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伯文 | 《论持久战》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阅读与接受
2022-09-16 15:14:47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3期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金伯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论持久战》作为指导抗日战争战略与政略层面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共宣传教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日根据地的中下层干部与基层兵民接受《论持久战》，主要通过中共的宣教工作。总体来说，中高级干部多被要求自修并深入研习《论持久战》，下级干部一般通过教材与课程的学习了解《论持久战》，《论持久战》的学习，属于基本理论与政策教育的范畴。在基层的社会教育与战士教育中，《论持久战》的核心观点则被“简化”，成为民族意识教育、政治常识与文化知识学习的一部分。中共向来重视立场教育，为适应国共斗争的形势，对《论持久战》的宣教，既渗透着阶级观念与马列主义价值观的鲜明立场，也暗含对“持久战”话语权的争夺。随着中共抗日实践的深入与毛泽东地位的升高，中共通过立场教育在党内实现了对“持久战”话语权的有效占领。
关键词
毛泽东；《论持久战》；根据地；宣教；马千里
纵观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涌现出的诸多军事理论著作，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极具代表性的经典。《论持久战》不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中十分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近代军事理论研究中绕不开的一环。学术界关于《论持久战》的研究层出不穷，范围不仅限于历史学领域，还涵盖军事理论、党政建设等领域。围绕其影响与传播的研究，多集中在党内外及国内外军政高层的反应上。[1]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与同时代其他军政要员的理论作对比的研究亦不在少数。[2]2018年时值《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其研究再次成为学术热点，代表性研究有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3]、桑兵《全面抗战前持久战思想的发生与衍化》[4]、鄢海亮《毛泽东〈论持久战〉版本研究》[5]、曹应旺《毛泽东为什么能写出〈论持久战〉》[6]，等。
中共向来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党的领袖既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又是革命斗争的践行者与擎旗人，领袖著作并非单纯的理论阐发，还担负着指导干群实践的任务。因此，《论持久战》地位必然举足轻重。但是，学术界针对根据地普通干部群众阅读与接受《论持久战》的研究并不多见。[7]对他们而言，《论持久战》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论持久战》及其核心思想是如何被不同人群所接受的?学习方法又有着什么样的特点?这些问题还没有被系统解答，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论持久战》因其典型性与影响力，亦十分适合作为考察载体，帮助我们从接受史的视角一窥中共基层宣传、教育的具体模式与特点。[8]
一、《论持久战》发表之初
在《论持久战》发表之前，社会舆论对抗日战争过程之艰苦、时间之持久是有广泛认识的。全面抗战爆发不久，《申报》即发文称“全面抗战是持久的有准备的抗战”。[9]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在1937年8月1日中央军校扩大纪念周上的讲话，就道明了抗日斗争需要“持久奋战”[10]，10月10日发表的国庆日《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更是向民众宣告“要认定抗战断不是一年半载可以了结”，“真正的胜利必须从持久苦斗中去求”。[11]中共方面关于抗日持久战的言论更为丰富，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即强调“我们的最基本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12]，朱德、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都曾在公开场合发表过支持抗日持久战的言论。[13]1938年春，经过对抗战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讲话，并以此为基础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
从部分干部的日记与回忆录看，《论持久战》在发行半年内就为不少干部阅读、学习，如王恩茂于1938年9月阅读了《论持久战》[14]，在延安担任文协秘书的高敏夫，1938年8月就开始陆续散发《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的小册子[15]，吕正操在河北抗战学院开学典礼上为学员们讲解了《论持久战》。[16]据冀中区干部回忆，冀中区领导机关从广播中收听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后，随即组织印发这两本书，并号召党政军学民各群体进行学习。[17]
不过，受限于当时印刷、通讯不便以及动荡的战争环境，且中共主管的大报《新华日报》与《群众》等报刊没有全文刊载，发表初期其影响力还没有充分展现。[18]《论持久战》首次发表在《解放》周刊，并由解放社于1938年7月初印刷出版，而后又于1938年9月在上海发行。除此之外，较大的根据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印刷厂与出版社。如晋察冀边区建立了火线出版社，并编印了《论持久战》《马列主义初步》《中国革命运动史》等书籍。[19]当时的中下级干部阅读《论持久战》，除了能够有机会迅速得到的报刊资源，多数还是靠购买、传阅已刊印发行的小册子。
因武汉战事紧张，前线官兵没有过多时间对理论著作进行系统的学习也是确实存在的情况，且中共自身对抗日战争还处在不断摸索的阶段，难以形成系统的战时教育体系。罗荣桓曾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直言部队干部缺乏系统教育：“干部对理论学习有热烈的要求，但没有此种教员，教材也成为严重的问题。现在虽有一些书籍，但都不适合他们，自己虽编了一些，但没有系统。”[20]以1938年初冀中区举办的“安平干校”为例，教材与教学内容都还没有制度化：“无论是军事训练也好，政治训练也好，总的是一项原则，部队需要什么，就训什么，教什么……接受政治教育，没有现成的课本，由主讲人写个授课提纲，就用这个提纲给大家讲课，教员讲，大家听，辅之以讨论。”[21]由此可见，当时的干部教育尚没有体系化，也没有统一认定的指南性书籍，这与后来将《论持久战》和《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简称“《论新阶段》”)等毛泽东著作指定为常态化干部学习书目不同。[22]可以想见，在发表之初，《论持久战》被接受的过程多少有些滞后。如高敏夫虽然在1938年8月便散发了《论持久战》的小册子，但他开始认真阅读《论持久战》，已是同年11月的事了。[23]
时任三五九旅政工干部的王恩茂，负责所在部队的日常政治教育工作，1938年7月13日，他“到一队上政治课，讲‘如何继续持久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虽然这一天已在《论持久战》公开发行之后，但在他1938年9月4日的日记中，才第一次有明确记录“看了毛主席著的《论持久战》”。[24]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王恩茂所讲授的政治课程与《论持久战》无关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王恩茂日记中我们能够看出其教学内容的端倪。1938年4月，王恩茂“上乙组干部课，继续讲完师政发来的几个问题：(1)共产党对于全国抗日军队有什么意见?(2)最后战胜日寇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3)民运工作的原则如何?(4)为什么提民主的口号?”[25]1938年7月16日，他给一队讲“抗战胜利的条件”之“日本国内的困难与弱点”，而后又给民运训练班讲“目前抗战形势与我们的任务”。[26]这些内容与《论持久战》中的论点都高度相关。
抗战以来，毛泽东在党内坚持推行游击战以达到持久抗战的战略，这是他长期指挥中共革命战争的经验所得。1937年底上海、太原相继沦陷后，王恩茂在日记中指出“华北正规的抗战已告结束，今后华北抗日斗争主要的方式是游击战争……统治阶级内部将进一步的分化”。[27]这当然不是王的突发奇想，太原沦陷后，毛泽东公开表示华北战局进入了新的阶段：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且“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28]太行地区也迅速响应：“太原失守，同蒲全线就要失陷，华北就要全部沦亡，华北抗战便随之转入新的艰苦的阶段——由正规军作主要形式的抗战，转入以游击战为主要方式的艰苦阶段。”[29]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太原沦陷后华北形势的判断，已经有了抗战相持阶段的雏形。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对华北的游击实践始终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论持久战》并非凭空而来，个中理论必定包含着中共的实践总结。总的来说，毛泽东关于持久战与游击战的战略部署在华北得到了比较有效的贯彻，各根据地和部队领导人也都对敌后游击战和根据地建设进行了摸索，前线官兵在系统学习《论持久战》之前，想必或多或少接受过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教育(如前述吕正操之演讲与王恩茂的教学)，《论持久战》中的许多观点，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学习与战斗当中。
