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弘 | 全面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生
2022-09-16 14:35:13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3期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宋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生为了解中共对军队的管理提供了具体例证。日常卫生问题不仅关乎士兵的身体健康和所处的清洁环境，也关乎中共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同时也是八路军和日军战斗的内容之一。因此，中共一方面注重士兵个体的卫生，并培养士兵注意日常卫生，另一方面加强对环境与公共卫生的管理，并在此基础上强化了军队和民众的关系。在士兵日常卫生工作推行过程中，中共采取了动员与教育的多种措施，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推行的阻力。士兵日常卫生措施的推行为增强中共军队的战斗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
抗战；华北；八路军；士兵；日常卫生
抗战时期罗瑞卿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一件部队的趣事：“为着改变一些生活上的习惯，曾经经过了严重的斗争。譬如说：辣椒问题，这是许多南方——湘、赣及云、贵、川等省人生活上特殊的习惯，要使他们改变过来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就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时期在很多救亡室的墙报上，曾经挑起了剧烈的‘笔墨官司’，有所谓‘辣椒派’与‘反辣椒派’，他们在辣椒问题上，各人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且互相驳斥，互相攻击，这成为很热闹的斗争，亦成为很有兴趣的事情呢!结果自然由于‘反辣椒派’有着加强部队卫生的大道理而使得‘辣椒派’只得投降屈服。”这虽然是抗战时期发生在中共军队的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小事不“小”，其中所折射出的问题是大的，即我们可以了解到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日常卫生的一个侧面。可以由此思考：面对琐碎艰巨的日常卫生问题，中共为何要投入大量的精力?日常卫生措施的实施给中共军队带来了什么?由于其中又涉及士兵个体的生活习惯，因此日常卫生措施的实施并不顺利，尽管这个故事无法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信息，但我们可以此为契机揭开其中隐藏的更为丰富的历史面相。
检索当前的学术史，已有一些成果对中共革命中的医疗卫生问题进行了探究，为我们了解其中的具体细节奠定了基础。不过，以往的成果更多将焦点放在医疗救护上，而对日常卫生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并且，在当前的医疗史、卫生史研究中对中共军队卫生史涉猎较少，更多偏重于城市卫生和民众卫生的情况。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生做一专题研究，一方面在以往医疗史研究基础上突显中共革命阶段的位置和中共军队日常卫生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希望揭示中共对军队管理的加强以及日常卫生和中共抗战之间的关系。
同许多概念一样，“卫生”是由中国传统和近代西方文化共同推动形成的概念。余新忠曾对这一概念做过专门探讨，他谈道：“近代‘卫生’非但仅仅在与身体健康相关的语境中被加以使用，而且还被明确界定为谋求增进身体健康的行为，关注点在健康而非疾病，从而在狭义的‘卫生’概念上将‘医疗’这一含义驱隔了出去。”本文同意此观点，不过，即使除去“医疗”含义，“日常卫生”也包含诸多内容，本文无法全部处理。本文的目的在利用相关而有限的资料对士兵的日常卫生做一整体性的研究，在内容上更多侧重于士兵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重复性、日常性的卫生行为，其他方面的问题，将另文讨论。
一、日常卫生的意义：清洁、战斗力与抗战
日常卫生是八路军士兵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共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于中共军事战斗和政治教育来说，这显然是一个相对易于被忽视的问题，因此弄清日常卫生的意义也就明白了中共为何要耗费精力投入到琐碎的日常卫生工作中。
