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任 | 庆典中的政治：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与中国沦陷区
2022-10-13 16:39:42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1940年是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日本国内及其势力所及的东亚各地区均举行了相应的庆贺活动，中国沦陷区也不例外。从文本表述与具体实践两个层面来看，不同沦陷区参与的程度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沦陷区内占领者与伪政权之间政治互动的实态。在日本直接统治地区发挥战争动员与刺激经济作用的纪元庆典，在中国沦陷区则成为展示日伪关系的政治表演。
关键词
日本；纪元庆典；东亚；沦陷区；伪政权
一、引言
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将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即位之年(公元前660年)定为“皇纪”元年，亦即日本纪元元年。1873年，明治政府又在太政官布告中规定每年的2月11日为纪元节，届时全国放假，并举行相应的庆祝活动。依照这一算法，1940年正是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为庆贺这一“百年一遇”的重大时刻，日本决定于该年11月10日、11日举行规模盛大的庆典活动(以下简称“纪元庆典”)。围绕这一纪念节日，日本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贺活动，各殖民地、占领地也都被卷入其中。
关于纪元庆典的研究，日本方面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一)对庆典确立过程的研究，如古川隆久《围绕纪元二千六百年奉祝事业的政治过程》;(二)对庆典具体内容的研究，如寺内直子《〈治乱太平〉的回响：纪元二千六百年新作舞乐〈悠久〉与〈昭和乐〉》;(三)对不同地区参与庆典情况的研究，如仓真一《大阪枚方游乐园开办之日向博览会：纪元二千六百年奉祝与地方·报社·铁路公司》;(四)对庆典中重要人物的研究，如西尾林太郎《贵族院议员阪谷芳郎与“纪元二千六百年”奉祝事业》。整体而言，日方关注的主题有逐步细化的趋势，研究范围多限于日本国内，对日本以外的情形鲜有论述。台湾学者蔡锦堂以古川隆久的专著《皇纪·万博·奥林匹克》为基础，详细梳理了纪元庆典期间日本与台湾地区的相关活动，并揭示了其间民众生活的艰辛。作者指出：“行政当局利用纪元二千六百年此一机会，试图展开令〔另〕一波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但却又交织纠葛着人民生活物质与经济遭受统制的战争非常时局的矛盾情境。”肯尼斯·鲁夫(Kenneth J. Ruoff)则将研究视野从日本国内延伸到朝鲜、中国东北等地区。通过对庆典前后日本人“圣地观光”以及与之相关的消费主义的研究，鲁夫质疑了1940年的日本处于“黑暗年代”的流行说法。在他看来，此时的日本没有走向衰弱，而恰恰处于近代性的顶峰。蔡锦堂与鲁夫的研究范围与论点并不相同，但他们的关注点则是一致的，即纪元庆典中所折射的战争动员与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的关联问题。
然而，以上研究均未关注到全面抗战以后中国沦陷区参与纪元庆典的情形。不同于台湾和朝鲜直接受到日本的统治，也不同于中国东北地区已被日本经营多年，沦陷区虽处于日军的占领之下，但毕竟还存在着伪政权这种特殊的政治组织。那么，中国沦陷区是如何因应日本纪元庆典的?与日本国内及其殖民地相比，又有何异同?本文首先分析时人对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的认识与理解，其次考察不同沦陷地区参与纪元庆典的具体行动，最后通过对比日本统治的其他地区揭示中国沦陷区参与纪元庆典的特殊性所在。
二、被表述的“二千六百年”
最早记述日本第一代天皇事迹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是充满神话色彩的书籍，其中的信息自非确切无疑的史实。然而对近代日本来说，这并不重要。黄东兰指出：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确立，民族—国家叙事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关于大和王朝起源的神话传说，以及江户时代具有神话色彩的国学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以天皇谱系为中心的皇国史观”。在纪元庆典中，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表述，都严格遵循着这一“以天皇谱系为中心的皇国史观”。