另一方面，探讨《论持久战》，则不得不谈六届六中全会与《论新阶段》的影响。1938年下旬，日军威逼武汉、广州等战略要地。尽管舆论极力鼓舞民众为保卫大武汉出力，但在武汉战役打响之前，国民政府已经释放出“不在武汉一地得失”的信号：武汉会战的成败，在于能否尽可能拖延日军的进攻，从而换取持久作战的更大可能。[30]中共方面自然也针对武汉战后的军事情况做了充分准备。这一准备集中体现在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与毛泽东《论新阶段》的发表。
对中共而言，中央全会代表全党意志，较之报章登载与发行书刊，全会精神的传达自然更加快速与正式。经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他的报告《论新阶段》的相关理念被写入全会决议上升为党的意志，受到广泛学习。如晋冀豫区所强调的：“要学习与研究六中全会决议，要把六中全会当作武器，要使每个党员与群众都能深刻了解与灵活运用。”[31]
《论新阶段》与《论持久战》有许多一脉相承的观点。各根据地通过对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同时也推动了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传播。1939年初，晋察冀边区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彭真与聂荣臻分别作了报告。两人的报告均指出当前的战略方针为持久战，并分析了抗战新阶段的特点。聂荣臻更是分析了速胜论、亡国论与持久胜敌论以及中日战争三个阶段的问题。[32]彭、聂二人报告的要点均为《论持久战》的核心观点。可以说，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使得《论持久战》的主要观点在各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
明确当前处在抗战的哪一阶段，并清楚此阶段的形势与任务，对抗日作战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毛泽东对抗战阶段的划分就显得尤为关键。武汉、广州沦陷后，国民党南岳军事会议即宣布一期抗战结束，二期抗战开始。《论新阶段》也提出如武汉沦陷，战争将面临新的情况。不过，当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明确提出相持阶段已经到来，而是谨慎地认为目前正处在一个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转变的过渡阶段。[33]基于这一判断，当前任务被定义为争取相持阶段的早日到来。如周恩来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讲“当前抗战的中心问题”时指出：“二期抗战一定可进入有利于我的相持阶段，以争取最后反攻的到来。”[34]《抗敌报》亦有类似内容刊载：“目前我们正处在由第一阶段走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因此我当前的主要任务在于争取敌我相持阶段的迅速到来。”[35]
从各地区工作部署中看，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宣教工作的一大重心，如太行地区的宣传工作：“目前中国抗战是处在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困难虽然增加了，但同时也更进步了，克服困难的条件是在生长与具备着，胜利的前途是更有把握与更加接近了。只要我们能广泛地发扬民族自尊心，继续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传统，用顽强不屈的战斗意志击破一切民族失败主义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36]一二〇师作为作战部队，则在战斗部署中将过渡阶段、相持阶段与游击战的要点作了深入结合。[37]
综上所述，探讨对《论持久战》的理解与接受，不能忽视六届六中全会与《论新阶段》的影响。这既因为中央全会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也源于武汉会战使战局有了实质性剧变，战争进入新阶段，官兵更加需要纲领性指导。因此，《论新阶段》与《论持久战》中的核心观点得以被更广泛地学习与贯彻。周恩来为南方局举办的训练班作《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的报告，即援引了《论持久战》与《论新阶段》中的论述。[38]就官兵理解与接受而言，二者在战争性质与前途、游击战争等问题上有着较高的一致性。此后的抗战中，《论持久战》与《论新阶段》都被认为是指导当时抗日斗争的重要著作，并在干部教育中受到高度重视。如李维汉指出中共干部“需要学习一般的军事知识、游击战争与军事理论的知识”，并特别强调“《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二书，是世界驰名的关于抗日自卫战争的战略名著”。[39]彭雪枫在论及干部应“多看书籍”时，将这两本书摆在首位：“应该多看书籍——如《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各种战史、抗日战争的战例、游击战术的小册子、各种关于军事研究的专门文章等。”[40]一二九师亦将《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作为干部学习课程的基本材料。[41]
二、《论持久战》及其思想在干部中的接受
经历了抗战初期在华北的斗争，中共逐渐找到了将游击战争与根据地建设相结合从而进行抗日作战的有效方法。抗战队伍的扩大与根据地的巩固使建立系统而稳定的抗日学习制度有了更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开展学习运动。到1939年，培养大批成熟的抗日干部成为中共队伍建设的当务之急，毛泽东强调：“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42]在此基础上，中共开始大规模贯彻学习与教育的制度化。
随着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其理论著作在中共干部教育中受到更高程度的重视。1940年，王明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号召“学习毛泽东”，尽管王明这一举动有向毛主动示好之嫌[43]，但这篇讲话能够反映出毛泽东及其思想理论在中共宣教体系中的地位。谈及毛泽东抗战时期的军事理论著作，王明有如此总结：“‘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不仅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指南，而且是马列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新发展。”[44]党内理论家张如心更是号召“每一个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政干部必须熟悉毛泽东同志的著作”。[45]
与重视理论教育相呼应的，是中共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出于印钞与宣教需要，各根据地尽可能地发展印刷与出版业。如山东根据地1939年间“出版了《大众》半月刊、《大众日报》，成立了印刷厂，翻印了《统一战线》，《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重要理论书籍……建立了宣传教育的基础”。[46]即使是条件艰苦的大青山地区，也组织翻刻了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47]到1940年，出版印刷事业更是引起高度重视，毛泽东指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运输的机关。”[48]彭真在北方分局会议上强调：“(1)边区应出版综合的文化刊物，并出版一些为大众所需要的画报和小册子。(2)在边区建立书店，大批地发行边区的出版物与沿岸的出版物，在每个县设一个书店。(3)各专区应集中石印机，主要印刷教科书。印刷的内容应加限制。”[49]印刷方式的创新受到大力提倡，如山东两印刷厂工人因发明新型石印机而受到《大众日报》的公开赞扬。[50]中共各根据地出版印刷水平的提高，为宣教工作奠定了物质基础，《论持久战》也得以被更多人所阅读与学习。