总体来看，士兵的日常卫生有三重意义。首先，是士兵个体保证自身身体健康的需要。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由于面临严峻的形势，部队的患病率一度非常高，“日本法西斯对根据地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根据地又遇天灾，粮食极端困难，夏季部队以黑豆为主食，体质下降，病员急剧增多，从机关到连队，疟疾、痢疾、肠炎、疥疮等疾病普遍流行，有的部队发病率高达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以上，连队变成了休养所，连长变成‘所长’，团长变成‘院长’”。当然，士兵的身体健康取决于多种因素，如中共部队在饮食营养方面就遭遇重大考验，“经济困难，物资缺乏，影响到我军之营养不良，因之身体不强，抵抗力弱，容易招致疾病的侵凌”。曾任一二九师军医处处长的钱信忠在回忆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部队几乎天天都在行军作战，不能脱衣安睡，无法洗澡更衣。给养供应非常困难，一般每人每天只能吃到粗粮12两(16两秤)、油3钱、盐5钱，热量不足，营养低下。据一些连队调查，战士平均体重只有90多斤。1943年遇到天灾，只能以黑豆、棉籽、野菜充饥。”物质资源的短缺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许多士兵不讲卫生的习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高鲁曾谈道：“部队里有些同志不讲卫生，不漱口、不洗脚、不洗澡，衣服也很脏，有虱子也不把衣服烫烫。”因此士兵个体的卫生健康状况非常需要重视，“看来这是小事，实际上生病掉队，成了小事中的大事”。
其次，士兵的日常卫生还包括士兵所在的集体公共环境的卫生，这是牵涉到中共军队的集体战斗力的大问题。对于军队这种组织来说，疾病的流行和传染更加容易，“军队是大的集团生活，多人聚集，是一种特殊生活性质，如行军作战时，风餐露宿，履行劳顿，生活难于维持一定规律，环境卫生难求所在适宜，如军队卫生管理不周，进行不力，不但容易多发疾病，而且容易使传染病传染流行，危害健康，影响实力，这是部队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八路军军医王增寿在回忆中也谈到这一点：“历来以集体活动为特点的兵营(学校、监狱)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是传染病流行之所……而且，那时的我八路军没有专门的军营建筑，时刻与房东们即人民群众产生着广泛的接触。仅就卫生工作保障部队指战员的健康而言，就必须采取依靠这个人群，尤其是我部队人群的成员，以疾病预防为主要手段，否则将不可避免地陷于被动。”可见，士兵的日常卫生是与中共军队整体的战斗力相联系的。“部队的战斗力，固然一方面要看政治的、军事的训练和数质量的优劣(原文如此——引者注);但是另一方面要看将士们的精力如何为标准，如精强力壮，自必英勇善战，这是军事的一般定律。我们要保持部队的健康增进将士们的体力，这必须要注意到部队的卫生管理”。
士兵日常卫生的第三个意义在于日常卫生并非中共自己的一项运动，它也是中共和日军作战内容的一部分，是中共抗战的隐性内容。1941年中共军队后勤工作领导人杨立三在卫生工作会议发言中提到：“现代战争是总力战，有生力量——人是其主干，摧灭有生力量是战斗中的基本目标之一，敌人不仅利用其优势武器在战场上杀伤我们，而且散布细菌来毁伤我们军队及其补充源泉——广大人民，没有人就不能进行战争，其道理是至浅明的。”这段话包含两层意义，其一，“总体战”的思想应已成为当时中共所共同认可的理论，而“人”的因素更是中共一向重视的力量所在。其二，士兵的日常卫生并非仅仅是讲卫生的问题，还是直接牵涉与日军战斗的问题。如1942年山东纵队发布防止鼠疫的指示：“敌人为了加紧统治华北，配合其新的冒险，日来手段愈加残酷毒辣。除对各根据地进行其烧杀抢掠捕捉壮丁外，最近在冀南及其他地区施放鼠疫，以达到其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之毒计。”日前冀南清丰等地向居民索征老鼠，“制造鼠疫，准备在我根据地内大量施放”。不仅如此，日军在根据地、军队的各个部分都有可能通过投毒的方式对中共士兵造成伤害，因此，日常卫生问题也是在对日作战中需要考虑的重点工作之一。
对中共军队来说，日常卫生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但是相对于医疗救护来说，中共对日常卫生的选择有其被动的一面。相对于后期的伤兵治疗付出的较大代价，如果能够在卫生预防上多下功夫可减少相关费用，这也是中共战时经费紧张的无奈表现。对此，罗瑞卿坦诚地说：“部队卫生工作上的条件，过去的八路军总算是比任何的军队都穷苦一些了：不仅无医，而且无药，不仅无西医西药，而且连落后的中医中药也不可多得，有时只逼得采取最原始的方法，用草药来医治伤病。这种东西，自然在他们占领的地区内，满山遍野都是，真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这种方法可惜竟那样的没有效果，因而八路军的过去，他们主要就靠积极方面的防范，拒绝疾病的来源，以使自己的部队不遭受疾病的危害。并且把这种工作，放到部队中广大群众的力量上。”从罗瑞卿的话中可见，因缺医少药，中共在伤兵治疗上处于被动状态，而做好日常卫生工作是中共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地方。
但是，日常卫生的意义显然无法完全让基层理解，尽管后期的伤病治疗代价大，但日常卫生的工作让基层人员觉得更费时费力。如胶东军区在总结卫生工作时对日常卫生工作的忽视问题谈道：“预防工作必须到战士中去，主动的同别人联系，不如坐在家里等待看病处理。”对此，总结中谈道：“按目前实际情况说，我们的多数同志，没有弄清这个问题，因此在部队里的卫生工作，也是单纯的等待治疗，大家都似乎愿作‘开方的先生’，不愿做预防工作，有很多营的军医同志，一天价是忙于治疗，治好一批旧的，又生了一批新的，但不去作根本上的预防。”为此，中共算了一笔账：“我们曾做这样的一个调查：有一个营的病号太多……经过一周时间的治疗，治愈156人，照这样说这不是成绩很好吗?可是在一个月时间内又发生了135个病人，归结起来还是120余名病员。从这里可以看出，忽视预防工作，单纯治疗，实在太被动了，对工作损失太大了。”这提醒我们在考察中共革命时一定要关注“执行者”的角色和分量，执行者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这些面对实际问题产生的犹疑并不能单纯地视为“落后”，这恰恰正是“活”的革命史的生动体现。
