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夫 | 试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
2022-09-21 11:22:10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八年全面抗战，既有正面战场，也有游击战场。通常的说法是：国民党军队只在正面战场作战，而共产党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场。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实际情况是：国民党军队既在正面战场作战，也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国民党对日作战，既包括正面战场，也包括敌后游击战场。本文拟对所接触的若干材料，对国民党游击战场进行初步探索。

　　游击战的决策

　　抗战初期，我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接连进行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先后投入兵力127个军，死伤人数达10万。战争之激烈，在中国是空前的，在世界也是罕见的。这几次会战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战意志和决心，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三个月亡华”的狂妄野心，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奠定了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局面。但由于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除平型关、台儿庄、万家岭等局部战役之外，正面战场其他各次战役都失败了。

　　敌军随着占领区域的扩大，由于兵力有限，只能占领少数城市及铁路沿线，大片沦陷区无法控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游击战场，这无疑对坚持抗战的国民党人是一种鼓舞的力量及效法的榜样。国民党军事决策当局也提出了在正面战场应以正规战同游击战相结合，在沦陷区开展游击战争，扰袭敌人的方针。

　　国民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是在1937年冬天在武汉举行的军事会议上确定的。当时出席会议的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曾作了如下的回忆：

　　民国二十七年[1]，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委员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2]。

　　白崇禧的建议，获得了蒋介石的采纳，随郎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3]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京军事会议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4]，并下令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指派部队担任游击，于次年春变更战斗序列，增设冀察战区，鲁苏战区。这两个游击战区合共兵力占抗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另外，第一、第二、第三、第九各战区，经常各派10余个师进行游击，兵力也占抗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南岳军事会议还决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以汤恩伯为训练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训练班共举办3期，其中汤恩伯于1939年4月主持的一期训练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达900余人[5]。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的精神，军事委员会制订了抗战第二期作战之战略指导方针：

　　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限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质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反攻。[6]

　　南岳军事会议后，游击战普遍开展。为适应游击战争发展之需要，加强对游击战争战略之指导，1939年10月，以白崇禧为部长的军训部，根据作战最高指导方针，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及军事学校作为开展游击战之教材。《纲要》共有14篇389条及纲领9项，对于游击队之任务与作战主旨，游击队之组成与领导，根据地之创设与扩展，游击队之政治工作与军民关系，游击队之战法与战斗技术之训练等等，均作了详尽规定。《纲要》指出：“游击队根据地，为机动战之来源，持久战之堡垒。其目的在使部队能获得适当之整顿与补充，俾争取更天之胜利”[7]。《纲要》规定游击队根据地之位置，以在敌人后方为原则，选择时应注意：“一、距政治中心较远，不为敌注目之地区”;“二、有众多同情之民众”;“三、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之良好地形(以山岳地带最利，湖沼港汊地带次之，平原以利用青纱帐起时为宜)”，“四、有充裕之物质资源”[8]。根据地分为“主根据地”、“副根据地”、“预备根据地”、“假根据地”4种，并另有“临时根据地”以作游击之支撑与逐渐扩展之准备。《纲要》要求根据地游击队组织民众，分别成立锄奸队、侦察队、向导队、传递队、救护队、担架队、宣传队、运输队、破坏队、守望队、缝补队、少年先锋队、儿童队、武装自卫队等，同时积极动员民众，使其热烈参加战斗，发动全面战争。《纲要》的战斗篇，规定“游击队之战斗，主在敌军后方行之;以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攻，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乘敌不意，出奇制胜之妙诀，求达扰乱、破坏、牵制、消耗敌人之实力为目的。故攻坚、硬战、死守等，告须力求避免”[9]。

　　游击战场概况

　　1.第一战区豫东游击区[10]