干部对《论持久战》的学习并非人手一本自发捧读，不同级别的干部自然有不同的教育方法与教学侧重。以北岳区为例，该区将在职干部按文化程度分为四类，其中甲类的条件“是有初中以上程度并有较高理解能力”，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群体。这一类干部需要着重加强理论教育，理论学习的占比达到学习内容的40%，甲类干部被明确要求“研究毛泽东先生三大著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51]而后的乙、丙、丁类，则侧重文化知识的培养。由于《论持久战》对激发民族信心起着重要作用，对宣传岗位的中高级干部而言，此书更是必读书籍，山东一位地委宣传部部长因没有阅读过《论持久战》而被当作反面典型。[52]军队中的情况与之类似，如罗瑞卿所言：“在军事上，我们(团以上)高级干部所研究的方向，应当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战略问题，一方面是近代的军事知识……毛泽东同志所著之《论持久战》，某军事研究所出版之世界大战史，以及苏联红军一九三七年所颁布之野外教令，都是研究战略与近代战术问题之好的教材。”[53]左权亦有相似言论：“团以上之干部加强毛著之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阶段以及游击战术，各兵种一般战术，特别是步兵战术常识的教育……营、连、排干部加强游击战术、技术教育及管理教育部队的教育。”[54]由此可见，中共干部队伍中被要求深入学习与研究《论持久战》的群体，应该是有一定理论知识与指挥能力的中高层干部。不过，这并不代表较低级别的干部不必学习《论持久战》。中高层干部多被要求对《论持久战》有深入的阅读与研究，而在中下级干部教育当中，《论持久战》及其核心思想则作为课程内容融入教材与讲授当中。如李维汉所说：“估计到中级干部难于阅读大型书籍，并且不易获得这类书籍。所以需要为他们编辑一批必要的通俗的小型读本，这样的读本又可作为下级干部的教科书。”[55]
概而言之，干部级别越高，自学比例越大;级别越低，则越需要借助相关课程进行学习。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萧向荣有言：“对于连排干部教育的主要方法是上课，并辅以自己看书”，“营团两级的干部，政治文化水平较高，则采用自学与上课二种办法”。[56]罗瑞卿有更为具体的描述：对高级干部，“主要采取自修——自己读书及小组的集体讨论两种”;对中级干部，“除自修与讨论外，还应采取集合上课的方法，而且上课与讨论成为主要的方法”;对初级干部，“自修差不多成为不可能了，因此，主要的方法，只有上课与讨论的办法，还应当好好讲求讲授与领导的方式和技术——能够适合于他们的程度为他们所容易了解的方式和技术”。[57]由此以来，较高级别的干部通读、自学《论持久战》的比例相应也较高，而级别较低的干部则更多是在上级安排的课程当中学习《论持久战》或其中的核心观点。以山东在职干部教育为例，干部们被分为四组进行学习：
甲组——论共产党、联共党史、哲学选辑、世界革命运动史、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前三种必修课程，其余可阅读。
乙组——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基本政策、社会科学概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列宁主义概论、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论、思想方法与领导方式。前五种为必修课程，一般应由教员讲授，这几种课程完成后才能升到甲组去。
丙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建设根据地的各种政策、党员必读、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前两种为必修课，应讲授，后四种可自己阅读。
丁组——党员课本、抗战道理、人类故事、光明的国土苏联。前两种为必修课，应讲授，后两种由教员帮助阅读。(其中党的建设、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员必读、党员课本，在非党机关应除去)
四组中，一般区委部长一级可列入甲组，地委部长可斟酌列入甲组、乙组，县委部长一级可列入乙组，差一点的可列入丙组。[58]《论持久战》与《论新阶段》被纳入到丙组的课程当中，丙组略低于县委部长一级的乙组，属于中下级别的干部。这说明，在中共教育体系内，只要不是对党员基本素养和基本抗战道理尚没有清楚认识的党员干部，都是《论持久战》的学习受众。即使是丁组干部，也能够在“抗战道理”这一版块学习到基础的持久战知识。[59]尽管丙组成员可以自己阅读《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读物，但按照学习制度，丙组还是“以听课为主”，丁组则是“完全由教员讲授，要与文化课配合进行”。[60]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政治学习与之类似：留守兵团连排、营团级干部都有，基本学习内容“从统一战线起，到‘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有的还学了中国革命问题，现在营以下的干部正在学习‘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团以上干部学习联共党史。”[61]
另外，《论持久战》在中下层干部教育中的定位，有由军事战略教育向政治教育与基础理论教育演变的趋势。这种演变过程，实则反映了中共中下层教育体系化、基础化的趋势。在中共抗日教育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中共的理论政策被整理成若干课程板块，《论持久战》的核心论点亦被总结进相关板块当中。这一过程使得级别较低或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也能学习到基本抗战理论与政治知识。以1941年晋察冀边区中学课程为例，政治军事知识被分为社会科学、中国问题、军事问题等几个板块，“持久战”被纳入“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占总教学内容的7%，共设8个知识点，分别是：中国问题是世界问题的一环;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与动力;中国革命与中国政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战;新民主主义及其与革命的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边区政权及其基本政策。[62]这8个知识点涵盖内容十分广泛，对受众群体的适用性更强。在八路军政治教育中，中日战争、统一战线等属于“中国问题”的诸内容系连排干部须上课学习的内容，营团两级干部自学即可，是较为基础的内容。[63]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上课学习与自修、研究有着很大的区别，如罗瑞卿所言，“营以下在职干部平时教育应以文化教育及当前实际问题、时事问题、党的政策等临时问题之教育为主，以营为单位使用上课方式进行”，只有少数有习读自修能力之营以上干部，方可“以营为单位组织研究组，开始研究中国问题。”[64]
综上，按干部级别与文化程度的高低，对《论持久战》相关问题的学习也呈现从自主研习到上课学习的差异，越往低层级下移，教育内容自然更简化。对更为基层的社会教育而言，这种“简化”的差异将更加明显，从而展现出不同于干部教育的特有面相。
三、《论持久战》及其思想在基层兵民中的接受
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对持久抗战至关重要，而教育的作用又对根据地建设影响深远：“抗战已把我们许多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交通中心，转移到农村……我们的文化中心也需要来一下转移。”[65]根据地的群众教育，始终是中共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环节，如曾任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的李竹如所说：“教育工作如不普遍，经济建设也罢，政权工作也罢，动员工作也罢，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工作都难得到迅速地开展。因此，我们的教育务必要使人人对抗战建国有正确的认识，提高他们从事抗战建国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坚决的和敌伪斗争到底。”[66]
根据地的巩固与统一战线政策，给中共基层宣教工作带来了更大的空间与弹性。设立救亡室、组织抗宣队、举办民众学校、出版通俗读物以及开展冬学运动等措施极大拓展了中共的宣教渠道，例如乡村救亡室，成为群众识字、读书读报等学习活动的主要场所。[67]加之出版印刷业的发展，《论持久战》等一批书籍得以向基层进一步传播。
对于《论持久战》以及持久战战略，群众的理解更为朴素。参加冀中抗战的中共文艺工作者王林说：“徐宅三同我父亲一样，都看过《论持久战》。但由于主观的希望，一提战争可能是长期的，就反对，生气，着急。不愿意别人有此理想和论调。其实和他谈起何所据而云然时，他又无以答。我父亲一听见大炮声音，即聆耳听去，一听说什么军大批开到，便分外高兴，以为马上便可以打跑敌人了。”[68]这种对胜利朴素的希望很难以“速胜论”来批驳，不过，将群众的主观情感向坚持长期抗战上引导，对根据地建设至关重要，故向群众宣讲《论持久战》很有必要。总体来看，《论持久战》及其核心思想在1939年前后的社会教育中出现频率较高。当然，基层群众的接受能力较之干部差距很大，且社会教育的目的与干部教育亦有很大不同，所以中共的基层教育方式独具一格。
王汎森曾将思想落实到现实的过程形容为“降一格”的文本：“思想要落实到现实，往往就要‘降一格’成为条文、格言之类的东西……中国历代思想，凡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发生重要影响的，一定经历‘降一格’之类的历程——包括一个无所不在的‘简约原则’，即将相对复杂深奥的思想一阶一阶地降。后来可能成为几个概念或几个口号。”[69]中共基层教育同样遵循“降一格”的规律，例如向根据地百姓宣扬“持久战”的顺口溜：“懂了民族国家事，打倒日本心更坚。提笔墙上写大字，大家要知持久战。”[70]然而，中共的社会教育不仅仅限于以简单的口号呼喊单纯地激发群众坚持抗战的信心，抗战领袖们的思想精神，仍然需要以某种“简化”的形式融入教育当中，以使群众掌握必要的抗日知识，从而确保群众对民族的忠诚。这一点即使在儿童教育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晋察冀边区对儿童教材的编写有如下要求：“要选择抗战时期需要的教材，所谓抗战需要的教材，并不是多写一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或者‘要坚决抗战’等一类的标语口号;我们要培养儿童抗战胜利的信心，要培养儿童在持久战下的生活知识，要培养儿童战胜日寇的技术，要培养儿童忠于民族的道德，选择这些材料，除先民给我们留的知识外，就是现在领导抗战的领袖们，指示给我们的正当的途径。”[71]
