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 | 米荒、米潮二重奏：1940年成都的粮食危机
2022-09-20 11:18:19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2期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陈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
1940年国统区的粮食问题开始严峻，位于大后方核心区域的成都，其粮食危机表现为粮价飞涨的米荒和饥民抢粮的米潮交替出现。1940年春季成都米价的上涨由通货膨胀、粮食歉收、囤积居奇等多方面因素所致，进而引发了3月14日成都饥民打砸仓栈、哄抢存米的群体性事件。国民党四川当局通过封仓平籴的手段暂时平息了此波风潮，却未深究原因，将其简单误判为中共地下党所为。随后的两个月间，新成立的物价平准处在打击囤积居奇方面后继乏力，未能遏止住米价;平价销售食米的工作既缺存米又乏资金，且弊案不断。米价再度滑向失控。当年成都初夏高温少雨的天气，进一步催化了米价的涨势，刺激了民众酝酿已久的过激情绪。成都城厢内外继发割口袋、阻关、冲击米市的第二波抢米风潮，导致了社会动荡。米荒和米潮的波浪式发展，意味着成都粮食危机的迅速加深。而国民政府在处置过程中的疏漏和失误，反映出其统治逻辑和应对能力中的问题。
关键词
米荒；米潮；成都抢米；封仓；平籴
蒋介石在1941年1月12日评论1940年形势时，对抗战形势“最危急动荡之境地”颇多感慨。他回忆道：“尤其在五、六月之间，宜昌初失，英、法惨败之时，久旱不雨，物价飞涨，滇越及滇缅两路交通断绝封锁，敌机每日狂炸重庆与各地，敌情进逼，人必惶急，谣诼蜂起，甚至一夕数惊，各地抢米风潮迭起，粮价暴腾，所谓不畏敌机狂炸之威胁，而独患粮价暴涨之恐慌。当此之时，环境险恶，空气紧张，此任何时期尤为危殆。”[1]蒋介石回忆中的粮价暴腾和抢米风潮，准确地描述了此一时段由粮食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
不少学者已关注到这场始于1940年的后方粮食危机，对其成因、影响和国民政府的因应进行了讨论。[2]不过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领域，对于粮食危机与社会动荡的关系，尤其对粮食危机的重要表征——抢米风潮多是一笔带过。而就此一时段的抢米风潮而论，学界的注意力仍放在1940年3月14日发生在成都的第一次抢米事件，并着力于探究此次事件所诱发的“反共”摩擦。[3]数月后发生在同一地域的后一波抢米，尚在学者的视野之外。
稍加反思不难发现，以“整体”的眼光看待战时后方的粮食危机，循着历史本来的理路，将米荒与米潮结合起来考察或许更为妥当。研究米荒，不可以只关注粮价和政府的因应，而忽视其与米潮之间的逻辑联系;关于米潮的考察，也应将其视为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加以讨论的同时，充分思考其经济方面的肇因。这一点上，日本学者奥村哲做出了很好的范例，他敏锐地发现战时后方社会粮食保管、运输中的饥民抢粮现象，但奥村将考察的时段放在1943年，并暗示此种行为发生在1941年夏田赋征实之后，显然大可商榷。[4]
粮食危机问题在历史研究中学术积淀深厚。[5]本文在相关论著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拟以1940年成都发生的米荒和米潮为线索，重构战时后方粮食危机从萌芽到爆发的过程，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1940年米荒的实质是什么，第一波抢米风潮是怎么发生的，国民党四川当局如何平息事态，之后进一步的举措是否平抑了米价，数月后抢米风潮缘何复起，与前次风潮有何异同?传统上，成都常常被视为地方，但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成都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中央。成都的脉动，事实上常常反映并影响着全局的走向。因而本文虽聚焦于成都平原，但着眼的却是战时国民政府的统治逻辑和应对能力。这些问题与抗日战争的成败、国民党政权的兴亡紧密相关。
一、多重因素合力下的米荒
1941年任粮食部部长的徐堪曾说：“我国在抗战初期的两年内，并没有粮食问题，粮价向极稳定，没有跟其他物价一同高涨，军粮民食的供应，和平时并没有两样。从二十九年春天起，粮食问题便开始发生，而且日趋严重。”[6]这样的看法与许多时人的感受吻合。长期参与四川省经济事务的刘航琛回忆，1939年“因为粮价大跌，四川竟然丰收成灾”，但一到1940年，“米价直线上升，涨了十倍不止”。[7]熟悉战时经济史的人都知道，全面抗战最初两年全国经济形势尚好，物价亦称平稳，但进入1940年后米珠薪桂的情景便逐渐出现。
所谓的米荒为何猝然来临，米荒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是什么因素导致粮价陡涨?时人对这个问题有过非常多的讨论，而不同的史料显示，米荒很可能不是单一因素的产物，而是多个原因导致的结果。
一部分人认为，米价上涨缘于通货膨胀。服务于经济部农本局的经济学家何廉提到：“1939年成都平原的一时大丰收，使大米生产中心的成都平原的米价猛跌”，但“1939年冬季已经在上升的米价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这并不是供应不足，而是由于通货膨胀”。[8]“通货膨胀论”在政、学两界中颇有市场，王世杰在1940年3月15日称：“物价近日到处猛涨，自是纸币恶性膨胀之现象，据调查，重庆市之物价，如以七七事变时之物价为准(一〇〇)，在廿八年一月，尚不过一七〇，至本年一月则已擢至三八〇以上。”[9]3月21日，行政院参事陈克文听说：昆明的米价已经涨至每石100元以上，而成都也要80元才能够买到一石米，“米价这样的高涨，有人研究它的原因并不完全是供求的关系，系人民对法币的信用不够所致。换句话说，便是通货恶性膨胀的结果”。[10]3月31日，黄炎培听经济学家陈豹隐分析物价飞涨的原因，症结之一便是“一般民众对法币的信念有变化”。[11]
“通货膨胀论”确有其道理。银行家张公权(嘉璈)在战后写作的《中国通货膨胀史》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在他看来，1940年的确是战时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前数年间，受日本侵略、政府收支不敷、信贷扩张等影响，通货膨胀的苗头已经到来，只是当时消费品的供应尚足、消费者收入上涨和公众消费倾向于储存货币，导致货币贬值的速度大大低于预期。但在1940年“制约价格上涨诸因素失其作用，并加速了通货的普遍膨胀”。为避免货币贬值带来的收入下降，农民“便开始把其产品囤积起来，以待善价而沽”，因此粮价出现了暴涨。[12]
上述解释从货币银行学的角度勾勒了米荒的成因。简言之，为了应付巨大的开支，政府逐年增发货币，终究会导致包括粮价在内的物价上涨。不过张公权同时也是第二种说法——“歉收涨价说”的支持者。他认为“在1940年，中国遭受了严重的歉收，从而粮食价格飞涨”，即粮食减产导致了粮价的上涨。“歉收涨价说”的反对者甚众，徐永昌在1940年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去年、前年皆丰年。今年约六成收，亦足食。”[13]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在9月1日告诉他：“今年全国粮食总算很好，云贵湘都是丰收，四川也有七成。”[14]柏林大学博士、经济学家张梁任认为：抗战三年来四川粮食生产总体较好，即便是1940年也“绝不能称为旱灾”，总体而言“四川粮食是有剩余的”。[15]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反对“歉收涨价说”的诸人，均是第三种解释“囤货居奇说”的支持者。
