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展 | 1941年汪精卫访日与日本内部争执
2022-09-20 11:26:02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2期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张展，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
日本政府“承认”汪伪政府后，为减少侵华战争消耗，确定了以在占领区获取战争资源为优先的战争方针。这一方针给汪伪政府带来了巨大压力，汪精卫迫切希望能够访问日本，向日本中央提出调整对其政策的请求，但遭多次拒绝。1941年汪精卫得以访日，主要因为日本驻华军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而达成共识，共同向日本中央施压，这一过程也显示出日本内部利益争执的复杂性。日本当局决定给予汪高规格待遇，但不做实质性政策调整。汪精卫访日一事，最终由其所期待的政治性事件，演化为一次普通的礼仪性访问，这也是日本内部平衡争执的结果。
关键词
日本侵华；汪精卫；访日；中国派遣军；日占区
对日本与汪伪政府的关系，目前学界已有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1]但既往研究多着眼于日本对汪政策的一贯性、其内部各决策主体在根本立场上的一致性，而对围绕具体问题或事件，展现各利益相关方的不同立场与其对汪伪政府影响的相关研究尚不充分。本文拟围绕1941年汪精卫访日一事，来考察日本当局内部各势力围绕对汪政策与自身权益分配所产生的分歧与争执，以期对日本侵华政策的复杂性有新的认识。
一、日本对汪政策与汪伪政府的统治危机
1939年6月，汪精卫秘赴东京，与日本军政高层商讨成立政府。自此以后的两年间，汪一直未能再次访日。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汪精卫以伪政府首脑身份走上前台，因汪日之间无正式外交关系，其访日仍缺乏名分[2]，故之后待日本“承认”，汪便提出“希望以‘国民政府’(日本、汪伪方面所称‘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引者注，下同)主席资格访日”[3]，计划于1940年12月12日或13日出发，在东京不仅要与日本军政首脑会面，还要赴宫中访问天皇，即要求日本以国宾之礼相待。但日本当局回复表示，“我国没有共和国元首正式访问的先例，相关准备仍然不足”[4]，要求汪暂缓访日。从之后事态的发展可以看出，日本当局此时的这一表态，在其表述的理由之外，也可能是顾虑汪精卫会借访日来提出自身要求。
1941年4月，汪精卫向日本驻汪伪大使本多熊太郎再次提出访日请求。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汪精卫将访日一事，与汪伪政府的存续意义联系到一起，表示“人活在世上，要有活着的价值，‘国民政府’也是如此，‘国民政府’的存在，必须要有其存在的理由，要有其存在的意义。我要访问日本，也是为了讨论这个根本的问题，鉴于‘国民政府’的现状，我认为现在到了该讨论的时候”[5]，本多在对外务省的报告中表示，汪精卫就访日一事的表态“并不含蓄”。[6]
汪精卫急于要求访日，与其对日本的对汪政策不满有关。以汪精卫的立场，自然希望日本能够对汪伪政权尽力扶植，不吝投入，但从当时日本侵华局势的大背景来看，这一希望难以完全实现。1940年夏，纳粹德国以“闪电战”的形式，在短时间内击败法国，确立了在欧洲大陆的战略优势，日本进一步介入国际形势的野心亦随之膨胀，并不顾深陷侵华战争的现实，正式结成日德意军事同盟，与德国的“欧洲新秩序”相对应，宣扬由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这一战略选择，势必极大地刺激英美，加速日本与英美的冲突进程，而日本要加强对英美的战争准备，就必须减少在中国战场的消耗。
1940年11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枢密院会议上宣读对外方针表示，“本年夏天，世界局势发生了异常变化”，日本对外战略随之改变，“帝国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已经不能埋头于完成中国事变”，要从“世界性的规模加以处理”，就要“保持、增强帝国国防力量的弹性”。[7]日本要留下国防力量的余地，以发动其他方面的战争，那么集中战略资源投入中国战场的倾向就难以持续，中国战场在其整体战略中的位置必然相对降低。11月13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下一阶段对华基本方针，即《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文件要求，实行以减少消耗、增加收入为重点的对华持久战战略，在占领区“贯彻获取国防资源，同时也安定占领地民心的根本方针”。[8]
日本在占领区既要获取资源，又要安定民心，两者相向而行，很难同时达成。汪伪政府成立之初，日军曾要求为“协助新中央政府收买人心”，“要防止失序、过早地实施近来流传的大持久战的构想”。[9]这说明日军自身也很清楚，一旦实施优先保障日本所需战略资源，“恢复并增强帝国所必要的国防力量”的“大持久战”[10]，将对汪伪政府的收买人心造成巨大不利。但从《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的表述顺序即可看出，相较于安定占领区民心，此时的日本对获取战争资源，实行“以战养战”更为急切。日本内阁于同期通过的《对华经济紧急对策案》要求对华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促进当地所需物资的调配，和皇国所需物资的输入”。[11]
1941年2月14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召集隶下各方面军、军司令官至南京，传达中央进行“长期大持久战争”的方针[12]，要求不仅要实现“我军高度的自给自足”，并且要“尽可能地将日‘满’和占领区结合为一，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13]在后来的实践中，中国派遣军“只要当地有的都尽量利用，努力减少内地(指日本本土——引者注)负担”[14]，将巨大的战争消耗转移到占领区承担，其对民生造成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
为协助日军进行对华持久战，汪伪政府在经济上被赋予“收集并运输军需物资，配合进行军票和联银券的工作”，“提供(日本)国防必需的物资，负担相应的战费等”任务。在军事上，汪伪政府同样要配合日军，“收集情报，提供兵力、警力，协同进行确立治安和讨伐敌人的相关工作，以及促使敌军归顺和剿共的工作”。[15]日军计划在1941年着力稳固占领区的统治秩序，“分阶段地划定重要区域，肃清占领区，确立治安”[16]，随后由汪伪政府承担责任，“逐步将治安和政治权限交给‘国民政府’”[17]，从而减少日军的消耗。
在日本相对减少对华投入的前提下，汪伪政府实力增长的空间有限，而替日军搜刮资源的任务加重，这给汪伪政府带来了巨大压力。汪伪政府作为日本扶植的傀儡政府，并没有多少对日讨价还价的空间。然而，要真正满足日本所提要求，需要汪伪政府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和组织能力。
汪伪政府成立后，并不具备稳定占领区的实力。如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所言，“现在占领区内的治安，不过是完全依靠日军的暂时安宁”。[18]1940年末，汪伪政府在“华北、华中加起来号称有十五万整训了的军队，和同等数量的警察，但军队的战斗力极低，倒是由县警察队维护治安的情况为多”，日军认为，“总之，很难期待其武装团体能够急速增大我方战力”。[19]
在组织能力方面，汪伪政府同样难见起色。汪伪政府准备成立之际，如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田中香苗所观察，“汪兆铭等势力，不具有现实的经济、军事两大政治力量，其组织也微小，从影响地域和数量来说，都十分微小”。[20]汪伪政府成立后，其组织实力未见明显增长，还遭日军对行政事务全面干预，并不具备独立的行政能力。中国派遣军要求，对汪伪政府要“贯彻‘国民政府’的政令，对地方的内部指导，尽可能到省政府为止，省以下的地方政治，要减少我方的直接干预”。[21]这正说明了从汪伪政府中央，到省政府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都遭到日军直接干预，汪伪政府的政令亦无法完全贯彻。日军的干预固然能保证其对占领区事务的绝对掌控，但汪伪政府因此也很难得到自主发展，反过来又阻碍了日军从占领区事务中脱身。