　　豫东游击战是冯玉祥发动的[11]。1937年11月，冯命身边工作人员宋克宾、吴青旺、尹进等回家乡豫东发动地方武装抗日。12月，又派其警卫营长魏凤楼(中将军长)赴豫东抗战。宋、吴以冯的旧部名义，在豫东建立抗日武装，加入者甚众，声势遍及商邱、虞城、夏邑等县。1938年3月，程潜任宋克宾为第一战区豫东民运指导员，在河南第二行政区商邱、虞城、永城、夏邑、宁陵、柘城、鹿邑、民权、杞县、兰封、考城等12县活动。6月，程又委宋为河南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掌握商邱一带12县军政权。魏凤楼到豫东后，在中共豫东地委帮助下，出任西华县第一区区长，拥有四五百人的武装。1938年5月，魏改任扶沟县县长。抗日武装发展为3个大队和1个手枪队，拥有人枪千余。在此时间，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来扶沟，魏风楼开欢迎大会，表示合作抗日，从而开创了国共两党在豫东共建游击区合作抗战的局面。1938年7月，尹进到武汉向冯玉祥报告豫东抗日情形。并会见了叶剑英。经叶介绍，尹离汉到西华见到了彭雪枫，双方约定分别向黄泛区以东挺进。随后，尹到鹿邑会见了宋克宾、魏凤楼。此时宋拥有武装1个大队和3个总队，共有人枪8千。1938年10月，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抵鹿邑，与宋、魏豫东游击队会合。鹿邑、商邱一带抗日呈现一派生机。宋，魏将抗日武装编为5个总队，由冯部及新四军干部分别充任总队主任。彭经常派2个团的兵力到鹿邑外围活动，消灭敌人零星据点，并帮助宋、魏整顿部队，扩大抗日游击区。魏也以扶沟县长名义向新四军供应给养，支待彭支队。1939年，因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对，宋克宾被免职，魏凤楼在豫东亦无立足之处，找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被委为第一战区游击队第一纵队司令，在豫东与敌周旋，最后开赴晋南参加中条山之战。

　　2.第二战区山西游击区

　　1937年11月，军事委员会召开武汉军事会议之际，适逢太原失守，经会议讨论决定，军事委员会命令山西境内各军，以游击战与正规战并用，确保山西根据地[12]，旋又以重兵(37个师13个旅)驻守山西，并调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率所部第十四集团军进入山西，加强防守力量。

　　1938年2月，阎锡山奉命策应津浦、平汉两线之作战，决定反攻太原。此时，日军分途南下，谋略取晋南。其第一O八师团沿平汉线南下，由河南武安转攻山西东阳关，直趋临汾;第二十师团沿同蒲线南下，将第二战区军队逼至晋南黄河沿岸。阎锡山决定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负责反攻，阎本人由石口镇、?县进入吕梁山，向吉县转移。卫在霍县指挥所部第十四集团军在临汾以北韩信岭，与日军激战20天，呈胶着状态。晋绥军傅作义部在文水、川口、石口、?县、午城等地抗击日军。3月初，卫部撤离临汾，向中条山转进，晋绥军各部亦分别转入太行山、吕梁山，开展全面游击战争[13]。

　　1938年12月，日军2万人分9路会攻吉县。阎锡山亲自指挥作战，人民实战空室清野，一面协助军队作战，旬日之间，将敌击溃。次年1月，阎在五龙宫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在二战区普遍建立健全巩固的游击根据地[14]。

　　1939年2月，日军第一〇八师团2万余人，分由离石、汾阳、交城、太原、忻县、宁武会攻晋西北各地。二战区第六十一军陈长捷部于黑龙关围歼敌军，第十九军王靖国部攻袭中阳、离石公路，切断敌后交通，第九骑兵军赵承绶部在离石、方山、岢岚一带，将敌诱至吕梁山北部，苦战兼旬，毙敌2千余人，晋西北根据地得以保全[15]。

　　1941年5月，日军集结6个师团2个旅团兵力，发动中条山战役(又称中原会战或晋南会战)，从东西北三面围攻中条山，企图摧毁第二战区游击区实力。中条山由卫立煌部驻守，该部挖山采石，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从1939年春天起，共打退了日军8次进攻，使敌军一直不能渡过黄河。卫常讲，中条山是中国的马奇诺防线[16]。5月7日起，日军3路进攻豫北之孟县、济原，对中条山大举进犯。此时，卫立煌在四川峨嵋山听训，蒋介石派何应钦巡视第一战区，在洛阳指挥中条山战役。8日，日军占领孟、济两县及普南的垣曲，卫部转移至封门口，10日晨，日军攻陷封门口，11日大雨，日军趁机攻占五福渡。12日，日军封锁黄河沿岸各渡口。蒋介石急电调卫立煌回洛阳，令其设法转移溃散部队，以加强黄河防务。卫抵洛阳后，立即命各军以一部留中条山继续抵抗，以主力转向敌军背后攻击。13日开始突围，18日至20日分别突围至敌军后方，至27日战斗告一结束[17]。突围出来的部队转至晋东、晋中山区继续游击[18]。