纪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记录委员会是设置于日本内阁的重要机关，专门负责整理、记录纪元庆典的筹备与具体活动等事宜。在《纪元二千六百年奉祝之意义》一文中，该委员会对纪元庆典的意义进行了非常全面的阐述。开篇首句该委员会便说：“充满光辉的纪元二千六百年实表现我悠久之国运。”而这“悠久之国运”则以“万世一系”的皇室为中心。因此，文章反复强调纪元庆典不是一次简单的庆贺仪式，而是为了“尊崇国体”，从而“显扬惟神之道”。“国体”一词在战争时期的日本受到特别的重视，它可以理解为“以众神之后绵延不绝、万世一系的天皇家系为中心，并以天皇家系为信仰核心的概念”。在“尊崇国体”的前提下，官方对于日本二千六百年的阐述自然是完全统一于“皇国史观”之下，而那些非官方的表述也同样受到严格的束缚。
纪元庆典前后，日本方面的不同组织或个人撰写了不少日本历史的著作，并翻译成中文传到中国。不仅如此，中国沦陷区内也有类似的举措。其中，大川周明的著作最受关注。大川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1911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毕业，后在满铁任职10余年。其间，他先后创建右翼团体犹存社、行地社、神武会。对内主张军部法西斯主义独裁，对外鼓吹大亚细亚主义。战后他是甲级战犯之一，战时则为声名显赫的学者与作家。1939年7月5日，他的《日本二千六百年史》由东京第一书房初版初印，短短半年内，第一书房就连续加印18次，共21?7万册。其在日本受欢迎程度之深与接受范围之广便可以想见。就在该书出版的同一年，中国的南北两地也分别对该书进行了翻译。南方有上海的《兴建月刊》和《政治月刊》连载该书的中文版，全部译出共耗时四五百日，随即于1941年7月由政治月刊社以“政治丛刊第五种”的形式推出单行本。北方则有北平的《新民周刊》自1939年第40期起开始连载中译版。可见，此书不仅在日本被广泛接受，在中国的沦陷区同样有其传播的渠道。因此，本文将以大川周明的著作作为分析纪元庆典时期日本精神形态的重要文本。
按照大川的表述，日本的历史观优越于古希腊，它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并将之比拟为“生命之流”。这种比拟不仅是文学性的，更是一种具有历史与现实指涉的修辞。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皇室具有“万世一系”的鲜明特征，如历史悠久而未曾断绝的“生命之流”。这是其他国家均不具备的，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另一方面，在古代的亚洲，作为“文明国”的中国与印度皆比日本先进，而日本则在坚守本国发展方向的同时，吸收中国的儒教文化与印度的佛教文化。如今，中国与印度均已“堕落”，只有日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方向。进一步而言，日本的现在与未来将给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亚洲各国导以方向。导示他物以方向，正是伟大的体现。以此认识为基准，大川开始对日本2600年间的历史展开论述。除一般史实性的陈述外，大川在行文中尤其突出了日本遭遇的诸多困难，以及在此困难面前日本人之坚毅顽强，最终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历史。循此表述，该书末章“世界维新潮流中之日本”回顾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遭遇的种种挑战与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内危机。大川认为，日本国内的危机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获得了转机，及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更使日本登上了2600年来未有的“伟大之舞台”。大川坚信：“东亚新秩序之确立，不久即将成为全亚洲复兴之鹄的。全亚洲之复兴，亦即是世界维新之实现。”
大川对日本历史的表述与同时期的其他通史类著作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为纪念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大阪每日新闻》向全国“无名的作家”征求一部“完全以日本国民的热情，观察民族生活的发展痕迹，要以全身的生命力而著作成”的历史书，最终选定“献身教育笃学而热心的一位女士”，即藤谷操所著的《日本二千六百年史》(中译本与大川周明所著同名)。藤谷认为，具有2600年历史的日本国最值得夸耀的地方有两点：第一，以“万国无比的万世一系的皇室为中心”，大和民族总是处在顺利的发展中，即使遇到危机也能打开一条血路。第二，日本既不侵略他国，也不被他国侵略，而是“像一个大家族似的国家”发展壮大起来。这就牵涉到了日本在中国已经持续数年的战争的合理性问题，对此，藤谷解释道：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并不是为了割地赔款，而是要驱逐“赤俄”，排击英法，将中国“由抗日的迷梦里救出来，使之脱掉欧美各国的殖民地似的现状，与日、满、华各民族一致携手建设东亚新秩序，要向确立永远的和平上迈进去”。总之，在上述表述中，日本2600年的历史是以万世一系的皇室为中心的，“万古不易之国体”也必须受到尊崇。这在神化日本历史的同时也美化了近代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和扩张。
