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河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民生建设
2022-09-28 09:47:51  来源：《法制与社会》 2008年第27期 作者王光霞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制订了一系列民生政策。主要的有：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各种经济措施，这些方针，实际上是中共局部执政条件下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的尝试。本文以襄河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民生建设情况作一说明。

　　关键词： 民生 减租减息 大生产运动

      作者简介：王光霞，长江大学政法学院。

　　襄河是指长江中游最大的支流汉江流入江汉平原以后的这段河流。襄河抗日根据地地处江汉平原为中心，其范围包括现在湖北省的洪湖、监利、江陵、天门、仙桃、潜江、公安、石首、汉川、应城、京山、钟祥、荆门县等市的全部或者部分地区，湖南的华容：安乡等县市部分地区，面积约4万多平方公里，当时约人口500万。是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襄河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开辟后，襄河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实施的改善民生措施概括的说有以下四点。

　　一、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转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转为次要矛盾，所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1940年8月，鄂豫边区颁布了《土地减租法》，规定地租不得超过实际收获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要求地主一律实行二五减租，佃户一律按此原则交租，借贷利息由双方规定，旧债年息不得超过二分，旧债超过原来一倍者，停息还本，超过二倍者，本息停付。在不同地区，根据不同的情况，比例有所增减，在减租的同时也强调交租，照顾了佃主的利益。

　　汉川县行政委员会建立后，公布了土地减租办法，此办法从1940 年8月1日起实行，正值秋收，得到了佃户的热烈拥护，但少数地主以柴米油盐百物上涨，钱粮堤费尤其不少，未经佃户的同意，甚至并不通知原佃户，即擅自拔给另一佃户。当时，区乡的政权建设还不够完善，双减工作没有全面展开。到了1941年秋，天汉地区的减租减息，才普遍展开。为了作好减租减息工作，天门、汉川I两县县委先后召开了农救会、参议会、佃农会、地主士绅会，组织了县、区、乡的各级评租委员会，秋收委员会，减租减息后，大多数地主、士绅都积极配合，但少数地主却阴奉阳违，明减暗不减，如汉川韩集乡的孙习甲、叶定侯、振东等 5人，被群众揭发后，汉川县行政委员会依法责令他们写悔过书100 份，张贴在全县各地。1942年边区政府的减息法令颁布后，天汊地委通过总结1941年减租减息的经验教训，认真做好动员工作，发动群众起来自觉进行“双减”斗争。

　　正确处理阶级矛盾，坚持向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势力作斗争，天东开展了柴山斗争，天门县委领导等组织群众同湖霸进行了坚决斗争，还以县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布告周知，所有荒山、森林、柴山、湖水归公，由政府统一掌管，因而使群众扬眉吐气，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减租减息是为了解决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既要调动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又要团结地主的大多数共同抗日，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因此，天汉地委工作比较顺利，农民的觉悟和农救会的威信都提高了，共产党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通过减租减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贫苦农民的生活，调动了他们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由于减租政策照顾了佃农和地主双方的利益，许多开明绅士带头减租，大多数地方拥护减租。据1944年10月中旬，洪湖的坝潭、黄蓬、老沟、宋家墩等5乡56保的统计，减租业主224 户，共减租谷5400余石，得益佃户1500余户，减息债主507户，共减息2800余元，得益债户2700余户。

　　二、实行“自己动手，车衣足食”的方针

　　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随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鄂豫边区行署根据党中央发出的号召，决定积极组织干部、战士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后，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之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作为各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生产自给的努力目标。

　　1943年11月，鄂豫边区党委召开了各县宣传部长会议，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实行大生产运动的指示，一面抓群众生产，一面抓部队和机关生产，使群众安居乐业有饭吃，军政脱产人员部分生活费用自给，并为克服边区财政困难提供了可观的财源。

