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 | 英美军事史研究对抗战军事史研究的启示
2022-09-21 10:51:13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李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讨论，引发了各界对于二战史和抗战史研究成果的关注，也为进行更加深入和广阔的研究提供了动力和支持。当前抗战研究国际化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国外史学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研究越来越关注;二是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尝试把中国的抗战史和世界范围内的二战史研究进一步对接。这种对接不仅应该重视中国战场与世界其他反法西斯主战场在战略层面的互动，也应该在研究方法上相互吸收借鉴。长期以来，欧美学界对近现代战争史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很多独到的研究方法。其中，最值得国内学界吸收借鉴的，是其军事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和视角。
在英语世界的军事史研究，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军事史研究中，英国和美国的影响最大。英美多次并肩作战，而且自二战结束以来，即使在和平时期，双方基于同盟关系，也保持着密切的战略与军事合作，因此双方的研究对象存在较多重合。在学术交流方面，英美的军事史学家到对方国家进行交流、调研，甚至担任高校教授、智库研究员等长期教学科研岗位的现象十分普遍，研究成果的发表平台也较为一致。可见，英美的军事史和战争史研究一体化程度较高。基于自己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等国际关系史、军事史研究重镇的学习和研究经历，笔者认为，英美学界的军事史研究有三个方面可供中国抗战军事史研究借鉴：一是政府、军队等职能部门与专业史学界以及社会力量的学术分工和互补;二是在将军事史研究与宏观背景对接的同时，重视军事史和战争史的特性，加强中层研究;三是在军事史的领域内，注重研究对象的时空扩展，关注不同地区之间的联动，并将研究对象与同一时期其他国家军队进行比较分析，同时进一步思考研究对象与前后历史阶段的联系纽带。
学术分工与合作
英美军事史研究的一大优势在于，实现了政府、军事机关、学术机构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分工与合作。现代战争时有发生，而且战略环境、技术背景和作战特点不断演化。即使在和平时期，现代军队的战略规划与战备、日常管理与训练、装备采办、军事教育等，也都涉及国家安全，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因此与社会相对隔绝;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军事史研究涉及诸多领域，单一学科与方法很难把握。因此，军事史的研究，需要在专业学界、相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之间，进行分工与合作。
英美学界近现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研究的起步较早。以英国为例，牛津大学于1909年设立战争史教授讲席，剑桥大学于一战期间设立帝国史和海军史教授讲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一战后设立的国际关系史教授讲席也非常重视战争和战略史的研究。伦敦国王学院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战争研究系，不仅倡导用跨学科视角研究现代战争与战略问题，而且承担英军高级参谋指挥军官教育的教学任务。
尽管英美学界军事史研究经验丰富且实力雄厚，但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关键性和基础性作用不可或缺。反映战争全貌的官修战史(Official History)编修工作一般由政府部门、军方或下属研究机构牵头组织，这为经费和史料的利用提供了保障，尤其是未解密文件的使用和高层亲历者的访谈。官修战史的编撰工作则主要由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具体承担。例如，英国著名战略史学家迈德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参与编撰关于二战时期英国高层战略决策的官修战史。[1]战时曾经在英国密码破译部门工作过的国际关系史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欣斯利(F.H.Hinsley)主编了二战时期英国情报官修史。[2]这一修史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伦敦国王学院战争史教授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于20世纪90年代末应英国内阁办公室邀请负责编撰马岛战争官修战史。虽然马岛战争历时短暂，战区也主要位于马岛周边200海里范围内，但修成的战史的篇幅也有两卷。官方会对官修史书进行一定的保密审查，但尽量不影响学者观点的表达。
官修战史的篇幅规模宏大。例如，英国二战官修战史包括多个系列。战略和作战相关的就有战略决策系列六卷、海战系列三卷、对德战略轰炸系列四卷、欧洲战区初期阶段三卷、西欧反攻作战两卷、对日作战五卷、中东和地中海战区六卷。除战史系列外，其他系列还包括战时经济动员、外交、情报、医疗卫生等。官修战史在编撰过程中对史料充分利用并遵循严格的学术标准，使得战争的大背景、基本进程和线索更加清晰和明确，让专业史学家在开展研究时，能够集中精力运用跨学科视角，或着重分析军事进程与政治、社会、经济进程之间的联系，或对军事领域内部的问题进行深挖，取得突破。