　　1942年2月，日军五六万人，由乡宁至孝义600余里之间，围攻吕梁山根据地。4月8日，阎锡山在克难坡洪炉台前举行誓师大会，决心进行“民族革命根据地大保卫战”，经过3个月奋战，挫败了日军侵占晋西的计划[19]。

　　1943年4月，日军两个师团两个旅团5万余人，向太行山根据地进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李振青第四十军于林县，孙殿英新五军于临洪镇，刘进第二十七军于陵川，分途还击日军，旋遭失败，孙殿英、庞炳勋先后被俘投降，新五军全军覆没。7月，日军继续进攻太行山，刘进接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太行山区游击总司令，率部于陵川方面游击，损失过半，8月刘部南渡黄河，至是国民党军失去太行山根据地[20]。

　　1944年春天，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第二战区奉命由梁培玻第六十一军进击上党，并以另一部由被山向晋南三角地带袭击，策应第一战区作战。4月初，第三十四军同日军5千余人在稷山附近血战10余口，毙伤敌军50余人。22日，汾南各据点日军5千余人再度进犯樱山，第三十四军马儒魁师同敌军激战旬余，将敌击演。5月8日，汾城、新绛敌军千余围袭义泉(新绛北)，第六十八师与敌军激战一昼夜，义泉失陷，旋第六十八师与暂三十七师向敌反包围，敌乃溃窜[21]。

　　3.第三战区浙西游击区

　　杭州失陷后，蒋介石于1937年12月28日派白崇禧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金华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浙江前线军事部署，决定以黄绍竑[22]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浙江省游击总司令，组织部队深入沦陷区，在敌后开展有效的游击活动[23]。

　　浙江全省76个县，钱塘江贯穿全境，将浙江分为东西两部分。浙东53县，占全省人口76.6%;浙西23县，占全省人口23.4%。浙省游击战由正规军和地方游击队共同进行。地方游击队主要是“浙江国民抗敌自卫团”。“抗敌自卫团共编为8个支队，由省会警察队、内河水警、卫士营及绍兴、余姚等地方部队改编，另有各区自卫总队9个，区自卫队由原来区有之武力改编，在县则为县自卫队，有一两个大队或一两个中队不等。至1941年，自卫支队与区自卫总队共约十七八个团，加上原有4个保安团，省属武力，共为21个团，县自卫武力，亦有2万余人”[24]。

　　浙西各县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先后建立了游击队，共有54支，其名称有“游击队”、“保安队”、“自卫团”、“太湖别动队”、“抗日义勇军”、“忠义救国军”等等，每支队伍人数多至数千，少则几十，控制着广大乡村[25]。浙西游击队活跃于杭嘉湖、沪杭铁路、京杭国道、天目山南北，袭击日军据点，打击伪组织首要，在1938年头几个月内，就有几次攻打县城的战斗，一度收复孝丰、安吉、临安3县，并转向余杭推进，一度冲入余杭县城[26]。长兴县长王文贵率游击队自合溪冒雪突袭县城，3月14日晚冲入城中[27]。1938年一年之内，浙西游击队重要战斗20余次，歼敌9700余人[28]。

　　浙江国民抗敌自卫第五支队是活跃在浙西的一支著名的游击队。1938年9月5日，该支队司令郑器光率队自绍兴渡过钱塘江，进入杭嘉湖，开展敌后游击战，至1939年上半年，在沪杭线、平嘉线、杭善路附近，与日军接战20余次，毙伤敌军30余名[29]。第五支队派出勇士，在群众掩护下混入海盐市街，入夜袭击日军兵营，乘海盐日军调防之机，歼敌百余，于10月1日收复海盐县城[30]。1938年10月13日，第五支队收复吴兴县新丰镇，并于11月中旬在崇德县马家桥之役中，击退日军40余名，毙伤百余名，使海北[31]混沌的局面安定了下来。海盐、海宁、嘉兴、嘉善、崇德、桐乡、平湖7县的县政府，“由于有了第五支队雄厚的军事力量来掩护，得以顺利地推行县镇工作，巩固乡镇保甲，并且办学校，办报纸，使被摧毁的文化教育，重新恢复起来”[32]。自第五支队渡过钱塘江后，徐志余司令率领第六支队，黄权司令率领第三支队，也先后进入浙西，同当地游击队配合开展游击战[33]。