综上可以看到，士兵日常卫生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理念的问题，更是如何让基层理解并付诸实践的问题。因此，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共要求卫生部门改变工作方式，把日常卫生作为重点，如“要求广大卫生人员要到厨房中去、到宿舍中去、到厕所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卫生部每年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指示，都强调抓好防疫工作，不断纠正重治轻防思想”;在购买药品时“优先购置卫生防疫药品，如疫苗、痘苗、破伤风血清等”。同时，笔者更强调，中共士兵的日常卫生并非仅仅是一个面对疾病的“针对性”行为，而是一个具有日常性、重复性的行为，是中共军队管理的一部分。
二、士兵个体：健康与习惯
中共对士兵日常卫生的管理首先是针对士兵个体，即要求作为八路军士兵的个体注意清洁和卫生以保持自身的身体健康，从而更好地执行战斗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卫生、健康的生活习惯。对士兵个体卫生的管理要和士兵的日常生活相配合：“游击战争的特点是部队的高度分散和频繁转移，因此，部队的卫生管理着重要抓好行军、宿营和饮食几个环节。”要由动员引导化为自觉的行动，逐步使健康的卫生习惯成为士兵的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具体来看，包括行军卫生、日常生活习惯的培养等方面。
首先看行军中的日常卫生。在行军前，部队会对可能造成受伤的隐患进行检查，如规定：“(1)行军前检查着装和鞋袜，防止鞋伤。(2)行军前一餐应少吃盐，防止口渴喝冷水，必要时设饮水站(公开、秘密的)，调剂饮水。”行军过程中最大的困难之一是疲劳，疲劳行军对脚的伤害较大，“行军中保护双脚，就是保护战斗力”。为此，中共规定了多种方法，如要求“每人要留一双合脚的半新鞋袜，作为行军专用;涉水后，必须把脚擦干再走”。连队卫生员和干部要“经常检查指导，使部队有时一昼夜行军100公里，也不会造成过多减员”。高鲁在日记中也记载了保护双脚的行为：“赶路才感到脚是最宝贵的，所以只要休息，先弄热水烫脚。就是十分疲乏，也得先洗脚，这是行军的重要保证。”
根据不同的气候条件，中共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夏天时行军主要防止中暑，如晋冀鲁豫地区“夏季气温达39℃以上，夏季行军要防暑，如设立饮水站，带些咸菜在途中食用，头戴用树枝编的帽圈等等，以防止太阳曝晒和出汗太多出现脱水和丢失盐分”。冬季行军是士兵遇到的一大挑战。冬季行军容易感冒，部队感冒人数太多会影响战斗力，行军时要求“注意行军速度，无特殊情况避免跑步。保护口鼻呼吸器官，并于途中注意休息，预防感冒”。另外，夜间行军也容易冻伤，如“太行山区气温最低可达零下30℃，1940年冬季反‘扫荡’时，太行第2军分区部队一夜有90余人脚部冻伤，其中一人因伤重而截肢”。因此中共采用多种方式避免冻伤，如“‘以动制冻’，大休息时不能坐卧太久，有冻伤史的人要戴手套和帽耳，每班发少量凡士林或油脂涂擦预防冻伤”。“途中休息提倡倒脚活动，减少下肢的疲劳”。“冬季搓手搓脸，行军途中互相监督防止睡觉，防止冻伤”。夜间行军时“防止跌伤，小休息时防睡着”。到达营地后借助热水缓解疲劳，“设营人员提前到达目的地，烧开水。除喝外，每一战士洗脸烫脚，以促进血液循环，恢复疲劳”。除此之外“有的喝‘五虎汤’(面糊汤内放姜、辣椒、葱、花椒)或熬柴胡水”以减少发病。夜间行军和战斗是中共游击战中强调的重要战法，可见，游击战成功实施的背后还需要如日常卫生工作这样的后勤保障才能系统地实现。
从上文可见，对感冒和手脚冻伤的预防是士兵行军中日常卫生的重点之一。对此，中共亦想了很多办法，如：“每人最好带上一块生姜，冷得厉害的时候，可以熬一些水喝，以增加耐寒力，但主要是不要把棉衣、棉毯遗失了，在跑热的时候千万不可脱衣、摘帽。”防止裂足的办法是“平时常用热水洗脚，反‘扫荡’中必须做到过河涉水时，应脱掉鞋袜，过毕拭干，穿好鞋袜;严寒的时候，应穿上棉鞋，易裂脚的人，应设法带上一些猪油，当脚要裂口的时候，擦一擦、润一润就可以好些，可能弄到热水时要弄些热水洗洗脚，洗后应擦些油脂”。再次是预防冻疮，彭绍辉在日记中谈道：“近日来，由娄烦起，天天在山谷里和风雪中过生活，风的刺激和雪的深厚，并不亚于昔日长征时的夹金山，人们感受着的痛苦，是我这支笔难以形容出来的。我们的指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了冻疮，发生烂脚的很多，脚上的鞋子因冰天雪地不到三天就破烂了。”部队还专门为此进行讨论，召集全旅排以上干部上课，研究“如何防止生冻疮及流行性感冒，生了冻疮如何医治”。为预防冻疮，部队实行的措施有：“(1)极冷时，设法戴手套(用羊毛自己打或拿破衣、破布、棉花做亦可)。(2)平时用冷水洗手、洗脸，以锻炼之。(3)养成少烤火的习惯，每日有适当的运动。(4)当手、足、耳、鼻冻得发木的时候，特别注意不要烤火，不用热水烫，应先用手慢慢摩擦，直至发热时，方可烤火及用热水洗。”
对个人日常卫生管理的另一个方面是对日常生活习惯的培养。中共通过制定规则，严格控制八路军士兵的日常生活习惯，在此基础上塑造出一支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军队。具体的规定非常细致，如：“洗脸、洗脚、刷牙漱口，饭前洗手，每周剪指甲，每三周理一次发，衣袜常洗，被鞋常晒。”钱信忠在1940年的讲话中谈到对个人卫生的要求：洗手面要求“每日早晚各一次(行军时例外)，如预防痧眼提倡用碗倒水洗脸”;刷牙要求“每日用牙刷刷牙一次(不用牙粉的经济办法，可将食盐炒干，研为粉末用而最好于睡前洗刷)”;漱口“每饭前进行”;洗脚“每周两次(行军例外)”;洗澡“每周一次(夏天例外)”;剪指甲“每七至十日一次”;理发“每二周一次”;大便“应养成每日定时大便之习惯”;睡眠“保持每日足眠八小时，勿将被子蒙头睡”。这些措施都体现出中共对士兵身体的关注。