客观地说，日本极希望在保证控制的前提下，使汪伪政府具有一定实力，以协助其进行所需的军事、行政工作。如果日本军政机关事事亲力亲为，那么汪伪政府对日本而言，便仅存象征上的意义，尤其是日军急于减少在华消耗的情况下，这种需求显得更为急切。
然而，日本着眼于自身利益，对汪伪政府经济上不投入，政治上不放权，缺乏转移实际利益的支持措施，所余下的扶植手段，只能更多地浮于表面，虚多实少。如要求“利用中国方面官民，尊重其有地位者的地位，方便其进行工作，对于无地位的一般民众，要加抚慰”[22]，“政府要涵养德望，提高人员素质，留有善政施策的余地，聚集遗贤”等。[23]凭借所谓“尊重”“抚慰”，很难发挥实质性的政治效果，而日本在占领区全面搜刮、以战养战的方针，又扼杀了汪伪政府所谓“善政施策”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还希望汪伪政府能“努力安定民心，并整备其人力、财力、武力”[24]，是不现实的。
《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定的对汪伪政府多取少予，既希望满足日本搜刮资源的需求，又能获得占领地民心的要求，很快被实践证明是相互矛盾、纸上谈兵。1941年4月，日本外务省对该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了反思，认为“观察《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实施四个月的实际成绩，其重点本应是渗透‘国民政府’的政治力，把握我占领地内的民心，从而培植、强化新政府，结果在实际上，我方自己的目的，也就是加强帝国的综合战力，被当做让中方加以协助的重点”，“《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的正文中，虽然有‘肃正占领区内治安’‘向占领地区内渗透政治力’‘安定占领区内民心’等表述，但施策的重点，却着眼于利用‘国民政府’，强化帝国综合战力”，“真是让人不胜遗憾”。[25]
面对汪伪政府的困境，其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在日记中感慨，之所以“还都一年，各事均不如预期，中日合作前途极可悲观”，是因为“日人之不了解者，可谓绝大多数”[26]，日人“大多数仍不忘以中国为第二满洲国，以致还都一年，毫无成就”。[27]时任汪伪政府财政顾问冈田酉次等日方人员，也注意到“汪精卫对日本政府援助不认真而抱有不满”。[28]
汪精卫希望能够以访日为机，直接向日本最高层请愿调整对汪方针。以汪精卫的立场，很难直接批判日本政策，因此汪回避了对日本“获取资源”这一基本方针的质疑，而将请愿重点放在肯定日本另一项基本方针，即“安定民心”上。汪精卫强调，根据汪伪政府的现状，很难成功获取民心：“中国现在可以说是天下三分，包括得到美国支援的重庆政权，得到苏联支持的共产党，还有与日本不可分离的我‘国民政府’”，“共产党拥有三十万大军，重庆不仅有更多的军队，还得到了美国的巨额借款，其财政基础远优越于我‘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没有共产党那样的武力，也没有蒋介石那样的财力，尤其在民心的归向方面，美国和苏联都拥有中国国民的信赖，而日本，不胜遗憾，尚未把握民心，这一点是我们在和平地域内最大的劣势。这样来看，‘国民政府’真有像其他二者那样的价值吗?有必要认真检讨‘国民政府’的存在价值了”。[29]
汪精卫就访日问题的上述叙述，已颇有挟汪伪政府之存废，来向日本施压的意思，也直接推动了日本允许其访日的进程，但此事得以决定的关键，与驻华日本军政当局的态度亦有关系。
二、日本驻华军政机关支持汪精卫访日
1941年初，访日计划遭否决的汪精卫，并不知晓日本对此事的下一步安排，感慨“我去东京尚无期”。[30]4月，汪精卫再次提出访日之际，周佛海认为，“关于汪先生赴东京，余认为如此行有所获，则不妨一往，否则不必轻去”。[31]然而，5月1日，周佛海得知并报告汪精卫，访日事出现转机，具体时间由于“五月内日本因内政问题甚忙，东京已非正式表示准备于六月内欢迎”。[32]就汪精卫访日之际准备提出的条件，日本驻华军政当局也表现出了开放的态度。据周佛海日记，5月2日，日军驻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来，商汪先生赴日问题，并讨论我方拟向日提出之要求”。[33]5月3日，周佛海“亲自修改向日提出之希望条件”。[34]5月5日，周将方案“带呈汪先生”。[35]5月8日，周复“与影佐略商补充对日提出之希望条件”。[36]
日本为何一改态度，同意汪精卫访日，汪伪政府内部并不清楚。汪本人对此事颇感疑问，“汪先生谓：‘此次赴日于我方有利益，于日本不仅无好处，且惹出各种麻烦，未知何以欢迎前往。’”周佛海亦分析认为，汪访日对日本弊多于利：“余以为汪先生此次赴日，实非日所情愿，盖一则提出各种条件，要求实行，日方不易应付，一则对于日方与渝直接谈判，不无妨碍。前者，军部及兴亚院不愿，后者，外务省认为不妥。故汪先生能免此行，日方必甚愿意。”日本究竟为何允诺此事，周佛海认为，“但汪先生既说要去，则面子上似不好拒绝，心中似不欢迎也”。[37]
蒋介石对汪精卫访日一事，亦无法完全判断出其目的，仅意识到此次访问并非礼仪性活动，背后是汪有求于日本。结合当时日本准备与英美发生冲突，急于减少在中国战场消耗的宏观战略，蒋介石判断，汪精卫急于访日的背景，可能是日本存有弃汪意图：“汪逆赴倭，乃倭弃汪之先兆乎”[38];“在宁敌军公布……将来进一步占领区内治安之维持，当由伪军完全负责……此乃敌寇在华中撤退之先声，亦汪逆此次赴倭叩求之目的也”。[39]
周佛海用“面子上似不好拒绝”，来解释日本同意汪精卫访日的原因，显然很难说得过去，蒋介石关于“弃汪之先兆”的解读，亦与事实有所出入。汪精卫访日最终得以成行，事实上与日本驻华军政机关的态度密切相关。
1941年4月，得知汪精卫准备访日的想法后，影佐祯昭与周佛海商讨认为，汪精卫访日“可于〔与〕日本当局切实讨论今后办法也”，影佐倾向于赞成此事，与周佛海“对于汪先生访日，两人咸觉利多害少”。[40]在周佛海的逻辑中，这里的“利多害少”，主要从汪伪政府的角度出发，但值得注意的是，影佐祯昭与其他日本驻华机关代表，似同样以对自己“利多害少”的观点积极促成汪精卫访日。
汪精卫向日本驻汪伪大使本多熊太郎提出访日要求后，本多虽未当面明确许诺，但随后多次就此事上书外务省，力促东京方面同意汪精卫访日。4月11日，本多向外务省发电表示，汪精卫访日的要求虽然被暂时搁置，但汪自身并未放弃访日的希望，而且“近来‘国民政府’内部怀疑，日本支援‘国民政府’的热情是否已经冷却”，因此日本有必要一扫“‘国民政府’的疑虑”，就此本多明确自身立场，即建议允许汪精卫访日。[41]
对日本而言，汪精卫访日如果作为单纯的礼仪性访问，自然不存在障碍，难点在于其背后的利益问题。据蒋介石后来得到的情报，“据关系方面泄称汪逆此次赴日目的有三：一、要求敌方斡旋德义承认伪政府，德驻沪总领事及驻平代办均因此赴日商讨;二、请求扩张伪政权至华北;三、另与敌方缔结各星零之新经济协定从作前两项之报酬等”。[42]但根据中国派遣军向东京提交的报告，汪此次所提的要求内容要广泛得多，包括“一、加强扶植‘国民政府’的方针;二、停止对重庆工作;三、确定如何对待东亚联盟;四、调整国策会社的政策;五、调整华北政治情况;六、促进物资流通;七、处理地方政治问题;八、调整武汉政治”。[43]
汪精卫上述八条所提要求，汇总为文件《对日本政府的希望》，并通过周佛海向日本当局提出。[44]文件强调，其中要求的条件，得到了中国派遣军等日本驻华军政机关同意：“已同贵国在华各责任长官随时恳谈，披沥诚意，交换意见，并获赞同”，“但出于种种原因，难以推进，尤其是与贵国中央有关者”，因此“希望能够由贵国政府确定方针方法，采取适当措施”[45]，直接向日本中央施加压力。