实际上，日本的起源神话与时下相隔久远，二者分属不同的记忆类型。扬·阿斯曼(Jan Assmann)将二者分别定义为“文化记忆”与“交际记忆”。他指出：文化记忆是起源时期的信息，交际记忆则是新近的关于过去的信息，二者在内容、形式、编码、存储、时间结构以及承载者等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别。起源神话与时下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区隔，但在上述关于日本的历史表述中，更为作者强调的是，二者有着高度统一的核心：天皇是日本的中心，万世一系的皇室亦将永远作为日本的中心而存在。在这里，被表述的二千六百年已经超越了阿斯曼的分析范围，它们更多地服从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失去了记忆本应具有的主体性与多元性。
沦陷区内日本人的相关表述如上，中国人又是如何回应的呢?大川所著《日本二千六百年史》的中文版译者为雷鸣。雷鸣自述，在抗战之初，他以为日本会在一年内自然崩溃，故而支持抗战;但战争爆发已近四年，结果却并非如此，因而转向“和平运动”。而要保证真正永久的和平，就必须了解对方的历史与文化。在此思想指导之下，他翻译了大川的这一著作。诚然，译者真正的用意现在已经无法辨明，但至少在公开的表述中，“和平”(而非日本的历史)才是他最为看重的。退一步说，即使雷鸣并非真的持此观点，至少也可说明，在他看来“和平”最可能迎合沦陷区读者的心理。通过大川的著作了解日本的历史则是谋求“和平”的途径与手段。
汪精卫亦为纪元庆典发表了祝词。祝词中，他赞美了日本两个方面的特点：日本的皇室万世一系，日本的政策“根据八纮一宇之格言”。在他的表述中，“八纮一宇”等同于中国的天下一家，也就是孙中山所设想的大同世界。因此，汪精卫表示要以日本为榜样，努力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进而共谋世界之和平。值得注意的是，汪将“八纮一宇”视为中国的文化主张乃至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从而在赞颂日本的同时突出了自身的主体地位。正如他在祝词结尾所宣称的，其首要目标是实现中国的独立与自由(至于如何实现、能否实现则是另一问题)，其次才是参与到日本的癫狂与妄想之中。
回顾以上表述可以发现，日本对二千六百年的表述绝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简单叙述。它以皇室为中心，同时容纳了过去、现在与未来。它使所有的日本臣民都被束缚在“尊崇国体”的名义之下，成为失去主体性而仅作为臣民之一员的存在。战争时期，这种表述具有无可争议的正当性与权威性，“以‘现人神’——天皇的无谬性为中心所建构出的国体观念”被灌输到日本人的思想深处，而悖逆者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惩处。沦陷区内中国人的回应则存在着微妙而不容忽视的不同，单做文本的分析或许会有“过度阐释”的嫌疑。因此，下文将围绕日本纪元庆典期间各沦陷区的具体应对展开论述，从而发掘沦陷区内日伪双方政治互动的实态。
三、沦陷区的纪元庆典
1940年11月10日，日本首都东京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纪元庆典。为表示隆重，日本还邀请了世界各地的代表参与庆典。其中，中国沦陷区就组织了一个百人代表团前往祝贺。如果说派出代表团前往道贺还可以说是“外交礼仪”的话，那么沦陷区内关于纪元庆典的活动则更能直接地展现出占领者与伪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与互动实态。
上海是日本人在中国的主要集聚地之一，在日本国内举行庆典的两日间，这里的庆贺活动也同时举行。据一位旁观者描述，11月10日这天，所有日本的机关团体商店等一律悬旗休业，上海神社、虹口公园等地亦纷纷举行了各式庆祝仪式。仪式完毕后便是游行大会，游行之中，有军队维持秩序，游行前列有日本海军陆战队及工部局的武装开道车。游行队伍中有上海神社的神职人员，亦有一般的日本侨民，此外还有乐队和神舆等。他们高呼万岁浩荡前行，极其热闹。11日，白天为运动大会，晚上则为提灯游行大会。两日间的庆典活动虽然使人疲劳，但在新闻撰稿人高勋看来，它“不特表示出一般日本国民的爱国心理，并且十足显示着勇猛前进的精神”。不仅如此，这种强调时间上的同时性——国外庆祝活动与国内同时举行——的做法，还消弭了空间上的距离感，甚至会在某一时刻忘记自己身在异国他乡。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描述只涉及日本人的活动。根据日方的记录，11月10日上午8时，汪伪政权方面的“要人”参加了日本方面在上海神社举行的奉祝仪式，但并没有中国民众参与的记录，且在众多活动中汪伪仅参与了这一礼节性仪式。汪伪政府中央社在报道上海的纪元庆典时，同样称“情形至为热烈”，但亦未提到有中国民众加入庆典之列，而仅说这是“日军民”的行为。当然，上海市伪政府自不能无所表示，但未组织民众参与庆典则应是实情。雷鸣于此前后正在上海。按照前述分析，雷鸣在公开的表述中并不关注庆典本身，更别说参与到庆典之中，他只是想通过了解日本的历史寻求中日和平的可能。问题是，这样的表述能在何种程度上落实到政治实践之中，又是否能同等程度地在沦陷区的亲日投日者中存在呢?