不过，这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的一大挑战是相关卫生用品的缺乏。钱信忠就曾谈道：“部队配给的日常生活用品更缺，配给饭碗只占70%，毛巾只占35%，毯子只占20%，牙刷、牙粉更谈不上了。”胶东军区调查的数据是：“a.有毛巾的73%，b.有牙刷子的25%，c.有牙粉的48%(比牙刷多一倍)，d.有饭碗的30%，e.有筷子的50%。”在相关用品缺乏的情况下可以用一些替代品，如：“卫生用具缺乏，自己整;牙刷买不到，用猪鬃、马尾自己作，或者用毛巾代替。那时根本见不到现代的牙膏。饭碗代替刷牙缸。洗脸盆当洗脚盆。洗澡有困难，就用温水擦一擦。部队到山区整训时，夏天在河沟里洗一洗，冬天用大锅作的简易澡池洗澡。”利用自己生产和使用替代品也是处于资源紧张状态下的八路军常常采用的方法，同时也塑造了中共军队和其他军队的不同特点，在面对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中共一再强调：“打破物质条件的限制”，反对“一切无能为力或借口客观条件以及忽视疾病存在的不正确的观点”。物质条件的限制和主观能动性的调动是抗战时期中共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中共来说，物质条件的限制无法改变，因此更加注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对日常生活习惯的管理还体现在对食物和饮水的控制。在士兵的日常卫生中，饮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因此，在这方面中共的规定尤其仔细和严格。饮食上“为防止病从口入，禁止吃生冷食物及腐败食物”。过节时吃肉后，规定“严格禁喝冷水，晚上盖好肚子，防止腹泻”。1940年晋察冀军区的相关训令规定得相当细致，如“不买吃小摊小贩之一切零星食物”，少吃“肉类油腻食物，因夏秋天气太热，易引起急性胃肠炎或泻腹”，倡导多吃蔬菜豆类的素食，不吃生蔬菜，吃瓜果时去皮。中共还强调要少吃“辣辛食物”。总体来看，八路军对吃辣椒的禁止规定不是很多，但在苏区时期，中共军队多次禁吃辣椒并严格执行，如牛步云回忆：“团长也好，师长政委也好，不论是谁，偷吃了辣椒，卫生员就把饭碗给端走倒掉”。苏区时期中共对禁吃辣椒的强调也与地处江西有关，因为“当时蔬菜很困难，老百姓在炒菜时放上些辣椒，特别是江西人又好吃辣椒”。在喝水方面“早晨空腹时，应喝一杯凉开水，以通大便，每日多喝开水使身体内经常有充足的水分，但万勿喝未沸过的水。”对士兵喝开水的记载，如彭绍辉在1938年12月20日讨论行军工作时强调，出发前要准备开水，水壶灌满开水，到宿营地后也要烧开水。高鲁在日记中写道：“行军中不喝生水，防止疾病。”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也强调过“水不沸不喝”，这显然是受到了现代西医细菌学说的影响。
除食物、饮水外，在其他方面也有所规定。如在穿着方面，“发汗后不要解开衣服，以防猛受凉气，侵袭致伤风感冒”;“不要穿潮湿衣服，免除皮肤排泄的阻碍”;要“经常洗涤被褥、洗足洗澡，换衣服”。在睡觉方面，“不要贪露宿或打着赤臂在阴凉处睡觉”;要“遵守午睡调剂生活，恢复体力”。睡觉的地方也可以通过睡门板解决，这样的好处是：“一可不受潮湿，免生皮肤病;二可风凉;三可防跳蚤咬”。上门板曾是中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内容之一，但在这里可以看到睡门板除了以往所强调的群众路线的考虑外，也有注意卫生以保护身体的考虑。可见，对于中共政策的考量往往要注意到其中的多重层次。
总体而言，中共从八路军士兵的日常生活习惯入手做了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都以士兵的身体健康为基础，从各个方面尽量减少影响士兵身体健康的因素。从中共日常卫生的措施中可以看到现代西医理念影响下的防御措施，也有一些民间的土方和经验，还可以看到中医理念影响下的日常卫生行为。与城市的卫生史研究所揭示的西医如风一样席卷城市不同，在中共士兵的日常卫生上，传统与现代在革命中融为一体，尽管不得不说也有环境限制的问题，但也形成了中共革命的特色。
三、集体生活：环境与公共卫生
中共对军队日常卫生管理的另一个方面主要针对环境和公共区域的卫生，对集体生活环境卫生的强调不仅涉及士兵的日常卫生问题，而且还牵涉到士兵和民众的关系等问题。
对环境与公共卫生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居住地、厨房、厕所等方面。对居住地卫生状况的调查和控制是集体卫生的重要方面，八路军并不是寻找专门的地方扎营，一般住在群众家中。但是由于平时的习惯和战争的影响，老百姓家里卫生状况并不理想，如王紫峰在日记中谈到他住在阜平的情况：“阜平这地方，不大讲卫生，加上敌人烧了不少民房，其脏乱就可想而知了。”景晓村在日记中也谈道：“沿途到处可见日寇所遗留下来的残暴的痕迹，所路过的大部分村庄是被烧掉了，许多村庄所剩的便是房屋的土框子，完好的房屋所剩无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需要强化对居住地日常卫生的管理。首先，在宿营地要注意室内空气的流通，要求“住室宜空气流通，引入阳光”，“扫除室内，清理零星物件”。室内的卫生也要注意，“室内不准放置食物、柴草、起火做灶、零乱书籍纸张”，“每室内放一痰盂禁止随意吐痰”，而且“桌椅用具除规定每早拂拭以外，并定每三日大洗拭一次”。军区医务检查团到三五团视察对这方面印象较为深刻：“细察他们的各个室内的陈设，除简单有条、清洁整齐外，均于合适地点有一自制痰盂。印象最深的要算是一个战士同志从套间内走出，向痰盂内吐出了口水，然后又回到套间内去了。”这一举动实属不易。除此之外，对于住地的街道院落也要求“扫除街道院落拐角转弯处的一切垃圾”。