具体的“简化”方式，主要是以开设相关课程以及编写相应的通俗教材来实现，这一点与中下级干部的教育方式类似，但基层教育对文本的“简化”更为彻底，也更贴合基层群众与战士的知识结构与接受水平。早在1938年底，发表仅半年多的《论持久战》即进入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视野：“课程方面，应讲述时事(或开讨论会)、故事等教学生字，及抗战基本知识等。特别是毛泽东先生所著《论持久战》一书中抗战的中心问题。利用通俗语言对群众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72]以《抗敌报》所载《冬学教材大纲》为例，大纲提出要将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与识字教育相结合：“教者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学生识字程度，制定识字课本，以恰当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为原则。”该大纲共列37节课，其中三课与《论持久战》关联度较高，分别是：“(一)中华民族，地大，物博，人多”;“(九)抗战进到相持阶段，敌人战略进攻失败”;“(三十六)我们要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除此之外，课程还包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投降、三民主义等问题，涵盖了大部分中共抗战的理论与政策。尽管落脚点仍然在号召群众坚定抗战，但教材内容明显与简单的口号宣传与情绪激励不同，其目的在于使民众充分理解中共的相关政策，提高民众的政治素养以“适应目前抗战新形势与边区人民反扫荡、反投降的需要”。[73]纵使是儿童教育，也需使儿童“了解持久战、统一战线的一般原理，以加强儿童抗战胜利的信心”。成人的“持久战”理论教育更为深入，除了要“了解持久战与中国必胜的道理、团结到底抗战到底之精神”，还需要“认识相持阶段妥协投降的危机与克服投降妥协的方针”。[74]
在教学方式上，中共的社会教育力求通过多元的方法令受教育者理解《论持久战》中的核心问题，以晋察冀边区民众学校对“持久战”问题的教学为例(见表1)，教学方法分为五个步骤。
由表1可以看出，阅读教材仅仅是教学过程的一个环节，学生们还被鼓励参与互动来深刻地理解持久战的思想，这种互动具有明确的导向性，以确保教学达到预期的效果。该教学法还强调了四点“教学的注意”，分别是：“A.由浅近事实例证入手B.证明抗战三阶段之必然性C.培养独立研究之精神D.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75]抗战三阶段的划分，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独到创见。1939年正是中共提出的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社会教育也突出了对阶段划分与相持阶段的讲授。在某抗日宣传队组织的1939年元旦演出中，大会主席就强调了新的一年抗战已进入新阶段，不过他错将相持阶段当成了反攻阶段：“他又说，今年抗战已到一个新阶段——反攻。好像对于抗战还没有很好的认识。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到反攻的阶段。我们还是争取相持局面的到来的过程。”[76]大会主席此番言论可能出于激励乡亲百姓的考虑，但这也能够侧面展现基层宣传中对“新阶段”的重视。《晋察冀日报》1939年7月的“读者论坛”栏目刊登了一则读者投稿，专文讨论“目前抗战形势是紧接着相持阶段，还是到了相持阶段呢?”[77]足见“相持阶段”问题在边区社会的影响力。
因社会教育更注重与群众的抗日实际相结合，到1940年以后，社会教育的内容重点逐步集中到新民主主义教育、反扫荡、反投降、大生产等内容上，直接与《论持久战》相关的教学内容逐渐减少。[78]不过，《论持久战》的中心思想仍然以“简化”的形式广泛存在于社会教育的教材当中。以1941年晋察冀边区发布的冬学教材为例，其中第三课《我们为什么能够胜利》[79]与第十课《加强战时工作，开展群众游击战争》[80]都有对《论持久战》相关观点的活用。然而，教材内容经过高度的概括，已经成为较为通俗的普遍观点，与《论持久战》的直接关联性较前文所列教材稍低。
除社会教育外，战士教育也是中共基层教育体系中不能忽视的板块。就人群构成而言，战士多为农民出身，其知识结构与中共农村根据地群众类似：“因为今天是战争频繁的环境，教育实践较少且不经常，同时战士成分多系农民，尤其来自比较封建落后的地区，文化程度是非常低落的。”[81]这使得战士教育与民众教育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例如提倡在战士教育中将政治教育与语文学习(主要是字词运用)结合起来，将政治理论知识通俗化地融入识字教育当中。[82]因此，战士教育也存在将中共的政策理论通过教材体系进行“简化”的情况，如罗瑞卿指出战士教育需将“基本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合一，编一种混合课本(类似外边小学之国语课本)，内容有抗战问题、统战问题、我军传统制度及一些并重常识等”。[83]
不过，战士是中共军队的基础力量，其政治教育当然比群众教育更为系统，对理论学习的重视程度也更高。以一一五师为例，《论持久战》的核心观点是“民族解放教育”中“民族的信心”板块的基本内容：“我们从中日国力之对比，中日战争之性质，说明抗战的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持久战之三阶段;说明我国应采取之战略方针，必须忍受这个困难，克服这个困难，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84]一一五师1940年发行使用的“抗日军人政治课本”，分上、中、下三册，其中上册中心内容如下：
上册为抗日战争问题，包括中国、日本、以及日本侵掠中国的经过，说到我国今日的抗战，抗战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抗战的三个阶段，及怎样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等等。[85]
不难看出，上册的抗日战争问题，大部分内容与《论持久战》高度相关，由于教材的高度概括性，参考了《论新阶段》等毛泽东其他著作的观点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肯定的是，《论持久战》的核心观点已经成为战士教育体系里中日战争问题的基础性内容，这一点在连队基本理论教育课程里也有明显体现，一一五师1942年的连队学习内容即为学习“毛主席的三大著作”：“由四月到七月研究持久战，由八月到十月研究新阶段，由十月[革命]到明年三月研究新民主主义论”[86]，由此可见这三大著作已经成为连队学习的基本内容。从这一角度来说，战士教育显然比普通的民众教育更重视基本的理论学习。
当然，对战斗在第一线的士兵而言，日常教育始终要以战斗动作与技巧训练为主，如左权所言：“班长、战士加强各个‘人’至连的战斗动作的教育及技术的锻炼(刺杀、射击、打手榴弹、土工作业的教育等)以及节省弹药、特等射手的教育。”[87]战士教育的目的还是偏重战斗技术的提高而非理论建设，这一点罗瑞卿的发言亦可印证：战士的教育应当“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而不是提高文化知识”为目的。即使是政治教育，也更加着眼于实际运用：“在政治教育内容的确立上，则应以现实教育为主，基础教育为辅。”[88]因此较干部教育而言，《论持久战》在战士教育中的影响还是更为间接。
当然，中共作为强调立场与路线的政党，其宣教理念还带有鲜明的立场意识，这种意识不仅源于马列主义政党特有的阶级分析，也服务于不断变化的时局。
四、《论持久战》背后的立场教育
1939年1月，在国民党商震部任参谋的马千里[89]收到了投奔延安的同学寄来的《论持久战》。当时的马千里虽然身处国民党部队，但对延安十分向往，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十分崇敬。在抗战初期，他就积极了解中共的战斗动向，并非常认同中共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军民的团结，战略和战术灵活运用更关重要。若国军都如八路军那样打仗，日寇是可以被击败的。”[90]身为军事干部，马千里更为关注军事战略、战术上的问题，《论持久战》的到来引起了他极大的阅读兴趣。在收到书的两天后，他即趁夜深人静“捧读《论持久战》，不时暗暗的叫好”。[91]往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马千里都会不时地在日记中记录对《论持久战》的阅读感受，这样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阅读史案例。值得一提的是，马千里于1940年赴延安抗大学习，从国民党部队到中共根据地，身处环境的变化使得他对“持久战”的看法有着鲜明的转变，其读后感能够帮助我们从中共立场教育的角度了解中下级军事干部接受与消化毛泽东“持久战”思想的过程。