5月5日，就在周佛海将方案提呈汪精卫的同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部即围绕方案内容，向军部提出《对预想中国方面将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事项见解与意见》，表示“作为目前占领地区现状的必然结果，我们在各方面的困难接踵而至。就长期建设的具体方略，信念和热情仍不充分，(中国)当地、(日本)内地一部分人之间的氛围，是轻视乃至无视南京政府，汪以救国自任，但当地需要调整的问题却没有进展”。中国派遣军明确自身态度，强调“汪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都受相当拘束，应对其表示志同道合与支援之意”，“汪进行陈情与请愿之时，中央可以就此进行参考”。[46]中国派遣军借汪所提条件，对上级表示，既定方针难以完全实行：“第一期当地政略指导的施策，与中央方策的调和非常困难。”[47]
几乎与之同时，驻汪伪大使本多熊太郎亦向外务省上书，强调“现在‘国民政府’完全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困境，必须要从速赋予其活力”，为此应同意汪精卫访日，尽快调整对汪政策，并声明就此事已经和驻华陆海军方面达成了一致[48]，形成驻华军政当局一致向日本中央施压的态势。
如此宽泛的调整对汪乃至对华政策的要求，仅凭函电往来，显然很难达成目标，日本驻华军政当局决定派专人回国展开工作。本多熊太郎准备就“汪精卫要来日访问”一事，“回到日本询问相关方针”[49]，实际上是去催促与说服日本中央，强调自身的行动与意见，是“在进行共同研究后，当地三机关(陆军、海军、外务)达成的一致”。说服军部的任务，则由中国派遣军承担。5月8日，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土桥勇逸，携带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给陆相的信函，赴东京进行活动。驻华海军方面虽然没有派遣代表，但也表示全力支持，据本多陈述，“中国方面舰队长官也表示完全同意本使意见，希望本使的努力能得以成功”。5月9日，本多乘坐“龙田丸”邮船返日，随身携带了反映各方意见的材料、方案，由于材料众多，预计需要“花两三日时间在京都整理相关材料，再前往东京”。[50]本多回到日本后，公开通过日本媒体向当局施压，表示“育成强化‘国民政府’的现实政策，要怎样贯彻落实，当地的陆、海、外三机关的方针，达成了完全一致，眼下希望中央政府能够贯彻之”。[51]
日本驻华军政机关对说服中央如此积极，原因显然不是周佛海猜测的“面子上似不好拒绝”，而在于其自身利益的驱动。作为日本对汪政策执行者的驻华军政机关，之所以希望能借汪精卫访日，促使中央调整对占领区的政策，其动力源自其与日本中央所处位置、追求目标的不同。
当然，无论日本中央还是中国派遣军，都希望既能加大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又能扶植强化其掌控的汪伪政府;既能“解决事变”从中国脱身，又能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双方在侵华方针上并无根本分歧。然而，不同于制订侵略政策的日本中央，中国派遣军等驻华机关，需要具体将政策加以实施，要直接面对实施中的困难。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正如时任中国派遣军参谋堀场一雄所言，对中国派遣军的诸多要求，包括“实行战争的需要和中国方面发展需要的不同，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上要求的不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中日基本关系和战争持续期间具体的特殊问题等，相互间都是有矛盾的”。[52]于是，在具体事务的操作中，中国派遣军有必要确定重点，有所取舍，其立场与日本中央并不完全一致。
首先，中国派遣军的存在意义和核心任务，在于推进侵华战争，优先考虑获得在侵华战争中的有利地位，而日本中央则在中国战场之外，同时要立足于日本国内的需要，还要考虑到对其他方面的战争准备。中国派遣军要在加强封锁非占领区的同时，“促进占领地区的富强”，形成对其有利的长期对峙态势[53]，而日本中央却“因为国内的经济情况的需要等，中央性急地[54]企图利用中国方面，甚至采取榨取当地的政策，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和实行大持久战与建设当地的方策并不相容”。[55]
日本中央为中国派遣军设定的“当地自活”和“自给自足”方针，固然是其一贯侵略方针的要求，但同样反映出借此减少对中国派遣军投入的倾向，此外，日本中央还企图通过中国派遣军的在华掠夺，为日本国内提供资源，这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派遣军的战争计划，也让其负担上了作战之外的沉重任务。对日本中央这样“由于世界情势，国内情况窘迫，以获取物资为代表的各种要求，不断加重当地的负担，与当地大小施策屡屡发生矛盾抵触”[56]的行为，中国派遣军相关部门极为反感。中国派遣军提出反问，“在政略上，以建设新国家为战争方式，自主把握相关情况，将事变引向终结，这还要不要当做当地施策的中心基调?”[57]久而久之，甚至中国派遣军内部也爆发了争论，日本中央的思想“波及到了总司令部，围绕着忠实于中央方策、进行作战补给的物资关系当局，和以事变处理为目标的政务关系当局，之间的对立论争日益激化”。[58]
其次，中国派遣军希望能确立自身在侵华事务上的绝对主导权。但日本中央并未完全授权给中国派遣军，围绕着侵华权益“当地机关多头分立，总军不可能进行统一指导”，尤其是被当作独立王国的华北地区，日本当局以“华北特殊化”为由，存在着“分割华北”的倾向，而这在中国派遣军控制之外，“华北政务由东京直接指导的部分很多，妨碍了总军的统一”。[59]因此，在防止华北过度独立化的问题上，中国派遣军与汪伪政府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
再次，要长时间地进行对华掠夺，中国派遣军难以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汪伪政府作为中国派遣军控制的工具，其实力的加强，有利于中国派遣军扶植侵华代理人，实现其战略目的，但日本中央当下的对汪政策则成了阻碍。中国派遣军认为，“(强化‘国民政府’)问题成为本次汪访日的主要事项，各种杂音让汪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忧惧”，“最近(汪精卫)政府内部动摇的最大原因，是日本内地对培育强化新政府的热情冷却”。[60]驻汪伪大使本多亦返日强调，要加强对汪伪政府的投入，坚持“将育成强化‘国民政府’当做处理事变的根本方针”，在对汪“现实的政策”上进行调整。[61]
汪伪政府与日本驻华军政当局的施压，使日本中央，尤其是主导对华决策的陆军当局颇为不满，认为“多数事项由本多大使和总军商量，就可以有相当的解决，不用到烦劳大使和(汪精卫)主席上京的地步，但不管如何，陆军要阻止汪精卫来京，从现在的形势来看已经不可能了”。[62]
日本对汪精卫访日从不同意到同意，表面上是汪精卫坚持的结果，但其背后的暗流，则是日本内部的利益争执。日本中央转移战略重心，相对降低中国战场在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将之当作战争资源的来源地。这不仅导致驻华军政机关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还使其搜刮资源的压力愈加增大，其所能获得的投入将随之减少，而其需要负担的义务则极大地增加。以此为背景，日本驻华军政机关积极推动汪精卫访日，希望能借此说服日本中央来调整政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逼宫”的态势，最终促使到汪精卫访日得以成行。
三、汪精卫访日及日本中央的相关决策
汪精卫访日一事确定后，其具体事宜未受到太大阻力，推进相对顺利。日本驻华军政机关一致主张，要加大对汪精卫访日的宣传，“通过宣传主席访日，展示日本对华政策的稳固，以及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加固”。[63]日本中央对此表示认可，准备借汪访日一事，“展示我方公正的对华态度，对此加以宣传”。[64]为了将宣传效果最大化，日本当局决定为汪精卫安排高规格接待。
根据驻汪伪大使本多熊太郎的计划，“汪氏渡日主要以行政院长的资格，与日本政府首脑进行接触”，“其中选择一日，以适当的方式，赐予其元首的待遇”，以满足“汪氏自身的虚荣心”。[65]日本不仅同意这一请求，还决定将汪当作“国家元首”对待的时间，由一日延长为6月17、18日两日，期间东京将悬挂日本国旗与带三角黄布的青天白日旗，组织欢迎队伍，安排汪精卫与日本天皇会见。在此之后，汪则“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受到帝国政府接待”。[66]