中共对室内卫生整洁的要求是严格的，不仅包括清洁，也包括“一致性、整齐性”。彭绍辉在检查部队内务时记道：“在卫生方面，无论公共的或个人的都很好，还设立了碗筷箱和痰盂。内务一般的还整齐，可是未设枪架，手巾挂得不一致，干粮袋的排列有碍行动。”可见中共对士兵日常卫生的管理也包括生活的整齐性，因为日常卫生措施的实施本身就是中共对军队管理整体措施的一部分。《第十八集团军总卫生部工作规章》指出：“内务的清洁整齐与否，直接可以表示出部队紧张或散漫现象。同时对卫生上也很有妨碍。”这也是本文将日常卫生与军队集体生活、战斗力联系起来的逻辑所在。
由于八路军常常和群众居住在一起，因此对居住地日常卫生的措施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对此，罗瑞卿曾谈道：“他们经常驻在落后的农村，与一些不讲清洁、不懂卫生的农家住在一块，但是他们每到一地，总是不厌烦琐地彻底清除驻地周围的垃圾秽物与一切污浊的东西。他们的驻地总是经常保持着清洁的。他们能到处得到农民的欢迎，这也是原因之一。甚至，凡他们经过的地方，都给农民在这一方面的落后性以某些好的方面的教育与影响。”
罗瑞卿的话指出了打扫卫生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卫生本身，另一方面对中共塑造良好的军民关系也有很大的作用。王紫峰在日记中曾谈道：“他见我军纪律严明，还帮助群众打扫卫生，才相信我们真是共产党的队伍，再也不叫我们‘老总’了。”军医王增寿也曾自豪地谈道：“‘八路军讲卫生’是老乡们送给我军的美称。这是用实际行动换来的荣誉，无论走到哪里宿营，立即打扫房屋、院落、街道，驻防时背包四棱四角的‘一条线’，或双竖井字背包放得整整齐齐，饭包(即挎包)、手榴弹带悬挂的横竖划一，我们再穷也要刷牙洗脸，无牙刷自己结制也要注重口腔卫生。每人一个小碗自用自洗自保存，符合分餐制的原则。”不过，有时这种讲卫生的八路军也会显得与群众格格不入，刘荣在日记中记道：“在生产员老张眼中我们都是公子哥儿，今天来劳动是奇怪的一件事，每天回来，洗脸、洗脚、刷牙，不像劳动者架势。”日常生活中卫生习惯的不同显然成为中共与群众之间的区别之一，但中共的特别在于尽管强调要注意清洁和日常卫生，但又强调观念上要注意对日常卫生的管理不能成为中共与群众之间的鸿沟并影响军民关系的良性运行，1944年4月26日，刘荣在日记中的反思体现出中共的这种“辩证”逻辑，刘荣首先谈道：“以往我脑海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农民，特别是山沟里的农民，天赋他就是污秽，总有种令人讨厌。”他居住在山沟后“仍然认为农民就是懒，衣服与脸经常不洗，门前就是水有何困难?据说山沟中老百姓终生只洗过三次脸，即从娘肚子里生下洗一次，娶媳妇洗一次，老时洗一次”。然而通过开荒下地，刘荣的思想有所转变：“从这次开荒中，亲身体会到，农民并非不乐意洗，终日忙碌一天，实在疲劳不堪，回来放下农具四肢无力与肚子呱呱地叫，因此把讲卫生抛之于度外了。山沟生活困难，终年辛勤不得一饱，无心情讲究清洁。”刘荣的这一反思可以视为能够体现中共特质的想法，即在观念和行动上要形成讲卫生和理解群众不讲卫生的双重逻辑。
除居住地外，厕所是一个公共卫生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彭绍辉在日记中记道：“在卫生方面，对公共卫生不注意，厕所设备除一连外，其余都很差。”“连队厕所及其周围不清洁，有的未搭棚子”。一般农村的厕所很难达到卫生的要求，为此中共对厕所进行改造，具体的改造措施如1942年卫生干部顾正钧谈道：“改造厕所，填塞街道上的厕所，重新在村外开设，并做木盖子，禁止随意大小便。”曾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的饶正锡在1940年指出：“后方部队90%以上都加以改造，一律采用坑式，深度要求在5尺左右。多数加用木盖。”军区三五团的厕所“一般的说是每排建立一个军人厕所。上面的棚子和下面粪槽的木盖，阻拦了不少蝇子的出入。可惜粪池的深度还不算很够。”在挖厕所的深度方面，华北八路军一般要求深度，新四军一般是“蹲式的浅沟”。而且军队的厕所和民众的厕所要分开，如一二九师规定：“军队与老乡的厕所应配对分开，自己挖造(样式与老乡者同)，上加木盖，经常洒以石灰(或紫灰)以资杀菌。”不过在战斗紧张时为保守秘密，“不能挖厕所，利用百姓已有厕所”，这也体现了军队日常卫生问题的特殊性。同时，厕所不仅仅是卫生的问题，聂荣臻分析道：“厕所问题，关系着边区的经济与文化，因为可以供给农业肥料的来源，不能完全埋掉，又没有那许多石灰去完全消灭蚊蝇，但是相当的减少其数量与多填干土，是可以办到的。”因此，对厕所的改造也要照顾民众的情绪。
厨房也是一个日常卫生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厨房卫生关系士兵的日常饮食，而且厨房也是日军极其注意的地方，通过下毒对八路军士兵造成伤害。1943年，一二九师通报了几起中毒事件：“最近后勤部被一汉奸混入厨房，以讨饭为名，乘机下毒，致使全体人员身体痉挛，筋骨酸痛，急救数日，始脱险境。而□县七原村亦发现一个十三岁的小孩，拿毒药三包，向老百姓水缸内投放，被人捉住。□□河南店等地，亦先后捉住往井中放毒的小孩及男女成人各一，上温村则发现汉奸往南瓜、茄子上注射毒针，食之即死。”不仅将毒下在食物中，还在食盐中下毒。1942年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通报日军的下毒手段中就包括：“置慢性毒药于食盐中，低价输入边区出售，使我军民食后损坏健康与体力。”
针对以上厨房中可能发生的隐患，中共通过多种途径予以解决。晋绥军区规定要“管理伙房，未到开饭时间闲人不准入伙房”，同时要求做饭的人“对食物不可随便乱放，油盐菜等除每次下锅拿出来，应放妥当地方，或锁在房子里，剩饭剩菜不可放在外面”，要“严格负责，不让任何人在做饭菜前玩耍”。鉴于晋绥军区的中毒事件，要求“每个伙食单位做一双银筷子，饭菜熟后由值星排长或经委会的人负责先用银筷子试验后再吃”。一二九师规定：“厨房及家中，应随时留人照看，不让外来大小男女随便进入院内，水缸、锅灶、菜缸应特别注意盖好(饭堂一律不让外人入内)。”晋察冀军区规定，对于日常食用品，如食盐“无论其是否有毒，先在锅内炒一次再吃。同时由卫生部门注意化验其毒质，拟定解毒方法。凡经敌人许可运入边区出卖之盐，尤须注意大量输入者则不宜购买”。其次是对水井的控制，如要求“水井要一律作盖子(驻军应负责作)，水池要派专人看守”。手巾、肥皂等日常用品也要加强控制，如“均可不买敌区运来的，可用布或边区造之毛巾、边区所造之肥皂代替。为了避免牙膏、牙粉中放毒，可以食盐代之”。在战时状态下，处处都可能遭受损失，因此在各个方面都要加强预防。