苏州是沦陷时期的伪江苏省省政府所在地。1940年2月11日，日本驻苏州部队为庆祝纪元节的到来，特设盛大酒宴，于是伪政府的省长、厅长和处长们纷纷“联袂趋祝”，伪绥靖司令亦率员往贺。在此次庆贺活动中，伪政府的举措大体与上海相当，并未将苏州市民拉入庆贺活动之中。但到了11月10日正式的纪元庆典时，苏州的情形便不同了。在苏州的报道中，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本睦邻修好之旨，双方有喜同庆，有患同当。则日本有事，中国应予庆祝;而中国有事，日本亦应予庆祝。故此届日本庆祝，我人应予热烈同情”。这里所说的“同情”绝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伪省政府的主要官员以及部分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都参与到庆典活动之中。11月10日上午10时，日伪双方各要员集会于日军在苏州最高部队所在地，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典礼。仪式完成之后，日本方面便开始持旗游行，当天晚上又举行了提灯游行。需要注意的是，报道中明确了游行的成员确实只是日本人，并无中国人加入。此外，10日晚上的苏州电台还进行了多个节目的广播，包括庆典歌曲、“省主席”高冠吾致祝词、中日小学生的演唱等。次日，苏州城内各街道张灯结彩，金门城外与草桥运动场又分别举行了燃放焰火的表演。不仅如此，伪省政府之下的伪县政府还通令各机关团体以至辖区内的各商店，在纪元庆典之日均须悬挂日旗以示庆贺。
可以说，苏州的伪政府乃至整个城市都或多或少地被纳入到纪元庆典的体系之中。在庆典的集会上，当日本方面举行敬礼、升国旗唱国歌、遥拜宫城、默祷、三呼万岁、大诏捧读等仪式时，无论在场的中国人是否愿意，他们都必须作为仪式中的一员而默默存在。官员如此，城市亦然。与上海庆典期间仅有日本方面的机关团体悬旗志庆不同，苏州整座城市的主要街道都被布置起来。可见，苏州参与日本纪元庆典的程度是高于上海的。作为伪浙江省政府的驻地，杭州的情形与苏州大体相当。在2月的纪元节中，伪省、市长官及伪大民会数十人参与了日本占领者的庆贺活动，但没有平民参与庆祝大会或游行等活动。而到了11月的纪元庆典中，则有“中日军、官、民”共同参与。除庆祝仪式外，并有游艺会、广播、焰火大会等庆贺活动，“情况热烈，颇极一时之盛”。
相较而言，“行政级别”略低的无锡则有更积极的表现。在2月的纪元节中，驻无锡的日军司令官特意举行“中日军官民祝贺会宴”。庆贺活动由日本的特务班和伪无锡县公署共同筹备，并经日本人布置。“嘉会堂上，国旗飘扬，红白布幔围挂四周，警卫森严。天虽微雨，而参加各界人士跻跻跄跄，鱼贯而入礼堂。多寿楼前并由男女工人千余名，颇极一时盛况”。此外，大民会青年团还专门派遣宣传队到各乡宣传日本的纪元节，并张贴标语、发放传单。可以说，与苏州、杭州伪省政府在纪元节中的表现相比，无锡伪县政府已经揭去了最后的遮羞布，完全沦为占领者的办事员与传声筒。
这样的状况也出现在山西运城。根据《山西通讯》的说法，运城在纪元庆典中的表现可谓是“全体官民联合总动员”。与日本国内的庆典仪式一样，上海、苏州的庆贺活动都安排在11月10、11两日，而运城的伪政府似犹嫌不足，竟安排了从11月9日至11日连续三天的庆贺活动。11月9日的活动属于前期的“预热”阶段。当天，新民会将全城各地乃至各街各户都装饰起来，并在各处张贴标语。此外，还有演戏、广播、答谢以及散发传单等活动。11月10日为正式举行庆典的时间，三天庆贺活动中的核心内容也汇集在此日。除摔跤、剑术两项外，包括“日华共同庆祝大会”“日华两国国民在市内游行”以及“日华演艺大会”等几乎所有活动都是由中国与日本两个方面的人员共同完成。需要强调的是，参与这些庆典活动的中国人，不仅有伪组织的内部人员，也包括众多平民。11日的活动同样由中日两国的人员共同参加。
以上，本节探究了不同的沦陷区在日本纪元庆典前后互有异同的庆贺活动。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各沦陷区的参与程度不同，但都不得不立身于纪元庆典所营造出来的或有形或无形的“场”中。或许，上海的中国民众并未直接参与到日本的庆贺活动中，但1940年前后的上海对“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并不陌生。除上述在上海发行的大川周明著《日本二千六百年史》以及庆典两日的相关活动外，报刊媒体中也时常可以看到相关的报道。同时，日本国内的庆典活动也在上海的刊物中有所宣传。因此，日本的纪元庆典成了沦陷区必须面对并给出相当回应的政治事件。