从汪精卫的立场来看，日本之行出乎意料地顺利，且在日本驻华军政当局的支持下，提出了调整日本对汪政策的意见，于是汪对此行表现出了相当的期待。在给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的电文中，汪精卫表示“日内赴东京一行，与政府当局讨论各种重要问题”，并强调“详情容俟归再告”，“暂为保密”。[67]可以感知其认为此行非礼节性访问，必将有所收获。但作为王揖唐前任的王克敏则观察认为[68]，松冈洋右领导的外务省虽对汪有所同情，但并非日本中央的主流声音，汪“此次赴日恐无良好结果，因敌(日)方国内反对松冈之政策者，甚嚣尘上”。[69]
6月中旬，汪精卫等人动身前往日本，出于安保考虑，日本媒体报道隐去汪的具体行程[70]，但仍然进行了大幅宣传报道。[71]6月17日，汪精卫率团到达东京，得到日本的盛大欢迎。据随行的周佛海记录，“近卫首相以下各大臣，全部在车站候迎。乘车径赴我国大使馆，夹道民众亦欢呼万岁，当在二十万以上”。[72]日本向汪精卫提供了国宾级的待遇：“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资格，接受皇室宾客的待遇。旅馆居住在霞关离宫，派遣陆军礼仪卫兵，乘坐宫中汽车，车边配置近卫将官。”同时，作为肯定日本侵略的形式，安排汪精卫等人“参拜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73]除礼节事项之外，日本也借机宣布，将进一步采取支援汪伪政府的措施。6月21日，兴亚院会议通过了对汪伪政府借款3亿日元的决议。[74]6月23日，汪精卫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共同声明，表示要围绕着“建设东亚新秩序”，“‘国民政府’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提供日华提携协力的具体事实”，“日本国政府亦对‘国民政府’提供进一步的援助，使‘国民政府’得以发挥独立自由之权能”。[75]
日本对汪借款、共同声明，均意在营造日汪互利互助、通力合作的表象。但汪精卫访日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寻求日本对汪政策的调整，实现日汪间利益的再分配。汪精卫公开向日本媒体强调，访日目的在于，让日本减少以战争为由的“特殊事态”，增加展现“和平”诚意的让步：“此次来日，最重要目的之一，为就此问题(强化‘国府’)，与贵国当局举行商谈，现在之‘国府’，系在战争中求和平，关于现在尚有战争状态之存在，我人应率直承认，但也拟在可能范围内，充分探究和平之事实，如此，才能使人民相信和平之实现，能够达到全面和平。”[76]
日本则希望，能够借面见汪精卫的机会，反过来促使汪一改之前的状态，接受日本战略方针，更积极地为日本利益服务。兴亚院要求：“汪精卫访日，是希望了解日本的真实意图。而对于其要求，我方也要率直、简明地提出我方希望的事项，使其充分接受帝国的意图。”[77]换句话说，日本的意图，与汪精卫的要求并不是重合的，需要迫使汪精卫接受。
在日本内部，外务省对驻汪伪大使本多熊太郎的建议，表现出了相对支持的态度。1941年4月28日，外务省制订了《对华紧急施策纲要(案)》，主张日本在占领地的统治并不成功，要求调整对汪政策，相对减轻对占领区的压榨，放宽对汪伪政府的限制，并对其让渡一定的侵略权益。[78]立足于这一立场，对汪精卫访日所准备提出的要求，外务省态度相对积极，主张借此机会，“形成确定的决定，转换对中国的政策”。[79]尤其是在“获取资源”与“安定民心”这一对矛盾的目标上，外务省倾向于同意汪伪政府观点，对“安定民心”投入更多的关注。外务省《对华紧急施策纲要(案)》主张，“目前紧急的政治施策的重点，在于完成局部和平，把握占领地区民心，集中于培植和强化新政权”，“扩大南京政府自主活动的范围，提高其政治力，使其把握治下民心”。[80]
但“兴亚院就汪主席访日之际的具体对待和应对要领等，与相关省之间进行讨论”之际，外务省这份方案遭到了批判：“如果按照外务省方案的主旨来交涉的话，就算汪精卫对日本的立场善加理解，但他回国后，其部下就会认为，只要汪精卫提出来的，日本不管什么都会答应，要防止给其这样的误解。”由于海军表示对外务省方案无意见，主导兴亚院这一反对意见的，应是当时实际掌权的日本陆军。针对外务省方案中“应该首先寻求培植‘国民政府’，作为其自然的结果，会增强对我方的合作效果，此为上策”的要求，日本陆军敏感地意识到，这可能对日本在华获取资源的方针产生影响，对此表示“外务省案中虽然也注意到强化帝国综合国力的弹性之类”，但“不能认同仅将培植强化新政府当作重点的做法，也要将在此之外，将强化帝国综合力量作为重点”。日本陆军还表示，不应频繁调整对华政策：“《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至此仅仅实施了四个月，如果再把这份方案，通过阁议或者大本营联络会议正式加以决定的话，会给外界原计划以无法实行的印象。而且起草新的决定，会无意义地刺激(中国)派遣军方面，因此反对制订新决定。”[81]
最终，在日本陆军的主导下，兴亚院通过《对汪精卫氏的应对要领》，确定维持现状，压制汪精卫提出的要求，促使其继续以服务日本侵略战争为优先，“要使其了解目前不得不接受帝国指导的实际情况，否则恐怕无法密切追随帝国，满足帝国进行战争的要求”。[82]
汪伪政府提出《对日本政府的希望》得到了日本驻华军政机关的同意，根据双方的关系，亦可视为是日本驻华军政机关共同的要求[83]，再对比代表外务省立场的《对华紧急施策纲要(案)》，以及兴亚院的《对汪精卫氏的应对要领》，从三份文件内容可以看出三方对汪政策的不同意见，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就调整各种“中日合办公司”的事项，汪伪政府希望能够调整“中日合办公司”，收回部分经济利权，外务省同意“对中日合办公司进行调整”，但兴亚院虽然“除军事和国防上特别重要之外的(中日合办公司)，对其调整没有异议”，但又强调，存在“日本顺应了要求，结果事实上中国财力上经营困难”的情况，对此事积极性并不高。
第二，就关于物资流通的问题，汪伪政府希望，缓和对占领区物资流通的限制，中日商人同权，由中日双方协议统制办法，组织管理机构，对此外务省表示赞同，但兴亚院则强调“要让汪精卫理解，关于缓和物资出入、取缔的规定，中国方面需要顺应日本进行经济战的要求”。
第三，关于汪伪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汪伪政府直陈，“现在‘国民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尚不能依意指挥”，“内政和人事都要经常接受贵国相关方面的掣肘，而贵国相关方面又极为复杂，联络上颇为困难”，对此外务省与兴亚院要求，扩大汪伪政府活动范围，增强其权威，但并未做出实际可操作的承诺。
第四，关于汪伪政府与华北、武汉地区关系的问题，汪伪政府要求加强“中央”的控制力，“未来各种税收能交由‘中央政府’直接处理，日本相关部门也能不加掣肘，专心于援助”，外务省对此并未提出意见，但兴亚院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这些措施都把恢复主权当做强化‘国民政府’的手段，却对帝国建设东亚新秩序缺少热情，对此要充分注意”。
第五，返还日本占用房屋的问题，汪伪政府希望能够从速返还，外务省表示同意，兴亚院则附加了“普通敌产和因主人不在而由我方管理”这样的限制条件。[84]
总而言之，外务省提出的方案，与汪伪政府所提希望比较契合，而兴亚院的对汪方针，则相对更为强硬地要求维持现状。由于日本高层决策主导权握于日本陆军之手，最终，汪伪政府与外务省所提的方案均未通过，日本陆军主导制定的兴亚院方案，最终成为应对汪精卫的政策方针，并按照这份文件内容，制定了对驻汪伪大使本多熊太郎意见的正式回复文件。[85]就调整对汪政策一事，兴亚院最终的决议，虽然在不涉及重要利益的领域，对汪做出了部分承诺，如在外交上，“在第三国中，从速争取德意等我轴心盟国承认‘国民政府’”;在内政上，“关于实质强化‘国民政府’的问题，与作战上必要的和强化帝国综合国力的，只要不背道而驰，各种问题极力从速具体化”等。[86]但总的来说，“各方协议后，认为对汪政府难以进行更进一步的援助”。[87]兴亚院的决议要求，“在战争时期和紧迫的国际局势下，难以全面满足‘国民政府’要求”，其对汪政策细节上的调整，主要着眼于“使其不会热情冷却，积极协助我方施策”。[88]