　　浙西游击队的活动，使日军寝食不安。为了消灭游击队，稳定其占领区，从1938年3月开始，敌人曾多次对游击区进行“扫荡”，旋又从1942年1月至1944年间，对游击区进行过3次“清乡”。敌人的“扫荡”、“清乡”，虽然给游击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都没有得逞，游击区仍然得以存在和发展。

　　4.第四战区海南游击区

　　海南岛无正规军，由琼崖保安司令王毅指挥保安第十一、十五两团与自卫总队7个中队担任海南守备。1939年2月10日，日军第二十一军攻占海口、榆林等地，王毅退守五指山，坚持游击战。海南共16个县，民众武装为抗敌自卫团，每县有游击自卫大队，1至6个不等，共为37个大队、1个特务大队，4千余人，以白沙、保亭、乐东3县(占全琼三分之一)为抗战基地，以沿海各县为游击活动地区。自1939年2月10日日军登陆海南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7年之内，海南孤军奋战，保安团及各县游击大小战斗有千余次之多，其中较大的战斗180次，军民牺牲二三十万人[34]。

　　5.第五战区豫鄂皖边区游击区[35]

　　豫鄂皖边区位于崇山峻岭的大别山中。豫鄂皖边区游击区又称为大别山游击区。1938年5月徐州会战后，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大别山为华中战略要点，令第五战区负责确保。五战区呈请以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兼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并兼安徽省府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

　　武汉会战结束后，第五战区自鄂东向鄂西撤退时，廖磊率第二十一集团军3个军，即：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留驻大别山，将安徽省府、省党部及长官部设于大别山中之立煌县(今金寨县)，积极开展建设大别山根据地，架设有无线电，创建临时机场，开辟山区公路交通。廖磊仿照广西的做法，并由广西调来千部推行训练国民兵团组织，由县长兼国民兵团团长，副团长为军人，协助县长训练国民兵团。国民兵团分常备兵与后备自卫队两种，凡18岁以上、45岁以下之男子，皆纳入组织，接受军训，与各正规军配合，一同打游击，以打击敌人，保护地方政权。廖磊除以立煌为大别山游击区之中心外，另于皖东津浦路东之五河，皖北之周口店，鄂东之麻城，分设若干游击根据地，以加强游击力量。廖磊主政期间，第二十一集团军与地方国民兵团，迭向平汉、津浦两线南段之敌袭击，并扰袭皖中、皖北敌军。其中，1939年6月4日，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六师主力与林士珍游击队奇袭安庆，突入城内，与敌军激战数小时，焚毁敌军营房、仓库及军用品甚多[36]。

　　1939年10月，廖磊病逝于立煌，所遗各职由李品仙接任。李品仙于1940年1月6日抵立煌视事。李品仙运用在广西任职期间的行政经验，从事军事部署，整建党政，训练干部，组织民团，努力建设游击区。1940年2月，李品仙在立煌召开党政整建大会，通过《豫鄂皖边区党政整建纲要》，规定实行“党、政、军一元化的指导”，“以党团力量推展行政设施，以行政力量扩大党团组织，以军事力量掩护行政工作，以行政力量支援军事作战”，“实行寓兵于农，寓将于学，寓众于党”。这种战时军事体制实行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李品仙于党政整建大会之前，曾召开过军事会议，研讨豫鄂皖边区的作战方针，并进行相应部署。当时作战部队，主要为第二十一集团军所辖的第七军、第四十八军，每军辖两个师，另有6个游击纵队及6个保安团。根据持久消耗战略，在作战方面，以游击战为主，其主要使命为：第一，控制敌后广大地区，阻止敌搜括物资“以战养战”之阴谋。第二，对敌实施袭击、破坏，不断消耗敌军战力，积小胜为大胜;或袭破敌军占领的重要城镇与交通重点，牵制与分散敌军兵力，策应主力军作战。第三，支援地方政府，掩护各种行政设施，协助训练民兵，编组地方自卫队等。第四，为预期对付敌军的“扫荡”，在敌军可能前进的路线，扼要构筑纵深的隐秘工事，以阻止、伏击敌军，并加强内部的交通及通讯设施，以便部队之机动及确保情报之灵通。

