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反文化侵略活动
2022-09-27 12:11:07  来源：《安顺学院学报》2010年12卷第2期 作者张体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抗战时期中国反抗日本文化侵略的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在肯定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的同时，对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反文化侵略中所起的作用也应给予客观评价。

　　关键词：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反文化侵略

　　作者简介：张体(1979.02～)，女，洛阳师范学院马列部教师、硕士。研究方向：抗日战争时间国民党政府反文化侵略。

　　20世纪20年代初，“反文化侵略”作为一个口号被提出，但长期以来却没有明确界定反文化侵略的含义，文章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文化侵略的含义，认为反文化侵略的含义可以这样界定：反文化侵略，保护和传播本国传统文化。反对外来一切文化侵略行为——包括事先制作侵略他国的思想舆论，对武力侵略他国的必要性、可能性加以研究论证;在侵略中进行宣传煽动，以奴役被侵略国的人民为目的;蓄意歧视、诬蔑、毁损、破坏对象国的文化，将自国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设施、自国的语言文学等强加于对象国。抗战时期中国反目本文化侵略的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在肯定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的同时，对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反文化侵略中所起的作用也应给予客观评价。

　　一、复苏民族主义思想.反对日本灭我国家观念，亡我民族意识的文化侵略行

　　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空前高涨，全民族要求团结一致外御日本侵略者的呼声，激励着各族人民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中来。民族主义成了民族向心力的源泉和轴心，它造成了各种政治力量汇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之下，形成了共赴国难的壮观场面。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复苏民族主义思想，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拒绝日本的劝降，一定时期内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摧毁我国家观念、灭我民族意识的文化侵略阴谋。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人手，可以使我们较为客观、公正地评价抗战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反文化侵略中所起的作用。

　　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各色民族主义思想，几乎都带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生存、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而积极抵御外敌侵略;另一方面则是复兴中国古代文化。笼统排斥外国文化的影响.意图强化传统文化的道德地位。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明显具有这两重性。蒋介石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政治家。出于社会大动荡年代的蒋介石.早年就受到过民族主义反抗意识和救亡图存思想的影响。在参与创办黄埔军校、东征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及进行北伐中。他是做了有益贡献的，只是后来在他权力达到顶峰时，他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步弱化了，因而“九一八”事变前后，他仍然干了一些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然而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蒋介石本身于公于私同样不愿意让自己的民族遭受灭亡的厄运。早在“九一八”事变后，蒋就提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其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如日寇相迫过急.我必与之一战，以存我民族之气。”“此值内外交困之际，蒋介石在民族主义大潮的影响下，复苏了潜在的民族主义感情，最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全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

　　民族主义意识的复苏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没有被“亡国论”所吓倒，这是与汪精卫、陈公博之流的根本区别。蒋介石并不相信所谓的“再战必亡”，也没有接受日本的诱降。而是认为：“如果我们国家、民族一天没有得到独立、自由、平等，抗战就一天不能停止。而我们的奋斗和努力.就一刻不容懈怠，更丝毫不容有徘徊观望，半途而废的心理，幻想姑且和平;否则抗战失败，国家灭亡，我们就做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由于民族主义思想的复苏，蒋介石在抗击日本侵略中是有功的，是与汪精卫不同的，汪精卫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介石还曾与汪精卫做过坚决的斗争，1938年底，汪提出“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挽救危亡而杜共祸。”蒋介石则在当天申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意思和日本谈和，而且现在正准备作大规模的抵抗。 为了唤醒民众的反抗意识，1939年。蒋介石认识到日本欲消灭我民族意识的阴谋，于是发动了旨在动员全民族抗战精神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克服失败主义情绪，充分发扬中华民族抵御外辱，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虽然抗战到相持阶段，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其民族主义思想中复古、反共、独裁的一面也昭然若揭。但客观、公正来说，抗战初期，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在民族危难之际.他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有条件的放弃剿共军事方针而与共产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照顾了民族的根本利益，客观上一方面对各种论调的民族投降主义有巨大的遏制作用.使得投降主义暗流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一定时期内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摧毁我国家观念、灭我民族意识的文化侵略图谋。

　　二、形成抗日爱国文学的重要一翼，反对日本对华文学艺术战这一文化侵略形式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派出了一支由文学家组成的特殊侵华部队，当时称为“笔部队”(凡是以文笔的方式、以文学活动的方式参与、协助侵略战争的文学家，都可以归为“笔部队”)。“笔部队”以笔为枪。借助文学艺术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实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活动，他们或把战争责任强加于中国人民，或为侵华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行径加以诗化和美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歪曲描写日占区的状况，胡说日军和中国百姓如何“亲善”。面对这种文化侵略形式，国民党形成抗日爱国文学的重要一翼，反对日本对华的文学艺术战。