汪精卫与日本内阁成员会见之际，虽然“各阁僚都表示援助方针不变”，“但东条陆相却主张，战时无法满足贵政府所有要求”。[89]因此正如周佛海在访日期间记录的，“余对于日人在中国所作之坏事及种种不合理之举动，毫不客气，尽量陈述”，“二人(近卫、松冈)甚为感动，但似必无法矫正”。[90]
确定对汪政策不变之后，日本陆军中央转而准备对汪精卫访日的推动者，即中国派遣军进行清算。陆军中央认为，对汪政策的相关事项，中国派遣军可能不会同意，但既然此事“由陆军大臣决定，自然陆军省会负责任，能够平抑当地军(中国派遣军)的意见”。[91]结果，中国派遣军遭到人事调整，“总军当局中坚持向来的对华根本理念、忠实于解决事变的人，认为屈节留职是不光荣的，于是逐渐离开了南京”。[92]
对汪伪政府而言，虽然汪精卫访日得以实现，汪伪政府诸人得到了日本隆重接待，但访日目的最终未能达成。汪精卫访日在表面上虽然是一场礼仪性事件，但其本质则更多地具有政治意义。汪精卫企图借访问日本，促使日本调整对汪伪政策，加强其援助，减轻对占领区经济的压榨，使汪伪政府自身的实力得以加强。而日本对汪政策的决策出发点，则要服务于日本整体的对外战略。随着日德意结盟，日本与英美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日本急于减少中国战场的消耗，竭力压榨占领区资源，以备未来对英美的战争。从这一角度出发，日本制定了以“获取资源”为核心的对华经济政策，其另一个对华战略目标，即获取民心以建立占领区的统治秩序，则让位于其迫切的资源需求。因此虽然汪伪政府对日本严苛的经济政策深为不满，日本也明知其杀鸡取卵式的政策，将对其统治占领区的长期利益带来不利影响，但汪伪政府关于放缓经济压迫的要求，仍然不可能得到日本的同意。
令人意外的是，汪伪政府提出放缓对其政策的请求，得到了日本驻华军政机关的支持。为了促使日本中央同意汪精卫访日，并调整对汪伪政策，日本驻华外务、陆军、海军机关达成共识，主动派遣驻汪伪大使等代表，赴东京进行积极的说服工作。这一行动的背后，说明日本驻华军政机关对日本中央贪图短期利益的政策并不认同，而着眼于达成其战争目的的长期利益，同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对日本中央试图减少对华战争投入，增加日本驻华军政机关任务的方针进行反弹。而对与英美冲突态度消极的外务省、海军方面，同样主张调整对汪政策。
然而，主导日本中央决策的日本陆军，最终力排众议，否定了调整对汪政策的要求。当时作为陆相的东条英机，正是后来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人之一，其着眼于准备对英美的战争，在对汪政策上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中国派遣军也因此遭到了整肃，与对汪伪工作相关的负责人，包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以及中国派遣军参谋堀场一雄等均先后被调离岗位。
围绕汪精卫访日这一事件及其背后的决策过程，可以看出日本侵华政策完全以其侵略利益为优先，在掠夺资源上表现得极为急迫和直接。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汪精卫访日的决策过程中，不同部门间表现出的明显分歧，说明其基本侵略方针具有一致性的前提下，各部门仍然有着不同的利益与立场，并因此引发了争执，虽然暂时由日军中央当权人物取得主导权，但这也为未来日本对汪政策的调整埋下了伏笔。
注释
[1] 如蔡德金《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生等：《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余子道等：《汪伪政权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蔡德金：《关于〈汪日密约〉的谈判、签约与被揭露》，《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2期;石源华：《论日本对华新政策下的日汪关系》，《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在海外研究方面，也有不少研究，如邵铭煌《汪伪政府的建立和覆亡》，博士学位论文，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90年;小林英夫『日中戦争と汪兆銘』、吉川弘文館、2003年;柴田哲雄『協力·抵抗·沈黙―汪精衛南京政府のイデオロギーに対する比較史』、成文堂、2009年;李仁哲『戦時期日中関係の変容:日華基本条約から日華同盟条約へ』、博士学位论文、筑波大学、2014年。然而，笔者目之所及，尚无围绕汪精卫访日幕后争执的专题研究。
[2] 日本媒体报道，由于“汪主席忙于政务，难以来访”。「訪日答礼使節銓衡汪氏の来訪は実現難」、『東京朝日新聞』夕刊、1940年3月27日、第1面。最终，由陈公博作为“访日答礼使节”访日。
[3] 阿部大使より松岡大臣宛電報、1940年11月3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707800、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銘来朝関係一件(近衛、汪共同声明ヲ含ム)(A-1-1-0-3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4] 阿部大使より松岡大臣宛電報、1940年12月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707800、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銘来朝関係一件(近衛、汪共同声明ヲ含ム)(A-1-1-0-3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 在中国本多大使より松岡外務大臣宛「今次訪日の目的は南京政府強化問題の協議にある旨汪兆銘強調について」、1941年5月6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2册、六一書房、2011年、1172頁。
[6] 在上海堀内総領事より松岡外務大臣宛「南京政府の強化に関し現地陸海軍と意見一致の試案を作成した旨帰朝予定の本多大使より報告」、1941年5月9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2册、1173頁。
[7] 「枢密院本会議ニ於ケル内閣総理大臣説明(案)」、1940年11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465400、日華基本条約及日満華共同宣言関係一件(阿部特派大使派遣関係ヲ含ム)第六巻(B-1-0-0-J/C3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 御前会議決定「支那事変処理要綱」、1940年11月1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519800、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三巻(A-1-1-0-30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9] 総軍参謀部「新中央政府指導方針」、1940年5月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653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資料綴(支那派遣軍の部)昭和12年7月27日—昭和16年6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0] 大本営陸海軍部「『支那事変処理要綱』ニ関スル所要事項ノ説明ニ就テ」、1940年11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589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綴其の2昭和13年1月—昭和17年1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1] 「対支経済緊急対策案」、1940年11月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2493400、昭和15年「陸支密大日記第41号2/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朝雲新聞社、1975年、331、332頁。