另一方面，尽管同为日军的占领地，不同的沦陷区在纪元庆典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就本节所呈现的几个案例来说，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有限地参与了纪元庆典的活动，但并未直接将纪元庆典引入到平民生活的范围。而作为伪省政府所在地，苏州和杭州则将纪元庆典扩大到平民生活的环境之中。在“行政级别”更低一级的无锡与运城，伪政府则直接地将平民纳入到纪元庆典之中，运城的表现尤其突出。诚然，这种现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其所表现的当时当地的日伪关系，则为了解沦陷区的政治生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四、伪政权与纪元庆典
1940年世界形势正在酝酿着重大的变局，沦陷区的政治生态也比此前更加复杂。这一年不仅是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的庆典之期，也是伪政权发生权力更迭的一个时间节点。自1938年底汪精卫发表“艳电”以后，汪与日本方面的勾结便逐渐表面化。1939年5月，汪及其追随者又从越南河内来到日本占领之下的上海，开始筹划建立伪政权的工作。此时，华北方面有王克敏、王揖唐等人在北京组织的伪临时政府，江浙一带则有梁鸿志等人在南京组织的伪维新政府。汪的到来意味着南北两个伪政权均将发生改组，尤其是位于南京的伪维新政府，更将面临被完全取代的命运。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组织的伪政府以“还都”的名义正式在南京建立。从1940年初到当年11月日本纪元庆典之时，恰是南京的伪政权发生权力更迭的时期。将前后两个伪政权对纪元庆典的回应结合起来考察，或许会能够更好地将沦陷区的政治生态呈现出来。1940年1月1日，伪维新政府所办报纸《南京新报》的第1版登满了各色人等的新年献词。其中，时任日本首相的阿部信行称，“皇纪二千六百年”是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年，所有日本人都应为国家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奉献，以报答圣恩。虽然战争已历有年，但在当下的中国，“向兴亚大道迈进之中央政府”即将建立，今后的发展道路必然更加顺畅、更加光明。当然，谁都知道，这些不过是阿部的官面文章，现实远比想象复杂。周佛海在元旦当天的日记中感叹道：“中国及世界局势未知呈何现象，殊令人无从臆测。”此时，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正在南京全力筹建沦陷区范围内的“中央政府”，相应地，原来的“维新政府”行将撤销，原有成员的人事安排则仍未确定。在此情形之下，伪维新政府的大小头目们似乎无心关注日本的节庆，这从他们在纪元节中的表现便可见一斑。
2月11日，在南京的日本人如期迎来了他们的纪元节，驻南京的日本军、政以及侨民等也按照固有的礼仪举行了相应的庆祝活动。据《南京新报》当日的报道：
十一日午前九时，全居留民奉祝式在日本小学校，日本总领事馆亦同时举行。十川宪兵司令官以下奉祝式则在菊花台举行，同时培植松树五百株以留纪念。同时，午前十时在五台山举行南京神社营造奉告祭，正午十二时持旗游行。所有小学校学生、在乡军人青年会、国防妇人会、及一般居留民均可参加。午后三时在国民大会堂开映电影，奏演军乐并演讲。
该报道表明，南京的日本人——包括侨民、领事馆官员、军队及其他团体——都参与到了庆祝活动之中，但不同身份的人却在不同的地方举行仪式：侨民举行仪式的日本小学校是比较一般的集会场所，领事馆则是具有官方性质的场所，军队的仪式则在建有表忠碑的菊花台举行。此外，五台山还举行了“南京神社营造奉告祭”。南京神社是战争时期在南京的日本人极其重要的精神家园，也是举行各类活动的首选场所。总之，为庆贺纪元节，占领者举行了众多的活动。而在如此之多的活动报道中，竟没有出现伪维新政府的踪影。尽管目前还没有更直接的资料，但伪政权即将更迭似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伪维新政府参与庆贺活动的积极性。至于游行，南京与上海、苏州的情形一样，都是日本人自己的事，并无中国人参加;放映电影、演奏军乐以及演讲同样如此。
3月30日，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在南京建立了伪国民政府。伪维新政府随之瓦解。不过，南京毕竟是日军的占领之地，而且还是1927—1937十年间国民政府的首都，地位极其特殊。因此，占领者不会轻易便将其拱手让予汪精卫等人。在此情形下，日本占领者与汪伪政府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既“合作”又互存芥蒂的关系，这种政治关系远比一般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或占领者与被占领者的关系复杂得多。