除了为官修战史编撰提供保障之外，军队和相关职能部门与学院派军事史研究者日常的交流与合作，对于缺乏军队和战争直接经验的后者，也能够产生启发和推动作用。冷战期间，多位英美学院派军事史研究者都具备在军队或相似职能部门的工作经验，有的甚至具有二战和越战的实战甚至是指挥经验。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教授霍华德在二战末期，作为青年军官，就已经负责编撰其所在团二战时期的战史。这种直接经验为他们的军事研究，尤其是决策过程、作战指挥和战役战术研究带来了独到的优势。但是，二战结束之后，英国军队规模迅速缩小，在冷战期间的局部冲突中，投入的兵力也都相对有限。越战之后，美国废除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役制。这些变化使得此后大多数科班出身的学者在经历上与军旅缺乏交集，更没有实战经验。虽然这些学者受过更加系统的学术训练，但与其研究对象，即军队和战争之间的距离感也大于前辈。对科班出身的学者来说，与政府和军队相关部门保持一定的交流与互动，有助于换位思考和研究视角的拓展，尤其是对操作层面的理解。英美军界、相关政府机构提供了这样的交流渠道。很多军事史学家参与军事院校的战略与战史课程的教学，并提供决策咨询。军方和政府职能部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需求和视角，也能推动相关军事史和战史问题的研究。例如，越战后重新把战略重点转回欧洲的美国，为了应对可能在欧洲出现的对苏常规战争，重视吸取二战相关战役的经验教训，推动了新一轮的二战史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以中长期战略分析为主要使命的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Net Assessment Office)组织了20余位美英顶尖军事史学家，对一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二战的七个主要大国的政略、战略、战役和战术表现进行评估和比较分析。在这一研究中，这些学者不仅基于各自的长期研究，对各国武装力量的战时表现给予更加深入的分析，得出更具批判性的结论，突破了此前的一些思维定式。例如针对以往对德军从战役到战术层面的高估，基于他们的研究共识，提出了在不同层次进行军事绩效分析的整体研究框架，这些对研究其他时段和地区的军事史和常规战争史的学者同样具有借鉴意义。[3]美国军方进一步借鉴二战时期主要大国战略评估与决策、战前各国军队对新技术的应用和战法创新的经验教训，也给历史学家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提供了启示，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4]
在高质量官修史书梳理了战略与外交、海陆空各兵种作战、各大战区主要战役和战斗、情报收集、后勤保障等多个层面和领域的基本线索，提供了翔实且较为可信的基本叙述之后，专业历史学家则可以把注意力投入到战争史的扩展研究中，或者对感兴趣的问题不断深挖。例如，2014年出版的《剑桥一战史》和2015年出版的《剑桥二战史》都体现出近年来国际学界，尤其是英美学者在一战和二战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既包括对于战略决策、作战经过、战区和军兵种作战的分析，也包括战争时期政府和官僚机构、经济与工业部门的动员与运转，并且关注战争与日常社会生活、思想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5]需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官修史书的叙述和结论不可挑战或商榷。官修战史尽管在己方史料和亲历感等方面有优势，但同样受到编撰的时代环境、研究方法，以及缺乏对己方之外的观点、材料和研究的吸收等因素的制约。对官修史书和权威著作论点和内容的讨论，也是战争史和军事史研究的创新增长点，而这种挑战、讨论和突破主要由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专业历史学者来承担。例如，剑桥大学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教授指出，包括美国二战中缅印战区官修战史在内的美国中心色彩浓厚的相关论著，受史迪威及其支持者的观点影响较重，在对中国进行批评时，并未考虑美英全球战略、战区实际情况，尤其是中国所面临的困难等因素。方德万将这种叙事方式称为“史迪威神话”，并通过自己的研究指出，中国作为非工业国家，在长期抗战当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影响了中方对缅甸作战的参与，对已有结论进行修正。[6]长期致力于二战战略史研究的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戴维·雷诺兹(David Reynolds)，通过对丘吉尔《二战回忆录》写作、修订和出版过程的梳理与分析，结合二战重大战略决策出台的实际过程，揭示了该回忆录是出于回应战后初期历史论著和亲历者回忆录对其不利的描述，确立自身历史地位，以及在对苏冷战背景下，加强英美特殊关系等现实考虑，在出版社的压力之下，对史实进行剪裁的产物。[7]雷诺兹的研究对接丘吉尔战时决策者和战后作家、政治家的两种身份，整合战略决策与战争记忆，折射出二战向冷战的演进、战争期间与战后国际国内政治的关联，为二战和丘吉尔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分析视角。