　　共产党方面的作家和中间派的作家，是战时中国抗日爱国文学的主力，这是历史事实。而国民党方面的作家，也为战时中国的抗日爱国文学作出了不应忽视的贡献，形成抗日爱国文学的重要一翼，反对日本的文化侵略，这也是历史事实。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权陆续在全国释放大批囚禁在监狱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上海“八一三”战役打响后，国共两党举行抗日合作谈判，随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接受改编为政府军序列的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政府承认共产党是合法的在野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对共产党活动的政策，也由镇压、排斥、改变为容纳、任用，从而使大批先前处于地下、半地下状况的共产党作家。得以公开活动。这方面最突出的实例.是撤销对郭沫若的公开通缉。郭沫若决心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于1937年7月27日返回上海，国民党政府于3天后的7月30日公开声明撤销对他的通缉令。此后郭沫若以极大的热情奔走于抗战的前线和后方，写了大量讴歌抗战、反对投降、抒发爱国情怀的文学作品，还在国民党政权中一度担任负责文化工作的高级职务，成为战时中国抗日爱国文学的杰出代表和旗帜。郭沫若当时的所作所为和杰出贡献，当然并非主要基于国民党政权对他的撤销通缉和任用。然而，国民党政权对共产党政策的改变，对国民党控制区域内共产党方面作家活动的容纳、任用，从客观效果上说.毕竟为广大共产党方面的作家进行抗日爱国文学活动并作出大量贡献，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抗战时期，还有共产党方面的一些其他作家在国民党文化机构中任职。有许多共产党方面的作家担任许多报刊。尤其是文艺期刊、报纸(其中包括许多国民党军政报纸)文艺副刊的主编，如阳翰笙担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三厅主任秘书，王任叔、于伶先后一度担任《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柯灵担任三青团在“孤岛”上海《正育报》的文艺副刊《草原》主编，凤子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系统《扫荡报》的记者及文艺副刊主编等。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对共产党政策的改变，对大批积极从事抗日爱国文学活动的共产党方面和中间派作家的容纳与聘用.是国民党政权对战时中国抗日爱国文学所作的贡献。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也筹划组建过一些推动和开展抗日爱国文学活动的机构和团体。1937年7月28日成立的 “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是七七事变后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包容各政党、各阶层人士的文化届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它的组建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参与和积极支持，国民党著名人士宋庆龄、蔡元培、何香凝以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要员潘公展等均出任该协会理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还为该协会提供活动经费。1938年2月，国民党军委会在汉口恢复建立政治部.由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该部副部长，该部第三厅主要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厅长即郭沫若。在此之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也在汉口成立。前者由国民党中宣部指派王平陵会同共产党方面的阳翰笙负责筹划级建，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包容面最广的中国作家团体，由老舍担任总干事，在抗战时期的抗日爱国文学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其活动经费由国民党政府划拨。后者隶属国民党中常会，由张道藩主持，负责制定、实施种种国家性战时文化工作方针、政策。对配合抗战的一系列文化运动尤其是宣传抗日爱国的文学艺术活动，如拍摄电影、戏剧演出、战地宣传演出、报刊出版等提供经费;该机构还设有专项经费，对战时迁居后方或滞留沦陷区生活困难的作家、文化人提供经济资助。这些机构、团体的建立及财力资助，固然包含着国民党的意志，但也具有国家政府意志，在名义上属于国家政府行为。客观上为中国战时文化工作，也包括抗日爱国文学活动的开展和持续，提供了在野党和民间所无法或无力做到的一定政治和经济保障。

　　国民党文艺机构及国民党方面的作家，在战时还主办过一批文艺期刊，其中有汉口的《抗到底》，重庆的《文艺先锋》和《文艺月刊》，西安的《黄河》，江西的《文艺建设》，安徽的《文艺丛刊》， “孤岛”上海的《正言文艺》等。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军、工、青、妇、经、商等机构，也主办过大批报刊，其中许多报刊如《中央日报》、《新蜀报》、《正言报》、《民国日报》、《前线日报》、《东南日报》、《扫荡报》等均有文艺副刊。这些报纸文艺副刊的编者，有国民党方面的作家。这些刊物陆续登载过为数不少的抗日爱国文学作品，而在这些期刊杂志发表作品的，有国民党方面的作家。刊物是文学作品赖以同世的主要途径之一，按通常的说法，刊物是文学作品展现子世的园地，抗战时期也被称为以笔作战的阵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政府主办或有国民党政府背景的众多报刊杂志，也是战时中国抗日爱国文学另一方面的园地或阵地。