马千里对《论持久战》的学习十分深入，且善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论持久战》相关观点相结合。在阅读《论持久战》时，马千里自然而然地将毛泽东与蒋百里二人的持久战思想进行对比。在1939年，马千里更多地认为毛泽东与蒋百里二人的持久战思想“英雄所见略同”，他在开始读《论持久战》后的第三天就写道：“国军中，军事家蒋百里先生的名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他讲和’，也是附合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精神。可见，中国的英雄人物对抗战致胜都是有先见之明的。”[92]蒋百里是马千里颇为赞赏的一位军事理论家，马千里曾多次阅读蒋百里的著作，并数次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相提并论，如他在读完《蒋百里文选》后记录道：“读完了蒋百里先生《文选》。这本书是一部极好的军事著作……他写的《持久与速决》许多观点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观点是一致的。一个在陕北，一个担任陆大的校长，天南地北的毛、蒋以军事理论指导今日抗日战争，我们对最后胜利增强信心。”[93]
1940年底，已脱离国民党军队投奔中共的马千里，在周恩来的指引下赴延安抗大学习。到达延安的马千里并没有中断对《论持久战》的阅读，在深入接受抗大教育之后，他对军事理论尤其是“持久战”理论，也有了新的思考。1941年3月3日，马千里去延安之后第一次重提蒋百里“持久战”理论，他写道：“我以马列主义，以《论持久战》的尺度去衡量蒋氏著作，固然有些篇、有些论点有如‘论持久与速决’还保留着一些正确的看法，但内中也有一些论点是主观唯心论的，是站不住脚的。”[94]这一转变的发生，用马千里自己的话说，是源于“学到的辩证唯物论的观点”。[95]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思考问题，是一名合格的中共干部应有的政治素养，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指导军事理论教育，自然也是中共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
马千里赴延安之前并非没有了解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理论。1939年6月19日，他在总理纪念周上听过“生命的哲学”演讲后，写下自己的感想：“老总说的历史上生命的继续乃出自英雄主义之幻想。要想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必须做出对人民有利的贡献。”[96]这段感想带有十分明显的唯物史观倾向，但系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学习军事理论，还是给马千里带来了不小的震撼。在马千里看来，抗大的教育对他而言是极具启发意义的，他多次在日记中记录下相关的课程记录和感想。从与同学一道“座谈‘战争本质’，懂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本质区别”[97]，到“第一次读到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所写的”对《孙子兵法》的研究[98]，马千里逐渐学会了运用中共的哲学观和政治观看待军事问题，对蒋百里持久战思想的转变，是其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个重要体现。随着整风运动的逐步开展，对坚定立场的要求更加鲜明突出。1942年6月，马千里在日记里又一次批判了自己曾经对蒋百里军事思想的崇拜：“对党坦白，我对个人思想改造上增添一些新的反省……对蒋百里军事思想过奖，对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观点曾有过错误的认识。”[99]
透过马千里的日记，我们能够看到中共重视塑造世界观、哲学观的教育模式。这样的立场教育，既影响着马千里对于《论持久战》的理解，同样也影响着他对于战争与军事的理解。从哲学和阶级层面将《论持久战》与国民党的持久战理论区分开，实际也是中共军事理论家所强调的。郭化若在《军事辩证法浅说》中，对资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做了如下批判：“资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家及其将军们，不了解或不愿了解军事上的一切进步最基本的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总是把兵器之发展和战术之进步，归功于科学的进步……其实连科学本身的进步，也还依靠生产方法，首先是生产力之进步。这种最基础的进步，是劳动阶级的血汗造成的。”以此为基础，他进一步评价了蒋百里的“持久战”思想：“蒋百里先生则于抗战后半年于柏林发表一文，题为《速决与持久》，认为‘我们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又指出用‘运动战以达持久目的’，‘以攻为守’。这些命题都是正确的，都值得赞扬的。不过蒋先生之所以主张运动战，以速决手段达持久目的，是看到我国‘经济力量’与‘火力’之不足，而未看到政治的因素。”[100]
当然，这样的教育理念也是根据中共面临的实际情况动态发展的。正如艾思奇总结的：“抗战以后经过不久的时期，特别是武汉失守以后，随着抗战进入新的阶段，随着国内反投降妥协运动的开展，理论的研究，哲学上的斗争，也就抬起头来了。而《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书，就是在理论上总结这一时期的战斗经验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哲学上的划时期的著作。”[101]随着国共摩擦日益频繁，中共党内教育更加强调阶级观念的区分，对民族统一战线下可能出现的敌我模糊观念保持着极高的警惕。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当即指示要“立即强调反对投降”，并指出“目前的投降危险是直接的投降危险，目前的反共高潮是直接投降的准备”。[102]朱德亦训令部队“加强我军全部的阶级教育和提高胜利信心，这是思想准备之中心一环”，并要求“统一战线的实行应不停止应有斗争，且随时都不应忽略无产阶级的警惕性”。[103]抗大也对时局做出响应，明确要求避免在教育中出现“认为在统一战线中便没有阶级斗争”等情况。[104]愈到抗战后期，中共对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的可能性估计愈发严重：“除了国际上和国党内部发生重大变化外，国共两党关系，已很难有大的好转希望。”[105]到1943年，经历过多次国共摩擦之后，虽然中共对外舆论仍以维护民族统一战线为主，但对内教育已将蒋介石作为投降妥协的批判对象，军队也将“彻底肃清对国民党及蒋介石的错误认识、幻想及影响，提高干部的阶级意识及阶级立场”作为“全党全军当前的紧急任务”。[106]基于对国共关系的严重估计，严肃区分党内军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牢固树立反共即投降的思想成为十分迫切的需要。正在山西河曲县抗联工作的高鲁对《中国之命运》的评价即体现了这样的教育理念：“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出版后，是满篇鬼话。这本书是蒋介石反共的具体表现，是军事上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借口。我们要抗日，他们要反共就是投降主义，真正代表中国命运方向的是毛泽东思想，是《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等书。针对这些情况，必须学习，才能应付国际国内的大事变。”[107]
由此可见，中共作为一个强调站稳立场、理论先行的政党，其成员对概念、理论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着阶级立场教育与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在鼓励阅读与学习的基础上，通过鲜明的立场教育将学习者的理解纳入中共预期的轨道，从而适应当前斗争的需要，也是中共宣教工作的追求。马千里《论持久战》的阅读史，即能表现出这一理念的作用。随着中共实力的增强与政权的巩固，这种倾向越发强烈。
到抗战胜利前夕，在国民党积极反共、中国有内战之危的情况下，为取得思想舆论优势，争取“持久战”这一正确战略的话语权显得更为重要，如周恩来所论：“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撤退，大概有一年半时间。这个时期斗争的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我们党的口号，是持久战争、人民战争，就是全面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是速决战，只许政府抗战，不许人民起来，以此来对抗我们的持久战争、人民战争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坚持持久战。而国民党呢?是幻想速胜。”[108]持久战战略既然被抗战的胜利所检验，在党内宣教中，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持久战思想的挖掘、贯彻与坚持，自然成为宣扬中共为抗日主要力量的重要支撑。
另一方面，随着毛泽东在党内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其理论成就也被进一步宣扬，譬如郭化若在总结八路军的军事理论时，明确将主要功劳归于毛泽东：“八路军军事理论体系之奠定，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领袖，八路军主要创始者之一，中国天才的战略家毛泽东同志。”[109]同时，宏观的战略理论往往需要为实践证实后方能被世人进一步认可，《论持久战》便是如此，如政工干部刘荣在日记中所写：“自从遵义会议至今，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之下，党中央制定政治路线是很正确的。如在军事上的《论持久战》，在抗日战争中逐步照书中所讲实现着。晋西北士绅把它称作一部神书。”[110]《论持久战》作为指导中共抗战的理论纲领，其前瞻性在抗战实践中被逐步证实，这一过程也促使人们加深对它的价值认同。当然，这种价值的认同又和毛泽东地位的上升密切相关。在立场教育与价值认同等诸要素的合力下，《论持久战》在中共宣教中实现了对“持久战”话语有效的占领。
