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朗 | 抗战研究的方法与视野
2022-10-14 15:53:17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是一场扭转近代以来中国命运的战争，也是一场改变中国社会走向的战争。经此一战，中国渡过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并从危机中浴火重生，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对于这场伟大战争的研究，尽管没有精确统计，但相关论著数量高居于近代各事件研究之首，应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那样，“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1]70周年的纪念活动已经过去，抗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仍是学界和社会的期待。

　　抗战研究如何深入?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出回答，探讨如何加强研究的薄弱环节，如何拓展新的领域，如何发掘和利用史料等等。就总体而言，我更想强调刘大年先生在20年前就表述过的看法，我们必须真正把抗日战争史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和整部中国历史一样必须成为科学的客观研究的对象。我们必须把抗日战争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提高它的科学性。”[2]这一观点今天仍然有必要坚持。尽管抗战研究的许多课题具有天然的政治敏感性，许多结论可以解读出政治意味，但是，作为一门经得起推敲甚至挑战的科学，抗战研究必须坚持科学态度，拒绝历史虚无主义，维护学术规范与尊严。在科学领域，理性之花的开放才是长盛不衰的。

　　如何深化已有的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或许值得我们更多思考。改进研究方法、拓宽观察视野，将会使抗战史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局面。

　　历史意义与历史影响：细节影响深度

　　在以往的论述中，不少人似乎将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与历史影响视为同义，甚少觉察其区别，因而，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人们对于抗战的意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对于历史影响的探讨则仍停留在多年前的水准上。说起抗战的意义，人们立刻会开列几条，如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对外反侵略战争所取得的第一次彻底胜利，国共力量的消长变化为数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准备了基本条件等等，这些历史意义的阐述几乎形成了标准化的答案。然而，我们真正理解了这些历史意义吗?我们真正深刻体会到了抗日战争在各个方面的直接影响和潜在影响了吗?未必。

　　就以数年后的政权更替为例，以往在探讨为何中国共产党在战后短短的三四年中便能迅速夺取全国性胜利时，常常有不同角度的探讨，如抗战中的战力损耗，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中共的情报工作、农村土地改革等。这些因素的探讨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注意不够的是，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已经埋下了变革的种子。抗战中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尤其是第二次，浪卷朝野，波及社会各个阶层。在城市，无论是在知识界，还是在工商阶层，实行民主政治已经成为各界的共同要求。可以说，到抗战后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理论基础与社会基础已经开始崩塌，继续实施专制统治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国民党内也出现了变革的呼声。然而，国民党最高层并未体察到社会意识和社会潮流的这一重大变化，仍然企图固守其专制统治。这样，它不仅在农村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在城市也失去了社会精英阶层的支持。于是，当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的民主协商制度时，社会充满着期待。可以说，抗战已经为此后的政局变化做好了思想观念和舆论上的准备。我们说抗战是中国复兴枢纽，其含义是多方面的，抗日战争开启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大门，这扇大门一旦打开，国民党已无力再行关闭。当然，最终实现政治变革，还需要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

　　再就外交而言，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实际上已失去美国的坚定支持，这不可不察。在抗战前期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期，中美关系确有极大改进，美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中国也成为美国的重要伙伴(英国无疑是美国的最重要盟友，但美国与英国对战后殖民主义的归宿有较大分歧，与中国倒有更多的接近)。然而，随着越来越深入地走进中国，美国更多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的黑暗面，对国民党日益失望。对抗战后期的民主运动，美国持一定程度的同情、肯定与支持态度，并一再敦促国民党政府做出响应。史迪威事件是中美矛盾发展的集中体现，一位上将级将领被盟国“驱逐”，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为了缓和矛盾，美国作了妥协和退让，召回了史迪威。然而，美国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失望是深入骨髓的。一个为维护统治而拒绝改革的顽固形象已深深地刻在美国人的心中。战后爆发的内战，与其说蒋作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挑起了内战，倒不如说美国是被蒋介石拉入了中国的内战。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是有条件有限度的。

　　简而言之，对于国民党来说，“毁灭的种子”在抗战时期已经种下。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一个事件的历史影响的细节探讨会大大丰富我们对于其历史意义的认识，反之，则会使我们的认识流于空泛。在任何历史事件的意义讨论中，具有个性的细节探讨都是不可或缺的，细节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认识的深度。

　　战绩的困惑：综合比较研究

　　抗战史研究者大概都经历过这样的困惑：无论是某一战役，还是整个战争的战绩，常常会有数个不同的数字，采信何种难以抉择。中国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但过分夸大战绩，似乎非如此不能显示中国的贡献，这便犯了一个方法论上的错误。

