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商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2022-09-27 14:13:58  来源：《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作者刘菊香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广西商会是在外国商会影响下，借鉴外省的经验而成立的，主要职能虽是护商，但在抗日战争中，在鼓励商人投资、协助政府推行政令、开展献垒活动、外争国权、兴学育才等方面都作出较大的贡献。

　　【关键词】商会 抗战 作用 广西

　　【作者简介】刘菊香(1976一)，女，湖南桃江人，广西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200I级项士研究生。

　　商会这一额式的资产阶级社团组织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而兴起的，首先兴起于欧美及日本诸国。在西方商会的影响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应“商战”之需，依照日本“府业会议公所之模式，1902年，盛宣怀奏请朝廷准设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以后各地相继兴办，“从沿海沿江通商大都向内地和中小城镇逐步推广，到1912年已普及到除蒙藏外的全国各省区和海外华侨集聚之地，大小商会总数近千家。”据《1902—1912历年设立商会统计表》，广西商会数历年累计36个，居全国中等地位。

　　广西商会的成立是在外国商会的影响下，借鉴外省的经验依法设立的。1907年，梧州商务总会的设立是广西商会创办之始。1911年，随着农工商部奏定简明章程颁布.商务较频繁的地区，如南宁、梧州、桂林、柳州、龙州、百色等相继设立总商会。到1929年，为了统一对商业进行领导，广西成立商业联合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商会积极投身于国家、民族的爱国救亡运动中，发挥丁新式社会组织的特有作用。本文试图对广西商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鼓励商人投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对军需物质的需求急遽上升，国家军费开支庞大，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内普遍出现财政困难，广西也不例外。为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新桂系集团在战时采取“在不违反公众利益之下，奖励私人投资，开发各种实业”等措施来增加财政收入，发展工商业。作为政府与商人之间中介机构的商会，积极鼓励商人投资各部门工业，以应抗战之需，而定下桂省工业之基，或者从事其他实业活动，使桂省的社会经济普遍而深人的繁荣。各地商会对商民 们屡次宣传、劝导.阐明商人利益与同家整体兴衰的关系，使许多商人在因战争撤资后叉重新投资各种工矿企业。桂林商会董事龙鹤龄家族醉心实业救国，在桂林电灯公司、轮船公司、干电池制造厂、石朱砂矿、锑矿、煤矿等均有投资。据统计，抗战前，桂林有工商业1300多户，战时的1943年，工商业户不仅未减少，反而增加到4000户。1940年，桂系政府对辖区内工商业进行调查，计当时全市有工厂34家，商店2593家。到1944年桂林沦陷时，工厂增至123家，资本3207万元。另据统计，抗战前，广西全省企业不足160家，但到1943年，全省工厂有278 家，桂柳梧三市占90%，资本数额达70405918元。这些说明商会在鼓励商人投资、稳定市场秩序和经济上确实做出了贡献，且成效昭著。

　　(二)协助政府推行政令，依法纳税。抗战期间，新桂系政府为适应战争需要.采取增强对银行的垄断、工矿企业的控制和田赋税收的掠夺等措施来维持金融。先后颁布了《广西建设计划大纲草案》、《广西施政计划纲要》、《广西建设纲领》等一系列政令。虽然，这有损商人的部分利益，但商会顾全民族国家利益，仍然积极协助政府推行政令.劝导商人依法纳税，推销蓄储券，帮助政府解决军费开支，维护市场公平买卖。《梧州市商会章程》规定，“关于商业征税有受政府咨询及代商人陈请之责任。”又据《苍梧县商会工作报告》(1946年5月13日) 载：“奉市各行商以劫后归来.复业艰困万状，对丁课征战时过分刺得税及营业税，所得税担负过重力求豁免……为商请命宽免减轻课征税率，同时向各行商晓以大义，由是协助直接税得以顺利推行。”这一实例表明梧州商会在战后虽开始护商权、反对政府苛税，但结果仍是劝说商民配合政府依法纳税。由此可见，商会在战时协助政府较好地完成了战时过分利得税。战时，桂林市商会规定：“国家处此危乱之日，全国动员，国库支出浩大，爱周之士.正应踊跃捐输，共赴国难，本市商人，务使不走私，不骗税，以俾周家富裕，然后个人生命财产，才有保障。”

　　在依法纳税的同时，商会还对一些不法商人趁战时谋取暴利、不择手段轧雎同行同业的行为予以制裁，保护民众的利益。如苍梧县市面上出现物价高涨、粮食恐慌的严重同题，急待平仰救济，苍梧县商会一方面严行取缔各商囤积居奇以杜操纵，一方面激励粮商采运接济，并协助政府各机关组织逐日评定粮价，因而米价得咀安定不致激涨。这反映丁在战时，商会与政府之间在民族利益面前配合较密切，商会对政府颁布的各项政令，基本少有抵触.为政府提供了较有力的经济后盾。正是这样，商会也因而获得政府较有力的政治和法律保障。