但事实上，“歉收涨价说”并非全是臆造。1940年10月，一位详细研究四川粮食问题的学者指出：“各种粮食中除米及马铃薯不足自给外，其余都有大量的剩余。”食米确实是不足的：四川常年米的产量为每年1.12亿石，四川人均年食用米248.6市斤，按照5000万的人口计算，四川每年需要消费1.24余亿石，存在着1200多万石的缺口。[16]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农学家沈宗翰的数据稍有不同：四川每年稻谷产量为1.4亿石，而消耗量为1.3亿石，因而“四川在平常年份，粮食不特足以自给，抑且稍有余裕”;但一旦遭遇歉收，则“受物价高涨影响，演成迷离恍惚之局”。[17]1941年，王达三的看法或许更为公允：“四川粮食供给，目前固非不足，但设遇收成仅当常年，在现人口需求状况下，供需关系，必失去平衡”。虽然“在理论上虽未绝对平衡，然事实上实可完全自给”，可是“从远处来看，则维持供需关系平衡增加生产，实亦目前必要之举措”。[18]由此观之，四川的粮食生产情况并不十分富余，若遭遇减产则难免出现粮价上涨的情况。
无论是持以上何种看法的人，都未曾反对第三种解释——“囤积居奇说”，即米价暴涨是人为囤积炒作的结果。“囤积居奇说”在当时接受度颇高。按照前述张梁任的说法：“不肖之徒，更随波助澜，囤积居奇，遂使米源更感缺乏，米价上涨之风益炽。一般粮户，鉴于粮价有上涨趋势，都观望不售，待价而沽，此为粮价高涨的最重要原因……这是人为所造成的恐慌，而非全省粮食不够的缘故。”[19]徐堪亦不讳言：“一班商人，看到粮食是可以赚钱的好商品，于是收购囤积，粮价自然跟着暴涨。”[20]
有趣的是，在中共川康省委眼中，率先囤积居奇的恰是国民政府所属分支机构和单位。1940年3月14日抢米风潮发生后，川康特委向中共重庆南方局报告：根据四川地下党的调查，“中央以谷贱伤农，乃令中国、中央银行购米囤积，以提高谷价”。[21]之后川康特委更直指国民党当局“操纵物价”：“川西操纵米价不是买卖实米，而是买卖‘仓飞’，更进而‘赌期’，弄得四川米仓之川西而闹米荒，这都是农本局、经济部以及各银行的得意营业。”[22]另一份报告则称：“农本局、经济部、军政部及各银行以交易所的办法兴设仓飞制度，把川西、川南的米首先操纵了……农本局更借谷贱伤农的口实，在各县仓库购买粮食，实际即是食粮操纵。”[23]川康特委的郑伯克多年后仍认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系统和地方系统的银行以及官僚地主商人等年关前后争相抢购粮食，囤积居奇，以致造成‘米价陡涨，民怨沸腾’”。[24]
中共川康特委的观察提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日后对囤积居奇深恶痛绝的国民政府，很可能在米价陡涨之前采取了极不慎重的措施，启动了囤积居奇之风的开端。1940年3月8日，《新新新闻》分析米价上涨原因时提到：“去岁丰收后即形成粮贱伤农之势，政府为救济起见，特拨巨款大量收购并举办农贷”，此后社会上开始跟风囤积。[25]1940年6月23日，《大公报》评论文章称：政府办理收购粮食，“其用意不为不善，然而影响及于后方社会者，结果适得其反”。[26]沈宗翰认为：1939年“乡村米价，初因丰收低落，而交易极渺，各方惴惴，咸恐丰收成灾，而致谷贱伤农，政府亦力谋救济，计划大量收买，消息四播，米价纷纷汹涨”。[27]
同一时期，《经济汇报》中一篇文章也提及“因某机关之大批采购，米价猛涨”。[28]所谓的某机关，就包含了中共报告中的农本局。对于此事，农本局的负责人何廉自有解释：“1939年成都平原的一时大丰收，使大米生产中心的成都平原的米价狂跌。四川省政府急电中央政府求助，行政院指示农本局前往收购，促使米价回升。”但当何廉到银行联系收购大米的款项时，却“感到惊异和不安”：“我发现政府没有我所需要的足够的普通面额的钞票。我要5元、10元的钞票，而银行给我百元的钞票。我知道用百元面额的钞票购买大米是会遭到失败的，而且事实上百元钞票的出现使得米价直线上升。”[29]或许1938、1939年粮食的丰产，给国民政府以及四川当局造成了错觉：市场上的米太多了，应当收购一部分防止米价下跌，以免种粮农户利益受损。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政府购粮的幅度过大，反而刺激了米价上涨。
米价一旦上涨，社会上的游资自然跟进购入大米投机盈利;而一般民众为了对冲粮食涨价带来的损失，也会用货币采购大米。根据中共川康特委的观察，军阀、官僚、资本家、地主、商人“连成一气，大家发国难财”。“下江”来的太太、小姐“坐私人汽车、私人包车”上米市，“外南五大学的下江学生”也在课余时间“作小居奇”。[30]囤积居奇从一开始，就已成为一种普遍行为。时人对此有精准的观察，有刊物解释成都米价上涨的四种原因，分别为“一、有发财的人想还要多抓钱;二、做生意的人也就趁火打劫;三、做投机生意的人在拼命买卖‘仓飞’;四、太太小姐们在米市场拿米价涨落赌博”。[31]
更严重的是，人们在囤积投机的同时，还进行买卖“仓飞”和“赌期”的行为，大大加快了米价上涨速度。仓飞交易，本是一种非现货交易方式，但此时已成为一种“买空卖空”。专业人士解释：“所谓仓飞，实即市场上流转之栈单”，米粮存于仓栈之中，仓飞即仓栈的凭据，“持有此项栈单，即等于保存现货，交易时，即无需搬运货物，只需转让栈单即可”。仓飞的初衷是为了方便交易，但实践中“各仓栈因自存米粮，自发栈单，而不受任何第三者之限制与检查，难免有出售空头仓飞之现象发生”。[32]1940年3月之前，买卖仓飞的现象很普遍。据《新新新闻》报道：“探明近日米价上涨原因，实由于部分拥有巨资之商人，大量收囤，争买仓飞，并将仓米向银行抵款，又到市场购买仓飞，往复连环，空买空卖，从中取利，致造成米价暴涨之恶果。”[33]
同一时期，“赌期”也颇为火爆。赌期本源于正常的期货交易，“生产人或正当之商人，可赖期货交易，以减少或避免其价格变动上所担负之风险”，“但事实上则此种交易，每为一般投机者所利用，冀于价格变动之过程中，牟取相当之利益，而成为一种类似赌博之行为”。买卖双方所在意者，已不是交易本身，而是米价的波动。[34]《新新新闻》对此专门进行过采访：仓飞交易被禁止后，“变更有形于无形的赌期”遂成为主要的投机方式。赌徒们“需要一个公证人(经纪)，双方上里订合同。例如米价是五十元，一位赌犯说在三月里米每石要涨至七十元或八十元，一位说米价要下跌至四十元或二十元，双方各缴一百石或千石的保证金，协议了定期，双方如约当面胜负定决”。赌期对于粮食价格的影响十分巨大：“‘赌期’的总是万石以上，米价也更在这批人的口里涨跌起来。”[35]
以上分析提示，米荒的实质可能是多重因素合力下的粮价异常上涨。[36]战时的通货膨胀导致货币购买力持续下跌，终究会在某种消费品的价格中体现;川省粮食产量本不如想象中的乐观，食米供需的冗余度较小。1938、1939年的丰产导致国民政府错误地大量收购粮食，引发了不同阶层的囤粮热潮，最终在资本的强大力量和投机的暴利驱使下，粮价终于从1939年冬起飞，在1940年的春天超越平均物价到达历史高点。一场由米价暴涨导致的激烈风潮，便山雨欲来了。
二、米潮的爆发和暂时的平息
《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3月14日，成都发生抢米风潮”一节中记道：随着粮食主产区的沦丧，粮食问题开始浮现;军队的集中和难民的后迁，导致粮食需求日益迫切。而“部分地方实力派军人、豪绅、奸商却大肆囤积米粮，始而操纵市场，任意抬高市价，继而囤而不卖，形成有市无米，制造了人为的米荒。本日晚，成都发生民众闯入重庆银行，抢劫米库，并大肆捣毁事件”。[37]这样的观点渐已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那么，此次抢米风潮是怎样发生的，国民党四川当局是如何认知抢米风潮，又是如何处置的?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成都平原数百万人民生计的米价，是否被控制住了呢?