除了政府、军界和学界之外，英美的社会力量在军事史研究当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力量指的是在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学术机构之外，长期致力于军事史研究和写作，其作品主要针对社会舆论和普通读者群体的研究者。他们不仅通过撰写通俗读物承担了大量学界研究成果的转化和普及工作，让专业学者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而且在档案开放的条件下，也可以利用档案史料，并且与政府职能部门和专业学界不断交流，对局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为专业学术研究添砖加瓦。牛津大学第一任战争史讲席教授威尔金森(Spenser Wilkinson)，在受聘教职之前，一直以记者的身份从事近现代战争史和战略研究。英国著名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仅在一战期间担任过英军基层军官，之后从未在学界和军界担任过任何正式职务，属于研究军事史和战争史的社会力量。他不仅撰写过一战和二战战史，而且根据其研究和观察，提出了“英国式战争方式”和“间接战略”等战略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装甲机械化战争的探讨，对包括德军在内的多个大国陆军在二战时期的作战思想也产生了影响。当代英国通俗二战史学家比弗(Antony Beevor)在2012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强调，二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多个地区冲突的汇聚，中国战局与欧洲战事紧密相连，不宜分割。因此，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远东，并尝试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由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提前至同年夏季苏联红军和日本关东军在中蒙边境的冲突，即诺门坎之战，突破了欧美主流二战史叙述的欧洲中心传统。[8]同时，政府机构和专业学术机构的研究者，在有余力的情况下，也会撰写通俗著作，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各界分享。
军事史研究中的层次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美战争史研究中，传统军事史学者通过“战争研究”(war studies)不断扩展研究领域，而社会史学者也沿着“战争与社会”(war and society)的方向更多参与到战争史研究当中。近现代战争史跨学科研究进展迅速。英美军事史学者在战争史研究中，并不否认军事史研究和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等领域的密切联系，以及军事行动与其他因素的互动。但是，他们认为，作战进程是战争史的内核，只有把作战问题研究透彻，其他外延的领域，如战争与社会、战争与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才能取得质量更高的成果。[9]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继续，但战争也会形成内在的动力，并且对其他领域产生推力。例如，1940年希特勒在西欧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从整个二战进程来看是暂时的，从1940年的格局来看，也并未使德国称霸欧洲，可以定义为战役胜利而非战略胜利;德军的总兵力以及主战装备性能相比英法军队并不占优势，从军事战略的视角来看，又具有偶然性。然而，希特勒的胜利对于美国战略的调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都产生了巨大推力。同理，1945年美国对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以及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从军事上来看，都是战役行动，但这些行动促使日本的投降时间大大早于反法西斯同盟之前的判断。同盟国对于日本提前投降缺乏准备，为东亚地区战后秩序的重建增加了变数。
既然作战进程与政治、外交和社会进程有交集，存在互动，但又无法完全重合，研究军事史就需要引入不同的分析层次。目前，英美学界对于武装力量在战争中的表现，主要分为四个层次来考察，即政治战略、军事战略、作战或战役，还有战斗和战术。政治战略主要关注武装力量从国家机器获取所需资源的能力等问题;军事战略关注如何使用军事力量，实现重要战略目标;作战关注在一个战区，如何利用战区内的军事力量，取得本战区的战略目标。例如，在欧洲战区使用战略轰炸削弱德国战争潜力，即为作战层次;战术则涉及基层部队和兵种的具体作战实施。这四个层次之间存在重叠，而且高层次一旦出问题，低层次再高效，也很难弥补。例如，德国与日本军队在战术层次表现不凡，但战略决策上出现问题，军队的战术绩效无法扭转败局。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高层次目标的实现，也取决于低层次的能力和效率。
关于政略和军事战略层次的研究以宏观分析为主，也涉及决策者的个人因素，长期以来，是传统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下，军事史研究中的底层视角，包括普通士兵的战斗经历和日常生活也得到更多的关注。然而，处在两者之间的战略史和军事史的中层研究，关注战略的具体落实、战役和作战的计划与实施、作战理论的创新、军事技术的利用和管理方式的转变等问题，存在巨大的潜力。2009年，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以二战史的中层研究为题，在美国军事历史学会上作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盟国在资源上的优势，可以决定二战的大方向，即盟国迟早会胜利。但战争的具体进程和实际胜利的时间点，则取决于各种中层问题，例如反潜作战、两栖作战、陆地战役的后勤保障，战略轰炸机护航问题的解决进度。[10]中层研究的挑战在于能否实现真正意义的多学科、多领域研究。例如，军事上的挑战与技术解决方案之间的整合，不仅需要研究者对特定时期的作战问题有一定掌握，还需要熟悉相关科技史发展脉络与知识体系，如防空作战涉及雷达技术的研发与运用，解决战略轰炸机的护航问题涉及用于战斗机的航空发动机技术的进展。