与伪维新政府对纪元节的冷淡态度相比，汪伪政府对纪元庆典投入了较大的财力与精力。例如，前文提到的百人代表团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以每人1000元计，100人则至少需要10万元。在物资紧缺的战时，这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不仅如此，1940年11月10日的《南京新报》与《中报》还用了大幅的版面刊登了各“院、部、会”长官的感想文章。此外，上至汪精卫本人，下至并无名望的一般人士都在报刊媒体中发表庆贺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的言论。11月3日，一个名为“金陵艺文会”的组织在“中日文化协会”所在地举办了“日皇纪二千六百年纪念会”。关于“金陵艺文会”现有信息甚少，“中日文化协会”则是汪伪与日本方面共同建立的文化组织，该组织以褚民谊为理事长，傅式说为总干事，与日本方面往来颇多。尽管“皇纪二千六百年纪念会”的报道并未明确说明参加者是哪些人，但提到了“招待中日名流”。“中日文化协会”的级别甚高，想必这里的“名流”也非一般之人。这样看来，汪伪政府对庆典确实是高度重视并参与其中的。然而，在11月10日中方对南京纪元庆典的报道中，汪伪政府亦未出面：
十日为日本举行皇纪二千六百年庆典之日，上午十时十五分，日军总司令部西尾总司令官主持庆祝典礼，亲自领导高唱日皇万岁向东方遥拜。礼毕，举行露天聚餐。同时，日本大使馆、总领事馆等机关亦作同样庆祝。全体在京日侨则齐集中山东路日本人小学校，向东遥拜表示庆祝。所有全市友邦军民人员，莫不兴高采烈。
在当日的庆典中，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亲自主持仪式，此前苏州、杭州等沦陷区的庆典皆是日伪两方人员共同参加，难道南京的伪政府真的缺席了吗?在日方资料的记录中，11月10日和11日还举行了书道展览大会，“中国方面要人及学生的特别参展作品博得了非常的好评”。可见，伪政权方面是以提供书法作品的形式出现的，其人员则并未到场。上述中方报道的最后一句特别强调“所有全市友邦军民人员，莫不兴高采烈”，这既表现了日本军民的兴奋情状，又暗示着本次活动仅仅是对方的庆典，与己无涉。换言之，汪伪政府似乎有意与日本纪元庆典保持距离：一方面，它确实热情地发表了各种感想与议论，并派出庞大的代表团赴日本参与庆贺;另一方面，关于11月10日南京的正式庆典只发布了极其短小的报道，且汪伪方面集体缺席。这究竟该如何解释呢?或许，以汪伪方面的视角重新审视日本的纪元庆典会发现新的线索。
1940年11月，汪伪政府刚刚成立半年，谋求新建立的“中央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是他们的重要目标。而在此时，汪伪政府甚至还没有获得日本方面的正式“承认”。直到1940年11月30日，汪伪政府才与日本签订了所谓的《国交调整条约》，以出卖国家利益的代价，获得了日本的“承认”。因此，纪元庆典前后的汪伪政府没有像运城那样，强行组织民众参与到日本的庆典中。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汪伪对日本的庆典避之唯恐不及——事实上也做不到。纪元庆典是“友邦”日本的盛大节庆，作为日本“友邦”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尽管仍未获得正式的承认)自然应当致以问候，并派员道贺。这不仅是“外交”礼仪的需要，也是在政治上、文化上强化双方关系的契机。于是，便有了百人代表团的出访，以及汪伪政府各主要部门的长官联合在庆典当日刊发的感想文章。如果说这一解释仍然只是推测的话，那么日本庆典的前后几日间，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南京市“政府”围绕总理诞辰纪念而举行的一系列活动则从侧面提供了证明。
陈蕴茜指出，在孙中山的众多纪念日中，只有逝世日与诞辰日被定为法定节日，举办的规模与形式与“双十”国庆相似。其中，逝世纪念日强调庄严肃穆的沉重感，诞辰纪念日则更加突出喜庆气氛。汪伪政府完全继承了此前关于总理诞辰纪念的形式规范，11月9日，亦即日本纪元庆典的前一日，南京市“政府”召集“首都警察厅、南京市党部、市商会暨各区公所、各中小学校代表等三十余人”在大礼堂召开会议，商讨纪念总理诞辰的相关事宜。会议决定：纪念日当天放假一天，全市悬旗志庆;召开纪念大会，行礼如仪;开放中山陵半日，以便民众自由瞻谒;在“国立中央大学”大礼堂举行歌咏比赛决赛。南京之外，其他各地区也广泛组织了纪念活动。可以说，汪伪政府及地方各级伪政府对总理诞辰的重视程度与活动范围之广泛，要远远超过日本纪元庆典。
此外，汪精卫还为总理诞辰发表了纪念文章。文中，汪首先从1940年是鸦片战争的百年纪念说起，指出中国不仅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共产主义的威胁。按照孙中山的遗嘱指示，中国要实现独立自由，就“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斗争”。汪认为，无民族主义则不足以唤起民众，无大亚洲主义则不足以团结东亚各民族，因此他主张“联合”日本，共同“努力”。最后，汪着重强调，中国的独立自由与(日本所谓的)东亚之解放必须同时推进，在他看来，“中国若不能得到独立自由，则无分担东亚之资格;东亚若不解放，则中国之独立自由不能得到保障”。在他的表述中，中国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独立自由。当然，现实并非如此，这样的想法不过是与虎谋皮，根本不可能实现。