1940年3月14日晚，饥民群集打砸仓栈、银行抢米，其实存在先兆。随着粮价节节攀升，进入1940年后，饥肠辘辘的百姓早已自发开始小规模偷米抢粮。女革命家胡兰畦回忆：成都的穷人无米可食，“用胡豆叶子撒些玉米面做成糊糊吃”，“不久，街头出现大批饥民，连城里小学生画册上都画着：‘饥民来了，快关上门’”;成都外南石羊场“往城里运米的骡马队、鸡公车队都被饥民用刀子划开米袋抢了”。[38]中共川康特委称：3月8日之后，“米价每市斗涨至八元多，城乡民众大哗，途中发生个别抢米破口袋等事(川西历史传统凡遇灾荒照例破米袋抢米)”。[39]成都市米业斗纪业主席方炳南呈报，3月“新繁太和场、崇庆县羊马场等场发生抢米、划口袋”。[40]某种意义上，3月14日晚的“抢米”是“划口袋”行为持续发展的结果，区别在于：“抢米”的目标直指储蓄米粮的商铺、银行，直接动机固然是夺取赖以生存的口粮，然而宣泄和释放对于囤积居奇的不满情绪，显然也蕴含在此次暴力行为之中。
国民党四川当局对于迫在眉睫的危机，也已有所察觉并酝酿应对措施。2月28日，四川省政府召集省政府委员开会，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提议：“今日米价飞涨，亟应妥速平价，请公决案”，决议“交粮食管理委员会克日派员，会同各县市政府严密调查囤积米粮情形，并勒令囤户平价出售”。[41]3月9日，四川省粮食委员会主任委员嵇祖佑在重庆接受采访时，谈到“人民有购买力，不愿出售，及一部抢购者，故意操纵渔利，粮价因之提高”的情况，他表示这“实属破坏后方秩序，政府决不忽视”，尤其是“最近成都米区突有反常现象，政府对于商业性质之囤粮，即将做坚决有效之处理”。[42]不过以上的种种，多是表明态度，直至3月14日抢米发生时，当局仍未采取果断措施平抑米价。
成都米价居高不下的消息，3月10日前后传到了重庆蒋介石的耳中。据《新新新闻》报道，“蒋委员长前曾致电省府，切实调查，具报核夺”，故就在抢米风潮发生的3月14日下午，贺国光“约集党政军各机关首长讨论有效救济办法”，同时“省府方面并派员分赴附省各县会同县长密(查)奸商囤积情形”，“以便在最短期内为有效之措置，藉期恢复原有价格，维持小民生计”。[43]贺国光在行辕主持的会议至晚8时结束，决定了数条办法：取缔前文所述的赌期和仓飞等投机行为、禁绝以米粮抵款、调查银行仓栈所存仓飞存粮并发给付照、限制超量购囤粮食、命令囤户出售囤粮，“由市府、警备部、警局、市商会机关严厉执行”。[44]颇具戏剧性的是，在城内的成都行辕作出上述决定的同一时刻，城南门外已经聚集了上千民众，针对商铺、仓栈、银行的抢米行为如箭在弦。
成都行辕保安课课长李又生事后报告，1940年3月14日晚8时，成都南门外聚集的饥民中，突然出现八九名男子叫嚷着要去打砸囤积居奇、哄抬粮价的商铺。很快他们身边便聚集了数十人，进而有数百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饥民们一拥而入成都南门，逐个砸开附近下南大街沿街各商铺大门，抢走店中存米，同时也掠走数额不等的大洋。洗劫完南门附近商铺后，抢米民众又冲出城外继续寻找目标。他们行进至黉门街重庆银行时，已有三四千人汇集啸聚，众怒之下银行的窗户也被捣毁，银行门警迫不得已三次鸣枪示警，击伤了一位饥民。这时，成都行辕指挥的宪兵、警察和特务人员均赶到现场，短时间内便驱散了人群，并逮捕了73名参与抢劫的饥民。一场不大不小的抢米风潮方告终了。[45]
未及平抑米价，便爆发了抢米风潮，成都行辕等机关的难堪之状可想而知。事后第二天上午10时，贺国光再次召集党政军联合会报，“决定关于处理成都市米粮价格问题，依照行辕昨日议定办法执行，并自本日起实行”。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就是“查封仓栈”，派行辕、绥署、省府、省党部、市党部、市商会代表，于当天下午3时出发，“分赴东南西北各区查封现存米粮仓栈”，当日查封未尽，16日上午9时由市政府出发“继续封仓”。此外，严禁买空卖空、管理仓栈、监督市场、责成军警保甲负责治安，也是同时出台施行的措施。[46]为平抑米价，3月15日晚省建设厅和省粮食管理委员会一同制订了三条治本办法和两条治标办法，分别为普设粮食仓库网、粮食运输站、粮食消费合作社，调查粮户仓栈存粮数量、政府为封存仓粮定价并由米铺转售民众。[47]
蒋介石对3月14日成都的抢米风潮也十分重视。他在3月15日致电川康绥署、四川省府：“据报蓉市及各县属米价连日飞涨至六十余元一石，此中显有大户奸商囤积居奇、藉端抬价，应即严厉取缔，克日将各行户所有囤积或押储之米谷调查清楚，一律作有计划之销售”，并强调“自即日起至本年秋收以前，全省各银行、各合作社绝对禁止赌押米谷”。[48]此时除成、渝两市之外，昆明、贵阳的米价也在上涨，因而平抑米价已成为蒋介石心中不可忽视的问题。3月16日，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与四联总处的徐堪、徐柏园面见蒋介石，专门向他汇报了四川的米价“及一般办理平价情形”。3月18日，翁文灏接到蒋介石的手令“责平市价”，遂召集徐堪等人紧急开会商洽办法。3月19日召开四行理事会议，宋子文、汪楞伯等人均到会，讨论“平价办法”。[49]此后，四联总处也参与到平抑川省物价的事务中。[50]可见，成都抢米风潮已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作为粮食危机的重要信号，引起了国家层面的关注。
在蒋介石的严令督导下，贺国光查封仓栈的努力初见成效，相当数量囤积的米粮终于遭到查封。至3月17日，成都城内各仓栈米粮已查封完毕，共计有33000石食粮，其中有白米27014石，临近的温江、郫县、新繁一带仓库，也执行了查封。[51]此举既打击了囤户，又使政府获得了一定数量的白米用于平抑物价。同时，政府售卖食米的平籴工作也在短时间内得到落实。3月16日成都市政府“会同有关机关积极办理”米粮平籴事宜，“决定分期平售”此次查封的大米，在成都四个城门外设置平籴处“以最低廉之价值出售”。[52]之后市政府决定改为“每日以各米粮仓栈封存之米，平均出售至少千分之五，指定市区米店五十家销售”。[53]3月20日之后，封存的囤米陆续投放到了市面平价销售。
从3月15日开始，持续上涨的米价终于开始下跌。《大公报》报道：“蓉垣十五日上午八时起天雨，迄夜未止，加以平抑物价已有有效办法，米价大跌。”[54]后续数日间，随着封仓平籴工作的开展，米价逐日下跌。3月18日成都白米零售价跌至每斗5.5元(合每石55元)。[55]3月20日，成都白米零售价约为每斗5.2—5.3元(合每石52—53元)。[56]到了3月21日南市每石米仅售50元，临近的新都县米价已跌至每石45元。[57]乐观的形势，稍微平息了汹涌的民愤。署名为“尖兵”的作者评论道：“这次政府平抑米价，自设平籴处，又值几天大雨，米价每斗已跌到五元几。这件事虽是老天凑趣落了大雨，而另一方面，实是政府这次平抑米价的迅速而有力。”[58]客观上，降雨对于米价的下跌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王世杰在3月17日的日记中就说：“连日雨足，四川各地春收有望，人心大安。”[59]
最具诡论意味的是，贺国光与国民党四川当局虽然通过封仓平籴暂时遏止了米潮，然而他们中不少人心里却认为，此次抢米风潮纯系中共四川地下党煽动贫民所为，是一次政治事件。贺国光、黄季陆(国民党四川党部主任委员)等人采信了四川省会警察局的报告，断定饥民抢米是中共川康特委的暴动颠覆，并报告了蒋介石。蒋居然相信了他们的观点，他在3月20日的日记中表示：“共党阴谋成都暴动之奸谋甚险，幸此次能一网打尽”;3月23日又称：“共党势力不讲理，其在成都抢米暴动，企图颠覆政府。”[60]
因而，此刻国民党四川当局除了采取前述部分“治标”的手段平抑米价外，“治本”的措施还远远未能提上议事日程，对于战时粮食问题的整体性解决方案，更是阙如。贺国光等人对此时浮出水面的粮食危机存在误判：他们既没有充分分析粮价上涨的原因，又满足于封仓带来的暂时“红利”，还将抢米的根源算到了政治对手的头上。错误的“诊断”常常伴随着错误的“处方”，而错误的“处方”或意味着惨重的代价。好景不长，上述手段很快失效，米价没跌几日即告复涨。米荒再度席卷，而方才平息的米潮似乎又要暗潮涌动了。