　　(三)鼓励献盒活动，组织慰问队。对于战争，商会一般都未动员商人直接参加，但鼓励商人投资、协助政府执行政令，对抗战中的广大军士和积极抗日的中共地下党革命武装给予积极支持。商会组织募捐，开展献金活动，成立慰问队到前线鼓舞士气。因此，商会在抗战中不是单纯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支持政府，而是较客观地支持一些抗日括动。桂林商会在1937年、 1940—1942年、1943年，掀起三次抗战募捐热潮，全城商民们踊跃捐献钱物，并组织义演活动进行宜传。商会将所得钱款购买食品、衣物等送去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在兴业县，1939年县商会专门设立“献金台”为抗战募捐，并且修建了“忠烈祠”纪念抗日阵亡的将士。抗战中，玉林县商会号召商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先后有大盐商唐幼卿、土布商梁进田、制鞋商吕公拔等捐资捐款，支援抗日前线。桂林商会董事龙鹤龄一次捐募 3万余元，并动员其子经营的履祥商号出钱出力。抗日战争首先在华北爆发，广西沦陷较晚，但广西商会组织的商业活动受战争的波动也较大，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商会还能组织商人“募金”，对于抗战虽是杯水车薪，却反映出商会对抗日战争所尽的一份力量。

　　(四)外争国权。广西商会是近代“商战”的产物，它的产生与西方商会不无联系。虽华与洋之间关系复杂，但在当时日本侵华的历史环境下，商会必然也承担了“外争国权”的使命。 1937年日本侵华.梧州商民对此无不澈愤，在梧州总商会筹备下成立了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每日严厉检查，禁止日货贩运入口，检获的日货一律公开焚烧。

　　抗战时，除了以抵制日货的形式外争国权外，也积极投入对外贸易中，争取平等的利权。1935年12月，挂系政府特设广两出^口贸易处。商会联合会号召商人从事对外贸易，与外人争利。1939年10月底，全省在出人口贸易处登记的工商业有2 万余家，占总数的十之八九。到1944年6月，广西有商业公司 26个。在政府的扶助和商会的合作下，据《桂政纪实》载：“在1932年时，本省对外贸易总值为七千六百万元，其中人口值为四千七百万元，出口值为二千九百万元，人超达一千八百万元; 1937年，对外贸易总值增至八千八百余万元，而入口值减至四千四百万元，出口值激增至四千三百余万元，人超值减至三十余万元矣。”这不能不是与外商争利的一大成绩。

　　(五)兴学育才，从事社会福利事业。抗日战争时期，广西沦陷较晚，是国民党抗战大后方一个重要省份。许多知名文化人、作家、学者等先后到桂林，使桂林成为著名的“文化城”，极大地推动了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受此影响，同时考虑到与外商争利需提高商人整体文化素质，才能取得“商战”胜利，广西商会对抗战期间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34 年，南宁教育人士甘作佳、谢守纪、苏越易等人与商会负责人林伯耆等商议，创办“南宁私立尚实初级商业职业学校”，以培养商业财经专业人员，适应社会需要。创办之初的经费由商会支付，学生缴交的学杂费统交商会，由商会掌管财政收支。抗战中，扩充为兼办高中、初中的学，学生1000多人，是当时广西颇有名气的私立中学之一，屡获政府的表扬和嘉奖月。抗战爆发后，内迁桂林的人口激增，原有中小学校不能满足需要。1938 年，桂林商会发出号召，鼓励工商界人士慷慨解囊捐资办学。 1940年以后，以各省旅馆桂会馆为基础，先后办起了松坡中学、遗仙中学等，会员张香圃、唐敬轩为松坡中学各捐款1万元。抗战期间，玉林县商会也曾捐资在粤东会馆兴办中正小学，在东岭兴办中正中学，帮助解决因战乱失学的学童的上学问题。因此，商会对广西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扩大了教育的社会范围。

　　在育才的同时，商会领导商人们乐善好施，承担政府的部分社会保障职责。1944年，为防范日军南侵桂林使商民遭难，当时城防司令韦云淞召集各界人士在商会礼堂讨论疏散问题，并决定成立商会疏散委员会。会后，商会制定丁详细的疏散方案，帮助联络车船，分发疏散证等，有效地配合了桂林全市的疏散工作，保护了部分民众的生命安全。

责任编辑：刘洁 最后更新：2022-09-27 14: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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