[13] 支那派遣軍総司令部「昭和16年以降長期戦現地政略指導·経済指導」、1941年2月1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608100、昭和16年以降長期戦現地政略指導昭和16年2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4] 陸軍省報道部『聖戦四年』、1941年7月7日、陸軍省、32頁。
[15] 支那派遣軍総司令部「昭和16年以降長期戦現地政略指導·政府指導」、1941年2月1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608300、昭和16年以降長期戦現地政略指導昭和16年2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6] 支那派遣軍総司令部「昭和16年以降長期戦現地政略指導·方針」、1941年2月1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607900、昭和16年以降長期戦現地政略指導昭和16年2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7] 支那派遣軍総司令部「昭和16年以降長期戦現地政略指導·政務指導」、1941年2月1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608000、昭和16年以降長期戦現地政略指導昭和16年2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8] 『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331、332頁。
[19]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2)』、朝雲新聞社、1968年、272頁。
[20] 田中香苗「汪政権問題と日本」、『外交時報』、1940年2月、63、64頁。
[21] 支那派遣軍総司令部「昭和16年以降長期戦現地政略指導·政務指導」、1941年2月1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608000、昭和16年以降長期戦現地政略指導昭和16年2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2] 『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331、332頁。
[23] 支那派遣軍総司令部「昭和16年以降長期戦現地政略指導·政府指導」、1941年2月1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608300、昭和16年以降長期戦現地政略指導昭和16年2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4] 支那派遣軍総司令部「昭和16年以降長期戦現地政略指導·政府指導」、1941年2月1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608300、昭和16年以降長期戦現地政略指導昭和16年2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5] 亜一「対支緊急施策要綱(案)の決定に関する件」、1941年5月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516800、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二巻(A-1-1-0-30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6]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1年3月8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433页。
[27]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1年3月15日，第436页。
[28] 岡田酉次「日中戦争裏方記」、東洋経済新報社、1974年、241頁。
[29] 在中国本多大使より松岡外務大臣宛「今次訪日の目的は南京政府強化問題の協議にある旨汪兆銘強調について」、1941年5月6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2册、1172頁。
[30] 《汪兆铭电某询梁君何名及目前只有外交电不被截留及无线电可用及其去东京尚无期等》(1941年1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函电与函件，118000000012A。
[31]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1年4月11日，第448页。
[32] 《周佛海函汪兆铭本多谈其任务在帮助强化国民政府未闻东京有对渝工作及东京已非正式表示准备于六月内欢迎汪主席来等》(1941年5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函电与函件，118000000047A。
[33]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1年5月2日，第458页。
[34]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1年5月3日，第459页。
[35]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1年5月5日，第459页。
[36]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1年5月8日，第461页。
[37]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1年6月11日，第475页。
[38]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6月1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39]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6月18日。
[40]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1年4月8日，第447页。
[41] 在中国本多大使より近衛臨時外務大臣事務管理宛「南京政府の立場強化の観点から汪側より訪日の申入れある場合には受諾すべき旨意見具申」、1941年4月11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2册、1170、1171頁。
[42] 《某人电蒋中正汪兆铭赴日之目的为要求斡旋德义承认伪政府及扩张伪政权至华北并与敌方缔结各星零之新经济协定》(1941年7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函电与函件，002000002181A。
[43] 総軍参謀部「支那側ノ対日本政府希望提出予想事項ニ対スル見解及意見」、1941年5月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668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資料綴(支那派遣軍の部)昭和12年7月27日—昭和16年6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4] 堀場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587頁。