　　任何比较都应是综合因素的比较，既比较绝对面，也比较相对面。我们不能不顾客观条件，以一个统一的标准、绝对的数字衡量一个战场的重要性。既要比较战绩，就要比较取得这些战绩的基础。抗战时期，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与先进的工业大国苏美英相比，中国的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工产业差得很多，军力上自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在欧洲战场上，斯大林格勒一场会战，苏军就歼灭德军数十万(苏联声称达一百多万)，这样的战果在中国战场上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然而，如果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国力、军力，做一个国力、军力与歼敌数比较的话，可以说，中国战绩一定是毫不逊色的。

　　试以中、日、美国力和战绩作一比较。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60亿美元，中国仅有13?6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倍多。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工业的较量，尤其是钢铁的较量。1937年日本钢产量580万吨，中国关内钢产量只有4万吨，完全不成比例。但日本与美国相比则又相形见绌了。194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约150亿美元，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986亿美元。当年的日本钢产量为765万吨，美国钢产量则已达8059万吨。中国与美国的国力差距数十倍甚至更多，但中美两国歼灭日军人数的差距则远非如此悬殊。以美国对日本的压倒性优势，中国对日本的巨大劣势，中国取得的抗战战绩是足可以自豪的。

　　如果要比较抗战意志的坚定，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中日之战与法德之战。国力相差悬殊的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直顽强抵抗，而法德之间国力差距有限，法国却在德军发起全面进攻数月后便告沦陷。中国抗战的可歌可泣之处，在于中国人民在极端困境下的坚持，在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后的坚持，这是许多国家难以做到的。

　　这样的综合比较不仅适用于观察中国战场和世界战场，也适用于观察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逻辑是一样的。抗战刚刚爆发的时候，国民党领导的国家正规军有170万，而共产党领导的到达陕北的红军不到5万，留在南方的游击队也就一万多人。不仅兵力差距大，武器装备差距也很大。这一军力差距决定了当时两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承担不同的角色，要求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一样打正面大会战，取得同样的战绩，是没有道理的。

　　过分夸大战绩，归根到底是不自信的表现。这实际上是给自己预设了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它要求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消灭日军要超过装备精良的美军，敌后战场消灭日军要超过正面战场，否则，似乎就没有完成任务。这可以称之为自我设置的“陷阱”。中国战场能够在中日战争中坚持到底，能够牵制住大部分日军，并给予重大打击，已算超额完成任务;敌后战场能够在残酷的战争中坚持下来并发展壮大，消灭大量日伪军，已是勇建奇功。过分夸大战绩，实在是不必要的。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国家视野

　　如何评价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如何评价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作用，一直是抗战史研究者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两岸学者及社会较难达成共识的一个问题。这一争执的产生由来已久，抗战还在进行之时，国共双方就互相指责对方消极抗战，分别有“一分抗战”或“摘桃子”的说法。这样的批评持续了数十年之久。数十年相互指责所形成的国际影响是，既然中国的两大武装力量都被指责作战不力，那么，对于世界抗战的胜利而言，整个中国就有“摘桃派”的嫌疑了。中国的抗战作用在国际上被人轻视，不能说与中国内部这一相互贬抑毫无关系。显然，出现这样的结果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所乐见的。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抵抗战争，中国的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都行动起来了，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抵抗战争中。国共双方在抗战中分别承担起不同的领导责任，如今若仍纠结于领导权的争论，则很难形成共识。实际上，强调任何一方单独领导了抗战，都是不全面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尽管国民党居于中枢地位，但实际上并不能指挥中共军队，并不能领导敌后战场的抗战;尽管中共军队在敌后战场抗敌有功，并积极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但它也无从对正面战场发挥领导作用。国共在两个战场合力支撑了抗战。缺少任何一方，抗战都难以取得成功。胡锦涛同志曾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3]如果一定要谈论领导作用，是否可以简明地说，国民党领导了正面战场的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敌后战场的抗战?