时空上的扩展
英美军事史学界在进行二战军事史研究过程中，非常注重时空的扩展。从时间段上，重视把二战的军事史和战前战后的军事发展进程，甚至战略进程相对接。例如，二战爆发时，主要国家军队的武器装备、编制和作战理论都涉及对一战经验的吸取和总结，而每个国家的军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面临的战略环境、政治氛围、经济发展状况都不同，所以经验教训总结的侧重点也不同。从向后延展来看，二战的作战经验，对冷战时期各国军事战略的制定、武装力量的建设，又有多种影响。例如，美国和苏联在二战中都遭受了突袭，损失惨重，在其冷战军事战略中，都强调快速反应和战争初期的动员与作战。美英二战期间对德国和日本进行战略轰炸的历史经验，对冷战时期的核战略也有很大影响。
空间上的扩展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在战略层次上，重视不同战区之间的联动;在作战层次上，由于一方战报往往与事实存在出入，孤证不立，只要条件允许，一定要实现本国、盟国和敌国史料的充分利用。虽然各国研究重点都是本国军事史和相关的战争史，但英美学界对其他国家的军事史和战争史研究一直没有松懈，对苏联、日本、德国等主要参战国的战略决策和作战研究的成果都十分扎实，从视角上和方法上又进一步促进了本国军事史和战争史的研究。德国军事史向来是英美史学界的研究重点。例如，在战后初期，美国著名二战史学家温伯格(Gerhard Weinberg)就已经开始整理和利用盟军缴获的德国档案，对德国战略决策展开研究。[11]此后，从二战时期德国顶层的政军关系，到战略决策，再到战役战术，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尽管利德尔·哈特等人对苏联红军在二战期间的表现颇有微词，但作为冷战时期的主要对手，以约翰·埃里克森(John Erickson)和戴维·戈兰茨(David Glantz)为代表的英美学者对苏军战前的发展建设、战争时期的战役战法和作战指挥进行了大量翔实的研究。[12]美国学界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陆海军的建设发展、战略方针、战争准备，以及包括中途岛、诺门坎等重要战役进行了独到的分析。[13]英美对二战期间中国军队的作战研究相对薄弱，而且由于二战后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产生的震撼，他们对中共军队和敌后根据地的关注程度超过了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的关注。
对抗战史研究的启示
首先，与英美等二战主要参战国相比，中国对二战史和抗战史研究的关注与投入仍显不足，这在官修战史上可见一斑。虽然海峡两岸先后编撰过多套抗战官修战史，但从质和量来看，与八年全面抗战的规模都非常不相称，停留在粗线条叙述，对重大决策和重大战役缺乏细致的梳理与分析。官修战史的不足，不仅使得学者在做相关研究时需要花费大量精力重构基本史实与线索，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可信翔实叙述的缺乏，也是近年来围绕抗战史基本史实争议不断的一个原因。因此，海峡两岸应该下大力编撰抗日战争官修战史，修正各种片面的历史认识，填补空白，并且通过编修战史，动员和构建更强的研究团队，在不同机构和学界之间，实现更加完善的学术分工和更加良性的交流互动。
其次，抗战军事史研究需要吸收政治史的研究成果，但同时要建立相应的分析框架和视角，改变长期以来政治史视角完全代替军事史视角分析军事问题的局限。与国外学界的二战史研究相比，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问题在于缺乏中层研究。作为现代化工业国家，美、英、苏、德等国军队正规化程度高，一个特点是作战部队在编制、装备、训练、战法方面趋于一致，在资源获取上也是由统帅部自上而下进行统一保障。中国军队则不同，因为缺乏工业基础的支撑，即使在国民党军内部，中央军和地方军存在差别;在中央军内部，能够获得美国军援与训练的部队与其他部队也存在差别;在获得美国军援与训练的部队中，驻印军和远征军在装备水平、作战经验、训练管理、作战指挥和后勤保障上又有显著差别;同一战区，例如滇西远征军不同作战部队之间，同样存在差别。因此，抗战史研究中，仅依靠宏观研究容易产生思维定式和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问题，中层研究更有利于正视以上差异对于作战的影响。
再次，在军事史研究的每个层次上，抗战史研究都需要进一步和国际军事史对接。在政略和军事战略层次上，一方面，反法西斯同盟国和轴心国的战备进展、战略决策、作战规划对中国和周边战场都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对中国战场的评估与预测、中国自身的外交和作战，也会对他国的战略、外交与作战产生影响。在作战层次上，日军是中国军队的唯一作战对象;美国、苏联和英国在战争期间不仅为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派遣顾问，其军队也先后在不同战场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德国在战前和抗战初期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和作战计划与战时指挥发挥过重要作用;意大利也参与过中国空军的建设。对这些国家相应时期的军事史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或许能为抗战军事史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最后，从军事史的视角来认识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承前启后的意义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发掘。