在士兵日常公共卫生中更为常见的问题是人与动物的斗争，其中以虱子和老鼠为主。虱子是战时常见的害虫之一，当时的士兵和干部都生虱子，虱子甚至成为一种象征，当时还调侃它为“光荣虫”。虱子的危害性在于传染疾病和细菌，因此是军队日常卫生的大敌，虱子是两大传染病的媒介(斑疹伤寒，老百姓叫出水出斑病;回归热，老百姓也叫出水病)，而且尤其在军队这样的集体生活组织中容易发生，“这两种疾病，一定发生于有虱子的人身上。并且在集体生活不注意卫生的地方容易发生。如学校、军队、监狱、机关、工场以及不讲卫生的居民等，尤其是冬春雨季不经常换衣服时容易发生”。
消灭虱子的方法有多种，因为体虱“主要附着于衣服上，尤以衣缝处为多”，因此消灭途径主要集中在衣服的处理上，如“经常洗衣服、洗澡”，还有“饥饿灭虱法”，即将有虱子的衣服放置20天，虱子可自行死灭，还有“温热灭虱法”，即利用温度消灭虱子，将有虱子的衣服放在洗脸盆内加水，再用火煮沸，或放蒸笼内蒸30分钟亦可。高鲁在日记中谈到灭虱子的方法：“回来整理个人卫生，把衣服烫了一下。这是消灭虱子的惟一办法。”集体灭虱则建造灭虱灶，灶上放置锅和木桶，通过烧灶产生的蒸汽透入衣服，从而杀死虱子。
另一种人与动物的斗争就是消灭老鼠。老鼠也是传播细菌的媒介物，有人把它和法西斯相类比：“鼠疫确是一种最可怕的最危险的瘟疫。它会像希特勒似的，向人类进行闪击战。”吕正操回忆说：“日本鬼子也是老鼠，人人喊打!两种坏家伙，下场一个样!”鼠疫的传播途径一般有三种，分别是“鼠—跳蚤—鼠，鼠—跳蚤—人，人—痰沫—人”。通过细菌的传播使鼠疫的杀伤力增大。另外，鼠疫不仅是自然的产物，还是与日军斗争的重要内容。日军通过传播鼠疫形成无形的杀伤力，破坏八路军士兵的战斗力，为此中共曾发出多项通知和命令。1941年，晋察冀军区发布通知：“据边区公安局得定县公安局本月11日报称‘定县敌命令爱护村送老鼠一只，阴谋制造鼠疫菌向我边区散布，毒害我军民’，似此险毒阴谋望各部应严加防范为要。”据吕正操回忆，1942年2月24日“敌人‘扫荡’定县一带，撤退时在油味村附近丢下了七十二只带有鼠菌疫苗的死老鼠，妄图用鼠疫残害冀中军民”。因此，发动群众进行打鼠运动，消灭老鼠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必要的。如冀中发起了灭鼠运动，“部队战士和当地群众密切配合，做打鼠夹，制灭鼠药，在地里和场院里挖鼠洞，搞得十分红火”。
综上所述，中共对士兵集体生活中可能对士兵产生危害的因素进行了改造，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由于中共宿营的特殊性使得中共本身对环境与公共卫生的重视具有讲卫生和群众工作的双重内涵，这在其他政治力量的发展中并不多见。因此对于中共来说，一方面部分落后群众可能成为政策执行的阻碍，另一方面群众却也可能成为中共推进日常卫生的主力，对环境与公共卫生的强调又成为中共扎根群众的助力之一，问题本身在历史的情境中变得愈加复杂。
四、“解冻式”动员与教育
动员是中共革命中的一个特色，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运动都是“动员”起来的，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生也是如此。动员的主要目的在于从观念和精神层面减少日常卫生运动推行的阻力，使“动员”的革命转为“自觉”的革命。因此，从动员过程看，中共的动员似一种“解冻式”的动员，即这种动员并不是直截了当的，一下子产生效果，而是像冰解冻融化一样随着时间慢慢地产生效果。
日常卫生是中共非常重视的工作之一，在中共看来，一项工作的完成是全党各个部门都要共同参与的，而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事情，卫生工作也不例外。1938年的部队卫生制度中谈道：“在部队的卫生管理方面，卫生机关固然是负有专责，但是在他一方面的力量势必有所不及，这要依靠我们各部队的首长及各级管理人员也来负责，卫生管理用行政的政治的力量来推进，才能使这管理紧张和稠密起来，才能使部队卫生工作做的更深入更实际更彻底更普及起来。”罗瑞卿也谈道：“部队的疾病现象，亦是损害部队战斗力的凶恶敌人，因此政治工作亦必需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如果，认为这仅仅是部队卫生部门的责任，同政治工作没有关系，这样的意见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能够真正的懂得政治工作的全部内容。自然，在消灭疾病现象的问题上，卫生部门负有重大的责任;但是没有政治工作的保证，这种责任也不能很好的完成的。而且在加强军队卫生，拒绝疾病来源的工作上，还有很大的一部分责任担负在政治工作的身上。”这样的要求也是实践过程中推行卫生工作的要求，从卫生部门来看，他们是“毫无指挥权的”，因此借助军队指挥员来推动卫生工作是最有效的方式。
因此，部队领导深入士兵的个人卫生生活成为其职责之一：“基层单位列队由领导亲自检查或互相检查个人卫生，指甲、头发长不长，身上、脖颈、耳壳有无污垢，牙齿是否清洁，衬衣、鞋袜是否干净等，对不符合要求的，限期纠正”，“连队干部夜间查铺、查哨，帮助大家盖好被，防止感冒、肠炎的发生”。这不仅是部队干部的群众工作之一，更形成了一种制度：“实行查铺制度，帮助战士盖毯子与发动战士互相照顾。”据高鲁回忆：“我代理班长检查各班卫生和内容。这星期是结束长途行军后的卫生周。大家精神十分充沛，卫生很好，内务整洁。从现在的精神状态，就能看出我们能适应更紧张的军事生活。”当然，制度的规定无法完全让基层工作者理解和执行，领导对卫生的不重视也经常成为中共批评的对象：“其他部门对卫生工作的配合不够，仅是卫生人员喊叫推动卫生工作是不成的，如六分区一团二连连长每两周洗一次脸，像这样就可想而知对卫生工作的帮助推动是如何的不够……还有一军分区提议和地方协同进行卫生，杨专员根本不采纳。”