五、结语
如何动员军民应对这场战争，并在战争中成长壮大自己，是中共高层最为关注的，其中，《论持久战》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它所做出的极具前瞻性与全局性的战略判断，在中共教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向不同人群，《论持久战》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应的教学方法与教育理念也各有不同。总体而言，中高级干部多被要求自修并深入研习《论持久战》，下级干部一般通过教材与课程的学习以了解《论持久战》或其核心观点，而在基层的社会教育与战士教育中，《论持久战》的核心观点则被进一步“简化”，融入适合基础教育的教材当中去，逐渐成为民族意识教育、政治常识与文化知识学习的一部分。
中共向来重视站稳立场，为了适应国共斗争的形势，对《论持久战》的宣教，既渗透着阶级观念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鲜明立场，也暗含对“持久战”正确话语权的争夺。随着中共抗日实践的深入与毛泽东地位的升高，中共通过立场教育在党内实现了对“持久战”话语权的有效占领。《论持久战》能从党内一众讨论持久战的言论中脱颖而出，既受到了时局与战事发展的推动，也暗合毛泽东地位的上升与中共特有的政治立场教育。
作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政党，中共一方面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也积极推动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去，并适应实践的发展。党的领袖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者，其理论写作不仅仅在于著书立说，更追求灵活地运用于实践、适应实践并指导实践。故而中共理论为人接受的过程，总会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并经过中共的教育体系，被塑造成为符合当下政策导向的学习过程，从而适应变化的革命需要。
注释
本文为2019年5月11—12日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的“第六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参会论文。
[1]如张卫波《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传播与影响》，《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等。
[2]如黄道炫《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思想之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李永春、岳梅：《毛泽东〈论持久战〉抄袭说驳议》，《毛泽东研究》2016年第5期，等。
[3]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
[4]桑兵：《全面抗战前持久战思想的发生与衍化》，《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
[5]鄢海亮：《毛泽东〈论持久战〉版本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
[6]曹应旺：《毛泽东为什么能写出〈论持久战〉》，《党的文献》2019年第3期。
[7]周桂香与石田隆至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本战犯的教育改造——以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为中心的考察》一文，是少有的从中共教育改造角度考察《论持久战》的研究，不过其考察年代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考察对象为日本战犯。参见周桂香、石田隆至《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本战犯的教育改造——以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8期。
[8]本文主要考察对象为根据地中下层干部与基层兵民，这类群体阅读与接受《论持久战》，主要是通过中共的宣教工作，故而中共宣教体系中的《论持久战》是本文的考察重点。
[9]《展开我们的全面抗战》，《申报》，1937年8月1日，第20版。
[10]《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362页。
[11]《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第415页。
[12]《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3页。
[13]如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解放》第12期，1937年7月26日)、张闻天《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解放》第17期，1937年9月25日)、周恩来《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群众》第1卷第5期，1938年1月8日)，等。
[14]《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册，1938年9月4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15]参见《高敏夫战地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0、22、24页。
[16]《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154页。
[17]朱自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2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18—19页。
[18]有学者认为，《论持久战》未能第一时间得到中共报刊的全力支持，与王明对毛泽东的敌视与质疑有关。参见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11—412页。
[19]《冀中五年教育工作的总结(冀中行署文件讨论稿)》，《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7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4年编印，第9页。
[20]《罗荣桓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1938年10月7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4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
[21]闫九祥：《忆人民自卫军军政干校》，《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4年编印。第9页。1938年初安平县举办“安平干校”，两期，每期3个月。
[22]关于干部教育书目的问题，后文将有所提及。
[23]《高敏夫战地日记》，1938年11月3日，第57页。
[24]《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册，1938年9月4日，第258页。
[25]《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册，1938年4月16日，第151页。
[26]《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册，1938年7月16日，第216页。
[27]《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册，1937年11月16日，第74—75页。
[28]《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页。
[29]《论目前华北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37年11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30]如陈诚慰劳武汉各界讲话：“武汉得失，从总军事的观点来看，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敌人的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的对策，是持久消耗，如果我们打破了敌人预定计划而完全达到，甚至超越了持久战、消耗战预定的效果，那么一时一地之得失，于我们的抗战前途，可谓自不发生严重的影响。”《第九战区之军事与民众动员》，香港《申报》，1938年9月27日，第2版。
[31]《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组联会议报告》(1939年3月)，《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150—151页。