以汪伪政府对总理诞辰的重视以及汪的表述作参考，再回看日本纪元庆典前后汪伪政府的回应，此前的推论便可得到进一步的验证：汪伪政府之所以一面热烈祝贺日本的纪元庆典，一面又对南京的相应庆贺活动保持距离，主要还是由其尴尬的身份决定的。其不会像运城那样一味讨好作为占领者的日本人，也不会像国统区或解放区那样漠不关心。汪伪政府的所有回应，都要表明自己作为日本的“友邦”，应该——也只能做到的地步。在总理诞辰纪念日中，从活动安排到演说文章，无一不在强调着汪伪政府与日本之间既“相互提携”又保持距离和警惕的复杂关系。
五、东亚视野下的纪元庆典
以上主要探讨了中国沦陷区参与日本纪元庆典的情形，可以发现不同地区参与庆典的程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纪元庆典是日本国内及其势力所及的东亚各地区均须面对的重大事件，因此要进一步明晰中国沦陷区独有的特征及其与其他地区的异同，就需要对日本国内、殖民地以及伪满洲国的相关情形进行宏观把握，通过比较探究沦陷区参与纪元庆典的独特性所在。
根据古川隆久的研究，日本国内在1930年便开始考虑纪元庆贺的问题。经过长期的商讨和筹划，到1936年2月，日本中央层面的纪元二千六百年祝典准备委员会确定要从六个方面开展庆贺活动：(一)宫中祝典;(二)国家级神社的祭典;(三)与肇国创业有关之神社的临时祭典;(四)大阅兵式、大阅舰式;(五)国民祝典;(六)“奉祝纪念事业”，即建筑、出版等纪念物。据统计，纪元庆典前后所举行的“奉祝行事”，即仪式、集会等活动共13000项，“奉祝事业”15000项，所用经费达1?6亿日元之多。这些活动规模宏大，涉及面广，有的纯粹由政府操办，如宫中祝典、阅兵式、阅舰式等，而更多的则是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之下，由所谓的民间团体组织和落实。
从具体的操办情形看，按照上述中央层面的规划，日本国内的各个地方均举行了庆贺活动。以福冈县为例，在县级层面，先后举行了新年奉祝式、纪元节奉祝式及建国祭、后方奉公祈誓大会以及纪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式等活动。在市级层面，还有体操大会、展览会、游行、歌舞等活动。町一级的庆典同样丰富，除奉祝式、奉祝大会等外，还包括运动会、游行、相扑大会、武道大会、参拜神社等各式活动。此外，各公私团体还分别举行了庆贺活动。如“大日本飞行协会福冈县支部”举行的建国祭空中式典，大阪朝日新闻九州支社和日本观光联盟九州支部举行的圣火接力跑等。日本政府通过这些活动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民众，几乎每一个日本人都难以置身事外。
日本国内举行的各种“奉祝行事”和“奉祝事业”也同样出现在其直接统治的台湾地区和朝鲜。据日本官方记录，台湾的“奉祝行事”共300项，有运动会、学校大会、展览会等形式;“奉祝事业”共465项，包括植树造林、整备运动场、建造忠魂碑等活动。需要强调的是，台湾地区和朝鲜参与纪元庆典的表现与日本“内地”存在一定的差异。蔡锦堂对台湾举行“奉祝事业”的研究有值得注意的见解。他提出，许多学校以奉祝纪念的名义建造楠木正成和二宫尊德的铜像，楠木是日本历史上忠于天皇的代表人物，二宫则是出身贫苦但通过努力终有所成的农政专家，学校为二者树立铜像是要对学生进行“忠君爱国”和“勤劳奉仕”的精神教育。与此相近的是，放置天皇、皇后肖像以及教育敕语的“奉安殿”或“奉安库”也在奉祝纪念的名义下进入校园，使校园之内充斥着“忠君爱国”的教育理念。此外，建造、扩充、整备神社也是台湾地区奉祝事业的重点。实际上，与日本国内相比，台湾地区所进行的关于神社的“奉祝事业”并无特别之处，但在学校内的活动则确实与日本国内略有不同。日本国内的学校也是奉祝纪念的一个环节，但与其他机关团体相比并无明显的优先地位。而在台湾地区，由于“内外有别”，民众对日本的忠诚度与日本“内地”不同，因而需要借助纪元庆典加强对民众的规训，而规训的重点自然是心智尚未成熟的在校学生。这种通过纪元庆典加强对殖民地学校和学生规训的做法同样也出现在朝鲜。例如，在京畿道的“奉祝行事”中，京城师范学校在1940年先后举行了四次奉祝活动，其学生、学生家长以及附属小学学生均被纳入到活动之中。在全罗南道，几乎所有的小学都举行了相应的奉祝活动。