宣传教育也是中共落实措施的机制之一。部队战士中普遍缺乏卫生常识，杨立三谈道：“一分区在敌人扫荡时，一夜间冻坏脚者90多人，内有一人两只脚冻掉了，且将要残废者十几人”，其原因之一即在于卫生常识的缺乏。“由于部队对最低限度的卫生常识了解不够，在刚下山后不即时用雪擦，反用热水洗，用火去烤，怎能不冻坏呢?”而且八路军战士大部分来自农村，习惯了从小到大的生活，如有的士兵谈道：“我们家乡的牛，从来不洗脚不刷牙也不闹病。”1942年野战卫生部报告中提到：“每个同志对卫生的认识都知道不讲卫生就容易生病，但缺乏联系实际，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就忘了，或只顾眼前的一点小利益，而违犯卫生工作，如五旅有一战士只顾下河捞好吃的，就不顾一切的大吃起来，结果吃死了，以后大家都说他为‘饭堂英雄’，还不是最典型的例子吗?”还有的士兵中存在以“革命”的名义不讲卫生的思想，如高鲁日记中谈道：“他们还说：‘虱子就是革命虫，资本家就不生虱子，生虱子就表示我们艰苦奋斗。’”这样的思想在中共革命中并不鲜见，体现出中共对士兵价值观的塑造和阶级意识的深入内心，这种价值观的塑造往往给予革命以巨大助力，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所塑造的价值观有时又会影响中共政策的推进。
因此如何从观念上教育士兵重视自己的日常卫生是中共宣传教育工作的任务。首先，是加强文本的教育和学习，通过上大课的方式灌输卫生常识，如要求“每周上一次卫生课”，并“规定每星期日为卫生日，清整个人卫生及公共卫生，其它工作不得侵犯”。下发卫生常识的材料，并根据季节和气候的不同进行材料侧重点的调整：“卫生教育工作，在部队中都发了卫生材料，是按照环境、气候决定的，如去年冬天进行的是冻疮、肺炎、感冒、支气管炎等预防法。今年春天进行的是天花、膈膜炎等预防法，夏天进行的是肠胃病、赤痢、伤寒、霍乱的预防法。”而且，在材料的编写上还强调要突出抗战时期的新形势，不能照搬苏区时期的文本材料，1941年一二〇师卫生部在总结时谈到这部分工作的不足：“部队卫生教育，缺乏新的内容，新的形势，自抗战四年来，还是因袭苏维埃时代之卫生材料，比较老的战士不愿一听再听，新的战士又难于遽然完全接受。”
其次，调动其他各种活动形式作为灌输卫生常识的辅助，如通过娱乐活动和报纸宣传“在大的节日结合集体的文化活动，在舞台上表演具有卫生内容的活报、顺口溜、快板、相声等进行宣传教育。各部队的小报及报纸，介绍卫生知识，卫生工作好的典型，以推动卫生工作的开展”。另外，在各个连队的救亡室中还设有卫生委员，班有卫生战士，要求“加强群众性的卫生活动，并在墙报上表扬讲卫生好的班排与个人，也宣传卫生常识”。为推动卫生工作的落实，还编了卫生歌:“卫生好，卫生妙，讲卫生，身体好。不生病，精神好，不咳嗽，不吐痰。能走能跳又能跑，身似铁来手似刀。打起仗来像虎豹，鬼子一见哭又嚎。打得它急忙往回跑，鬼子跑，鬼子逃。我们大家胜利了!”从卫生歌的内容可以看到中共宣传工作中的一个特点，即将日常卫生问题与“打鬼子”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动员特色。而在苏区时期则更强调一种阶级动员，具体则表现为两种军队卫生生活的对比，如李智广回忆：“凡红军住过的地方，都打扫得非常干净清洁。如果驻地乱七八糟，到处是粪便，东西乱扔也不打扫，那一定是白军。”除此之外，卫生竞赛也是中共常用的手段之一。1941年晋察冀三分区提出竞赛条件，其中如“开展部队卫生活动，保证病员不超过8%”，并着重在理论学习上指出：“加强连队卫生教育，战士、杂务人员测验要在80分以上。”
中共同时强调日常卫生的宣传教育也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强化了其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如罗瑞卿强调部队的疾病现象属于非战斗减员的重要内容，也需要政治工作去推动：“展开部队中的卫生宣传，提倡部队中的清洁运动，这就应当依靠政治工作的保证，去动员部队的全体人员，为着巩固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为着战胜当前的敌人，都自觉的爱护自己的身体，爱护部队的健康，都警惕到部队中疾病现象的产生只会是损害部队战斗力，而有利于敌人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精力与时间，只能贡献于当前的战争，绝对不能使它消耗在疾病的危害上。”
宣传教育的执行不仅直接对士兵产生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宣传教育会在军队形成一种气氛和无形的集体压力。罗瑞卿对此很有心得：“这种卫生工作一旦成为群众的运动，个别的人要是不讲究卫生，是会要受到群众的压力的。八路军部队中，也有过这样个别不爱清洁，不讲卫生的人，然而在群众的压力之下(例如说他要是不愿洗衣服、洗澡，别人要求他洗，甚至于送水到面前去要求他洗，可以想到最顽固的人，在这合理的压力下，还能不改变过来吗?)亦即很快转变过来了。”这种压力和气氛的形成表明中共权力的作用路径并不一定是自上而下的，也有可能是横向的，是无所不在、周而复始的，像风一样作用于四面八方。
经过中共的宣传教育和管理，一些士兵的日常卫生有了较好的变化：“战士卫生习惯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特别是在解决手巾、牙刷、肥皂以后是起了很大的推动。过去认为战士不愿讲卫生，难推动，而对战士没信心是不对的，实际上战士在物质条件解决后会自觉地注意卫生的。”教二团“以前从没有刷牙的，现在开始刷起牙来，午睡起来也刷”。十四团也“克服了过去对卫生工作的不正确认识(‘八路军吃苦耐劳不讲卫生’的情形改变了)，知道不清洁不等于吃苦，在讲了八路军清洁卫生历史传统以后反映很好。有一个投降的俘虏在战士卫生反省会上说：‘这里上级发这发那，叫我们讲卫生，我们还不好好讲，在投降前那里和猪一样，谁管!’”这表明中共的卫生措施确实对一些士兵的日常生活习惯产生了影响。