三、米荒复起并愈演愈烈
封仓平籴这样的办法对于平抑米价来说，至多只能治标却不能治本。而多重因素合力下的米荒，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消弭于无形。事实上，米价仅下跌一周多时间即告反弹并一路上涨。这一过程中，当局不仅未能采取多少治本的措施，连治标的方针都未能贯彻下去。新成立的物价平抑机构处于初始阶段，对于继发的囤积居奇行为一筹莫展。销售平价米的平籴工作也出现问题，平价米舞弊案不断出现。至1940年初夏，复起的米荒愈演愈烈，民众的不满情绪也在持续累积。
米价从3月15日贺国光采取措施之后开始下跌了10日。3月26日米价出现反弹，涨至每石60元左右。[63]3月28日四川省府颁布第一条限价令，规定当日成都米价定为每斗5.3元(合每石53元)。[64]但禁令似乎未能维持太长时间，至4月初米价即突破此限价。4月9日，署名“行果”的作者撰文称：“现在各地的米价已又回涨了，并据有些人的揣测，尚有上涨之势。”[65]到了5月，米价涨破每石70元大关。署名“小铁椎”的作者指出：“本市米价，经过一波平抑之后，曾经稳定过相当时日，最近突然又大涨特涨，每斗米由五元几而超过了七元的纪录。”[66]《大公报》5月10日报道，成都米价已经涨至每石73元。[67]吴虞日记中的记录，与之基本吻合：3月26日米价为61元，4月30日为65元，5月6日为70.5元，5月8日为74元。[68]官方统计也基本相似：1940年3月米价为53元，4月为53.5元，5月就已达65元了。[69]
米价的上涨，说明此前的措施失去效能。具体到底是哪些环节存在问题呢?仔细分析，最主要的问题是，此一阶段商户无视政府的禁令，囤积居奇的现象有所抬头。早在3月中下旬贺国光成功控制米价涨势时，当地舆论对于其政府的控制力就缺乏信心。3月25日，一篇评论文章便预警称“一般奸商贪欲旺盛，仍可复萌故态，造成社会上的混乱局面”。[70]4月9日，作者“行果”对于米价复涨无可奈何：“我想大概是政府的禁令，奸商已是见惯不惊了，知道说与做中间，尚有很远的距离吧。而我们现在也认为要平定米价，绝非一纸空文所能见效……不要再只是坐而论道，办公室中评评了事。”[71]类似的批评，随着米价的上涨，渐渐汹涌起来。
这时，蒋介石正好莅蓉整理省政。面对这样的声浪，他决定成立一个新机构专门负责平抑物价。4月24、25、29、30日蒋介石均在筹谋“四川物价之平准”，但尚无决策。[72]5月5日，蒋邀请翁文灏、陈布雷晚餐，得到翁文灏“宜设平价委员会及拟定物价”的建议，随即请翁文灏拟订办法。[73]最终在5月8日，蒋介石召集四川党政军各界负责人谈话时表示：“目前入手的工作，无急于调剂物资，平定物价。这两件事就是省、县政府现在的中心工作，也就是各级党政军同志当前的急务”，负责的“省动员委员会和粮食管理委员会”，“现在实际上徒存名义而已!”蒋介石强调：“这些机关如果真正能够健全充实起来，进行调查统计的工作，那末，对于我们调剂物资，平定物价，就有很大的帮助。”[74]会后，蒋的重要幕僚唐纵也认为平定物价是“最大目标”。[75]
于是，四川省在6月初成立了省物价平准处，专司平抑物价。作者“小铁椎”对此解读道：“过去平准物价收效甚微，便是由于缺乏专司机关，纵有许多办法，一时未克执行，或执行而未能彻底，现在之成立物价平准处，实在是一件迫切需要的事情”，他希望这个新机构提高效率，“至少也须根绝囤积操纵之事”。[76]按照制度设计，物价平准处“直隶于四川省政府”，负责“关于囤积操纵之取消事项，关于平价购销之推行事项，关于调查统计登记事项”。[77]至于该处的实际工作重心，据兼任处长的省粮食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嵇祖佑称，蒋介石明示该处的主要工作是严行取缔囤积居奇与引导游资生产。[78]
遗憾的是，省物价平准处并未发挥作用。据后来经济学家的看法：“米价统制，乃改由四川省物价平准处办理，然米价高涨之风，仍未少煞。”[79]省平准处自己的工作报告也承认，该机构“成立之初，各方调查统计材料有待于征集，工作尚未开发，适值省中各地，发生畸形米荒，价值飞涨，影响秩序。成都市情形，尤为严重，而全川重要城市，大多皆在十日以内，暴涨百分之三十左右”。[80]
那么物价平准处成立之后到底在做什么?该处此时主要在为平抑物价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平准处甫一成立，“为求方案吻合事实计，特对于先行处理之日用品商场运销贩卖等情形，侧重考察征询，以期对症下药，庶平价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召集了各行业业主座谈，掌握了一些基础资料。[81]6月27日，平准处开始履行其“调查统计登记”的职能，实施“全川各县市存粮登记”“通令各专署、各市县于文到一月内将存粮登记事宜办理完竣，以便派员复查”;同时还派出人员到成都平原各县复查过去的登记的存粮情况，其目的就是下一步统一规定米价。[82]这些工作都很必要，但均缓不济急，对于刹住涨价之风并无帮助。
而平抑米价的有效举措——以查封仓栈以制止囤积居奇，物价平准处却没有广泛实施。前述贺国光主持的封仓，使得成都城内囤积居奇的情况略有收敛，但是所谓“奸商”在风声过后又开始蠢动。平准处成立之初，其“推动地域范围目前暂以附省县市为限，次再普及全川，将来决在外县成立平准物价分处十余处”。[83]因而成都周边的囤积活动仍十分活跃。分析家认为：3月之后，粮食“统制之范围，仅限于成都一地，因此投机操纵者，乃大事活跃，期货交易更购至四乡各乡场，新都各堆米仓栈所出之仓飞，照常活动，且有一部分持有新都仓飞之大户，唯恐再受查封之影响，多将存米提取，分别四处储放”;6月平准处虽然成立，但“在成都市区以外之各乡镇及新区各县，因未被统制之故，市上投机者，又乘机操纵，仓飞活跃，不逊于昔”。[84]
物价平准处专注于调查统计而在封仓方面无能为力，激起了民众的不满。署名“秤主”的作者以辛辣的笔触攻击平准处。他在6月19日评论：政府“改组成立物价平准处，为时已数周矣”，该处组织也“不谓不严密”，但米价仍在高涨。“秤主”质问道：“物价平准处，此时请拿话来说吧，老百姓的希望是要兑现，若是不兑现的话，那就是怕大家的饭碗都是要跳舞。”他直言：“现在我们一般人是盼望着要多惩处几个囤积操纵物价的奸商，使各种物价不至再涨，以资安定人民的生活。”[85]6月25日，“秤主”更是尖锐地批评平准处“若是一天到晚都在‘闭门造车’，只是在报纸上披露一点文字工作，而实际上没有为人民真正地谋取利益，那仍然是个‘糟堂子’”。他说：“我们听说什么平价机关里，设有什么平价专家若干，这些专家钻在何处去了?是钻在大人老爷的公馆里面去拍马屁去了吗?”[86]“秤主”多少代表了一部分民众的立场，这部分人的情绪可谓已经不稳定，处于起事边缘了。
物价平准处未能通过封仓打击囤积的同时，平价销售食米的平籴工作也面临着各种困难。如前所述，3月下旬国民党四川当局共计查获3万余石粮食，此后的平籴均有赖于此。“四月初始将封存之米，举行平籴，规定米价为每双市斗五元一角，于全市设立代销处一百家，每日由查封之仓库中提米三百双市石，分发各代销处，依照平价出售”。[87]然而如此平籴一个多月后，查封的囤米即将见底，而当局的进一步封仓行动又无下文，用于平籴的米源于是渐渐告急。
无法持续封仓，就难以继续平籴。但向市场提供足够的平价米却不容有一日停止，当局只好自掏腰包勉强应付。5月7日，四川省府给成都市政府发出训令，称：“成都市银行、银号仓库稻米查封后，由该府提成平价出卖。现在所存无多，该府提卖复少，以致米价翔贵。”为了解决这个困局，省购粮委员会拨款在新都县提购2万石银行仓米，令成都市府“克日购运至市，平价出售”。[88]至5月10日，情况更加恶化。《大公报》报道：“当局为谋彻底平抑，除已电召附省十二县长来省商讨调剂切实办法外，并决将附省各县封存之大批谷米及菜籽由政府出价购运来蓉，平价出售。”然而此时国民党四川当局已无足够的资金购粮，因而“所需款项，省府正向中枢商借中，一俟成功，即行办理”[89]，省府在平籴经费上捉襟见肘之态，可见一斑。
