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东北抗联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著作学习和贯彻的意义
2022-09-25 10:04:07  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总第116期）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东北抗日联军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利用一切可能性，全力收集党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结合东北抗日斗争的实际情况予以认真学习和贯彻。对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著作的学习和贯彻的重要意义在于，为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开展对敌斗争明确了方向，提供了战略战术的指导，为我国东北地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坚定了信心。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毛泽东;东北抗联;战略战术

　　作者简介：尚金州(1976一)，男，辽宁大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东北抗联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不仅创造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生理奇迹和孤军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奇迹，而且在长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特殊环境下，利用一切可能性，全力收集党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著作，并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认真学习和贯彻党中央对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为东北地区长期的抗日斗争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理论和思想上的基础。

　　一、东北抗联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贯彻

　　据现存的抗联文献记载，东北抗联曾经学习的毛泽东著作在13部左右。其中，1934年以前的文件和著作较少。但自1935年起，随着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长征最终胜利的消息传至东北地区，东北抗联的领导同志们越来越意识到学习毛泽东著作对于指导东北地区进行长期的抗日斗争的重要性。于是，自1942年起，学习和贯彻毛泽东著作就成为东北抗联进行理论学习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东北抗联学习和贯彻毛泽东著作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认识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缩影。

　　在现存的抗联文献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围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通电》是最早提及的一篇毛泽东著作。该通电由毛泽东起草，1933年4月26日发布于瑞金。电文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此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工农红军和全中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首次由政府公开作出的对日宣战。

　　通电的发布与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误国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尤其是激发了身处抗日斗争最前线的东北人民的斗志。在开辟磐石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杨靖宇同志用该通电来鼓舞、教育战士和人民群众要坚定抗日的信念，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组织起民众进行保家卫国的民族革命战争。1933年5月31日，在以张贯一的名义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杨靖宇同志将“翻印中央苏区党的上级党部公开文字(对日宣战通电等等)”进行了经常性的散发，并将其作为开展宣传动员工作的第一要务。

　　1933年以后，毛泽东的一些军事著作陆续传人东北，对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设在海参崴的工作站送至吉东特委的，然后再由吉东特委转发给东北各地。对于这本小册子，杨靖字、赵尚志、李兆麟等同志都极为重视，并进行了认真的学习，特别是把书中介绍的关于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斗争经验的内容同东北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了抗联同志对东北抗日武装斗争规律的认识。

　　1935年后，在陈云和杨松(即吴平)等同志的努力下，遵义会议的召开和长征胜利的消息陆续传至东北地区，特别是通过《救国时报》，使得抗联的同志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并因此而更加注重学习和贯彻毛泽东著作的相关内容。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全国党代表会议(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面抗战做好了充分和必要的准备。同年9月18日，《救国时报》以两整版篇幅刊发了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El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两篇著作在传人东北后，在东北地区特别是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2月9日，李兆麟同志在致电北满临时省委时，率先提出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应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根据””的想法。

　　1938年后，东北战场敌强我弱的态势更加突出，东北抗联的对敌斗争也因此进入了最为艰苦的后期阶段，但他们仍然通过各种渠道，努力获取党的重要文献，自觉学习和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 1938年至1940年间，通过学习《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东北抗联的同志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略，坚定了取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决心。在学习《论持久战》的同时，北满抗联部队还掀起了学习《论新阶段》的热潮，并将其作为党内理论学习和部队政治工作的主要教材。

　　除了学习《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外，抗联部队还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围抗日战争中不断掀起的反共逆流以及破坏抗日民族团结的罪行，组织学习了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并以第二路军政治部的名义印发了相关的学习材料，以警醒和教育抗联的同志，要认清国民党顽同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寻求同日本侵略者妥协的真面目，坚定了团结、进步和坚持抗战的基本立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1942年8月1日，在抗联教导旅成立后，抗联采取了主力隐蔽整训，坚持敌后小部队斗争的策略。在整训期间，以周保中和李兆麟同志为核心的抗联教导旅领导机关始终坚持以毛泽东著作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教材，组织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部分高级干部还在周保中同志的主持下学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共产党员则统一进行了对《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件和著作的学习。

　　1945年4月至6月，在苏联的帮助下，抗联同志收到了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和军事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和《论解放区战场》。通过学习“七大”的文件，抗联同志加深了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了解，并把“七大”的路线贯穿到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中，制定了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路线领导下的满洲行动与中共中央在满洲所发展的地下工作统一或直接联络为中心的作战方略。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特别是在东北地区挑起内战的阴谋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同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东北抗联对苏联红军的对日作战进行了全面的配合，为迎接关内主力部队和开辟东北根据地发挥了先遣队的作用。

　　二、东北抗联对中共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著作的学习和贯彻

　　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同时，东北抗联也认真学习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云等同志的著作，这些著作对抗联更好地开展抗日斗争和进行部队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周恩来同志是最早领导和组织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党中央领导人之一。1931年10月20 日，周恩来在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上以伍豪的名义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一文，文章指出，“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在这一文章的指导下，以罗登贤同志为领导的中共满洲省委敏锐地将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活动引导到组建抗日统一战线和建立人民抗日武装的轨道上来。