　　1940年5月初，日军发起枣宜会战，大别山游击部队为牵制敌军西进，第七军第一七二师由麻城向黄陂进击，豫南游击纵队由礼山向黄安、应山方面进击，豫东游击纵队分向浠水、蕲春、兰溪口等处遮断长江水路交通，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六师袭击黄梅、武穴，第一三八师袭击安庆，李品仙由立煌至乘马岗设立前进指挥所，指挥各部向平汉线南段之敌进击，佯攻武汉。至5月中旬，第五战区襄樊方面主力部队获胜，会战结束，大别山各游击部队始撤回原防。

　　1941年3月l日，日军第十三旅团及第十五师团之一部，分由滁县、全椒、合肥、定远向皖东游击前进基地实行大规模“扫荡”，企图以梁园为目标，一举围歼一三八师。一三八师以于内线防守，主力于外线待敌，一七二师向合肥附近前进，一七一师向淮南铁路以东分别出击，增援一三八师。7、8两日，敌我双方在梁园附近发生激战。日军经我内外夹攻，伤亡惨重，死伤千余人，渐感不支，至10日分向定远、全椒退走，古河等据点为游击队收复。李品仙部阵亡团长一员，官兵伤亡数百人，此为大别山游击区最惨烈的一仗，对支持游击区的长期抗战，意义至关重大。

　　1941年9月，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豫鄂皖边区总部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于是月上旬开始，派第八十四军有力之一部，协同豫南游击纵队攻信阳附近之敌。另由张淦第七军派遣有力部队，协同鄂东游击队，向礼山、花园方面出击，与随枣方面之第五战区部队相呼应，袭击平汉线两侧之敌。第四十八军向长江沿岸敌军据点袭击，以遮断长江航运。皖东第一七一师亦配合游击队向津浦线南段袭扰，破坏敌军之运输。各部队牵制日军使其不能参与长沙会战者，大约不下3个师团，对第九战区取得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起了一定作用。

　　1942年12月8日，日军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塚田攻由南京飞汉口途中，经大别山麓鄂东黄梅县境张家榜上空，为第四十八军一三八师驻防部队击落，机毁人亡，同机并有高级参谋9人，截获敌方机密文件甚多。日军为报复及寻找塚田攻尸骸，调集大军围攻大别山游击区。12月18日，日军第三师团、第一一六师团、第四十四师团、第六十八师团及独立第四十四旅团，采取分进合击作战方法，向立煌进攻。李品仙部第三十九军、第八十四军及第二、第十六、第十七游击纵队分别于浠水、英山、罗田、麻城及立煌、商城等地逐次抵抗，战斗激烈。1943年元旦，立煌失陷。次晨，第七军赶回立煌附近，日军闻讯撤走。1月12日，日军自大别山全部撤走，大别山游击区完全恢复[37]。

　　1944年12月28日，军事委员会为加强大别山游击区，电令豫鄂皖边区;加上山东大部、苏北及豫东划为第十战区，所辖作战部队除第二十一集团军外，还有何柱国第十五集团军、陈大庆第十九集团军及牟中珩山东挺进军、王懋功江苏挺进军、张轸豫东挺进军、程汝怀鄂东挺进军，任李品仙为战区司令长官，统一指挥战区内党政军一切事宜，迄日本投降为止。