该报道还透露：“省府为平抑蓉市物价，决即成立成都平价购销处，总处长章元善，商洽妥善，日内成立。”成立平价购销处之议，4月初即有风声。当时省府秘书处“建议中央，并希望先在蓉设立平价购销处”，经济部翁文灏回电称：“俟平价购销处全部业务开始，当由该处饬受委机关尽先筹划，在蓉办理平价购销业务。”[90]中央政府层面的平价购销处已于1939年12月成立。按照章程，该处系经济部下属部门，业务范围为“以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规定各事项”，必要时可“呈准经济部在各地设立分处”。[91]因而此次四川省打算成立的当是平价购销分处，以期借助中央的力量平籴。
蒋介石对于在成都设立平价购销分处颇为重视。他在5月10日致电贺国光指示“入手方法应注重各乡镇户口之调查与统计，以及登记之手续与各种阻碍之想定与预防。此事应与合作社打成一片，更易收效”。在蒋看来，应该发动乡村基层教师协助调查登记，且应由党务工作者负责督察。[92]他的立意甚高，但此刻平价购销处最大的问题不是组织问题，而是经费问题。根据傅亮的研究，平价购销处的经费来自四联总处，常常受其掣肘。自1940年2月领得800万元后再无进账，距离计划所需的2000万相差甚远。[93]不难判断，此刻即将设立的平价购销分处，亦难逃离无米之炊的尴尬。
雪上加霜的是，平价米销售的过程中还弊案不断。成都市政府派出的平价销售工作人员高少儒回忆：“自3月21日至4月底止，共发平价米11000余石”，但“后经调查统计发现，各区仅在几天时间之内，共领米2644石，而实际发出388石”。[94]如果这个数字基本可信，那么领米代表及平价销售的米店进行的克扣实在惊人。4月6日成都查获南大街周义鑫领多发少、倒卖平价米的案件。作者“尖兵”批评道：“政府平价已煞费苦心，然而商人对于评定了的价钱，会耍把戏，会勒买，会买过来再卖大价。”他估计如此违法操作的“绝不止这一家”。[95]
熟悉内情的沈醉直言：“经手人拿出去卖黑市，一转手便可大发横财，弄得天还没有黑下来，便有人去出卖平价米的地方坐着等到第二天早上开门时能买上几升，有些人几天都没有买到一点。”[96]进入5月后，情况更加严重。作者“小铁椎”愤怒地描述道：“咄咄怪事，竟有丧心病狂之奸商，利用政府发售平价米的时候，多领少发，从中渔利。可怜那一些购平价米的贫民们，为了购两升米，节省一两角钱，要跑、要站、要挤，好容易才把米购到手中;甚至还有忙了半天，颗米未曾购得，恨看米店老板挂起‘平价米已售尽’的粉牌，不禁吞声饮泣，失望而去。”他批评说：“这是毒蛇，这是吸血鬼，这是人类的蟊贼，言之真令人痛心疾首……我们更希望当局迅作亡羊补牢之计，此后发售一切平价物品，无论米也好，油也好，总要使人民受到实惠，不要使奸商有一点舞弊的机会。”[97]此时，民众对于作弊米商的痛恨和敌视，对于政府的失望和愤懑，已十分明显。
从根本上来说，国民党四川当局最大的问题当然在于并未从“治本”的角度出发，尝试系统而全面地解决应对问题。这也是时人批评甚多的一点。公正地讲，重庆和成都方面为了解决米价上涨，也不断进行着调适，并非全然在虚应故事。可惜这样的因应或缓不济急，或未切中肯綮，很多“治标”的努力都未能到位。普通民众看到的是愈演愈烈的米荒：囤积居奇的现象屡禁不止，控制物价的机关却未能广泛实施封仓;平价销售的米供应不足，而且还遭到层层盘剥。不难想象，随着米价逐渐滑向失控，民众的心态和情绪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祸不单行的是，进入初夏后，成都平原的降水再度减少。甫告纾解的旱情卷土重来。亢旱所预示的饥荒阴影之下，民众终于开始行动，处于休眠状态的抢米风潮因之“苏醒”，重新在成都平原掀起波澜。
四、旱情催化下的新一波米潮
随着环境史的兴起，历史学家的思路进一步拓宽。欧洲近现代发生的“17世纪的普遍性危机”，相当程度上归因于这一时段的全球变冷现象。[98]李伯重讨论明清易代时，也强调季风区气温降低，旱灾发生，触发巨大的社会危机，影响了明朝的统治。[99]1940年夏天，包括成都平原在内的许多地区粮食危机加剧，继而再度出现社会动荡。这个过程中，高温少雨的天气对于居高不下的米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六七月之交抢米风潮再度出现并呈此起彼伏之势。
从6月中旬开始，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均处于高温少雨气候的煎熬之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在6月21日记道：“日来天旱需雨，而每日阴云在天，太阳隐现”，雨却始终未能下来;6月23日他更是忧心忡忡地感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赤日高涨，余散步田间，已有半数以上之稻田无余水，泥土虽湿，何能久耐干旱?天雨系民食所系，当此抗战之重要关头，不可稍有短少，目睹晴空，隐忧无限，不禁虔诚祝告迅降甘霖。”[100]同一日，成都郊外乡居的顾颉刚在日记中记道：“蜀中除都江堰灌溉区域外已闹旱灾，米价又涨至八十元一石。”[101]根据吴虞日记的记录，6月11日的米价与5月份相差不大，为72元一石，但6月25日的米价已高至92元。[102]米价与天气之紧密联系可见一斑。
蒋介石也注意到天气与收成之间的关系。他于6月24日致电多个省主席询问雨水和稻禾的情况，并以省主席的名义询问贺国光：“闻川西、川北缺雨，最近雨水如何，请查报。”[103]他对于亢旱感到忧虑：“气候干燥，禾田多称龟裂，本夏各地缺雨，至为可虑”;“近见禾田更干，此为比任何忧患为大，惟盼上帝速雨也”。[104]期盼甘霖以保收成的心态为当时官员们所共享。陈克文在6月25日记道：“最近一星期天气酷热，且略感缺雨，如此继续下去，农产品必受害不少”;6月29日他感叹“已经近二十日没有雨，天气燥热，实在令人难受”。[105]6月28日夜王子壮因为天热无法安眠：“如此旱天，农家所不能堪，今岁万一再旱，真我国家之大难也。”[106]
到了6月30日，对于亢旱可能导致的灾荒，多数人都已有预期。随后连续几日的豪雨，又让他们感慨不已。因为降水，大灾荒事实上并未出现。然而重要的是，牵动人心的米价却未能因普降甘霖而回落。顾颉刚7月1日去崇义桥赶场时，米价86元一石，但到了7月7日，米价已经涨至115元，这位历史学家禁不住感叹：“民不聊生，奈何!”两天后的7月9日，顾颉刚记道：“米今日至一百二十元一石，崇义桥且无货，可畏!如此上涨，我辈住乡能安全否，亦一问题也。闻我家买米后一刻，又涨至百卅元矣。”又过了两天，7月12日，顾颉刚听说成都市的米价已达150元一石了。[107]顾颉刚的记录是可信的。数月后发表在期刊《新经济》的论文也明言：成都“七月九日米价在一日之内由六十元忽增涨至百元以上，市面哗然，引起各方之注意”。[108]
因此基本可以判断，6月下旬之后成都平原乃至整个四川平原经历高温少雨的恶劣天气，对于居高不下的米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其向着更高的纪录攀升。旱情催化的不只是米价的涨势，还有民众酝酿已久的过激情绪。他们心中仅存的理智逐渐消失，纷纷对各处米粮展开劫掠。这就是本文开头所引蒋介石所说的“各地抢米风潮迭起”，也即1940年成都平原的第二波抢米风潮。
第二波米潮与第一波米潮存在着较大区别。第一波米潮系民众聚集于城南重庆银行砸仓抢粮，是集中爆发的一次群体性事件;第二波则由一系列针对粮食的小规模劫掠组成，表现形式多样，波及范围更广。不过两者之间不无关联：第一波抢米的前兆正是多次出现的“划口袋”行为，而此种行为正是第二波抢米的主要形式之一。
早在6月15、16日，成都附近重要储米地新都所属的马家场和天缘场，就接连发生了数十位妇女老幼阻断公路，闯入运米队列强行抢走食米的事件。该县县长在给四川省府的呈电中称：“此窃米价高昂，人心浮动，职府派兵协团沿途防护为日已久，六月删日、铣日国兵团一时疏懈，致有马家场、天缘场之事件发生，当即重申前令，务期熄此星火无任燎原，十日以来幸各平靖无事。”[109]运米的公路并非无人把守，饥饿的妇孺仍无视禁令犯险抢米。