　　在组织群众生产方面

　　(一)、大兴水利，战胜旱涝灾害，为农业生产创造最基本的条件

　　针对平原湖区灾害严重，特别是水涝灾害严重的问题，大搞水利过程建设，各地党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亲自参加工地劳动，这些工程完工后，收到了巨大的效益，保证了生产的发展，激发了群众抗日的积极性。襄北各垸七年淹六水，百姓苦不堪言，1940年在县行动委员会的严格监督下，业已完成工程者有襄北韩集等6个乡33个垸，襄南有榔头等5个乡七个垸，共计11个乡40个垸，生产建设运动给全县人民尤其是襄北人民以很大鼓舞。

　　(二)、政府发放贷款和提倡互助，帮助群众解决生产资金、耕牛、种子和农具生产资料的困难

　　为了解决群众缺乏耕牛、种子的困难，各级政府积极发放贷款，从外地购买耕牛、种子，并通过农救会向殷实富户借种子，仅天门县就借出谷种150石，保证了所有田地的播种。

　　(三)、组织换工互助，解决劳力困难，提高生产率

　　由于时局动乱，有些青壮年奔走他乡或准备出走，劳力甚感不足，各县即组织互助组、变工队，互助协作，还组织代耕队，支援军工烈属，由于各级党政领导采取了这些有效措施，大大鼓舞了群众的积极性，有些想走的青壮年也不走了，走出去的又从外面归来了。

　　(四)、实行劳武结合，武装保卫生产在机关部队

　　生产方面

　　1、开荒种地，办小型农场兼搞副业、商业机关干部也自己开荒生产，扩大耕地面积。

　　汉川县开荒10万亩，天门县委组织部在简家垸开荒5亩，当年就收获了黄豆800余斤，这既减轻了群众的负担也改善了机关干部的生活。

　　此外，1940年冬和1941年春，天汉地委还发动群众搞副业生产，如纺纱、织布、饲养家禽家畜、捕鱼、割芦苇等等，仅汉川县就收入690 万元，其中鱼360万元。这不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而且为部队提供了给养。

　　2、在大农忙和兴修水利时，机关部队进行助民劳动。在农忙季节，机关干部、部队指战员下到各地帮助群众抢收抢种。

　　三、确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方针

　　襄河地区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工业城市和现代化的工业，日军侵占后，一些手工工场、作坊和分散在各家各户的土纺土织也受到摧残，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采取提供资金，原料统购包销，引进技术设备等多种措施，大力恢复和发展了一批私营手工作坊和个体土纺土织，兴建了一批小型工厂，主要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罐头厂，农具厂、桐油厂、为军需民用服务的织布、被服、制鞋、制袜、毛巾、榨油、卷烟等工厂。为了克服财政困难，保证供给，1943年7月25日至8 月8日，鄂豫边区党委和行政公署召开了财粮会议，提出了财政工作的总任务，边区派财政特派员李健到襄河地区工作。

　　襄河地区物产丰富，交通方便，历来是湖北的粮食和财税基地。襄河根据地开辟以后，各级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财政工作，地委设立财政部，专署设了财政科、粮食科、物资统制分总局、建设银行分行，县以下各级也建立健全了财政机构，配备了大批得力的财政干部。襄河地区的财政收入来源，除截击敌差船，打汉奸，募捐公营经济收入和机关、部队的大生产收入外，主要是关税、田赋和地方税等3项收入。关税收入全部上交边区，田赋收入由县财政上解专署，地方税收入基本上为县级财政支配。关税的征收，以加强物质统制，反对敌人的物资掠夺，保护解放区经济，保障财政收入为基本方针，对出入口物资分门别类的规定了不同的税率。

　　襄河地区重视金融建设，运用金融手段同敌人进行货币斗争，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缓解了边区财政困难，1943年秋，在潜江肖家嘴建立了鄂豫边区建设银行襄南分行，分行在投放货币，发放贷款，组织农副业生产，扩大流通和开展对敌占区的经济斗争开展很活跃。襄南分行发行伍角、l元、2元、3元、5元，10元等6种票面的边币约5000万元，币制稳定。为稳定边币市场，分行努力使货币发行量同商品流通的需要相适应并在促进生产和扩大流通的基础上掌握了一批物资，增殖资金。襄南地区盛产粮、棉、油等农产品，农产品收获上市时价格被商人压得很低，同第二年上市前的差价很大，有的在一倍以上，如果加上货币贬值的因素，差价就更大了。分行考虑到农民的这种损失，就在农产品新上市时，适当提高价格，大量收购。通过收购，既帮助了农民，又发行了边币，掌握了一批重要的战略物资。待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就抛售一批j获取季节差价，又换取法币。分行还通过商会和商行组织商人到河南信阳一带运购食盐，保证人民的食盐供应，在江南收购桐油，供湖区渔民油船用。分行这些工作，不仅对恢复农副渔业生产，扩大流通，繁荣经济起了一定作用，也使分行的货币有了物质基础。同时，获得大量法币缴给总行，供给路东的主力部队。