[45] 周佛海「日本政府二対スル希望訳文」、1941年5月1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708100、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銘来朝関係一件(近衛、汪共同声明ヲ含ム)(A-1-1-0-3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46] 総軍参謀部「支那側ノ対日本政府希望提出予想事項ニ対スル見解及意見」、1941年5月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668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資料綴(支那派遣軍の部)昭和12年7月27日—昭和16年6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7] 堀場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584頁。
[48] 在中国本多大使より松岡外務大臣宛「今次訪日の目的は南京政府強化問題の協議にある旨汪兆銘強調について」、1941年5月6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2册、1172頁。
[49] 岡田酉次「日中戦争裏方記」、241頁。
[50] 在上海堀内総領事より松岡外務大臣宛「南京政府の強化に関し現地陸海軍と意見一致の試案を作成した旨帰朝予定の本多大使より報告」、1941年5月9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2册、1173頁。
[51] 「対支外交新展開へ本多大使京都で語る/国府育成に徹底せよ事変処理に第三国不要」、『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41年5月14日、第1面。
[52] 堀場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583頁。
[53] 『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331、332頁。
[54] 所谓“性急”的背景，是日军占领区经济尚处于困顿之中。本多熊太郎在1941年5月返日时，向记者表示：“‘国民政府’治下的江苏、浙江、安徽的生活水准，降低到事变前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而重庆方面仅为七分之一，一边是和平建国，一边是焦土抗战，这种差异也是当然的。”虽然本多谈话重点在于强调占领区经济优于非占领区，但也显示占领区经济遭受的重创仍然远未恢复，与非占领区相比，并无决定性的经济优势。「本多大使談話の要旨」、『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41年5月14日、第1面。
[55] 堀場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593頁。
[56] 堀場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583頁。
[57] 総軍司令部「現地政略施策に関する再検討」、1941年5月26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671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資料綴(支那派遣軍の部)昭和12年7月27日—昭和16年6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8] 堀場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590頁。
[59] 堀場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586—587頁。
[60] 総軍参謀部「支那側ノ対日本政府希望提出予想事項ニ対スル見解及意見」、1941年5月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668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資料綴(支那派遣軍の部)昭和12年7月27日—昭和16年6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61] 「対支外交新展開へ本多大使京都で語る/国府育成に徹底せよ事変処理に第三国不要」、『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41年5月14日、第1面。
[62] 亜一「対支緊急施策要綱(案)の決定に関する件」、1941年5月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516800、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二巻(A-1-1-0-30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3] 在中国日高臨時代理大使より松岡外務大臣宛「汪訪日に関する現地作成の宣伝指導要綱について」、1941年6月5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2册、1175、1176頁。
[64] 外務省「独ソ戦争と支那事変処理」、1941年5月26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517200、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二巻(A-1-1-0-30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5] 在中国本多大使より近衛臨時外務大臣事務管理宛「南京政府の立場強化の観点から汪側より訪日の申入れある場合には受諾すべき旨意見具申」、1941年4月11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2册、1170、1171頁。
[66] 松岡大臣より松平宮内大臣宛「中華民国国民政府汪主席来訪二関スル件」、1941年6月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707800、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銘来朝関係一件(近衛、汪共同声明ヲ含ム)(A-1-1-0-3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7] 《汪兆铭函王揖唐等日内赴东京一行与政府当局讨论各种重要问题详情容俟归再告并请暂为保密》(1941年6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函电与函件，118000000015A。
[68] 汪此次赴日所提要求之一为调整华北政治形态，亦即加强对华北控制，王从其自身立场来看亦不希望汪取得成功。
[69] 《某人电蒋中正王克敏谓汪兆铭此次赴日恐无结果》(1941年7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函电与函件，002000002181A。
[70] 在中国日高臨時代理大使より松岡外務大臣宛「汪訪日に関する現地作成の宣伝指導要綱について」、1941年6月5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2册、1175、1176頁。
[71] 日本媒体报道汪精卫访日，强调其对于“兴亚事业”的重要作用(「粛然·テープも飛ばず汪主席輝やく“興亜の船出”〈写〉」、『東京朝日新聞』夕刊、1941年6月15日、第2面)。日本媒体一边强调日本当局对汪政策的稳固(「帝国の対支大方針、永劫に変らず汪氏歓迎会の席上、陸相、決意を表明」、『東京朝日新聞』夕刊、1941年6月21日、第1面)，一边展现汪伪政府对日本的“忠诚”，从而显示日汪关系的紧密(「生命限りの対日協力歓迎会席上汪氏、烈烈の気魄吐露」、『東京朝日新聞』夕刊、1941年6月21日、第1面)。
[72]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1年6月17日，第478页。