新都是成都附近的米仓，因而米粮运道便成为劫掠的重灾区。6月20日临近地域又发生一次抢米事件。根据省粮食管理委员会的控诉：“本月二十日由毘河仓栈发出米计双斗二十一石，分载三板车启运来蓉，先头一车行至成都县属三河场二里许之下瓦窑地方，突被贫民妇孺多人拦路划袋将米抢去”，运米队伍将抢米民众驱散后，只得“派员驰往会同该地区署派丁将劫余之米及第二、第三两车平价米一并运到天回镇区署保管”。省粮管委指责当地保甲奉令保护运道，却无所作为，“今忽发生上项情事，当地保甲不能辞其责任”，警告称“惟自驷马桥及此次三河场发生抢米风潮，以后运米车辆大多视为畏途，影响民食匪浅”。[110]由省粮管委的呈文可知此次成都所属三河场抢米之前，近郊驷马桥也发生过抢米。这几日抢米行为发生确属频仍。
负责保护运道的国民兵团团兵和保甲壮丁“无法禁止”妇孺抢米，其原因大可玩味。除与抢米民众本乡本土不忍动手外，还涉及伦理问题：米价高昂且天旱无雨，若阻止饥民抢夺救命口粮，极有可能欠上“命债”。省府对此也有所了解，因而在6月28日训令成都、新都两县及省保安处：“查成新公路，关系省会民食，至为重要，自应予以严密维护，免生事端”，在重申两县保甲不得推卸责任的同时，“饬现驻三河场整训之保安二旅四团三营于该场附近公路线一带随时巡逻”。[111]显而易见，此时或许只有外来的军队能够起点作用，防止抢米再度发生。
临近7月，抢米风潮的范围已经越过成都平原波及周边县市。所以四川省府在6月27日通电全省各区市县地方官：“现值物价腾贵粮食亟待畅运调节”，要求他们“(一)督责各区团队及联保甲随时取缔人民聚众，防制抢米，并派团队切实搜巡保护米粮运道输送;(二)严厉禁止各地阻关”。[112]这里提到的“阻关”，是这一波抢米的新特色。政府为了调剂粮食，常常命令产地向缺米的地区输送粮食，但一旦粮食外运，产地即可能缺米，因而民众也会自发起事，阻止粮食的流出。阻关的情况并不少见。成都东南方向自贡盐场的商人就呈文称：当地“向不产米，专赖内江、泸县大量输入用维民食”，而“近日各地相继阻关，而内江一道甚至抢米焚车形同搂劫，米商因而裹足，民食顿起恐慌”，自贡米价已达300元一石，且还在上涨，“倘任长此阻关，何异置全市民工于死地”，恳求当局予以解决。[113]好在抢米风潮还未真正席卷全川，从各县的回报来看，很多地区尽管缺少粮食，市面尚称安定。
可是，到了7月10日左右，随着旱情导致米价攀升至一个新的高点，成都市内的饥民再度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有的“划口袋”零星劫掠食米，有的则集中冲击米市抢走食米。唐纵在日记中对此有所记述：“据报成都米价，涨至一百四十余元一石，现仍涨风未已(重庆涨至一百八十余元)，城厢内外，陆续发生抢米风潮。”[114]类似事件在7月11、12日集中爆发，虽被当局成功压制，但也引起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
7月11日，名为“匹夫客串”的作者在《新新新闻》上撰文，称目前米源紧张的情况下，他仍发现有运米出城的行为，暗示有人在转移囤米。文末强调：“听说成都北门外曾有‘割口袋’，东门外有‘吃大户’的发生了，望政府注意米源与维持社会秩序。”[115]可见，此时成都城区已出现抢米的情况。之后的报道证实：7月11日“西门外及北门外均有风潮发生，均经治安当局制止，旋即平息”;但米市受到冲击后，米商均害怕受到威胁。12日，“本市米粮店，多将铺门严闭，停止营业”。[116]米商们的担心并非全无根据，因为12日就有“少数平民聚集附近米市地方发生争执，治安当局闻讯立采紧急措施，派军警维持，幸告无事”。[117]评论家认为此次抢米风潮，缘于民间有人在进行煽动，“认为可以群众集体，公同取食，此种提倡，一般贫民，自易听从”，最近“米贩向各乡粮户购买米谷，粮户因米谷上路，每有贫民集合割袋”，终演化为冲击米市的行为。[118]
饥民冲击米市的行为，自然不为当局所容许。成都市警备司令严啸虎“对于妨碍治安，主张严办，现亦决定敢有聚集多人妨碍本市治安者，立即拿办，并已分别令饬所属各团营严密随时注意”。省会警察局长戴颂仪在7月12日“特严令督察长谭荣章，转令市警察各分局，对市民有聚众不遵守公共秩序、妨碍治安者，采紧急军事措施处置”。[119]商会亦要求政府维持治安、解散游民，尤其是在警戒要隘“遇有携袋提筐、结队成群之游民，须立予禁止”。[120]最终在7月16日，四川省府和川康绥署联名发布布告，宣布“取缔纠众抢米及囤积居奇”，既重申不许商户囤积米粮，又禁止民众聚众抢米。[121]
其实，普通民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恰在呼吁弭平风潮，恢复治安。《新新新闻》发表社论：“各地接连发事端，社会人心，遂呈充分不安之状，这一种现象，我们认为是抗战后方不是应该有的”;“我们所要求的，便是人民要守秩序，政府要赶紧设法……一方面要救济社会恐慌，一方面却要严厉维持秩序，否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虽然“在一般人的见解，以为因米的问题，而稍有越轨行动，是我们可以原谅的”，但是民众依然“不能径自采取直接行动，阻碍交通，扰乱秩序。如果不计利害，任意盲动，本来是大家有饭吃，大家相安无事的社会，这样盲动的结果，徒使整个社会，人心惶惶，而形成一种骚动的状况”。[122]抢米风潮引发的社会动荡，对千千万万一般人来说，自是新的折磨。
持续多日的第二波米潮最终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在7月17日日记中记道：“查顺庆丝潮与各地抢米案。”[123]可见，此时南充的纺织业也发生了工潮。7月20日，蒋致电贺国光，就抢米、工潮、治安等多项工作进行指示，要求各地驻军参与镇压：“各地抢米风潮叠出，不成体统，应由各该地驻军最高级将领与专员负其全责”，并提议“南充、顺庆、广汉等各大城市应设警备司令，如再有抢米或工潮等事，准由各该司令负责办理”。[124]
在此以后，四川省物价平准处平定米价的种种努力稍稍奏效，米价短时回落。同时在国民党四川当局持续的高压之下，民众惮于其威慑，不得不收敛各类的抢米行为。第二波抢米风潮就此暂时平息。仔细审视可以发现，1940年六七月间发生的第二波米潮，实肇始于3月封仓平籴后越发严重的米荒。数十天内，当局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查禁囤积居奇、供应足量食米，任由米价不断攀高。照此趋势，抢米风潮迟早都会发生。6月下旬的炎炎烈日，如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谓的旱情，催化了第二波抢米风潮的爆发。
五、余论：战时国民政府的统治逻辑和应对能力
1940年3月，半年之前食米供应还称充足的成都，竟然因为米的问题发生群体性事件，并出现伤亡。以后见之明观之，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而仅仅过了数十天，波及范围更广的第二波抢米风潮便卷土重来，提示着战时大后方的粮食危机已经正式来临，并将在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困扰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人。
综观世界战争史，处于全面战争的交战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粮食危机。但面对危机，各国的处理水平和应对能力存在着高下之分，粮食危机所造成的后果也有轻重之别。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显然属于未能妥善解决粮食危机的那一类型。那么战时国民政府在哪些方面出现了疏漏，尤其在粮食危机初起的时候存在着什么失误呢?