　　分行还进行信贷业务，发放一些生活救济性贷款，主要是生产性贷款，用于扶持农、副、商、工业以提高解放区的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增加财政收入既使贷款具有相应的物资保证，又使群众具有偿还贷款的能力，使根据地的生产和市场开始出现了勃勃生机

　　1944年及以后，襄南贸易管理分总局通过加强贸易管理和建立货币兑换制度，同敌伪进行了一次货币斗争，由于棉花、土布每天的交易额很大，襄南地区的边币远远不能够满足兑换的需要，经请示襄南地委同意，以分总局的名义发行票面5元一张的边币流通券，在襄南地区流通，这样，就驱逐了伪币，换取了大量的外汇，缓解了边区领导机关和路东主力部队的财政困难。

　　四、文教事业

　　襄河地区沦陷后，原有的学校破坏殆尽，大批青少年失学失业，日伪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妄图从思想意识上灭绝中华民族。襄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级领导一致认为，抗日救国，必须发展教育，培养革命力量、唤醒广大民众，发扬民族气节，团结一致抗日，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他们把发展教育作为巩固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专署在县教育科，中心乡设教育股，各乡也配了分管教育的干部，各级教育部门积极发动群众因陋就简兴办学校，并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尽力拔款办教育，保证公办学校教师能得到养活两人的薪金，学生免交学费，特困生还能享受公费待遇，除遍布乡村的族学、私塾得到恢复和改善外，各级民主政府都办了一批公办小学、初中，据1944年初的不完全统计，监沔县有抗日小学(包括保小)50所，学生2500余人，汉沔县有小学47所，学生1800余人，在洪湖的郑家湖、坝潭，各办初中一所，每所学生近百人。监沔县第一抗日小学不仅通过自编教材和歌词开展课外活动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而且通过办墙报，演出抗日文艺节目，写对联，参加“反扫荡”等活动引导师生投入火热的抗日救国斗争。

　　襄河地区的群众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一年一度的冬学运动，冬学运动的主要内容，以政治教育为主，识字教育为中心，还通过识字教育进行政治教育和开展生产运动，各县教育科，中心乡教育股负责具体组织，教学人员由中小学教师、私塾教师和其他有文化者担任，各县冬学运动很活跃，对扫除文盲，普及抗战教育和生产知识作用很大，据1945 年4月，监沔县教育促进会公布，全县有冬学107处，学员4300余人，识字组528个，组员16000余个，办冬学前文盲比例为93%，办冬学后47%的识字100至200以上。

　　襄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其他群众文化活动也十分活跃，群众性的大唱抗日歌曲活动深入到各村各户、街道、村头的墙报，宣传画和标语琳琅满目。每逢祝捷、慰问和节日，文化活动更是盛况空前，玩狮子、舞龙灯，划彩蓬船、打莲湘、扭秧歌、唱渔鼓、演花鼓戏，运用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如《襄河报》印刷厂业余文艺队在熊口演出过《十八相送》、《夫妻观灯》、《农家乐》、《老汉推车嫁姑娘》等节目都是新编台词，三军分区文工团在熊口戏楼还演出过歌剧《白毛女》和歌舞《慰问抗日》等节目。

　　襄河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大力发展生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从而为鄂豫边区提供了物力、财力和兵源，调动各阶级、各阶层民众的抗日积极性。破坏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战养战，以华制华”计划的实施。这为改善民生和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经验。

责任编辑：刘洁 最后更新：2022-09-28 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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