[32]“(彭真)报告总结了抗战十五个月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的不是速决战，‘抗战必胜’、‘持久胜敌’。报告分析了抗战发展新阶段的特点，着重论述了新阶段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报告提出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坚持持久抗战，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参见《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聂荣臻作报告：(1)目前中日战争形势的估计与任务A、中日战争的三种论者(1)速胜论——急躁病，忽视敌我力量，现已放弃了。(2)亡国论——汪精卫反共逃跑，帮助敌人，为其阴谋工具。(3)持久胜敌论——目前一般的一致观点是厉行这种主张，目前会用持久战是不生问题的。B、中日战争的三个阶段。今天处于第一阶段至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中，我尚未能停止敌之进攻，未入相持阶段。敌之战略，初为速决，忽视我国人民力量，并企图威胁我国政府投降，但敌出乎意外的失败了……故我目前任务在停止敌之进攻，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无论敌以何种方式巩固、扩大其占领及统治……此时我主要以游击战与运动战消耗敌人，准备我之力量反攻，而游击战更为重要。”聂荣臻：《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9年1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页。
[33]关于中共对相持阶段到来的界定，可参见王凤青《对毛泽东“抗战相持阶段到来”说的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2期;李蓉：《也谈抗日战争何时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与陈标先生商榷》，《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
[34]周恩来：《二期抗战的重心》，《群众》第3卷第5期，1939年6月18日。
[35]《争取相持阶段迅速到来》，《抗敌报》，1939年1月18日，第1版。
[36]《关于宣传工作的一些意见》，《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81页。
[37]参见彭绍辉日记中对一二○师团以上干部会议的记录。本书编辑组编：《独臂上将彭绍辉日记》上册，1938年12月17日，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14页。
[38]《敌人侵华政策的战略方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227页。
[39]罗迈：《我们要学习什么?怎么学习?》(1939年6月1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2，“抗日战争时期”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页。
[40]《为建设铁的党军而斗争》(1940年10月21日)，《彭雪枫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92页。
[41]《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整军三个月组织工作总结报告》(193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4册，第664页。
[42]《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79页。
[43]参见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第463页。
[44]王明：《学习毛泽东——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中的演讲》，《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1940年7月5日。
[45]张如心：《八路军军政学院的教育方针》(1941年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第333页。
[46]李竹如：《战斗四年中山东党的宣教工作——李竹如在宣传联席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1年6月15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7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
[47]齐峰、李学枫：《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页。
[48]《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9页。
[49]彭真：《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会议上关于文化运动的结论》(1941年1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下册)，第491页。
[50]“大众印刷厂工人发明木制石印机”与“新山东报印刷厂工人发明油印机式石印机”，参见《山东解放后科技史料选编》，山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1987年编印，第179—180页。
[51]《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与在职干部教育——宋主任在北岳区第二次高干会议上的报告(节选)》(1942年3月)，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干部教育分册”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页。
[52]《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宣教工作的指示》(1940年12月7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
[53]罗瑞卿：《关于军队中在职干部的教育问题——提供八路军参考》(1939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4册，第411页。
[54]《关于部队军事教育问题的材料、检讨与意见》(1941年12月10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左权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3页。
[55]罗迈：《我们要学习什么?怎么学习?》(1939年6月1日)，《老解放区教育资料》2，“抗日战争时期”上册，第210页。
[56]萧向荣：《八路军政治教育上的几个问题》(1940年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51页。
[57]罗瑞卿：《关于军队中在职干部的教育问题——提供八路军参考》(1939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4册，第412—413页。
[58]李竹如：《战斗四年中山东党的宣教工作——李竹如在宣传联席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1年6月15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7辑，第33、34页。
[59]“抗战道理”是由各根据地编写的基本抗战教材，一般用于基础党员或文化程度较低的战士和群众学习，内容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制定，语言通俗易懂，涵盖范围广泛，有的包括在总的学习课本里，有的独立成册，多为木刻甚至手抄本，易于传播，与下文中的“中国问题”比较类似。
[60]李竹如：《战斗四年中山东党的宣教工作——李竹如在宣传联席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1年6月15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7辑，第34页。
[61]莫文骅：《八路军留守兵团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1940年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101页。
[62]《晋察冀边区中学课程标准》(1941年5月31日)，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干部教育分册”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63]具体参见萧向荣《八路军政治教育上的几个问题》(1940年1月25日)：“连排两级的干部，从中日战争、统一战线、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等问题学起，接着是社会科学概论……对于连排干部教育的主要方法是上课，并辅以自己看书。……营团两级的干部，政治文化水平较高，则采用自学与上课二种办法。目前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可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起，继续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社会主义概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主义……至于中日战争与统一战线问题，则采用自学的方法，不当作上课的教材。”《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514—515页。