　　几点浅见

　　第一，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建立了几块游击根据地，开辟了同正面战场并存的游击战场，除冀察战区与鲁苏战区到抗战后期已不复存在外，山西游击区、豫鄂皖游击区、浙西游击区及海南游击区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这些游击区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山西雄踞华北，屏障陕川，有天然堡垒之称。保卫山西，具有保卫陕北及四川两个抗日中心(陕北为共产党抗日指挥中心，四川为国民党抗日指挥中心)的重要战略作用。日军占领平津后，即发兵南下，进攻山西，企图入侵陕西，进而威胁重庆。因此，军事委员会决定派遣重兵，开辟山西游击区，以确保山西根据地，其战略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豫鄂皖边区包括豫南、鄂东及安徽20余县，地广人众，物产丰富，为长江、淮河之分水岭，东窥津浦线，西出平汉线，北袭陇海线，南下长江，威胁武汉，虎视南京，群山环抱，易守难攻，是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重要处所。

　　浙西天目山南北各县，地少山多，交通阻塞。日军重兵器不能发挥威力，但对抗击敌军则是一个良好的游击根据地。它的存在和发展，不但可以使杭嘉湖敌后游击队获得足够的给养和联络，同时因接近京杭国道、沪杭铁路之故，在抗战反攻中，又是一个重要的出击地带。

　　海南岛是我国的南疆，北距广东雷州半岛12海里，西隔东京湾与越南相对，南襟南洋群岛，东与台湾相遥望，如被敌军侵占，既可进窥整个华南，又可控制西南太平洋，遮断越南、新加坡与香港之交通联络，同时又可切断我国对外补给线，因此保卫海南岛战略意义也十分重要。

　　以上游击区，大则一省，小则几县，分布在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各地，人口数十万乃至千万不等，这些敌后游击区的建立，成为打进沦陷区的楔子，形成了敌后游击战场，构成了对日军的严重威胁。

　　第二，游击战场对于配合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游击战场牵制了颇多的敌军，困扰敌军后方，使其不能集中全部兵力进攻正面战场，这样就延长了作战时间，它又扩大了作战空间，消耗了敌人的兵力，从而可以达到空间换取时间的目的。其次，沦陷区国民党政权，依靠游击队，得到恢复和发展，使国民政府的政令得以执行，沦陷区的民心得到维系。沦陷区政权同大后方中央政权遥相呼应，共同支撑国民党持久抗战的局面。最后，游击战场直接配合正面战场，协同一致，使“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共同打击敌人。

　　第三，游击战的采用，游击战场的形成，是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决策，是持久消耗战略的产物。国民党最高统帅与高级将领，从蒋介石到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卫立煌、黄绍竑、李品仙等人，抗战的军事思想，都包含了游击战思想;国民党军事决策机关的持久消耗战略方针，也含有采用游击战法的内容。从武汉军事会议到南岳军事会议，军委会都曾一再讨论开辟敌后游击战场问题，作出了重大决策，并采取了相应部署，划分战区，调兵遣将，付诸实施。在南京军事会议后，军训部颁发《游击战纲要》，阐发了国民党游击战的军事理论，规定了游击战的战法，成为国民党游击战的纲领性文件，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场的建立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

　　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采用，游击战场的开辟，不是偶然的，它的提出和实施，有其理论基础，是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持久消耗战略方针的体现，因此，我们研究有关国民党方面抗日战争的历史，对其游击战场的作用，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采取否定的态度。

　　第四，国民党游击战场的失误及其根源。国民党游击战场主要有3方面的失误：首先，某些高级将领投敌叛变。这在冀察战区及鲁苏战区比较严重。1941年2月，鲁苏战区游击纵队副指挥李长江率部投敌。1942年5月，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在定陶、荷泽率部投敌。1943年春，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在鲁中新泰、莱芜地区投敌。在第二战区，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于1943年春被俘后投敌。在此之前，河北民军总司令张荫梧提出“曲线救国”的谬论，成为投敌叛变的理论根据。这都给国民党的游击战场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第二，同共产党在游击区发生磨擦。这种磨擦在豫东游击区、浙西游击区及海南游击区都时有发生，其结果除豫东游击区到抗战后期已不存在，其它游击区(如浙西、海南)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第三，有的游击区流品复杂，往往有土匪组织混迹其间，他们“游安全之区，击无辜之民”[38]，“以游击为名，抢劫是实”，“抗敌不足，殃民有余”[39]，老百姓深受其害，愤恨地斥责他们为“游吃队”[40]。

