当日中国政局来说，实在是一略显特殊且难解的现象。李汉魂在缕陈其战时主粤经验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军政每难切实合作，双方高级对此固宜负责，部下则不免抵触较多。盖以彼此状况及利害立场，每有不同，主张不免各异，结果殆为双方损失，要在上下相互谅解，原则迳自决之，庶同获久安而终归共济也。”这段后见之明，或许是对广东军政分歧能否得以化解的一个不错的反思。不过，民国时代的这类政要，往往都是事后诸葛，下台失势，才会变得清楚明白一点，讲话也平和了许多，不似还在台上的时候，一个个斗得难解难分、你死我活，把领军和主政当成为个人和小集团争权谋利的工具。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9-22 16: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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