伪满洲国是日本承认的“独立国家”，但其参与庆典的情形与台湾地区和朝鲜几无二致，而与沦陷区的差异则较为明显。1939年12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设立“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满洲帝国庆祝委员会”。该委员会以“国务总理”为委员长，其下有干事会和事务局，负责具体安排各项庆祝事宜。另外，“省、市、县、旗”等地方伪政府也设置了相应的委员会，从而全面将日本的纪元庆典纳入到1940年伪满境内的重大政治工作之中。至1940年1月底，伪满政府已确定了庆典的具体安排。其中，“庆祝行事”包括：在新京，即长春举行纪元节祝典、一德一心展览会和庆祝纪元体育大会;赴日参加纪元节庆典、国民动员大会，另外还会参加11月在日本举行的庆祝式典、兴亚都市大会以及兴亚神宫竞技大会。“庆祝纪念事业”则包括向伪满皇帝献上五谷、向日本皇室献上物产、普及国民舞乐、建设神武殿、日满青少年通信交流等。除新京外，伪满各地也都在各地方委员会的组织之下举行了庆祝活动。例如，伪满黑河省筹备的“纪念事业”包括扩充黑河神社、编纂“国境史”、设立纪念碑等。伪满安东市，即丹东市在11月10日庆典当日举行了“二千六百年庆祝兴亚国民动员安东市大会”，10日凌晨1时，伪组织要求义勇奉公队、青年队、国防妇人队、女子学生队等15000人集合，他们迎着深夜的寒风前行，然后与在乡军人队以及一般市民合流，召开市民动员大会。
从上述情形来看，伪满参与纪元庆典已经与台湾地区和朝鲜这些直接受日本统治的殖民地无甚差异。如果说还有不同的话，就是伪满洲国名义上的政治首脑不是日本天皇，而是伪满皇帝，因此在举行活动时要先向伪满皇宫遥拜，再向日本皇居遥拜。但也正是在1940年的纪元庆典之时，伪满皇帝溥仪在关东军的授意之下，为自己和伪满境内的中国民众“请”来了日本的天照大神，并将其作为“建国之神”供奉在“建国神庙”之中。天照大神出自日本神话，被奉为日本天皇和皇室的始祖。伪满洲国以天照大神为“建国之神”，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其从属和傀儡地位，使其不仅在纪元庆典之时与日本同调，且在任何时候都要铭记建立伪满洲国的是日本，因而在任何时候都要追随日本。
与日本国内、台湾地区、朝鲜以及伪满洲国相比，沦陷区内伪政权举行的庆祝活动几乎不值一提。即使是表现最积极的运城，伪政权也没有举办具备规模的“奉祝事业”，而仅是在庆典前后加入当地日本人的“奉祝行事”之中。笔者认为，沦陷区内的此类行为更多地是一种向占领者表示态度的政治行为，是一种日伪之间的政治互动。但是，沦陷区毕竟与日本国内及其殖民地不同，也与伪满洲国存在巨大差异。这里的纪元庆典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动员中国民众的目的。在上海、南京这样的城市，民众没有被强迫纳入到庆典之中。可以说，纪元庆典在东亚引起的波澜是以日本国内为中心，而后向台湾地区和朝鲜传导，其次是伪满洲国，最后是中国沦陷区。愈往外，这一波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愈弱。
六、结语
在内外局势急剧变动的1940年，纪元庆典不仅在日本国内起到动员国民和刺激经济的作用，也在日本势力所及的地区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国沦陷区亦不例外。沦陷区内围绕纪元庆典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在文本表述层面，中国方面的表述则存在着细微而不可忽视的差异;在政治实践层面，各沦陷区均被卷入到纪元庆典的活动之中，但不同地区表现出的差异性也同样明显。这种差异主要是由日伪之间的政治关系决定的，即占领者对伪政权的控制程度如何，伪政权对占领者的依存程度如何。若将沦陷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其对纪元庆典的因应也有共性。无论是有意与日本保持距离的南京，还是进行“官民总动员”的运城，参与庆典的程度大多限制在政治任务与仪式的层面。在汪伪政府自称继承了国民政府法统的前提下，沦陷区的纪元庆典难以跨越政治礼仪的界限，因而也未能充分发挥战争动员的作用。
与沦陷区不同，日本国内以及朝鲜、台湾地区、伪满洲国等地区动员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战争仍在持续、经济状况日益紧张的时期，这些活动一方面起到战争动员的作用，另一方面也给社会经济带来了直接的影响。而在沦陷区内，由于占领者的统治基础薄弱，不具备大规模举办庆典的条件。结果，在日本直接统治地区发挥战争动员与刺激经济作用的纪元庆典，在沦陷区便成为展示日伪关系的政治表演。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
作者谢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13 16: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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