首先，国民政府的统治逻辑对于此次粮食危机负有责任。回溯1940年米潮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国民党四川当局乃至最高统治者蒋介石犯的一个致命错误，是把3月14日饥民砸抢重庆银行的事件视为中共组织的“春荒暴动”。在他们的统治逻辑里，政治对手的攻击恐怕才是政权的最大威胁。米潮既被判定为中共掀起的政潮，则粮食供应本不存在问题，只要成功逮捕中共地下党员，破坏其地方党组织，并从整体上压制中共，就应再无米潮之虞。这次抢米风潮本释放了相当多的信息，某种意义是粮食危机的有效预警，可惜决策者们将其错误解读，并进行了失当的处置——当局此后数十天中在控制米价方面的迟缓和滞后，其实多少就受到此种思维的影响。
此间的国共关系本来相当敏感，国民党方面在潜意识里将一切都与政治挂钩，对于第一次抢米风潮做出重大误判，在当时的语境之下虽可理解。[125]但如果能够在粮食危机初起的时候，将关注的重心果断调整到应对粮食危机，而非全力提防、打压政治对手，或许国民政府还可以把握住机会，减慢米荒复起的速度，免却后来的很多困扰。值得一提的是，此种“重视政争忽略治理”的统治逻辑实贯穿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始终，并在多个历史节点影响了国民党的命运。
其次，更进一步看，国民政府欲有效解决由多重因素合力导致的米荒，其实也存在困难。既然粮食危机的诱因颇多，就不能够“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地仓促应对(尽管国民党四川当局连这一点都做得不够好)，而是一开始就要统筹协调、多管齐下地进行“综合治理”，实施全方位的粮食管制。然而这对于应对能力不足的国民政府来说不太现实。
全面抗战甫一爆发，陈诚便提出进行全面动员，其中一项“实施战时财政政策”，内容就包括“增税、公债、禁止国币变卖、统制银行、没收敌产等”。[126]但在事实上，与之相关的粮食管制推行得却异常缓慢。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通过的与粮食相关的规定里，仅就保护农业、增加产量、储存调剂、农业合作、改善地权分配提出了几点指导意见。[127]由于“粮价还未高涨，我们人民亦尚未有接受严格管制的习尚，政府执行该项条例，仍采取宽缓的步骤”，“除战区因粮食关系较钜，执行管理较为严格外，后方各省并未作具体的实施”。[128]长期以来，粮食管制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已充分体现出国民政府乏弱的应对能力。
徐堪后来反思：“管理粮食是战时国家必采的手段，而我们和敌人打了两年多时间的仗，还没有注意到管理粮食上面去，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着。”[129]何廉在回忆录中对此有更为精辟的评论：“政府对经济现实没有正确理解，它从来没有贯彻执行战时经济工作的总计划。它不愿成立一个粮食控制的组织或者作出重大政策转变以保证取得和供应大米。由于习惯势力的束缚，政府宁愿采取零打碎敲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而将新的工作强加到现有的组织身上。”[130]他执掌的农本局在彼时越俎代庖地协助管制粮食，却效果不彰。王世杰是一位先知先觉者，他在4月30日的日记中说：“近日物价普遍飞涨，然财政部与经济部迄无确定的整个计划，以维持币值，其危害莫甚”，并于5月14日建议蒋介石，“主张立即成立一强有力之战时经济统制委员会”，以全面管理经济。[131]
国民政府内部可能并不缺乏粮食管制的意识，只是他们将思想转化为行动、将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规章制度的速度实在太慢，这正是应对能力乏弱的重要表现。当米荒和米潮交替出现，缺乏粮食管制准备、毫无粮食管制经验的国民政府会陷入被动，自然会左支右绌、无计可施。
此后，蒋介石及其幕僚逐渐意识到症结所在，先后成立全国粮食管理局、粮食部，希望从整体上管制粮食，推行粮政。不过，粮食危机恶化的进程也更加迅速。稍加考察不难发现，1940年的米荒和米潮的二重奏，在之后的年月中经常再现。在滑向失控与加强控制之间，粮食成为战争中后期困扰国民政府的大问题。基于这样的联系，本文所考察的成都粮食危机，或许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其后续的发展实在牵动着抗战的前途，关系着国民党政权的未来。
注释
本研究成果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YJ201749)和“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群”资助。
[1]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重要杂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2] 参见简笙簧《卢作孚对重庆大轰炸粮价高涨的因应措施(1940—1941年)》，《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叶宁：《四川省物价平准处与抗战时期四川的米价平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黄雪垠：《政府史视野下抗战时期国统区粮食危机原因再探析——以四川省为中心的考察》，《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叶宁：《“囤积居奇”与“日食之需”：抗战前期成都粮食投机治理中的制度缺失》，《民国研究》2018年春季号(总第33辑)。
[3] 参见昌文彬《1940年成都“抢米”由民变转化为政治事件的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0期，第254—258页。
[4] 奥村哲：《饥民抢粮——粮食运输、保管环节中的矛盾》，笹川裕史、奥村哲著，林敏等译：《抗战时期的中国后方社会——战时总动员与农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3页。
[5]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巨擘E.P.汤普森就以研究18—19世纪英国的粮食骚动闻名;“米骚动”仍是日本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中国也有学者系统考察了明清城市的粮食暴动;而晚清史中长沙抢米风潮更是热门话题。参见E.P.汤普森著，沈汉、王加丰译《共有的习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277页;巫仁恕：《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201页;竹村民郎著，欧阳晓译：《大正文化：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5—78页;李细珠：《清末民变与清政府社会控制机制的效能——以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矛盾为视点》，《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6] 徐堪：《当前之粮食问题》，《江西粮政》第1卷第8期，1942年10月1日，第3页。
[7] 刘航琛口述，沈云龙等访问，张朋园等记录：《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99页。
[8] 何廉著，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页。
[9]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3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241页。
[10] 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1940年3月2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568页。
[11] 黄炎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1940年3月31日，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
[12] 张公权著，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13] 《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8月30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400页。
[14] 《冯玉祥日记》第5册，1940年9月1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09页。
[15] 张梁任：《四川粮食问题》，重庆振华印书馆1941年版，第8—10页。
[16] 伍国贤：《抗战期中的四川粮食》，《中央周刊》第3卷第13期，1940年10月7日，第13—14页。
[17] 沈宗瀚：《四川粮食之供给与米价》，重庆《大公报》，1940年11月17日，第2版。
[18] 王达三：《四川粮食问题的剖视》，《国讯旬刊》第259期，1941年1月15日，第9—11页。
[19] 张梁任：《四川粮食问题》，第19—20页。
[20] 徐堪：《当前之粮食问题》，《江西粮政》第1卷第8期，1942年10月1日，第3页。
[21] 《徐文杰给南方局的报告——成都抢米事件的原因、经过与党的应变措施》(1940年3月28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册，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25页。
[22] 《邹风平给南方局的报告——川康政治形势，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应付“三·一六”事件办法》(1940年4月12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册，第38—39页。
[23] 《川康特委报告书——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七月》(1940年8月20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册，第209页。
[24] 郑伯克：《川康三年》，《四川党史》1997年第1期，第47页。
[25] 《米价上涨原因多，川米大批运销省外》，《新新新闻》，1940年3月8日，第6版。
[26] 王惺伯：《取缔积谷抑平米价》，重庆《大公报》，1940年6月23日，第4版。
[27] 沈宗瀚：《四川粮食之供给与米价》，重庆《大公报》，1940年11月17日，第2版。
[28] 杨蔚、陈敬先：《成都之米市与米价》，《经济汇报》第2卷第10期，1940年11月16日，第1187页。
[29] 《何廉回忆录》，第168页。
[30] 《川康特委报告书——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七月》(1940年8月20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册，第209页。“外南五大学”指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
[31] 若：《米价是怎样涨起来的》，《青年人》1940年复刊第7期，1940年3月15日，第2页。
[32] 杨蔚、陈敬先：《成都之米市与米价》，《经济汇报》第2卷第10期，1940年11月16日，第1183页。
[33] 《防止奸商操纵米价，市府严禁仓飞抵押》，《新新新闻》，1940年3月8日，第6版。
[34] 杨蔚、陈敬先：《成都之米市与米价》，《经济汇报》第2卷第10期，1940年11月16日，第1183页。
[35] 张养：《近日米价暴涨内幕》，《新新新闻》，1940年3月15日，第8版。
[36] 不同区域间米粮流通不畅，导致无法调盈补亏，也可能是米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涉及当时的物流和交通问题。此点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先生提示，特致谢忱。
[37]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6册，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版，第271页。
[38] 《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3—494页。鸡公车即四川等地民众对手推独轮车的称呼。
[39] 《川康特委报告书——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七月》(1940年8月20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册，第271页。
[40] 张养：《近日米价暴涨内幕》，《新新新闻》，1940年3月15日，第8版。斗纪业是旧时四川粮食市场上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并代为计量的经纪人同业组织。
[41] 《省府委员会决定实行平抑各市县米价》，《新新新闻》，1940年2月28日，第7版。
[42] 《嵇祖佑谈：川存粮丰足，决严禁奸商囤积，增加生产工作在推进中》，重庆《大公报》，1940年3月9日，第3版。
[43] 《蓉市米价猛涨不已各机关今商讨平价》，《新新新闻》，1940年3月15日，第7版。
[44] 《贺主任召各机关会议决定平抑米价办法六项》，《新新新闻》，1940年3月16日，第7版。