例如，抗战初期，中国统帅部确定持久作战的战略，中国军队与日军连续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能力，都反映出抗战前中国军事建设的成果。从战略思想的演进来看，这个视角甚至可以向前超越1927年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清末新政后，近代军事教育体系在中国建立，通过这一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军事人才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统帅部之所以能下定持久战的决心，是因为一战的结果和战后盛行的“总体战”思想都表明，一国只依靠军事力量无法打赢大战。包括国共两党领导人在内的中国战略决策者在战前，甚至在初战不断失利的情况下，都能够正视中国的优势和日本的局限。抗战军事史对战后中国军事发展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国共两军从统帅部、战区指挥机关，到作战部队，在八年全面抗战中都经历了不同的考验，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所获得的武器装备等都在新的战场发挥了作用。抗日战争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人民战争和游击战思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建设和历次大规模战备工作也产生了影响。用军事史的方法与视角进一步研究抗日战争，不仅会加深对于抗日战争本身军事进程的理解，也有助于对近现代中国与世界军事的互动，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军事动力的更深层次把握。
注释
[1] Michael Howard， Grand Strategy， Volume IV (London： HMSO， 1970).
[2] F.H.Hinsley ed.， 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HMSO， 1979-1990).
[3] Williamson Murray and Allan Millett ed.， Military Effective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4] Williamson Murray and Allan Millett ed.， Military Innov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5] Jay Win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and John Ferris， Richard Bosworth， Joseph Maiolo， Michael Geyer， Adam Tooz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6] Hans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Routledge， 2003).
[7] David Reynolds， In Command of History： Churchill Fighting and Wri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5).
[8] Antony Beevor，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12)， pp.10-11.
[9] Michael Howard， “Military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War”， in Williamson Murray and Richard Sinnreich ed.， The Past as Prologue：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to the Military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2-20.
[10] Paul Kennedy， “History from the Middle： The Cas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74， No.1 (2010).
[11] Gerhard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Diplomatic Revolution in Europe， 1933-193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12] 例如，John Erickson，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 1918-1941 (London： Routledge， 2006)。
[13] 例如，David Evans and Mark Peattie， 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Edward Drea， Japan's Imperial Army： Its Rise and Fall， 1853-1945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9)。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9-22 15: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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