　　国民党方面的作家.在抗战时期也写了一批讴歌抗敌、抒发爱国情怀的文学作品：小说有王平陵的《东方的坦伦堡》、《夜袭》，陈纪滢的《华夏八年》、《新中国幼苗的成长》，谢冰莹的《梅子姑娘》、《战士敌手》，陈栓的《无名英雄》、《狂飚》，徐仲年的《双尾蝎》，孙陵的《红豆的故事》，苏雪林的《蝉蜕集》，尹雪曼的《战争与春天》等;话剧和电影剧本有张道藩的《密电码》、《杀敌报国》，陈栓的《野玫瑰》、 《蓝蝴蝶》，王平陵的《俘虏》，夏铁肩的《皖南风雨》，郭嗣汾的《激流》，王梦鸥的《生命之花》、《燕山风沙录，冷波的《死守中条山》、《捍卫祖国》，胡绍轩的《第七号人头》、《铁砂》等;散文和报告文学有谢冰莹的《新从军日记》、《火线上》、《女兵十年》，孙陵的《突围》，王平凌的《祖国的黎明》，徐仲年的《沙坪集》、《流离集》，胡秋原的《上前线》，王蓝的《太行山上》，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苏雪林的《青鸟集》，卜少夫的《无梯楼随笔》，集体撰写的《徐州突围》等;诗歌和曲艺有默人的《自由的火焰》，陈纪滢的《乌鲁木齐的原野》，王平陵的《副产品》，金军的《碑》，刘心皇的《卢沟桥》、《家乡怒吼了》，张秀雅的《水上琴声》，以及老向和何容的抗战大鼓词等。在日本帝国主义日渐显露其侵华野心和逐步扩大其侵华行径之际，显示中华民族临危不惧、反抗邪恶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了。这首英雄壮歌的作者不是国民党作家，但其中有句歌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国民党方面的作家，也是中华子孙，也发出了他们的吼声，这吼声就包含在他们的抗日爱国文学作品中。

　　国民党方面爱国文化工作者的抗日爱国活动，也遭受过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的迫害。1940年7月1日，汪伪政府发布命令，通缉“孤岛。”上海的83位抗日爱国人士，其中有国民党方面的作家，国民党著名作家林庚白，则于 1941年12月19日在香港被日军枪杀。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捍卫民族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的神圣事业。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是所有中华民族子孙用鲜血和生命赢得的伟大胜利。抗战时期，凡是从事过抗日爱国文学活动，反对日本文化侵略的中国作家，都为中华民族赢得抗战的胜利做出过各自的贡献。

　　三、确立战时教育政策，反对日本对华教育侵略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从根本上消灭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使之沦为万劫不复的境地，展开了对华的教育侵略。平津、京沪这些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所遭受的蹂躏、破坏也格外残酷。如南开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被炸，北大、清华的校园成为日军的兵营。日本帝国主义这次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结果.使得中国的整个教育事业，几乎完全陷于动摇、紊乱和停顿状态。据统计到1939年底.战前108所专科以上的学校，被破坏94所，中等学校也减少1450所，国民学校约减少102686所。

　　在中国的教育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当时国内外社会各界对怎样办战时教育的争论非常激烈。主要观点有两种：一是主张发展学校制度以外的教育形态作为推动战时教育的主体;另一种观点是主张将学校的教育内容及方式作一定程度的调整.而仍以学校制度作为战时教育的主体。国民政府综合了各方面意见，确立了“维持学校系统正常运行，并对平时教育措施作最大弹性调整”的政策。此项教育政策的施行，使我国正规的各级学校教育，在整个抗战时期不但没有停顿萎缩，相反还得到了某些发展，抵制了日本对华的教育侵略。

　　组织高等学校内迁。抗战之前，全国高校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沿江地区，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东南地区迅速沦陷，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被摧毁、被中断和被敌利用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组织沿海各地高校迁往内地。如1937年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奉令在湖南长沙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和北洋工学院，亦在陕西西安合组西安临时大学。 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再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西安临时大学改称西北联合大学等。由于内迁，高等教育在战乱中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据统计，1937年，高等学校校数为91所，学生数为31188人，到1945年，学校增加到141所，学生人数为80648人。

　　国立中等学校的创设。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发展中等教育方面，除尽力维持原有中学外，为了解决从沦陷区流亡到抗战后方的中等学校师生的继续工作和学习问题，从1937年冬季开始创设国立临时中学。由于国立中学的刨设和其它措施的实行，使敌占区撤退到后方的中学师生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同时又促进了中等教育的发展。

　　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抗战精神还比较充沛、浓厚，制定与颁布了一些进步有效的教育改革政策与措施.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行了一定的推动与扶持，为整个抗战的胜利。特别是反日本教育侵略的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总的来说，抗战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代理人;另一方面，他又不像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叛国投敌，而是参与抗日统一战线，反对日本侵略。并且客观上是中华民族的合法政府。所以，他在抗战时期的许多反文化侵略行动，也不可避免的带有双重性：一方面，弘扬民族精神，形成抗日爱国文学的重要一翼，确立积极的战时教育政策，积极抵御日本对华文化侵略。另一方面，它又全力维护其集权统治，对整个反文化侵略活动又有一定牵制作用。

责任编辑：刘洁 最后更新：2022-09-27 12: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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