　　国民党游击战场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上的腐败，某些正规军素质的低劣和游击队成份的复杂，同共产党的磨擦，特别是国民党政府脱离人民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充分依靠和放手发动群众，使得国民党游击战场受到了许多挫折，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情况，从而使国民党游击战场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感谢《民国档案》杂志社的授权。

　　注释

　　[1] 白崇禧回忆说：“当我正开军事会议于武汉时，适遇太原失守”。可见，“民国二十七年”之说有误，应为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2]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85年5月再版，第352页。

　　[3]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85年5月再版，第353页。

　　[4]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全面抗战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9月版，第265页。

　　[5] 新野：《汤恩伯将军》，《浙西游击散记》第79—84页。

　　[6] 蒋经国总编著：《抗日御侮》第三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78年4月5日初版，第720—721页。

　　[7] 《游击战纲要》，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编译处编印，1939年10月初版，第15页。

　　[8] 《游击战纲要》，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编译处编印，1939年10月初版，第16页。

　　[9] 《游击战纲要》，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编译处编印，1939年10月初版，第33—34页。

　　[10] 尹进：《回忆冯玉祥将军培育魏凤楼等抗战部队的经过》，见《回忆冯玉样将军》，即出。

　　[11] 冯玉祥主张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著有《抗日游击战术问答》一书。

　　[12]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85年5月再版，第231页。

　　[13] 《抗战八年第二战区军事概况》第14页。

　　[14] 《抗战八年第二战区军事概况》第20页。

　　[15] 《抗战八年第二战区军事概况》第21页。

　　[16]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248页。

　　[17] 何应钦：《八年全面抗战之经过》，第107—110页。

　　[18] 蒋经国总编著：《抗日御侮》第三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78年4月5日初版，第741页。

　　[19] 《抗战八年第二战区军事概况》第30—31页。

　　[2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作战经过(四)，第156页。

　　[21] 《抗战八年第二战区军事概况》第36—37页。

　　[22] 黄绍竑对游击战颇有研究，著有游击战的理论与实践的小册子。

　　[23] 魏思诚：《关于浙江抗敌自卫团的回忆》，《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100页;《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纪实》下册，《上饶市文史资料》第8辑，第155页。

　　[24] 黄绍竑：《五十回忆》下册，云风出版社1945年2月再版，第388—389页。

　　[25] 汪浩：《抗战中之浙西》第36—41、16页。

　　[26] 汪浩：《抗战中之浙西》第36—41、16页。

　　[27] 王梓良：《浙西抗战经略》，台北，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980，第249页。

　　[28] 汪浩：《抗战中之浙西》第36—41、16页。

　　[29] 《在战斗中生长的第五支队》，新野：《浙西游击散记》，绍兴战旗分店，1939年1月版，第58、59页。

　　[30] 《在战斗中生长的第五支队》，《浙西游击散记》第61—62页;汪浩：《抗战中之浙西》，浙江天目书店1940年11月版，第50页。

　　[31] 海北：杭州湾以北，平(湖)寨(兴)公路以南，沪杭铁路以东的海盐、海宁、平湖各县，俗称海北。

　　[32] 《在战斗中生长的第五支队》，新野：《浙西游击散记》，绍兴战旗分店，1939年1月版，第58、59页。

　　[33] 黄绍竑：《五十回忆》下册，云风出版社1945年2月再版，第388—389页。

　　[34] 海南抗战三十周年纪念会编印：《海南抗战纪要》一、二;台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707、708页。

　　[35] 第五战区豫皖邻边区游击区所述史实，除已注明出处外，余均依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印行，1975年6月初版)，第165—223页。

　　[36] 台北国防部史政局：《中日战争史略》下册，第449页。

　　[37] 《中华民国重要史科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第158—159页。

　　[38] 《在战斗中生长的第五支队》，新野：《浙西游击散记》，绍兴战旗分店，1939年1月版，第58、59页。

　　[39] 冷欣：《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载台北《传记文学》第5卷第1期。

　　[40] 《在战斗中生长的第五支队》，新野：《浙西游击散记》，绍兴战旗分店，1939年1月版，第58、59页。

 

　　来源：《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

　　作者韩信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9-22 15: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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