不过，士兵的日常卫生并未彻底解决。中共一直是一个敢于自我反思的政党，从报告中可看到政策未落实到位的情况。如厕所的清洁未达到标准，“自己挖的厕所(当然比老乡的厕所卫生一些)不去，仍旧到老乡厕所里大小便(因为路近方便)”。“他们(二团)卫生工作做得非常不够，厨房里食物有很多单位不用盖子盖;住室外修成马路没有很好搞，厕所有些单位挖了，但仍有随便大小便的，特别是团部附近一个地方，布满了大便，卫生标语少，卫生教育差”。痰盂也成为一种摆设，无法起到作用：“建立的痰盂，吐痰时，不吐在里头，聋子耳朵有名无实，所以建设上是费了不少的气力及金钱，而没得到效果，却是凤毛麟角，甚至一无所有，空空如也。”1944年，胶东军区显示：“a.住室不清洁，东西乱放，冬天烤火也不筑炉子。b.有一个连队铺草在全年中未晒一次，当然有个时期是因为总活动，但即使是驻军半月二十天，也是不晒铺草。c.卫生壕不经常处理，粪便满厕所都是。”
个人卫生也未落实到位，如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二团的情况：“住在灵山市内的部队的战士，常在小摊贩上买脏的生冷东西吃，也没有人禁止。其次，一支队自觉性不够，如：有一个连被汉奸在饭里放毒药，结果全连的人员中了毒，内有二名特别重，现在还未知死活。”在士兵日常卫生管理中，干部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因此如缺少这一“强制性”因素，就很难达到要求。1940年3月25日彭绍辉记道：“午饭后，到教导队各寝室看看，干部外出，室内无人照看，勤务员睡觉，内务殊不清洁，欠整齐，衣服破烂。”
当然，客观来看，士兵的日常卫生无法按政策的规定落实也与中共部队所处的客观环境有关。中共在总结原因时也谈道：“部队较长期的处在战斗活动的环境里，卫生工作进行比较困难”。八路军军医王增寿说得更明确：“虽然，我们努力通过群众贯彻以防为主，有时仍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在于短暂时间内根本因素不能解除。如1942年由于天灾无粮吃得困难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是不可能立即解决的，必须等到至少明年粮食生产出来才能根本扭转。”因此，尽管在中共的历史文件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中共总结的问题和不足，但问题和成功并存本就是历史发展的常态，不可以完美的结果来要求处于战时环境下的中共。
如前所述，从“动员”到“自觉”是中共的目标，但从在士兵卫生问题上的动员过程来看，不仅可以看到动员的效果，也能看到动员未达到目标的例子，那么是不是说中共的动员就没有成功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和其他的动员工作类似，在士兵日常卫生问题上的动员既有成功又有失败，但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就是集体性趋势和集体压力的形成。中共的一系列动员和宣传在部队中会形成一种集体性的压力，这种压力像“风”一样，像微血管般渗透进士兵的日常生活，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士兵价值观的塑造，开启了冰化为水的“解冻”过程，这才是中共的特别之处，在中共其他的动员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趋势的形成。
五、结语
总体来看，抗战时期中共在加强对士兵个体日常卫生的管理，培养日常卫生习惯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在此基础上，还加强了士兵所在的公共和环境卫生的管理，并在改善公共卫生的同时促进了军队与民众的良好关系。最后，通过系统的宣传和动员减少了日常卫生措施推行的阻力。通过日常卫生措施的推行，中共成功向士兵输入了卫生清洁的理念和价值观。中共重视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生固然有其重视士兵身体健康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关系军队的战斗力和整体建设，因此对于一向重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中共，这样对日常卫生的大规模投入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当然，这种投入也与其身处战时，各方面资源都陷于紧张状态有关。
中共对日常卫生工作的投入，使得这一可能减损战斗力的日常卫生问题，转而成为中共加强对军队管理的另一着力点，这也是中共辩证联系思维模式的生动体现。对于中共而言，由于客观环境的问题，中共无法仅仅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日常卫生问题，但正如文献中谈到的“已打开了‘卫生之门’”。杨立三曾谈道：“连队卫生工作不是一个号召、一次突击可能了结的事，必须有艰苦的、经常的、不间断的工作。”这个“解冻”的过程只有开始了才能通向更加成功的大门。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9-22 16: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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