[45] 《成都行辕保安课长李又生报告“成都抢米风潮经过”》(1940年3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3)，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73—275页。
[46] 《贺主任召各机关会议决定平抑米价办法六项》，《新新新闻》，1940年3月16日，第7版。
[47] 《成都行辕保安课长李又生报告“成都抢米风潮经过”》(1940年3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3)，第277—278页。
[48] 蒋介石：《致川康绥署及川省府删电》(1940年3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行政院档案，014/040504/0058。
[49] 翁文灏著，李学通等整理：《翁文灏日记》，1940年3月16、18、19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41、442页。
[50] 《四联总处为密查成都囤积货物情形致成都分处电》(1940年3月21日)，四川省档案局编：《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下册，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2页。
[51] 《本市查封各种食粮，统计三万三千余石》，《新新新闻》，1940年3月19日，第7版。
[52] 《四门平籴处加紧设置，明日即开始平售食米》，《新新新闻》，1940年3月17日，第7版。
[53] 《市政府制定平抑米价暂行办法》，《新新新闻》，1940年3月19日，第7版。
[54] 《蓉垣喜雨，米价大跌》，重庆《大公报》，1940年3月16日，第3版。
[55] 《蓉市平抑米价》，《国民公报》，1940年3月19日，第3版。
[56] 《蓉米价续跌》，《国民公报》，1940年3月20日，第3版。
[57] 《市府制领米代售办法》，《新新新闻》，1940年3月21日，第7版。
[58] 尖兵：《平抑米价的治本办法》(1)，《新新新闻》，1940年3月19日，第8版。
[59]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3月17日，第243页。
[60]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3月20、23日。
[61]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呈蒋委员长报告成都抢米风潮处置情形并祈指示遵行函》(1940年3月1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3)，第284页。
[62]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3月23日。
[63] 《本市米价昨又回涨》，《新新新闻》，1940年3月27日，第7版。
[64] 《蓉市有效管理，实行每日平价》，《党军日报》，1940年3月28日，第3版。
[65] 行果：《论米价回涨(续)》，《新新新闻》，1940年4月9日，第8版。
[66] 小铁椎：《米价又大涨了》，《新新新闻》，1940年5月6日，第7版。
[67] 《成都物价续涨》，重庆《大公报》，1940年5月10日，第3版。
[68]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下册，1940年3月26日，4月30日，5月6、8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7、829、830页。按，吴虞乡居新繁县，米价较成都市略低，如5月6日他记道，成都米价为80元。
[69] 杨蔚、陈敬先：《成都之米市与米价》，《经济汇报》第2卷第10期，1940年11月16日，第1186页。
[70] 子君：《本市米价暴涨事件的总结》，《新新新闻》，1940年3月25日，第7版。
[71] 行果：《论米价回涨(续)》，《新新新闻》，1940年4月9日，第8版。
[72]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4月24、25、29、30日。
[73] 《翁文灏日记》，1940年5月5日，第457页。
[74] 蒋介石：《革新政治心理完成省政工作》(1940年5月8日)，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7卷，“演讲”，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22—323、326页。
[75]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0年5月8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
[76] 小铁椎：《物价平准处将成立》，《新新新闻》，1940年5月16日，第9版。
[77] 《四川省物价平准处组织规程》，《四川省政府公报》1940年第192期，1940年6月20日，第55—56页。
[78] 《总裁指示川省物价平准处两原则》，《四川省银行行务月报》第1卷第3期，1940年7月，第58页。
[79] 杨蔚、陈敬先：《成都之米市与米价》，《经济汇报》第2卷第10期，1940年11月16日，第1188页。
[80] 《省平准处成立四个月来工作总报吿》，《政声》第2卷第3—4期，1940年9月1日，第51页。
[81] 《物价平准处召询柴炭各业主席》，《新新新闻》，1940年6月4日，第7版。
[82] 《平价处令各县限期办竣，并拟统筹规定食粮价格》，《党军日报》，1940年6月28日，第3版。
[83] 《川省平价实施办法拟定》，重庆《大公报》，1940年6月7日，第3版。
[84] 杨蔚、陈敬先：《成都之米市与米价》，《经济汇报》第2卷第10期，1940年11月16日，第1188页。
[85] 秤主：《平抑米价》，《新新新闻》，1940年6月19日，第8版。
[86] 秤主：《迅速平抑米价》，《新新新闻》，1940年6月25日，第8版。
[87] 杨蔚、陈敬先：《成都之米市与米价》，《经济汇报》第2卷第10期，1940年11月16日，第1188页。按，由此可见，米的涨价虽由囤积居奇所致，但也和平籴不足有关。
[88] 《四川省政府关于运米平价致成都市府训令》(1940年5月7日)，《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下册，第1502页。
[89] 《成都物价续涨》，重庆《大公报》，1940年5月10日，第3版。
[90] 《蓉将设立平价购销处》，《新新新闻》，1940年4月9日，第8版。
[91] 《平价购销处组织章程》(1939年12月5日)，《经济法规汇编》第4集，经济部1940年编印，第15—16页。
[92] 萧李居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3)，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486页。
[93] 傅亮：《抗战时期的“平价大案”始末：以农本局改组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229页。
[94] 高少儒：《1940年成都米荒案纪实》，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蓉城杂俎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9页。
[95] 尖兵：《平价米店作弊》，《新新新闻》，1940年4月7日，第8版。
[96]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9页。
[97] 小铁椎：《平价米舞弊案》，《新新新闻》，1940年5月18日，第9版。
[98] Geoffrey Parker，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99] 李伯重：《“天”亡大明：环境史与全球史视野中的明清易代》，夏明方、郝平主编：《灾害与历史》第1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41—249页。
[100] 《王子壮日记》第6册，1940年6月21、2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173、175页。
[101] 《顾颉刚日记》第4卷(1938—1942)，1940年6月23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392页。
[102] 《吴虞日记》下册，1940年6月11、25日，第832、833页。
[103] 《蒋中正电贺国光闻川西川北缺雨请查报最近雨水情形》(1940年6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10300/00035/029。
[104]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6月26、28日。
[105] 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1940年6月25、29日，第623、625页。
[106] 《王子壮日记》第6册，1940年6月28日，第180页。
[107] 《顾颉刚日记》第4卷(1938—1942)，1940年7月7、9、12日，第398、399、401页。
[108] 汪荫元：《成都米价之统制》，《新经济》第4卷第6期，1940年11月1日，第11—13页。
[109] 新都县政府：《为遵令呈复转饬保甲配备队丁保护粮途一案垦予鉴核令遵事》(1940年6月2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粮食局档案，民041/02/2897。
[110] 《四川省政府粮食管理委员会签呈四川省政府》(1940年6月2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粮食局档案，民041/02/2897。
[111] 《四川省政府训令成都新都县政府、本府保安处》(1940年6月2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粮食局档案，民041/02/2897。
[112] 四川省政府：《饬派队并督责保甲取缔人民聚众抢米并保护米运禁止阻拦由》(1940年6月2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粮食局档案，民041/02/2897。
[113] 富荣场商联合办事处：《垦迅飞电内江泸县军民长官及联保对于自贡米粮输入务予负责》(1940年6月2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粮食局档案，民041/02/2897。
[114]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0年7月24日，第143页。
[115] 匹夫客串：《运米出境》，《新新新闻》，1940年7月11日，第8版。吃大户即旧时饥民聚夺富家食物，或强行去富家吃饭的行动。
[116] 《平准处要员谈决以政治力平抑米价》，《新新新闻》，1940年7月13日，第10版。
[117] 《本市治安机关严禁平民聚集米市》，《新新新闻》，1940年7月13日，第8版。
[118] 重民：《米价继涨原因》，《新新新闻》，1940年7月14日，第8版。
[119] 《本市治安机关严禁平民聚集米市》，《新新新闻》，1940年7月13日，第8版。
[120] 《市商会昨决议遏制米荒两项》，《新新新闻》，1940年7月15日，第7版。
[121] 四川省政府：《为令发取缔纠众抢米及囤积居奇布告一案令仰知照由》，《四川省政府公报》1940年第195期，1940年7月20日，第17页。
[122] 《社评：后方秩序问题》，《新新新闻》，1940年7月13日，第3版。
[123]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7月17日。
[124] 《蒋中正电示贺国光解决抢米工潮治安警备人选薪饷及征粮办法等七条》(1940年7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10300/00036/023。
[125] 参见陈默《“弱稳定”中的两党关系：一九四○年国共之间缓和局面的形成和破裂》，《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5期，第49—59页。
[126] 陈诚：《有关抗战准备及其实施全般性》，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档案，008/010701/00014/004。
[127] 《非常时期经济方案中有关粮食的规定》(1938年4月)，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10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6年版，第157—158页。
[128] 《国民政府关于战时粮食政策之规划与措施》(1942年5月)，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10辑，第236页。
[129] 徐堪：《当前之粮食问题》，《江西粮政》第1卷第8期，1942年10月1日，第3页。
[130] 《何廉回忆录》，第172页。
[131]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4月30日、5月13日，第265—266、273页。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9-22 15: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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