[73] 松平宮内大臣「中華民国国民政府主席閣下接待次第」、1941年6月1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707800、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銘来朝関係一件(近衛、汪共同声明ヲ含ム)(A-1-1-0-3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74] 興亜院会議申合「国民政府二対スル借款供与方二関スル件」、1941年6月21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2册、1183頁。
[75] 「近衛首相と汪兆銘による日華共同声明」、1941年6月23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2册、1184頁。
[76] 《汪院长接见日本记者团之谈话》，《汪主席访日言论集》，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处1941年编印，第10页。
[77] 興亜院会議打合案「汪精衛氏二対スル応対要領」、1941年6月1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708200、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銘来朝関係一件(近衛、汪共同声明ヲ含ム)(A-1-1-0-3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78] 外務省「対支緊急施策要綱(案)」、1941年4月2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516400、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二巻(A-1-1-0-30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79] 亜一「対支緊急施策要綱(案)の決定に関する件」、1941年5月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516800、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二巻(A-1-1-0-30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0] 外務省「対支緊急施策要綱(案)」、1941年4月2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516400、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二巻(A-1-1-0-30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1] 亜一「対支緊急施策要綱(案)の決定に関する件」、1941年5月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516800、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二巻(A-1-1-0-30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2] 興亜院政務部「国民政府指導上ノ要望事項二関スル件」、1941年6月7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708300、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銘来朝関係一件(近衛、汪共同声明ヲ含ム)(A-1-1-0-3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3] 堀場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584—590頁。
[84] 外務省「対支緊急施策要綱(案)」、1941年4月2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516400、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二巻(A-1-1-0-30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興亜院会議打合案「汪精衛氏二対スル応対要領」、1941年6月1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708200、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銘来朝関係一件(近衛、汪共同声明ヲ含ム)(A-1-1-0-3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周佛海「日本政府二対スル希望訳文」、1941年5月1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708100、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銘来朝関係一件(近衛、汪共同声明ヲ含ム)(A-1-1-0-3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5] 陸軍大臣応答案、軍務局起案「本多大使二対スル応答」、1941年6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708300、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銘来朝関係一件(近衛、汪共同声明ヲ含ム)(A-1-1-0-3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6] 興亜院会議打合案「汪精衛氏二対スル応対要領」、1941年6月1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708200、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銘来朝関係一件(近衛、汪共同声明ヲ含ム)(A-1-1-0-3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7] 岡田酉次「日中戦争裏方記」、241頁。
[88] 興亜院会議打合案「汪精衛氏二対スル応対要領」、1941年6月1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708200、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銘来朝関係一件(近衛、汪共同声明ヲ含ム)(A-1-1-0-3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9] 岡田酉次「日中戦争裏方記」、242頁。
[90]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1年6月21日，第480页。
[91] 亜一「対支緊急施策要綱(案)の決定に関する件」、1941年5月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516800、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二巻(A-1-1-0-30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92] 堀場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593頁。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9-22 15: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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