[64]罗瑞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部队文化水平及教育状况给总政的报告》(1941年1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第514页。
[65]《为什么要号召一个识字运动》，河北省晋察冀边区教育史编委会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续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184页。
[66]《论开展冬学运动——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李竹如在冬学运动座谈会上的总结》，《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6辑，第11页。
[67]如晋冀豫区要提出将救亡室作为“全村文化教育中心”。《中共晋冀豫区委宣联会总结》(1938年12月23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499页。一些地区的救亡室中陈列有《论持久战》等读物供大众阅读，如浙江黄岩县救亡室“设立阅览室，陈列常见书刊外，还将《论持久战》《西行漫记》《打回老家去》《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书刊作突击性陈列”。《黄岩市革命(进步)文化史料汇编(1919—1949)》，浙江省黄岩市文化局1992年编印，第57页。
[68]《王林文集》第5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69]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7页。
[70]《上冬学》(1939年12月13日)，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社会教育分册”，第121页。
[71]《现阶段的小学教材编辑法》(1939年3月15日)，《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续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72]《开展冬学运动》，《抗敌报》，1938年12月6日，第1版。
[73]《冬学教材大纲》，《抗敌报》，1939年12月27日，第1版。
[74]《山东省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1940年12月22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6辑，第201、203页。
[75]《民众学校的教学法》(1939年9月26日)，《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续编)，第195页。
[76]谢庆编：《抗宣二队日记摘录》，1939年1月1日，未公开出版，第27页。抗宣二队于1938年8月16日在武汉建立，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是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抗日宣传的统一战线组织。
[77]《目前抗战形势是紧接着相持阶段，还是到了相持阶段呢?》，《晋察冀日报》，1939年7月25日，第4版。
[78]如刘皑风《冀中五年教育工作的总结(冀中行署文件讨论稿)》中指出：“1941年以后，新民主主义教育、反敌伪教育、反投降教育比重上升。”《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7期，第13页。
[79]《冬学教材(第三课)》，《晋察冀日报》，1941年11月13日，第4版。
[80]《冬学教材(第十课)》，《晋察冀日报》，1941年11月23日，第4版。
[81]赖可可：《目前连队的政治教育工作——在一一五师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42年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第658页。
[82]如罗瑞卿在1942年军队宣教会议上提出：“据我个人的意见，这种合一基本上是合理的，把政治教育与语文学习适当地结合起来”。《罗瑞卿在宣教会议上的总结》(1942年4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第704页。
[83]罗瑞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部队文化水平及教育状况给总政的报告》(1941年1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第515页。
[84]萧向荣：《一一五师的政治教育工作》(1939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4册，第377页。
[85]萧向荣：《八路军政治教育上的几个问题》(1940年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50页。
[86]赖可可：《目前连队的政治教育工作——在一一五师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42年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第657页。
[87]《关于部队军事教育问题的材料、检讨与意见》(1941年12月10日)，《左权军事文选》，第773页。
[88]《罗瑞卿在宣教会议上的总结》(1942年4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第703、704页。
[89]马千里，又名马骥，抗战前期于国民党商震部第二十集团军任参谋，后于1940年秋随第二十集团军代司令周思诚在重庆与周恩来等人接洽，投奔延安。
[90]《峥嵘岁月——马千里抗战日记选》，1937年10月19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91]《峥嵘岁月——马千里抗战日记选》，1939年1月7日，第99页。
[92]《峥嵘岁月——马千里抗战日记选》，1939年1月10日，第100页。
[93]《峥嵘岁月——马千里抗战日记选》，1939年7月12日，第151页。
[94]《峥嵘岁月——马千里抗战日记选》，1941年3月3日，第334页。
[95]《峥嵘岁月——马千里抗战日记选》，1941年8月17日，第393页。
[96]《峥嵘岁月——马千里抗战日记选》，1939年6月19日，第146页。
[97]《峥嵘岁月——马千里抗战日记选》，1940年12月24日，第299页。
[98]《峥嵘岁月——马千里抗战日记选》，1941年2月28日，第322页。
[99]《峥嵘岁月——马千里抗战日记选》，1942年6月17日，第508页。
[100]《军事辩证法浅说》(1940年8月)，《郭化若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146页。
[101]《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1941年8月)，《艾思奇全书》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页。
[10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103]《朱德关于皖南事变对部队的政治训令》(1941年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第50页。
[104]李国华：《抗大三分校教育工作上的几点经验》，《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4期，1941年4月。
[105]《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关于彻底肃清国民党影响及提高干部阶级意识的指示》(1943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第292页。
[106]《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关于彻底肃清国民党影响及提高干部阶级意识的指示》(1943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第292页。
[107]理京、理红整理：《高鲁日记》，1943年12月9日，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7页。
[108]周恩来：《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页。
[109]《八路军的军事理论》(1940年7月)，《郭化若文集》，第117页。
[110]梁山松等编：《烽火晋察冀：刘荣抗战日记选》，1944年7月8日，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76页。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9-22 15: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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