　　对于世界来说，中国只有一个。过度的相互指责，只会削弱中国抗战的世界评价。抗战胜利已经过去70年了，如果说最初关于这一问题的争执事关执政合法性与政局走向，在70年后的今天，这一影响因素已大大淡化，我们更有可能从民族视角国家视角来观察那场战争。在那场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无论是姓国，还是姓共，都是中华民族的军队。

　　亚洲主战场与东方主战场：国际视野

　　我们看到，对于抗战的研究和认识，我们不仅与战时的敌国有着极大的不同，与战时盟国英、美、苏也有着诸多不同。我们的某些数字和结论在国际学术界难以得到更多的认同。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国际学界对中国的抗战、对中国的抗战史研究了解不够，有轻视中国战场的倾向;另一方面，我们在与国际学界沟通上也存在着可以改进的地方。

　　一些颇为常见的提法，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不再去体会其中的精确含义，但对外国学者来说，他们会立刻注意到不同提法之间的细微的或重大的区别。例如，在对中国战场进行评价时，我们不太注意亚洲主战场和东方主战场的区别。我们常说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也有说是亚洲主战场。但在美国人看来，这两者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一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分为东方战场和西方战场，东方战场又可分为亚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若说中国战场是亚洲主战场，大概没有什么人能够质疑，但要说中国战场是东方主战场，一直认为美军歼灭日军数量高居首位，且给日军以毁灭性打击的美国人，便很难接受这样的说法。要改变他们的看法，很困难。比较起来，中国战场是亚洲主战场的说法则更容易获得国际学界的认同。

　　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是推动抗日战争研究更加深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国际交流应秉持更为包容和开放的态度，我们不仅要让国际学界了解中国学者的看法，也要努力去了解国际学界的看法。我们需要传播我们的声音，影响和改变他们的看法。但是，如果仅仅把改变对方作为国际交流的目标，那是不够的。我们也需要倾听别人的声音，了解别人的观点，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外国学界全盘接受我们的看法，而是要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抗战的贡献和牺牲，肯定中国战场的贡献。一厢情愿地要求别人接受我们的观点，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系统研究与个案研究：历史视野

　　《抗日战争研究》近年来倡导“大抗战史”的研究，主张从更为长时段的更为世界的角度来探讨中日间的这场战争，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它将使我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更加准确和透彻，也使我们能避免研究的片面性，避免他设甚至是自设的“陷阱”。

　　通过对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考察，我们会得出结论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而日本的一些人常常强调它的偶然性，或日本方面做出反应的被动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常常是中日学者间争论不休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仍然坚持我们的观点，这是因为，我们的观察更为整体更为系统。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是一个长期发展、长期积累的结果。有关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我们既可从文献中找出依据，也可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理出其发展脉络。当然在讨论历史的必然性时，我们的阐述应该更加精细，避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我们毕竟不能排除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斩钉截铁地认为中日关系只有兵戎相见这一条路可走。近代以来，不仅有很多中国人力图避免走这条路，在一段时期内一些日本人包括某些当政者也曾避免走这条路。然而，他们终究未能改变这一总的走向。历史研究恰恰是要去探究，为何有多种走向可能的中日两国最终走向全面战争?为何温和的理智的声音如此无力?其国策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到底在发挥着何种作用等等。

　　作为事后观察的历史学者，我们有着极大的便利，即日本侵华历史趋势的存在，已经被历史进程和相关文献所证明，其趋势之清晰已经到了不需要提供更多证据来证明的程度。因此，对于历史上的一些悬案疑案，我们可以采取更为客观的态度，而不必执念于有无之争。例如，关于《田中奏折》，无论有没有这个文件，都不能改变日本蓄意侵华的历史。证实这个文件的存在，固然是为日本蓄意侵华增添了又一个佐证，但如果没有这个文件，难道能够否认这个已被历史证明了的日本战略的存在吗?就事论事，如果这个文件真是伪造的，倒是应该佩服起草者对日本战略的透彻了解。当然，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待继续进行，双方仍可各持己见，但大可不必对其有无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与此相类似的是，我们真的不必在一些数字上求大求多，我们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即使对这些数字作保守的估计，损失也极为惨重，日本的罪行也不减分毫，我们实在不必去夸大我们的苦难。

　　总之，对于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更为系统的研究，阐明和把握中日关系的总的发展趋势，揭示推动日本走上全面侵华道路并最终失败的原因，是抗战史研究的更为重要的任务。历史的发展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清晰的线索和足够多的证据，即使某些悬案疑案一时不能解决，也完全不能动摇已经形成的总的结论。过于在疑案上坚持难以证实的说法，反而使我们陷入穷于论证的困境，影响整体研究的推进和深入。

　　如何推动抗战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其要诀或可以一言蔽之：实事求是。

　　注释

　　[1] 习近平：《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人民日报》，2015年8月1日，第1版。

　　[2] 刘大年：《照唯物论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3]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9月4日，第2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

　　作者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14 15: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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