　　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与敌人的相持阶段遇到了一系列严重的困难，而苏德战争的爆发则使法西斯势力在全球范围内更加的猖獗。在此危急关头，周恩来同志于1941年6月29 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加紧国内的团结，改善政治上的设施，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尤其是要加强军事的力量，国防的生产”的内外政策。同时在《“九一八”十年》一文中重申了“中共党人历来是坚持自力更生抗战到底的方针。十年来，我们呼吁团结御侮，抗日救国。抗战后，我们更主张加紧团结，加强国力，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东北失地。在今天，我们更应强调自力更生，准备反攻，反对俯仰依人，反对悲观失望”的一贯立场。以上两篇文章在传到东北抗联后，立即成为抗联同志学习中央精神，坚定对世界、对中国特别是对东北地区反法西斯战争必胜信心的主要精神食粮。

　　现存抗联的文献中提及的彭德怀著作有1篇，即1936年八九月间彭德怀就游击战术同斯诺进行的谈话。在这篇谈话中，彭德怀深刻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之所以以游击战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原因，阐述了组建游击队和坚持游击战争的“无畏、快速、足智多谋、运动转移和神出鬼没，以及行动上的神速果断”的战术原则，重点强调了“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心中，实现群众的要求，巩固农村苏维埃根据地，以及依靠群众的掩护，游击战争才能取得革命胜利”。这篇著作在抗联斗争中一直受到李兆麟同志和三路军的高度重视。1939年6月15日，抗联三路军总指挥部训练处发出关于党政工作的指示，确定以“彭德怀的战略战术”作为干部训练班的军事教材，从而深化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北满抗日武装斗争中的影响和指导作用。

　　陈云同志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参与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工作中的，他也是直接领导过东北抗联抗日斗争的唯一一位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在代表团工作期间，他撰写的两篇著作对抗联影响极大。一篇是他以“史平”名义在《救国时报》第67期(出版于1936年10月1日)上发表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一文，这篇文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全面论述了反奸细斗争的重要性和识别奸细的方法，提醒全党在扩大统一战线和壮大党的队伍的同时，要注意保持党的纯洁和巩固，特别嘱咐革命者在一旦与组织失去联系时应“按着这些由远方来的报纸上的指导方针，独立地去进行革命斗争”。另一篇则是他以“廉臣”为笔名撰写的长征简史《随军西行见闻录》，此书一直是抗联同志学习长征精神的主要读物。后于1939年6月15日同毛泽东《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一起，被抗联三路军总指挥部训练处定为干部训练班政治教材(原文误为“四军西征见闻录”)。

　　三、东北抗联学习和贯彻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著作的意义

　　在日本法西斯血腥统治的环境下，在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困境中，东北抗联对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著作的学习和贯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东北抗联对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著作的学习和贯彻，使东北抗日斗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保持了正确的方向。尽管党中央和东北抗联之间始终未能恢复联系，但通过学习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抗联的领导同志仍能最低限度地了解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能够自觉地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借鉴关内主力部队的经验，贯彻执行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

　　其次，东北抗联对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著作的学习和贯彻，是抗联部队坚定地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有力证明。尽管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无论环境多么艰险和复杂，东北抗联始终保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建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这一政治本色，始终和我们党的方针路线保持着一致。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在学习和贯彻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著作的过程中，抗联领导人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同志始终坚持与东北的实际相结合，在党中央方针路线的指引下，提出并实践了关于东北抗日斗争的许多重要思想，这对当时已无法收到党中央具体指示的东北抗联来说是十分宝贵的。早在东北抗日战争初期，杨靖宇同志就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为指导总结了东北的实战经验，形成了以“半路伏击、远途奔袭、化装袭击，不能予敌以痛击的仗不打、于群众的利益有危害的仗不打、不能占据有利地势的仗不打、无战利品可缴的仗不打”为主要内容的战略战术，有力地推进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被《救国时报》誉为“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鉴于1938年后东北斗争环境的急剧恶化，周保中同志以党中央第六届六中全会(扩大)精神为指导，起草了抗联开展后期斗争的纲领性指导文件《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了“党的基本策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东北目前应根据以往的斗争经验教训，更正确地坚持和运用……在东北是要发动广大人民，进行坚持继续抗日游击，使日贼后方——‘满洲国’统治动摇，牵制日贼侵略”的基本原则，并以此为据对军事、群众、党务等各项工作作了分析总结和安排部署，明确了“争取转变向新发展阶段的斗争是更加苦的，必须更坚持耐久，最后胜利一定会有的”斗争方向。

　　1942年后。在抗联小部队的活动中，李兆麟同志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党的政策决定是根据周围环境详细情形来决定的。特别是战争环境中，尤其是详密的明了和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的指示，目前东北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多年侵占东北国土的全部情形，必须采取各式各样的方法随时随地加以详细地侦察和研究，这是东北党组织和同志们开展斗争的任务之一。应当将每个地方的群众组织改为群众运动与侦察工作二位一体的斗争组织。每个游击队目前必须把坚持发展秘密抗日群众组织，特别是武装组织，来繁殖游击战争的任务，与积极进行侦察工作的任务，紧密联系起来”的指导方针。遵循这一指导方针，抗联小部队特别是三路军各支队对东北的具体情况，主要是日军兵力的部署情况和工事修建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侦察，为配合苏军及关内主力部队在东北地区的作战作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

　　当然，在东北抗日斗争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抗联对毛泽东等党中央主要领导人著作的学习和贯彻也难免有各种不足甚至失误。但这是由于当时主客观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结果，既不能苛求于前人，更不能就此否定东北抗联贯彻执行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决心和成就。

责任编辑：吴凤娇 最后更新：2022-09-25 10: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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